爱华网李登辉先生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为办学理念，强调复旦人要有“团结、服务、牺牲”之精神，以上逐渐演化成为校友们时时称道的“复旦传统”和“复旦精神”。抗战中，李登辉先生滞沪，应学生之请开设上海复旦大学补习部。他高扬民族风骨，对敌伪政权坚持“三不”原则。1947年11月，因病逝于上海。李登辉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任复旦大学校长达20余年，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复旦，被誉为“复旦的保姆”。
李登辉从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病逝沪寓，时年七十五岁。
以上是李登辉简单的史略。朱仲华在五十年以前，陈于德在四十年以前，都是复旦学生。仲华毕业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过校董；于德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办过“复旦通讯社”，关于李登辉生平事迹，亲身见闻甚多，现合作本文，以供参考。
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
一九○五年一月，李登辉从南洋回国即创“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上海，据曾任复旦校长室秘书四十余年的老校友季英伯说：一九○五年一月间，他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分发会友的通知书说：我们首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的李登辉先生近自南洋返国，已商请他于某日莅会讲演，欢迎会友听讲云云。届期往听，见李年仅三十许，黑须玄鬓，穿着朴素的西装，令人注目。因这时大家还垂着辫子，穿着清朝袍褂。由于他生长海外，还不会用中国语演讲，说的是满口英语，却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他说，“外国人办得好的事业，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记得他讲到，“现在基督教青年会规模虽大，但非中国人自办。我们应立即迎头赶上世界新潮流，自己站起来创办一个既像个学会又像个福利团体的组织，研究科学技术，与国际互通声气，吸收国际间先进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并须提倡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以图改造社会，贡献祖国。”他说他“生长南洋，留学美国，目睹侨胞常受外人欺侮，又受到中山先生的教益，所以回到祖国来提醒国人，重视教育，提倡科学，以期革命自救”云云。不久，李登辉就在上海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同道发起人有留美同学宋耀如、颜惠庆（骏人）、王正廷（儒堂）等多人，与李都担任董事。李兼任会长，后因主持复旦，教务繁忙，邀朱少屏为总干事。季英伯本人，曾充驻会书记有年。
“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一九○五年春创设于上海，为海内外中国青年服务，辅导留学生。例如代办出国及入境护照，指点报考的手续等。该会经常办理文教界和青年界福利事业，随时与国外侨胞互通音讯，征集各国科技资料，并举办讲座，聘请名人学者演讲。孙中山先生曾到会演说民族革命。又出版刊物，为中英文合编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月刊》，附设日夜班辅习学校、职业介绍部、文娱活动室和图书馆等等。在各国主要城市分设联络处，以资联系。
当时上海跑马厅及外滩公园等处，均为美英帝国主义势力霸占。帝国主义分子蔑视中国人，不许入内。李登辉一再联合“寰球中国学生会”各董事，以该会全体董事名义向“租界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但因清王朝国势陵夷，抗议未获效果。而该会再接再厉，终于在所谓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公演了新剧（即今话剧）《十年后之中国》，其剧情为推翻帝制，改建民国。由该会董事曹雪赓饰大总统，上海名医唐乃安饰内阁总理。观众大为轰动。
一九一七年，复旦由公学扩充为大学后，“寰球中国学生会”由总干事朱少屏代理会长职务，会务不像辛亥革命前后那样有声有色了。后来附设日校夜校收费较贵。其他代办福利和文娱工作等也往往带收费用，就有些营业性质的趋向了。
就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经过
一九○五年李登辉和颜惠庆等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后，上海爱国人士曾少卿等以美帝国主义到处在压迫华侨，虐待华工，发动了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李登辉擅长英文，参与对外和对华侨的宣传工作。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当时马良（相伯）为反对帝国主义天主教会侵入震旦学院，正另办复旦公学，也参加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曾少卿就介绍李登辉于马相伯，由马聘任他为复旦公学总教习，主持教务。
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复旦公学诞生于抵制美货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文化侵略的两大风暴之中。李登辉是实际负责人之一，编制教程，聘请教师，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压迫之下，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建设复旦。从此，李登辉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复旦师生于右任、邵力子等数十人去参加革命，学校停课。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两次电请李登辉去担任外交部长，他复电“不会做官”，婉言谢绝。到了南北议和时，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秩庸）聘他为临时顾问，他曾代表南方革命派意见，向伍建议。在这以前，复旦吴淞校舍，为辛亥革命军兴时毁损，事后李登辉力谋恢复，获得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的关怀照顾。南京临时政府指定上海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校舍，并特给临时补助费银元一万元。复旦即于一九一二年迁至徐家汇开学。后由李登辉
与马相伯商议决定，为使学校稳固发展，聘请孙中山先生为董事长，聘请伍廷芳、程德全、颜惠庆、萨镇冰等十余人及复旦第一期老同学于右任、邵力子为校董。组织校董会，举行成立会议，研讨发展校务等事宜。半年后，马因年老（时已七十二岁）要求退休。即经中山先生领导的校董会同意，改请教务长李登辉继任校长，马仍为校董，帮助复旦。
一九一三年二月，笔者（仲华）考入复旦肄业。三月一日举行春季开学式时，亲见校董于右任和邵力子先生等陪同李校长到大礼堂台上，宣告就职。李向高等班及附中全体学生宣布的办学方针：第一点，为培养民治的能力，注重学生自治，反对封建专制；第二点，为复兴祖国民族，重视世界大势，提倡体育军训；第三点，为培植科教技术人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学术研究；第四点，为改革社会，须从个人做起，必须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这是当时国人自办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
革命党人荟萃复旦
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笔者仲华正在复旦肄业），不少革命党人，由于北洋军阀重重压迫，不得不退处上海一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时，中山先生正在起草他的“实业计划”，他的重要干部胡汉民、戴天仇和王宠惠等也到上海出版《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邵力子和叶楚伧办了《民国日报》，宣传革命，都在艰苦奋斗之中。李登辉不怕南北军阀的嫌怨，社会绅富的指责，邀请他们来复旦教课。当时，胡汉民教伦理学，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戴天仇教经济学，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还有曾任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的薛仙舟教财政学和合作等课。复旦在李登辉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党人的讲学会和逋逃薮一样。当时，中山先生的战友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辉也常请他们来校演讲，鼓吹革命，勉励青年。笔者还记得廖先生莅校演讲时，全校大中两部的师生齐集听讲，人数虽挤，肃静无哗，倾听他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讲话。他教导我们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他讲完时，掌声雷动，人们对他十分钦仰。
复旦有这样多的革命人物讲学，实为当时华东各大学所少有。记得那时上海有些老辈人，认为这些教授是“过激党”，是“可怕人物”，不愿让子弟投考复旦。尤其是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的人物，更不赞成李登辉的做法。五四运动时，复旦学生代表上海学联向上海总商会要求动员商店罢市，会长朱葆三避而不见。代表们赶到他住宅时，他竟打电话邀龙华军队来恐吓。他曾对人说，李登辉教育出来的学生大都是“过激党”。五四以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申新纱厂荣德生等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则对李登辉办学予以资助。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亦应李邀请，与简照南等同任复旦校董。
一面编英文课本，一面读高小国文
辛亥革命前后，李登辉曾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兼任该书局英文编辑有年，编著了《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文化英文读本》等书。还著有《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也是用英文写的，曾引起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外人士的重视。从五四到北伐革命战争时期，他还编过《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文修辞学》等书。他早期编著的《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为《Doctor Sun Yat－sen》（《孙逸仙博士》）。窃国大盗袁世凯非法镇压癸丑二次革命后，认为李登辉仍与革命党有关系，敢在教科书里宣传孙中山“造反”，于是通令各省，不准各学校采用这部英文教科书。那时国人自编的英文教本还少得很，中华书局以该书销路很好，但在袁世凯残暴的压迫之下，只得在该书再版时把这一篇文章删去。但李登辉本人及各校教师授课时，则另印讲义，补充宣讲，并作说明，使青年学子对袁世凯更起反感。不久，袁终于失败，一命呜呼。中华书局将该书重印发行时，又恢复第三册第一课原文。
当年，李登辉回国时，还不大懂祖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那时清政府正在考试“洋进士”（指留洋生回国，经考试后，赐称进士）。他以为考“洋进士”就是考“博士”，取得政府的承认（承认他在国外学术上的成就），乃盲目赶到北京应试。凡是用英文和法文写答的各科试卷，成绩都好，而国文课却交了白卷。清政府的考试官认为这位“洋进士”太洋了，但还是留名存记，预备派他用场。李在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学术方面很有些功夫，成绩超群。因此一九○七年清政府送官费留学生时，派他为江南留学生考试官。一九○九年又为浙江省派赴美留学生的主试官。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早年也曾在复旦读过短时期，清末考选留学生时，竺去应试，李是主考，所以一九四七年李登辉病逝后，在杭州复旦同学开追悼会时，竺尊李为老师。
李登辉为复旦校长兼任教课时，曾述及他回国时北上应试时的感想。他说，一到北方，就看见“满坑满谷”都是官，打官话，装官腔；重虚伪，轻实际；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他看得头痛极了，下定决心“教育救国”。同时，他立志发愤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一九一三年
间，他每天早上与夫人汤佩琳（上海清心女学堂毕业）坐着马车来校时，还抓紧时间要夫人教他国文。笔者（仲华）很想知道他们俩在教学什么书本，有一天清早特去探看。在门房扶他下车时，笔者也挨上去，只见他手执《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本！到一九二○年笔者毕业时，他已能用祖国语文讲演和写作了。后来他不但能用汉语作长篇大论演说，而且还能引证“四书”了。当时有几个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还不及他呢！他继续攻读古文，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编入讲义，或发表于西报。他这位大学校长先生，比小伙子学习还起劲。他经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
主张民治的民主作风
据抗日战争前上海会计师余裴山（一九○五年复旦老同学）说，母校（复旦公学）第一次招考在静安寺路张园楼上，投考学生约在五百人以上。校长马相伯当时年已六十六。入学后，知总务主任为袁观澜，教务长即李登辉。李对学生，一如家人父子，很有民主化的精神和作风。他规定每日每餐，轮邀学生四五人与他在膳厅里同桌共餐。那时同学还不太多，第一、第二学期，各班诸生一一轮到。他利用这时间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听取各人对学校的意见。在清代光绪末年，办学者有这种作风，确是很少见的。
他曾叫学生组织过“临时自治法庭”，由学生自己审理同学中发生的“案件”。为了提倡民治，他对学生“临时自治法庭”的审理结果，还真的照办。
反抗帝国主义的凌辱
据抗日胜利后曾任上海常德路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的汪云史说，他岳父曾告诉他一件李登辉痛打美国水兵的事：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记得他在辛亥革命光复后，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有一次他来复旦授课之余，对我们学生说：“外国人在我住处越界筑路，‘租界’工部局还派人来征收‘巡捕捐’。昨天我拒不交付。我对‘征收员’说：外国各地纳税人有‘代议士’代表居民说话，表达意见，上海‘租界’里纳税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代议士’？我说，我因此不愿意交付什么‘巡捕捐’……你们同学们，认为对不对？”当场同学们齐声说“对”。那时英美等帝国主义霸占的“租界”里，由帝国主义主持的“工部局”，尚无华董及“纳税华人会”的设置。李登辉曾在西报上发表意见，以为有“代议士”可为广大纳税的同胞说话。后来英美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工部局”虽设置了几个华董和纳税中国人代表等，又何尝顾到中国人民应有的利益呢！
支持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笔者（仲华）在上海为复旦学生代表之一，投入运动。上海第一届学联会长何葆仁，系复旦华侨生。会址附设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学联”的重要决策，多向李校长和邵力子教授请示。美国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美国人），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带头行动的学生代表江一平（原名江亿平，浙江杭州人）、章益（友三，安徽滁县人）等多人开除。我们复旦同学将此事报告李校长。李当即召见并收容了他们，准予转入复旦，慰勉有加。叫他们仍当大胆为“学联”做事，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奋斗。同时李以“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名义，向海外发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时，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又开除爱国青年。李登辉仍应学生的要求，准予他们来复旦免试插班。他始终维护那些被教会大学无理开除的中国学生。笔者（于德）亲见程中行与裴复恒等多人从“圣约翰”转入复旦四年级。本来复旦四年级是不收插班生的。李登辉为此特予破例收容。
李信奉基督教，而且与卜舫济有旧交。据闻卜舫济曾对一些中国教徒说：“清末李登辉回国后，‘圣约翰大学’特赠予名誉博士，这对他声望上很有帮助；但在每次学生骚动，‘圣约翰’整饬学风时，他总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贯与‘圣约翰’为敌。这不是违背教义，为基督徒所极不应有的行为吗？”李登辉闻知后，对教友们说：“我爱宗教，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祖国，更爱青年！”
仿美的教育
李登辉办学最突出的缺点是把美国大学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复旦里来。例如，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文、理、工、商各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目，以及所用的教本和参考书，大都照搬美国大学的，并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他的办学思想是崇美而仿美的。
当年的复旦，即使是“文科”，除了国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等极少数课程外，也全用美国教本或由教师用英文编著的课本和讲义，且都用英语讲授。学生问答，也须英语，绝少用中国语言。他出布告或写手条，亦系英文。早时毕业文凭，也全用英文书写，只有毕业证明书（中国旧式八行书）上才用中文打字或油印。其他如奖状之类，满纸英文。那时的复旦文科，极像个“美国文科”。部分师生对此十分不满，由于国文教授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几位先生向李登辉提出严正的要求，才在“文科”之外，添设了一个“中国文学科”，这已经是很难得的新设施了。但即使是中国文学科学生，仍须必修许多英美教本的课目。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教学时还是满口英语。有关西洋文学的功课，更不必说。那时我们在复旦体育场上，一切运动术语，概用英语。在偶然发生争吵时，双方及第三者也讲英语。李登辉说，复旦教学必须优于英美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如能去留学的可去进外国研究院云云。直到“五卅”反帝运动和北伐战争以后，他这套崇美仿美的教学设施，才渐有改变。
由于他把美国大学的方式方法搞到复旦里来约近二十年之久，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很深。北洋军阀时代前半期的毕业生，陆续到美国去留学的很多。美国有些著名的大学亦准予复旦学生插入高级班或研究院，他们承认复旦的某些学分，不需要经过怎样繁复的考试。记得在那一些时期陆续赴美留学的有：刘慎德（即刘芦隐）、吴冕（即吴南轩）、陈萱、郭任远、何葆仁、黄华表、童逊瑗（伯蘧）、程学愉（即程天放）、余愉（即余井塘），孙锡麒（即孙寒冰）、章益（友三）、伍蠡甫、温崇信、李炳焕、李安、寿勉成（原名寿襄）、黄季陆、曾养甫等百数人。同时尚有罗家伦（志希）等十余人，从复旦转学北大，毕业后也赴美留学。北伐前后复旦学生出洋的也不少。
拒不开放女禁
一九二四年间，私立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实际负责人为校务主任陈望道），首开高校女禁。其他各大学负责人尚有种种顾虑，抱观望态度，看“上大”男女同学后究若如何？再定办法。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上大”第一次被封，迁到江湾新址，与复旦相距甚近。复旦学生与大部分教师认为必须开放女禁，以符合复旦精神，即由学生自治会干部等一再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不料他拒不答应，甚至说：“除非校长不做了，由你们去男女同学……”
当时洪深、刘大白和陈望道等许多教授，都支持学生这一正当要求，反对李登辉的做法。陈望道教授等向他提出“特殊的建议”，主张索性把校名改为“复旦男子大学”，遥对北京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大等，“以正视听”……但我们这位李校长却抱着“笑骂由他笑骂，校长我自为之”的态度，不予理睬。
直到北伐革命战争打到上海，他才迫于形势，开放女禁。于是复旦大、中两部，实行男女同学。不久在江湾校旁建筑了一座洋房，作为女生宿舍。“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湾“上大”被封，许多女生和部分男生转入复旦。笔者（于德）办“复旦通讯社”时，曾问他当初为什么反对男女同学？他说那时他阅览外国报刊知道美国有许多大学男女同学后，打情骂俏呀，始乱终弃呀，女孩子怀孕堕胎呀……闹得学风败坏，不成体统，因而反对男女同学，是“爱护复旦”。……他还说开放女禁，设备上和管理上要添许多麻烦，还是专收男生，当可办得更好；并说美国大学开放女禁后，每况愈下。原来他以美国资产阶级大学生极其腐朽的生活方式来看中国，这与他几乎以美为师的思想作风又是分不开的。复旦男女同学后，极少发生乱搞男女关系的丑闻，更没有像美国大学那种伤风败俗的坏事发生。
聘任的校董
国民党统治时期，原任复旦校董如伍廷芳等老人约有半数先后去世了，李登辉乃聘请孙科、吴铁城、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头目为校董（陈立夫和张道藩两人是复旦早年毕业生余井圹拉来的，余井圹本人也充当了校董）。李登辉想利用他们，不愿被他们利用，自命为“无党无派”，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以为有了几位文教界和实业界的校董，再添聘孙科、陈立夫等人是“应时制宜”，这样充实校董会对复旦“有利”。他又以交通银行总裁钱永铭（新之）为主席校董，说是为便于筹募经费云云。但复旦教职员，与四大家族关系较密的却少得很，而有许多进步教师和民主人士，如洪深、郑振铎、张志让、陈望道、顾仲彝、王造时、丰子恺和费巩等。（其间大部分都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接到过恐吓信。）李登辉同情进步教授，有不少人长期被聘任。
据说当时杜月笙为中国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他以资助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为由，托钱新之出面，要李登辉聘他为“复旦大学校董”，李在学校缺少固定经费而力谋充实设备之际，也允许照聘了。
授予孙科“法学博士”学位
听说朱家骅想抓复旦，企图充任主席校董，以便把持这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李登辉极不愿让复旦落在“党官老爷”之手。认为朱家骅决非真心办学之人，倘来主持校董会，那将使学校多事，前功尽弃，乃决计拒朱。他得知朱与陈立夫矛盾很深，于是他除邀陈为校董外，还进一步拉孙科为挡箭牌，以免朱暗中破坏复旦。
辛亥革命前，李在南洋群岛早与中山先生相识；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曾为复旦第一任董事长（即主席校董），因此孙科对李比较尊敬。李即请孙科为复旦校董，又在一九三五年复旦三十周年纪念典礼时，仿效欧美大学举行重大典礼时赠送名流学者“荣誉学位”的办法，授予孙科、于右任、钱新之、江一平等四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作者应邀赴沪，参加母校三十周年庆典。但见国民党京沪“要人”与文教界、工商界名流巨子，齐集江湾复旦，参加纪念大会。当时复旦操场上，鼓乐齐鸣，孙科与江一平等穿着“博士装”绕场一周，然后进入礼堂（于右任因事未到，电告李登辉祝贺母校三十周年纪念，并领谢“名誉学位”）。李登辉在主席台上致词，宣读贺电，授予孙科、江一平等“法学博士”证书。
次日沪宁各报发表复旦三十周年典礼授孙科等名誉“法学博士”新闻后，国民党文教部门的权贵朱家骅，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对李登辉此举表示不满，说私立大学尤不应乱赠“名誉学位”。接着，《时事新报》对李登辉此举，予以批评，说他“滥施国家名器”，讥讽为“复旦博士”。
蒋宋夫妇的“外宾”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用基督教仪式，请牧师余日章证婚。李登辉因为与宋父宋耀如及余日章均为旧友，曾应邀观礼。蒋宋结婚后，以宋父早年和李系海外旧识，而把李作为老长辈看待；并以李办学悠久，颇有声望，为表示“敬老亲贤”，所以每次自宁到沪寓邀三五“社会耆老”叙会时，总请李也去一叙。宋美龄崇美亲美，满口美音的英语，而李也照样用英语会话，甚至同蒋介石谈话，也得由宋美龄为之翻译。蒋非但不以为怪，而且礼貌有加。宋美龄接待他活像接待一个外宾。李登辉每次回来时，对亲近者叙述与蒋宋夫妇茶叙情况，往往说“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后来蒋介石忙于反人民的内战，无暇再搞什么“敬老亲贤”；而李登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也不再与蒋宋夫妇交往了。
拒聘朱家骅为校董
李登辉对当时国民党头目多事敷衍，独对朱家骅十分讨厌。始终不聘他为校董。笔者（仲华）由复旦同学会按照校董会章程选任为校董之时，李曾谈及“朱家骅是地质学博士，为什么不好好从事研究，在为祖国建设上力谋发展，却喜欢做大官，争权夺利，还想来抓复旦校董会？大概他以为把私立大学当地盘，可一劳永逸吧？我们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学校，决不欢迎他这种人插手……”
一九四七年春，笔者（仲华）因事赴沪时，曾到华山路蕊村去看望李登辉老师。这时他已退休有年。师母和他的儿女都早已去世了。有一位跟他几十年的老校工徐福，在服侍他。徐福早就认识笔者，一见之下，就登楼去通报他：“朱仲华来看老校长。”他七五高龄，听觉已差，误听为“朱家骅”，立即严词拒绝，说朱家骅还来搞什么？叫徐福回报，“有病不见。”徐福高声向他说明“是绍兴人朱仲华，即老学生朱承洵，不是朱家骅！”他才下楼接见，并对笔者说：“刚才我听错了，以为那个讨厌的朱家骅又来找麻烦了。我说不见，哪晓得就是你老弟，哈哈……”我们相对大笑。
全心全意为教育
李登辉先生自一九○七年在沪与教会学校“清心女学堂”毕业的汤佩琳结婚后，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后死亡。至一九三一年汤夫人病故后，他孑然一身，晚景凄清。有些复旦师友常劝他续娶。他说，他寄托精神于宗教，专心事业于复旦，把学府当作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也就是了。他生活俭朴，不置产业。文艺界著名剧作家顾仲彝在沪曾与李为贴邻，他在《李老校长给我的印象》中说：“他穿的衣服，大半还是二十年的旧东西，衬衫上满是补丁，裤子短得袜统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发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荤两素，有时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节余的钱，捐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了。他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就可以无求于人了……七月三十日，他起病前，早上我还去谈话。拙编《大学近代英文选》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签的字。……他同我谈到时局，对现状很不满（笔者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掀起内战，特务横行，乱抓乱杀）。不过他要求我不要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一个帽子给他。……他鼓励我终身为教育事业努力。还说戏剧电影也是教育，说他看过我编的《三千金》，教育意义很大……”李登辉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确实如此。他重视教育而鄙视财产；热爱祖国而厌恶官禄。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汪云史陪一个大学部毕业的同学去请李写封信给校董于右任谋事。李不肯写，当面回复说：“你在当教师，不愿当了，想去做官；我可不愿保荐你！复旦学生当什么部长、大使、委员、厅长的已经不少了。我依旧教我的书，终身教书很满意！你功课很好，还是回去教书，为国家培植人才。”
他主持私立复旦大学四十年。最后一次对复旦师生的讲话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复旦举行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毕业典礼上。那时复旦已改为“国立”，他也早已退职。复旦同学会在上海江湾母校建造了“登辉堂”，以志纪念。那一次毕业典礼即在当时新落成的“登辉堂”楼上举行。校长章益请老校长莅会讲话。据那时服务于上海出版界的复旦校友何德鹤在《现实》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一代师表李腾飞》说：“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说是在今年七月五日复旦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同学说了这几句话：你们现在穿的Capandgown，中国名词叫
做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了。更应当对国家有所贡献……Capandgown的来源，起于欧洲古代的传教士，是由传教士的服装改变而成的。以前欧洲的大学，起初只是研究神学的地方……一个传教士应当有服务的精神和牺牲的勇气……一个大学毕业生与传教士不同，但是，更加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还需要一致团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何德鹤这篇文章里还记述着：“李先生自奉俭约，不事资产……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侄辈等打开他的保险箱一看，空无所有！”
李登辉一生培植出来的学生，数以万计，服务于各省各界的人才极多，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过大专校长的即有十三人之多，姓名如次：竺可桢、胡敦复、郭任远、罗家伦、何世桢、程天放、吴南轩、章益、黄季陆、黄华表、曹惠群、裴复恒、章渊若，其中极大多数是复旦毕业生，少数是肄业生，个别是清末李兼教中国公学时的学生。可是罗家伦、程天放、黄季陆等人都没有像李老师那样安于教育。
其中章益（安徽滁县人）复旦毕业后，由李登辉留任附中教员两年。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学时，向李请示告别。李问他：“欲习哪一科？”答以“政治”。李不以为然，鼓励他改习教育，并说将来学成回国，可为母校发展教育系，为国家多培植师资；推进教育事业，实为重要使命云云。章谨遵师命，赴美后专攻教育与心理。一九二七年回国时，李即邀为复旦教育系教师，并加以培养，由副教授而教授而教务长（一九二七年章曾与南京上海各大学教授孙本文等联合发表《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当时上海文教界称为《十教授宣言》。《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均有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内迁重庆，两年后改为“国立”。章益由教务长继任校长。李年迈退休，致函说：“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章常趋李寓请示办理接收校产与复课等事宜。有时适有其他宾客在座，李就举当年鼓励他改习教育的往事，笑以语客，还叫他（章）也终身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当抱着牺牲的精神，不求利禄云云。章先后在复旦服务二十多年。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他，照顾他，安排他继续高教工作，近在山东师范学院为专任教授，是民革成员。
临终前犹望祖国统一与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间，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以致各大学师生，生活非常困难。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米价已涨到法币三十万元一担，而大学生每月公费却只有法币五万元。每日菜金合法币七百五十元，只可买两条半油条。当时交大、复旦等学生，忍无可忍，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复旦与交大两校教师即举行罢教，支援学生的斗争。章益等告知李登辉，李表示同情支持，说学生和教员都干得对！当时，李双目已有些模糊，听觉也很差，但仍很关心学生运动。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晚上，李突然在华山路寓所中风，经医疗后，卧病三月余。其友好及复旦师生颜惠庆、邵力子、陈望道、张志让和章益等多往探视。他一再询问国事，反对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希望和平。即时笔者（于德）在上海北四川路中联公司主办文书工作，例假日前往探望。他住在一楼一底的旧式房子里，陈设简朴，病榻呻吟之间，还垂询“国家还能统一与和平吗？”七五老人，在衰病中还这样关怀国事，热望祖国的和平统一，令人感动不已。
他的病迭经医疗，延至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突变肺炎，终于与世长辞了。二十一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殓时，笔者等前往致祭。复旦老校董颜惠庆、王宠惠、钱新之、邵力子等及上海各大学校长都去参加殓典。“立法院长”孙科，“上海市长”吴国桢，“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也纷纷赶到殡仪馆瞻仰遗容，表示“敬悼”。陆续前往吊唁者达五千余人。殓典时颜惠庆讲话。他说，“李氏终身从事教育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华侨，在国外深感华侨备受压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建议李鸿章‘教育救国’，主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费生一百二十名，就是由容闳率领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很大，但主张在国内多办大学，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学。三是李回国时严复在青年会讲《天演论》，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也都在主张维新改革。他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就决心终身办学了。”继由邵力子先生讲话，略说：“李先生爱国爱民，在清代主张赶办教育，提倡科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即主张团结牺牲，抗日救国，带头捐输整月的薪资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又主张和平，临终前还期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这正是爱国家爱人民，时代精神的表现。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不会离开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