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聋发聩
2001年开春,陈章龙教授到深圳大学开会,专门向周立功介绍了32位嵌入式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周立功却听不进去,他认为8位单片机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是当时中国最有价值的IDH之一,他一直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所以他根本没有感受到世界科技的潮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周立功后来迎头赶上了ARM的热潮,但回头来看他还是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事实上,成功者也是凡人,只是暂时领先一步而已,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眼光独到。有时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超越,其实每个人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2003年12月应NXP之邀,周立功与另外两位副总到美国考察10天。当他看到美国1997年出版的嵌入式系统杂志时,他对中美技术的差距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从杂志上当时刊登的广告可以看出,那时美国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搞32位嵌入式系统了,而中国至少整体落后十年以上。在拉斯维加斯CES上,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应用嵌入式技术的产品,而中国的主流依然还是8位单片机,32位ARM嵌入式系统应用技术刚处于起步阶段。
2004年3月他再次踏上了美国,参观了在圣何塞墨西哥展览馆举办的全球嵌入式系统展示会,除了LOGICPD在展示SHARP的ARM9之外,其他所有摊位展示的都是Intel的XscalePXA270。好不容易在旁边的小展厅找到了来自中国的厂商,而展示的几乎全部都是继电器、蜂鸣器、PCB等元器件,连红地毯都没有,看起来真的是破破烂烂。
在NXP的安排下,他们参观了几家跨国企业。但在与一家嵌入式操作系统公司的高管洽谈合作时,对方尖锐地指出了中国企业严重的盗版现象,对周立功想要与他们合作的愿望不屑一顾。其实盗版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人同样也盗版,而我们却被别人象强盗一样指责。虽然十年已经过去了,每当他回忆这一幕时,虽然被人歧视的感觉至今依然无法释怀,却更加激发了他的奋斗,因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商业竞争中,中美企业总有一天会短兵相接。
中美技术强烈的反差,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他坐在$2000的二手车上,看到了装载DVD的GPS。虽然朋友说GPS产品可以做,但他认为手机迟早会嵌入GPS。虽然他也看到了互联网的未来趋势,但周立功单片机已经开始步入了轨道。当时他正好40岁,不免受到“做熟不做生”传统观念的禁锢,似乎缺乏30岁创业时那样的冒险精神。
由于他原来是搞仪器的,因此他非常关注美国高端仪器的发展,同时他对中国企业在高端仪器领域集体失去话语权有切肤之痛,于是他当时在墨西哥展馆门口发誓,如果不搞出能够与跨国企业竞争的高端仪器,则绝不踏入美国半步。事实上,这十年来他一直在埋头苦干,包括半导体公司邀请他去美国开会或考察,都被他婉言拒绝了。周立功决定告别过去,向未来看齐,并决定为未来竞争。
醍醐灌顶
由于德国是CAN-bus技术与协议的发源地,且德国NXP设计了全球第一个CAN-bus控制器SJA1000,因此德国做CAN-bus产品的公司特别多。其中,与周立功联系最多的是IXXAT的老板,虽然IXXAT公司不大,但公司的老板是德国魏恩加腾市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撰写了第一本《CAN网络通信》专注,且第一个将SJA1000用于医疗设备。当时IXXAT有意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实现本地化制造,因此他发出邀请希望周立功到德国洽谈合作意向,同时周立功也想考察德国的工业,于是NXP为他安排了27天的行程。
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回头来看致远电子之所以成为了德国IXXAT在中国市场CAN-bus系列产品的主要竞争者,以及后来IXXAT被收购,与IXXAT老板的个性无不关系。当周立功应邀按时赶到IXXAT总部门口时,当时正在播放足球世界杯比赛,但IXXAT的老板却通过助理传话,他要先看完足球比赛才举行会谈,让周立功一行在外面等待。虽然IXXAT老板是一位大学教授,但却不懂得待客之道。至少要打个招呼让客户有个坐的地方,而他却让不远万里前来洽谈合作的客人在门外等待。
因为IXXAT想要打开中国市场,所以要求周立功组织翻译《CAN网络通信》专著在中国出版。当周立功拿出了中文版翻译稿时,IXXAT的老板问周立功,这本书在中国能卖多少钱,他能够赚多少稿费,周立功如实告诉他定价与版税,但他觉得太便宜赚不到钱还不如不出版,于是这本书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当双方谈到合资时,IXXAT要求共享中国合资企业所有的知识产权,却不向合资企业输出任何技术。同时要求合资企业开发的产品必须在德国制造,且以全球售价的五折卖给合资企业。他甚至还提出了许多无礼的要求,双方的谈判还能继续下去吗?因为IXXAT老板的傲慢与唯利是图,所以导致双方的合作流产,致远电子在中国自然也就成了IXXAT的竞争者。虽然当时中国在很多领域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尽管走出国门处处受人歧视,但却激发了人们奋起直追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