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寄宿制幼儿园 北京寄宿制幼儿园



建国初期的苏州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合影 第二排右一为作者母亲



作者2岁时在1950年代市人民法院后花园(今会议中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治路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治路幼儿园“六一”活动场景

姚萍

1.第一次的鼓掌

1950年深秋,新筹建的苏州市人民法院,在原府前街40号吴县政府旧址大院内(今道前街市会议中心),正式对外办公了,刚从学校走向工作的我母亲,在这里成长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女法官。

几年后,父母和新生的我的家,就安在母亲工作的这个大院里。几间相连的平房,有点黑,门外一条通廊,有点长,陈旧的廊柱,裂缝的地砖。但是那天早晨,阳光不知为什么会那么亮,外面也不知为什么会那么吵,也不知阿姨为什么要给我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就抱我来到了如图所示的的假山上。

假山四周已围着很多人。2岁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们都是来拍照的。那时照相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而整个法院大院里,也就这处还未来得及整修的老假山,是可以取景的好地方。

我被放到了假山石上,有人正在对着我的一台黑机器后鼓捣,机器上蒙着黑布(照相设备),周围的人都在笑着拍手说:"鼓掌,你鼓掌啊!"

我拼命把右掌对向左掌,不期然中,竟就此学会了人生的第一次"鼓掌"。

2.供给制保姆

抱我去拍照的住家保姆,叫许玫贞(音,也许叫许梅珍),母亲说,许阿姨农村妇女,不识字,可是她也和在法院上班的干部们一样,是由国家给予报酬,享受供给制(包干制)生活待遇的呢。

什么叫供给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建国初期延续老解放区生活传统,实行的一种分配制度,即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中工作的人,可根据不同年限,免费获得由国家分配的生活物资,包括衣物、饮食(分大、中、小灶)、住房、交通费和学习用品等,以及一些零用津贴。可爱的是,这种分配制度,还包括给予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以生活费和保育费等,我就属于这种"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每月由国家专门给予保育费,专职带我的保姆阿姨,也由此获得生活保障和劳动报酬。
我所经历的寄宿制幼儿园 北京寄宿制幼儿园

这种带有战争年代分配性质的供给制,在当时远低于知识分子和国民党留用人员的薪资,是低物质水准的平均主义,但是,不识字的保姆阿姨却很自豪,她是经过了政审和体检后,才取得这份工作的,所以她会说"新社会好,比在旧社会受尊重"。后来,包干制、工资制取代了供给制,许玫贞阿姨走上了新岗位。

3、寄宿制幼儿园

之后,我就进了寄宿制的幼儿园。这种寄宿幼儿的模式,同样也带有战时共产主义的定位:婴儿出生56天后就可寄宿入托,年轻的革命妈妈,一度完56天产假(当时产假是56天制),就可把孩子往这里一放,所有的一切都会由保育员阿姨悉心料理,妈妈尽可以离开孩子,全身心地去投入工作!

这所完全从当时建国初期实际出发兴办的幼儿园,即今民治路槐树巷市机关幼儿园。该园最初只收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以及援外人员和前线部队军官在苏子女等。"文革"后才扩大招生。

寄宿在幼儿园的孩子,实行每周6天住园、1天回家的制度,孩子主要的认知,来自幼儿园。那时全社会都"学苏联",我们教室的墙上,也装饰着欧式风格的白石膏和平鸽,象征"我们要和平"。石膏做的苏联女孩像,头斜靠在合掌的双手上,微笑着闭目遐想,老师曾要我们像她一样,优雅地思考。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和其他领导人的像,我们经常听关于他们的故事。有次周六回家,正有一群人来家做客,其中有个人头上光光的,像极了教室里的挂像,我竟飞奔相告:列宁公公到我们家来了!众人大笑传播。万万没料到,这句"原创"于我的孩童话语,后来在"文革"中,竟辗转栽赃成老干部"以列宁自居",冤案啊!

红,洋,是寄宿制幼儿园的两大底色。最有场景感的是,冬天很冷的时候,圣诞老人居然来到了我们中间,他红大衣,白须眉,白帽子,巨大的白袋子里,礼物花花绿绿——我们狂喜,惊呆了,纷纷朝门外看:啊,圣诞老人,你的雪橇在哪里呢!次年,我长大一岁,再过圣诞节,才发现,背着礼物款款而来的圣诞老人,是杨老师装扮的呀!

那时很多的制度,也是学前苏联,有的还辐射到幼儿园。有次星期六的下午,还没到接孩子的时间,我看到母亲和一群人,拿着锄头镰刀,远远地出现在幼儿园里东面的大草地上,开心地以为母亲提前来接我了,老师却拦着我不让过去,说,今天是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哇(列宁提倡),你妈妈她们市机关人员,今天是来帮幼儿园义务拔草的噢……

草多蚊子多,夏天的傍晚,老师经常带我们用肥皂抹了脸盆,粘捕蚊虫,动脑动手。教室里也还挂有一张图片,"肥猪浑身都是宝",我们曾跟随老师参观猪圈,听猪农讲"劳动创造幸福"。也曾集体排队到火车站的月台上,看远方开来的蒸汽火车,当火车带着巨响、冒着白烟轰隆隆驶进站台时,那种在孩子看来特别磅礴的气势,真是当时整个时代风貌的缩影。

寄宿制孩子的父母都非常忙,不能每个周六都来接孩子回家,这时这些孩子就继续住在幼儿园里。周日住在幼儿园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吃到炊事员小路叔叔(音,也许是小陆,或者小鹿)做的菜饭,吃完后还可以溜进炊事房,撒着娇要锅巴吃。有一回,整个幼儿园只剩下我的父母不能来接我,婚假中的军嫂柳老师(音,也许姓刘),微笑着安慰我,很自然地带我去她家(在民治路今农产品超市一带),给我吃她的喜糖,让我睡在她军绿色蚊帐的床上……

老师真诚地爱每个孩子,也教育孩子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团结友爱。记得进入困难年代时,幼儿园只有每周五的下午有水果供应,量很少,苹果切片分,橘子每人几瓣,饼干也由过去的每天二至三片,改为一片,如此大环境下,小朋友能带来的零食也非常少,但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都自愿交给老师,由老师平均分成若干份,大家尝尝。有回老师用小刀把一粒糖果平均分成了12份,说,哎呀,真难分!我永远记得,当我们挨个上台领取那一小点糖屑时,那个甜呀。

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和平友爱,追求理想,人之初的这些枝蔓细节,后来构成了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孩子成年后的价值体系。现在,当那时的一些花朵,已然在历史中凋谢,也有更多的在中国梦中,焕发出新的璀璨,愿永远有理想之花,美丽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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