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最近有一个段子,是调笑天朝外交部的,段子是这名说的:“有史以来,我国外交部利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两项技能,娴熟地处理着国际事务。”
其实这并不是个笑话,至少在前朝大清不是,《重说中国近代史》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是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假装不管我。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陪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里以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真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pp53~54)
作为天朝的国民,不得不悲哀的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娴熟地运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两个原则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哲学中。例如常见的排队人群中,往往会有烟民在吞云吐雾,旁边的人大多沉默忍受,这就是“管我屁事”的应用,而偶尔有人提醒那位烟枪不要恣意放毒的话,烟枪往往用“关你屁事”来回绝。这两个原则大家都应用自如,完全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
张鸣的这本书,差强人意,近代史至少得说到二十年前吧,怎么能到了五四就截止了呢?并且此书是讲课稿演化而成,并不是严肃的创作,只能当做历史快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