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林纾[shū] （1852—1924），字琴南，中国近代系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第一人。林纾是清末举人，曾任福州“苍霞精舍”汉文总教习。1897年他与时任马尾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同乡好友王寿昌，合作翻译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茶花女》，题名《巴黎茶花女遗事》，刊印后立即风行海内。“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该书的轰动效应激发了林纾的译著热情，此后几乎年年都有译作问世，最多年份竟译著15部。他一生著作250余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匠，中华古文最后一位集大成者”。林纾通过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唤醒了国人的民主意识、人性和人权意识，为新文化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启蒙。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曾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
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画作(40张)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之后短暂的27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思想变化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学术主张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作品介绍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翻译作品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林纾和他翻译的《茶花女遗事》
翻译特色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翻译速度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翻译不足林纾的翻译亦被认为有不足之处。钱钟书在收录于《七缀集》中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评论道：“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其他作品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人物评价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中肯的评价。倘若林纾能在翻译创作盛期用白话文翻译小说，将会有更多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读到外国文学。[1]
林纾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大的教席，从此经济情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
中国报业先驱林白水王大龙（北京） 《 光明日报 》（ 2014年05月23日13 版）
北京有个棉花头条胡同，就在原宣武区果子巷的北面，是条并不起眼的小胡同。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林白水，就是在这里居住期间被军阀逮捕而杀害的。
从清末到民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新闻界同仁的不断抗争，北京的新闻界业已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北京城一份《京报》，一份《社会日报》，都是非常有名的。两家报社都在现今北京的虎坊桥一带，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文人很多。《京报》的老总是邵飘萍，而林白水就是《社会日报》的老总。
为民主革命事业培养志士
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少进步的中国人就在探索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时代最强音。青年的林白水就是中山先生的追随者。
1899年2月，林白水趁回福州过年假的机会，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还有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刚回国的方声涛、正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的郑权等五人，共同创办了福建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地址在文儒坊卢氏家祠。学校的费用全由林白水筹措。蒙学堂的教育是成功的，作为革命家，为壮大革命力量，林白水把一大批热血青年和自己的亲属引进革命大门，一大批舍生忘死的辛亥革命英雄应运而生。据说，林白水回闽办学，是受黄兴（克强）之委派，目的就是想在福建组建出一支文教的革命队伍。福建蒙学堂，名义上是一个童蒙教学的机构，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活动和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基地。从后来该校大批学生齐集广州，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的事实上看，此言无假。
学堂设有“特班”，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学子入学。另设有2个小学班，所招的学生也在15岁左右。学校既注重汉学的传承，又注意西学的嫁接，积极宣传西方的自由的政治思想理念以及先进的科学知识。空暇之余，他时常开讲座、作演讲，向学子们介绍国内外大势和西方学术思想。在他支持和鼓励下，在校的学生组织了自治团体——“励志社”，该社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组织会员和学生，通过阅览《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太平天国笔记》《满清秘史》等禁书，来强化“反清”意识，再通过研究历史名人诸如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思想家黄宗羲等的传略，培养和强化汉族意识。在林白水多管齐下的感化下，参加“励志社”的学生，纷纷以“汉”为别号首字，以表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决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陈更新、陈与燊就是“十汉”中的“汉郎”和“汉新”。
据统计，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出自该学堂的就有19名，包括陈可钧、林觉民、林尹民、方声洞、林文、陈更新、陈与燊、冯超骧、刘元栋、刘占符等。学校还为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输送了大批骨干。1912年，中山先生访问福建时颂赞：“黄花岗闽籍十九位烈士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竟之志。”并为林白水题写“博爱”条幅。
1902年4月，林白水与蔡元培等人筹办“爱国女学校”，蔡元培任校长（那时称总理），林白水任教务主任（监督）。蔡元培讲，女校设立“含有革命性质。……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林白水又与蔡元培等人创建“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冯自由回忆说：“教育会之成立最初乃是痛感国内无新学之适用教材而无补于新教育，因而认为非重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又因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
林白水在办学中“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也曾为《苏报》写过时评。这些活动无论在当时的上海，还是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革命史上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率先垂范投身革命行动
林白水不仅揭露国内政治的黑暗，对一直企图侵略中国的列强也时时提防。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要数沙皇俄国。
1903年春，他和妹妹林宗素第一次留学日本，联合秦毓鎏、叶澜、钮永建等人发起召开了留日学生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到东北去打击俄国军队。他和妹妹林宗素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几天之后，义勇队正式召开会议，商讨训练事宜。会上决定把义勇队改为“学生军”，并推举蓝天蔚为队长，林白水任丙区二分队队长。后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林白水执笔起草了《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孙翼中、苏曼殊等。这一组织以拒俄为宗旨，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这一义举感到十分恐慌，命令驻日公使请日本政府解散学生军，并禁止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这年7月底，他再次东渡日本，先后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同盟会成立时，他欣然参加。年底，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酿成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浪潮，他愤然退学回国。
当革命党人赵声、刘光汉欲发动南京起义，因经费无着不能成行，这时有人建议他们去找林白水。而此时林白水因办报需自筹经费，经济上也十分困难，手中既无现款，当时又无处借贷，但他还是慨然允诺代筹经费。苦思半日，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用三天三夜的工夫，呕心沥血、夜以继日赶写《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写好后，又恐书局不肯出高价收买，因此刺破左手手指，给老师高凤岐的弟弟、他的同窗高梦旦写了一封慷慨淋漓的血书，详述革命需款的迫切情形，恳请书店当局慷慨相助，以书贷款一千元。他知道书局是同情革命的，所以大胆说出实话。这封信使每个看过它的人，都潸然泪下，而这本著作，又使他们如获至宝。书局立即付给他1000元。他全数送给这两个革命党人，自己分文未留。回家后，才发现家中已3天无米了。
1903年12月15日，林白水和蔡元培等人共同创办了《俄事警闻》，把拒俄宣传和反清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刊出俄国侵略我国的事实，时刻提醒国人一定要对俄国的种种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
来年2月26日，《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林白水仍然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继续宣传拒俄。《警钟日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当年4月26日，该报编发了孙中山从檀香山寄给友人的信件，这是第一次向国内人民介绍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纲领。信中刊出了有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情况及其增改的誓词：“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如有异心，任众罪罚。”
这是国内对孙中山“创立民国”最早的公开介绍。后来该报又称孙中山为“吾国革命巨子”，“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
《俄事警闻》成立后的第三天，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的《中国白话报》也在上海同世人见面。主编林白水宣称这份报纸是办给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看的，希望这本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种种腐败社会炸裂了才好。”
在《中国白话报》第一期的“论说”栏上，作者针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说道：“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他又在第七期“论说”栏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1916年8月，他辞去议员职位，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悲壮旅程。这十年间，他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时间和智慧献给了民国的报业。
疾恶如仇的“獬”
林白水是福州人，出生于1874年1月17日，本名林獬，“獬”是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必冲上去用角顶恶人。而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就颇似那只疾恶如仇、除暴安良的“獬”。他使用过的名字很多，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白水”。据说他家乡有座白水山，他常对人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他是从40岁时始用此名的，字少泉，“泉”字身首异处即为“白水”，有“愿以身殉所办之报”的含义。
林白水作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而他写得最多最好的，是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的时评。林白水的政论小品，就连标题也能弄出不少诙谐和趣味来，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等，令人莞尔。看看林白水的一段文字：
张之洞看见俄人占了奉天，也着了忙，就跑到俄国钦差衙门里面去求见他……俄钦差冷笑道：不行也要行了！张之洞还乱嚷道：万万不行，万万不行！那俄钦差卷着胡子，抬头看着天，拿一条纸烟只管一上一下地吃，不去睬他……（《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
不光文章写得好，这个林白水本人也很有趣。他颇有些“名士”脾气，每篇时评仅收稿费5元（当然已经比一般稿件的稿酬高一倍多了），而且非等这5元用尽之后，才动手写下一篇。一次，一位朋友来看他，他留这位朋友吃饭，可一摸身上才发现囊空如洗。他说了声“你稍等片刻”，便伏案疾书。一盏茶的工夫，一篇千字文就毫不含糊地搞定，于是吩咐仆人：“赶快送到报馆去，要现钱。”仆人旋即带回5元钱，林白水于是请朋友到饭馆大快朵颐。
1926年4月，直奉联军进京，北京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林白水挺身而出，迎刃而上，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抨击那些在强势者的卵翼下胡作非为的宵小之徒。
这番言论直接给他招致了杀身之祸。次日晚上，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未果。第二天天色微明时，林白水被宪兵拉到天桥，连话都来不及说一句，就被一枪打中后脑。附近有居民听见枪声赶来，只见身穿灰色大褂的林白水倒在路边，头发上沾满血污，双目微睁，还有微弱气息，而刽子手们早已离去。白水先生从容就义，1985年7月30日，新中国追认林白水为革命烈士。
林白水的女儿林慰君1986年在福建参加纪念林白水就义60周年纪念活动时说：“先辈人的爱国刚烈之气，对林白水影响至深，他不避权势，不畏强暴。他一生中无论是兴学、革命或是办报，都贯穿着强烈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作者为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国内部原主任）
林白水（1874—1926），字少泉，中国白话报先驱，早稻田大学毕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攻读新闻学的人以教育和报刊为阵地，鼓吹革命，唤醒国民。林白水是我国早期兴中会、同盟会会员，热衷于报刊和教育事业。认为改革政治应从启迪民智入手，提倡白话文，鼓吹民族主义，宣传反清革命。曾在福州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创办福建第一所新学堂———启蒙学堂；在上海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在日本成立军国民教育会等，从中鼓吹民主革命。从1898年起，先后在杭州主编《杭州白话报》，在上海创办《警钟时报》、《中国白话报》，以爱国救亡为宗旨，以文字倡导革命，经常刊登宣传民主、民族、爱国文章。
用白话（语体文）办报，在我国当时还是首创。普通民众易读易懂，不少人都说：“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林白水办报提倡讲真话、讲实话。观察时政，别有会心，嬉笑怒骂，言人之所不敢言。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诞，清吏筹备“万寿庆典”，铺张扬厉，劳民伤财。沪报刊登一副对联，上联是：“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下一人何有幸”；下联是：“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湾，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这副绝妙对联，就出自林白水的手笔。
光绪年间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十二月，以“白话道人”为笔名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1]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
林白水（前排右一）与孙中山（前排中）及福建同盟会主要负责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说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他先后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开始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后入光复会。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
民国时期
民国4年（1915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民国6年（1917年），帝制取消，林重操旧业，与友人合办《公言报》，任主笔，敢于讲真话、揭露真相，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民国8年（1919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民国10年（1921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遭查封，入狱3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
林白水纪念碑
1923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的文章，报馆又遭封闭，林白水再次入狱。出狱后，是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时，《社会日报》著文称赞国民军。1926年奉鲁军进入北京后，以"讨赤"为名镇压爱国运动，4月21日在《社会日报》登载《合肥政治闭幕》时评。他曾在报上自白“我这些说话，是着眼在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哪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1926年8月5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
追认为烈士1986年，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2]
报界先驱《杭州白话报》主笔
1901年，他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提倡创办学校，普及教育；提倡全国各地普遍创立报社。他还是最早提倡白话的人之一。因为他认为：“看白话的人越来越多，即新风俗、新学问、新知识必将出现在所处的老大中国了。”在《杭州白话报》第一天出版的启事里，他写了一段话：“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白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我不满风花雪月，也不像别的报纸一样，捧戏子或歌颂妓女的美丽风骚。我只是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1903年下半年，《杭州白话报》因鼓吹的改良主张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无法维持下去，于1904年1月停刊。
创办诸报1903年，林白水应蔡元培之约来到上海，与他一起创办《俄事警闻》，后来又改为《警钟日报》。与此同时，林白水又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并给自己起了一个“白话道人”的笔名。那时候报刊不分家，名为“报”，实际上是期刊，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中国白话报》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到后来增至上千份。报上几乎所有的栏目，几乎全是林白水一人操刀执笔。自己独立办报，工作上受到的牵扯和制约少了，他更是毫无顾忌地全心投入，坚守独立不羁的新闻立场，倡导那个时代还没有几个人听说过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白话报》第一期的“论说”栏上，作者针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说道:“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1904年2月，他又在第七期“论说”栏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与贪官污吏叫板的文字，公开挑战为官者的淫威，若没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恐怕下笔一字都难。而一百年前，他竟然用大白话提出“纳税人的权利”思想，更是令人感叹不已。
讽刺慈禧祝辰
在同一年，清廷筹办“万寿庆典”，为慈禧太后祝七十寿辰，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此联既出，字字辛辣，令人拍案，传诵一时。
民国以后，林白水也曾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1913年春天，他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进京，但他还兼主《新中国报》的笔政。三年后，林白水厌倦了政坛的翻云覆雨，也自知适应不了政客们尔虞我诈的生涯。于是，他决心告别政坛，专心于自己心爱的老本行:新闻。与他人创办《公言报》、《新社会报》
1916年8月，他辞去议员职位。9月，他在北京与梁鸿志、黄秋岳创办《公言报》，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悲壮旅程。这十年间，他将自己的精力、时间和智慧全部献给了民国的报业。他早年的好友林纾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公言报》的办报资金就来自林纾的门生徐树铮。这份报纸在当时而言已算是相当独立了。林白水也有了用武之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大量地用“白水”这个笔名发表时评，笔锋辛辣，庄谐齐出。
在1918年这一年间，林白水就“捅”破过不少惊人黑幕。在《公言报》上，他发表了名为《青山漫漫七闽路》的时评，将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案公之于天下，引起北京舆论一片哗然。时隔不久，又有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又被林白水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的时评中独家揭露出来，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这些政客有的被革职入狱，有的畏罪辞职，使内阁总理段祺瑞狼狈不堪。林白水对此也颇为自得，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公言报》完全采用通俗的白话，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出版的报纸。1921年左右，《公言报》因揭发政府欠薪、拖饷、中饱私囊、作弊等内幕，被直系政府所封闭。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又创办了《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任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如此一来最容易触及时讳。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而林白水却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的口号，经常惹得官僚大老爷们横眉瞪目。终于，《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复刊后，林白水暗含讥讽地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于是，《新社会报》就变成了《社会日报》。然而新闻的生命力源于真实，没过多久，林白水“旧态复萌”，《社会日报》又刊登出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以及诸多议员受贿的报道，当权者震怒之下，将林先生“请”去囚禁了三个月。
在当时社会，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而对于军阀政府而言，他们必然想垄断传媒，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1925年，北京政府为了掌控舆论，给全国一百多家报馆和通讯社发放了补助性的津贴，作为“宣传费”，并将其分为“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有津贴三百大洋。林白水该老实点了吧，但此公又岂是区区数百元便可封口的软骨报人？双方的冲突至此也变得无可避免了。
《社会日报》除了以社论著称外，还出了一种副刊，叫《生春红》。《生春红》是专门研究金石学、甲骨文、钟鼎文一类的东西的，所以读者很少。此外，《生春红》也登载好的诗词歌赋，其中文章完全是文言的。当时，凡是爱好古玩，对中国固有旧文化有兴趣的人，都喜欢看这个副刊。戈公振在《中国报学会》中，说南方小报以《晶报》享有盛名，在北方便推《生春红》。
敬重孙中山林白水一生不攀附任何势力集团，也决不顺从某个铁腕人物的意志，唯独对孙中山有着极高的敬意。1924年2月，孙中山抱病来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文章。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当了一年零二十多天总统的曹锟被赶下台去。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居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们试图极力捂盖的事实真相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1月10日，他又发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以吴佩孚、曹锟这些军阀滥行杀伐、终归惨败的事实为证，推导出“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同时发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应当“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在这篇文章里，他也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见识不凡的文章，义正词严，令人折服。
白水之死1926年4月，直奉联军进京，北京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林白水仍挺身而出，迎刃而上，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抨击那些在强势者的卵翼下胡作非为的宵小之徒。这一次，依附于军阀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撞到了枪口上: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次日晚上，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未果。
第二天天色微明时，林白水被宪兵拉到天桥，连话都来不及说一句，就被枪杀。附近有居民听见枪声赶来，只见身穿灰色大褂的林白水倒在路边，头发上沾满血污，双目微睁，还有微弱气息，而刽子手们早已离去。奉鲁军阀刚刚入京时，京报社长兼主笔的邵飘萍，就已经因宣传“赤化”罪名而饮弹身亡，继之勇士便是林白水，不足百日，又遇害天桥之下。此二人一去，很让人有“广陵散绝矣”之叹。[3]
趣闻轶事
一天，赵声和刘光汉来找林白水，他们要到南京发动起义，请他代为筹款。白水手中既无现款，当时又无处借贷，苦思半日，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用三天三夜的工夫，写完《中国民约精义》。写好后，又恐书局不肯出高价收买，因此刺破左手手指，用鲜血写了一封悲壮的书信，详述革命需款的迫切情形，恳请书店当局慷慨相助。他知道书局是同情革命的，所以大胆说出实话。这封信使每个看过它的人，都潸然泪下，而这本巨著，又使他们如获至宝。书局立即付给他1000元。林白水拿到钱后，全部用于支持革命。回家后，发现家中已3天无米了。
个人评价林白水教过书、办过学、从过政，但就其一生来，主要还是办报。自1901年他27岁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被查封，三人牢狱，最后以身殉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民国10年白水在《新社会报》上亦勇敢披露军阀黑幕。当时大军阀张宗昌的心腹潘复，想通过这个“狗肉将军”的关系爬上山东省长的宝座，林白水将他过去贪污的事实加以揭露。这篇时评刊载于1923年1月25日的《社会日报》上，原文如下：“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你们山东人应该知道，你那位贵同乡潘大少名复，快要做山东省长了。讲起这位潘大少，他的做官成绩，实在可惊。他统共做了一年零几个月的财政次长兼盐署署长，在北京就买了两所大房子，连装饰一切，大约花去十万块钱。又在天津英（租）界，盖一座大洋房，光是地皮，就有十亩之大，一切工程地价，统共花去十五万块钱。你想，一年半的次长，能有二十五万买房子的大成绩，其他，古董、家具、陈设，怕不也得花十几万块钱吗？就这一项简简单单的大房子，已经值得四十万左右，那么这位潘大少的穿衣、吃饭、赌钱、经商、供给姨太……”
说来林白水的一生极为复杂，既是黄兴的战友、蔡元培的同伴，曾为革命奔走呼号，有过光彩照人的经历；也追随过袁世凯，又与安福系有难以说清的关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他并非白璧无瑕的人，但就其一生来看，其同乡后辈邓拓1962年所说，“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人无完人，林白水只活了52岁。其中26年生涯奉献给了“说真话、揭真相”的事业。
有文章说：“在近代中国以白话文做大众传播工具的不始于胡适。在他之前已有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受到《杭州白话报》的直接影响。
生平总结著名报人之一
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零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
《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枪杀。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林白水墓
位于闽侯县青圃村的林白水烈士墓，瞻仰了林白水纪念碑，并参观了林白水纪念馆陈列馆，以纪念这位中国报界先驱、革命烈士。
林白水1874年出生于闽侯县青圃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攻读新闻学的人。林白水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一生爱国爱民、坚持革命。从1901年开始办报到1926年被杀害期间，他先后在近10家报纸从事主编、编辑和撰稿工作，是当时新闻界与邵飘萍齐名的人物，被誉为报界先驱。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林白水为革命烈士。
故居
位于宣武区棉花头条（见棉花胡同）。故居为两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前院是《社会日报》社所在地，有正房三间，进深七檩前出廊。两厢房各两间，进深五檩。倒座房三间，进深五檩，东面出半间通门道。正房东侧有门道通后院。后院为林白水的住宅，有正房三间，进深五檩加前廊。两厢房各两间，西厢房进深仅三檩，东厢房加一步。正房东有一门道通后街。主体建筑和东西跨院均保存完好，后由西城区少年宫使用。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辛亥广州起义“福建十杰”的典型代表。从小立志反清，“少年不望万户侯”。一生宣传革命，为重兴祖国而战，直至英勇就义。1902年在全闽大学堂就读时，就经常发表“挽救垂亡之中国”等政论演说，令听者动容；在三坊七巷谢家祠创办“说报所”，广开民智；组织“爱国社”，领导学生风潮。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活动。学习之余，常登台演讲。他的演说“顾盼生姿，指陈透彻，一座为倾”。曾翻译《六国比较宪法论》，撰写《驳康有为物质富国论》、《告父老文》等文章，充满革命救国热情。1911年春，林觉民到香港协助黄兴筹备广州起义事务，接着又回福州召集更多起义同志，并赶制炸弹。在从香港赴广州参加起义途中，林觉民开导身边同志：“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在广州起义前三天，他给爱妻的绝笔书中劝慰妻子：“汝体吾此心，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体现了为天下人就死的革命豪情。在广州起义失败被捕审讯时，林觉民仍侃侃而谈，综述世界形势、痛斥清政府腐败卖国，劝戒清吏“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连两广总督张鸣岐也不得不赞佩：“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在刑场上，他“面不改色，俯仰自如”，慷慨就义，年仅25岁。林觉民以自己的牺牲，唤醒同胞奋起推翻满清王朝。
林 森
林森（1868—1943），字子超，早年投身革命，积极开展民主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孙中山对林森评价：“子超为最忠于吾党主义、力倡民治之一人”。1903年林森在上海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聚集东西洋、省内外福建学界、军界名人于一堂，共同研究政治、社会、文化事业，宣传革命思想，为改革中国作准备。林森任会长，发展会员300多人，他在上海海关所得的工资皆用于革命宣传。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林森偕全体会员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反清。他派人在福州联合其他社团设立同盟会福建支会；创办福州阅报社，进行革命宣传。凡有宣传革命之书报，皆由阅报社秘密分发。还编写《闽警》一书，抨击清政府之腐败，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1909年林森调任九江供职，他在九江组织“浔阳读报社”、“九江同盟会”，鼓吹革命，结交各方面有志之士，联络驻浔新军，聚集反清力量；创立九江商团，举办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在九江军警、民众团体中开展革命宣传，做策动工作。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清廷大起恐慌，派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大小军舰十余艘南下妄图夺回武汉。官兵不愿与革命军作战。萨镇冰借故离舰回福州，由海筹舰舰长黄钟瑛率舰队开到九江。林森以同乡关系上舰与黄钟英商谈，促成海军与革命军联合，宣布起义。接着林森又通过林之夏，促使镇江新军统领林述庆反正。在辛亥革命战役中，九江起义、镇江反正，海军归顺对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民国初创，林森被举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后来，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黄钟瑛为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