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与我国的命题作文不同的是，美国教师不定题目，而是定“场景”。譬如：
①当你乘坐的轮船沉了，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你将怎么生活？
②任选一个州，介绍这个州的风土人情。
③任选一类动物，以杂志的形式作介绍。不仅要有文字，还要有描图。很显然，“场景”一旦限定了，每个人写的内容就基本上是一致的，学生之间的可比性必然很高，不像我国的命题作文，尽管题目都一样，但各自的内容会相去甚远，文与文之间常常缺乏可比性。
其次，与我国的作文可以闭门瞎编不同的是，美国教师出的作文显然是必须经过查参考书、利用图书馆、电脑查询等多种收集和整理信息资料的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在荒岛上生活当然是更需要想象力的，但是有关岛上的植物、动物、可利用或可制造的工具等方面的知识则是需要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学得。至于介绍一个州的风土人情和介绍某种动物则更是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
第三，与中国作文的“小”题目不同的是，美国教师出的作文题都非常宏大，记得朋友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三年级时，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我心中的美国”。相比较，我国中小学的作文题目通常是“一件小事”、“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最敬佩的一个人”等等。
曾经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提到他的正在美国上小学的儿子在四年级时所做的作文题目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到了六年级，作文的题目则是：“你认为谁对‘二次大战’负有责任？”“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这些作文题目在中国的小学教师看来，一定是大得没有边了。奇怪的是，美国的小学生面对着这些“宏大”作文，不仅毫无难色，而且兴致勃勃，他们到图书馆去查阅大量的参考书、权威工具书，然后信心百倍地作着大文章。实际上，是知识性、趣味性的作文题唤起了孩子们的好奇心，求知欲，他们是在满足心理欲求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运用写作这一工具。
相比较，当我们中国的小学生面对着小而具体的作文题目时，却是个个愁眉苦脸且毫无兴趣。写这些作文是用不着学新知识的，需要的只是把生活中的人物写得光辉灿烂，把生活中的事物写得丰富多彩，把生活中的经历写得曲折动人。小孩子的生活原本是简单的，而中国孩子的生活尤其是枯燥单一的，尽管他们竭力按照老师的要求去仔细观察生活，由于缺乏具体的生活体验便总也观察不到老师要求的程度，只好痛苦地生编硬造以期完成作业，这样的作文过程自然是令人望而却步的。
对比中美两国的作文题目，发现美国的作文题多侧重生活事件及历史事件的评价，而中国的作文题则侧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及道德问题的评判。作文的内容无疑是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写作的手段，美国的教师注重引导学生关心人类命运方面的世界性问题，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展现自我意识、想象力及生存技能。中国的教师则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可以说，是为了写作文而写作文，对写作能力之外的能力是不太关心的。导致中国孩子不爱写作文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作文题目缺乏趣味性和求知的广泛性，使学生在作文时只能进行文字的排列组会，而不能进行知识、经验、兴趣、爱好的排列组合。
美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尽管宏大，大学生的题目却是相当具体且紧紧围绕“自我”。美国的许多大学，申请入学的申请书常常是写一篇作文，题目往往出得很灵活，能考出学生的多种能力，譬如：
①“用三个形容词来准确地描述你自己，并简明扼要地说明你为什么用这三个词。”这个题目显然在了解学生准确运用词汇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了解学生认识自我的能力，因为答这个题目必然要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包括自信、自傲、自卑等性格特征。
②“就过去一年你曾最热心地推荐给朋友们的一本书或一部影片，写一篇短评。”这个题目所能反映的不仅是写评论文的能力，而且从中能展示出学生的鉴赏力、爱好、志向及审美情趣。
③“评想象中2000年的一场音乐会，或一部影片，或一场舞蹈，或喜剧演出。”这个题目的意图很明显，即考察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④“写你生活中经历过的一次巨大困难以及你是如何应付它的。”通过这个题目，能够了解学生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克服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技巧方法等等。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竞争社会，战胜挫折的能力不仅仅是必备的工作能力，也是必备的生存能力。
我发现，美国的这些作文题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题目长、字数多，内容主题被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所以不会产生歧义、误解。相比较，中国的作文题目字数很少，顶多一句，如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的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时常只有半句，如“我更喜爱……”，这是1996年的高考题；而两三字乃至一个字的题目也不少见，如某次高考作文题为“罪”。不难想像，由这些笼统而含糊的题目会生发出多少歧义。
历年来，中国的教师出作文考题始终没有摆脱八股考题的影响，总习惯于以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甚至费解难懂的题目来难为学生，这种出题方式实际上是干扰了通过作文来考察学生写作能力的考试主导方向，使学生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花费在猜测题意上而不是写作本身。
有几年的高考作文是以图代题，即让考生看着漫画写作文，而漫画比文字更容易产生歧义，一幅漫画若让十个人看，恐怕会有九种理解。所以，中国的学生在作文前要做的基本的工作就是猜主考意图以便“扣题”，而“跑题”是肯定不及格的，哪怕你的文字再好也无济于事。如此的考试，已搞不清是考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是考学生揣测题意的能力。
“八股文”在中国似乎已成为历史了，但我国多年来各级学校的作文讲评、作文题设置以及作文考试的评分标准来看，都始终未能摆脱八股文的影响。课堂上，教师们对范文的程式化的结构分析与八股文的“八股”结构安排极为相近；作文题目设计得云山雾罩，使学生苦于猜题。扣题的情形则犹如当年八股考生破题、承题的旧景再现。尤其是，作文考试的模式化评分标准，使学生们失去了自由发挥、标新立异的可能，这与历史上八段文对考生的思想束缚如出一辙。
在我国的作文考试中，所谓的“扣题”其实就是“破”主考意图之“题”，然后“承题”，即使是博士生考题也未能脱俗。譬如，近年某校某文科专业的博士生考题中有一题，让考生按自己的理解来分析某一理论现象，有一考生因得了很低的分数不服，前去询问，不料被告之：“你跑题了。”该考生对此大惑不解，既然是抒己见，怎会有“跑题”之说，难道己见也有一定之规？实际上，在中国，自抒己见的考题是徒有虚名，只有当考生所抒的己见能与主考意图不谋而合时才能得高分，否则就是“跑题”。因此，在抒己见之前，还是断然少不了“猜题”、“破 题”、“承题”这一整套的固定程序。
至于“扣题”与否，不要说学生，就是阅卷评分的老师相互间的标准也相差甚大。譬如，某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变了”，有个考生为此写道，他在路边骑车，不小心撞倒一棵小树苗，本想一走了之，后来还是停下来，扶正了树苗，又将也被人撞倒的绿化宣传牌重新插好。对于这篇作文，第一位阅卷老师给了最低等的评价，认为题目是“变了”，而全文却找不到一个“变”字，明显文不对题！但在复评时，这篇作文被判为优等，理由是，小作者没有单纯地就“变”写“变”，意蕴深长，是难得的一篇佳作。试想，连判卷的老师都有如此相佐的“扣题”观，学生对“扣题”该有多大的困惑！
一位每年都参加高考作文阅卷的大学教师说，在如今的高考作文中，拿腔作调、八股式的文章比比皆是。这显然是与中学教师的训练指导大有关系，其中“扣题”的模式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譬如，一个中学生说，学校的老师是这样教他们的：以后再遇到像“责任”之类的作文，就按照“谈谈孔繁森，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程式来写。实际上，反映在学生作文中的模式化、八股化现象，是成人教育者在作文教学与阅卷中思维程式化、语文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作文考试的目的应当是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即文字的组织和表现力，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题目应倾向于文学化、生活化、大众化。然而，我国学校的作文题，以及中考、高考的作文题其政治、伦理色彩往往太浓，有的作文题若深究，即使是伦理学的资深教授也讲不清楚，而若只进行一般化的“浅论”，又早已有了公认的社会定沦，这样的作文题必然大大限定了学生思考、写作的余地。1998年的高考作文题“战胜脆弱”，使众多考生不约而同地编出了“父母双亡”的故事，也令人们惊呼孩子们即便是瞎编其想象力也太贫乏了。仅隔一年，在“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题目下，人们又突然发现孩子们的想象力其实很丰富。显然，学生们的写作潜力能否被开掘出来，与作文题目的设置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那些导致雷同化、模式化写作的作文题目背后，是根深于教育界的价值观一元化、审美观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学生们在写作文时能不约而同地编出雷同的故事，是由于长期受制于统一价值观和统一审美观的统一训练，使他们不约而同他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用统一的写作模式以满足统一的作文要求。
我们的教师以往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评价学生在作文中的思想倾向、写作技巧上，却很少在作文的诸因上深思熟由，也很少对作文题目的恰当性提出质疑，更没有对现行的作文审美观和评判标准作出反省。实际上，作文题目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能否激起学生们的写作欲望、文字表达欲望；而教师的审美观及评判标准则直接制约着学生写作的思维层次和具体的表达形式。因此，有关作文题目选择、设置的研究应当成为作文教学研究的重要一环，而作文的审美多元化、价值标准多元化则应成为作文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