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桥”就是桥，与“主义”无关。桥的垮塌，与乌托邦式“共产主义”垮塌一样，其缘盖因主观主义盛行，扼杀不同意见，一意孤行，违反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数千万国人因此殒命，教训过于惨痛，不能随意淡忘而重走老路。
惊悉：2013年7月21日上午，河南省新乡市北环下穿和平路工程（“共产主义大桥”南侧）在进行框架涵顶板浇注作业时发生坍塌，2名现场施工人员被埋，后确认死亡（“中国网”报道）。这不能不让人为因公殉职的工人弟兄感到痛心！
但若不是看到这则新闻，笔者还真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座名字叫“共产主义”的大桥和有一条名叫“共产主义”的水渠。多么奇特的名字！多么“革命”的名字！多么像纪念“老祖宗”的名字！我国现在建桥水平了得，建啥桥能出点故障，建这座桥岂能出如此“坍塌”故障？太不吉利太不敬了！
继续查考：这座桥是现在命名的还是原先就有？
原来，这座桥果然建于中国那个不堪回首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火红”年代，那个被发昏的领导搅得一团糟的悲惨年代，那个让中国人无辜付出数千万生命至今讨不到公道的年代！
报载：此“共产主义大桥”南北横跨“共产主义渠”两岸，始建于1959年9月，仅用6个月不到的时间，于次年3月即建成通车，真是“大跃进”啊！该桥设计使用年限50年。在它使用到49年的2009年8月，有关部门鉴定它为危桥并禁行，当年即被彻底拆除。政府承诺一年重建通车，但四年过去，竟然仍未完工，这也太不“跃进”了；而就在继续施工中，它又坍塌了，且夺走了工人的生命——中国现在建桥技术了得，长江大桥、跨海大桥多了去了，为何在名为“共产主义”的大桥施工中如此不争气？这无异于在人们心中给“老祖宗”的“共产主义”抹黑啊！
其实，“桥”就是桥，给它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它还是桥。建桥建楼都必须讲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违反科学，违反规律，“桥”也好，“主义”也罢，必垮必败无疑！难道不是吗？在建的“共产主义大桥”之垮塌，不论是设计问题还是人为事故，归根结底都必然是违反科学所致。
这无法不使我们想到这座大桥建成之初的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我们无法不翻开历史卷宗里有关河南省那沉重的一页——
1959年，河南省信阳地区闹大饥荒饿死一百多万人。而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的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局部涝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然粮食总产量还是有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加之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要好，紧虽紧点，但绝不会饿死人。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请看事实：
乘“反右派斗争”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一般来说亩产量为800斤上下），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 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学苏联，取名“集体农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报上说“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见《“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刚刚过去的“反右派运动”使全民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一切实事求是不赞成虚夸冒进的务实主张皆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闭着眼睛“响应”党的大办钢铁全民大跃进的号召只能是唯一选择。当时信阳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甚至农具投入到小土炉炼铁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放出48,925斤的“卫星”，息县南瓜亩产则达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5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
尽管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的是不愿说，更多的则是不敢说——与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极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右倾、右派”而遭到批判斗争。而张树藩的下场是被停止工作，接收批判。
最终，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省委却上报72亿斤总产量。那也就必须按此“产量”下达国家征购任务。各级干部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农民交不出粮食就被批“瞒产”、不拥护共产党，结果入库到16.8亿斤后，征购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信阳实际产量30亿斤，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全年每天只有人均2两多粮食可吃——更重要的是夏粮已经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任务尚未完成，许多社、队已经断炊了！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可雪上加霜的是，“庐山会议”把讲真话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结果“纠左”不成却继续“反右”。当时的河南省长吴芝圃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参加那个会议，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更加恶狠。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大难临头了。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新一轮“反右”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
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牲畜，可一旦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刑事犯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以“反革命”论处。【评：笔者一贯的观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打压民众诉求等等问题与“前30年”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因为基本体制并未改变。】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严格的户籍管理、口粮管理，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乡本土，农民即便在无法生存的危急时刻，连外出谋生，逃荒要饭求活命的自由也没有，只有坐以待毙！河南1942年的大饥荒岂能和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相比？至少1942年饥饿中的农民还有外出逃荒讨饭的自由！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在“大饥荒”尾声开始“纠正错误”的1960年，光山县委在12月17日有关《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笔者评：呜呼，“截访”、任意“劳教”对人民实行所谓维稳式“专政”早已有之，岂是今日始？！】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危害尤为惨烈，具有典型意义而已。各省饥荒和饿死人程度有所不同，但安徽、四川、山东、甘肃等饥荒严重省饿死人数也同样惊人！仅四川就饿死一千万！（见文末索引资料）在战争中无辜死去的百姓，许多国家为他们建造了纪念碑或公墓，而在中国因人祸造成的“大饥荒”中死去了数千万老百姓，没有任何地方为这些无辜死去的百姓建造纪念性建筑！他们死了就死了，无声无息。这大约就叫“草民”？
铁的事实表明违反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反右派”斗争和“庐山会议”，而根子则是毛泽东等一些高层领导的主观主义、听不得不同意见和无视客观规律，是极权体制造成的恶果！
面对如上事实，我们如何将之归咎与“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为何在全国“大饥荒”如此严重时，我国还要无常援助一些如几内亚、阿尔巴利亚等国家粮食，动辄成百上亿吨？这也是“为人民服务”？而这些都有案可查！
如此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乌托邦式“共产主义”岂有不垮之理？
如果一切皆符合科学要求，相信这座不论叫什么“主义”在建之桥是不会坍塌的。“谈民生，说修桥。断四年，行路难……”一位新乡市民写在该市断行的“共产主义大桥”北面水泥管子上的打油诗至今可见。
知耻近乎勇！而面对如山铁证之事实而不知耻者则无异于完全泯灭人性和良知！我们要纪念河南和全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大跃进”和“公社化”之乌托邦“共产主义”中无辜死去的人们！我们要纪念“共产主义大桥”的倒掉——为了类似悲剧不再重演！□
2013年7月24日
【参考文献】
1、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腾讯网）
2、
3、跃进过后是饥荒（作者：韩福东）
4、【视频】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述亲历大饥荒（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