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年龄相近，实力相仿，名气相当，被很多人喜欢，也被很多人讨厌。两人风格迥异：一个洒脱、随性、不拘小节、不随大流，一个严谨、精明、长袖善舞、面面俱到。这些几乎代表了当下年轻人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
现在，他们之间的对比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商业。个性与价值观的迥异，体现在商业领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CEO风格和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
韩寒从《独唱团》开始，组建了一个向往自由、有趣生活的核心团队。2012年上线的「一个」运转半年，已有300万次的下载量。但韩寒始终未入戏：他不印名片，拒称自己是CEO；他排斥大范围的社交，重视人情多过商业逻辑。以赛车为主业的他，变成了一部被幕后团队推着前进的老爷车。
而郭敬明则完全不同。他强势、勤奋、有掌控力，你所能想象到的中国最成功商业大佬身上的特质，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他创立的最世文化公司，有一批当红的青春文学作者。更可怕的是，他发明了一套体系化打造明星作家的流水线。他与出版体制有着良好的互动，甚至他就是体制内的一部分。他的粉丝黏合度很高，而且他知道怎么有效地满足他们，并带领他们。
6月27日即将上映的《小时代》，是他的商业版图首次扩展到电影市场。他的商业计划还有更多。
相比之下，尽管“韩寒”这两个字被认为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却没有在商业价值上充分兑现。这当然和他的个性有关，他不在任何圈子之中，不向任何力量献媚，他更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上。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恰恰是其最大的商业价值所在。事实上，早在2009年韩寒就承认，年轻一代作家里，郭敬明一定是最有钱的。“要比他有钱对我来说很容易，但可能要牺牲一些自由和自我，我并不愿意，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由自在。”
或许，用在商业世界中赚钱的多少来作为评判他们是否“成功”的标准，本身就已失公允。在韩寒和郭敬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风格中，本身就蕴藏了这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各有千秋，各领芳华。
用韩寒的高中同学金丹华的话来说，“不管韩寒还是郭敬明，这个社会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郭敬明：我是偏执的控制狂
他以绝对主导者的身份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出版帝国”。现在，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大银幕
郭敬明的办公室地点位于上海静安区，三栋别墅连在一起，内饰奢华，几乎每个房间都有郭敬明钟爱的水晶吊灯。他的电影《小时代》曾在这里取景。
昔日的青春偶像正在向自己的青春告别。郭敬明收到岁月的第一封催告函，是在去年的一天，他在镜中发现额角有了一根白发。那段时间他正在执导自己的首部电影《小时代》，剧组拍了一组现场照片，挑照片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变化，“原来我眼角的鱼尾纹已经这么明显了”。
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恐惧，“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他说：“趁年轻可以多拼一下，而且我现在很注意保养，每天都吃燕窝。”郭敬明一边说着，一边吃着他的早饭--—罐装燕窝和一小壶咖啡。时间是5月16日上午10点，他刚睡醒。前晚他忙到凌晨3、4点钟，他说，自己习惯做完工作再休息。
在身边人看来，郭敬明一直是个上了发条的人。在拍摄《小时代》时，他每天只睡3到5个小时。而现在到了后期宣传阶段，日程相对没那么紧张，他可以恢复到睡5到7小时。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位于上海静安区、总面积超过1000平米的三栋别墅，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公司最世文化所在地。本来的客厅、卧室、书房，现在被划分成一个个办公场所，里面有60多名员工。其中第二栋的第三层，是郭敬明的卧室和办公室。
接下来，他将面临一天的采访。“只要时间上排得过来，我都会尽量去排。”为了宣传电影，他此前已经接受了几十家媒体采访，而更为密集的采访日程，还未开始。
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小时代》将于6月27日上映。继作家、出版人、商人之后，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导演。检验他票房能力的时刻即将到来。
“专业导演”
“导演”这个称呼，本来有机会更早安放到郭敬明身上。2010年时，有人找他拍摄《小时代》，但他拒绝了。“我没想好，到底要不要迈出那一步。”一直以来，他对自己和公司都有详尽的规划。那时，他还没有写完《小时代》三部曲，但版权早在2009年就卖出了。
到了2012年，郭敬明再次接到了当导演的邀请，此时他已经完成了《小时代》的全部写作。他觉得这个项目有个不赖的班底，制片人是大盛国际的创始人安晓芬，监制则是他先前就认识的柴智屏。他想试一试，“与其让别人毁掉（我的作品），还不如我自己来毁掉。”与此同时，《小时代》的电视剧也在由另一支团队启动，但郭敬明认为剧本颠覆了原作，仅提了些建议就再无参与。
《小时代》是郭敬明最得意的作品，前后花了5年写完，总计售出超过550万本，这为电影打下了不错的观众基础。郭敬明大学的专业是影视编导，虽然此前所谓的导演经验仅限于拍摄几分钟时长的课程作业，但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他是世界上最了解这部小说的人。“世界范围内的，日本也好，法国新浪潮也好，好多作家都是直接做导演。实际上，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如果把一部电影的制作环节当成一系列通关游戏，那么从一开始，郭敬明就选择了以困难模式进入游戏。他为上下两部电影写了360场戏，而一般国产电影仅有90场。“你这是好莱坞的节奏。”柴智屏对他说。后来，他删掉了一部分，上部电影仍有130场戏。
去年11月17日，是开拍第一天。杨幂是他唯一之前就认识的演员，笑着对他说：“紧张吗，导演？”“有一点。”实际上，他的紧张可不止一点，喊“卡”的声音都是颤抖的。但一周后，杨幂就对他说：“没想到你这么专业。”这和他此前的准备有关。他找了些电影拍摄的纪录片和幕后花絮，“看看人家怎么跟演员说戏的”。他还读了许多记录电影现场工作的书，消化掉大量技术术语。“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个导演并非什么都不懂。”所有的副导演，年纪都比他大，经验也丰富得多，柴智屏还请了一位执行导演加入剧组，作为另外一道保险栓，但郭敬明显然并不希望自己只是挂名。
工作量超乎了他的想象。剧组凌晨收工后，导演们还得商量接下来的计划。第二天，郭敬明需要早起试机器、走位。尽管他大概是片场唯一的新手，但很多事情他还是不放心让别人做，“我是一个偏执的控制狂。”
他用了79天的时间，赶在春节前拍完了上下两部电影。大家都很惊讶：即便是一个成熟导演，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出版人
代价是，郭敬明在这一年的写作几乎停滞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扑在公司上面。两位副总裁痕痕和阿亮，分担了他很多工作。
他们认识已久。2004年，郭敬明带着大学同学阿亮与网友痕痕、Hansey等5人，成立工作室，开始做一本不定期出版的杂志书《岛》。他们租了三室两厅的房子，像宿舍一样生活。这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只有郭敬明算是名人，2003年出版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梦里花落知多少》三本书的大卖（当年合计销量接近200万册），让他成为青春文学里最当红的作家。当初的那批人，只有一人移居美国结婚生子，剩下的现在都在郭敬明的公司担当重要职位。
落落就是在那时被郭敬明挖掘的。她是个网络写手，郭敬明很喜欢她的文字，向她约稿，还鼓励她尝试写长篇小说。很快，他们成了好朋友。在落落眼里，郭敬明“特别活跃，喜欢热闹，怕寂寞”。
落落的第一个长篇《年华是无效信》写完时，郭敬明也写完他的小说《夏至未至》。他想了一个策划方案：两人一起在2005年初出版，互相给对方写序。两本书的封面设计类似，好像一个套装系列。《夏至未至》卖到100万本时，《年华是无效信》也卖出了20万本--这是让初出茅庐的落落瞠目结舌的数字。“方案并不是出版社想出来的，完全是他想的。”落落很佩服郭敬明的营销能力。
就这样，默默无闻的网络写手落落，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也许是这种成功，让郭敬明看到这种模式可以复制。“他找到一些类似的人跟他一起走，他帮我们铺好路。”落落说，自己成了郭敬明的第一个签约作者。“合同很简单，我没去细究，大概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分成等几个最基本的数字就可以了。”
当时的落落并不知道，类似的合同后来不断细化和严谨，成为郭敬明支撑其出版王国最有利的保障。
2006年发生的两件事，让郭敬明开始真正在出版业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第一件是，他成立了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最世文化的前身）。“当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工作室已经太松散了。所以，你必须拿一个公司的框架去保证团队的稳定。”第二件事是，通过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他获得了《最小说》杂志刊号，这意味着他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杂志平台，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培养一批固定读者和读者喜欢的新人，然后与之签约。
《最小说》迎合了校园读者的口味，巅峰时单期销量高达50万本。到2007年，郭敬明旗下已经有了十几位签约作者。猫某人当时还是在校大学生，投稿被刊登几次后，被郭敬明选拔为签约作者。“他给我们的承诺还挺诱惑的：放胆去写，随便写什么，公司没有题材和任何限制，只要达到出版要求就可以出版。”她的第一本书是散文集，首印4万本卖空后，后来还加印过两次。选拔签约作者时，郭敬明的标准是辨识度。“如果每人都是郭敬明的文笔，我签他们就没意义了。不管风格是什么，独一无二是我最看重的地方。至于写得好不好，反而在其次。”虽然郭敬明写作风格偏向华丽，但他并不以此为标准。
猫某人认为，郭敬明的选择标准其实很严格。“他反复讲过，写得好的人太多了，怎样挑选一个作者？他身上肯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在《最小说》上投稿，不署名登上去，读者也能认出你。”
“超女”的启发
到2008年时，郭敬明旗下的签约作家已经从十几个扩展到了80多个。郭敬明对旗下签约作者的管理，受到了天娱的启发，他将艺人式的合约挪用到公司所签的作家身上。
郭敬明与天娱渊源甚深，他2008年底成为了天娱的文字总监，这是天娱传媒总经理龙丹妮为他专设的职务。这不仅仅让他在所擅长的文字领域把控项目，也会偶尔像艺人一样出现在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里。在电影《小时代》的投资方里，天娱传媒也是其中之一。
从2008年开始，郭敬明开始大力发展“作家经纪”。“龙丹妮是做‘快男超女’出身的，她对合约条款的规定、法律的严谨性以及对艺人后期的开发，都对我有触动，我把很多东西整合进来。”他还借鉴了选秀模式，开办文学之星选拔比赛。
在合约期内，郭敬明对作家有长线规划，就像培育艺人一样。“我不会像其他出版社，今天这个作家出书了就去抢，之后下一本就跟我没关系。”反过来，如果要通过公司出书，就必须签约。签约后，作家只需把精力专注在作品本身即可，接受采访、商务谈判等都经由公司安排。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捆绑。郭敬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给你佣金提成，你就应该帮我做工作。如果还是我自己做，凭什么给你这笔钱？”
郭敬明认为，青春文学的商业价值比传统作家更大，可挖掘的领域包括国内外出版权、电子版权、歌词、厂商代言等。“（签约作家）肯定没我们法务懂这些商业条款，自己去接洽，可能吃亏了都不知道。”很多项目，郭敬明都曾参与过，已经驾轻就熟，“自己出道太早了，各方面的合作都面临过，已经有经验了。”
至于提成，作家赚钱越多，作品销量越高，提成也越高。“你不能否认，我在这中间对你的提升。”郭敬明选择的作家，很多首印量都能达到5万到8万本，这已经足够让传统出版者艳羡了，《最小说》为他们培育了一批忠实读者。在新浪微博出现之后，他们的粉丝开始迅速增长。猫某人现在随便发一条微博，都能收到几十条回复和转发。当然，这和已经成长为第一梯队作家的落落相比不算什么，她每条微博可收到成百上千的回复。
为了完善对作家的挖掘流程，郭敬明组织了一批10人左右的专业编辑，“在网络上搜寻中国有才华的人”。根据公司每年的名额，考虑候选人的商业价值和特色，开会讨论，在候选人中选择最好的几位。
性格因素，也会进入郭敬明签约与否的考量范围。“我们公司的作家性格还蛮温和的，我不太签那种爱惹事的人。”郭敬明认为，他的公司需要有和谐的商业氛围。
当公司在2009年拥有了《最漫画》这本刊物后，签约作家的定义又扩展了漫画家。他们可以参与书的封面、内文插画，也可以出版文图合一的绘本和漫画。
当拥有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作家后，郭敬明可以灵活调配这些人，尝试更多的出版策划，他作为出版人敏感的商业触觉，愈发体现出来。作家不再只是埋头写长篇小说，而是参与到选题类的书中来。“这些书不需要大力去推，随随便便都可以卖到二十几万本。”落落说。
INK系列是运作很成功的一个书系，每本都围绕一个不同的选题展开，比如宠物、鬼怪。以边缘人群为主题的《少数派报道》书中，有同性恋者、性工作者的故事。在落落看来，这体现了郭敬明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不一定就是很激烈、有批判性的那种。”《下一站》系列风格则完全不同，充满着小清新，包括《下一站：台湾》、《下一站：神奈川》等。
《最小说》在2011年也做了拆分，同一刊号下又有了《文艺风象》和《文艺风赏》两本杂志。这是两本风格完全不同的杂志，《文艺风象》偏生活方式，主编是落落；《文艺风赏》偏严肃文学，主编是最世文化旗下最被主流文学界认可的作家笛安。
郭敬明自认是控制狂，“《小时代2.0》中两个字中间是隔1毫米还是2毫米，我都要过问。”但对于笛安和落落两位主编，他采取了放权。“我只需要知道成本控制、人员配置、每期主题，内容方面比较强化主编的个人色彩。我再去涉足，就又变成《最小说》了。”
这种尝试或许是郭敬明在纸媒衰落大环境下的一种反抗。近年来，《最小说》的月销量已经下降到30万本左右。“他想丰富一下公司杂志的种类，可以更好地拓宽公司的受众群。”落落说，两本分拆出来的杂志与《最小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者群，月销量均达十几万册，已实现盈利。
“长辈”
今年4月，为了写新一本《下一站》，郭敬明带落落等人去了法国。这纯属于见缝插针。从正月初五开始，他就一直为电影后期忙碌。剪辑、调色、宣传文案，他事无巨细地介入。“有些导演不会盯那么细，但我不太想让别人帮我做决定。如果错了的话，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郭敬明说，自己这些年没有周末，没有度假，“如果不是为了工作绝对不可能出国旅行”。
“他有时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郭敬明的助理曹帅负责安排他的采访事宜，“我知道他的强度有多大。”在今年1月电影拍摄期间，他早上五六点开工，原计划晚上可以结束拍摄，但因为意外拖到了凌晨两点，之后他坚持做了几小时的视频采访。“我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做，不管我有多累。我是一个按工作计划表来做的人，除非我生病住院。”
郭敬明对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有着某种洁癖。他拒绝未经化妆就被拍照，只要有拍照要求，他就会腾出15分钟以上请化妆师化妆。
但在拍摄电影时，这些都没办法太讲究了。他每天都戴着帽子。“我是自然卷，头发不弄就会很丑，所以戴帽子方便些。”在片场，他希望给大家创造一种信赖感。“你要让他们信任你，要让他们知道导演就是这本小说的原作者，他最清楚这个角色应该像什么样子。有导演在，出任何状况都没事，反正导演都会去解决。如果连你都失控了，大家会感觉更可怕。”郭敬明自认，这辈子情绪都没有崩溃过。
“其实在电影公映前，他对自己有期待，压力很大。但他没办法宣泄，他必须保证自己是一个给予别人信心的英雄形象。”参与了电影编剧工作的猫某人说。
“他很成熟，其实我年龄比他大，但他跟我讲话就像对女儿管教一样。”落落并没有被郭敬明真正教训过，但她总感觉谈到诸如人生规划之类的事情时，郭敬明会自然显示出一种长辈的姿态。在她看来，这个当年一起做杂志的朋友，有时会变成一个严厉的老板：“他凶起来的时候很吓人，在旁边看着都会害怕。”落落说，公司有人曾被郭敬明当场说哭过。之后，他不会道歉亦不会安慰，“是你做错了，我干吗道歉？”
但作为老板，郭敬明有时也会流露出温情的一面。落落曾有一段时间陷入写稿低潮期，情绪焦虑。一天深夜，他问落落：“你肯定还没睡，我过来跟你聊聊天吧。”之后他去了落落家，两人一直聊到清晨5点。“其实作家爱跟自己较劲，明明已经写完了，却觉得可以写得更好，永远不甘心。”郭敬明说，他能理解那种焦虑。
落落和Hansey在2007年曾离开郭敬明，和其他出版社合作。根据当时的报道，他们和郭敬明出了矛盾。这段故事，以一种奇妙的反转收场。落落被郭敬明说服留了下来，两年后，她看到出走之后的Hansey也再次出现在公司里。“我觉得挺神奇的，闹了那么大一场，好像覆水难收，但是回来后，一切都没事。”
“他们禁不住外界的诱惑、煽动，出去发现外面世界的残酷后就又回来了。我其实不太记仇。”郭敬明说，自己重朋友，“他们这帮小孩，都是在我的呵护下长大的，他们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总把外面想得特别好。”
“奴隶”
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杨幂说郭敬明是“名牌的奴隶”。刚说出来，她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之后给郭敬明发微信：“我想表达你浑身都是名牌，很懂得追求生活，就脱口而出了，没事吧？”郭敬明开玩笑说：“我恨你。”但他很快又告诉杨幂，“算了，别管了”。
郭敬明承认，即便在电影拍摄中，他也在追求名牌。“很多道具，比如一个杯子，我也会说换一个名牌的吧。每个人的衣服也都是名牌。”
郭敬明想在小说和电影中表现上海的奢华生活。“张爱玲写民国时代的上海，十里洋场，很有风情。到了王安忆的上海，写弄堂文化。现在的上海呢？你避开所有的名牌不写，那个上海真实吗？”采访时，他从上至下穿的分别是Dior、Gucci、Logan三个名牌。
上海将郭敬明拥入怀中，始于10多年前。他高中毕业，离开四川来上海读书。“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名牌，小城市嘛，来上海后才慢慢知道。”没有人给他穿衣和购物建议，但由于逐渐成名后要出席一些活动，他很快就学会了注意穿着。再后来，他没有再坐过地铁，到哪儿都是打车或开车。
当年他在自贡的家尚属小康，两室一厅的楼房，父母一间，他一间。大一那年《幻城》出版后，他就帮父母换了一套房子。“现在，他们换了好几套房子，已经住别墅了。”“就跟小孩有了新的模型飞机很爱炫耀一样，突然开始赚钱，生活开始变好，你当然忍不住想说出来。我是很物质的，从住的地方就看得出来，我在上海有七八个家呢。”郭敬明说，自己平时会看一些财经杂志，“很喜欢房地产”。
公司和家合并在一起的这套别墅，市值已经超过一亿元。别墅有两名保安，四名清洁工，其中一个只负责打扫郭敬明的房间和上面的阁楼。他有一个专职司机，两个助理，还养了三条狗。这套别墅每月会收到几百份学生来信，他不在上海的时候，司机没事可做，就在传达室读这些来信。
“搬进来感觉挺吓人的。”猫某人说，《小时代》电影也在这里取过景。公司在春节后搬入这里时，她感觉装潢太豪华了，让人匪夷所思。
让她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郭敬明的生日聚会地点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原址，而公司年会则在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女生要求穿晚礼服，男生穿西服打领带，“不会有骑马舞，郭总不允许”。
在她看来，郭敬明是个很真实的人。“公众什么样，他私底下就什么样，他不会刻意营造形象。”猫某人说，郭敬明这种对名牌的青睐，自然会招致反感。“他决定做每一件事情前，公众对他的预设可能都是不好的。就像拍电影，他很认真地投入，但有人认为他是玩票。”
一些媒体采访时，郭敬明也能意识到某种敌意。“一开始采访就会感受到，但我会尽可能表达我的看法。你设的陷阱我看得见，但我可以踩进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
“有些人想赚钱买房子，有些人想满世界旅游。你不能说谁对谁错，只是他选择了怎样一种生活方式。韩寒有了钱，不断换车，凭什么就比我高级？他玩车不是也很花钱？”谈到韩寒时，郭敬明表现得有些气愤。
近来，他在微博上多了一些自嘲，也更少讨论名牌，但他拒绝承认这是一种故意控制。“我从来不担心别人说我什么。我只是不再是一个少年的心态，可以继续享受生活。”
现在，郭敬明变得越来越忙。他的最世文化已经两年没有开过例会了，而之前每个周一都是有例会的。图书和杂志出版几乎占到这家公司利润的70%到80%，而现在他想为这个公司开展更多的业务。继《小时代》之后，公司已经开始承接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了。这是公司以前从未涉及的领域。
猫某人最近写了10集电视剧，她还在写《小时代》第二部的剧本。而在一年之前，她从未想过能做这样的工作。郭敬明告诉她：“你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科研项目去做。”“我觉得郭总率先走进影视圈，他是有自己的计划的。他也说，电视、电影圈和出版圈的联系实际上是很紧密的。”猫某人说。
最近一年，最世文化还进军了国际版权交易，出了几本书，新成立了版权部，调了几个专门的编辑进去，伦敦和北京各有一名员工跟进，“伦敦那边就可以第一时间接触最前沿的英文书”。
这些年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已经让郭敬明这个来自四川自贡的青年蜕变为典型的公司CEO形象。从他的口音与话题中，你几乎很难再找到那个西南小城的痕迹。他已经有了上海户口，中国作协的入场券，副处级干部身份（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足够多的房子，还有每年盈利超过2000万元的最世文化公司。尽管如此，他依然有更长远的目标。“公司现在是30%的阶段，我觉得还有70%可做。”郭敬明说。
对于未来商业版图的扩张，郭敬明仍试图掌控一切。曾有两个基金想入股郭敬明的公司，谈判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尽职调查都已经做完，到了最后阶段郭敬明还是放弃了。“第一，我不想股权稀释得太早；第二，我想做更多类型的东西。有基金进来，他们的诉求是你先要稳固主业。”他说。
“我做公司，就是为了赚钱”
《财经天下》周刊VS郭敬明
Q:有些明星会在微博上转发或声援社会热点事件，而你却很少，为什么？
第一，我关注的人很少，本身接触到这些事件的渠道有限。我关注的都是同行业的，他们如果不转发，我就看不到这样的东西。
第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关注上面，很难分辨消息的真假。你很可能转了一个失真的消息，我的微博影响力是2000万级，会把这个失真的东西放大到一个收不了场的地步。既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判断，那我宁愿不转，至少我不会转错的东西出来，这是我能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每人都有他最擅长的东西，比如我郭敬明就擅长写书，擅长经营公司，擅长做一名商人。有些人擅长做时事评论，擅长做慈善，擅长做经济学分析。人家已经做得很好，我就别去掺合。
Q:你有没有想过在作品中加入一些苦难元素，让其更有力量？
我觉得别人还需要对我有一定了解。比如说《小时代》里，我就在呈现人们对物质的迷茫，就像杨幂所说的“品牌奴隶”。现在很多女大学生进一家公司，确实就是在用两三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名牌包包，这种现象太多了。你说她们不就是名牌的奴隶吗？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一种现象。
你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别人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还是带着羡慕的眼光去看，这是你决定不了的。人看待事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作家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传道士，要真实记录这个社会。
Q:你不愿意加入任何道德评判？
要，但你要做得很深，不能宣讲式的，不能超过这个故事本身。
我理解大家对我的呼声，因为你有那么大影响力，就应该去做更多事情，这是大家对我的一个期望。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能为了满足大家的希望，就拔苗助长。现在要我写跟莫言一样的东西，你觉得我写出来，那个味道会对吗？
你没办法让一个20岁的人，去承载一个60岁老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在20岁的时候，最触动他的一定是爱情、梦想、青春热血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创作顺其自然就好了，千万别去主动给自己带上很多镣铐。
Q:如何看待公司盈亏？
你做商人不就为了让公司更赚钱吗？这是你的天性。你的员工薪水很低，公司发展得很差，你会很厉害吗？我不这样认为，你做公司就是为了赚钱。
Q:国家、民族、责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是一个极其热血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其热血的民族主义者。我目前的责任，是让我的公司、我的团队过得更好。
Q:在高档俱乐部里遭遇撞衫怎么办？
不太会。我的衣服都非常限量。
韩寒，被推着前进的老爷车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或CEO形象，以赛车为主业的韩寒，实际上正成为一辆被幕后团队推着前进的老爷车
对于韩寒而言，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变化正在发生。
他的公司成员人数已经由去年的个位数扩大到了十几个，原来位于上海松江的那套属于韩寒自己的三室两厅的房子，已经装不下这么多人了。于是今年4月，他们搬到了闵行区一幢三层楼的别墅里，和另外一间IT公司共用。
原来的房子里，有间摆着几台电脑的游戏室，大家可以昏天黑地打游戏，现在这种享受没有了，一切在向着正规化发展--以前不用坐班，现在则需要按时进出打卡。上班时间足够让绝大多数人羡慕了，下午1点到6点。“尽管如此，我发现大家每天都迟到。”有人说。
韩寒的行踪依然“神出鬼没”。平均说来，他每周会在公司出现两三次，但往往难以在他真正现身的48小时之前就预料到。他出现的时间基本是下午以后，这符合他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他的每次出现都让办公室变成小型签售会现场，同事会让他在一堆书上签名--多是受人所托，并非公司行为。而韩寒离开时，并不会跟所有人说再见。判断他还在不在公司的最简单方法是，从窗户里探头出去，看看院里是否还停着他那辆摩托车。
在别墅里办公，符合韩寒喜欢幽静的性格，但也是为了节省成本，月租只要两万元，比写字楼要便宜至少一半。公司成立这几年，韩寒完全靠自己独立赚的钱维持团队运营。
这是一个有如钉子锲入缝隙的采访，逮住他采访并不容易，他声称“原则上不接受面访”。5月16日傍晚，他已经开了一下午的会，其中包括与两名律师的会谈。对他而言，这又是一个变化，同事说，“以前会开长点，他都坐不住”。
韩寒的公司目前最重要的一款产品是「ONE.一个」。这是一款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免费阅读应用程序，目前已经实现了300万次的下载量。它的收入来自于广告，目前已经有七八个企业投放。
赛车现在是韩寒的主业。就在4天前，这名属于上海大众333车队的车手，因为车辆故障，错过了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在珠海的揭幕战。对于韩寒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后来居上的戏码，他去年就上演过：第一场比赛是零分，最后却拿了冠军。
但在商业的世界里上演逆转，或许比赛场上要难得多。
「一个」产品
「一个」于2012年10月8日在苹果应用商店上线，韩寒在上面发了卷首语《碎片》。事实上，「一个」就像是一枚碎片，阅读门槛低，在浩瀚的互联网信息海洋里，每天摘出一篇文章、一张图片和一个问答，不超过15分钟就可以读完。“阅读配比是合适的，对应着视觉、文艺、日常生活，轻松简单。”现任执行主编小饭说。
上线不到24小时，「一个」就冲到了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区免费下载总榜第一名。之前团队成员们对于48小时的下载量打了赌，有人最高预测到15万次，韩寒则最为保守，认为是6万次。结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下载量超过了20万次。
其实，以韩寒的号召力，这并不是一个太意外的结果。近年来，由于对公共事件犀利又不失有趣的发言，他获得了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认可，这无形中将他的关注者扩大了许多。对于有着韩寒痕迹的产品，很多人都怀有好奇心。
「一个」诞生前后，韩寒很低调，之前没有任何宣传，直到「一个」上线当天，他才发了一句话，“One is all”，配着一个长微博。事实上，这个长微博并非韩寒亲笔，而是工作室制作的。“做广告或宣传，消耗的还是自己，需要钱，或者需要置换，而且我也不确定做得好不好。我想，就先让它自生自灭吧。”那时，韩寒对「一个」并没有把握，他认为就阅读产品来讲，它太新了。“自己感觉不是特有把握的事情，我会希望做出来以后，再告诉大家。”
现在，半年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早已从下载排行榜上消失，但日均浏览量在20万至40万次之间，高于同类产品平均值，安卓版也已推出。韩寒仅仅在上面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部靠约稿和公众投稿支持其内容，文章不限类别，小说、散文、评论均可，甚至不会注明类别，唯一的标准是好看。
“我们觉得文艺是个大概念，不一定苛求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编辑部成员金丹华介绍，编辑部每天花大量时间阅读公众投稿，投稿邮箱是今年年后开通的，虽然选用比例不高，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和读者互动的渠道，一直沿用下来。
约稿则更多依靠编辑的人脉资源，瞄准各种有趣的人，“留几手”这样的网络毒舌也刚刚被邀请写了一篇。稿费以单篇计算，每篇1500元，这在电子刊物中已是高价。自上线伊始，韩寒就不介入采编细节，但他的名头对约稿帮助不小，比如小饭想约演员陈坤的稿，就借着韩寒去北京的机会，和陈坤约了饭局。最终，韩寒与陈坤相谈甚欢，合作促成。
「一个」的广告来源，有的是做广告代理的朋友介绍的，也有通过App里公布的信箱主动找上门的。对于客户他们并非来者不拒，“我们希望受众看到广告没有违和感，气质符合。”在小饭看来，韩寒只对运动和科技产品感兴趣。在商务合作上，韩寒的妻子Lily也会介入，她还负责接洽媒体。“我既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助手，很多时候我是失职的，老让太太来处理，但她其实很忙，还要带孩子。”韩寒说。
一个团队
在公众印象中，独立一直以来是属于韩寒的标签。他在文章中不断挑战权威，亦“杀伐群众”（韩寒语，即不顺应民众情绪）。这种独立也体现在他的生活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传统意义上的偶像不同，他仅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没有经纪公司，没有配偶，没有团队。
这种情况从2009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他结婚了，继而成为人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宣布要做一本杂志，即日后的《独唱团》。他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开始招兵买马。一个以商业产品为中心的团队，开始以他为中心聚拢。
他最先找到的是马一木和周云哲。这两人都曾在《时尚先生》任职，此前给韩寒做过报道，辞职后从北京投奔上海而来。“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甚至没有《独唱团》这个名字，只知道有机会去参与一个新项目。”周云哲说。
马一木则对韩寒提出的一字两元的高稿费标准颇感兴趣：“跟一个有能量的年轻人合作能诞生什么？我是容易被疑问诱惑的人，想看看能创造什么新的可能性。”两人都称，他们本身并不是韩寒的粉丝，“到现在也不是”。
2010年初，被任命为执行主编的马一木开始为韩寒组建班底。那时，投资方已经出现了变化。启动这个项目的公司已经撤离，派来的两位编辑也走了，韩寒自己投钱接手。
马一木和周云哲从一万多封应聘邮件和身边人的推荐里寻找合适人选。小饭属于是最早进来的那批人，面试是在咖啡厅里，他直接点了一瓶啤酒喝。“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马一木决定要他，小饭随后从《青年报》辞职。
何禾是朋友推荐过来做设计的，但他是学动画出身，专业不搭。周云哲让他一周之内学会设计软件，他做到了；再让他参照外刊版式做成中文版，他也做到了。随后，何禾被录用。
金丹华本是韩寒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两人联系不多。2012年7月，他由韩寒打电话邀请而加入。那时，他刚刚从公务员系统辞职。“跟那些规范格格不入，会有冲突。”他决定入伙，并非冲着韩寒而来，而是内心向往一种更自由更有趣的生活。“如果我的高中同学是郭敬明，他招我去，我也可能去。他在商业上很聪明、务实。我们现在也会聊郭敬明，也会分析、借鉴。不管韩寒还是郭敬明，这个社会就需要更多这样的人。”他之前的工作是负责劳动法规政策研究，在这里，他负责挑选文艺类稿件。
这个约七八人的团队在日后的几番波折中，并没有分开，直到「一个」上线前后，需要扩张，又有一批新人进来。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开始推动韩寒在商业领域的探索，《独唱团》正是他们涉水商业大潮的第一个产品。
《独唱团》（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在2010年7月上市后，一年多就卖了近200万册，它似乎存在着一种长尾效应，到目前已经卖出将近300万册。如果每期以50万册的销量来计算，《独唱团》每期可获得一两百万元的利润，韩寒当时得意地说：“可以发很高的稿费，给每个员工发辆车都没问题。”
《独唱团》没有广告，完全靠发行。作者不乏各个领域的知名人物，这得利于韩寒的号召力与团队中媒体人多年所积累的人脉。你很难给这本杂志下一个定义，它绝非新闻刊，也非文学刊，亦非生活方式类刊物，却将三者打通。这种操作方式对于任何做杂志的人都是一种冒险，但读者竟然买账了。
“《独唱团》的商业模板不可复制，我们的成功不可复制。”直至今日，周云哲回想那本杂志时，仍然兴奋不已，他不断重复着“不可复制”几个字。但他的另一句话，把回忆中的美妙全部打碎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一切并不顺利。2010年底，处于焦灼等待期的团队成员接到韩寒的电话：“大家聚聚吧。”饭桌上，韩寒告诉大家，杂志出不来了，团队解散。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独唱团》没有刊号，只能算书，而以书代刊是违规行为，同样被叫停的例子，还有安妮宝贝的《大方》。
在那个饭局上，小饭带头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大家喝了酒，有人还回去哭了一场。但对于马一木来说，这并非太难过的坎儿。“不就一个事儿嘛，能成也能败。”在媒体的这些年，他见证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但这个团队并没有真正解散。春节后，他们又尝试做一本远离时政却更加文艺的杂志，也拿到了刊号，但最终还是行不通。
到2011年底，马一木决定给这个团队找些事情做，他想到了做乐队。恰好有些人也有底子，他和小饭都会吉他，蔡蕾是键盘手，韩寒的角色被设定是主唱。他们还真刀真枪地练了起来，请来了民谣歌手张玮玮做老师。这支乐队甚至已经有了名字：亭林镇独唱团。
他们苦练了三个月，才慢慢发现，想成为一支真正的乐队是不容易的。“写词倒是没问题，怎么用音乐包装内容，我们做不到。”马一木说。“就像我不能给人培训三个月的赛车，就让人家去参加全国职业锦标赛。”韩寒笑着说。
让人沮丧的根源也许并不在于失败，而是在失败与重新出发的不断往复之间。在那段时间里，有人新婚，有人做了爸爸，有人练琴手指起了茧，有人经历了一场毕生难忘的网络大战。如果不是被另外一件事打断，乐队的计划可能还会挣扎并别扭地执行下去，而微博上的“亭林镇工作室”，还应该叫“亭林镇独唱团”。
老爷车
一切都缘于腾讯某位负责人与韩寒的一次聊天。对方建议韩寒借助腾讯平台，做一款信息发布产品。
于是从2012年3月开始，马一木和何禾在北京腾讯公司前前后后待了两个月，与腾讯的工程师一起，把产品框架搭了起来。“很简单的框架，做起来都是很复杂的。写错一个代码，改起来比改文章还麻烦。”
这个过程中，双方各有坚持。腾讯更愿意把这个产品看成是韩寒的资讯集散地，这样更有传播性，但韩寒觉得如果仅仅是传播个人资讯，价值不大。马一木也不愿意，“就像韩寒说，咱们一起做个登月飞船，我是感兴趣的，但你要做韩寒号飞船，我没有兴趣。”
妥协的结果是，6月上线的腾讯版「ONE.一个」中，左边是电子刊，以日刊形式做网摘；右边则是韩寒频道，提供韩寒的资讯、照片、视频以及小说连载。
经过不停推翻各种版本，不停地修改之后，应用程序「ONE.一个」终于成型。在与腾讯的磨合中，韩寒像是被团队推着前进的老爷车。小饭说，韩寒是个很随性的人，有时突然找不到人了，只有靠微信联系。
“比如你跟他讲明天什么事情要做，他明天真是没反应的，你得催他。”金丹华说。
“他是最后的判断者，他的要求这几年都挺高的，但也许他说不出他的要求。”马一木说。周云哲笑着接过话：“难以言喻的要求都挺高的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韩寒又是很好沟通的人。在小饭眼里，韩寒很和善，“从没跟我们黑过脸。”而且，他也并非强势地坚持己见，当初为产品起名字时，他想用“一”，但马一木觉得“一个”不至于太玄乎，韩寒听从了马一木的意见。
虽然腾讯对这款应用程序也会推广，比如网站上提供了App端的二维码，但技术支持与腾讯无关，而是来自于在同一栋别墅办公的那家IT公司。到目前为止，「一个」还没有遭遇任何审查上的麻烦，互联网上的自由看起来比纸面上更多。韩寒给「一个」的文章选择设定了几个原则：不要过多追逐热点，不要太快进行时政评论。“比如城管打人了--当然城管这个职业设定本身有问题，但在具体的实例中，当你了解了所有事情后，发现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每天都更新「一个」，你犯了错，没办法修正。另外现在有微博了，也不缺少批评时政的声音。”
无论把这解读为韩寒的某种妥协，抑或相信他不过选择了顺从内心，这种变化似乎都在情理之中。近年来，韩寒的写作已明显减少，“我的更多兴趣是在真正意义的文化和文艺上”。他不愿意顺应网络情绪，“我觉得该写的已经写完了，而且已经很疲倦”。
印刷情结
在「一个」相对固定成型后，韩寒的公司在今年3月做了一次划分，小饭带着金丹华等人继续做「一个」，马一木携周云哲、何禾等人调离，做传统出版。
这是韩寒的决定，他仍然有印刷品情结，依照他的说法，新开展的公司业务，缘于他有一次偶然把「一个」最好的文章打印出来，“当我拿着打印的东西阅读时，跟在手机上阅读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他和出版社聊了聊，发现在数据上很多书的销量是上升的。“中国图书出版市场，跟英国、日本不一样，它们的市场已经挖掘到了100%，全国爱读书的人都读了，这时候新产品的诞生，其实是分流了读书的人，一个Kindle可能会带走一个人，他会少买两本书。但中国100%的市场你只用掉1%到2%，而移动互联网产品只把这个市场拓宽到10%，这其中又会分出一些去选择传统阅读。”韩寒认为，做出版能赚钱，也能带给作者存在感。
这个团队里的人，虽然有着很多共性，但其实每个人的想法并不一样，在对移动互联网未来商业空间的看法上，金丹华与韩寒一致，觉得分一杯羹很难。马一木和周云哲则对移动互联网有着极高的热情，做了多年摄影师的周云哲最近已经开始学习写代码了。“我一直想把「一个」做成社交平台，但受限于一些技术原因，现在实现不了。”马一木感到很遗憾。
在出版部门隔壁，「一个」团队办公室里的金丹华，称自己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跟做公务员有很大不同。这是我换工作的原因，跟喜好结合起来了，上下班做的事情没什么区别。”
在他眼中，韩寒这些年没什么变化，“从少年时代到现在，一直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没有把韩寒当作偶像，而是更像身边的普通人，“韩寒的价值观代表了很多80后的共同认知，但他的人生轨迹比较特殊”。
他们现在还会一起踢球，就像多年前在学校里那样，只不过频率略低，一两个月一次--韩寒太忙了。踢完球到半夜，大家一起去吃烧烤。
小饭观察到，韩寒精力旺盛，“一天睡三两个小时就够了”。在工作之余，他们会打一款叫“使命召唤”的游戏。“打三年多了，他从来没有说‘很累了，结束吧’。他都是拉住我们：别走，再来一盘。”
但比照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形象与行事方式，韩寒完全不符。他不印名片（公司其他同事都有），拒称自己是CEO；他排斥大范围的社交，虽然与罗永浩等人关系不错，但那个著名的老男人饭局，他只去过一次；他对物价没有概念，甚至到现在还认为，三四十块钱可以买到想要的衣服；他重视人情多过商业逻辑，别的车队以高价挖他，他没考虑过。
虽然被认为商业价值巨大，但韩寒现在只接了斯巴鲁、凡客、雀巢、骆驼等4个代言。“我最大的矛盾，不是赛车与写作上的平衡--这两件事情我恰好都做得还不错，而是在于每个职业对商业的不同需求。作为一名车手，你衣服上赞助商的多少就直接是你水平的判定，而且你没有办法拒绝那些赞助，赞助商的商业活动，我作为车手也要去出席。写作则要清高一点，要跟商业绝缘。虽然我一直批评传统观念里的文人固穷，但搁到自己身上还是受那种迂腐观念的侵袭。”
“或许他弄钱太容易了。如果我抽屉里有10块钱，随手可得，人家5块钱买我，真买不到。”小饭说。
但对于整个团队来说，韩寒依然是这个公司最重要的品牌。在「一个」200期的时候，团队策划了一个卖明信片的活动，一起做了500套明信片，拿到草莓音乐节上卖，这是一次对开发「一个」周边产品的试水。小饭让韩寒在其中几张明信片上签名，他知道韩寒可能会有抵触，“我们就告诉他，这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我们对读者的回馈。要哄哄他、骗骗他。”
“你不能老消耗韩寒的粉丝，应该去别人的柠檬里榨汁。我们一直提去韩寒化，但很难完全去掉。我们面临的是，创造出来的产品，外界认为因为韩寒才能成，我们也没办法去证明没有他这事也能成。你得去经受这种误解。”马一木承认，尽管团队里的人都曾称自己是韩寒的门客，但在推广产品过程中被打上太多韩寒个人形象的色彩，会让他内心有些失落感。
马一木觉得，他们需要找到一条更被市场所认可的商业模式。和韩寒一样，这个团队的很多人都已年过30，1982年出生的小饭，最近把微博ID改成了“中年小饭”。“也许几年后，在座的各位各有各的出路，交给时间去看吧。”聊到最后，马一木说了这么一句。
韩寒的看法则要乐观得多。“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当把这个问题抛给韩寒时，他嘴角轻扬，笑了起来，回答充满他一贯的风格：“那估计得十几年后吧。”
“我做公司，不是为了赚钱”
《财经天下》周刊VS韩寒
Q:为什么你原则上只接受少量专访？
我觉得还是要言之有物，比如我有一两个月在想东西，那你问我观点，我可以告诉你。但同样的问题，我回答了一个记者之后就特别不愿意回答第二个，就像我写文章也不愿意重复。而且最关键是，还得需要积累，要不真的会掏空了。
外媒面访的时候，他会问你很敏感的问题，我回答他一个相对保护自己的答案，但他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有了观点。我可能赞成他的观点，但我认为他不能把国内面临着比较复杂情况的作者当枪使。所以现在面对外媒，我基本只做邮件采访。
Q:对金钱有危机感吗？你朋友说你的存款跟我们差不多。
可能还稍多点，但花的也比较多。你希望家人住得好一点，车开得更好点，这是人之常情。还有各种其他方面的，练车也需要花钱，虽然每年比赛我会有一两百万的奖金和年薪，但自己练车也需要花很多钱。
Q:怎么看待奢侈品？
我觉得奢侈品没什么不好，我很喜欢超级跑车，不是因为它是奢侈品牌，是因为从一个车手的感觉来说，它的引擎、底盘特别好。但就算我买得起，我都不敢开--其实开又如何，光明正大挣的钱。但我觉得开起来，对照周围社会，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种感觉抵消了你在车里的快感。
Q:成千上万人转你的微博什么感觉？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博客。博客是更安静的表达，我一般晚上发完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我也不会去看什么评论观点。微博我尽量控制不去看这些，但有时候你会受到一些干扰，而且微博更多要符合情绪吧，符合情绪的就转得多，不符合情绪的，人家就来骂你嘛。
Q:这种直接的互动，会让你更有成就感吗？
不会。我认为它对写作者是一种伤害。
Q:如何看待公司盈亏？
我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但能赚钱我肯定更高兴，亏钱我肯定不开心，因为亏和赚，本身就是失败和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你不能说我做一件事情很成功，但一直亏损，这于社会、GDP、自己以及与你合作的朋友们都是无益的。
Q:国家、民族、责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词，都是用来挑动情绪的，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些词汇，它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两个字：拉客。政府用它来拉客，文人用它来拉反向的客。其实你心里真正怀有这些的话，那你就去默默做事情，把事情做好，嘴上老挂着这些的人，我会觉得有拉客感。
Q:在高档俱乐部里遭遇撞衫怎么办？
应该不会有人跟我撞衫吧。如果有，我觉得应该让我太太跟他的太太认识一下，她们肯定有共同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