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如何看待“克强指数”？
1、“克强指数”的新闻性多于学术性
英国《经济学人》推出的克强指数(Likeqiang index)是由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这三大指标的加权合成而来。其依据来源于以下一个故事：克强总理在辽宁任职期间，喜欢通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这三大指标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随后，一些国内外学者纷纷利用克强指数来预测经济走势，据说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克强指数”不仅成为媒体记者笔下宠儿，而且成为一些学者手中利器。
关于“克强指数”，我们需要注意两个现象：一是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却是在最新才热闹起来。克强指数早在2010年就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但知道中国新一届政府履新以后才变成热门词汇；二是它更多的情况下是受到媒体的追捧，经济专家使用它的情况相对较少。即使有少数专家确实使用它来做经济分析，但我们很难排除以下情况：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动机之一是为了迎合媒体的口味。
2、“克强指数”具有独特优势
毫无疑问，“克强指数”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构成“克强指数”的三个指标都能在不同侧面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其中，耗电量与国民经济总量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工业和投资快速增长时，用电量增长就会显著提高；铁路是我国货运的最大载体，铁路货运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活跃度的变化；银行贷款是我国社会融资的最主要形式，贷款发放量的多少不仅可以反映当前经济的需求总量，而且可以反映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其次，构成“克强指数”的三个指标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三个指标分别涉及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相关业务部门难以造假。或者说，即使造假空间很小，而且容易被查证。最后，“克强指数”计算简单，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我国GDP每季度才发布一次，工业、投资等数据也要每月才发布一次，而“克强指数”每周都能计算，因而能够对经济的运行状况实施更为紧密的监测。
3、“克强指数”也存在明显局限
有其利，必有其弊。“克强指数”最大的优点就是快速、简捷地反映经济活跃程度，并在统计数据发布之前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前反映经济变化的趋势。但在以下的情况下，它就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局限与不足：一是当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时。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由于工业所占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后者景气变化并不一定很敏感地就会相应地带来构成克强指数的三项指标的同向变化。二是当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时。比如说，浙江民营企业较为发达，而且以中小型民间企业居多。对这些企业而言，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其经营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和民间融资，因而当地的“贷款发放量”指标就很难充分反映其运营状况。三是当经济周期出现变化时。比如说，当经济由高涨时期进入调整时期，从需求结构看消费需求逐渐替代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由于消费增长对电耗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弱，即使GDP总体下降幅度较小，耗电量也可能出现较大下降。另外，在经济调整时期，资金流通速度会迅速下降，即使贷款发放量保持不变，甚至有时为救市而大幅增长，但经济增长却依然会保持下降趋势。四是当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时。在前些年，我国全社会融资中，银行贷款比重超过了70%。近几年由于影子银行快速发展，银行贷款比重明显下降。据估计，今年整个中国融资里面银行贷款可能只占50%。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银行贷款将越来越难以反映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状况了。
概括起来说，“克强指数”最适用于以下情况：一是工业和投资在经济中占比较大，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比较大，三是经济保持相对平稳运行状态。由此可见，“克强指数”起源于2007年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并偶然，因为辽宁省就比较符合前两个条件：一是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巨大的作用；二是相比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的工业和投资在经济中占比明显偏大。数据显示，2007年辽宁省的投资率为57.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2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47.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
4、“克强指数”需要与时俱进地改进
可以拿来与“克强指数”相比较的是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发布的景气指数。后者的功能主要也是两个：一是反映当前经济的活跃度；二是反映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是国家统计局的直属机构，1999年6月经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目前发布的全国综合性景气指数有两种类型：一是根据统计数据编制的景气指数，主要包括反映一致指数和先行指数。其中，一致指标变化周期中峰与谷出现的时间与经济运行峰与谷出现的时间一致，因而可以综合地描述当前经济所处状态；先行指数变化周期中峰与谷出现的时间则超前于经济运行峰与谷出现，因而可以提前反映出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二是根据企业景气调查数据编制的景气指数，其中也包括反映企业当前景气状态的即期企业景气指数和反映企业未来景气预判的预期企业景气指数。
前一种经济景气指数方法都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理论体系基本趋于成熟，其实践成果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后一种经济景气指数方法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其中越来越为大家熟知的经理人采购指数就是脱胎于这种方法。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制与发布的两种景气指数，都具有完善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支撑，其应用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基本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对数据质量具有较高的要求：如果上报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水分较大，则根据统计数据编制的景气指数就会失灵；如果企业景气调查时，样本点选择不合理，或者企业填表人不认真负责，则由此生产的景气指数的参考价值也会相应地降低。
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逐步转型阶段，新一届政府再三强调需要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也在花大力气进行统计体系改革，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制与发布的两种景气指数理应获得更为可靠的数据基础，从而为社会各界掌握经济动向提供更好的参考。为了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克强指数”的构成应当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当调整以反映经济结构与质量的变化，从而继续发挥出其独特的简便、快速、客观的经济预测作用。
二、如何看待“克强经济学”？
巴克莱银行推出“克强经济学”时，认为其中关键词大概可以归结为：无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但是，笔者以为，这几个关键词并不足以让我们全面理解“克强经济学”，其实际的含义要广泛而深刻得多。
1、“克强经济学”的实质：新一届政府经济调控与发展的总体思路
克强总理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即孙冶方经济学奖。他还具有丰富的地方经验，以及作为常务副总理的经验。这些都是他推出“克强经济学”的底蕴所在。很显然，“克强经济学”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建立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人们对新一届政府基于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而提出的经济调控与发展思路的总结。
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受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长期问题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自然要素价格持续上升、潜在GDP增速下降等4大问题；二是短中期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产能过剩、民间资本启而不动、中央与地方博弈等六大问题。
与此同时，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些相对有利因素：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速度减慢，即使到了2020年我国依然拥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而且其素质会相对更高；二是在中国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受各方因素影响，2020年之前还很难出现其他国家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三是政府的改革相对滞后的背面也意味这，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改革而不断释放出新的红利，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上述环境下，如何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妥善解决面临的诸多结构问题，必然成为新一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正确理解“克强经济学”的必要前提。
2、“克强经济学”的灵魂：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
克强总理履新之初就向外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随着新鲜的劲儿过去了，这句话最近媒体很少提了，以至于一些人都快把它遗忘了。但是，如果要正确理解“克强经济学”，就必须时时温习这句话——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笔者认为，后者就是“克强经济学”的灵魂。
事实上，一些细心的人已经发现一点：新一届政府与历届政府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对GDP增长幅度要求较低。比如说，今年一、二季度GDP数据公布的时候，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与专家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其悲观的预期，社会上也出现了政府救市的强烈期盼。然而，新一届政府却没有象以往政府一样——在GDP跌破8%时候进行大规模救市。
上述现象让一些人甚至产生了疑问：经济建设现阶段还是不是我国政府的工作中心？然而，只要重读一下十八大报告，这个疑问就该消失了，因为报告中白字黑字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另外一个疑问就来了，既然经济建设还是工作中心，新一届政府为什么对经济增长“不热心”？事实上，政府不是“不热心”，而是不敢“太热心”，因为中国经济列车内部已经出故障了，行驶太快就会出事故。为了将来的“快”，现在就必须将列车速度相对放慢，以便更好地对列车内部进行检修——这就是“改革是最大红利”的由来。
克强总理在2013年“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的“挤水分、调结构、促转型和简政放权”的表态让一些人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前三点说的是经济方面的事情，最后一点突然转到政府层面的事情，不知道其中是什么逻辑。然而，在笔者看来，“挤水分、调结构、促转型”说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事情，而且更主要的是政府层面的事情，因为经济方面的水分实际上需要靠挤政府业绩中的水分才能剔除，经济方面的“调结构、促转型”同样也需要靠政府组织结构调整与职能转型才能实现，而政府组织结构调整与职能转型的一个共同抓手就是“简政放权”，因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中政府改革的份量实际更重。
2、“克强经济学”的重点：调结构、化风险
许多人将“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进行对比后发现，后者的出发点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而前者的出发点是结构性改革，两者区别一目了然。巴克莱银行认为，由于“克强经济学”过于重视“去杠杆、调结构”，对经济增长却是持“无刺激”的态度，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将导致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一些人因此对“克强经济学”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本质就是休克疗法，有可能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
不可否认的是，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的措施中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大动作确实还不是太多，相比之下改革措施显得份量更大。在社会领域，新一届政府出台的措施主要的有二点：一是加强反腐，增进社会公平；二是加强科技投入，希望经济能够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在经济领域，“克强经济学”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在解决机制和结构问题：一是建立长效机制，防范房地产、金融和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加速推进政府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为市场内生力量的成长腾出更多空间；三是推动财税改革，并逐步顺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克强经济学”就对经济增长不太关心。实际上，中国新一届政府强力推动改革是建立在一个前提条件之上，即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水平（增长率的下限）之上，失业率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平（失业率的上限）之下。
正因为如此，一些专家认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的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旦经济增长率接近了“增长的下限”，政府就会出台一些“微刺激”政策以保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今年年中，政府在外贸、投资和消费各领域出台了诸多的“微刺激”政策实际上就是这一调控思路的体现。
换句话说，“克强经济学”手里做的是结构调整与机制转型的事情，眼睛瞄准的还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如果非要说，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有什么新特点的话，那就是：经济改革不再局限经济层面，不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推动政府改革入手，调整相关制度与机制，从而为经济增长铺好道路。
（经济预测部 高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