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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晚，哈尔滨最后的逃犯高玉伦最终没有完成史高飞的杰作，被警方抓获。被抓获的当时简直如古龙小说一样冷、酷、狠：下午高玉伦侄女家摆宴，4点多高玉伦突然进来了，他坐下就吃，高玉伦的亲家公掏出手机说，你吃着，我报警。高玉伦并没有跑，淡定的吃着还喝半杯白酒。不到10分钟，警察就到了，从正门把其拷走。
逃亡多日的高玉伦是累了放弃了还是走投无路了，我们不得而知。他冒着风险出现在侄女家，他也肯定知道自己的悬赏金额已经不菲，既然如此，把赏金交给亲人，也算为家人做一件事，非常符合常理。这是信任，也是最后托付。这种信任无论是否正确，都是没有退路、不讲回报的，是基于人伦的信任。
信任总有风险。回想王立军事发时，群众对领事馆的治外法权刮目相看，这也成了落水者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这是对规则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也不见得靠得住，比如九十前也是在中国，五卅运动爆发后，先驱李大钊因组织示威被北洋政府通辑，被迫逃苏联大使馆。彼时执政的是霸气测漏神挡杀神的张作霖，他根本没鸟什么国际外交规则与惯例，直接突袭搜查，把革命先驱抓去杀了头，连“自行离开”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对伦理的信任、规则的信任，既要实施者冒险为之，也要被信任者心领神会。《庄子》里讲过一个故事：郢地有个人鼻尖儿上蹭了一点儿白灰，他让匠人用斧子帮他把灰砍去。匠人把斧子挥舞得呼呼作响，听声辨位向那人的鼻子砍去，白灰全被擦掉而鼻子一点儿也没有受伤，那个郢地人站在那儿毫不变色。有这样的神匠，还要有敢做那个郢地人的勇气。两者其一达不到，就是悲剧。
信任与被信任者因为认知上的差异，则会产生惨剧。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跳水——不是C罗，也不是郭晶晶，是摇滚舞台上的跳水：摇滚现场演出时，乐手们为了表达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被奔放的摇滚乐所激发的热情，往往会从高高的舞台上一跃而起，落到台下熙攘观众无数只举起的手上的行为，并随即被他们平举着传来递去，远望那人恰似在水面上畅游一般，这就是跳水。中国摇滚乐手对于舶来的风气常有效仿之心，并带着强烈的自信。前几年就有一例，国内著名先锋民谣歌手小河在兴奋之至时，就从台上跳水而下——这样的信任必须是对自己最死忠的粉丝才会有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小河跳下后，其降落区域里举起的几双手的主人却商量好似的整齐划一地向四周闪去，为他腾出一片供其四仰八叉的人形空地——为此，先锋乐手小河的信任换来的是摔断自己脚骨，并入院治疗。这就是大家没尿到一壶的结果:周瑜甩皮鞭，黄盖不叫唤，多让人无奈。钓鱼岛争你来我往，日本人石原慎太郎提议集资购买钓鱼岛，一时间总金额已经超过500万，为什么中国木有？是国人的爱国热情不够吗？不是啊，大家都担心被判非法集资。你听说过吴英吧？你信任国家，国家未必信任你。
立军局长对领事馆的信任能救命，而有的信任就要了亲命。高玉伦的信任甚至被背叛是心甘情愿的，但还不够彻底。前些日子翻《从蔡元培到胡适》，讲的是另一个因信任而要了亲命的感人事迹；在浓浓民国范儿的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出于对西医的高度信任，他不顾朋友的反对（朋友都是谁？！），依然在北京协和医院作了肾脏摘除手术。任公显然是想身体力行张扬西医之神奇，华佗之后麻沸散失传，而西医之高超可以做到“改头换面”。
协和医院的院长亲自刘瑞恒主刀做了这个具划时代意义的手术——他们误切了这位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那只好肾，留下另一个，导致这位大学问家往后的生命智能靠带病的那只左肾维持。想想近日，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患者胃穿孔死亡，被家属胁迫的院长只能带领40余名医护人员致辞检讨忏悔，集体下跪磕头的场景，你猜名震天下的梁启超会如何解决这起医患纠纷？
首先暴跳如雷的是学生徐志摩，他通过媒体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要兴师问罪。不过梁启超这位大牛对西医是真心信任，他不但没有状告亿医院，还禁止徐志摩上告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亲自著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其开脱，为的只是要表达“不要因此成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付出了一个肾的代价，有的人为了一个真理，而有的人为了一个iPhone。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呢！？
真正的信任就是心甘情愿、愿赌服输，敢托付、输得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摔成骨折的小河，坐轮椅出庭的王立军，被割肾还辩护的梁启超，以及不慌不忙拨电话的亲家，和他身边默默喝白酒的高玉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