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真的，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是一个缩影，它不仅仅是给当年四亿中国居然给区区日本搅得国破人亡做某种注释自省，事实上，自打南宋时起，金人就开始往汉人头上撒尿；近代史上李鸿章在《南京条约》上签字割让香港时，他的口气与《鬼子来了》里村中长老的“睦邻友好”之类的话如出一辙；到了现代史的《鬼子来了》，片中吴大维的形象所影射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怀柔绥靖，与马大山们献还鬼子的壮举实在里应外合异曲同工。当代了，历史的《鬼子来了》仍然透着现实意义：在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资经济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的背后，在“鳞次栉比”的合资厂房打工者的宿舍里，我们有多少人肯去正视其中的触目惊心，而又是谁在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当鬼子把枪炮换成了钞票，以阳具替代了铁蹄时，中国人民就捐弃前嫌，肝胆相照了；厥起屁股给人家操，一操之间泯恩仇，中华民族真他妈伟大。不是没有代价的，×村的命运是在报应祖宗十八代简直一代不如一代，今天我们环境破坏失业下岗，人的内在向度落到如此不屑的地步，是在向 “一衣带水”“先富起来”的国策索赔。这笔账现在记到了你我的头上，说不准哪天，子孙就要来找祖上算账。美国人不小心撞了我们一架飞机，我们就上街游行，资本主义挥舞着钞票操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屁股，我们却倒欢欣鼓舞，民族意识其实被导入歧途，而劣根和奴性犹在。总要清算这笔陈年乱帐，《鬼子来了》是一声号角。
虽然忧患意识而慷慨激昂主要是社会学家革命家的事，但是，民族情绪和社会良知如影相随鼓捣着中国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别想摆脱干系，问题在于要将思考切入肯綮。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的举动，很容易就要么归于中国人善良慈祥爱好和平，要么斥之为软弱愚昧谄媚投降，或者兼而有之，然而，姜文的《鬼子来了》超然独立不能这么看。人性生发以至心慈手软这个讨好而通行的模子套不住马大山们的所作所为，盲目轻信奴颜婢膝也不至于放虎归山向鬼子投怀送抱，说到底，是民族性在作祟。《拯救大兵雷恩》、《辛德勒的名单》、《野战排》它们致力于发掘人性的暗淡与光华，由他们发掘去好了，那是西方角度西方事，启蒙思想信条之一的人性观念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一呼百应而遍地开花过。东施效颦，什么《黄河绝恋》、《红河谷》，太令人作呕了。姜文不，什么人性这人性那，折腾马大山们的其实是一种压倒性的生存意志，《鬼子来了》展现了在不管怎样也要活下去的意志下，其生存的彷徨，相持，挫折，奏凯，及至破灭的全程。以单纯为了活命的眼睛望去，“皇军”、“国军”、“共军”区别不大，令自己担惊受怕的，既可以是鬼子来了，也可以是“国军”来了、“共军”来了，而既然可以把鬼子送还鬼子，也就可以把“国军”献给鬼子，“共军”献给鬼子，或者是把鬼子献给“共军”，把“国军”献给“共军”，把“共军”献给“国军”，只要对方高兴自己又可以活下去，还有“犒羊”，就无可无不可，都可以来。我们立刻联想到张艺谋的《活着》，同一个活着观，所不同的是，张艺谋释然欣同，怀着历难未死祸福相依的喜剧意味，姜文鞭挞入里，悲愤交集，贯穿着一股毫不留情、一揭到底的批判力度和深沉的悲剧感。教人纳闷的是，《活着》荣赝威尼斯金狮奖，西文世界有充分的好评，而《鬼子来了》只在戛纳得到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奖项，似乎不太受落。当然彼一时不是此一时，获奖和观众爱看也有着各种因素，但我想，这里有个西方视点而视界局限的问题，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其实，我想，《鬼子来了》是于世界电影文化一份真正的贡献，没有多少部电影能把占领者和被奴役者的关系刻划得如此丝丝入扣而又惊心动魄的，也没有多少部战争题材的电影真的触及到为最低限度的生存意志所摄持的普通群众的挣扎这个题旨的，而生的挣扎在战争局势里真实而且迫切，生存意志是人类性的，马大山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是世界性的。所以我要说，一部《鬼子来了》抵得上一百部《拯救大兵雷恩》。
《鬼子来了》的精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与过去的抗战老电影存在微妙的关系，从《地道战》、《地雷战》等等走过来的观众应当对《鬼子来了》有更多的感应。“鬼子进村”对于戛纳电影节上的洋鬼子们可以意味萧索，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可就气象万千了。采取黑白片是策略，为了与五、六十年代那些广为熟悉深入人心的黑白战斗片相仿佛，而且在《鬼子来了》这里，本是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员、革命群众处在的位置，却被一群惊惶失措点头哈腰的乡亲们占去了，好个拔乱反正，一种颠覆。姜文给了他的人物很多特写，光要从斜上侧下方打上去，过去专门为汉奸特务订做的惊慌、狡诈、丑陋的面相，而今恰如其分地属于人民了，于“高大全”年代塑形光工心打造的赫赫然坚毅、热血沸腾、成竹在胸的革命面孔，我们觉察了反讽意味……事实上，影片到处都在倒行逆施，非常“反动”。再看：鬼子来了，村民们不是鸟兽散，去打埋伏，而几乎要夹道欢迎；千方百计掩护的，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鬼子汉奸；遇到困难，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翻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看看，找游击队武工队指明方向，而是不向组织汇报不说，去跟伪军队长江湖术士搞上了。说我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得益于人民战争的法宝，这法宝至少于长城脚下的这×村是不存在的——给村民送来粮食的不是“共军”而是“皇军”，而村民弹冠相庆的，也不是凯旋归来的人民子弟兵，而是双手沾满了同胞鲜血的侵略者。为什么偏偏找来两个黑白片年代银幕上坏得****的著名的奸角陈强和陈述在这里跑跑龙套呢？姜文请两位老艺术家故地重游，是要向二老致敬吧，而观众呢，看着这两张面孔谁不浮想联翩呢，姜文请我们旧梦重温——陈强所饰的武林高手，不是他年事已高武功已经要不了人命，而是，鬼子的命，他不敢要。练得虎虎生风却奈何不了就擒的鬼子，仅仅因为他是鬼子，很尖刻。姜文顺手牵来，就把风魔众生的武侠神话给戳破了，很深刻。
早在七、八年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就展示了其在国内导演同行中无与伦比令人叹服的电影叙事才华。读过王朔原著《动物凶猛》之后，我们知道什么叫把小说语言转化为电影语言，什么叫创造性的改编。关于电影改编及《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另外的题目，这里，我想说说姜文前后两部影片在叙事织体上的某些显著而又有趣的承继关联。我们看到，两部电影都充满了故事性，情节发展后劲十足，戏剧性变化此起彼伏，非常好看，同时，看得出来，电影形式上，姜文偏爱的是放达而不是拘静。就说《鬼子来了》吧，姜文显然对“第五代”们所定格的中国农民呆板木讷的标准照不以为然，他偏要把人物鼓“动”起来，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不无生动活泼、生机盎然。不是农民不农民的问题，姜文的电影方法的天才之处和独特魅力在于，他不避重就轻，总是径直要把人生命性的勃发跃动给煎迫碾压出来，燃烧或者暴晒，在这个软沓沓病殃殃的年月，姜文的“生命动作”披荆斩棘，实在用心良苦。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被他的同伴一遍又一遍地摁进水里，影片以他被团体抛弃的结局给“阳光灿烂”划上句号，非常残忍；到了《鬼子来了》，姜文变本加厉，更不给人的侧隐之念留下任何余地：给鬼子白面饺子吃，够了；“我就是杀不了人啊”，够了；送还鬼子，够了；写“友好条约”，够了；开“联欢晚会”，够了；烧光杀光，够了——可姜文就是不够，他还要让战俘了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了的马大山的头，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众，而“众”是什么，“众”是鲁迅在《药》里写过的雀跃的脖子伸得有鸭脖子那么长争看杀革命者的头的中国人。姜文太深刻了，他没有给中国人民留半点面子。《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当末了“日子”一晃而过进入今天时，色彩没了，尽管今天有钱有车，但“阳光灿烂”一去不复返；到《鬼子来了》，马大山人头落地的最后两个镜头，色彩却是有了，姜文是在向那场民族噩梦说再见吗？不是，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覆盖一切前的瞬间，姜文那个死人头的笑，笑得很诡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个傻子，而《鬼子来了》里有个疯子，大款了的马小军们开着敞蓬凯迪拉克耀武扬威，傻子骂道，“傻Ｂ”；马大山不知道怎么处置手上的鬼子，疯子喝道，“我一手拎一个，活活给他们掐死了”——于是，恰恰是疯子傻子说出了真理。
《鬼子来了》的成就是整个的多方面的，姜文是中国电影界真正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就只拍了那么两部电影，但往他的中国同行面前一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只有分析思考学习的份，包括张艺谋陈凯歌.
列举以下让我特别感触的片断：
1、鬼子奏乐进村，片头出现，鬼子给糖给小孩吃，逗乐子。
2、马大山将丢两人在屋里的情节加油添醋地讲出来。
3、马大山向二脖子他妈借白面时的不惜一切的果敢。
4、马大山他们抓红豆时的眼神、鱼儿的眼神
5、马大山进城时，街边艺人唱的曲儿“五百年前是一家”
6、两个鬼子吃饱喝足，还返回看圈里的人敢不敢走。
7、“办不成事儿，还（huan）要你的豆子”
8、马大山几次的“啥都别说了”
9、马大山推一刀刘和后来赶粮食马队回村的对比情节
10、马大山月夜一人蹲在院落里，老崔的唢呐声凄凉地响起。
11、马大山得到六车粮食承诺后，跑到楼梯口停下，发出的声音和最后被斩时的声音
12、五爷联欢时和二脖子他妈联欢时唱歌的神态
13、董汉臣被斩时周围的看客声音
14、马大山和鱼儿在家里商量带上小碌子悄悄跑了
很多很多，需要你我去体验的很多。我知道如果看电影比较少、看历史书比较少的人或者年纪太小（比如14岁以下）的国人肯定没有共同感受，但如果只有姜文有这种思考，只有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有这种思考，那是莫大的悲哀！
无生姐姐，其实对《鬼子来了》本论坛应有系列的讨论，及时没有太多人回应也要坚持。它不是抗战片、不是英雄片、不是艺术片。
我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讨论，不要怕任何的言论不当。不需要为什么，只为你我的心，只为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一，姜文：鬼子就是鬼子
在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上，姜文送上了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给人们讲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故事：
村民马大三，跟所有头顶高梁花子的农民一样，只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从不想招惹是非。日本鬼子固然不是东西，跑到中国来折腾，倒没见他们来村里杀人放火。他娘说，他八字好，好在哪儿呢？生逢战乱，还能混个全家平安吧。就这么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突然碰到一件怪事——一进门，院子里多了两个黄麻袋，那个腰里别着枪的军人告诉他：“看好了，我们过几天来取。”
马大三连声答应——不用说两个麻袋，就是二十个麻袋他也看得住——不就是麻袋嘛！军队开拔了，麻袋却活动起来。马大三与媳妇打开了一看，可不得了！那里面装的不是衣服粮食，也不是枪枝弹药，而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汉奸。
马大三傻了。养着吧，怎么个养法？放了吧，人家来取怎么办？马大三伤透了脑筋。这一对坏蛋成了马大三家里的成员，你得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让他们到院墙西南角的茅坑拉屎撒尿，还不能让他们跳墙逃走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对于马大三夫妇简直是半辈子。
可半年过去了，中国军队还没来取那两个麻袋，日本的炮楼却越修越近，已经修到了村口。既要养，又要看，还不能让这两个坏蛋知道真实情况，马大三心劳力拙。左邻右舍给他出主意——灭了这两个造粪的杂种！马大三下不了手——杀鸡杀羊杀猪，他从不含糊，却杀不了这两个整天吃饭的东西——他们毕竟是人呀！何况，半年来的相处，马氏夫妇与这两个杂种之间，已经渐渐消除了敌意。
村里粮荒闹的再也瞒不住精明的鬼子了，鬼子向马大三建议，用几车粮食换取自由，马大三与村民们商量，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至少他们相信，人心是肉长的，就是养了半年的猫狗，也通人性了，何况人，总不至于恩将仇报吧。开头，似乎证明了马大三们所料不差——日本兵拉来了粮食，并且与村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然而，马大三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和睦共荣的宴会竟成了落实“三光政策”的序幕——所有的村民们都被打死，村庄变成废墟——日本侵略者行动昭示一切善良而天真的人们：鬼子就是鬼子。
二，专家：不修改就枪毙
这个故事感动了评委们，《鬼子来了》获得了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它却像田壮壮的《蓝风筝》一样，遭到了国内禁映的命运。原因是，违规操作所谓违规操作，指的是，第一，姜文没有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第二，姜文没有按照送审的剧本拍摄，擅自加了一段村民与鬼子会餐的戏。第三，姜文到国外冲洗底片之后，应把片子拿回国，送电影局审批。第四，姜文擅自参赛——只有电影局才有权决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片目。
这四件事是彼此联系的：因为姜文拒绝按专家的意见修改，并且擅自加了一段戏，所以他不敢把片子拿回国送审；因为他知道，送审就意味着枪毙，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兴竖起杏黄旗，当一把梁山好汉，跟电影局，跟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叫一回板。
姜文被逼上梁山首先要归功于专家们，归功于专家们的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专家们一致认为：剧本扭曲了史实——马大三有句台词：俺们这地界，没见过日本人杀光烧光抢光。专家们的理由是：冀中平原是抗日根据地，是遭受日寇“三光政策”最烈的地方，马大三没见过不可能！因此十四位专家中，有十二人建议修改，两人建议枪毙。最后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不修改就枪毙！坦率地说，专家们的意见实在有点小儿科——以冀中平原之大，鬼子要想全部“三光”，谈何容易？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平原作战》、《地道战》不是发生在冀中吗？那里如果“三光”了，还有什么抗日活动可言？再说，一介农夫，活动范围不过百里，他怎么能知道百里之外的事？姜文硬抗不过，只好阳奉阴违：就像他在《芙蓉镇》里演的那个秦癫子一样，表面上唯唯诺诺，后脑勺上反骨嶙峋。他有自己的小九——反正你电影局批准我到国外冲洗，我索兴再加点戏。于是，村民们与鬼子联欢的戏拍出来了。不用说，对于专家、领导来说，这种艺术虚构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习惯于在文艺中看到“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能容忍《鬼子来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他们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地雷与地道的奇迹取得的，而拒绝正视一个基本的史实——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万一，正面抵抗日本百万军队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思维只能接受觉悟的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不能接受麻木的民众毫无反抗地被敌人杀戮。但是对于影片来说，这种虚构却必不可少。非如此不足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农民那近乎愚昧的善良天真，不足以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不足以反驳那些“伪人道主义”作品。这是影片的叙事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必然要求。是按规矩办事，把自己心爱的片子弄成了残疾儿？还是冒权力话语之大不韪，保持艺术的完整性？在两难之中，姜文选择了后者。
三，导演年会：呼吁电影立法
说不清是姜文的勇敢行为激励了导演，还是多年的管制激怒了导演，反正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的导演年会上，导演们，不管是拍主旋律的，还是拍商业片的，都异口同声向电影局发难。
发难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人拍电影，是为掌权者拍电影，还是为老百姓，为市场拍电影——邓小平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局主持拍摄的“许多影片仿佛是专门为一些领导人拍的，取悦领导人而得到一些奖赏。……据有关材料披露，那些‘重点影片’投资上亿元，结果收回的票房还不到万。”（王童：《睡狮的惊醒：来自第三届中国导演年会的呼声》，《戏剧电影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２日）这可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来都是电影局拿毛、邓的话教育文艺工作者，现在倒好，导演们反戈一击，拿中共的文艺政策质问起中共的电影局来了。
发难的话题之二是：电影审查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治还是法治？为什么在中国不能“以法管理影视业，依法审查影视作品”？为什么不能增加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出处同上）这是个痛苦而又敏感的话题，除了个别的紧跟政策，紧跟“主旋律”的导演之外，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有一腔怒火，一肚子苦水。
《大决战》的导演之一，八一厂的杨光远，以自身经历控诉审查影片中的人治现象：“《铁血昆仑关》，各个部门原本审查都已通过了，已准备公开上映，就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话，便将整个审查条例的法理依据全部推翻了，几百万的投资也就亏在那里。”（同上）报上不敢明说，业内人士都清楚，他所说的“某位领导人”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刘的理由是：“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杜聿明将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影片为什么要把他表现得如此英勇？”（同上）真是一句定乾坤，刘副主席真是不讲情面，杜聿明看来是万劫不复了，尽管他是政协常委，是杨振宁的岳父大人，他抗日的功劳竟顶不住如此荒诞的理由。
年会的主持者，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去年拍的《益西卓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本来片子在剧本审查和拍摄阶段都通过了，但拍成之后许多有关人士全都指责起他来了，问他何以拍了这么一部带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实际上这部尊重西藏历史现实、并拨开一些历史迷雾的影片，应该说是填补了少数民族题材（特别的西藏题材）的一个空白。”（同上）
谢飞以为他尊重西藏历史，在官方看来恰恰是歪曲历史——西藏自治区主席提出，这部电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文革中，心中只有毛主席的藏民，怎么可能手捧哈达，匍伏在地，跪拜要躲到山洞里悟道的活佛。
发难的话题之三是，电影局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导演们提出：“电影主管部门对一些有艺术造诣的影片百般挑剔，却大力褒奖某部艺术上有许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黄河绝恋》……艺术质量上的不成熟之处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就是宁静在黄河岸边张开双臂模仿《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也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了。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强行被送到奥斯卡竞争去了。”（出处同上）人们质问电影局：为什么选这样的片子？为什么不选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电影局总拿“舆论导向”说事，这种“舆论导向”除了丢中国人的脸外，意义何在？
导演年会成了诉苦会，抗议会。在进入世贸之际，在中国电影日益衰败之时，导演们痛感真正的压力不在市场、不在票房，而在电影局，在僵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一致要求为电影立法，使电影审查从人治走向法治。
电影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导演年会的报道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首先，总局负责人赵实责令北京市委宣传部查核此事。《戏剧电影报》挨批，记者被迫写了检查。与此同时，电影局传出话来：电影审查早就有法可依——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就是国家二级法。连这都不懂，还侈谈什么立法！
电影界对此议论纷纷——谁不知道，中国的法律，从国家大法到地方法规，哪一个落在了实处？哪一个不是纸上文章？哪一个不是长官意志的奴仆？军委副主席一句话就可以毙一部电影，西藏自治区主席一个电话就可以否定专家们的意见。这不是人治是什么？明明知道《电影管理条例》不过是一纸空文，电影局却睁着眼睛说瞎话。
电影局又传出话来：别以为立法就能解决问题，人治比法治要好得多——姜文不就是沾了人治的光吗？《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条规定：“电影底片、样片的冲洗及后期制作，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要不是电影局局长刘建中私下通融，姜文能带出《鬼子来了》的底片到国外冲洗吗？
这种解释非常好笑，电影局自己违规，把本来就是长官意志的《管理条例》变得更加廉价。这并不能说明人治比法治好，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电影管理条例》这个国家二级法既没有权威，更缺乏监督。以至于电影局局长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
《鬼子来了》得奖后，一个国人欢庆的大好事，在中宣部眼里变成了大坏事，要处理姜文——不准其演电影，拍电影。姜文也不示弱：“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给江泽民书记写信！”广电总局责成刘建中写检查。刘一边写检查，一边大骂姜文：“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的姜文有些得意忘形，在法国报纸上道破天机——“在中国拍电影太难了，谁当官谁就是专家，谁官大谁的话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