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文公碑的资料走近莱州之一 郑文公碑保存情况

默认分类 2010-09-16 13:35:08 阅读123 评论31 字号:大中小订阅

北朝碑刻《云峰山刻石》

云峰山石刻现存原石拍摄 摄影:真奇石苑【刘保平】



注:此石藏于云峰山郑文公碑亭,光线严重不足,2010.8.30日,石苑老师于窗缝拍得,如此清晰,实属难得,今见市上有售近百年拓品者其清晰度远不及此。老师自陕来莱,竟得如此佳作,岂非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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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将上下而求索





云峰山又名文峰山,位于莱州市区东南7.5公里处,因主峰东西两侧各有一峰,形同笔架,又称笔架山。其西连高望山,东接寒同山,可北望沧海,南眺群峰。虽海拔仅300余米,却山岩耸秀,林壑优美,景色宜人。入春,苍松滴翠,桃吞丹霞;夏来,槐花如雪,幽香清冽;秋天,松涛波涌,霜染枫红……

秀美的云峰山不仅景色宜人,更以其拥有众多的北朝刻石而蜚声艺苑,驰名中外。这些北朝刻石世传为南北朝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的手书碑记、诗赋、题名等,是书法艺术的稀世珍宝。

云峰山共有历代刻石35处,其中北朝刻石17处(北魏16,北齐1),另有宋明清刻石18处。除一处明代石刻在山阳,其余均在山阴与极顶。刻石多处突兀岩石侧面,以山势取之,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或矗立,或斜依,或偃卧,由山腰散布至山巅,形成天然碑林。其中最负盛名的《郑文公下碑》,刊于永平四年(511),刻面稍经加工,高2.65米,宽3.67米,为山中诸刻石之冠。碑文正书51行,行29字,计1243字,记述荥阳郑氏家族历史及郑道昭父郑羲生前事略,其书法谨严浑厚,刚劲秀美,堪称一代名作。由于石质坚优,刻工精巧,刻石虽距今一千四百余年依然字迹清晰点划棱角分明,雄风伟貌存。全碑除残损几字外,余皆保存完好。堪称全国书苑的一支奇葩,古代书艺术的瑰宝。

云峰山刻石是北魏书法艺术三大宝库(另有云门造像题记和邹县四山摩崖刻经)之一,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书体介乎隶楷之间,被誉为"隶楷之极",被日本书法界评为"中国名碑第一神品",是研究我国字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魏正书摩崖刻石群。永平中郑道昭尝登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等名山大川游览唱酬,足迹所至,辄书碑题诗于崖石上,其书闲雅简淡,浑穆而有篆隶遗韵,为北魏著名碑刻。 然因椎拓不易,流传较少。自南宋赵明诚访昨《郑羲上碑》,著之《金石录》后, 渐为世人称道, 清代金石、书法家多此冥心搜索,意发现郑氏父子书亦达四十余种,其中有郑道昭书 《郑羲上碑》、 《郑羲下碑》、《论经书诗》、 《观海童诗》、《云峰山题字等十五种》、《天柱山东堪石室铭》、《天柱山题字三种》 以及道昭之子郑述祖所书之 《重登山峰山石刻》、《天柱山铭》、《题云居馆石刻》等。 其中以 《郑羲上碑》、《郑羲下碑》、《论经书诗》等尤为书家所重。

有关考证,莱州专家有文介绍,录之于下,以飨同好:

郑道昭与云峰刻石探秘

吕茂东

[摘 要]:《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为父“改谥正名”而刊。撰文者郑道昭。书丹者“程天赐”。“程天赐”是东莱人,或崔挺弟子。《郑文公碑》是东莱文化、齐文化、鲜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草”字非妄添。试补《论经书诗》和《九仙题字》十六个缺字。郑道昭修道炼丹。

《郑文公碑》为何而刊?何人撰文?何人书丹?“草”字是否“妄添”?《论经书诗》缺失何字?道昭是否“妄仙”?如此等等,笔者呈一拙见,探讨其真实的历史面目和文化源渊。

改谥正名

史载郑羲中书令一职不是由正当途径升迁的,他任西兖州刺史时贪财受贿。太和十六年(492),郑羲死,尚书请示为其谥为“宣”。“宣”是褒意,《谥法》曰“施而不私曰宣”。孝文帝不准,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灵”是贬意。《庄子注·则阳》曰灵是无道之谥。“文灵”这个谥号,对于郑氏家族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莫大耻辱。郑羲葬在荧阳没有立碑,十九年后,道昭才为父刊碑天柱,又造碑云峰,正是缘于此故。

在《郑文公碑》中,孝文帝钦定的谥号被篡改了,那个评价郑羲“政阙廉清”、“不勤成名”的“灵”字不见了。碑文曰:“谥曰文,祭以大牢”。下碑碑额“荧阳郑文公之碑”也无灵字。北魏灭亡后三十一年,道昭子述祖任北齐光州刺史,在天柱山镌《天柱山铭》,又将郑羲的谥号改为“文贞”。道昭将谥号去一字,述祖将谥号改一字,父子为郑羲“改谥正名”,用心可谓良苦。

北宋赵明诚将《郑文公碑》收入《金石录》时,曾曰:“魏史列传与此碑皆云羲荧阳开封人,碑又云归葬于荧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而碑乃在今莱州南山上,摩崖刻之。盖道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传》云,羲卒,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为文灵。今碑首题曰‘荧阳郑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谥曰文。《传》载,赐谥诏书甚详,不应差误,而碑当时所立,必不敢讳其一字。

碑文曰:“公禀三灵之淑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悌端雅,置言愍行”。“常慕晏平仲、东里子产之为人,自以为博物不如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道昭说其父郑羲禀承天、地、人三灵之美,应五百年出一圣人之期,乘和而生,文明冠世。又说其以春秋之时的齐国贤相晏婴、郑国贤相子产为榜样,德声扬于州闾,这是对孝文帝赐谥诏书“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的否定。碑文 “绵荣千载,联光百世。自非积德累仁,庆届无穷,其熟能传辉踵美,致如此之远哉!可谓身没而名不朽者也”,更是对“文灵”谥号的反驳,对朝廷不满情绪的宣泄。

《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为父“改谥正名”而刊。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郑羲为郑文公,不知当称其为“郑文灵”。

碑与史不合之处

《郑文公碑》除了郑羲的谥号,还有几处与史籍不合,既有碑伪,也有史误。

碑载郑羲之父郑晔,“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魏书·郑羲传》则曰“父晔,不仕。” 《魏书·王慧龙传》又曰,郑晔是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王慧龙的功曹,与“不仕”之载自相矛盾。《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说郑晔是郑羲的祖父。晔生中书博士茂,幼麟为茂第七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有误,当以碑为是。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晔,后魏建威将军” 之载,与碑相合,可知郑晔并非不仕,其为建威将军是可信的。至于汝阴太守,未必是实职。北魏攻克汝阴,在皇兴二年,其时,郑羲已四十三岁。郑羲为郑晔第六子,若以其与父相差三十五岁推论,郑晔其时已七十八岁,即使其时郑晔尚在,以如此年迈之人守边防重地,可能性也甚微,但北朝任有虚职。

《魏书·郑羲传》载,郑羲为西兖州刺史,碑文将“西”字夺去。兖州和西兖州不是一地。兖州治瑕丘,西兖州治定陶,西兖州所辖郡县户数不及兖州的一半,道昭可能嫌小,故又将“西”字去掉。《魏书·郑羲传》载,郑羲在西兖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而碑曰“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耕桑有敬让之高,朝市无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专于鲁矣。”这与史书所载,也大相径庭。

碑曰,道昭任司州大中正。《魏书·郑羲传》载,道昭“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 荥阳邑即荥阳县,属北豫州、荥阳郡。

郑羲出使刘宋,是《郑文公碑》用七十八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说郑羲听宋乐哀细而知宋亡,“其若神明。”《魏史》载,郑羲出使刘宋,时在北魏太和二年(478)冬十月,也即刘宋顺帝二年冬十月。顺帝是萧道成谋杀苍梧王另立的傀儡,年仅十岁。顺帝二年九月,萧道成再进位假黄钺,都督全国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其时,刘宋已名存实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碑言郑羲听宋乐而知宋亡,“其若神明”,是故作玄虚、夸大其辞而已。

《郑文公碑》因诸多伪辞谀语而大为失色。碑之名世,赖于字。至于郑羲举秀才的时间,《魏书·郑羲传》曰“弱冠举秀才”,碑文曰“和平中,举秀才”,二者并不矛盾。南北朝承袭魏晋“九品中正”选举制度,因其弊病太多,为补中正之失,九品之外,兼行“秀才”考试,谓之课考。但秀才入仕,必须年满三十,称为“限年制”。“弱冠举秀才”,说的是郑羲二十岁左右就被举为秀才,但年不足三十,所以未能入仕。“和平中,举秀才”,说的是和平年中,郑羲三十七岁,又被举为“秀才”,他“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因此,郑羲举秀才之载,并非史与碑不合。

“草”字非“妄添”

在《郑文公碑》碑题一节的末尾,有一个“草”字。“草”字何意,令历代人费解。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称“《郑文公碑》······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于是有人煞费苦心地寻找“草”下的“篆”字,说“其下石花略似篆字”。有的撰文就这样写上了“草篆”。然,此系造假,“草”字之下根本没有石花似“篆”字。

有人认为“草”为“草稿”之意。但又有人反对,说“草稿”何不改于纸上,而刊于碑上?以立碑这样严肃的大事,何能草率?

刘海粟先生认为碑中“草”字“与碑的全文并非出之一人手笔”,“可能是后人妄添”,“故而这个‘草’字很可能与郑道昭无关”。

“草”字既然如此令人费解,而今出版的一些书籍干脆将“草”字去掉了。

这个“草”字是万万去不得的。

此“草”字非指“草稿”,乃简略、粗糙之意。它是对《郑文公碑》为什么将郑羲的谥号去掉“灵”字的解释,是对郑道昭欺君欺世之罪的开脱。一旦朝廷发觉追查,“草”字会有大用。

此“草”字,上、下气脉极不连贯,字偏左,也不守中线,如千军中一出列的士兵。“草”字僵呆无力,气细脉弱,怯懦拘谨,精神委顿。显然这个“草”字创造的是另外一种意境,与整个碑规整肃穆、大气磅礴形成强烈的反差,产生了异曲同工之妙。仔细品味,才知这个“草”字,只能写小,不能写大;只能写弱,不能写强;只能写歪,不能写正。奥妙无穷,发人深省。

这个“草”字可能是后添的,但不会是“妄添”,而是刻意之作。“草”字不失魏体,不出其时。其时无人敢在刺史碑上妄为。“草”字下尚有十四字空白,如系“妄添”,也不会只添此一字。

由云峰山诸多刻石可知,造碑之后,郑道昭常携僚佐道俗遊云峰赋诗刻字。当是他心生顾忌,令书丹人又添了一个“草”字。

道昭撰文

《郑文公碑》洋洋千言,何人撰文,是历来探讨的重要问题。

最早收录云峰诸山刻石的是宋代赵明诚,他在《金石录》中录云峰刻石七种,说碑为道昭所刊,没有说文为何人所撰。

近年来,学者们对此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认为,“于是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这段文字,既言碑为程天赐等人所刊,碑文也当出之程天赐之手,故吏有为府主撰文的习惯,且碑为第三人称。

故吏撰文不无可能,但此语疑点太多。

《郑文公碑》不是一般的德政碑,碑改谥号,是铁铮铮的事实。刊碑的目的,并非只为颂德,而是为了“正名”。除郑道昭外,他人无这样的动机,也无这样的胆量。

篡改谥号是欺君之罪。其时,虽然孝文帝已死,但一旦败露,仍有杀身之祸。这可能是郑道昭不敢将此碑立于荧阳的根本原因,因为荧阳在天子脚下,光州则是远在边陲。尽管如此,道昭也不会无所顾忌。即使是故吏刊碑,故吏撰文,何敢将其真名刊于碑上?

“程天赐”寓有“承天赐”之意,恐非实名。

碑立“天柱”、“云峰”,是“承天赐”刊,“承天赐”文,对于一个信奉道教、虚荣心极强的人来说,将其父捧到“天上”,是极其风光的事情。

碑称程天赐为“东郡主簿”。“东郡”何地?不会是滑台,可能是“东莱郡”,然又少了一个“莱”字,也不确指。郑道昭既篡改“谥号”,那么伪托“程天赐”为刊碑之人,不仅需要,也极可能。为掩人耳目,使用第三人称也就顺理成章。

清人王昶跋郑述祖《夫子庙碑》曾曰:“云峰山郑道昭刻其父德政,而托名于故吏程天赐。”正是缘于此故,王昶未将《郑文公碑》收入他的《金石萃编》。

刘海粟先生不为碑文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说:“子不为父写第三人称的碑文是常规,说不定郑道昭本人就来个例外,自己撰文挥毫。”

碑文对于郑羲的评价是对孝文帝赐谥诏书的否定,对“文灵”谥号的反驳,除了道昭,不会是别人的声音。

碑称郑羲为“公”与“君”。“公”与“君”是晚辈对长辈的尊称,“恭惟我君”一语,可知撰文之人,是其后人。

《左传·昭公十二年》称探索八卦的古书为“八索”,九州的古志为“九丘”。碑文改作“八素九丘”。《置仙坛诗》省作“丘素”。碑文与《置仙坛诗》相同,均改“索”为“素”。《置仙坛诗》为道昭所作,可证碑文也出自道昭之手。

碑是道昭所刊,文是道昭所撰,只是书丹者却不是道昭。

“程天赐”书丹

《郑文公碑》是云峰诸山刻石的代表作,书丹者何人,是关系著作权的重要问题。

清代包世臣和康有为是最早将郑道昭作为《郑文公碑》书丹者的人。包世臣《艺舟双楫》曰:“以《中明坛》题名、《云峰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17)然,《云峰五言》书风不皆与《郑文公碑》相同。其以《云峰五言》为道昭真迹,而注明“郑公之手书”的《右阙题字》却被其忽视。包氏之论,有失察之误。康有为更不加区别,将云峰刻石四十二种全都归于郑道昭名下。其后,人们多盲从其说。

《右阙题字》下方有同游人补题的“郑公之手书”五字,说明《右阙题字》是郑道昭亲笔。这是云峰刻石中唯一一块注明是郑道昭手书的刻石。大率认为刺史大人不同常人,题字宝贵,故特意注明。这也说明其他题字并非都是出之郑公之手。这是云峰刻石非郑道昭一人之书的确证。

《右阙题字》共十一字,大小不一。“云”、“峰”、“栖”、“息”、“此”五字,写得拘谨乏力,书意诡秘,既不如《九仙之名》圆劲浑厚,也不如《郑文公碑》方正庄重,显然非一人手笔。当然也有未注名的道昭题字,如《山门题字》。

《山门题字》曰:“荧阳郑道昭之山门也於此遊止。”他人不会直呼道昭之名,题字只能出之郑道昭本人,其与《右阙题字》可以共同确立郑道昭书法的艺术风格。

云峰刻石中,也有明显不是郑道昭手书的题字,如《咏飞仙室诗》曰:“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当门石坐题字》曰:

“郑公之所当门石坐也。”显然,郑道昭不会自称郑公,题字当出之郑道昭的僚佐。

《郑文公碑》的艺术风格,与《右阙题字》、《山门题字》差别很大,而与《咏飞仙室诗》、《观海童诗》诗文部分相似,说明《郑文公碑》并非郑道昭书丹。

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书协、山东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云峰等四山刻石进行了立碑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实地考察。研究认为,《论经书诗》第一、二、四部分及《山门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右阙题字》、《观海童诗》首行等十一石,为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和北魏其他刻石,运笔方圆兼施,风格不一。其“郑”、“道”、“昭”、“作”、“云”、“峰”、“山”字与第一组中相同字比较,有明显差异。研究认定这一组字,非郑道昭所书,可能是郑道昭的属吏写的。

那末,这位属吏会是谁呢?

2007年8月22日,在第二届云峰刻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请教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赖非先生。赖先生说:“郑文公碑的书丹者是程天赐,程天赐是东莱人。”

赖非先生所言很是,碑文“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铭之玄石”,说的不是撰文,也不是刻字,而是“挥毫书丹”。

然这像是一段隐语。前文说过,“程”是“承”字的谐音, 寓《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第六章有“承天赐”之义,恐非实名。东郡指东莱郡。刊碑也不会用“六十”人。“六十”是“留世”和“刘氏”的谐音。

主簿一职始于汉,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如现在的政府秘书长加办公室主任。魏晋南北朝时承袭汉置,州、郡、县的主簿均从本籍大族子弟中选举产生。“程天赐”为东莱郡主簿,是从东莱郡的名门望族中选举出来的优秀人才。

东莱涌现出“程天赐”这样的书法大师,并非偶然。东莱有五千年文明。夏代时,少康灭浇于过。商代时,纣王筑沙丘城于过国。春秋时,齐封阴主于三山。降至秦汉,秦始皇、汉武帝、汉宣帝多次巡幸东莱。到北魏时,东莱一直是胶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东莱文化哺育了诸多历史文化名人。西汉时,东莱掖人费直以古字古文治《易经》,刘向、陈元、郑众、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家皆习其说。东汉时,东莱掖人左伯善书,工八分,与毛弘等擅名于汉末。左伯又精于造纸。“左伯纸”与“仲将墨”、“伯英笔”并称书法三珍。东莱掖人刘毅是汉城阳(今莒县)景王刘章之后。魏末,举为孝廉,辟为司隶都官从事。西晋时,官至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刘毅善书,“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 “程天赐”等书家出之这些名门之后是有可能的。

《郑文公碑》的书丹,云峰刻石文化宝库的形成,可能还与一个人有关,此人便是曾任光州刺史的书法家崔挺。

崔挺是齐太公姜尚(又名吕尚)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崔氏出之姜姓。齐丁公吕伋嫡子季子让国于叔乙,食采于崔(今山东章丘西北),遂为崔氏。汉代,崔瑗、崔实是书法大家。北魏时,崔氏为四大姓之一,《魏书》立传的崔氏有十多人,善书者还有崔浩、崔宏、崔光,崔氏传承的是齐文化。

史载崔挺善书,任中书侍郎时,就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碑,功成,赐爵泰昌子。可知,崔挺是当时顶尖的书法大师。太和十九年(494),崔挺出任光州刺史。其在任“威恩并著,风化大行。”景明初年(500)卸任,“老幼泣涕追随。”景明四年(503)卒,“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其遗爱若此。”崔挺任光州刺史六年,又兼大中正之职,其在任选举一些英才,为其属吏,属吏师从崔挺学书,都在情理之中。“程天赐”或正是崔挺弟子中的佼佼者。崔挺卒,为崔挺立八尺铜像、起八关斋者不仅仅是崔挺的故吏,更是怀念恩师崔挺的诸位弟子。崔挺卒后七年,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邀请“程天赐”为其书丹了《郑文公碑》。

缺字试补

《论经书诗》长达324字,是《云峰刻石》中另一长篇巨作。《论经书诗》有十四字因刻于石脉而漫漶不清,对照邱学才先生收藏的清代拓本,参考诗意,笔者探讨了一下这些文字。

首句的第四字,旧补作“生”。此字左上有残点,右下有残捺,疑为“迷”。迷津,佛语“迷妄”的境界。《大唐西域记序》:

“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下句“浮生”一词,出之《庄子·刻意》“其生若浮”,认为人生在世,虚浮无定。“靖觉镜迷津,浮生厌人职”,是说道昭因国运衰败,官场失意,而虚妄迷途。出任光州,安居一方,是道教将其超度到另一个精神世界,使他有了新的追求。这是道昭因理想和抱负破灭,而转入消极人生的真实写照。

第三句的第四字,上有左点和一横划残迹,疑为“道”。“耸志访□(道)遊,云峻期登陟。”言道昭厌倦官职,立志修道,期望能得道成仙。

第五句第五字的残迹与下句的逕字相似,疑为“逕”,小路。

第七句第三字,残迹不可认,按诗意或是“石”字,石逕长满青苔。此句第五字,有残形可认,是个“难”字。“拂衣出州□(逕),缓步入烟域。苔替□(石)逕□(难),巃 星路逼”。是言登云峰山之艰难。

第九句三、四、五字不清。第三字上部左旁残迹似“ ”,下部残迹似“ ”,疑为“ ”。 同休。《玉篇·火部》:“ ,美也;福禄也;庆善也。”此为吉庆之义。第四字上部似竹头,下部不可认。第五字下部残迹似“老”字。《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补为“ ”,但上部不似“ ”形,而似竹形,疑为“ ”。“ (kao) (lao)”为一词,是用竹篾或柳条编制的筐、篓之类的盛物器,或是盛三牲祭品所用。“霞旌休 ,凤驾缘虚 ”的“旌”是道教的旌幡;“霞”和“虚”都是指道教;“凤驾”指仙人;“ ”,赤色;“虚 ”是指道教的丹药。左思《蜀都赋》:“丹沙 炽出其坂”。“凤驾缘虚 ”一语,是说神仙因修道炼丹而成仙,道昭加入道教,也是为了学习炼丹之术。此句与下句的“披衿接九贤,合盖高顶极”是对入道仪式的记述。诗称云峰山为“烟域”仙山。这里新建的“白云堂”按照道家礼仪,设旌立幡,焚香鸣磬,行符敕水,请来“九仙”。道昭披上道装,叩拜行礼,加入教门,学习丹术,开始了修仙之道。

第十八句第二字,有残形可认,是“狭”字。上句的“峥嵘非一岩”和“双阙承汉开”,当指天师道和北天师道。“窦□(狭)鸟过亟”等语,是借景喻事,论述道教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第二十二句第三字,左部残迹似“亡”字,疑为“望”。“迴首眇京关,连川望未即,”是说望不见去京的关隘山川了。

第二十三句“还济河渐□”。第五字,残迹似“ ”,疑为“远”字。济,济水,指荧阳。《水经注卷七·济水》:“济水又东经荥阳县北。” “还济河渐远”,是说远离了家乡。

第二十四句第一字,下部似“東”字残迹,疑为“东”。东来,是指来到东部的光州。

第三十六句的第一字,残迹似“飞”字下部,疑为“飞”字。第二字,《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释为“鸟”,但下部残形是一“山”字,疑为“岛”,“飞岛”指周围的山峰。前句“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依微姑射踪,逍遥朱台日”,是对入教学道的记述。“攀石坐危垂,□(飞)□(岛)栖倾侧。谈对洙 滨,清赏妙无色。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是对谈经论道的记述。诗中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道昭所论的经书是葛洪据《三玄》改编的《抱朴子》。

第四十四句的第五字,笔者原据残迹补为“地”,欠确。《掖乘》载此字为“石”,可从。瑶,美玉。石,石头。“相翔足终身,谁辨瑶与□(地)。万象自云云,何必挂情忆。”道昭感悟到万物自生自化的“道”,对世上一切都不以为然了。他盘桓于云峰山上,一心去登陟那个可与“九仙”相会的神仙世界。

《论经书诗》是郑道昭论经学道的记载,可见道昭对道教的信仰与崇拜,对神仙的向往与追求。

“九仙”是郑道昭崇拜的偶像。郑道昭举行入道仪式将九仙请到山上。云峰山上的九仙之名,只因一石残缺而不全。其石曰:“赤□子驾麒栖□之山。”考“九仙”之赤松子、王子晋、安期生出之《列仙传》。《列仙传》中还载有“赤须子”“爰憩吴山”。《抱朴子》中也载有赤松子、羡门子、赤须子丹法,此仙或是赤须子,缺字或为“须”和“吴”。

修道炼丹

《抱朴子》曰,扁鹊之药,只能给人去病,不能使人长生。郑君授给葛洪的金丹仙经,载有太清丹法、羡门子丹法、赤松子丹法数十种。其以丹砂、雄黄、雌黄、硝石、云母、空青、硫磺、戎盐等为原料,择避俗祛邪的大山幽谷设炉炼丹,三十六日丹成,或服食三年、二年、一年,或服食百日、十日、三日、一日,便能成仙。同许多道士一样,郑道昭修道也是为了成仙。在云峰山入教修道的第二年,他来到大基山结庐炼丹。

《掖县全志·仙释卷》载:“郑道昭荧阳开封人,明隽博学,为光州刺史,修道寒同山之云峰,又于大基山道士谷结庐。后仙蜕,丹灶棋局,印石宛然。”《齐乘》也载,大基山道士谷是后魏郑文公(按:恭字误)得道之地。

大基山的五仙坛是郑道昭为炼丹而设的,他按“前朱鸟,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取“四神”首字,在大基山四面山峰上分别建了“朱阳台”、“玄灵宫”、“青烟寺”、“白云堂”四处仙坛,又在谷地前岗建了宣明道法的“中明坛”。请四方神灵守护丹炉。

《五仙坛》皆有刻石为记。《三续掖县志·古迹》对五仙坛刻石的位置、文字、建筑均有详细的记载。郑道昭的居所建在先天观大门西,“号曰白云乡青烟里也”。阮元《山左金石记》也记

载,中明冈五仙坛,旧有建筑,今已失传。

在白云堂石壁上刻有郑道昭作的《置仙坛诗》。

“寻日爱丘素,陵日开靖场”。郑道昭开篇明义,说他因为平日爱好黄老学说,所以在大基山设炉炼丹。因此,每天日升就要作法“开靖场”,请诸神守护四方。“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一句,使人们见到了一位在中明坛身披道袍,手持拂尘,作法请神的道昭。

炼丹是一项非常庄严、神秘而又细致的工作。从“希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可知有三四个人日夜守炉操作。从“萧萧步林石,寮寮歌道章”,又知道昭还要经常巡视四方神位,还有许多道士在为炼丹诵经。

虽然诗称“乘雾惜暂暇,遊此无事方”。但炼丹需要三十六日,期间丹火昼夜不熄,需亲躬丹炉。因此,郑道昭与诸道徒在大基山结庐长居。题记载郑道昭“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诗曰“追文听浅义,门徒森三行”,可知郑道昭作了道长,其门徒可能有数十人之多。此时的郑道昭,不再为儒学的荒废而焦急,不再为官场的失意而愤懑,也不再为其父的谥号而牵挂。他在乡野中获得了自由,在修道中解脱了烦恼。他盘桓在大基山,修道炼丹,悠然自得。“栖盘时自我,岂云蹈行藏”,正是这种心态的充分流露。

《论经书诗》、《飞仙室诗》、《观海童诗》、《置仙坛诗》等诗作,是郑道昭修道求仙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了解郑道昭其人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显示,郑道昭不仅是一个道士,还是一位道长,其“修道妄仙”是历史的真实。

刘海粟先生说:“郑道昭显然是崇尚老庄的道教徒,除去做官,便是‘解易’。在他所作的诗中,不断地流露。”郑道昭对于自己修道成仙并不掩饰,因为那时皇帝都信奉道教,大臣修道,

并不为耻。倒是今人不知为什么不肯承认郑道昭是个道士,说郑道昭只是有道家的“思想倾向”而已。

郑道昭任光州刺史三年,于延昌二年(513),调任青州刺史。从郑道昭《百峰山诗》“久事霞人想”等语来看,他在青州继续过着这种又做官、又修道的生活。

熙平元年(516),道昭任满回京,任秘书监,加平南将军。不久,暴病卒于洛阳晖文里,年约六十一岁。郑道昭暴病而卒,或许与求长生、食丹药有关,因为死于道教丹药的人太多了。

大基山谷因郑道昭曾在此修道,被称为“道士谷”,其子述祖被称为“道士郎君”(27)。云峰山有“石匠于仙人”刻石两块。石匠也成了“仙”,可见其影响之大。与普通道士不同的是,道昭不以道教为职业。他的思想也并非全属道教。他晚年消极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上述所论,只为探求历史的真实与公正,丝毫没有抹煞郑道

昭功绩之意。真实、公正的东西,才是道昭应该得到的东西。

郑道昭一生在政事上并无什么建树。郑道昭的功绩不在政事,在于他为东莱许多名未传世的书法大师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机会,书丹了《郑文公碑》和诸多云峰刻石,营造了北魏书法的艺术宝库,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

文苑奇珍

《云峰刻石》形成于北魏由盛转衰之时,是东莱文化、齐文化与鲜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

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设官立制,于天兴四年(401)“集博士儒生,比众文字,义类相从”,改定四万余字。始光二年(424),太武帝因当时文字“随时而作”,“传习多失其真”,而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孝文帝时,励精图治,推行汉化,禁用鲜卑文字,改习汉语汉字。鲜卑族英勇雄健、粗犷豪迈的文化特色,融入汉文化,出现了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北魏文化。其代表之作是《郑文公碑》。

碑为三角巨石,依山而卧。碑额“荧阳郑文公之碑”七字,三大四小,雄奇悍劲,宽博大方,尽备北碑风韵,又藏千古之谜。一条石脉,或宽或窄,自右向左,倾斜而下,似天河蜿蜒。1243字又如夜空星灿。51行碑文,或长或短,依石而刻,按文分节, 浑然一体,规模宏伟。康有为赞《云峰石刻》“如阿房宫,楼阁绵密。” 我说《郑文公碑》如兵马佣,千军肃立,阵容整齐,异彩纷呈,气象万千。

《郑文公碑》洋洋千言,一气呵成;大气磅礴,神运灵动;法度谨严,字字方正;用笔圆劲,丰满庄重;含蓄高雅,风韵无穷。清人叶昌炽《语石》以其为正书第一,并不过誉。正书源于改隶。汉建初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降及三国,锺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包世臣论述《郑文公碑》的师承源渊时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包氏“草篆”之论,系子虚乌有,“草情”之说也属空穴来风。《石鼓》出土于唐代,说碑本于《石鼓》,也是无稽之谈,唯言碑与隶体近,却是对的。

齐、鲁之邦是隶书的发祥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传弘仆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为隶书,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之隶自出古,非始于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说明齐是隶书的发源之地,在西周早期,齐国就已经有了隶书,它要比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隶书早650年。(34) 宋《宣和书谱·隶书叙论》也曰,隶书原与篆籀相生,特未行于时。)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西汉残简四千九百余号,其《六 韬》字体多具篆意,又与隶近,其年代在秦末或汉初。《孙子兵法》都是隶书,兼有篆书风韵,为汉朝初年所书。残简所书的内容,皆齐人之作,说明墓主人是齐国人。

经过近千年的演变和进化,至东汉时,隶书登上艺术高峰,

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书体。座落在曲阜孔庙的《礼器》、《乙瑛》、《史晨》被誉为汉隶三大碑,是隶书的代表之作。《郑文公碑》结体方正、笔划圆劲,可见汉碑《史晨》之法度;书势多变,千姿百态,可见汉碑《礼器》之奇趣;书意含蓄,雍容高雅,可见汉碑《乙瑛》之神韵;端正规整、庄重肃穆,秉承三碑之虔情;中锋行笔,圆方兼施,藏锋敛锷,篆意隶韵,尽得三碑之精华。与骠悍粗犷的龙门二十品相比,其规整端庄、含蓄高雅,显示出源渊流长、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内涵。

被誉为晋隶三大名碑之首的《郛休碑》,刊于泰始六年(270),

道光十九年(1839)在今莱州城北梁郭镇上泊村出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郛休碑》比《郑文公碑》早241年。全文1144字,字体已成方形,呈现正书笔法,是隶书演变为正书的生动体现。《郛休碑》是《郑文公碑》的上承之作。晋《郛休碑》、北魏《郑文公碑》、隋《宇文公刻石》组成东莱书法由隶书到正书演变的文化链。

云峰诸山与郑道昭有关的刻石三十三种,呈现多种艺术风貌,除了“程天赐”和郑道昭,还有东莱其他书家手笔。

大基山《仙坛铭告》字虽不如《郑文公碑》宽博高雅,但也是正书佳品。刻石是为保护五仙坛及其草木而作,可知其时已有损坏。《仙坛铭告》当刻于道昭离任光州之后。铭告为大基山道士所立,但并非道士书丹。从《论经书诗》“此会当十龄,斯观宁心识”一语来看,这些道士文化水平不高,写不出这样好的书法,铭文当是请东莱书家所书。

1965年,德州市出土了《高道悦墓志》、《高道悦夫人李氏墓志》。墓志刻于神龟二年(519),比《郑文公碑》晚八年。墓志虽不如《郑文公碑》宽博大气,却也方正谨严,高雅庄重,与《郑文公碑》写法相同的文字很多,宛如《郑文公碑》之姊妹篇。其与《郑文公碑》有无关系待考,其时道昭已卒三年,不会是道昭所书。

《云峰刻石》有166个别体字,17个简化字。这是北魏创新文字的印记。1983年,国家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与陈叔亮、费心我等书法家考察《郑文公碑》,见到碑中“乱”、“辞”、“继”、“与”、“礼”、“随”等简化字,深有感触地说:“看来,简化字不是吴老这些人(指汉字简化委员会吴玉章等老先生)喝茶水、瞅天棚编出来的,许多字都出之有据”。一千四百年前这种繁荣的文化、创新的文字,成为当今简化汉字、改革文字所借鉴的经验和文本,这是郑道昭与《云峰刻石》另一个重大的贡献。

《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在郑道昭后人中没有继承。仅仅相隔五十年,述祖刊的《重登云峰山记》和《天柱山铭》,就改正为隶,面目全非了。

东莱人对于《云峰刻石》书法艺术的传承要比郑道昭家族久远。斧山《宇文公德政碑》,《掖县全志》有记载,但不知宇文公为何人,也不知立碑的年代。今考,宇文公即宇文恺,《北史》、《隋书》均有传。宇文恺隋初任光州刺史又改莱州刺史,有政绩,吏民为其立德政碑。颂其“抚育边民,恩同赤子,治方清美,□甚文王之化。”碑文存三十九字,虽然粗糙,仍是正书书体,其“州”、“刺”等字,显见《郑文公碑》遗风,故康有为将其当作了北朝刻石。

( 此论文载入黄河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云峰刻石研究》

2004年9月-2007年12月撰于问古斋

作者:吕茂东

原莱州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兼台长 主任编辑

碑派书法与云峰刻石

刘国庆

最早推崇郑道昭书法的是清代的阮元,再就是包世臣和康有为,到赵之谦推郑为古今一人。康有为谓其神韵古今第一。祝嘉也说南王北郑。也有日本人吉田苞竹等也谓之古今一人。

中国书法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有两次。

第一次是汉初草书的兴起。汉初草书是在秦时趋急实用草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与之又有本质的区别。秦时的趋急草书是纯粹的实用书体,而汉初兴起的新草书则是从艺术的立场去书写的,是在用“书写”这种手段抒 发自己的情感,是艺术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说汉初草书的兴起是中国书法具有自觉意识的开端。“书写”这种手段加上书法自觉意识的指导,书法艺术的大变革开始了。赵壹《非草书》里对当时社会上草书流行状况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士子习字绝不是为了实用,它确实具备了艺术创作的愉悦功能,伴随着草书的兴起,隶书有了新变,随之章草出现了,行书出现了,楷书出现了。试想如果没有草书兴起的话,其它字体的变化也无从谈起,从表面上看这是文字学领域汉字形体发生的变化,但在同时也蕴育了书法艺术的巨大发展潜能。

我想在书法史上真正能与上述变革相匹的只有碑派书法的兴起。候开嘉先生在《碑学论辩三题》中说“书法为什么会走碑帖结合的道路?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后来,包世臣就明确了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作为书法艺术新的审美标准。这个新的审美标准,无论碑学家和帖学家都能接受。”后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提出了魏碑书法的十美: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气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这“十美”看起来是对碑派书法美的总结,但如果我们对这十美进行认真审思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十美”绝不单纯是对碑而言。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们也都可以看成是对帖的要求。可以说是康有为在对帖学理论的基础上来提倡碑学的。至于后来的盲目地否定碑学或盲目地否定帖学的都是一偏之见。其实碑派书法离开了帖的基础将走入魔道,将来的帖派离开了碑亦将无法立足于书坛。只有碑帖结合才是书法发展的正确方向。康有为的“十美”标准就是碑帖结合的审美理想,这种新的审美观的兴起,使人们对以往的书法史进行重新的审视,对各种艺术流派进行重新的评价,在创作观念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使碑帖结合成了未来书法发展的大趋势。

不同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趣味。正是由于这种现象,有一些文艺作品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毫不知名,但由于历史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变化后,会把那些毫不知名的文艺作品当成经典去看待,魏碑书法的兴起正是这种现象。西周金文和魏碑在初创之时,人们并没把它们当成艺术品,最多或许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或许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而制作,时过景迁之后,到明清时期,这些西周的金文和魏碑都成了典范,为人们学习书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书法史上也有好多在当世被看成一流水平的作品,在经历一段时期之后又销声匿迹了,明清时期的馆阁体则是这种例子,虽然在当时极为流行,甚至于被人们称为“我朝王羲之”的,他的影响也不及一朝就湮没无闻了。

确实,魏碑在近世成为书法艺术的瑰宝,这是当时书、刻墓碑的人所未能料到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量的墓志、碑刻基本上都没署作者的名字,只有少数是例外,就是署上了名字,在当时也没有被看成是书法家,如《石门铭》、《始平公造像》等,这些作品现在都成了书法艺术的经典,但我们在史书上却很难找到作者的记载。

只有云峰刻石的作者郑道昭是个例外,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现象。首先,云峰刻石上署了郑道昭的名字,并且我们还可以在史书上看到关于郑道昭的相当详细的资料,但并没有对他的书法的评价;其次是与王远和朱义章等人只有一块碑石相比,郑道昭所书的刻石就丰富得多了,据康有为说云峰刻石有四十多种,只有极少数是他儿子的作品,近年又有新作品发现,还不在其数。这几十种作品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名的意境,就是相同的《郑文公碑》,也有上下之分,也有不同程度的风格上的变化。郑道昭的书法在当时不显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什么到了明清时期又引起了人们如此的关注,以至于有些研究者把郑道昭与王羲之并称“南王北郑”,推为古今一人,在我们对郑道昭的身世有了了解之后,问题就有了答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郑道昭不是纯粹的书家,而是学者。《郑文公碑》中说他“才冠秘颖,研图注篆”,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字学家,三十几岁就授中书郎,他还是一个诗人,最后任国子祭酒,随处题字。这都是他的学问的流露,是他的书法风貌自然地显现,所谓“书者,心画也”,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书法境界。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在同一种总的大格调下,又各有不同的面貌。甚至有的规矩,有的纵肆,但在郑道昭写来,规矩的不显拘谨,纵肆的不显狂放。可以说郑道昭的字是才情大于功力的,以致于我们学习起云峰刻石来,不是过于拘谨,就是过于荒率,真正摄取其精髓者寥寥,因为这不是从形迹上就可以学得到的。

自从碑学兴起以后,学习云峰刻石的人不少,从康有为到赵之谦,到李瑞清、于右任、王蘧常等,他们都受到了云峰刻石的极大影响,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他们很少临写郑道昭的作品,偶有临写,写得也不像。这些人中写的最像的是李瑞清,但很板,不能算是他作品中的精品,他的朋友曾熙说他被郑碑误了二十年。这些书家自己都说受了云峰刻石的极大影响,但为什么临得很少呢?因为他们求的是精神的摄取,而不是形迹的相似。我们把赵之谦的四条屏大字行书,康有为的行书,王蘧常的章草,和云峰刻石去对比,发现他们的精神风韵都极为相似,是遗貌而取神,没有斤斤于点画形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从形迹上求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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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06:27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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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23:35老梅44

山东地灵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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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14沉言回复老梅44

就像梅姐是山东的女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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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 23:26何鸣芳回复沉言

真的,山东近的我们就知道永明老师和梅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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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 10:09真奇石苑

拜读莱州专家论文介绍,来龙去脉、旁征博引,论证论据、中肯精辟。静心细读、十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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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22:08真奇石苑

《郑文公碑》若能象西安碑林,用玻璃框罩,既得当保护,又便于观摩。多好!

另,那“李宗立造像”,不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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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18沉言回复真奇石苑

石先生的建议好,沉言已经有了具体设计在跟帖里,你来找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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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 13:09真奇石苑回复沉言

爱护保护利用开发文物的意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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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03沉言

“注:此石藏于云峰山郑文公碑亭,光线严重不足,2010.8.30日,石苑老师于窗缝拍得,如此清晰,实属难得,今见市上有售近百年拓品者其清晰度远不及此。老师自陕来莱,竟得如此佳作,岂非天助!”

谢谢石贝俩先生,看到这么古老的碑就想盖个天然的展馆把它给保护起来展示,要有非常气派的长廊,要高要宽,到处是玻璃,亮堂!看看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到那里抄几个展厅建筑的构架来再配上中国建筑的装潢一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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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9:28咏明回复沉言

现在一个地方政府拿出几个亿搞搞基建,不是难事。但要他们把资金用在报保护这些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上,他们心痛!这种理念不光赖地方政府,关键还在中央。中央的拨款一般是专款专用,这方面不给钱,只让在地方上筹集。本身就说明中央的不重视,而地方上各种指标都要去完成,【有%在衡量你】只有保护遗产没有%的限制。这就是根本问题。不信,咱这问题提上去,地方的回答一定是难啊,没有资金!

但是国家花那么大的力量搞诸如世博那样的面子工程却有钱,最后连本钱也收不回来!他们又会说,我们要的是国际影响,你知道通过世博会我们会有多少的后续生意可做吗?等等。

这无疑是丢了西瓜捡点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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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13:10沉言回复咏明

做什么事都要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不是吗,希望吧,也只能这样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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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10:11曲中直

国内外著名书法家、画家、学者多来云峰山观摩题字,如赵扑初、刘海粟、朱丹、陈叔亮、柳倩、谢稚柳、许驎芦、黄胄、刘旦宅、费新我、肖娴、赖少其、陆石、王学仲、黄绮、康殷、欧阳中石等

刘海粟在山门牌楼上题字“山壁争辉”;舒同在云峰会馆题匾“会我云峰”;郑文公碑亭有赵朴初题额,刘海粟题楹联。

赵扑初诗:“掖县鼎鼎文物最,文峰山上道昭碑。”

刘海粟诗:“云峰千仞,涛声万里;一代文宗,万方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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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10:58咏明回复曲中直

应该说,在学者心里,云峰石刻是历史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项最珍贵的瑰宝。但几次去过都有报护不力之感,比如峰顶几处石刻,只是稍加遮挡,几乎等于没保护。有些虽盖了亭子,蔽了风雨却仍比免不了氧化,腐蚀。这是不可再生的财富啊!各任政府官员只拿工农业的产值做为他们登龙的“政绩”。岂不知,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比那些可用金钱来衡量的“创收”,要大得太多了!真是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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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11:02咏明回复曲中直

真奇石苑老师说:《郑文公碑》若能象西安碑林,用玻璃框罩,既得当保护,又便于观摩。多好!

做为政府,就应该好好学学这些保护古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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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22:49曲中直回复咏明

现在是光会“砸烂一个旧世界,”却不知道旧世界里有那么多瑰宝,有时也搞点文物保护,却是为了搞旅游业创收,最近搞的假曹操墓,前些时争做西门庆后裔的事件,假华南虎事件,还不都是为了钱。看来钱真是恶念的祸根。封建时代还知道以德治国、以孝治国,而今却把钱放在第一位了。

迄今还记得多年前在县府大院里看到的石头路有很多是石碑铺的,后来改铺水泥路,那些石碑就不知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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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08沉言回复曲中直

来旁听,感慨,世博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是可看可不看的东西,这样的石碑才是国宝,该花钱就得花钱保护下了,否则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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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9:09咏明回复沉言

我想,世博会的全部东西都可复制,而且,夫制出来的价值不会有多大差别。唯读古迹是不可再生的。前一辈人由于无知,尚可原谅,这辈人如再这样下去,可真对不住老祖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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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文公碑的资料【走近莱州之一】 郑文公碑保存情况


09-16 16:18低能儿

碑刻是宝,人的精神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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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19:45咏明回复低能儿

求索——人类进步的根本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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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15沉言回复咏明

是啊,是精神的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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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15:45新新美猴王

先不说那石碑有多大的价值,单说这些热爱中华文化的热情,就够感人的。你看,趴在窗户上才拍照呢,真想变个蜜蜂飞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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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15:50咏明回复新新美猴王

说的是。这时最好的办法是缩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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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22:21真奇石苑回复咏明

“岂非天助!”——并非天助。那日行止中途,我已气喘吁吁,心动过速,没有老师陪伴“提携”,那里还有拍照气力!

下山就已好了许多,可是过了“运动极限”,我看主要是有精神支柱——老师您和我那谢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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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13沉言回复真奇石苑

是啊,谢谢石先生拍的照片让我们都看到了一眼,"真想变个蜜蜂飞进去“,那这是猴王最拿手的本事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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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18:06曲中直

莱州还有宋赵匡胤仿北京太和殿敕建的海庙,可惜被八路军烧成木炭了,近几年有人倡议重建,惟投资太大而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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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19:45咏明回复曲中直

莱州是古邑,细说一下确实有好多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苏东坡。赵明诚,李清照,刘长生,邱处机,毛纪,林凤官等名人墨客隐士仙家都曾在这里驻足,有机会您下点工夫把它们汇总一下,给咱莱州人留下点系统材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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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00:10沉言回复咏明

是啊,是啊,建议您俩位先生合作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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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17:32柠檬棒棒糖

【祝】菊花知秋,情谊如酒,天天快乐无虑无愁【愿】

【您】蓦然回首,岁月如流,一声祝福真心依旧【您】

【开】朋友情谊,相守长久,开心送出温暖问候【幸】

【心】网络相遇,诚心祈福,快乐伴你岁月游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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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17:58曲中直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提出了魏碑书法的十美: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气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这“十美”看起来是对碑派书法美的总结”

“郑道昭与王羲之并称“南王北郑”,推为古今一人,”“从康有为到赵之谦,到李瑞清、于右任、王蘧常等,他们(书法)都受到了云峰刻石的极大影响,”

看到上面的评价,诸公还不到莱州旅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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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19:23咏明回复曲中直

在我看来学书法而不学魏碑,难脱生意场上的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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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18:14曲中直

莱州市府前原有古锺鼓楼和古城墙,七十年代被拆,据说曾拆出大石龟和若干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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