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悼亡诗里的悲情人生
于丽、曹 旭
文学是什么？简单地说是“人学”，是“情学”；悼亡诗是什么？悼亡诗是特定的妻子死了，丈夫追悼、怀念妻子写的诗歌，因此，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题材和感情比悼亡诗更能感动人心的了，因为它是中国诗歌史上唯一集生死爱恋于一体的诗歌。
虽然未用“悼亡诗”命名，但悼亡诗在《诗经》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邶风·绿衣》中，那位丧妻的男人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你的绿衣啊，绿色的面子黄里子；我忧伤的心啊，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睹物思人，是悼亡怀旧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诗人把衣、裳仔细翻看，由妻子的细针密线，体会妻子当年对自己的深情，和妻子生活的情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忧愁也永远摆脱不了。最后说，天气寒冷了，自己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妻子活着的时候，四季换衣都是为他操心，现在忍受不了寒风的侵袭，自己寻找衣服，又勾起他失去贤妻的无限悲恸。这种悲恸，比起白居易《长恨歌》中“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不免有点“做秀”的表白来，更真实得多，形象得多，深切得多。
从衣服开始睹物思人，影响了西晋的潘岳、唐代的元稹。潘岳悼亡诗第一首“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寝兴何时忘，沉忧日盈积”等，实《绿衣》第一、二章意；第二首“凛凛凉风起，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等，是《绿衣》第三、四章意。元稹《遣悲怀》第三首说：“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则全由《绿衣》化出。因为《诗经》是潘岳、元稹的教科书，他们都熟读《邶风·绿衣》，所以《邶风·绿衣》在表现手法上，便为后代的悼亡诗开了无限法门。
《诗经》中《唐风·葛生》，也是一首悼念亡人的作品，从内容看，应该是悼念亡夫。诗从墓地的葛藤写起，写两人生死异处，夜夜都是冬天的夜，天天都是夏月的天，百年熬到头，回到他的身边。回想去世前的相亲相爱，同心同德，发出死后同穴的悲号，同样影响了潘岳的悼亡诗和元稹的《遣悲怀》。
汉武帝的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日夜想念，不思茶饭；百无聊赖中，召来一个方士在宫中设坛招魂，以期与李夫人再见一面。这个方士在点起灯烛，请武帝在帐帷里观望。花墙之上，摇晃烛影和烟雾之中，似乎有身影翩然而至，纤纤玉手，袅袅腰身，却又徐徐远去。武帝看不真切，着急地说：“是你吗？不是你吗？我痴痴地站立着看，你为什么如此姗姗来迟呢？”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简短的十四个字，把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思而不得、得而不辨、辨而转嗔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那股迷离恍惚、如梦如幻的感觉和时空交叉的错觉被后人创作的悼亡诗所继承；姗姗来迟，也成了一个蕴藉丰富而又感伤唯美的典故。值得一提的是《李夫人赋》开了后世帝王作悼亡赋以怀人的先河，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的形式来悼念妻妾的文章。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对悼亡诗本身的批评与鉴赏，有名的莫过于孙楚。《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这则所说的诗歌就是《除妇服诗》。诗曰：“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此诗是其妻胡毋氏去世一周年所作，他开创了妻子去世周年创作悼亡诗的先例。
在当时，公开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情，是会被世人耻笑的。《世说新语·惑溺》篇载：“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和荀奉倩一样，潘岳也是非常重视伉俪之情的，他在《悼亡赋》中说：“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潘岳以前一直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潘岳对当时“制重而哀轻”的做法非常不满。为了表达对妻子“制重”以外的深情，他写了三首《悼亡诗》。一方面表达对他妻子杨氏的感情，一方面代表他对社会上“制重哀轻”的抨击，由此可见潘岳创作悼亡诗的深层意义——从此，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诗”成为悼念妻子的专称——一种新的诗歌题材诞生了。
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分析鉴赏的文章已经很多。但把它与潘岳哀情的文、赋结合起来进行解读与分析，就更能体会和感受它所蕴含的伉俪深情。诗曰：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渑俛恭朝命，回心反出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透过“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两句，我们知道此诗作于冬春之交，虽有春风吹拂，但屋檐上的冰霤还未化尽。前八句是对现在状况的交代，和妻子已经阴阳两隔，却沉浸在失去妻子的伤痛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两句总领下文，作者睹物思人，但却物是人已非，今夕对比，倍添伤感。之后的四句用了“翰林鸟”和“比目鱼”的典故，那只是曾经的美好愿望，如今却形单影只。结尾“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两句说自己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无法释怀，于是想效仿庄周击缶获得精神上的暂时解脱。如果把这首诗硬性解构一下，为：开头（忧）——中间（逝去的欢乐）——结尾（忧），整首诗都浸在深沉的悲伤里，犹如那浓墨，那沉在海底的古瓶。
由于西晋诗歌到处装点形式主义美学的东西，算是最“清浅”，善于以淡语写深情的潘岳，仍然不能脱离在诗中大量排比、对偶、用典的风气，使这三首诗以今人看来，不免有语意重复、拖沓，文辞因华丽而堵塞诗意传达的弊病。但是，那是时代使之然。潘岳的《悼亡》诗，之所以流传不衰，“望庐思其人”、“春风缘隙来”，通过细节写对亡妻的感情，仍有委婉动人的效果。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语不佳者。”其批评的中心在一个“情”字，而潘岳最擅长的莫过于抒发悲哀之情。
从萧统《文选》所选的诗、文、赋来看，潘岳哀诔作品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哀诔之文共五篇，数量上较诗歌和赋占的比例更大；其次以后世诗学理论的评价为例：《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孝山崔瑗，辨契相参：观其叙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声者也。”刘勰认为在哀诔之文的构意上，崔瑗是潘岳的老师，但在对后代的影响上，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除却《悼亡诗三首》、《杨氏七哀诗》等诗歌创作之外，他还为杨氏写了《哀永逝文》和《悼亡赋》，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集悼亡诗、悼亡文和悼亡赋于一身的作家。相较诗歌而言，文和赋的篇幅要长许多，也更能淋漓尽致地抒写诗人的悲伤之情。而从赋作与《悼亡诗三首》的关系来看，尤其是“入空室兮望灵座，帏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帏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春风兮泮冰，初阳兮戒温。逝逍遥兮浸远，嗟茕茕兮孤魂。”这段，其中的“空室”、“帏屏”等意象的使用，都被诗作所承继下来。同时睹物怀人、物是人非的抒情方式也被运用到《悼亡诗三首》中来，从此之后这种模式被定型，后世越来越多的诗人采用这种模式来表达悼亡之情。
抒写深厚伉俪之情，秦嘉夫妇赠答诗中所体现出来的真挚而深厚的夫妻之情堪称表率。以《赠妇诗三首》中的第三首为例。诗曰：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不为宁。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欵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这三首诗创作的背景是秦嘉为郡上计簿使要远赴洛阳，当时其妻徐淑因病还家，未能面别，于是作诗赠妻，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南北朝文》载秦嘉《与妻徐淑书》以及《重报妻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嘉临行前的种种嘱托以及对妻子的深情，而同样徐淑也有诗歌回赠，《玉台新咏》载徐淑《答诗一首》，其中有“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伉俪深情。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中出现的“宝钗”、“明镜”、“芳香”和“素琴”等物象，都是现实生活中秦嘉因为远离别而赠送给妻子的，有《重报妻书》为证，而作者也说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报答妻子对他的深情，只是用它们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情的回馈而已。
与秦嘉、徐淑的赠答诗相比，秦嘉和妻子徐淑虽然遭受远别离之苦，但至少可以作诗互诉情款，再多的痛苦也是两个人分担和共同承受着，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想到在某个地方有人跟自己一样也痛苦不堪，这样想来，似乎悲伤的情绪也缓和很多。可是，潘岳《悼亡诗》中的主人公却要独自承受痛苦，能和自己分担痛苦和欢乐的人已是阴阳两隔，此后无论春夏秋冬，黑夜和白天都要一个人捱过。表面上看来悼亡诗是写给逝者的，可是实质上却是诗人一个人的悲歌，无论诗人如何悲伤，也只能关上门来触旧物、想旧情。诗人在暗夜里，辗转反侧，望月伤神；在春花灿烂的白昼，涕泪涟涟，好不伤心。此一悲也。
尽管潘岳也创作了一些诸如《伤弱子辞》、《金鹿哀辞》等文来表达自己对夭折子女的痛惜之情，但却没有把对子女的这种情感纳入到悼亡诗中来，文学史上第一个在悼亡诗中抒写子女来表达自己对妻子逝去的悲伤之情的是唐代的韦应物。
今存韦应物的悼亡诗共十九首，其中涉及到子女的有“单居移时节，泣涕抚婴孩”（《伤逝》）；“今者掩筠扉，但闻童稚悲”（《往富平伤怀》）；“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出还》）等，倍增哀伤之情。其后元稹也有此类诗作问世，并且有所创新。但借助抒写子女以感念亡妻的极致之作，莫过于宋代梅尧臣的《秀叔头虱》，可谓诗来引泣。诗曰：“吾儿久失恃，发括仍少栉。曾谁具汤沐，正尔多虮虱。变黑居其元，怀絮宅非吉。蒸如蚁乱缘，聚若蚕初出。鬓搔剧蓬葆，何暇嗜梨栗。翦除诚未难，所恶累形质。”
由于失去母亲的依侍，孩子的日常起居无人照管，没有人为她沐浴，结果头上生了很多虱子，诗人写到孩子遭受此种困扰时说“蒸如蚁乱缘，聚若蚕初出”，想象一下蚂蚁乱窜、蚕出壳的情况，心里不由得麻麻的，无法再想。而这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还不算什么，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无暇“嗜梨栗”。可以说孩子正遭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而要解除这种痛苦一则干脆把头发剪掉，让虱子无藏身之处，而诗人却说“翦除诚未难，所恶累形质。”如果不是遭受虮虱的困扰，也会有其他的事情，根本的原因是其母已亡，自己又无暇身顾，孩子需要承受的还有心理上的折磨。诗人只是选取了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来表现妻子亡故所带来的现实的深刻影响，但却仿佛打开了一扇门，似乎我们推开门就可以看到甚或比《秀叔头虱》更凄惨的状况。
悼亡诗中的丈夫思念亡妻固然痛苦不堪，但毕竟是成年人，经历过世事繁杂，承受能力也较强，可是相比稚子幼女来说，他们还未经历过人事，却要承受失去母亲的痛楚，所以更加悲痛。此二悲也。
既然重壤永幽隔，那我又要去哪去寻你的踪迹呢？莫不如做梦吧，也许梦里你依稀还是昨日的样子，还在我的身边。悼亡诗中大量记梦的是唐代的元稹。元稹为韦氏作悼亡诗中标题为记梦的有四题六首，如《感梦》、《梦井》、《江陵三梦》和《梦成之》等，内容上涉及到梦的就更不胜枚举了。梦里梦到妻子向自己频频询问是否向南行的情景，“烛暗船风独梦惊，梦君频问向南行”；醒来却“觉来不语到明坐，一夜洞庭湖水声。”（《梦成之》）而梦里也有些许的快乐，如“平生每相梦，不省两相知”，但却清楚地知道不过是梦，“情知梦无益，非梦见何期。”（《江陵三梦》）而悼亡诗中梦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感极都无梦，魂销转易惊。”（《夜间》）。人们往往把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或者失去的寄予梦境，希冀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无奈也只能独自承受所有了。此三悲也。
无论是自己的悲伤、子女的悲伤甚或是梦里的悲伤，那都是悼亡诗里的悲情人生，同时也是人生的大悲伤，生亦如此。待到百年终老之时，就能了却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承诺，生死之外自有一片天。
而悼亡诗之所以感人、动人，很大程度上是它所蕴含的各种人世的悲伤，人所共有。其次悼亡诗是富含真情真意之作，为情而造文，因而也更能感动读者和今之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