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雍正反腐败的改革，丧失了在贵族集团中的执政合法性；
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改土归流和孙嘉滏钱法的得失；
二月河的通俗小说《雍正皇帝》是相当写实的小说。但可能给读者一个幻觉，那就是可以通过再现雍正皇帝的铁腕，从反腐败入手，完成改革续命的大业，为乾隆盛世铺平道路。不必如明粉（一般也是袁黑）所怀疑的那样，否定康乾盛世的真实性。康乾盛世尽管比不上同期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但是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文景、贞观之治是无疑的；至于明朝诸代，不提也罢。康熙时期是东西方治术融汇贯通于中华帝国的第一个时期，也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发挥作用的时期，只要满族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自觉性，超过前代各朝理所当然。
但是雍正是一位极权的皇帝，并且已经在事实上具备了铁腕的条件，可以镇压一切贵族集团内的反对意见。在贵族集团的角度看来，八王允祀无疑是民主的，雍正无疑是独裁的。即使如此，《雍正皇帝》仍然接近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雍正走钢丝般的如履薄冰。今天雍正在史书中负面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雍正当时面临政变的危险。雍正的合法性是通过事实上坐上龙椅后，军政强权再加上秘密警察，对贵族集团内的反对派的强行镇压（足以解释雍正杀弟）；本身就说明雍正不具备在贵族集团内的执政合法性，而无论康熙诏书是真是假。
雍正几条新政，也未尽合理。“火耗归公”其实是取消部门财政包干，希望以此取消基层向民众摊派火耗（确保定额税的酌量附加税）。但根子却是税银是定额，包税人（基层部门）要保证定额税缴到户部，就需要酌量定额税。火耗归公在短期内，对于弥补中央财政缺口立杆见影，（今天对于地方土地财政，中央也是“火耗归公”的改革意向），但是从稍长远来说反而恶化了中央财政赤字。后果在乾隆后期体现，一直到洋务运动以前，都没有解决。当清朝中央无力支付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任由各地汉官自保，历史就进入了晚清。
针对苗疆的改土归流，实际上是对西南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治扩张，随后引发的苗变，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清帝国的财政赤字，仅是大小金川就耗费上亿两白银。固然从此在事实上吞并了西南各省，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爆发，说不定远达缅甸。但将其归类为“政治军事的扩张”，而不是财政缺口的节流，更符合政策体现的后果。官绅一体纳粮是剥夺科举比赛优胜者的免役税特权。科举中式者可以当官，但不一定当成官，能够在衙门混上一份差事的，十不存一。没混上的就指望免税免役特权，所以雍正新政引起的反弹是不言而喻的。
官绅一体纳粮，不能为中央财政直接增收，但避免了贫下中农这些应税户，把自已的田地纳入官户亲戚之中，交点地租但免了更大笔的地税。这种情况过去被称为“土地兼并”，明明是权贵政治的结果，偏偏说成是市场经济中土地私有化促成兼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大脑急转弯。摊丁入亩的含义就是今天的“费改税”。所谓丁，常被误认为人头税，其实是以丁计的杂费，不一定对应人头。摊丁入亩的含义相当于英国收税的专用名词“级差地租”，把丁名义下的杂费摊入不同等的田税中，也类似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
二月河有点妖魔化允祀的“高铜钱法”，孙嘉滏所谓“奸商收了钱，融成铜，一转手就是几十倍利息”纯属放屁。其实两人是钱法观念是不同，允祀是提高铜币成色，类似于金本位，提高货币的信用；孙嘉滏用铅降低铜的成色，相当于今天的凯恩斯主义。因为朝廷禁止私铸，用一两银卖两千制钱的汇率，无限量铸钱，降低铜的含量，当然提高了铸钱卖钱的铸币税收入。至于说铜被法定货币化产生了升值，是本位制的缺陷，所以马齐会说“多开铜矿”。由历史中真实的孙嘉滏争论的钱法入手，可以理解帮助凯恩斯主义与金本位原理。
ps:隆科多负责雍正初年的维稳，因此一听开铜矿，马上担忧“矿工（农民工）聚在一起，会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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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改土归流和孙嘉滏钱法的得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