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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诗经》中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及其对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形成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诗经》中生动形象的赋、比、兴艺术手法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学家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诗有三义”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他对“三义”的具体解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所说的“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通过写景叙事来比喻寄托诗人内心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和描写，但写物时要用蕴含有寓意的语言。这一解释绕有新意，他把“兴”放在第一位，是为了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对“比”、“赋”的解释，也说明他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富有滋味的审美特征。赋、比、兴是《诗经》首创的三种表现手法，囊括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华，现予以简析。
（一） 赋
赋、比、兴三义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的艺术。钟嵘强调指出：赋除了直书其事，也可以在叙写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含义，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含而不露，言尽而意长，把内心感情直接表露出来，不曲折，不隐晦，直截了当，明白如话。例如，用赋来抒情，《诗经》的《郑·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全诗没有修饰词，似乎不假思索，自然流露出真切的情意，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拉着情人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用赋描叙政治危机，《小雅·正月》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这首诗揭露了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黑暗现实，“说山多么低矮，却是高峰耸立。岩盐既已出现，怎么不采取制止的行动？把元老请来询问，在请占梦预言吉凶。都自夸高明的圣人，可谁知乌鸦的雌雄？说谈多么高，可人们不得不低头弯腰。说地多么厚，可人们不得不缓慢行走，人们喊出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可恨世人，为何像蛇一样咬人。”作者用设问、对偶、夸张等各种修辞方法表现了满腔激愤。又如，用赋来写景，《豳·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描写主人公，即一个老兵，在细雨蒙蒙的还乡途中，想象着家园荒芜、一片衰败的景象：“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栝楼藤上结了瓜，藤蔓爬到屋檐下。屋内潮湿生地虱，蜘蛛结网当门挂。鹿迹斑斑场上留，磷火闪闪夜间流。家园荒凉不可怕，越是如此越想家。”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就把主人公的心情中那复杂的变化写出来，在这首诗中，情的哀伤和景的荒凉是一致的。
（二）比
比，就是用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某方面的相似点打比方，或用浅显的事物来说明抽象道理和情感，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突现事物形象。比，是《诗经》中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在具体的运用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通篇用比的，二是局部用比的。例如,《鹤鸣》中通篇用比:“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宅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诗意在教诲宣王求贤访士，重用贤才。但从始至终并未说破，其中提到了“鸣于九皋”的鹤或“在渊”，或“在渚”，的鱼，还有那可加工为美玉的“他山之石”，都指贤才，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再如，局部用比。比喻句有时在“赋”中，有时在“兴”中，并且有明喻、暗喻、借喻之分。一是明喻。如《小雅·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接连用四句明喻描写宫室建筑：宫殿像人立正那样端正，四角像箭头一样又尖又直，栋宇像大鸟展开翅膀，彩檐想彩色的雉鸡高飞。将静态无生命的写成了动态的有生命的，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二是暗喻。如《豳·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用蜷曲的野蚕露宿野外，比喻征夫露宿车下。《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有这样的句式，前两句写喻体，后两句写本体。
三是借喻。如《邶·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泳之游之。”意即“要是河水深，就用筏用船渡过去；要是河水浅，就是到河里游过去。”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突出本体的某些特征。表面看是写渡河的几种不同方式，实际上是用来比喻一个姑娘能够灵活应付不同的情况，这样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三）、兴
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诗经》中的大部分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例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机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结实、枝繁叶茂，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大部分都含有喻义、易引起读者的联想。比和兴被后世“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二、赋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是无限的。《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诗人们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来寄托心曲，使诗意委婉含蓄，富于诗情和魅力。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就是由《诗经》这种思维特点决定的。现仅以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为例予以论证。
（一）对先秦诗歌创作的影响
《楚辞》是先秦文学中继《诗经》之后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体，标志着先秦诗歌发展的又一座丰碑。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强调指出《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正是屈原借鉴了《诗经》的这一表现手法，才创作了堪称古代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的别具一格的骚体诗，文论学家对《楚辞》的评价是“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不胜枚举，现仅以《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为例，分列出九类予以引证：一是以栽培香草比招揽人才，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 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二是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三是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四是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五是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如：“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六是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如：“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七是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八是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九是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如：“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总之，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其间很少有用赋体进行直接表叙的。后来楚词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都继承了前代诗歌的比兴手法。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三赋皆以女色为题“假设其事”，讽谏君王勿以沉迷女色误国。
（二）对汉代及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直接影响着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文论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强调赋是由《诗经》和《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远源，《楚辞》是近源。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就是用赋体描写人物事件的名篇。例如，出自于北朝的《木兰诗》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后引出可汗点兵，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用简洁的笔墨描写了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该诗用叙事的手法，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另外，大量的汉乐府民歌中沿袭了《诗经》的比兴和铺陈手法。例如，《饮马长城窟行》运用比兴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思妇之情，发人联想；《白头吟》中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陌上桑》中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等铺陈夸张，极写罗敷的容貌之美；《十五从军征》中以“兔从狗窦出，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烘托荒凉氛围；其艺术效果都很强烈。
居于建安文学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诗歌既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传统和比兴手法，如《龟虽寿》，先以神龟起兴，说生命必有终时；然后，以老骥作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朴素观点。曹植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之中是最大的。他的《野田黄雀行》就是承袭《诗经》比兴手法的佳作：“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丕称帝后迫害异己势力，杀死曹植的好友丁仪等人，在诗人无力营救，异常悲愤的情况下写的。全诗用比兴，写得隐晦曲折，诗中用“见鹞自投罗”的黄雀来比喻自己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幻想有一个“拔剑捎罗网”的少年来解救自己和友人逃出困境，以质朴恳挚的语言，哀怨与激昂交织的情调，表达了对友人遇难无力救援的悲愤心情。
（三）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初唐的诗坛，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至盛唐，诗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晚唐诗歌虽然不及盛唐繁荣，但也出现了杜牧、李商隐等许多著名诗人。唐代诗人的创作，各有其风格和特色，但大部分有艺术成就的诗人，都创造性地继承了《诗经》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初唐诗坛上，继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后，陈子昂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他在其文论《修竹篇序》中对齐梁诗歌“兴寄都绝”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兴寄”说。所谓“兴寄”，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这正是《诗经》中弘扬的比兴手法。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并且兼有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例如，《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首托物感怀之作，前四句赞兰若的秀美与幽独，正是写自己的怀才与高洁；后四句感叹兰若的凋谢，是写自己在现实中备受摧残与理想破灭的悲愤。全诗物我融合，寓意深婉，风格清新，生动感人。
李白堪称为大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浪漫的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首先，他的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如在《古风》其三十九中，用“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比喻社会不公。再如《古风》其三十七中“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和《送裴十八图南归蒿山》中“风吹兰芳折，日没鸟雀喧”，都是用来比喻腐朽黑暗的统治者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其次，他的诗歌屏弃了六朝的浮华文体，追朔至《诗经》赋的本源。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语言直率，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清新自然而又豪气逼人。
晚唐时期的诗坛，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号“小李杜”，但李商隐的诗歌成就更高。他的诗虽刻意求深，造成诗意晦涩，但善于运用比兴，写得感情深沉，语言含蓄。例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一首追叙生平、自述身世的诗篇。开头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接下来以庄生梦蝶，望帝化鹃的典故比喻自己华年已逝，生如梦幻；继而以沧海遗珠、蓝田韫玉比喻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因而怀念哀伤，怅惘无已。另外，《初食笋呈座中》以嫩笋为象征，，抒发对社会的愤慨和自己前途的忧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以为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表现自己的不幸遭遇等等，都是运用比兴手法的佳句。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它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源远流长。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界域，还惠及我国古代、现代、乃至当代诸多文学题材的创作，赋、比、兴表现手法在我国文学长河中的延续和发展将是永无止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