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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博客天下》114期
特约撰稿|陈冰 本刊记者|肖冰
李灏最近同时在看好几本书。这个已经86岁的原深圳市委书记，问及爱好是什么，起初会开玩笑说，爱好抽烟，无论医生怎么嘱咐都戒不掉。过一会儿，他又会严肃地告诉你，自己这辈子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读书。
接手深圳特区后，“每天忙得电话都接不过来”的李灏读书时间略有减少，但是《读书》等期刊依然每天都会看。此外，毛泽东的所有专著他都读过，直到现在，《论持久战》里的经典段落他还能信手拈来。
李灏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白色的液晶电脑，据秘书说，李灏很少使用，顶多在上面搜点资料，平时他还是更喜欢纸质东西。聊到读书，李灏很兴奋，谈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时，他突然举起双手，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谈到斯诺的《西行漫记》时，他又将身子探过来，轻言细语地好像在讲一个故事。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亲历者，与其说他是一个改革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破题者：遇到许多前人不曾遇到的难题，个个关乎这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命运，在风口浪尖上，李灏不得不迅速作出决定，用壮士断臂的姿态去铁肩担道义，破解所有难题。
有时，李灏想从书里寻找答案。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现在最喜欢谈到的一本书。之所以钟爱这本书，李灏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从法国大革命的命运中，隐约能够看到深圳特区的改革痕迹。
在李灏看来，19 8 0年8月26日，深圳批复成为国家经济特区，并不是毫无先兆，在那个刚走过十年动乱的的年代，亟待确认新的国家走向，改革毫无疑问地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家形势中呼之欲出。
李灏接手深圳后面临的第一个需要破解的题目是，如何化解外界对深圳的质疑。
因为是港澳地区的新闻人物，有人把李灏误传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也有人把他的名字误写为“李浩”。
他还没有上任，就感受到了外界对深圳的质疑。1985年初，香港某报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说得一无是处，当年5月，香港一份杂志又发表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时之间，“特区失败论”等各种“唱衰”论点纷纷出炉。面对这样的压力，李灏在上任初期，面临了第二个难题，先搞基础建设还是先改革。
“当时面对整个城市的弱势基础设施，有人建议我，先搞基建，等缓两年城市基建搞好了，再搞改革。我说不行，等两年的话，整个改革的实验就要缓两年，作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影响的不只是深圳的两年。”李灏说。
还有一件事，也坚定了李灏先搞改革的决心。他上任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深圳时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了，就意味着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
李光耀最后告诉李灏，自己也曾建议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来深圳考察。“只不过他们都是悄悄地来，我一直都不知道。”李灏说。
这带给李灏很大的触动，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重视，对深圳特别重视，“深圳不是最有钱、最漂亮的城市，中国未来的命运走向，很有可能就在深圳这个城市上投下缩影”。
所以，刚上任不久，李灏提出了4项改革措施：成立外汇调剂中心、成立投资管理公司、成立监察局和成立规划委员会。
这4项改革措施的最终结果是，为深圳搞外向型经济打开了切口，整肃了深圳特区的干部队伍，并为深圳的彻底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深圳特区30多年的发展史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件。起初，李灏也遇到了难题，“当时股票对人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东西，甚至有人直接认为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李灏曾对媒体回忆起那段经历。有一次他到北京出差，一位关心他的同事拉着他的手说，“股票那个东西千万不能搞啊，风险太大。”还有人直接打电话到市政府，质问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市场。
美国记者作家约翰·根室是李灏的偶像，其作品《欧洲内幕》和《亚洲内幕》使李灏一直想成为一个能够采访无数大人物，见证世界改革与发展的记者。
这样的读书经历让他更早看清了外面的世界，坚信证券和股份制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巨大作用。
不久之后，李灏的做法就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提到股市时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是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为有关股市的争论画上句号。
但是更大的难题还在等待着李灏。邓小平南巡后不久，李灏遇到了一次大危机。
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开始，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每人可凭身份证认购10张，而每10张中必定有一张中签，稳赚不赔的诱惑引发股民争购，但是由于舞弊现象严重，不到半天，抽签表全部售完。秩序在人们的质疑中开始混乱，并发生剧烈冲突。
李灏第一时间决定将第二年的股票额度提前发行，临时增发500万张认购抽签表，成功化解了股民们的不满情绪。这场“股灾”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股票市场初期的无序和混乱。
现在提到那场“灾难”，李灏心有余悸，“凌晨两点钟，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如实汇报，过了一会儿，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又打电话询问，挂了电话半小时，李鹏总理亲自给我打电话再次询问，我又汇报一次；最后凌晨3点，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再汇报一番”。李灏说，那一夜就这么过去了，自己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
事后他想，事情发生在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后不久，一旦发生大的冲突流血性事件，怎么和中央交代？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等待上级的研究和批复，那次就死定了。
他把那次化险为夷总结为自己“胆子小，但是有胆魄”。
“别人都说李老师你胆子大，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领导者中，我胆子是最小的。”李灏说，哪怕是细枝末节的建设决定，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和现场调查。他又觉得，搞改革要有勇有谋，更要有过人的胆识，“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以及做完的后果，当断则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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