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过五旬，经济稳定，子女都已成年，在外人眼中，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就应该修身养性，素面朝天，操持家务，实在闲得没事了可以到广场上跳跳舞什么的。但她偏偏每天精心打扮自己，不放弃追求浪漫，认为“活着就是折腾”，在偶遇初恋后决定离婚——本周，著名编剧王丽萍的新作《我家的春秋冬夏》在东方卫视播出，与之前多数养老题材打出悲情牌的做法不同，剧中那个风韵犹存、又会作又会嗲的前妻“张招娣”，立即引起电视观众的热议。
王丽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位“老年版娜拉”兼“作女派掌门”，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现代女性、尤其是上海女性的新形象，“她们认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活出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女性的觉醒。”而饰演张招娣的张小磊更在个人微博中宣称：“你们只看到我土豪打扮，无视我内心朴实无华；你们只听到我言辞犀利，不了解我心底那份脆弱温柔；你们只认定我矫情与人做对，其实我是个热情简单追求幸福快乐真爱的女人……我为新女性代言！我倡导大妈们：人生难得，活好自己！”
从“广场舞大妈”到“作女派掌门”
剧情回放：喝最好的咖啡，拎最时髦的包包，到韩国整容，买起6800元一套的套装毫不手软，比四个女儿还爱打扮——按照上海人的说法，张招娣属于那种“很妖”的女人。当与她同龄的女人们忙着跳广场舞的时候，她却追求更精致、更自我的生活。
王丽萍坦言，塑造“张招娣”这个角色，首先是想改变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一说到养老，人们立刻联想到那些老态龙钟、苦等儿女上门的老人家，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的父母，潮着呢。11·11之前，我一个朋友的爸爸就问女儿，你到了那天准备抢什么啊。老两口每年年初制定旅游计划，比子女还爱玩，还会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看她的微信记录，她妈妈在微信上问她怎么偷用邻居的wifi，把她给惊着了，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我妈吗，太会赶时髦了吧。苦大愁深的养老之前被写得太多了，你看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可爱的老头老太太，我们也得与时俱进地看待他们。”
即使没有满口的上海口音，张招娣的这样的女人，也带着“上海出产”的鲜明特色。王丽萍称：“这是上海女人的一个典范：我尽心尽职为这个家操劳了大半生，到了一定时候，我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有自己骨子里的坚持。人家说上海女人很精致，这只是说外表，其实上海女人内心是很倔强的，而且识大体，能把外面的功夫做得很好，关键时候也会摆出点姿态，但她们内心很清楚。在上海女人精致的外表下，有一个非常大气和强大的内心。”张小磊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张招娣其实是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她注重生活品质，其实她原来的家庭生活也能过得去，但她觉得还可以更好。”至于各种“作”的表现，“时代不同了，应该允许人们呈现出更多的个性，作的本质其实是去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张招娣的这种生活态度得到了年轻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的理解和赞赏，比如认为她跟四个女儿“哪里像母女啊，简直就是五朵金花”，“就是要活出这份精彩来”。
从“中国式离婚”到“老年娜拉”
剧情回放：在跟丈夫秦有天过了三十多年吵吵闹闹的婚姻生活后，张招娣偶遇年轻时代的初恋，决定离婚后追随初恋去韩国定居。秦有天讽刺她：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个啥？她回：我还没到头呢，不想就这样过完一辈子。
张招娣和秦有天的离婚是《我的春夏秋冬》一剧的起点，更是她“作”的极致。王丽萍说，“黄昏离”现象源于她个人对当代中老年人婚姻现状的观察。“剧中秦有天的理想生活就是每天吃完了饭出门遛弯儿，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但张招娣爱美，会发嗲，要浪漫，她和秦有天确实是性格不合。如果继续婚姻，他们的未来完全是可以预见的，就是继续吵闹下去。我个人是不鼓励他们凑合的，我不敢说张招娣的做法一定对，但她确实是敢作敢为，她主动选择生活方式，她代表了一部分的现代女性。”
张招娣的黄昏离之所以令人瞠目，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更常见的还是那些吵吵闹闹了一辈子但最终都无法下决心离婚的夫妻。丈夫要离婚、妻子死活不放手的情节，已经成为近年来影视作品的常见模式。之前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当中，蒋雯丽和陈道明饰演的“缠缠绵绵到天涯”的怨偶，就是其中代表。王丽萍分析说：“按现在人们的健康情况，到七十岁左右都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对无法和谐共处的夫妻在五十岁左右离婚，同时做好各自的心理调节，他们还可以有将近20年有质量的生活。”
“黄昏离”现象十多年前在日本已经初现端倪，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过若干年沉闷但尽职尽责的家庭生活之后，在老年时希望可以“为自己而活”。这种现象也随之出现在亚洲其他国家，据报道，韩国日前的一项调查就显示，2012年，结婚20年以上的中老年离婚率高达26.4%，首次超过结婚不满4年的年轻一代离婚率（24.6%）。韩国专家指出，老年离婚热原因很多，首要是思想观念转变。跟中国的情形相似，受传统思想影响，在韩国家庭观念中，离婚是不光彩的事，尤其是女方，往往被贴上各类鄙视性的标签。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和家庭观不断冲击，越来越多老人认识到，他们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
从“黄脸婆”到“经济女性”
剧情回放：张招娣追随初恋去了韩国。不料初恋两年后病逝，她开始念起前夫的种种好处，于是决定回国谋求复婚。为了追求前夫，她买了液晶电视、空气净化器等各种昂贵礼物，准备与情敌、保姆“马瑙”展开竞争。
鲁迅先生曾问过“娜拉出走之后怎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离开家庭的下场只有两种：或者回归，或者饿死。在现实生活中，离婚又想复婚的原因很多，有的为了房子，有的为了票子，但张招娣的原因从始至终只有一个：为了感情。当然，她之所以住得起别墅、花得起钱打扮、送得起礼物，是因为她自己手边有钱。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法律法规的逐渐健全，使得女性不仅可以在职场上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和收入，也能够在离婚时维护个人权益，从而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的一大进步，也是“新时代大妈”得以出现的原因。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日韩。虽然日韩两国很多女性都在婚后选择放弃工作，但相应的法律同样可以维护全职主妇的权益。早在2007年，日本就推出“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规定婚姻期间的厚生年金可以加以分割，只要当事人达成协议或者得到法院的判决，妻子最多可以得到婚姻期间丈夫厚生年金的一半。韩国政府近年来也着手对法律进行修正，规定“即使是专职家庭妇女，如果离婚责任在丈夫身上，离婚时也能获得家里一半财产”。此外，两国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年人的离婚率上升。
在中国，前几年媒体就曾报道过，中国有将近7成的离婚是由女性采取主动的，像张招娣这样的“黄昏离”女性也为这个数据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离婚率的逐年上升，使得近年来中国婚姻法的几次修改，都能成为当年全社会热议的话题。离婚后房子的产权归属问题、一方有外遇时对另一方的经济补偿问题、夫妻双方的财产透明问题，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选择。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表述的那样，只有先解决经济，才能谈论其他。
从“婆婆妈妈”到“切断粘连”
剧情回放：张招娣黄昏离的决定，遭到四个女儿的一致反对。张招娣回国决定破镜重圆时，发现秦有天已经与保姆产生感情，四个女儿同仇敌忾决定破坏父亲的黄昏恋，但同时她们又各有小算盘，或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援，或想瓜分父亲的房产。
《我家的春秋冬夏》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困境：张招娣的生活态度虽然积极，但她也不得不面临黄昏离的各种压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子女们的激烈反对。王丽萍承认在设置张招娣的性格和行为时也遇到一些纠结：“张招娣毅然选择了黄昏离，很多女性也都表示希望像张招娣这样勇于突破自己，但这是不是一种自私呢？我写过这样一句台词：我们的父辈很多人的婚姻可能算不上幸福，但对孩子们来说，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自私和潇洒之间，我希望可以达到某个平衡点。”
张招娣的困境，是中国式家庭内部代际“过度粘连”的反映。两代人之间互相介入、界限不分，一方面，父母对已成年的子女习惯了指手画脚，过度干预；另一方面，成年子女也肆意干预父母的生活，如要求父母帮自己照顾小孩、图谋瓜分父母的家产、破坏父母的生活选择，等等。中国的影视剧中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婆婆妈妈”情节，这是与欧美家庭剧的明显差异。“我家”剧中四个女儿最初的表现令不少电视观众觉得“讨厌”，原因就在于此。
养老问题也是黄昏离、黄昏恋必须面对的困境。张招娣虽然主动离婚，但在初恋病逝感觉孤单寂寞，试图回到前夫身边。秦有天属被动离婚，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适应，四个女儿一个月能回家一次就算不错，他与保姆产生感情也是环境使然。事实上，在很多养老题材的影视中，老年男性再婚的选择往往是家庭保姆，王丽萍解释说：“上海的丈夫们还好点，还能做点家务，外地很多人家妻子走了以后，丈夫就没了方向，子女没法照顾，只能给父亲找一个保姆，最后这男的就跟保姆过了，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
日本也是养老困境突出的国家，已经有社会学者建议，不要等到老年之后才想起要解决“寂寞”问题，正确的做法是未雨绸缪，在中青年时期就建立稳定的社交圈子，这样到老年时才会保持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
记者 孙立梅 报道 制图 邬思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