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与康熙帝 汤若望墓

梦碎神州：汤若望与康熙帝

康熙（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与耶稣基督距离最近的一位。康熙帝让人想起被西方被称作“千古一帝”的君士坦丁大帝（272—337），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曾经统治着地球上最强盛、疆域最辽阔的国度，也是中国古书中被称作“大秦”的罗马帝国。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这位君王在西方历史上有着不朽的影响力，他似乎与永恒相连。就是他，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从少数人、被迫害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自由的、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

据说，在穆尔维大桥战役（Battle of the MilvianBridge）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有声音告诉他：“这是你克敌的迹象。”在十字架的启示下，君士坦丁的军队赢得了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他从此眅依了基督教。

一千多年后，康熙，这个东方大国的皇帝，衷心赞扬君士坦丁所崇敬的耶稣基督，称之为“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曾经一度，将十字架带到康熙眼前的汤若望和神父们，以及所有信仰基督的人们，热切盼望通过康熙皇帝的皈依，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能够真正成为她祖先为她命名的国度：“神州”。

可惜，康熙与耶稣失之交臂，终究未能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他留下的是对耶稣的赞美诗句，在历史长河中回荡：

十 字 歌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造化功。

体一无终而无绐，位三非寂亦非空。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偌个不钦崇。

功由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妙道玄玄何处寻，在兹帝监意森森。

群生蒙昧迷歧径，世教衰微启福音。

自古昭昭临下士，由来赫赫显人心。

而今基督恩光照，我也潸潸泪满襟。

是谁将康熙领到耶稣面前的呢？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汤若望神父，一个神的使者，远行八万里，来到中国，经历明清两朝，直接接触和影响崇祯、顺治和康熙三位皇帝，力图通过皇帝将福音的福分传给神州的臣民们，就如当年的君士坦丁大帝对欧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科隆的少年、罗马的才俊

1591年5月1日，汤若望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地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命名约翰 · 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Adam Schall vonBell，1591-1666）。在这个世袭贵族家庭中，曾经涌现了勇敢善战的骑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整个沙尔家族无畏地奉献出五个男子的性命。

据说汤若望出生在科隆城远郊的吕符腾贝格（Lueftelberg）城堡之中，意思是“风凉之山”。铁灰色的瓦顶，正黄色的墙壁，用绳索拉起的小吊桥，城堡正前方左右两角，各有一个桥头堡式的圆柱形小楼，楼顶酷似骑士的钢盔，顶端有个铁渐渐，平添了几分威武。古堡不远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教堂，教堂的墙壁上至今还刻着一幅汤若望身着清代官服的像。

1608年，沙尔结束了他在科隆城的远近闻名的三王冕中学，一所贵族中学的学业。在六月间一个风光明媚的日子，沙尔骑着马，开始了毕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前往万意大利，来到罗马，这个天主教的圣地。谁都没有料到，他这一去，便是与故乡亲人的永远离别。

刚满17岁的沙尔进入了罗马城的日耳曼学院，当时是欧洲一所很有名气的学府，培养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成为教会的中坚，学员一律要穿神学院设计的红色大毡式的制服，接受严格的神学训练。

1611年，未满20岁的沙尔加入了耶稣会，开始了见习修士的生活，募捐济贫，护理病人，监狱探访，朝圣旅行。接着，沙尔进入了当时负有盛名的罗马学院，学习各种对外传教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

当时，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所取得的成绩在欧洲广泛流传。利子在中国朝廷的礼遇，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跻身儒林，与中士共译西方经典，这一切都使罗马年轻的神职人员心驰神往，愿去继承利玛窦的事业，去奉献天主赋予的生命与才智。

里斯本码头的圣歌

1618年4月16日，从中国回来的法国神父金尼阁带着26岁的汤若望等22名神甫登上“善心耶稣”号远航船东方。

里斯本码头，亲友们行吻足礼，高唱赞美诗句：“传布和平的使者们，他们的双足是多么可敬可亲啊！”

同行的还有邓玉函、傅汎济、罗雅谷、伏定原、齐惟才等。在船上，5名传教士因非洲疟疾而丧生。22人中，前后有14名殉教。

1618年，经过五个半月的苦难历程，航船终于抵达金色的印度果阿。1619年5月，赴中国的教士们重新启程，向中国南海方向驶去。两个月后，到达澳门。

利玛窦逝世后，中国圣教在襁褓中，上帝及时为中国送来了一名强有力的后继者。

北京故宫博物馆里的《崇祯历书》

当时，在清廷任职历局的邓玉函去世，徐光启推荐汤若望进京任职。徐光启奏疏《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崇祯皇帝三天后即准奏。1630年汤若望奉召来到北京，接替刚刚去世的邓玉函，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古代中国，民历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百姓生活诸事，几乎都求助于《历书》。明朝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回历的推算法，常有错误。1629年（明崇祯二年），礼部准奏，开设历局，地点就设在宣武门内“首善书院”。主持制历工作的是利玛窦的门徒，明朝天主教三石柱之一徐光启，其官职后来升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汤若望极得思宗崇祯皇帝的信任，不仅管理历局，而且监制炮火。据明史记载，“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说未发。”参与者还有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光禄寺卿李天经，西人有邓玉函、龙华民和罗雅谷。北京故宫博物馆里，至今仍珍藏着《崇祯历书》。

徐光启长汤若望30岁，二人相交时，徐光启已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光启慷慨解囊，关怀远臣，据《徐光启奏疏》透露，给“远臣”的报酬，“俱系辅臣自备”。《明史》记载：“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徐公病榻前，若望干脆搬到徐家陪伴他，随时给这位卧病老人以帮助和安慰。光启临终的圣事，委托若望全权主持。直至1633年11月8日，汤若望给徐光启作了终傅礼，光启才告别人间。

琴声之外

修历原本不是汤若望远行八万里来到中国的初衷。

因为修历，明崇祯皇帝特许汤若望、龙华民、罗雅各三教士出入禁中，三人趁机传教，先后使太监庞天寿及殡妃宫女等数十人入教，在宫内设教堂两所，举行弥撒。到崇祯末年，内宫奉教者达40人，宗室达114人。据1636年统计，奉教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汤若望力求对崇祯皇上施加影响，1640年，他曾向崇祯帝敬献《进呈书像》，一本羊皮书，绘有耶稣经历和事迹，共150页，汤若望将原书中的说明译成汉文。这本书与绘画相配合，简略叙述了一些教理，如对“天主”的解释：“天主者，天上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汤若望还进呈一副蜡制三王朝拜耶稣圣婴像。

有一天，崇祯皇帝命汤若望修理一架钢琴，是当年利玛窦进呈的，命译琴座上一行小字。汤若望借用这以机会使皇上感受到弦外之音。钢琴上刻有的一行小字是赞美天主的：SingtHerrn ein neues Lied. 意思是：请你们为天主唱一曲新歌吧！

汤若望敏锐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如果能使京城，特别是皇亲国戚乃至皇帝本人皈依天主教，教会定能取得势如破竹的发展。汤若望正是这样一个才德出众、得天独厚的人。1639年度报告称赞汤若望“魄力强健，语言娴熟，应付自如。”1640年汤若望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1640年汤若望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

汤若望还进呈了一幅蜡制的三王朝拜耶稣圣婴像，藉着替皇帝修钢琴使皇上感受弦外之音。朝中前后有数人领洗，太监庞天寿领洗后，间接把福音传给宫中命妇，皇帝颇为动心。据《圣教史略》记载，当军饷告急时，皇上命将宫中之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军饷。远近哄传皇帝要奉天主教了。

紫禁城大炮边的小祭坛

万历44年（1616）南京教案后，西洋教士在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立足点，但是天启年间因造炮，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善。

天启6年（1626），徐光启当年从澳门买回来的西洋大炮大显神威，在宁远一战，击败后金努尔哈赤。

崇祯9年（1636），明廷内忧外患，后金攻入关内，崇祯帝有意使用大炮，阻止清军入关。于是南京教案后沉寂下来的传教士奉召进京，协助制炮，天主教士因此重新在中国获得立足之地。

早在南宋，军事家陈规所发明的火器被视为最早的火炮，到了元朝，这些火器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而传入欧洲。后来火器在中国的发展反而落后，直到明熹宗在位时，徐光启力请铸炮西洋大炮，以资城守，火器才重新得到重视。

一天，汤若望接待了一位普通来客，此人似乎对火炮格外着迷，问东问西。汤若望一向对中国朋友十分热情，凡他知道的都一一作答。突然此人亮明身份，原来他密藏皇帝圣旨，并立即宣若望接旨。汤若望急忙寻找退却之策，上疏皇帝，婉转阐述难以从命的理由。然而，君无戏言，圣旨既出，任何人不得违抗。

1642年，汤若望开始带领30名太监“学徒”在紫禁城内制炮。期间，有人向崇祯皇帝禀报：汤神父在每门大炮前都摆设了一个小小的祭坛，每位炮造成之前，他都披戴上祭服、祭巾跪在那里读经祈祷。”不料，皇帝下达谕旨：任何人不要阻扰，要尊重汤神父的做法。就这样，在大炮试验场先后设过20个小祭坛。祭坛边，汤若望合铸成20门40磅重的大炮。

汤若望多才多艺，既是文人加设计师，又是金工、木工加铸工。他为皇帝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木制模型，深得皇帝喜爱。据说，崇祯亲临工地视察，并出城观望试炮。

独守南堂

就传播天主教信仰而言，天主教堂有形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信仰的象征与指标。

当利玛窦在京师立足后，即购买房舍建立南堂的前身。坐落在宣武门附近的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京城所建的四座教堂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四座教堂地处北京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其他三座分别为北堂，西安门内西什库的救世主堂；东堂，东安门外的圣若瑟堂；和西堂，西直们内的七苦圣母堂。

到了明朝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在利玛窦初设教堂的原址，即宣武门内东隅，由利玛窦、熊三拔、李之藻等人出资出力，设计并营建了一幢西式圣堂。圣堂内规划强调异国情调，与中国传统宗教场所大异其趣。可是，利玛窦却未及享用，此堂竣工后未及二个月就去世了。

崇祯十一年（1638），因汤若望等神父在治历上的美好贡献，由礼部题请崇祯皇帝送御题匾额嘉奖。《正教奉褒》提及：“礼部题叙，汤若望等，创法讲解，卓有功效，并道气沖然，颇资矜式，理应褒异，上谕传旨嘉奖”。该御横匾额题有“钦表天学”四字，勒赐汤若望神父，悬挂于北京天主堂中，不仅可以当装饰品，而且表明天主教首明廷皇室的肯定。无形中，也可以赖此匾额，外界表明政教之间的亲密关系，扼阻外界对天主教会的种种不良企图与染指的野心。

明末，因流寇李自成的挑战，崇祯十七年（1644），京师被李自成所率领的流寇攻破，崇祯帝吊死在禁城后煤山下，明朝灭亡。

兵荒马乱时节，百姓丧命，建筑被毁，与明廷关系密切的外国人不敢滞留京城，汤若望却处变不惊，他不愿堂中设施，特别是圣坛圣像受损，也不愿丢下存放在这里的珍贵天文仪器以历书刻板，毅然独守南堂。在明清两朝交替的动荡岁月里，汤若望曾与这块土地共存亡，这里是他的心身所系。

据记载：“耶稣会址因贴近西城南门，所以首先被弃至于匪敌淫威之中的，所有教士中仅汤若望一人留于会所之中......北京传教会会长龙华民也劝汤若望同行逃避，但是他却宁愿死守他的教友，亦不肯他往。汤若望命会所中仆人到教堂中去，并且在这里听候天命底安排，可是他们并未受到搅扰”（魏特AlfonsVath 《汤若望传》210-211页）。

虽然李自成手下有不少人走进会堂，并且到处观望，但仅取走一条绒毡子而已，其他则一无损失。

同年稍后的日子，镇守山海关的吴三贵，开启“天下第一关”之城门，引进满清军队，进攻北京，战火与抢夺再次爆发于全京师的巷道房舍之间。《汤若望传》提及：“......教会周围的一切房屋，都被火所燃烧，为使火焰远离教会底屋舍，他特将在祭坛上祝圣过的圣牌圣像投掷房上，所有的仆役除二人外俱已逃逸，汤若望把一切房门俱皆封锁，然后就同这两仆人到教堂内，向天主祈祷，今后天主之安排。”（同上217页）

“烧杀的贼兵由城墙上察见，惟独传教会尚未焚烧，因此他们就向传教会内燃放火球，并向其他的匪兵传呼，燃烧‘天主底教堂’。从街上扔入教会内之火把，竟有七次之多，可是这些火把皆自行息灭......”（同上218页）

不久，又有匪徒前来教堂，身负守护教堂重任的汤若望不惜挺身而出，与匪徒对峙：“有一天城内匪徒突然出现于会所之前，外边大门已经被他们有铁锹所锹开，侵入的人们已经立在二门之前，其他的匪徒攀登房顶，用长枪和木棍向下攻打，这时汤若望骑士家世好勇乐战的血统在他心中燃烧了起来，他手执倭刀一把，气势汹汹地立于二门之后......”（同上219页）

待清军控制北京，新王朝宣布要把居住于北城的汉人居民迁离，教堂再次面连挑战，不能再提供信徒礼拜所用了。

善于应变的汤若望勇敢地向新政府满清主事者提出免于迁离的请求，结果因汤若望在天文历法上的名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新政府由于对天文历法上殷切的需求，对汤若望神父们有诸多仰赖之处，所以得着官方的特别许可状，不仅允许天主教堂的保留使用，勿需迁离，而却还得着不许满洲军队或百姓搅扰教堂的谕旨。

汤若望在国变之际，使圣教度过一道生死难关。

仰望星空

满人初入关来，“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摄政王多尔衮早知道西方传教士协助明廷修历制炮。

中国有古来的敬天、测天传统。实际上敬天是中国封建皇权神受的理论支柱。掌握天文历法，观象占验手段，不仅仅是为了敬授民时的实用目的，也是皇权的一种象征。天文学自然成了皇家御用科学。

1644年8月初一，汤若望与朝廷钦天监官员一同登上观象台，当场验证日食结果。结果大统、回回历俱差时刻，惟西洋推算密合天行。三个月后，皇上下诏请汤若望入宫接管钦天监。

汤若望考虑到他远道而来，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传道，所以具书辞谢，他在奏疏中写道：

“......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服官之理。......乞皇上收回成命别选贤良......”然而，礼部很快奉到如下圣旨：“汤若望著尊旨任事不准辞。”

就这样，汤若望出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洋监正（即天文台台长），也开创了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之始。

现北京建国门内的观象台正是明初建的，即今“紫微殿”所在地，一座四合院，工作室内挂着一幅大匾，横书四字“观察惟勤”。在这里，汤若望兢兢业业工作了20年，全心投入，编辑了《洋新法历书》，共103卷，绘制了一幅突破中国千年传统的星像图，还制作了各种观象仪器。

当时，望远镜在中国明代人眼中还是十分蹊跷的东西，它被称之为“千里镜”。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伽利略于1609年在意大利制造成功的。汤若望将伽利略的文章翻译后收集成《远镜说》一书。

同时，他与接替徐光启的李天经合作，一同把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着《论矿冶》（De reMetallica）译成中文，取名《坤舆格致》。

他在《主制群征》里又提的人体解剖学知识，是有关西方医学的最早信息之一。

续利玛窦后，汤若望成为西学东渐的有力前导。

李之藻曾经发出感叹，西洋人传入的历算、仪像、日轨、医学、格物穷理之类的书，是我国一向没有的，而这些书，“有资实学，有裨世用......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

中国人当时认定“天如伞、地如盘”，自己无疑是端坐在地盘中央，而随着西学传入，才开始认识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学术界风貌顿改，如梁启超后来描述的：“那时候学界气象，如久经严冬，一旦解冻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跃，煞是可爱。”

京城繁华处再建欧式教堂

清初时代，汤若望与顺治帝及宗室、宦官、乃至宫女们都继续维持良好关系，吸引他们在信仰皈依。

顺治七年（1650）钦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利玛窦所建天主堂泮地基一块，孝庄文皇太后赐银两，众亲王官绅捐助，建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天主堂，命”圣母无染原罪堂”（即今北京南堂）。

汤若望仰恃他在朝中的威望竟敢冒险在天子首都内繁盛大街上，并重要城门之旁，起造公众教堂一座。以前，教会内教民都是在一座外面瞧不出来任何特征的圣堂内举行。现在却要盖一座真正的、如同欧式教堂了。

教堂建筑图样之设计，以及动工后的监工工作，都由汤若望神父自己充当。汤若望完成了建筑术上一件伟大工程，此堂“恭勒纶音与石，以垂不朽，天下闻而荣之，”人们惊奇称道。顺治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名号，御书“钦崇天道”，并“通玄佳境”堂额。教堂左侧隔壁，曾是京师开设最早的讲学之所，名“首善书院”。

汤若望深得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信任，顺治十二年（1655年）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以俗称“南堂”而广为人知的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对于北京天主教会的发展而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明朝一座在北京成立的天主教堂，教会房舍购自于明朝第一位成功地在北京传教的利玛窦神父之手；以后又重建于清初在京担任钦天监植物的汤若望神父之手。利玛窦和汤若望分别扮演了启基者，重建者和使用者的角色。

“南堂”历史，其初立、改建、扩建、重建的过程与整个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兴衰过程环环相扣。南堂的历史无异是天主教在明清两代发展的缩影。1775年大火，乾隆重建；1900年义和团损坏，光绪重建；文革捣毁，1979年成为文物重点保护建筑。

赏酒下厨

顺治九年（1652），皇帝“赐朝衣朝帽、鞋袜”，他开始着中国官服。柏乡进士魏裔介称他为“西海之儒，即中华之大儒”。

汤若望资质超群、做事干练、思想活跃、心灵手巧、气质谦虚、态度潇洒，俨然一派中国大儒风度。他性格开朗，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结交皇上、太后、名臣、饱学之士、诗人画家，均为一时人俊，谈论的话题包括教理、天学、历法、火器、建筑等。他盼望通过对上层与名人的影响，大刀阔斧的传扬福音。

汤若望有情趣，重友情。有一次，皇上赐给他一瓶荷兰使节进贡的葡萄酒，当时，若望正受宠之时，皇帝一连三次对他封官加爵，称他“通微教师”，并怜悯他就别故土，好让他喝到来自欧洲的洋酒，聊以解思乡之情。

据《客舍偶谈》记述，汤若望请来甬东的范吏部潞公也共饮。刚一打开瓶盖，顿觉香飘满室。汤若望还亲手烘烤了鸡蛋糕，这个德国年老神父兼当朝一品，竟然亲自动手下厨，足见他身上洋溢的生活气息以及他的平易近人。

他不但与中国朋友共品甘甜，也与他们共度难关。当因教友孙元化（曾写过《几何体论》）和张焘（原李之藻门人）因兵变蒙难下狱被判死刑后，若望不顾个人安危，扮成“黑煤子”，背上煤篓，俨然一个炭贩的样子，混在打杂工里潜入大牢，陪伴两人背诵圣经，一起祈祷，使得他们灵魂得到抚慰。

七十大寿时，中国友人描述他：“七十老人颜如丹，碧眼长须古衣冠”。

《天主堂碑记》和《景教碑》

1657年清世祖顺治御赐《天主堂碑记》，碑身是一块白色大理石，高两米余，宽一米，厚约33厘米。综述了汤若望来到中国的经历，回顾了中国天主教简史，表彰了汤氏在制历上的突出成就。

汤若望传教时代，大秦景教碑于1625年在西安出土，对传教事业的展开起了推动作用。景教碑发现于天启五年，此碑考证，明季天主教士为至宝。细研碑文，既可见当时景教之盛，如寺满百城，法流十道句。使人得知，早在唐贞观年九年，就有阿罗本在中国传播国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唐代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明代人有感于碑文所记，既然早在盛唐这一宗教信仰就已广传，那么当代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认可自然顺理成章了。

汤若望著述众多，梵蒂冈图书馆至今收藏着《主制群徵》、《主教源起》、《真福训诠》等。

汤若望曾到河北和陕西传教。献县天主堂设有图书馆，存放汤若望著作原版，以及顺治皇帝赐的诏书，康熙赐的匾额“万有真源”原件等。可惜60年代中被作为四旧烧毁。

他在北京古观象台观测天象并编撰历书的工作室、在天主教南堂的居所以及他的墓地均保存至今，供游人参观。他和其他60位外国科学家、画家和传教士同葬的北京滕公栅栏墓地，位于车公庄北京行政学院内。

汤若望在利玛窦为中国奠定的基础上，为天主教再建功勋。

小皇帝与洋玛法

汤若望与顺治帝更如亲戚一般，史家陈垣说汤若望“犹魏征之于唐太宗”，这种关系是在皇帝童年时建立的。

福临，清世祖顺治帝，于1643年登极时才六岁。顺治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是贤淑聪慧、深明大义、富有魄力的孝庄太后。她曾辅佐三代清初君主，即皇太极、顺治和康熙。

孝庄太后的侄女被选为顺治未婚妻，有一次她得了病，医治无效，孝庄太后向汤若望求药，汤若望手上没有药品，就送给她一块圣牌，嘱咐挂在病家头颈上，祈求天主帮助他恢复健康。结果没过几天病就痊愈了。此事非同小可，孝庄太后表示愿作汤若望的义女，福临自然成了义孙，后来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父辈或爷爷）。年轻的皇上身边有了一位难得的、温和而又博学的长辈。玛法就如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们之间频繁往来，据《清史编年》记载，在1656到1657年之间，“皇帝竟有24次临访汤若望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第一卷，第471页）。

顺治后来热恋上弟媳董鄂，娶作皇妃，生子夭折，董妃过度伤心而死。顺治痛不欲生，又因受笃信佛教的董妃影响，渐渐深陷在禅宗里，欲剃度为僧。汤若望在《回忆录》中说，“皇帝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虽然由于孝庄太后百般阻拦而未成，可是年仅24岁就因得天花，于1661年驾崩于故宫养心院。

有关谁继承皇位的决定，内臣奉孝庄太后意思询问汤公，皇二子福全和皇三子玄烨哪一个继位较合适。汤若望对皇三子比较中意，因为他得过天花。这位玄烨，就是后来的清圣祖康熙（1654-1722）。

康熙与若望

小皇帝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摄政。

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挑起事端，挑衅清朝初年新历上“依西洋新法”的说法，作成“曆狱”。扬光先作《辟邪论》，将儒教与天主教对立起来。利类思神父作《天学传概》对杨加以驳斥。杨又发表《不得已》等加以反对。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惑人、历法荒谬，汤若望等被判凌迟死刑。

判案当日北京地震，余震连连，人们议论纷纷，说是上天的惩罚，若不尽快更正，恐有大祸降临，最后由“义女”皇太后孝庄文出面，汤若望方得免去一死。

历狱期间，清政府将外国传教士集中在广州，包括自1631年起从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来的多明我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全国教务由罗文藻支撑。

出狱后，汤若望于1666年8月15日，西历圣母玛利亚升天节，也是中国农历京城荷灯节——祭告死者的传统节日，辞别人世。享年75岁，在华为道44年。

康熙14岁临朝亲政（1667），在孝庄太后的敦促下，于康熙八年（1669年）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南怀仁

接替汤若望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南怀仁于1623年10月9日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小镇彼滕（Pittem），12岁起他进入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17岁时开始了他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教会大学之一鲁汶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鲁汶大学期间，南怀仁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并通过宇宙论的学习，掌握了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南怀仁在1641年9月2日加入耶稣会。

1658年随同卫匡国（MartinoMartini）神父前往中国，1659年抵达澳门。后来在山西传教。1660年南怀仁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神父。

康熙八年（1669年），撰写《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着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

历狱期间，南怀仁不顾个人安危，极力为重病在身的汤若望进行辩护，甚至在获释后，自愿留在狱中照顾汤若望。

南怀仁在与杨光先的历法斗争中表现出超凡的才干，逐渐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接替汤若望。

康熙十五年（1676），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1678年南怀仁写信个耶稣会总会长呼吁派人来华，得到法国路易十四的支持。1685年5名法国耶稣会士携带30项天文仪器来华。这是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开始。

1688年南怀仁逝世于北京，清圣祖追赠为工部右侍郎，諡为勤敏，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墓园，现在位于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马尾沟教堂。

康熙初年的希望

经过“历法之争”，康熙帝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的知识为朝廷服务。传教士们为清廷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天文书籍，他们还设计和制造火炮，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功劳，并充当宫廷教师，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科学。

康熙帝对基督信仰有好感，他曾御撰颂赞基督：

立天地之主宰，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于前无始，引之于后无终。

弥六合兮无间，造庶类兮靡同。

本无形之可拟，乃降生之遗容。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据贡道夫(HebertGundolf)统计，1650年，中国有15万基督教信徒，至1675年，增至30万人。康熙四十年（1701）据不完全统计，天主教住院修士120人，教堂229座，教师103人。

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礼仪之争的爆发，却使局面迅速逆转。

礼仪之争

明清改朝换代、杨光先历狱之灾都未能阻止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然而，教会内部却发生了争论。时间之长、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大大超过当事人的预料，刚刚摆脱困境的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几乎陷入绝境。

明朝末年，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这种“适应策略”的核心就是尊重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地方、由此及彼的契合点。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

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内部就产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这就是中国礼仪之争。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kolausLongobardi1559-1654)于1597来华接替利玛窦。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耶稣会士（除龙华民等少数外）主张“天主”、“上帝”、“天”三者并用，多明我和方济各会士认为只能用”天主”来称呼造物主。耶稣会士认为祀孔祭祖乃是对先人的孝思，没有必要禁止信徒参与文化礼仪，多明我和方济各则认为是偶像崇拜坚决反对。同时，在中国信徒是否应参加迎神赛会等活动，为妇女付洗是否应免去中国习俗上认为不适的礼节等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论。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因此，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康熙帝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派遣耶稣会士到罗马教廷，将礼仪问题进行详明奏闻，然而，罗马教廷一意孤行，重申1704年的禁约，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

1721年，康熙看了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的禁令，批示道：“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是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但是，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严格执行，进而采取关闭政策，天主教士受到致命打击，陷入瘫痪状态。

从1700年至1842年之间一百多年，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了活动机会，宣教活动回到元朝以后利玛窦以前的情形，有一百多年的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教皇于1775年下令解散耶稣会。1939年，罗马教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中国礼仪作出了新的决定。

在追述清朝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时，丁韪良指出：伟大的康熙皇帝一度要变成这个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他赞助传教士并鼓励他们皈依他的人民。但当教宗转到敌对阵营裡去时，当教会的领袖们指责皇帝亲近的那些教派时，皇帝转到了十字架的对立面。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的后继者，在埃尘中践踏神圣的象徵物。

石羊的述说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碑如今坐落在北京市委党校校园中心，周围绿树成荫，显得优雅而宁静。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校一部分同事，在“横扫四旧”的名义下，将三个人的墓碑稳妥放倒，用土掩埋起来，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冲杀过来的时候，这里的四旧已被破除了，不需他们动手“砸个稀巴烂了”。

如今，昔日华丽的墓地，原来依次排列的石人、石马、石羊和石供只剩下一只孤独的石羊，兀自蹲在墓碑小院的门口，仿佛满怀失去伙伴的凄楚之情，默默无言地蹲在那里。石羊若有口，一定会滔滔不绝说福音在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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