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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得知，吴阶平先生昨天晚上走了。
2003年3月，我所在的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组对吴阶平先生作了采访，3月26日和4月2日，分两集播出了对吴先生的访谈节目《吴阶平——传奇人生》。访谈节目的策划人是孙珉、喜大狼，采访人是《世纪之约》的主持人曾涛，摄像是贾咏继，编导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小姑娘唐慕理。
作为节目的统筹人，我参与了整个节目从策划到制作播出的全过程，也因此了解了这位老人传奇的一生。
2003年8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为《世纪之约》栏目组出版了《约定时光记忆的人》一书，其中收录了15位栏目组采访过的中国科学家。2004年5月，学习出版社出版《科学人生——50位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丛书一套两册，同时还出版了这50位科学家接受《世纪之约》栏目访谈的节目光盘。
这两种书和光盘，都收录有吴阶平先生的故事。
作为书稿的统稿人，一次又一次地读他们的故事和人生，常常感慨不已。
谨将《科学人生——50位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中的《传奇人生》重新发在这里，让大家一起分享那些不可多得的人生经验。
（说明：文章以口述体编辑而成，方括号中的文字是节目中的“画外音”，作为口述内容的补充资料。）
2003年，吴阶平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
吴阶平的头衔很多，简历很长。
他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
他曾在解放初期出访各国，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
他是北京十几所高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
他做过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了临终前最后一句话；
他是毛主席遗体保护小组的负责人；
他还是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吴阶平这三个字在中国，在世界，无论作为一代名医，还是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中的一员，都闻名遐尔。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传 奇 人 生
——泌尿外科专家，中国两院院士吴阶平
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生于江苏常州。1936年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1942年在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1944年任外科住院总医师。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者哈金斯教授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筹建泌尿外科。
1955年担任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新概念。1956年新创男性计划生育新技术。1960年他在北医医院作首次肾移植手术。同年他创建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担任院长。
从50年代起，吴阶平担任中国医疗队队长，出国为东南亚等国的国家元首治病。以后他多次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参加了周总理的医疗组。1976年参加了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80年吴阶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1984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8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当时就有一个看法，认为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学本事，
有了本事才能吃饭
【1916年除夕夜的最后一个时辰，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座大宅里。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是希望他走一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在吴阶平这一辈，他的家族共出了4名医学专家：大哥吴瑞萍是儿科专家，吴阶平本人是泌尿外科专家，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外科专家和免疫学专家。
在吴阶平的眼中，父亲是一位非常懂得人情世故的智者。】
我的父亲是前清后期的一个秀才。他不懂外文，但是他非常聪明，考虑问题很全面。他也看很多杂志、书刊，所以对世界大事都比较了解。他当时就有一个看法，认为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学本事，有了本事才能吃饭。他觉得在他那个社会，要是参与到政治中可能身败名裂，要是从商可能家破人亡。所以他说一定要学本事。旧中国也不盖房子，所以不能学建筑；也不能学制造机器，那时候中国也不做机器，所以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学医。因为医生总归是人需要的。而且父母对子女非常热爱，孩子有了病，他是什么钱都肯花的，所以他说你们学医，这个本事最有把握。我们学医就是由他决定的。第一个学的是我姐夫，叫陈舜名。他是很早就到了协和的，比我高好多班。接着就是我哥哥，叫吴瑞萍。以后才是我学，接着就是我弟弟学。我两个弟弟，一个弟弟叫吴蔚然，一个弟弟叫吴安然，吴安然学的当时叫做微生物学，后来叫做免疫学。
父亲在整个大家庭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那一辈弟兄三个，他是行二。行大的那一辈实际上是从商的。台湾很有名的吴舜文，裕隆集团，就是他那一辈的。裕隆集团的吴舜文还是我的同一个祖父母的堂姐。我父亲的弟弟一辈都是学文学，写字写诗都是很好的。
我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说挑儿媳妇，一定要挑家境不如你的，这样她到你家就觉得是提高了，不是降低了。你要挑女婿呢，也要挑不如你家的，让他觉得做我的女婿也很光荣。他这个影响传到我们大房一辈也是这样。
他好像是全家的一个核心，对什么事都要管管，都要指挥一下。他倒不是有指挥欲，他是觉得按我的办法做，对你有好处。实际的效果确实是这样。比如他在长沙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盛宣怀。盛宣怀是搞洋务的，他有十万两银子要运到上海，那时候兵荒马乱，他不敢带，怕十万两银子被人抢了。他知道我父亲办法多，便托我父亲想办法运去。我父亲一口答应：他在当地买了十万两银子的美孚煤油，煤油桶搁在船上，人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到了上海，价钱暴涨十倍。盛宣怀先生十分感激：十万两银子不但运到上海，而且还增加了很多。于是要把增加的一半分给我父亲。我父亲很聪明，他说给我分一半，谁知道分不分呢？到时候你不拿来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催你。于是就问盛宣怀到了上海预备干什么？盛说要开纱厂。我父亲说，这样吧，你把纱厂一半股票给我好了。盛宣怀当然很愿意，因为不要拿现钱，等于说空头支票似的。可是那个股票后来真的变成数目很多的现钱了。
当时我们兄弟都已经确定照他的要求学医。他又指出来，你们一定要到协和医学院去学医。因为协和医学院当时是美国煤油大王叫做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个杂志上看到的，后来我们一家都到那儿去学医。陈舜名大姐夫第一个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然后接着就是我的哥哥吴瑞萍和我。吴蔚然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已经来不及毕业，但后来都在协和。我们得到的都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我就骑着自行车各处看病，
其实那很危险，要被人抓住了就完了
【1933年，吴阶平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当时，燕大医预科的教师和系主任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派过来的，学生从预科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协和医学院。
开学没几天，16岁的吴阶平就结了婚，在燕京大学成了新闻人物。】
我父亲表面上没有封建思想，但是他在对待男孩女孩的问题上却有区别：男孩一定要让他们读到大学，女孩读到中学就够了。另外，他知道这个时代不能包办婚姻了，他表面上不包办，实际上却把他相中的女孩子领到家里，让你们接触产生感情。看似不包办婚姻，实际上仍是包办婚姻。我哥哥跟我都是这么结婚的。
我父亲挑的人还是很好的。不管是从外表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就说这叫作“包办的自由婚姻”。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参加的，而且“一二·九”之后七天还有个大游行：“一二·一六”，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同游行，一直到西直门，我都参加了。在“一二·九”运动中我的确是受了一次比较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当时也学着怎么打电报。但是我学医的志向并没改变，有的人放弃学医了，就去了延安。我后来也要去延安的。有人来找过我，是长期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他看我很爱国，也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他说你要不要去延安？我说我愿意去。他说那我跟你联系联系，我说好。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就到了中和医院。中和医院后来叫人民医院，在那里我的业务比在协和提高得快。当时院长叫钟惠澜，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那位地下工作者又来找我，说有些地下工作的人员不敢到医院看病，你能不能给他们看？我说可以呀。那时候我也比较幼稚，他就给我写些地名，我就骑着自行车各处看病，其实那很危险，要被人抓住了就完了。我不能强调说我爱国，实际是在政治上还幼稚。
我现在还记得从协和医院出来时，
细雨蒙蒙，简直头昏脑胀
【1936年，吴阶平考入协和医学院。
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创办者不惜以重金修建校舍，而且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医学家来校任教。为了和世界医学进展保持同步，学校规定统一用英语教学。
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在25年中，老协和的毕业生只有300多名，他们大多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的精华。
1941年，吴阶平作为四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了五年级毕业班毕业典礼的司仪。这是协和学生的最大荣誉。他当司仪时，手执的那根红木棒上的每一道金箍，都刻有历次学生司仪的姓名。
吴阶平的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第二道金箍上有他姐夫陈舜名的名字。】
协和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甚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医科学校。它是洛克菲勒煤油大王开办的，学校里只有个别教授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也不一定是美国人，哪里有好教授，就请来教学。我上学的时候，这些教授都是赫赫有名的。当然业务水平也还是有差别，例如病理科，除了直接为临床服务，还要做身后解剖。病理科的主任是很有名的，叫胡振详，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病理科主持病理讨论会，叫做临床病理讨论会。在这个会上让病理科主任会指出临床医生的错误。这样就能得到经验和教训。后来又来了一位新的教授斯乃博，这个教授是荷兰女王的医生，水平非常高。来中国以后，他也去听临床病理讨论会，他居然能指出病理科的错误。这位斯乃博教授知识渊博，讲课从来不是按部就班地讲，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我非常崇拜这位教授，有时专去听他的讨论会。他也很欣赏我，三年级时，学生有小考试，几个人一组。在一个小时内，学生给一个病人去做体检，做化验，完了以后在小组中报告，看对不对。那次我去看一位病人，已经是临危，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他话他答不出来，好容易问清楚了，他是很晚期的肺结核，接近临终，我认真地听他的肺，检查肺哪里有空洞。听完了我摸他的腹部，显然也有问题，是结核性腹膜炎。并且还有结核性肠炎。一小时快到了，来不及做化验了，我急跑到实验室看他的大便，大便有脓有血，我心中有数了。时间到了以后我去向斯乃博教授汇报。我说他肺里病变，他就拿着X线片子听。我又报告他还有结核性腹膜炎和结核性肠炎，他频频点头，大为夸奖。随后我又“锦上添花”，说应该到他家里去检查，看他家人还有没有结核病患者。斯乃博教授看我都答对了，而且还知道要了解家里人的情况，他很赞赏。我的“锦上添花”就取得了效果。（大笑）
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有生理学课。对这门课我非常有兴趣。生理学教授名叫林可胜，是福建人，在英国学的，基本上不会说普通话。考试时每人十五分钟，到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考完我十五分钟后，他还很有兴趣，还接着问。他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例如一个人倒在地上了，生理上会有什么改变等。他问我答，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问到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不停，我真是头昏脑胀。忽然他的秘书来了，说礼堂有一个追悼会，你得去一下。我心想这可得救了。哪知道他说，我去一会儿就来，你等着我，还要问。回来又问了半个钟头。我现在还记得从协和医院出来时，细雨蒙蒙，简直头昏脑胀，然而心中是很高兴的。可以说这一次考试激发了我对医学的兴趣。
哈金斯已经故去了，他们那里的人还在说，
你们那个吴教授有几只手啊？
【1946年，吴阶平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
哈金斯非常赏识这位手术高超的中国学生。他真诚地挽留打算回国的吴阶平，甚至拿出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纸，许诺了优越的工作环境。但是吴阶平却拒绝了。
他和哈金斯教授终生都保持着诚挚的师生之谊。】
老协和里面的学生大多都想去美国留学。其实留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觉得美国一定了不起。到了美国以后就知道，原来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在中国已经把美国那套学会了。
我到美国进修，在芝加哥哈金斯（Huggins）教授那儿。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他是第一位发明全身疗法，也就是内分泌疗法的人，他的内分泌疗法是在前列腺癌中研究成功的。前列腺是老年人得的病。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很少有这样的病，现在中国人得这个病的差不多也跟国外的一样多，显然是和生活习惯有关。
哈金斯教授和颜悦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学科学家。他对我非常好。不但上午，下午喝咖啡的时候都可以找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但是五点半他门就关上了，绝对不能找他。他要干什么呢？他是要在这个时候回想一天的事情。看看有什么问题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有一句话叫做“科学就是简单”：你不知道的时候复杂极了，知道了，就会觉得科学原来如此。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
哈金斯教授也参加手术。可是他不是为了做手术，而是为了去看他那个理论的实践。其实他的手术还不如我的手术好。我去他那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主治医师以上的水平了。所以当时和后来他那里的人都知道哈金斯教授的一句话“你有几只手啊”，意思就是说我手快，而且我的手术技巧很好，所以他很欣赏我，想要留我。实际上就是希望我来代替他做临床工作。后来协和很多人再到那个地方去，哈金斯已经故去，他们那里的人还在说，你们那个吴教授有几只手啊？
有一回他拿了一张蓝图给我看，说这个楼盖起来以后，你的办公室在哪里，你的实验室在哪里。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是我要回去。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去，我说回去发展中国的泌尿科，他就没有再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后来我重返那里的时候，他一直到校门外来迎接我，这在美国人里是很少见的。
陈毅同志在旁边插了一句话说：
“这是周总理给你们的尚方宝剑”
【1949年，吴阶平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病房开辟了三张病床，新中国的泌尿外科事业由此正式起步。
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第二批志愿军手术队，来到东北长春。
50年代的十年，三十多岁的吴阶平进入了医学事业的巅峰期。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他成了国际上知名的医学科学家。
他给国家领导人看病的任务也逐渐多了起来。
吴阶平曾多次作为领队远赴国外，而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是情况最复杂的一次，这次治疗活动显示了吴阶平高超的医学技术，也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
当时派我去印尼给苏加诺治病有两个原因：苏加诺是反美的先锋，不论到哪里他都骂美国人，当时美国跟我国敌对，我们要支持他。为什么他会来请我们呢？苏加诺原来有位战友叫胡永良，是个口腔医生。印度尼西亚在荷兰统治下350年，他们一起搞革命，反荷兰。苏加诺的保健组领导叫苏哈托，是有名的内科医生。他觉得胡永良作为一位口腔医生做苏加诺的保健医生不合适，所以就换了一位心脏科医生刘英昌，也是华裔。由于苏加诺的病复杂，应印尼政府的要求请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通知我国派医疗组。
临走以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找我们谈话，说你们去了，要认真负责，做好工作，最后还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和使馆党委联合写报告”，陈毅同志在旁边插了一句话说：“这是周总理给你们的尚方宝剑”。我们当时不懂为什么说尚方宝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就这样去了印尼。我们带着全套的Ｘ线设备，中医，西医，搞药的，一大堆技术人员。我们没去之前，那边就传说中国来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带的东西很多。第二天才说，原来是个医疗组，医疗组里头最主要的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当时我是团长兼党小组组长，还有副组长方圻，还有中医岳美中、杨甲三。一到使馆，我们就向姚仲明大使说，总理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使馆党委联合写报告。姚大使一愣，他当然也只能执行了。
我们开始治疗，给苏加诺吃汤药，扎针灸，他怕针灸。我就让杨甲三在我身上做给他看，这样他就接受了。苏加诺起初吃汤药很高兴，说这是中国咖啡。喝了快三个月的时候，他表示中国咖啡不好喝。我们知道他有点不耐烦了，我说我们也觉得应该做一次检查，看看效果如何。
在做检查之前，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苏加诺在膀胱中有结石，是在维也纳做的。当时是在全身麻醉下粉碎结石，也做了静脉泌尿系统造影，造影片子看出来他左肾基本没有功能了。我想在麻醉之下做静脉造影，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因为可能受麻醉的影响。但我没向任何人说。确定做检查后，我们担任全部工作，等到片子出来，我先去暗室看，那个影子比原来好一点，就如我所想的，表示功能有所好转，我从暗室出来什么都没说，我请他们的医生进去看看。因为我要说好一点，他可能否定，并未好得很多。结果他们出来说是好一点。我觉得这有门了，我说请你们去给总统报告吧，把功劳留给他们。他这一报告变成贺喜了，说“祝贺总统好了”，这里头当然也有他的政治上的需要。中国医疗组的名气一下就上去了。
总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
【吴阶平是周恩来总理最信任的医生。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为拯救
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76年１月７日晚11时，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有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亲耳聆听此言的“吴大夫”，如今已经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恩来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周总理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对我的影响是言传身教的。他做事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无论对待什么问题都很认真。那时候一毛钱喝一杯茶，他都要付钱的。他对我可以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怀。
毛主席总在很晚才开会，往往要到十一二点会才开完。我就陪周总理在人大会堂里头散散步，想办法说点别的事，使他的脑子离开繁忙的国务。有一次我问他，我说总理，思想改造要理论学习，要社会实践，我有所理解，但是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达到思想改造就不理解了。总理说，那你说说你的业务，你现在整天治的什么病？那时候最多是结核病。在泌尿外科就是肾结核。我说肾结核就非常多。他说多了你怎么办呀？我说我注意到两个肾都结核的结论往往是不对的，在临床上我发现有15%的病人一个肾有结核，另一个肾没有结核，这些病人可以治疗完全恢复。总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我说结核病多见。他说你从前研究是这样吗？从前咱们的研究总是跟外国人屁股后头走，外国人研究什么我也研究点什么，自己独立研究就很少很少的了。你懂得独立研究了，又懂得这个独立研究是为国家解决最常见的病，那你还不是思想有所提高了？
总理临终时候最后一句话是跟我说的。那时可以说是回光返照，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他就叫我，他说，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
这里头复杂问题我都赶上了。
为这事情我们在地下工作了一年多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在短期内保护毛主席的遗体，让各界人士瞻仰、吊唁。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永久性地保护毛主席遗体。
因为一开始只是作了一般性的保护，所以这个变化让医务人员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成立了一个医学科研领导小组，吴阶平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接受了这个极其特殊的任务。】
76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负责做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毛主席故去以后，开始说只要保存24小时，到人民大会堂瞻仰一下就可以，可是后来又要求永久保存，要搞纪念堂，那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要瞻仰的话，就得把血都给冲干净了，那脸上就是白的，没有颜色了，就要靠灯光来调整。
现在这个水晶棺的水平是很高的，水晶棺材上头有六面镜子，玻璃磨的，底下的灯冷光照到那个镜子，两边都反到脸上，当中就会有一条黑影。于是在纪念堂上头有一股光，一直照到当中。还有，瞻仰毛主席的遗体，人要从旁边走过去。苏联那里，列宁、斯大林的遗体，都是看的人高，遗体低。现在是瞻仰的人跟遗体平视，所以看到的脸总是半边。还有就是毛主席看着像是躺平了，其实不是，不瞻仰的时候里头就有水进去，是斜的。这里头复杂问题我都赶上了。为这事情我们在地下工作了一年多呢。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性教育方面的努力
【1982年，在社会上流传着一本医学专著，这就是由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关于性医学的正式专著。
吴阶平在打开性教育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公认的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82年出版《性医学》那本书的事情是这样来的：我们有一批研究生，他们为了学外文，就去翻译外文的东西。我说你们要翻译一本性医学的书可以，翻完了得让我看，因为那时候好像能公开讲性的问题就是我一个人。
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他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不好讲出口，连“例假”都不愿意说出口，就是两个字，“倒霉”，“我又倒霉了”，那就是说例假来了。总理说这怎么行呀，于是就找我去，说要给他们普及这个常识，给他们写小册子。小册子是讲青春期，要有线条图。我就去组织写了，弄出这个书来。总理看了说可以，就叫他们发给学校。发给学校以后，周总理说你去看看效果怎么样。我去学校一看，教师把书上的两页撒掉了。我说怎么撒掉了，他说不行呀，学生们调皮，老师没办法，干脆把它撒掉了。后来总理就又叫我去，要把这问题很好地解决一下。
我跟总理汇报说，我觉得青春期教育非常重要，但是整天说这个就烦了。总理说，你是烦了，可是每个人他都是第一次呀。你说了十次，可那是十个不同的人啊。二十次是二十个不同的人。这是你的任务，不是说你烦不烦的问题。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性教育方面的努力。
其实年轻人有性教育，成年人有性教育，老年人也有性需要。有的子女对老母亲去世、老父亲再找一个老伴结婚没有异议，但是老父亲去世、老母亲再结婚却常常不同意。这是男女不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有就是儿媳妇不生男孩子就责怪媳妇。其实生男孩还是女孩子取决于儿子，取决于男方的基因。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科普中解决。
【尽管有如此丰富的传奇人生，吴阶平仍坦言，自己的一生中，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步都不敢出一点差错。即便到了今天，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对自己的这一辈子也不会发什么感慨。他总是淡淡地说，事情轮到你的头上时，就把它做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