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功勋人物、标签与酒
作者：空中飞
中国杂文网报道：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他实施以修路促招商，以招商促经济，以经济促发展的施政方案已经获得上级的肯定，这个人就是仇和。他实行的改革为他招来了很多的“骂名”。虽然是“骂名”，但仇和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实际上，这些“骂名”主要来自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在经济改革方面，仇和是个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仇和是中国官场的另类标签，其标签效应，也随着他的升迁在一次次的放大。
仇和推动的激进改革，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对于“仇和现象”，我总体上持欣赏态度，因为我本能地反感那些专功官场规则，在里面游刃有余，并从中渔利的官场中人。中国2000多个基层县市，无所作为的“太平官”太多了，而具有开拓精神的“仇和”太少了。在我看来，仇和至少是一个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政治智慧的改革者。他任职的地区经济落后、官场腐败、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他在上级的充分授权和大力支持下，以自己的政治策略，强力推行一系列激进的、但是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他采取非常规的措施，先治吏以树立权威、治理腐败、整饬吏制，后治民以转变民风、发展经济，在短期内就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面貌。虽然激进改革是阵痛的，但他却在短期内解决了一个落后县常年没有能够解决的许多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那些从教条式的原则或私利出发的一味指责，在具有开拓精神和勇担个人风险实践者的“政绩”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改革有风险，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改革必然要遭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历朝历代改革者是没有好下场的，但仇和成为了例外。他不仅步步高升而且还升的很快。市长只干了六个月就被提拔为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干的时间也不长，就被重用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不仅如此，他还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功勋人物奖。我不能说仇和的改革全部正确，如果是在法制社会下，仇和的价值可能微渺，但在未能彻底改变权力的一言堂之前，进步的一言堂也应该承认有其价值，在未能根本改变官本位之前，进取的官本位也应有其积极意义。仇和新政，未有脱出长官意志推动的旧有路数，但其不止步于平庸，努力掘出新路的胆识和作为是让人佩服的。
仇和为什么会在人们的议论纷纷乃至质疑声中得到晋升？关键在于，仇和是善于在政策与法律之间长舒广袖的舞蹈家。在起舞弄影之间，一系列改革措施得以强力执行，经济得到了发展、群众得到了实惠，他自然才能得到升迁。他善于把握政策的红线。坚守不从根本上突破法律的底线。为了旧城改造而进行大规模拆迁，为了招商引资，他不惜给教师摊派任务，让公职人员轮岗等，当时有好多人都不服，可是时过境迁后，当人们看见了改革的成果、得到改革了的实惠之时，方才佩服仇和把握政策水平的能力。
中央和江苏省委对仇和同志的重用，既体现了中央、江苏省委坚持改革的决心，也体现了对改革者的宽容。同时，仇和搞的改革不是为一己之私，冲击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维护的是绝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和长久利益。仇和的执政风格可以概括为敢想、敢试、敢闯、敢为、敢当。特别是他在沭阳期间，在全国率先搞了农村税费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他提出全民招商和精塑软环境的理念，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诚信服务监督局。为了端正官风，引导民风，他领导刮起反腐风暴。他在全国最先提出干部任前公示制和领导干部共推公选，此项改革后来被写进中央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沭阳县事业单位改革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一直关注仇和，他被评为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改革之星”称号丝毫不出我的意外，一个敢于顶住巨大压力锐意改革、屁股头又干净（到目前为止还未见相关报道）、成绩又如此显著的强势领导，一个有魄力能说出“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的话的人，的确是我心目中的改革英雄！地方上有一个这样的领导，的确是老百姓的福气，比那些只知道吃完喝玩啥事也不干的领导强的太多了，不要说不交学费，就是交点学费我们也愿意让这样的人去交！
“仇和现象”及其执政风格的标签意义在于，一个我行我素铁腕治市的个性官员，不仅能被体制容忍，还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这对强调谨慎稳重、四平八稳、回避个性色彩的干部任免机制是一种突破。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折射出积极的用人导向：宁肯用敢干事、能干事的富有“争议”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的“误事”干部，是对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精神的肯定。
从沭阳到宿迁再到昆明，他一直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在探索中执著的前行，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书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并不是说，凡成功者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的施政理念起码是不该受到指责的。特别是反感一些人为那个因开会打瞌睡而受到处分的副局长喊冤。这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在改革是政治不正确的舆论下，我们只能靠人治和不按程序，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在有生之年或短短的任期内解决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象文革时那样，对清官大加指责，说他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比贪官更反动。面对软、散、懒、贪的政府官僚和公务员队伍，还真需要仇和用这种手段来整治。否则，不仅不能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很多地方官员和办事员的服务就是捞钱），社会治安、社会秩序混乱状态就难以治理，国家的惠民政策就难以落实。更重要的，仇和的改革，为建立公民社会，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最终为政治体制民主化、法制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仇和的标签意义还在于，只要执政为民，心中装着老百姓，事事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人民不仅容忍个性官员，还能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变化，同时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它折射出我国干部评价体系的日益成熟。在现行体制下，仇和这样的领导者已经是稀缺资源。但中国只有一个仇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来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什么时候单打独斗的仇和不再是新闻，才说明我们已进入了真正的法治而非人治的境界。
在现行的体制下或者说在时下的官场，大胆干事业，勇于追求自己的施政理想，用富有自身特色和本地实际的作风做法行事，不计较人们一时的非议，相信自有公论，相信社会终有公正的评价，这种敢闯敢冒的干部及其精神，还是应该肯定和应该支持的。仇和带头做出“欢迎负面报道”这一超乎寻常的宣言，力图在舆论与现实政治互动方面建立有效的机制。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明智之举，理应受到社会的肯定。他的做法和价值取向的正确性不容置疑。在一些地方领导者面对小小的短信和几句议论时政的跟帖，或者一篇可能给自己形象带来几丝负面影响的舆论报道，就大动肝火，就不惜动用公检法机关抓人、关人的背景下，欢迎负面报道的领导表态就是积极和难能可贵的。他要求公布主管领导的电话系开明之举，各地区各部门有了一个群众联系领导的方便渠道，各部门主管领导有了一个接收群众意见和建议的便捷通道，既可以为领导评价所属部门、人员的工作提供有效平台，也可以为领导的监督管理提供方便的途径，这确实非常好。
公布主要市委市政府部门及区县市领导电话的举措，这一点是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因为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治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这样就相对的要求公开，要求透明。在这种背景下，这种做法确实适应了大的时代背景。它既是民众对领导的监督，同时又有利于上级对基层部门，对一些具体办事人员情况的监督。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自身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至于它能不能真实反映各级领导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还因人而议，但是它从制度上促使领导为民办事，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公布领导电话号码顺应时代潮流，顺乎公众的愿望，做了老百姓想要做而又难以做到的事。公布领导电话号码，不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体现出政府务实的工作作风，是亲民的一种具体举措。
我们评价仇和不应该只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他是体制内官员，但他的做法又与现行官场规则背道而驰，这种个人化的施政做法显然不是既有制度所能催生出来的。仇和以他雷厉风行的作派和毫不留情面的执政手段，让现有官场为之一振，他以他那独特的为官思路和视野，“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让“庸、懒、散”之风得到有效纠治，得到了当地群众和广大舆论的支持和认可。据民意调查显示，75.9％的人对“仇和现象”的第一反映是敢作敢为，值得肯定，同时，有76.8％的民众对其改革结果表示乐观（中国青年报）。数字最能说明问题，高达75.9%的支持率，足以说明人民群众对仇和的赞同和高度肯定。仇和的出现，无疑给那些庸官、太平官、混混官们套上了紧箍咒，使他们再也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对待群众利益和冷暖疾苦再也不能漠视。群众力挺仇和，既是情理之中，也浓缩着殷殷的民情民意。
据报道，云南近日市场出现一种“仇和”牌白酒，此酒产自江苏宿迁，因仇和调任昆明，故希望借仇和的名气开拓云南市场（据6月28日新京报）。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官员和国民都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灵。我们的仇书记雷厉风行，“连上厕所都得一路小跑”，创造了宿迁奇迹，继而正在书写昆明传奇。据说由于仇和酒酒质还可以，现在已经有些人爱喝仇和酒，爱喝这样的“和谐酒”，这也说明仇书记政绩深入人心。从“小平您好”，到“涛哥我爱你”，老百姓有老百姓朴实的感情表达方式。
不过，不知道仇和爱不爱喝酒，就是特爱喝酒，这个以仇和名字命名的白酒使真正的仇和恐怕都难以下咽。而喝不喝都是问题，酒宴席上端起一杯“仇和”酒，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能和仇和“同心同德”，就意味着“支持仇和工作”，甚至就意味着“一片忠心向仇和”。据介绍，该酒在云南销售的有两个系列，52度的包装类似五粮液，零售价480元；46度的普通木盒包装，零售价280元。这两种价格我认为普通老百姓会很少问津，商家恐怕压根就没有把普通老百姓当成消费群体，唯一的可能只有公款消费才不会在乎这些。官场来往应酬，酒柜上有以当地首长名字命名的白酒，官员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还能不给“仇和”这个面子吗？老板们送礼上贡，搬上几箱“仇和”送去，不看僧面也要看仇和的面子。送礼者还可以振振有辞，送礼送仇和，那叫“实惠，有品味”，也算是“支持仇书记的工作”。有些基层部门为了表示“效忠”，极有可能堂而皇之的把“仇和酒”当成“法定”的招待用酒，甚至还有可能把多消费“仇和”牌白酒当成考核的指标。如何应付这杯酒还要看仇书记的智慧哟。
因为仇和是政治明星，所以才有了“仇和酒”，即使字面上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仇和”酒其实就是傍名人的产物，假如仇和不是那么有名，估计商家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个酒名来。“仇和”酒从江苏跟到了云南，并且是以礼盒的形式出现，这绝不是走大众消费之路，明眼人都能看出，“仇和”酒就是为官员们所准备的，不管是好奇还是溜须，“仇和”酒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健康的，别的商家可能更希望将自己的品牌做大，最好能做出一个百年品牌，但是“仇和”酒做的就是投机生意，不想也不会去做成百年品牌，做的就是短线生意，一旦官员名气不在，品牌也就随之消失，说到底这是一种暴利，用官员的名气为自己赚钱，这和名人利用自己名气打品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相关部门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若把领导人的姓名作一种商品的牌子，就令人有商品味感觉，立马会引起民众各种猜疑。一方面人们会猜疑仇书记与酒厂暗里究竟有没有“关系”。一旦商家见利忘义坑人，仇和书记恐怕也会随着仇和牌白酒声名扫地。假若此口子一开，此种庸俗风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污染社会、污染官场，疏间党群政群关系。假若各地都模仿宿迁或昆明那种“仇和牌酒”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林林总总的以领导人姓名注册的饮料、糖果或其他商品，领导人姓名的商品化就会成为一发不可收拾的洪水猛兽。假如“仇和”牌的商标注册使用真如商家所言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不管仇和本人的态度如何，都很容易引起下级权力向上级权力逢迎的“仇和”牌消费风潮。这是于党风政风不利，于领导人本身也不利的。因此，面对“仇和”牌酒的出现，需要官员们警惕，更需要旗帜鲜明搁出五个字：此风不可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