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作家欧阳山 为了纪念著名作家孙犁

纪念作家欧阳山

来源：文艺报2015年02月27日07:01

欧阳山（1908～2000），笔名凡鸟、罗西、龙贡公。湖北江陵人。中共党员。1926年肄业于中山大学。1932年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会，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任小说研究委员会主任，延安中央文委常委、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华南文联及广东省文联主席、名誉主席，广东作协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广州中心主席，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第一届政协代表，全国第三、五届人大代表，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四届理事，中国作协第三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副主席。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三家巷》（5部：《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等），《战果》《高干大》，系列杂《广语丝》，中篇小说《玫瑰残了》《竹尺和铁锤》《崩决》《鬼巢》《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红花冈畔》，短篇小说集《七年忌》《生的烦扰》，粤语中篇小说《单眼虎》，短篇小说《那一夜》《水棚里的清道夫》《心的俘虏》《三水两农夫》《好邻居》《流血纪念章》，文集《欧阳山文集》（7卷），系列文杂《广语丝》《广语丝二集》等。

朱献贞：领一代风流的世纪大家有中国气派的左翼干将

　　在20世纪文学史上，生命历程跨越现当代两个阶段的作家虽然不少，但是将创作生命贯穿到底且独树一帜的作家并不多见，在这为数不多的行列中就包括了领一代风流的欧阳山；在20世纪左翼文学史上，有过海外游历使创作带有中西色彩的左翼作家为数众多，但土生土长全靠自我摸索竟然达到土洋融合形成“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左翼作家比较稀罕。在这少之又少的作家队伍中就有左翼文学的干将欧阳山。1908年诞生2000年去世的这位世纪大家，以其独特的文学阅历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其《高干大》《一代风流》《广语丝》在明星璀璨的当代文学星空中也放射出自己的熠熠辉光。

　　始终处在争议中的大家

　　从1924年发表处女作《那一夜》到2000年去世前最后一篇文章《〈伟人周恩来〉首发式贺信》，欧阳山在每个文学创作阶段都力求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新的艺术范式，显出与同时期文学思潮不同的格调，产生不同的论争与反响，几乎使欧阳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迹。

　　1924—1930年，虽是欧阳山的起步期，但也是“多元素的复合体”时期。年轻的欧阳山对一切文学资源都如饥似渴吮吸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这既包括鸳鸯蝴蝶派作品，也包括来自域外各种文学流派，对“五四”新文学更是不分门派来者不拒。但这时他还是更倾向“文学是至情的宣泄者”的主张。他的处女作《那一夜》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争议。女主人外表的开朗活泼能干和受挫后的软弱消极乃至自杀，在有些人看来很不合理，但在欧阳山这才是生活的真实，那种对女性解放抱有简单化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另外这时期小说浓厚的欧化色彩和灰暗的小知识分子忧伤情调，使此时笔名还是“罗西”的欧阳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如《玫瑰残了》可以算当上欧阳山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男主人公大学生“V”的名字直接来自维特的略写，而他热恋的美丽少女倩伦也让人想起绿蒂，其情节乃至结尾也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相似，主题上更是带有强烈的世纪末情绪。但在多元复合中也酝酿着欧阳山新变。

　　1931年7月欧阳山出版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通过王九姑和女儿阿菊两代女性的命运，暗示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觉醒。这也标志着欧阳山开始自觉走向左翼文学之路。到1942年前，欧阳山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陆续创作了《七年忌》《生的烦忧》《梦一样的自由》《失败的失败者》《流血纪念章》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青年男女》《鬼巢》《崩决》，长篇小说《战果》等一系列作品。其新颖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大众意识，令欧阳山在左翼文坛声名鹊起，鲁迅“山兄”的称呼和《草鞋脚》对其小说的编选，更提升了欧阳山的知名度。同时欧阳山化用大众化语言甚至直接使用粤语进行创作如《单眼虎》等，也使其显得十分另类和富有个性。

　　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欧阳山，其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1944年6月的人物速写《活在新的社会里》不仅赢得了文艺界的赞扬，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写信祝贺，在延安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农村一线生产实践后，欧阳山1947年创作出了解放区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社题材的小说《高干大》，塑造了一个“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半个仍是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高生亮。这是一个平凡英雄，一个时代新人。作者借鉴《联共(布)党史》中描述的从大地母亲吸取力量的巨人安泰故事和现实生活的人物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形象高干大，以之喻指共产党人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作品已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赵树理、丁玲、冯雪峰等人都给予很高评价，作品甚至成为指导解放区土改和合作化的参考书。当然，欧阳山对解放区农民干部缺点和落后思想的描写，无论当时还是此后都引来各种争议，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更说明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和欧阳山创作对窠臼的突破与创新。

　　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直接将欧阳山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这两部小说是欧阳山构思已久的《一代风流》的第一、二卷。1959、1962年完成的这两部作品尤其是《三家巷》因为主要描写了革命初期阶段尚处于不自觉时期的工人生活和塑造了还处在幼稚简单带有强烈小资产阶级情调阶段的周炳，而引起激烈争论，乃至后来引来政治批判，最终导致创作被中止。作品以市民生活为主调，将周、陈、何三家分别代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置于复杂的姻亲关系网络中，让“阶级界限”变得复杂而多元，人物也不能用简单的敌我善恶来分辨。这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要求的阶级森严、正反分明的人物美学存在很大冲突，引起争议乃至政治批判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但这也正好说明，欧阳山是一位敢于坚持个人创作风格，不迎合时流的个性作家。

　　新时期的欧阳山恢复了写作自由，1985年以近80岁的高龄续完并出版了《一代风流》的后三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独特的艺术格调引发争论，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周炳这一形象的变化。周炳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复杂立体转向简明单薄，其政治属性极大地挤压了人性多样。这虽然是人物性格发展使然，但从艺术美学角度来说人物复杂性的丧失，必然影响其立体感和违背生活逻辑，造成艺术魅力削弱。《柳暗花明》中周炳已经成长为一个性格单纯的无产阶级战士，《圣地》《万年春》中周炳更是完全变了个人。很多批评者认为，过于强调“主旋律”的《一代风流》与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新格局格格不入，让人感到十分突兀。面对这样的评论，欧阳山似感无奈地说：“我在《一代风流》这本书里，本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要从多样化写到主旋律的，那阵子也不行了。从前‘十七年’的时候，人家批判那一头(即多样化—笔者注)；那阵子新时期了，人家又批判这一头了(即主旋律)，有人说那一头优，这一头劣了；甚至说所有描写革命的小说都没有人读了——仿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已经被打入‘防止’之列了。殊不知‘弘扬主旋律’，恰恰是起着警惕某种倾向的作用的。”但是，毕竟政治不能代替审美。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后三卷中的周炳，虽然在敌我方面爱憎分明，政治热情很高，读者看到他在不停地忙碌、斗争，但感受不到他丰富的感情世界，觉得他缺少常人应有的人情味。……这同作家不敢放手写人性、人情、爱情等是大有关系的。”考虑到作者所遭受的“文革”苦难、新时期对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倡导、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看法，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创作现状了。

　　欧阳山最后10年即1990年代，再次因为“《广语丝》”系列杂文引发争论。出于对“有害于社会主义”事物的不满和对主旋律的拥护，从1989年《破题儿》开始到2000年《〈伟人周恩来〉首发式贺信》，欧阳山撰写了117篇杂文共三集《广语丝》杂文。因此突出的主旋律色彩，这些杂文被评论界称之为“社会主义杂文”，“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批评锋芒所指，是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有害事物，而决不是去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根本，也决不是去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更不是去嘲笑讽刺勤劳勇敢的伟大中国人民。”(成志伟《从〈广语丝〉谈社会主义杂文的基本特征》)赞誉者将其称之为“当代鲁迅风”，反对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种“社会主义杂文”展开了非议，甚至封欧阳山为文艺界的“左王”。(田海兰《欧阳山评传》)联系到1990年代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纷争的文化语境，我们可以想象置于这一语境中的“广语丝”论争的热闹程度。

　　愈老弥坚的左翼文学立场

　　通过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欧阳山创作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小知识分子写作逐渐迈向左翼文学乃至于主旋律文学道路的这样一个发展轨迹。

　　左联时期和抗战初期(1931—1942)的欧阳山，已经是自觉地走向了左翼文学的创作道路。1931年标志其创作转型的《竹尺和铁锤》已经折射出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七年忌》《生的烦忧》《梦一样的自由》《失败的失败者》《流血纪念章》《鬼巢》《战果》等作品，一方面大胆暴露了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另一个方面在写出病态社会的人生的同时也极力发掘出工农大众的哪怕微弱的反抗之光。甩掉了小知识分子忧伤的欧阳山，在鲁迅精神的感染下成长为左翼文学战壕中的一位优秀作家。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站在了凸显无产阶级大众立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边，使自己的左翼身份格外鲜明。

　　正是早期阶段的底层生活经历和左联时期鲁迅等人的影响，使延安“讲话”之后的欧阳山，虽然在创作风格上发生较大变化，但并没有轻易改变自己的左翼文学立场，成为一个简单的“歌颂派”。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欧阳山1947年的《高干大》，之所以将高生亮塑造成一个“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半个仍是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对其迷信思想、小农意识等的暴露，恰恰说明了欧阳山实践延安讲话精神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文学审美立场。这也是欧阳山在解放区文学领域显得风格独异的重要原因。这种左翼文学创作思维也直接影响了他对《三家巷》《苦斗》创作美学原则的追求。人们对这两部作品中突破禁区的争议，如大胆描写工人阶级弱点和不回避不同阶级间的姻亲联系和爱情交往，不是脸谱化的刻画阶级人物形象而是遵循生活本质和艺术真实的原则使其立体鲜活等等，无不与欧阳山这种左翼文学理念有关，当然他的厄运也因此而生，乃至于被打成美化资产阶级和丑化工农形象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

　　极左思潮对欧阳山的错误批判，当然应该彻底否定，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自20世纪60年代至“文革”结束前10多年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欧阳山留下心灵的阴影，甚至束缚了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1980年代欧阳山对“现代派”简单否定和《一代风流》后三卷的创作水准的退步，充分暴露了他左翼文学思想的激进化。我们说，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那么对左翼文学思维单向度的发展，也会令原有的思维活力丧失。1990年代《广语丝》对各种有害社会主义事物的批判，固然有其时代背景，但何尝不是创作主体文学思维一元化发展的结果呢。新时期欧阳山文学思维还是一种左翼文学范式，只不过已经是有了很大改造后的左翼思维了，相比较于此前的思想结构，已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美学风范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历程，我们发现欧阳山总是处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美学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作品中浓郁的地方色彩；二、普通大众的热切关注；三、民族艺术营养的吸收。

　　读十卷本《欧阳山文集》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处处闪现的南国风情和扑面而来的岭南文化气息。欧阳山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以岭南尤其是广州地域生活为底色。《一代风流》不仅将广州大都市繁华风情描写的风情万种，就是“三家巷”这样的街道里弄也是富有人间烟火和生活情趣风俗的展示，乃至于到过广州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试图探访作品虚构的“三家巷”。此外，我们在其他作品中也处处看到岭南的地域色彩包括自然景致。如《战果》中对丁泰生活的山区村中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刻画，让我们立刻联想到枝繁叶茂山路崎岖溪水横流的岭南山区。而其中对山区民居和村镇风情的描写也非常合乎当地的民情生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欧阳山在《高干大》《圣地》《万年春》等作品中对延安解放区的民情描写也十分淳朴自然。这都升华了作品的民族特色。

　　延安《讲话》的精神之一，就是要创作出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工农兵文学。欧阳山在1942年前虽然不可能自觉的追求这种文学范式，但是从文学创作开始之初，欧阳山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底层大众。而1942年后，《高干大》《红花冈畔》《一代风流》等作品，对工农大众形象的塑造和生活、斗争的白描直叙，以情节取胜的传统章法，欧阳山已经是自觉地追求了。对大众的关注，还包括对大众语言的文学化用。他对《高干大》大量汲取陕北乡音加以改造，活泼生动地展现了小说中各类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而他实践大众化语言的粤语作品《单眼虎》等更是直接使用了地方方言。

　　对民族艺术的继承也是欧阳山小说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表现。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三家巷》在人物关系方面借鉴了《红楼梦》的结构方式，而对起义和战斗场面的描写，又明显地流露出《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身影。

　　总之，欧阳山文学创作是“在精雕细刻中显出民族气派”。

欧阳代娜 田海蓝：欧阳山的文学之路与《一代风流》的创作

　　广大的中国读者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欧阳山是广东籍作家群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因为在欧阳山76年的文学生涯中，其中就有61年是在广州(或者广东)度过的；他一生中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画廊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为成功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也大部分来源于广州市或广东地区的生活原型；他一生中从事过的革命文艺活动、领导工作和文学社会活动，也大都是以广州为中心基地的。但是，欧阳山的祖籍却并不在广东，他是湖北人，他的祖籍是湖北省的荆州市。

　　1908年连续两年水灾之后的湖北荆州城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有一对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的年轻夫妇狠着心肠要贱卖掉自己才三个月的亲生子，于是这个还在襁褓中的一头卷发的男孩就是这样悲惨地离开了自己连模样都未曾记得清楚的荆州的亲生父母，最终成了广州杨家传宗接代的养子——他就是欧阳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欧阳山是在战乱和漂泊中度过的，然而青年时代的欧阳山却有幸遇见了他人生的第一位重要的导师鲁迅，他们成了忘年交的革命师生和亲密战友。从此，在鲁迅的指引下，欧阳山积极投入组织和创作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火热斗争中，进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左联战士。

　　1973年，苏联著名的东方文学家H.J。费德林教授在他发表的一篇名为《革命文学二十年》的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状况时，其中将欧阳山列为“在自己的作品里，竭力体现出自己对革命文学原则的忠实，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他们作品的基础”的“拥护左联的作家”之一。而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采访鲁迅时，是将欧阳山列为“左联”时期“新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之一的。鲁迅更加明确地将欧阳山列入中国左翼作家的行列中，与茅盾、沙汀、东平、艾芜、夏征农、胡风、肖红、田军、蒲风等并列。由此可见，欧阳山在左联时期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受到鲁迅和国内外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肯定和公认的。

　　1940年5月的一天，在重庆周恩来通过沙汀告知欧阳山：“周副主席知道你们参加党领导的‘左联’多年，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又经过长期的考验，组织上认为你们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你们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欧阳山由周恩来和沙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成为他的第二个革命领路人。

　　1941年4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决定将在重庆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撤回延安。欧阳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4月到达延安。欧阳山到延安不久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当主任，草明也分配在文艺研究室成为特别研究员，大部分作家都去搞创作。欧阳山在文艺研究室领导着40多个文艺工作者，学马列主义、整风文件，研究延安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活动。1941年，欧阳山到延安不久，解放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艺理论性文章就是欧阳山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篇文章已收入他的文集第10卷中。他主张学懂、学透马列主义才能搞好文艺创作的。根据延安的文艺状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欧阳山曾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党中央制订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收到欧阳山的信后，于1942年4月9日给欧阳山回信说，“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文艺工作者都积极反思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在行动上深入工、农、兵，到基层去体验生活。欧阳山在座谈会后，兴奋地说：“这次会之后，我思想上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今后就看我们去如何实践会议的精神了！”欧阳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地执行了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毛泽东成为欧阳山革命文艺道路上的第三位指路人和导师。

　　2004年6月19日，作家、文艺理论家陈涌对欧阳山曾经作出高度的评价：“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文艺理论理解得最深刻、实践得最成功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二

　　从1957年2月14日起，欧阳山终于开始了他构思由来已久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三家巷》(原名为《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的写作。那如歌如诗的细腻多彩的南国风俗画，那如痴如醉的性格新颖独特典型人物，那如咏如诵的生动活泼、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语言，都一下子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从而在那个年代里给了中国广大的读者们耳目一新的深刻的时代印象。

　　1959年8月3日，《羊城晚报》花地版开始连载一部叫《三家巷》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仍然坚持叙述美好的人性，并以老百姓所喜欢的传奇故事的讲法而为读者所关注，一时间，《羊城晚报》被广大市民所争相购买和传阅。好小说因好报纸而广为传播，好报纸因好小说而一纸风行——这也是中国报业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而《三家巷》的作者——欧阳山也因为这部作品而广为人知。

　　《三家巷》曾是欧阳山的一个宏伟的夙愿：1941年的冬季，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两个文学青年也是好朋友的欧阳山和周而复并肩漫步在冰水凛冽的延河旁，他们踌躇满志，一起商量着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每人写出一部大书来。几十年后他们两人真的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欧阳山终于写成了自己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诗般的五卷全书《三家巷》(又名《一代风流》)，周而复也完成了自己描写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六部史书《长江万里图》。

　　刘白羽就曾经这样高度地评价过这部现在已经成为五卷本的小说：

　　“《一代风流》(《三家巷》最初出版时曾用此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一部大书。作者通过人物的命运，涉及到从广州到重庆、到延安、到晋冀鲁豫尔后最终回到广州的种种坎坷斗争，概括了从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经历了广州起义、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一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伟的、神圣的画卷，有若《战争与和平》的广阔，有若《红楼梦》的旖旎。这时，欧阳山同志对人生阅历更深、剖析更深，因而显示他的大手笔是如何不凡；他对现实主义做了大胆的尝试与发掘，在更广阔幅度上、在更深刻的内涵上，把历史创造了人物、人物创造了历史两者紧密结合，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变幻，写出人物的成长、成熟，从而瞩目于创造既有中国革命特征、而又不是千篇一律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文学批评家余飘更是有自己不同凡响的见解：“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就是把他推向世界级大作家的一部巨著。它概括了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初党的诞生起，经历了广州起义、北伐战争、抗击日寇，到延安整风、土地改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展开了一幅粉碎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宏伟画卷。”

　　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78年的全国文艺整顿工作，每到关键时刻，欧阳山都在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默默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提出建议的工作。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广东省文艺界率先在文艺思想领域中，批判了“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错误路线，认真肃清政治流毒影响，因而成为当时我国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前沿阵地。广州文艺界又是在全国最先接受了解放思想的第一缕阳光，迎来了百花齐放文艺的春天的地方，在这些方面欧阳山这位革命老作家确实一直都是我们的党可以信任和倚重的忠诚战士。

　　欧阳山对鲁迅的那份忠贞不渝的深情与执著，并且坚定地一生追随的实践，是早已为世人所熟知的。特别是鲁迅直面人生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早已经深深地溶进了欧阳山的脑海里面、血液之中，已经成为欧阳山晚年时期最重要的精神楷模和力量源泉。欧阳山希望有一种东西——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七年忌》时代的欧阳山是卓越的追求的欧阳山。那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年代。毛泽东回顾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曾经作出精辟的概括：两个“围剿”和两个深入，就是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就是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当时，欧阳山同志就是在以鲁迅为旗手，在上海摆开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战场上，一个英勇奋斗，卓有成就的战士。

　　《高干大》时代的欧阳山是伟大转折的欧阳山。是欧阳山生活上与劳动人民亲密结合的转折，艺术上焕发灿烂青春光辉的转折。《高干大》的问世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引下，延安最早出现的一部忠实的创作实践，它成为光芒闪射、色彩夺目的解放区崭新的革命文学代表之一。高生亮所创办的合作社和欧阳山为之命名的供销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机构体制中一直沿用至今。

　　《一代风流》时代的欧阳山，是创造丰硕成果的欧阳山。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年间，欧阳山对人生的阅历更深、剖析更深，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与发掘。

马春光：《高干大》的叙事策略与语言特色

　　1946年11月，经过两年多的边区生活体验之后，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在延安定稿，1947年由北平新华书店出版。这部“小长篇”以高生亮(高干大)这一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为主体，叙述陕甘宁边区“经济合作社”——任家沟合作社——的发展历史。《高干大》在欧阳山的创作历程中具有某种转折意义，标志着欧阳山的文学创作由早期“欧化”倾向向“本土化”的转向，并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三家巷》《苦斗》等更具艺术魅力的小说提供了艺术准备；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高干大》不仅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重要实践，而且“起着后来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高干大》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小说，以往对它的研究侧重于强调它作为践行《讲话》精神最初成果的一面，而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它作为“小说”自身的丰富艺术内蕴。《高干大》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充分发挥小说的“故事”优势，建构了一种层层激化的矛盾冲突结构。在故事的深层逻辑上，则触碰了“革命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冲突与纠缠问题。在叙事策略以外，小说的语言独树一帜，对陕北方言的全方位吸纳与运用、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以及叙述语言与方言的有效融合等，共同营造了这篇小说独特的语言氛围。

　　小说里的故事始于1941年，以“任家沟合作社”遭遇严重挫折这一“问题情境”展开叙述，故事结束于1943年，以高生亮领导的“经济合作社”取得“胜利”、高生亮得到嘉奖为终。总的说来，小说采用的是“横截面”式的故事架构，即主要以“经济合作社”为中心展开叙述。将所有的人物、事件置身于一个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显然是小说作者有意的聚焦，它有助于在更具体、更细微的层面上书写关系到农民切身生存的“民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书写，这是中国革命小说的一种典型的“时间修辞”方式。这样一种“时间的区段化”书写，正是作家“革命政治观”的典型体现，由这样一种时间修辞所引领的，则是小说叙事逻辑的“胜利前景”与叙事风格的“壮剧美学”。“革命小说”往往截取历史中的一个时段进行叙述，构成一个完满的故事框架，而在保证故事、情节精彩的同时，强调对“前景”的追求和“过程”的曲折，而最终取得胜利。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并逐渐发展成中国“红色文学”特有的“壮剧美学”。

　　这部小说其实蕴含了“革命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冲突。小说中的高生亮是一个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农村干部，这个人物本身就是“革命伦理”的典型体现；但小说另有一个与之纠缠的“人性伦理”线索，即高生亮的儿子高栓儿的婚姻。在小说对高干大的叙述中，革命事业是远远重要于他儿子的婚姻的，甚至作者故意设置了高生亮操劳合作社的工作而忘记儿子央求之事的情节，意在凸显高干大的脑海中革命伦理大于人性伦理的观念，革命于他，是一种信仰。在儿子的婚姻问题和任家沟合作社的问题面前，高干大是明显倾心于前者的，在小说的第19章，高干大的儿子高栓儿心中充满了不满，并找高干大吐诉。在我们的阅读期待中，这里可能会发生冲突、争吵，或者是来自人性或亲情的安慰，然而高干大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革命史，之后父子俩消除误解，重新找回了革命的信仰。这背后正是革命伦理对人性伦理的打压与消解。欧阳山对这一问题显然是警觉的，但是小说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难免会高扬革命伦理，而把人性的伦理维度降到最低。小说的最后，郝四儿死去，高栓儿和任桂花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着人性伦理与革命伦理矛盾的消解。

　　尽管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能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叙述中，还是可以感触到作者鲜明的情感立场。情感的背后，是作者异常鲜明的价值立场。小说在描述所谓“正面人物”时，叙述话语中潜藏着喜爱与赞美，而在对邪恶、反面人物进行叙述时，则往往潜藏一种批判的价值立场。另外，在小说中，叙述者无意之中就会以革命者的态度进行书写，称为“我们”，明显可以感知到那种“自己人”的鲜明情感态度，这种写作的情感态度显然是解放区特定语境的产物，它有着鲜明的期待视野和读者群，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工农兵大众”，借此，小说通过叙述的鲜明情感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使得读者很容易在一种情感的皈依中与革命者保持同一立场，进而实现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接受。

　　《高干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对方言的运用。陕北方言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欧阳山文艺创作的转型。相比较欧阳山前期小说浓重的欧化语言风格，《高干大》显然在“民族语言”的探索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语言的转变，也潜在地印证了小说家写作立场的变化。鲜活的边区体验一旦与《讲话》精神取得内在的契合，欧阳山的写作便获得了内在的驱动力，“工农”不仅成为他书写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更成为他的潜在读者，正是这一写作心理，“方言”就在他的创作中取得了小说艺术与“艺术接受”的双重合法性。方言书写是全方位的，小说的叙述语言、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都是陕北方言的自由书写，小说的篇名“高干大”本身就是陕北方言中的一种称谓，“大”字是陕北方言中子女对父亲的称呼，“干大”就是“干爸”的意思，是晚辈对父亲朋友辈的一种称谓，作为陕北方言的典型标示，“干大”这一标题本身就获得了丰硕的民间文化内涵。

　　标题之外，是小说人物对话中鲜明的陕北生活气息。在以往所谓的乡土文学中，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往往是启蒙的、批判的，而在解放区的农村文学中，对农民的书写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审美裂变，这在语言上有典型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高干大》真正找到了属于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自身弃绝了裹挟在它们身上的种种意识形态枷锁，进而释放出它们自身的独特文化内涵。只有在这里，一种来自乡村的浓郁生活气息才得以真正释放。与高生亮这一形象相并置的，是他颇具农民本色的言谈举止，例如在谈到自己的儿子时的自言自语：

　　这狗日的笨是笨一些，可不是个懒人，也不是个戆汉。好好地把他扶上正路，他是能做一点事的。顶好是叫他念一两年书，识上几个字。欸，咱们一家人一满没有一个钱的文化！……

　　其中，“戆汉”、“一满”这些陕北方言，在高生亮的嘴中很自然地流淌出来，可能初读起来并不能一下子了解其准确意思，而“顶好”、“咱们”、“一个钱的文化”则很容易把握其意思，其表达方式充满了“地方志”般的个性色彩，正是其“民族气派”的典型体现。在其他人的言语中，这种“地方志”般的语言犹如珍珠一样不断流出。高栓儿在愤怒时这样说，“豹子沟我不想盛了，盛够了。”而农民王银发与高生亮这样说，“我们要搞医药社，就另外搞，跟你们那个逑寒社分开。闹在一达是闹不好的。”“盛”、“逑寒”、“闹在一达”等陕北民间口语，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建构了一整套陕北方言的人物话语体系，它们与乡间口语的高度吻合，成为小说消弭“文学”与“群众”距离的重要保障。

　　《高干大》的意义，在于它及早地领会并践行了《讲话》精神，并潜在地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某种风尚。语言特色的鲜明，还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的简洁凝练上，与小说中人物语言的陕北特色交相辉映，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尽可能简练地交代故事与情节。小说基本上没有以往小说大段大段的对背景的描写，这样的一种通俗化处理其实与写作者的“工农兵”意识有关，只有简练通俗，才可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事实上，《高干大》更像是一个民间故事的脚本，它企图以最“俭”的方式去创造真正贴合时代需求的文学作品。

　　学界对《高干大》的认识，多指出其“思想大于形象”、或“认识价值大于美学价值”的弊病，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时代语境，并在一种更加阔大的视野中观照《高干大》，它在“叙事策略”及“语言特色”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它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深远影响，就会重新认识它的意义。这篇小说的第四章名之曰“希腊神话”，小说借区委书记赵士杰之口说出了“安泰”神话的隐喻：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也好似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也正好似安泰一样，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了他们的母亲，即群众，保持着联系。而只要他们与自己的母亲，与人民保持着联系，则他们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战胜者。

　　实际上，贯穿整部小说的高干大的种种思想和行为，正是始终与“群众”，即真正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这也是小说中高干大本人自觉体认的。尽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还略显简单，但它却是对五四以来乡土文学审美特质的某种根本扭转：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农民生存中的一些基本要素才真正被发掘，并且在这之后，开始了一个以《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持续的对农民、农村的集中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欧阳山以《高干大》为重要转折，告别了他前期小说的欧化色彩，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而他对农村书写的深入、对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继承等等，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有了丰厚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积淀，新中国成立后的欧阳山在《三家巷》《苦斗》等的书写中，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

张丽军：乡土中国新式农民英雄

　　欧阳山的《高干大》作为延安文学中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历史原生态、始源性和多声部的优秀文学作品。《高干大》，以极其简洁而又生动流畅的民间性、地域化语言，塑造的高干大(本名高生亮)从旧式农民成长为乡土中国的新式农民英雄和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领路人、探索者，对在21世纪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21世纪新乡土中国文学的创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

　　乡土中国农民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最突出、最鲜明、最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最大形象群。这也是乡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突出特征。在这一最大数量形象群中，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具有断裂性质的审美裂变。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所描绘的乡土中国农民是闰土式的、麻木愚昧落后的一群“老中国儿女”。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流派在鲁迅的影响下，创作了一些乡土边远地区野蛮民俗下的“病中国”儿女。直到30年代革命文学的兴起，乡土中国农民形象才从愚昧麻木开始走向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自发抗争。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在萧红、沈从文等人笔下依然是愚昧的、需要被改造的，当然这里的农民是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而在另一个“明朗的天”的延安解放区，乡土中国农民则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解放区的很多农民积极参加到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行列中来，在获得民族新生、国家新生的同时，获得个人的婚姻自由、生命尊严和彻底解放，即在战争中百炼成钢，铸就为新式农民和新国家的主人。赵树理、孙犁、孔厥、袁静、马加、马烽、丁玲、周立波、姚雪垠、欧阳山等众多作家的作品，都塑造了在革命战争和土改斗争中成长的新式农民形象。

　　欧阳山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延安革命文学作品《高干大》在众多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是极为突出的，是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更为重要的是，《高干大》不仅对同时代有着引领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有着超越时代的、指向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的当代性意义与价值。《高干大》中的高干大、任常有、赵士杰、程浩明、罗生旺、云飞、高栓儿、任桂花、郝四儿等人物形象，乃至出现次数不多的次要人物形象，都是个个生动传神，具有生活的质感和内在情感逻辑性，从整体上呈现了延安解放区进行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新道路、新生活探索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势力、人群的复杂精神面貌。

　　《高干大》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开篇就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矛盾冲突交代得干净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同时有着很强的民间评书体和农民口语化特征。一般小说讲的是故事“发生”在某年某月，而《高干大》这里讲的是这故事“出”在哪里；把发生时间另起一个短句表达，符合乡土中国农民的阅读和接受习惯，达到了清晰自然，简洁易懂的接受效果。紧接着，作者以民谣和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了任家沟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和社员之间的紧张、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这样一种时空精神结构背景下，高干大出场了。“一个年纪四十五六，长方脸儿，两撇胡子，歪下巴，歪嘴的黑大个子蹲在地上，收拾他前面的两个木箱子；这人年纪虽不小，可是骨骼粗大，手脚有劲，胡须头发都是乌黑乌黑的，脸上皱纹很多，不过不显得老，两眼精明通透，像两颗黑宝石一样。”这是小说开篇部分对高干大做的一个剪影式描写。毫无疑问，这是从外形到内心都很独特的“这一个”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独特外貌描写中无意间向读者呈现出高干大以往的勇敢革命历史和丰富灵活的头脑、纯洁热情的内在心灵。对于合作社与农民社员之间的矛盾冲突，高干大戏谑表达出了会计张大海和一些普通群众的“合作社垮球了算了吧，不办更好”的悲观主义想法，但又不认同这种悲观主义。高干大对于合作社的矛盾冲突的问题所在，有着自己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办法不对，你碰见一百个老百姓，一百个都会对你说：合作社是好的。一百个也都会对你说：把钞票撂在河里，它还会浮起来；把钞票撂在合作社里，那就连浮都浮不起来了！这是什么？——办法不对！”高干大坚定认为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对的，带领农民群众一起致富的道路方向是对的，但是目前的方法是不对的，是需要继续探索的。小说继续向读者介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他说话响亮像铜钟，说话口气也一点不圆滑，不世故；他一下子生气生得那么厉害，简直一点也不老练，不深沉。从背面看他，穿着破旧的黑市布短衣裤，背上挂了一顶破草帽，脚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时候两边膝盖都往外弯；小腿又粗又大，脑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体相衬，不过向左歪得很厉害。耳朵很大，很薄。头发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这整个身段、举动、语言、相貌，你一看就晓得那不是一个和善的，容易欺负的角色。自然这样的角色又往往是过于直率，过于表露——没有肚肠。真的，咱们这受人尊称为‘高干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原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后来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没有变完。现在他大半个是共产党员了，小半个依然是农民。”小说较为细致地描绘了高干大“面貌丑陋，心地和善，脾气暴躁”，“说话粗鲁，爱顶撞人”，“有时激进，有时很保守”，甚至是“对于鬼神却不能彻底否定”的性格内在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突出的、较为可爱的、成长中的农民英雄形象。小说以第三人称的说书人身份向我们详细介绍高干大的性格特征。这不仅符合中国民间评书体的叙事风格，而且也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丰富呈现埋下了伏笔。

　　高干大在下乡动员缴纳股金的时候，发现了社区内一些村庄较多儿童因为没有医生救治而死亡的事件，遇到了农民提出来能不能办医药合作社的新需求，从中找到发展合作社的新道路。小说生动呈现高干大听到农民马老汉提出办医药合作社的高兴神情，“高生亮这时候显得又活泼又年轻，原来硬像铁丝一样的两撇胡须也发软了，嘴跟下巴也没平时那么歪了。左脸上，1935年打仗留下的那个大伤疤红起来了”，用铜钟的嗓音高喊“完全同意”。这让清风崖杨村长感觉高生亮不像个合作社主任的身份，倒像一个老百姓；高生亮那样大的声音说话，让他望望窑顶，看那嗓子是不是震落了尘土。

　　医药合作社，这是一个乡土中国互助合作道路探索中的新问题。自然，这引起了新的纷争。阻力首先来自合作社内部的任常有。在任常有看来，“咱们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生意。咱们这合作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们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上级叫咱们怎么办，咱就得办。……上级派咱们来，把咱们当作干部，给咱们饭吃，给咱们津贴，还给咱们家里代耕……咱们在这里干一天，就得服从上级的领导。”任常有奉行的是“上级主义”，所以在他看来，高干大的行为是“违反合作社的原则”，“违反上级的领导”，“简直就是个反革命”。但是，高干大没有简单屈从，而是继续到农村了解情况。西沟的王银发家里娃娃也病死了，提出了入股1000元办医药合作社的想法。这极大鼓励了高干大办农民需求的合作社的新道路想法。

　　高干大决定到区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区委书记赵士杰和区长程浩明对这新生事物也持怀疑态度。当高干大提出自己的想法来自农民的切身情感需求的时候，区长认为不能当老百姓的尾巴，这是尾巴主义，不能老百姓喜欢什么就办什么。对此，高干大认为：“老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哪里来个范围？……做群众的尾巴总赶做群众的仇人强些。现在的合作社已经是群众的仇人了！”区委书记让高干大再多找些群众谈谈，再找任常有商量商量。这次碰了壁，高干大没有灰心，而是思考，为什么农民都支持的事，合作社主任和区政府都反对呢，该怎么办呢？“应该像《联共党史》所说的那个英雄”，“应该向他那个样子——联系群众。众人的意见一多了，他们总会把那个老办法改变一下子的”。高干大决定学习区委书记给他在《联共党史》中讲过的希腊神话英雄安泰的故事，从大地中汲取力量，从群众中获得支持力量。在入伍欢送大会上，高干大讲了医药合作社的事情，当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行动上的支持。尽管，高干大惊诧地看到主席台上的区领导并没有像他一样激动，而是“像两尊石头雕下的佛爷一样坐在凳子上”。这样，高干大对医药合作社的未来和自己今天的行为忐忑忧虑不已。

　　但是，医药合作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无论是对合作社内部而言，还是对社区农民而言。然而，对于如何解决，区委书记赵士杰和区长也发生了分歧。赵士杰认为，陕甘宁边区办合作社从1936年开始，到现在不到5年，知识和经验都不足。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服务得最好”。从理论上看，任常有是对的，符合政策的。但从实践看，办得不够好。从实际看，高生亮也很有道理。因此，赵士杰提出意见是两家都办，办一年后，看实验结果如何。阻挡新型合作社的内外力量都去掉了，高干大带领张四海、王银发等人开始了社会主义互助合作新道路的探索。

　　高干大的新道路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附近的老头老太太纷纷把钱从地窖中挖出来，入股新的医药合作社。小说对王德贵和刘老婆婆存钱入股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其心理描写一波三折，写出了农民内心复杂的弯弯绕绕。高干大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咱们，1935年，住在梢林里，打仗的时候，咱们是知道群众的力量的！往后呢，太平了，也就忘了。那时候，群众不同意，咱们就活不成！为什么现在就忘了呢？你看咱们这合作社，群众一赞成就办起来了。也不用你催，也不用你问，什么都送上门来！”从乡土中国彻底解放、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来说，欧阳山在《高干大》中通过主人公高干大所传递的历史反思是极为深刻的，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是有着深刻的新世纪乡土中国背景的。新世纪15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重新倡导群众路线，可见欧阳山《高干大》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与深刻！从这个意义出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革命尚未完全胜利的时候，欧阳山就看出某些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从群众实际出发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危害来，这无疑是极为深刻而超前的，是远见卓识，也是非常富有勇气的。

　　高干大为农民着想、从农民实际出发的行为启发了区委书记赵士杰。赵士杰在跟区长谈话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你听上面的太多了！听下面的太少了！自己的脑筋，那是运用的更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真是很可惜的事。咱们固然要向上级负责，我想，咱们同时也要向老百姓负责的！”眼光是向上，还是向下；奉行上级主义，还是从实际出发，这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是党的领导干部体制和工作作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高干大》对领导干部人物形象和落后分子形象塑造中，反思“革命成功之后”的干群关系问题，为后来的“中间人物论”审美理念开启了先河。

　　高干大的互助合作新道路探索溢出了原有的设计思路和工作计划，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事业、为农民大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不仅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也带动了政治政策、路线方针的变革。这也触动了一些落后分子的利益，如郝四儿等神汉们的利益。《高干大》小说的后半部分，叙述了高干大与落后分子的斗争。高干大原来的封建迷信思想也在斗争中逐渐祛除了，在最后与郝四儿的殊死搏斗中，成为一名完全的共产党员了。至此，《高干大》完成了对高干大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高干大》，是一部早期的红色文学经典，具有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精神血脉，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高干大》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高干大勇敢、热情、坚强、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有一颗为农民大众服务的火热的心灵和探索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美。可贵的是，欧阳山没有一味地溢美，而是写出了高干大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局限和缺点，让英雄有出处，食人间烟火。而事实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泪、激动、歉疚、伤心、迷茫，让高干大这一英雄形象更加可爱、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审美艺术魅力。

　　但事实上，直至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延安第一部长篇小说《高干大》在文学史地位、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与研究是很不够的。正如田海蓝所言，“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自43年前在延安问世以来，以它不朽的生命力经受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考验，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迸发出新的青春活力。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在思想上有深度，在艺术上有创新的优秀作品，文艺批评界却一直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公正的评价。现在，是到了应该认真回顾与思索，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郭志刚：激情“上书”

　　这三册书，收入欧阳老80岁以后写的117篇短文，算上附录，也才二十几万字。但它的内涵是那么厚重而明亮，明亮得就像作者晚年生命之火爆燃的火焰。欧阳老走了，他把光、热留给了读者，我也是被温暖和照亮的一个。那些文章，辞意恳切，激情澎湃，很像是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向后人的告别演说。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他和读者的最后一次交流机会了，他就像远行之人，面对亲友有千言万语，必须一吐方快。因此，他的文章既是快人快语，也是语重心长的肺腑语、肝胆语，读时你会觉得这不是一般文章，而是对社会和读者的激情“上书”，是新的、积极进取的“陈情表”。书中进言，即有逆耳处，那也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通例，对于一切拥护改革开放并热爱真理的读者来说，他们是听得进去的，并最终成为这些忠言的受益者。

　　人们早已听说这是一组“鲁迅风”的好文章。像鲁迅一样，作家一笔在手，无私无畏，直面时事，言而中节。只是由于时代不同，他这些文章，都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运昌盛”热烈赞美，也对一些错误言行提出了尖锐批评，而瞻念前途，自是既有信心，也有殷忧，它很像是从心灵的一角，回应了国歌的召唤：在当今种种诱惑和侵蚀的现实危险面前，我们也应该构筑起心灵的长城。

　　他的文字有时很泼辣。但所论之事必有凭据，如果我们无法否认他笔下的事实及其由此推演的逻辑性，也就很难推翻他笔下的结论，这也正是鲁迅文章(笔法)颠扑不破的真髓。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注意到，他的文章里出现了一个频率极高的词，那就是“咱们”。这是对家人说话的口吻，他显然在文章里也把自己摆了进去，和读者共同用主人翁的态度讨论文学、艺术、教育、文化等国家大事。他是出色的作家和文学家，他的文章表现了很高的写作艺术。他也非常善于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鲁迅式技巧。如《性格创造之谜》(《广语丝》第十三)，对于一些人“惊呼”为中国文学中还没有过的一个“女主角”，他并不赞成，但也不马上反对。不但不忙反对，反而把对方赞赏的这个“新人”的诸多“优点”照单全收，并罗列为：1.聪明任性，快乐自由；2.强烈的个性和自主意识；3.崭新的人生态度；4.香港色彩；5.本土文学和突然介入的香港文化的交融；6.一代人向社会发出的“独立宣言”。接下去，他以迂回笔法，对这六个特点换了个方式进行叙述，真相果然就浮出水面：

　　“从第一点看，我们仿佛感觉到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从第二点看，她是一个有思想性的青年人；从第三点看，她有一种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人生观；从第四点看，她带着西方世界和殖民地的气息；从第五点看，她在思想上属于一种混血儿的性质；从第六点看，她的政治意识很强烈。”

　　事情到此，这位新女性虽已显露本相，但作者好像还怕冤枉了她，并不急于下结论，只说这性格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猜不透”。最后他才抛出撒手锏，用“四有”和“五爱”的X光对她进行了一次“体检”：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来看，她不沾什么边，因为看不出她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大公无私的品质等等；再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来看，也跟她没有多少关系。作者问道：“她凭什么要受到论者的惊呼和赞誉呢？难道仅仅因为这个性格是一位民主个人主义者吗？难道仅仅因为她具有现代意识和当代意识，或者‘精英’意识吗？”

　　到此，作者虽然表示这性格还是一个“谜”，我们倒也不用猜了。这篇文章统共不过千来字，笔锋虽然犀利，口气是满温和的。像一位拳击手，自始至终不见他出招，他只站着不动，把对方挥来的拳头一一化解，将过程和结果让人们看个清楚。这些，大体上也就是《广语丝》中各篇文章的基本风格。要说作者有什么战法，那也不过是接招或“借”招而已。但不知为什么，这也招来非议，说他“僵化”和“左”。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可以据实批评的；但是，一个站着不动，只在那里化解别人招数的人，怎么反倒成了“僵化”和“左”呢？难道就因为他保护了自己和读者吗？自然，谁说话也不能保证全对，文章也不例外。对此，只能依是非、照规矩办，他出拳，你也出拳，都不能动脚，更不能像泰森，咬对方的耳朵。无端的给人加上政治性帽子，这是咬耳朵的行为。

　　欧阳老写《广语丝》，一定想到了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坚持改革开放，也一刻没有忘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再多了解一些他的话，还会知道，这一立场不止表现于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深深扎根于他漫长的人生和创作实践。他的童年很不幸，因为家里穷，5岁就被送了人。不幸的童年也给予了他回报，他由此更多地体验和消化了人生，16岁就成了作家。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把这看作是多么幸运的事。他觉得真正幸运的是，鲁迅先生20年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则跟着老师“学步”，“在30年代的开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40年代的开头，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广语丝》第三十四探索解)。40年代的延安，第一次给了他一片新天地，在这里出版了他至今享誉文坛的名作《高干大》(1947)。正是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在人民政权条件下“改革”的萌芽，而且像今天一样，这一萌芽最初也是来自基层。两个历史条件下的“改革”，虽然在规模和内容等方面无法比较，但同样呈现着保守与开放、唯心与唯物的尖锐矛盾。人们知道，40年代初，边区受到外界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为了打破封锁，保障供给，政府号召办好乡村合作社。这样，一场处于黎明期，或者说是早期的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故事，就在一个名叫任家沟的小乡村展开了。那是1941年：

　　“这一年，土地革命才过后不久，许多工作都没上轨道。前线每天在和日本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在前线。整风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开展，许多干部思想作风上都残留着相当严重的缺点。那些人，那些事，现在看来，或许叫大家奇怪，但在当时，倒是常有常见的。”

　　小说在带过这几句很有时代感的“闲言”之后，很快把矛盾推向前沿：社主任任常有1936年办社时，全部家当是5石小米，以后每年由区乡政府向群众征收5石小米，算做股金给他办社。办了5年，征粮25石，而合作社的全部财产，结算时只值20石小米。就是说，除去赔光了老本，又搭进去5石。5年里没分一次红，还不许退股。小说用群众的语气叙述了当时的尴尬：不退就不退，赔光本钱也就算了，可是上级不依，又摊下来5000块钱新股金。因此，群众给合作社换了个名字：“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在僵持中，出来开顶风船，决心改变经营方式，使合作社扭亏为盈的，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高干大”(高生亮)。他是合作社副主任兼推销员，利用下乡卖货和收股金之便，了解到乡下人常因缺医少药死掉产妇和孩子的苦情，先办了个医药合作社，专门请个医生住在社里给大家看病，赚了钱当年分红。这一招果然灵，原来每人摊派两块钱股金收不上来，现在是这个入10块，那个入5块，一下子就火爆了场面。但任常有反对这么做。他说政府没叫办医药合作社，这不属于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乡长、区长都支持他，因为这符合上面立的章程。问题就在这里：单是按老章程做，群众不拥护；群众拥护的，又是老章程里没有的。怎么办？这是共产党员高干大遇到的难题，也是今天还会遇到的难题，而在60多年前，作家就在生活中发现并回答了这个难题。他知道，高干大的行为，也许不符合一时一地的章程精神，但符合党章精神：共产党员永远把群众利益置于首位。他既然深知群众疾苦和切身利益所在，他有什么不愿做、不敢做的呢？他不仅收农民的股金，也收商人的股金。当小商人王银发问敢不敢收1000块钱股金时，他回答；你入一万都行。对于由此招致的“资本主义”、“商业剥削”的帽子，他的回答竟和今天有些相似，他说，他懂得合作社叫多数人发财，要抵制商业剥削的道理，不过，“咱们现在不是抵制商业剥削，是没有商业，没有饭吃……咱们先让少数人发一点财，随后多数人才会把钱拿出来，交给合作社，随后多数人会发财。多数人发了财，合作社才会有力量，才能够抵制商业剥削，才能够办工厂，才能够办生产事业……”这个回答，既属于人物，当然也属于创造了它的作家。10多年以后，即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作家在序言中重申：他仍然非常爱他的高干大，说他是“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他的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的。”这里，进一步点明，无论是高干大还是作家，都实践着同一信念：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最初的，哪怕是一点点改革成绩，都是源于这一信念，并且也是实践这一信念的结果。

　　自那时到现在，又快满了50年，作家的话还可以照样说下去。原来，改革事业体现的真理是如此明白，因而他们的回答能超越时空，获得历史的统一性和真理的同步性。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生命线，离开它，不仅躲不开“僵化”的鬼打墙，还会跌进“腐化”的污泥坑，这即使在任常有们身上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多吃多占了政府征来的好多血汗粮了，而始终和高干大们站在一起的作家，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直到不久前还在向我们大进忠言和警世之言。现在，我们对于欧阳老的激情“上书”，该会增进一些理解吧？

吴茂信：语柔若丝 气壮如山

　　欧阳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人民文学事业，他高扬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一直热切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上世纪90年代他已年过八旬，眼睛又不好，看东西极不方便，每天都靠助手念文件、读报刊。令人惊叹的是他年事这么高，思想依然十分活跃，思维十分敏捷，逻辑周密，记忆力丝毫没有衰退，说话条理清晰。他的学习和写作本来就相当忙碌，但他仍然关注着文艺思潮，关心着文艺动向，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文艺问题上，他总是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坚持原则，毫不含糊。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老人家毅然操起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创作了《广语丝》系列杂文。欧阳老在系列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却又犹豫不决在心头冲撞的话，剖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许多重大的矛盾，明确地回答了读者一时弄不明白的疑问。学习他的《广语丝》，不能不为欧阳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精深的思考、炽烈的爱憎所感动，并为他善于寓批判于对比、隐喻和幽默之中的艺术功力所深深折服。

　　《广语丝》最突出的特色是旗帜鲜明。《不便明说》这篇文章是在1989年2月27日写的，文章列举了当时某些人抽象谈“宽容”，改写中国文学史，主张“不一定要提马克思主义”，“谈起抽象的人道主义，往往眉飞色舞”等等各种怪现象。

　　欧阳山《广语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神产品，既是杂文，又是文艺批评文章。《广语丝》里的每一篇文章，所谈的便是一种文艺现象，对其进行一番解剖分析之后作出评价和判断，每一篇杂文实际上就是一篇文艺批评文章。《广语丝》将杂文和文艺批评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杂文别开生面。

　　《广语丝》是一部弘扬正气的杂文集，激浊扬清，主题重大。外柔内刚是它在艺术上的重要特点。有理不在声高，作者从不板着脸孔说话，没有凌厉激烈的言辞。更多的像是一群人坐在书斋里就某一个文艺现象或文艺问题展开讨论，欧阳老以他特有的风趣，当着大家面发表他的意见，用亲切而又形象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与读者交流，和风细雨，娓娓道来。这样的文风，当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欧阳老在行文中常用“咱们年轻人”、“咱们大家”、“咱们国家”、“如果咱们”……这种置身度内的语言，完全是与读者平等的口气、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是某些“骂派鸿文”所无法相比的。例如某些人士以宽容为借口，企图混淆是非、扰乱视听，推出“有容乃大”的流行观点。欧阳山调侃道：江河的气度是宽容豁达的，无论各个方面给它多少水，给它多少泥沙，它都兼容兼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虽然什么东西都容得下，“但是这容得下的结果，却使自己的河床一天比一天淤塞，河水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浅，并且一天比一天升得更高”。有时候善良、温顺的江河发起脾气来，冲崩了堤坝，淹没了村镇和农田……结果就成有容乃小，或者有容乃恶。说来饶有风味，思之却严肃冷峻，简直是惊世骇俗。语柔若丝，气壮如山，以此来赞誉《广语丝》丝毫不为过。

　　欧阳山6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不时有杂文佳作问世，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和40年代在重庆，这两段时间写的杂文比较多。现在他重新拿起杂文这个武器，当然驾轻就熟。诚然，时代不同，对象也不同。过去是面对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现在面对的是错误思潮，文章对事不对人。从思想实质上说是不可妥协的，是必须尖锐批判的，但必须是以理服人，讲究分寸。而且杂文也是一种艺术，除了思想、观点之外，还必须讲究方法和技巧，要写得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这样，理性幽默就大大可以派上用场了。欧阳山在他历来的小说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理性幽默的风格，对某些丑恶的现象和形象，要揭露其丑态，要用辛辣的语言加以针砭，往往运用这种幽默的格调加以讥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冷静，于冷静中达到深刻。《在软席卧车里》《骄傲的姑娘》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在《广语丝》里，他运用这种风格于杂文，把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生动的形象和语言结合起来，更具理性幽默的特点。如《谨防晕浪》，谈的是青年人的问题。开头一段写道：“青春多么美妙，它有多大的活力，有多深的魅力，有多强的意气，有多高的幻想；都不是语言所能道出，你就是怎样追忆、怎样幻想、怎样赞美、怎样推崇，都不会觉得过分。古往今来，已经有不少人吟咏过、歌颂过，都还以为意犹未尽。但是，说句扫兴的话，青春就没有短处吗？有的。”下面即分列年青人的三点美妙而不足之处。这段开头的排比句，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语言的音乐性和生动性，两者结合，显出一种很有韵味和弦外之音的幽默。这种讽刺的方式和语言，外表十分滑稽，内容却极其严肃，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富于严察的逻辑性，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坚守阵地是《广语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语丝》中的杂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错误思潮进行不懈斗争的匕首和投枪，有很强烈的战斗威力，起到宣传和捍卫真理、抵制错误的重要作用。每一篇文章都具有战斗深刻性。这种深刻，既来自作者严正的立场和高度的思想水平和功力，还在于作者有着丰富的斗争学识和经历，并且运用这些学识和经历去剖析当今的各类形象，因此具有许多杂文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刻性。《倒退的探索》一文，以西装褂子一时兴宽、一时兴窄为谈资，根据30年代认为文学大众化是进步，80年代却认为小众化是进步，这类变幻无常的现象，提出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的问题。作者写道：“如果你的目标在东方，你朝东走，就算进步，你朝西走，就算倒退；反之，如果你的目标在西方，那么你朝西走，就算进步，你朝东走，就算倒退，如此而已”。这种借历史评论现实的分析，显得特别深刻，不能不令人心悦诚服。

　　既然要坚守阵地，就必须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一以贯之。这就形成了欧阳山杂文的系列性。纵览欧阳山数十年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系列性，即在某一指导思想观照下的作品系列。30年代初他倡导“粤语文学”，就自己动手写粤语中短篇小说，写理论文章，并创办刊物，编印字典，同时组织其他作家写同类的文学作品；50年代他写《慧眼》系列小说；60年代他写《乡下奇人》系列小说；他的长篇巨著《三家巷》也是一个系列小说。这种系列性，正好显露出这位大师的大家风度。他创作《广语丝》，虽是随感式的短小杂文，但也是具有系列性的。这些杂文发表时是单一的篇章，汇总起来则显出彼此有了关联，俨然具备系列性的联系。写于1990年的19篇《广语丝》，分别剖析所谓的“世界战略”、“改写文学史”、“文化奇观”、“文化开放”、“忧患意识”、“主体意识”、“忏悔意识”等等奇谈怪论。《广语丝》以战斗性和系列性，捍卫了真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守社会主义文艺的阵地，在革命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西 篱：低下生者的头颅

　　“主旋律与多样化”是20世纪90年代文艺界的重要话题，自1994年末，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包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内的三条文化工作方针，至1997年9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而后，关于“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实践和讨论延续了近20年，并扩展到文艺领域以外，“唱响主旋律”，成为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流的口号，文艺被分成主旋律的和非主旋律的两种，被视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往往政治色彩鲜明。

　　而早在江泽民的讲话之前，欧阳山就在“开风气之先”的南方主持开展了关于“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研讨座谈，不能不说，老人思想上的积极创新和目光的敏锐，丝毫不受年龄影响，令人佩服。

　　那些年，欧阳老在写杂文。他永远肩负着人民文学家的历史使命，这些杂文述及内容，事大事小，都是他的正义感和使命感驱使。他写《当代文学八病》，发表在魏巍主办的臧否时政的杂志《中流》上。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中流》以及当时程代熙任主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他还写过一篇《贺程代熙入党》，写过《论主旋律作家》《老夫无悔》等等。

　　至他逝世前半年，2000年的3月，他参加华南文学艺术学院建校50周年纪念会，还写了《一悲一喜》。

　　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饱含深情，胸有普世关怀，尤其憎恨那些与鲁迅思想和精神相悖逆的人，憎恨那些没有理想的、与人民没有感情的人，担心新一代年轻人受这样的人的影响和蛊惑。

　　在文学上，他尤其憎恨那些感情不真诚、思想软弱无力、内容假大空的东西。他的杂文十分精短，文风犀利，爱憎分明，宛如鲁迅个性。而他文章里的那些歌颂与赞美，亦真诚纯粹。

　　这些文章，是在梅花村36号，在后来的秘书王志的协助下完成的。

　　我一共见过欧阳老四次，第一次是1997年的5月，广东省文联和南海黄岐政府一起，为老作家梵杨召开作品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欧阳山老人，89岁的他，身材高大，在我眼里，不仅是文学的巨人，也是现实世界的巨人！

　　他的脸上总有温和的笑容，虽然拄着拐杖，但依然十分硬朗，尽量不要身边人搀扶。我想扶他，他说：“小鬼，不用，我行！”我惶恐地退后。

　　会上，他一说话，不少人热泪盈眶。我也是。他的话不多，语句短，但声音有力，话语既坚硬又温暖。

　　严肃而温和，坚硬又温暖。这是我对这位人民艺术家的感受。会后，我写了一个较长的综述发表在《广东文艺界》杂志上。

　　第二次见欧阳山老人，是在1998年的元月7号，广东省文联为刘斯奋《白门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举办庆祝大会，老人在王志的搀扶下来到。那时广东省文联还在文德路的文德大厦里办公，那个会议室很小，大概不到20平方，领导们进去后，其他人都只能站到门外走廊里，根本没有问候老人的机会。

　　第三次，是1998年12月11日，欧阳山老人九十华诞，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带队，广东省文联、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等人士前往梅花村36号庆贺。

　　梅花村，著名的“岭南第一村”，位于广州越秀区中山一路的东段，绿树环绕鲜花盛开，清幽雅致，十分静谧。我们给老人献花，还写了精美的贺卡，和他的外孙女田海蓝刚出版的《艰难的磨砺——〈三家巷〉人物评传》一起，放在客厅他的铜像面前。那真是个好天气，我还记得，36号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大家在阳光明媚的院子里合影，老人告诉我们，他虽然几乎看不见了，但有时候还给花儿们浇浇水。说这话的时候，他微眯着眼，微微笑。城市的车流声好像去了远方，空气澄明而且膨胀，一草一木都有吉祥快乐的模样。

　　至今，我仿佛仍然听见那客厅和院子里，回响着老人爽朗又亲切的声音。

　　也就是这一年，欧阳山老人考虑广东涌现了《蔡廷锴》《冯白驹传》《情满关山——关山月传》《赖少其传》等一批优秀作品和传记文学作家，建议成立华南传记文学学会。广东省文联开展筹备工作，拟由欧阳山担任名誉会长。后因老人不幸逝世，筹备工作一度搁浅。直到2000年，经广东省文联批准和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核准登记，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创会会长由欧阳山的好朋友、老作家贺朗(本名王有钦，北大中文系毕业，乐黛云学生)担任。我作为省文联工作人员，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我调省作协工作，辞去秘书长职务，只任副会长。

　　这一年我萌生了为欧阳山老人写传记的想法，但考虑到有那么多著名的本土前辈作家，自己来自外省且笔力稚弱……念头藏下。恰逢曾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员、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的原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音协主席周国瑾先生，请我为他写传记，我得知周国瑾先生是欧阳山的老朋友，在采访中我特意向他了解欧阳山的事迹。

　　周国瑾告诉我，他在延安时期就认识了欧阳山。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先回到广州，任华南文联主席。周国瑾稍后回，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1953年，按照中央的指示，文联的牌子挂到文化局，成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和舞蹈协会。而广州作家协会是在中央还没有成立全国性的各种协会之前就成立的，管辖联系的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和香港等地的作家，欧阳山任主席，周国瑾任副主席。到1956年，全国四大协会(音、美、戏、舞)成立后，广州作家协会改为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周国瑾按省委指示任广东音协主席兼党组书记。

　　“文革”开始，文联和各协会被砸烂，并进行犁庭扫穴。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作协，见人就打，发现欧阳山，叫他低头，他看着他们，一动不动，他们按他低头，他把头更加昂起来，他们骂他打他，他不回应。他们要他跪下，他也不理。周国瑾也被打，周国瑾对欧阳山说：“你就是硬汉子，好！”

　　1972年，欧阳山从英德茶山劳改场回广州治病，住在文艺招待所一间8平米的阴暗潮湿的小房里，周国瑾去看他，两人手拉手，默默流泪。

　　1980年，他们一起设宴招待香港AMA乐团以及中国音协的吕骥、贺绿汀一行。

　　1999年春，广东省文联的新春茶话会隆重举办，欧阳山出席并讲了话。

　　这是我第四次见到老人。秘书王志寸步不离，老人高大的身材在人群中依然瞩目，看起来也依然硬朗。

　　老人讲完话回到座位上后，文艺演出开始，我注意到他很安静，是听而不是在看，因为当时他的视力已经没有了。临散会，我陪着周国瑾老人朝他走去，周国瑾站在他面前问：“你能看见我吗？”他说看不清了。周国瑾又说：“你听我的声音！”他说听不出来。老作家梵杨赶紧说：“是周国瑾！”他“哦”了一声，问：“你的声音怎么这么低沉？”周国瑾说：“我也老了！”

　　1999年4月，我写的周国瑾传记以《著名艺术家周国瑾访谈录》为书名，由香港惠理出版社出版，我与周国瑾先生协商，将他关于欧阳山的一些回忆收入书中，他同意了。该书第二辑的第一篇，就是“广东文艺界第一号人物欧阳山”。这个标题蕴含了周周国瑾先生对欧阳山的爱戴之情、战友之情。

　　欧阳山老人走了几年，比他年轻10多岁的周国瑾先生也因病辞世了。时光带走了他们，我很悲伤。只有回忆，将他们永远留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2008年，广东省作协和中国作协准备在京举办“百年欧阳山”纪念活动，而我正好已经从广东省文联调到省作协工作，全力操办相关事项。为出版《欧阳山文集》，王志陪着我，再次走进梅花村36号。这个老人住了20多年的地方，已经改为欧阳山纪念馆。王志虽然回到了省委上班，但老人身后的诸多事宜，仍然是他打理。多年来，我与他，与代娜、纳嘉大姐以及海蓝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欧阳山纪念馆，房间空旷，安宁洁净，一切物件整齐，在它们该在的位置。老人的铜像在，照片在，作品在，他读过的书，都在，老人的目光依然严肃又慈祥，宽厚而执著。我在他的像前鞠躬，低下生者脆弱的头颅，倾听他不朽的声音。喧嚣大都市的背后，时间在这里停止，老人一生的经历，他伟大的创作和精神，得以永恒。

　　我感到平和，感到安慰，感到激情不息。一种可以称为力量的东西，再次为一茬茬新的生命，为创造不止的生命，注入活力。

崔庆蕾：欧阳山《〈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

的原稿及修改情况

　　在欧阳山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五卷本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原定名为《一代风流》，共分五卷，各卷标题拟定为《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是其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其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小说酝酿于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1957年2月14日正式动笔。在欧阳山的辛勤耕耘下，第一卷《三家巷》于1959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卷《苦斗》于1962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欧阳山决定再版《三家巷》《苦斗》两部“文革”前已出版的小说，并为此写了《〈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这份手稿目前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手稿原稿(以下简称“原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版本(以下简称“出版稿”)在内容上有较大不同。本文拟对原稿与修改稿做一个比较，同时探析修改的原因及原稿被删掉部分的文学价值。

　　一

　　原稿显示完稿时间是1978年4月20日，出版稿显示完稿时间是1978年5月23日，很显然欧阳山在这间隔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又对这篇《再版前记》进行了思考，并动笔进行了修改。整体来看，这次修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个别语句措辞的修改，如第二段第一句话，原稿原文是：“这八十五章发表之后，登时在读者当中引起了议论纷纷”。在出版稿中这句话改成了“这85章发表之后，曾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引起了自由讨论”。“登时”改成了“曾经”，“议论纷纷”改成了“自由讨论”，这两处修改的共同之处是将语调变得舒缓、语气变得温和。在接下来的一段具体描述中，原稿写到：“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一样一半的，也有正倒三七开或正倒二八开的”，出版稿中直接删掉了“有一样一半的，也有正倒三七开或正倒二八开的”，仅保留“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对当时的复杂情况进行了“简化”处理。通过这两处对措辞的修改，可以看出，时隔10年之后，欧阳山并不想“翻旧账”，不想纠结于过去的种种不公平，而是怀抱一颗悲悯之心，希望能淡忘历史，重新投入到面向未来的创作中去，这种笔调基本贯穿了《再版前记》的整个行文。

　　出版稿的第二种修改类型是直接换掉了原文的大量内容，从两个版本的对比来看，出版稿仅保留了原稿在开头的两个自然段和结尾的两个自然段，中间部分全部替换成了新的内容，这种修改在作家通常的文本修改中是不太常见的，因为几乎是删改了整篇文章的主体部分。查阅已出版的《再版前记》可以知道，出版稿的中间部分讲述的是“文革”期间林彪和江青对欧阳山作品的具体批判过程以及欧阳山本人对于这些莫须有罪名的逐条反驳。那么被替换掉的是什么内容呢？被替换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于过去10年外界对于自己作品批判的回应。在批判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欧阳山始终没有通过书面文字对这些批判进行正面的回应，在这份原稿中，欧阳山进行了解释，其原文如下：“对于这场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我自己的作品的争论，过去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只是想，一个作者有权通过他的作品对现实生活发表议论，一个读者当然也有权利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这完全是健康正常的文化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欧阳山在这里揭开了他一直不对外界批判做出回应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认为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读者的意见是一种正常的“批评”。他并不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心怀不满，他只是对四人帮在政治上的胡乱定性持有意见(这一点从出版稿中可以看出)。

　　原稿被删掉的第二类内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这便是欧阳山对于文艺创作本体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非常具有前瞻性，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先锋性”、“前卫性”，而这种闪光的特质应该也是这些文字最终被删掉的主要原因：“文革”毕竟刚刚过去，整体的时代语境还未彻底“解冻”。其原稿原文如下：

　　“所谓我自己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那些问题也为数不少。比方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能不能描写主要任务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再比方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能不能真实地描写各阶级人物的思想感情？更比方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能不能描写现实生活中各种场景和风俗画？问题当然还不止这些。归结起来，就是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要不要实事求是？咱们要不要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描写生活？咱们要不要描写大量存在的东西？——这即是说，咱们要不要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这段文字写出了欧阳山在当时的一些困惑，是他对当时文学创作中“高大全”式人物形象塑造和“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的反思。从这些疑问句可以看出，在那个文学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里，欧阳山的头脑是清醒且冷静的，对于文学的任务以及表达方式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难能可贵的是，欧阳山不仅有这种质疑和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答案，他在原稿中写到：“很显然，我认为咱们能够这样做，要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但是有很多人不赞成。这就不是一个人、一本书的问题了。实际上，从咱们整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创作倾向来看，恐怕正反两方面都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一定会对文学艺术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这是欧阳山的“自问自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和答案早已是共识性的，但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欧阳山的这些见解无疑是超前的。

　　除了对以上问题作出反思，欧阳山在原稿中还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我以为涂改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而伪造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即使是出于好心肠，都更加不能允许。我以为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运用革命的观点，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描写历史，按现实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不能随心所欲地超越阶级的局限，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地区的局限。我以为理想的人士能够克服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缺点和错误继续向前的人，而不是作为正确的概念化身的一上来就完美无缺的人。我以为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在惊涛骇浪中前进所取得的胜利，比一个庸庸碌碌、平淡无奇，在风和日暖中轻易取得的胜利更加可贵，更加伟大。总而言之，我以为把林黛玉写成五四运动中的新女性，把晴雯写成后来咱们所说的叛逆的女性，把阿Q写成马克思主义者，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总有点令人难为情，而且在实际上也收不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效果。”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欧阳山在文学与现实关系问题上的看法，那就是文学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不论是先进人物还是落后人物，必须真实地表现他们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用概念去塑造人物，扭曲人物。

　　二

　　原稿另外一个有趣之处是，欧阳山在文中举了鲁迅曾讲过的一段话来作为自己文艺思想的论据支撑。而在“文革”中，欧阳山曾被戴上“反鲁迅的胡风分子”帽子，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原稿中他提到：“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得到支持固然好，受到反对也不坏，最怕是无声无息，好像不曾做过的一般。揣摩他老人家的意思，无非也是自己做了一点工作，可以让后来的人借鉴，有一点好的地方就可以当‘老马’，有一点坏的地方就可以当‘前车’，这样，后来的人就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而且我想将来的伟大作品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通过长期的、广泛的、深入的议论纷纷来酝酿、孕育、产生，否则伟大的作品肯定不会在一天的早晨忽然从一个人的头脑中迸发出来，因此肯定是无法产生的。”欧阳山从鲁迅的这段话里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他在过去十几年里的沉默或许与此有关，不管是“老马”还是“前车”，都必将是有助于后来者的，有助于推动整个文学进步的。因此，他的沉默饱含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爱，也饱含了对于后来者的殷殷期待。鲁迅之于欧阳山，不仅是文学路上的良师，也是精神上的向导。鲁迅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欧阳山。《三家巷》和《苦斗》问世之后，欧阳山一直饱受批评，“文革”中更是达到顶峰，欧阳山之所以能够从黑暗岁月中走过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每次我遭受到打击与挫折时，我都想起鲁迅先生那种韧性的战斗精神。所以我没有放弃完成这项工作的念头。”由此可见，鲁迅精神对欧阳山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81年9月出版的第三卷《柳暗花明》的扉页上，欧阳山充满深情地写下如下文字：“谨以这本小书，献给鲁迅先生，纪念他的百年诞辰。”

　　1978年欧阳山写作此文时，中国文艺界尚处在“文革”风暴过后的“重建”中，欧阳山的这些思考代表了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写作者的自我反思，其间透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独立。更为重要的是，欧阳山对这些文学创作中的具体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他在文中也谦逊地说：“我这些所谓不同的看法是错还是对，自己是毫无把握的。”但这些睿智的文艺思想无疑有着穿透黑暗的力量，对于重新上路的中国文学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可惜的是，在最终的出版稿中，这些闪光的文艺思想被删掉了，没能随作品一起出版。据笔者个人猜测，欧阳山的删改应该是对当时大环境整体考虑的决定，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又是一种常见的可以理解的做法。

　　尽管做了诸多的修改和删改，但在这篇《再版前记》的出版稿中，欧阳山还是向关心他、爱护他的读者们“敞开心扉”谈了自己即将开始的写作计划。在文章的末尾，他写到：“我现在下决心写下去，对剩下的115章做不自量力的尝试。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我现在都置之度外了。”欧阳山表达了要写下去的决心，而且抱着一种决绝的心态。此时的欧阳山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理想，“血压已经高了，脑动脉已经硬化了，两眼也有了白内障”。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采用口述录音的方式，在助手的帮助下，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了后三卷的创作。1985年，五卷本的《三家巷》正式完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陈典松：面向文坛 有容乃大——品读欧阳山

　　一

　　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的阅读会各有取舍。就我的阅读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欧阳山作品，长篇小说是《三家巷》第一卷、《战果》和《高干大》，短篇小说则为《水棚里的清道夫》。这些作品描绘的就是最为真实的低层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是实实在在的普通百姓生活史。

　　文艺评论家蒋述卓教授曾将《三家巷》称为“广东的社会百科全书”，在特定的语境下，这样的评价确有其合理性。人们常常认为《三家巷》写的就是周、陈、何三家的故事，其实应该是六家，除了三家巷里住着的三家外，还包括不住在三家巷的南关珠光里区家、城西40里外震南村胡家和四牌楼师古巷杨家，这六个家庭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知识分子、买办资产阶级和旧时代的官僚地主阶层。所述故事，既有家长里短，也有军国大事；既有男欢女爱，更有民俗风情；是一轴半个世纪的广州社会生活全景画。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述卓教授的一家之言是完全成立的。

　　《三家巷》的开篇里有一段点题的叙述：

　　当杨在春老大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总爱当着他大女婿陈万利和二女婿周铁的面，讲一些世道兴衰的大道理……他十分感慨地说：“世道循环，谁也不能预先知道。只是阅历多了，就约莫有一个谱子。那贪得妄想的人，总是守不住的。经久不衰的，还是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陈万利一向聪明伶俐，就接着嘴说：“爹说得一点不差。我宁可贫穷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义而富且贵，那又有什么光彩？何况富贵本来不过跟浮云一样呢！”周铁生性淳朴，只是木然不动，把老丈人的话想了又想。

　　这样两个女婿后来的境况却是天壤之别，生性淳朴的周家还继续做着铁匠，一向聪明伶俐的陈家却发了洋财，再到后来的结局也不一样，周家的子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时代变了，虽然也有过抗争，还仍然过着老百姓的生活，陈家的孩子却没有坚守住，在社会变革的大潮里淹没了。通读《三家巷》，好几次回过头来翻看这段文字，觉得这就是全书的文眼，所有的密码都隐含在老丈人对两个当时身世相当的女婿的教诲里。从这段文字看，欧阳山的立意应该就是要写一部广州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史。

　　不错，《三家巷》不仅仅是一部文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研究20世纪上半叶广州社会生活的生动素材。那么，广州到底有没有三家巷呢？其实是有的。

　　有记者跑遍广州旧城区寻找三家巷，竟然找到了四处，甚至还拍了有“三家巷”标示牌的照片，但那都不是欧阳山笔下的三家巷。欧阳山在世时也说过广州有三家巷，但没有说明他写的三家巷在何处。细读《三家巷》的文本，是不难找到三家巷的具体位置的：

　　在他们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们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住户多半是些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难。比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

　　周炳一边打，一边往前冲，到他冲下大北直街，转进德宣街，一看，冼鉴、冯斗、谭槟几个人完全失散了，找不见人影了。他没办法，只好转弯抹角，回到了官塘街三家巷自己的家里。

　　刚过二更天，周炳就穿起他那套白珠帆的学生制服，里面加了一件卫生衣，慢步从官塘街、窦富巷，一直走到惠爱路，又折向东，一直向大东门那个方向走去。

　　这里提到的擢甲里、仙羊街、惠爱路、长堤等地名现在还有，官塘街和窦富巷历史上也是有的，根据这些线索，周、陈、何三家应住在现在越秀区海珠北路的西侧。

　　欧阳山的外孙女田海蓝在《欧阳山评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而欧阳山和他的养母就这样一无所有的留在了广州，他们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在光孝寺路租得了一间便宜的房子来住，最后总算是安居了下来，而且失学多日的欧阳山居然还又相当幸运地在当地免费读书的光孝寺小学复了学。

　　光孝寺正位于现在海珠北路西侧。应该说，将这段文字与《三家巷》中关于三家巷方位的记述结合起来考察，欧阳山笔下的三家巷应离他曾经生活过的光孝寺路不远。这里正是广州旧城的西门口所在地，属于穷人集中的“上西关”。旧时，广州西门口以西统称为西关，大致以西门口为界，向南为下西关，是富商、官僚集中的区域，向北为上西关，为外来人员或贫穷者较集中的区域。欧阳山自己可能没有想到，他笔下的三家巷三家人贫富的界线，正好印证了广州上西关与下西关不同群体的一条界线。

　　铁凝曾这样评价欧阳山：“他本着老实、求实的创作态度，从未使自己的创作脱离现实生活，这一点，使我们见识了一个作家对于文学的可敬的诚实品质。”

　　是的，欧阳山所写的《三家巷》，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是他看到的、体验的、感悟的、了解到的那个时代的广州人民生活的历史画卷。

　　读欧阳山别的作品时，我同样被他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与思考所感动。

　　二

　　欧阳山作品之影响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权威的研究者和机构作了评价。那么欧阳山何其成其大者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仅是一个很勤奋且智慧地面向文学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诚恳且谦虚地面向文坛的人。

　　读欧阳山的作品非常舒服。194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被认为是欧阳山的代表作。近70年过去了，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根本感觉不到这部作品中枯燥的政治味道，而是活生生地浮现着当年陕甘宁边区普通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小说语言朴实明快，具有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是较早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影响下作者写作风格的根本转变。

　　那么此前，欧阳山的写作是什么样的风格呢？这从1939年欧阳山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战果》里可以看出来。这部作品塑造的是一个生活在粤北山区农村的小贼丁泰的形象，他出身低微，一直生活在贫困的生死线上，最后到广州投身抗日救亡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品开篇从数百年前丁氏家族的祖先写起，将家族命运与当地的山、水等自然环境联结在一起。很坦率地讲，初读《战果》中的语言和情景，确有似曾相识的那么一点感觉。

　　《欧阳山评传》第七章“凤凰涅槃”中有这么一段话：

　　有些人认为欧阳山的作品语言“不流利，不明畅，不通俗”，“模仿高尔基底作品底译文”，“以及太欧化等等”，欧阳山对此并不否认，相反，他认为自己还学得不像，做得不够。

　　也就是说，欧阳山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欧化”风格也是承认了的。

　　每一位作家，其走上创作道路的方式各有千秋，欧阳山勇于承认自己早期作品的模仿，这是一种诚实和勇敢，这是需要度量的。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他后来的进步。《高干大》被认为是欧阳山受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感召而创作的高水平作品，与《战果》的风格确实大有不同。再往后，写《三家巷》时，作者将《战果》与《高干大》两部作品的优点凝聚到了一部作品中。

　　“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是欧阳山自己的话，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他的文学主张，后来有许多研究者都提到这一说法，通读欧阳山的作品，确实能感觉到他包容百家，广采众长的这样一个文学创作脉络。

　　与当下有些人主张“背对文坛”不同，欧阳山实际上是一个一直面向文坛的人。在他还没有步入文坛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少年，他就大胆而勇敢地求见了当时文坛名人鲁迅，而且与之结下师生之谊。他更自信地请求着在中山大学主持文学教学的文坛名人郭沫若帮忙，获得到了中山大学预科读书的资格。他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文学社团，创办了文学刊物，自己建起了一个民间的文坛。后来，他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经重庆到延安，一直面向着文坛，置身着文坛。带着对文学、艺术的一片赤诚，在文学园地里学习、思考、创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没有文坛了，或者那个时候的文坛不要他了，在粤北的茶山劳动改造，他也没有“背对”文坛，始终勇敢地面对着，很真诚地对着当时“八个样版戏”谈自己的看法。“文革”结束后，欧阳山成了广东文坛的一面旗帜，这个时候，他却更加谦虚了，看到他晚年在许多场合的讲话，都是要大家向他提意见。这绝不是台面之辞，是一位经历了无数风雨沧桑的文学老人发自内心的真诚话语。《欧阳山评传》中有一个标题：海纳百川。用这个词来概括欧阳山的文学人生是恰当的。这正是欧阳山之所以能成为大家的原因吧。

　　欧阳山与自己的后人有过这样的约定：“第一，在写个人评传的时候，不必要特别提及党在历史阶段中的一些失误，这应该是由党史部门来写的；第二，在写个人评传时不要涉及同志朋友间的个人恩怨与纠葛；第三，不要涉及个人生活中的无关大局的细节问题。”

　　这是一个老作家对他后代的叮嘱，实际蕴含了欧阳山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文学理想的呵护，体现着他那极其包容的文学情怀，在他的心中，文学圣坛的那座灯塔永远都是敞亮和圣洁的，他希望由自己的后代记述的文学人生，给人展示的是美好的、纯洁的内容。

　　欧阳山们究竟给我们今天的文学人或者后来者怎样的启示呢？

　　铁凝说：“一个作家能够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一时一事，以自己的劳动来呈现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其动力或源于对生活与写作的某种认识与信念，但一字一行地完成它，使这种信念落在纸上传入人心，所依靠的只能是一个作家的可贵的勤奋。这种勤奋，与作品一样，是欧阳山同志为我们作家留下的宝贵遗产。”

　　一个真正勤奋的作家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也是有学习和自我提升能力的，他不会拿自己的尺子去度量他人，而是自己努力地向着明确的方向迈进。

　　是的，欧阳山正是由于自己的勤奋，才能够有海纳百川的文学情怀，才有了对文学，对文学人的包容，才有了终生坦然面向文坛的信心与真诚。才成其文学之大，成其人生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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