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53篇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重要将领，很有些名气，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一直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英雄与变节”的问题上，而他的农民革命英雄占主导地位。1963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说李秀成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他是一个投降清朝的可耻叛徒，从而引发了史学界一场激烈争论。
1964年8月戚本禹发表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这场论战忽然偃旗息鼓。戚本禹“定调”为何有如此权威？他的思想和论证能否站住脚？最近，我看了戚本禹2011年在香港出的《评李秀成》一书，两个世纪前的历史人物，今天被重启“旧瓶新酒”，我觉得对过去的“权威”评论，有必要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也是作一次商榷并研讨。
2011年版的戚本禹《评李秀成》文革初的戚本禹
戚本禹在这本书里，收录了他的《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文，附上说明和当年有关材料、李秀成自述原文，没有新的文章和学术观点。戚本禹在书《序》中说，他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认为李秀成是一个革命变节者以后，受到太平天国历史专家罗尔纲等人的反对，罗认为李秀成从始至终对革命忠心耿耿。同时戚本禹文章也被中宣部领导周扬否定，批判他对李秀成“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接着，中宣部组织全国史学界名流开会对他的文章“大规模围攻”。1964年春，毛泽东对李秀成的问题作了16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戚本禹说，毛主席这十六个字，掷地有声，有千钧之力。邓力群告诉他，不是忠奸的忠，是始终的终，意思是晚节不保。中宣部得知毛泽东肯定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文章后，一时慌了手脚，马上打电话通知各地，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戏剧和文章都不要演出和发表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发表了。
很快，戚本禹受到江青的接见。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江青告诉他主席的16字批示写在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领导传阅。江青说：“这可不是简单的表态呀，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扯面很大的斗争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鼓励他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你要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文革中的江青
戚本禹听了很激动，夏天写完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前送请周恩来、康生、江青、陆定一、陈伯达、田家英、周扬、吴冷西、关锋、邓力群等审阅。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敌变节行为》，这篇来势汹涌的文章发下来后，与他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见了，人家都不写了，战场上没有作战的对象了。
为什么没了作战对象？戚本禹的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对手都被“炸懵了”。戚本禹说：“我学太平天国史，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写第一篇文章没有得到主席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书室的一个小秘书。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进行严厉批判，对革命叛徒的深恶痛绝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这让人不难看出，戚本禹“古为今用”的思想动机和他背后的强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戚本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以后，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先后提拔为处长、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戚本禹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职，可谓手握大权，红极一时。但他1968年即受到审查，被关在秦城监狱18年，直到1986年释放。戚本禹出狱后，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和一些写作、编辑工作至今，在香港一家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原著《评李秀成》。
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王力、关锋
戚本禹说，学术问题不能离开世界观，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不难看出，戚本禹的“不能离开”，正是用固定的“痛恨革命叛徒”的思想，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学术基础，评论古人。他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因此他的两篇评李秀成的文章，“革命”一词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伟大的农民革命与反革命、革命英雄与革命叛徒、革命政权与反革命阶级、投降变节与革命气节、革命理想、革命领袖、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等等，通篇充满浓厚的阶级世界观和政治色彩，这是在“研究历史”吗？
学术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不能以固定的、“实用”的世界观，研究与自己政治思想“对味”的东西套用历史，借古喻今，更不能为权势需要而曲意逢迎。抛弃私心杂念，站在历史的大场景上以史料为基础，对史实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研究，从事物的联系中考证，不为其他左右，做出准确公正的结论，这是必须的科学态度，也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负责。在这方面，史学泰斗陈寅恪的风骨，治学精神，昭昭可鉴。我从下几个方面评析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一、太平天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吗？
戚本禹对李秀成的“定性”，是根据1864年清军攻破天京（南京）李秀成被俘后写的一个自述。他说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且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丑化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是“误死世民”、“害民害众”、“世人之劫数”，攻击革命领袖洪秀全，还表示要为清朝招降太平军余部。所以李秀成是革命的叛徒。
李秀成像（英国人绘画）
李秀成是不是“革命叛徒”，首先要搞清太平天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如果它不是“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员、后期的领导人李秀成就不是革命者，自然就谈不到“革命的叛徒”，其他问题另作别论。
事是人做的，历史是由人和事而构成，要搞清楚历史，首先要还原人的真相。
1864年5月，搅得大半个中国13年战祸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快撑不住了，此时天京城外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得像铁桶一般，城内断粮已数月，太平军和百姓饥饿难捱，以树皮草根为生，洪秀全想活也得靠食“咁露”（野草）度日。6月1日53岁的天王去世，有说是服毒，有说是病亡，反正他肯定绝望，自知城必破的下场。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湘军攻下天京城，在天王府挖出洪秀全尸体焚烧，用大炮将骨灰轰出，这次天王真的“上天”了。
然而半年前，洪天王还享受着锦衣玉食、美女如云的奢华日子，他的天王殿和龙椅镶满了金银珠宝，光他头戴的纯金王冠和身上金佩饰加起来重达30斤，他所用的物品连脸盆、碗筷、痰盂、夜壶都是黄金制作！抢占天京后，洪秀全建造了华丽的天王府，他拥有88个嫔妃，1000多个宫女专门伺候，整日沉溺琼楼花园之中，一天也没出过大门。这位“革命领袖”的骄奢荒淫，比只有十来个后妃的“地主阶级”总代表咸丰帝厉害上百倍。
洪秀全的玉玺
史料记载：“东王杨秀清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满17岁者36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轰雷耀日。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可见淫乱之一端。”
太平天国各王也都争相占地建府修宅，尽显骄横奢靡。而恭俭宽仁、勤快节约出名的“反革命”头子道光皇帝，在“天国王爷”面前反倒像个自卑的老农。这样一群土豪匪霸能带领农民革什么命？无非是推翻清朝，建立一个迂腐蒙骗的上帝教“天朝”。戚本禹盛赞洪、杨等王爷们都是“革命英雄”。原来“革命英雄”就是能够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靠什么呢？自然是两个字“杀抢”！
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极“左”时代总爱渲染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男女一样均分土地，“天下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女人尽是姊妹之群，天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制度是出自中国古代《禹贡》和“大同”思想，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是一个农业的军事共产模式，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太平天国反而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大官、小官和士兵的待遇决然不同。如王爷、丞相等高官可以有众多王妃、三妻六妾，却规定普通官兵母子不得并言，男女不许说话，更不准交往、结婚。谁敢违反天朝定律，轻则鞭挞砍头，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所谓的“均匀、公平”，完全是“天国谎言”。
“反帝国主义”，是过去罩在太平天国头上的一道光环，实际又是个谬误。首先，太平天国从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和洋兄弟们勾勾搭搭。洪秀全在天京与英国使者亲切会面，大谈与洋兄弟合作，他要一统江山。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南京，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英军首领）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他写打油诗示好：“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爷排定定今到来，替力出力该又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洪秀全的“诏书”，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广西金田洪秀全塑像
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帝国主义洋兄弟十分看重，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了仇。但1863年，慕王谭绍光等人仍然与驻苏州一带的英军统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所以，太平天国的“反帝”无从谈起。
天国的妇女“解放”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太平天国确实不让妇女缠足，设有女营女官、女试，但除了洪秀全利用客家大脚妇女守卫王宫、强迫被占领城市的良家女子从事男子一样的沉重劳役外，没有任何“妇女解放”的迹象，女科举也是昙花一现。在太平天国所有官书里，都不曾说过要男女平等。
洪秀全的《天父诗》，是太平天国不尊重妇女的“经典”。这位洪教主在宫中创作了500首歪诗，大多是管束、恐吓妇女的“天条”。录其中几首——
14、右眼惑尔，则挖尔右眼。左耳惑尔，则挖尔左眼。
17、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18、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叫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123、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
378、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洪秀全这些不像人话的“诗”，俚俗粗鄙，实在不值一看。可笑之余，不难明白他为什么10年考不中一个秀才，以他这种“革命思想”和文化水准，考20年也不会中举。
再看他对儿子的培养，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继承人的教育，洪秀全一直没有给洪天富贵请老师，任幼天王在宫中“自由发展”，却在儿子9岁时就给娶了四个太子妃。今天保存下来的洪天富贵的供词、诗句，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着实令人费解。
洪天富贵供词手迹
1864年10月，16岁的洪天富贵被清军俘获，他很快写了供词，包括太平天国官员名单、洪秀全的宫廷内幕等，承认自己有4个老婆，揭发其父老天王有88个“王娘”。11月18日，洪天富贵被处死前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逃。”
这是戚本禹赞扬的“革命领袖”及培养的接班人，熟悉太平天国的戚本禹，应该看过洪氏父子这些诗，不知心里有何滋味？评论“革命领袖”也应该对此写点评论。
一个农村的穷酸读书人，洪秀全怎么忽悠起来干的“大事”？这要从根子上说。广东花县的洪秀全在家不务农，靠父兄打理自家几亩薄田和自己时不常教私塾度日。他屡试不第，快40岁了当官的希望已然破灭，他把失落怨气迁怒于满清“鞑子”。
洪秀全故居的卧室
当时的中国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两千多万巨额赔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负担加重。《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使一些城镇人也丢掉饭碗，更多的人破产贫穷。清政府和官员不思体恤，继续压榨百姓，中国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处于极其尖锐状态。又赶上黄河、长江流域各省连年水灾旱灾不断，饥民遍野，到处堆满了“怨恨的干柴”。这些国内外的“大气候”，给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日后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创造了“机遇”。
1850年9月的一天，洪秀全在广州闲逛时，偶然得到一本派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写的书，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等。洪秀全从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中突发灵感，造出与基督教实质不同和相反的“新教”。他发誓，你满清看不上我，害得我不惑之年还混不进官场，我非搞出个样儿折腾死你！
洪秀全返回村里，先借生病装神弄鬼，以天父的儿子下凡妖言惑众，传播上帝教扩大自己“内需”，广召教徒。洪教头在老家发展不顺，就与冯云山跑到广西传教，把基督教演变成“拜上帝会”，这个八卦比他科举考试要容易得多。
金田旧址
他们先后纠结了山民杨秀清、自耕农萧朝贵、小地主韦昌辉、乡绅石达开等人为骨干，到处演出“天父下凡”、“天兄附体”、“拯救众生”的双簧，蛊惑不明真相，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洗礼”拜上帝。洪教主变成了上帝的第二子，代替天父天兄下凡，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把这个假想敌随时附会到反对派和他要消灭者的身上。1851年1月洪秀全等人利用“上帝平台”，在金田打造兵器，集合几千教徒，开始了扫除儒家孔孟之道、诛灭清妖，大开杀戒的造反。
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首领，不断发展教徒扩大队伍，率太平军攻陷福建永安城后，立即封王建制，从广西、湖南、湖北一路杀抢，占领南京，众王弹冠相庆，大兴土木建造王府。享乐五年后，王爷们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洪秀全忌恨东王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指使北王韦昌辉受将杨秀清满门抄斩，韦昌辉因不满翼王石达开，接着将石全家杀害，石达开带兵返回天京又将韦昌辉活捉并灭其门，两万多太平军尸横街巷，满城血雨腥风。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下诏分尸，然后投入大铁锅煮成肉糜，集合众将士来吃“革命”老领导，又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
太平天国的暴虐令人惊诧，他们贯穿始终的狭隘性、残忍性、自私性、欺骗性以及宗派思想、享乐主义和低级趣味，不要说与中国几千年儒家的核心价值“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信”格格不入，就连与太平军起家的“基督教”劝人向善、戒杀戒贪也一百杆子打不着。太平天国的革命究竟在哪儿？天国的精神又是什么？很想恭听戚本禹的教诲，哪怕他多说几句让人信服的话、举出几个实在的例子，可惜都没有。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法国人绘制）
从太平天国前期的残酷倾轧、政权腐败庸俗到中后期的到处攻城掠地，烧杀抢劫，连年发动战乱，再到彻底灭亡的14年间，内部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力，造成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在外部，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牵制了清朝几十万主力部队，使英法联军区区万人1860年打进北京，烧毁圆明园，威逼清政府签定屈辱的《北京条约》；沙俄从1858年到1864年乘机强迫迫清政府签定《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共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太平军起到了促进清朝内外交困，丧权失地，加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作用。
历史不是漂亮口号喊出来的，太平天国既没有平均地权，没有反帝反封建，也没有解放妇女，更没有人民平等自由，从任何角度上讲，太平天国都称不上“伟大的农民革命”，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实事。
太平天国是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拜上帝”邪教煽动无知和不满的民众，暴力推翻清政府，帮助其建立新的封建腐朽“天朝”的反叛运动。
二、李秀成不是“革命的叛徒”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说“历史真相是不能改变的”，然而，真相的历史却被掩盖和改变了许多年。往往虚假的东西，要比真实来的容易许多，因为不用据实考查史料，深入研究论证，不需要对历史负责任，凭借权势和“随心所欲”就能蒙骗一时。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太平天国灭亡了一个世纪，戚本禹却要为早已被推翻的政权“鼓与呼”，并且没有尊重史实地“造成舆论”，把太平天国整个改变了样。这个政权一切封建迷信的、黑暗腐朽的、倒退与破坏性的实事，他都避而不谈，在他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中，更是把太平天国吹捧为“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伟大的农民革命”，洪秀全血染的王冠被他罩上“伟大农民革命领袖”的彩虹。戚本禹不提“伟大”的表现和作用，只是一味地高喊“伟大革命和伟大领袖”，同时造出一个“可耻的叛徒”。
李秀成自述手迹
戚本禹站在“两个伟大”的高度，审查出李秀成自述中对天国、天王不忠的言语。他写道：伟大的农民革命，被李秀成说成是“世人之劫数”，“乱坏世民”的“祸害”；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人是“乱星下降”、“作乱之人”、“不良不孝不义之徒”和“害民害众”的“众匪”。革命领袖洪秀全则是“不修德政”、“谗佞张扬”，动辄要“椿砂剥皮”、“五马分尸”的昏君。
这是戚本禹给李秀成定性的主要依据，因为李秀成这些话，显然有悖戚本禹的“两个伟大”，至于太平天国是不是真革命他不管；洪秀全有没有昏君暴虐之事他不说；李秀成讲的是不是实事他不论；李秀成自述怎么没道理他不解读。总之，李秀成只要有戚本禹认为的“反动言论”，戚本禹就会随手挑出来，装进他安排好的“革命叛徒”笼子里。
对李秀成自述中“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呈供”这句话，戚本禹斥责：“这分明是出卖祖国，向敌人招供革命队伍内部情况，在李秀成的笔下，太平天国的革命已经成了社会的‘患害’，革命领袖已经成了‘众匪’头子。”
广西藤县李秀成的家乡
李秀成实话实说，戚本禹又把他提升为“祖国”的叛徒。祖国的含义是一个人祖先居住地的国家，太平军1851年4月抢占南京，号称国都“天京”，这块地方13年后便被清政府军收复，李秀成哪个祖先在围城里住过？就算国中之国的天京是李秀成的“祖国”，那么清朝统辖下的中国是什么？李秀成生长和其祖先居住的广西藤县又是什么？难道都是外国和藩邦？戚本禹为了树立太平天国的“正统”，把李秀成彻底搞臭，不惜混淆“祖国”这一基本概念。就差再添上个“民族”字样，李秀成就变成了叛变革命、背叛祖国、民族叛徒，罪名岂不更全乎？
罗尔纲是著名太平天国史学专家，他认为李秀成从始至终忠于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说李秀成自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的“伪投”、“缓兵苦肉计”，戚本禹反驳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没有共同之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罗尔纲曾一直为李秀成辩护，直到戚本禹手里亮了“尚方宝剑”才罢休。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论”以及对李秀成的评价，也有“路线”的偏激和个人崇爱的拔高，我并不赞同罗老先生的一些观点。
罗尔纲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稿》
但是，戚本禹在两篇“批李”的文章中，多次搬出马克思主义，都是些毫无实际、华而不实的大话来吓唬人。既然如此，就不妨看看马克思是怎么分析和评价太平天国的。
1850年，在德国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帝国的广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兴奋地认定“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分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导致内外交困的深层因素，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革命和作用信心十足。
然而仅仅过了11年，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时，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就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
恨铁不成钢，从充分肯定到恶语诅咒，展现出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1861年6月2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富礼赐发表他的“游记”，详细记述了太平天国王爷们醇酒美人的奢华享受，透露了这个“天国”里高层的狭隘封闭和腐化堕落。富礼赐的《天京见闻》刊出后，西方各国更坚定了太平天国不能成事的看法。此文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很大，他知错就改，展开了对太平天国的激烈抨击。
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戚本禹，肯定知道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论断，尤其一针见血指出“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为什么在他的文章中一字没有呢？因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魔鬼”说，与戚本禹的“革命”说有天壤之别，摆出来就无法自圆其说，这便是戚本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
比较马克思导师和一百多年后戚本禹学生的“太平天国论”，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再看中国近代儒学大智者梁启超的评价：“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和平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渠甲，一直力主反清，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党徒，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民众，恐有甚于满清者。”这些精辟之语，按照戚本禹的观点，那就是大逆不道，统统是反动派、反革命份子，也应该揪出来彻底批判、打倒。
梁启超他说“太平天国与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如上所述，太平天国不论从外表到本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腐朽加宗教的、虚伪残酷和破坏性强的、以暴力建立“洪家天朝”的集团，它没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政治纲领，不可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创造人民大众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财富，根本不是所谓“伟大的农民革命”。因此，李秀成作为不是革命集团的重要首领，无论他在自述中说了什么，无论谁在别有用心地生拉硬扯，李秀成都够不上、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叛徒”。
三、李秀成自述是总结和忏悔而不是投降
戚本禹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失去信心，表现出求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主要根据还是李秀成自述中对曾国藩、曾国荃的尊重如“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指曾国藩）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等语，以及李秀成提出自己出面招降太平军余部。
给李秀成这样的人物“定性”，如果仅抓住他说的一些“软话”和让余部停止抵抗，就断定他是“反革命”投降，这不符合辩证唯物史观原则。抛开自己的主观意识，从历史真实背景及太平天国的性质、李秀成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太平军继续作战与停止抵抗的具体因素等，对李秀成进行较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苏州忠王府
（一）李秀成对个人和太平天国的总结
李秀成被俘后写的自述，不是一般的“供词”，他写了洋洋洒洒五万多字，大概有六个方面内容：1、自己加入太平军的经历和悔悟；2、金田起义和“天京事变”的历史；3、解天京之围及太平军作战情况；4、对洪秀全偏执猜忌、任人唯亲的种种不满；5、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原因；6、表达要为曾国藩收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李秀成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去世早，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弟三人，他“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会参加“作乱害民”的太平军？李秀成回忆道：“天王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每村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苦寒之家。”
当时西王萧朝贵带兵驻在李秀成家附近，“见村民的粮谷衣食等，逢村即拿，民家将粮谷藏入深山，也都被抢去”。李秀成回忆：“凡是拜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李秀成就是千百人中“肯从”的一个人，此时房子已被烧掉，没粮食没钱，想回家又怕被清军抓捕，只有跟着天王“闹革命”了。他说：“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之患害，为人哪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
忠王府拙政园
太平军一开始就到处抢劫百姓财物，烧毁民房，诱骗胁迫善良朴实的农民入伙起事，攻城陷镇，哄抢银库粮仓，打家劫舍，割据一方，这不是土匪是什么？李秀成说：“自拜上帝之后，广西贼烽四起，年年贼盗纷张一出。”
这是李秀成的早期亲身经历、所述十分详实，不知戚本禹有何观感？
一条通向李秀成说的“众匪”之路，他为什么走了下去？除了“迷迷懞懞而来”之外，他在太平军中算得上是个“秀才”，凭着作战骁勇和高人一等的“情商”，他由一个士兵以功勋卓著提拔到“地官丞相”、“副掌率”（副总司令），加上固有的“忠君”思想和表现，他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的统帅。对天王的赏识提拔，自己的“高帅富”，李秀成不能不感恩报德，为洪氏“江山”尽职尽忠。
（二）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忏悔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说：“他（李秀成）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孙中山
一个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感性到理性的认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推崇备至，但是，随着思想渐趋成熟和对太平天国研究后，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他得出结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毛泽东年青时崇拜曾国藩，说他“收拾洪杨一役，是大手笔。”对于镇压太平军的胡林翼（清湖北巡抚，湖南益阳人，号润之），毛泽东更是钦佩他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把他当成学习楷模，并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之”。
而建国后的毛泽东转变了态度，肯定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代表清政府的曾国藩、胡林翼自然成了反革命和刽子手。毛泽东和孙中山两人，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由推崇到批判正好相反，说明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领袖毛泽东
李秀成在太平军初期，尽管目睹过烧杀抢掠，但由于他生长偏僻山村，年轻不谙世事和拜上帝教的“洗礼”，他对太平天国的本质和未来是没有明确认识的，不然他也不会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加入太平军。但是，如果他“一直缺乏坚定的信念”，怎么能在此后的生涯中一展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屡立战功？
“天京之变”后，李秀成才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他自述道：“自杀东、北王，翼王出京之后，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专信同姓之重。”天国首领们相互猜忌杀戮，内部分裂，洪姓专权，人心思变，李秀成由此觉察太平天国前景不妙。
洪秀全又是什么样子呢？“不理三日朝政，不开三日府门，閤朝文武因何而止免乎！”李秀成发出这样的叹息，他“屡启本力谏，与主力辩事理”，结果是“万不从容，人无天理，非是人伦。”他的直言进谏，一再遭到洪天王的拒绝和严斥，不仅是李秀成自述，几乎所有记载都称洪秀全脾气暴躁，喜怒无常。
1861年太平军占据的九江、安庆等重镇相继失守，陈玉成战败身亡，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临危受命节制诸王，统领全军。此时他因军政问题与洪秀全矛盾日深，进一步看清其面目：“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杰豪不登，故有今日之败。我久经力谏，数十封章，不从我谏。因自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骑上虎背，不得不由。”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李秀成对“天王误国”的看法以及他的身不由己。
被复原的洪秀全宝座
李秀成接着说：“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他又一次写道：“何人愿做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此之机变作，实实无知。”这是李秀成对参加太平军的无知，自己背井离乡、“不良不义不孝”所表示出的深深忏悔。
他总结道：“世民随洪姓而来，作一路而至，即是云沙而已。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是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李秀成通过“天国”实践，检验出自己的“逆天行事”，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无疑也是他的反躬自省。戚本禹在“评李”中，对李秀成自述不作全面分析和展示，凡是自述中不利自己观点的语言一概不采用，以极左思想迎合政治形势，借古喻今，先入为主，把李秀成的醒悟和反思扣上叛变的大帽子，既体现不出他说的“科学方法”，也显失准确和公正。当时文化部周扬及有关学者批评戚本禹对李秀成“攻其一点，不尽其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李秀成并非怕死投降
戚本禹在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中，更严厉地“宣判”李秀成是投降。他认为，李秀成在被俘以前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革命斗争，但是李秀成的意志并不是坚定的。
他的主要根据来自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的记叙，戚本禹说，李秀成被俘当天受刑后，晚上赵与他谈话，态度和善，也曾力劝曾国荃不要给他上刑，意志不坚定的人，在绝望中容易产生侥幸心理，李秀成或许认为官方的态度有了转变，于是大谈其在革命队伍“骑虎不得下”，“我家人心不齐”等等。戚本禹说的这些，完全是自己的臆想。
曾国荃书信手迹
戚本禹第二个根据，他在书中这样讲：赵烈文问李秀成：“汝今计安出？”他说：“死耳”。但是紧接着又说“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潜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言次有乞活之意”。我们把赵烈文这一段记叙连贯起来看，李秀成的“死耳”是无可奈何的，以散遣旧部来乞求敌人的宽赦，才是他追求的目的。有人只引述“死耳”的话来证明李秀成有了“尽忠革命的立场”，对“死耳”后面的“乞活之意”却不去管他了，这不是断章取义吗？
戚本禹这种说法很有问题。李秀成回答“死耳”，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惟有一死！”，这应该是毫无畏惧的表示，陈玉成被俘时也曾说：“大丈夫死则死耳！”戚本禹把李秀成的话和赵烈文的记叙夹杂一起，加上自己的“连贯”，就成了李秀成乞求不死的证据了。李秀成说得很明白，散遣旧部是为免遭残杀，戚本禹怎么不连贯李秀成说的“则瞑目无憾”？戚本禹在这里却忘记了阶级斗争，绝对相信“阶级敌人”赵烈文，用他的一句“乞活之意”，来证明自己的“投降说”，究竟是谁在断章取义？
第三个根据，戚本禹这样推断：曾国藩见李秀成之后，几声“汝亦好汉”、“可惜！可惜！”的长叹，已经使这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热泪盈眶，因为击中了他长期对洪秀全不满的隐痛。所以李秀成说：“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天朝失国，今蒙恩待，愿代收齐报德。”
曾国藩及其全集
李秀成这句话明明是事后写在自述里的，戚本禹又把它“前移”到这个场合，紧接着下评论：“这些辩护词，多么符合这个由思想动摇而走上投降变节道路的农民革命将领的性格，多么符合这个被俘的军事统帅的身份。”
看到此让人不能不说：戚本禹的论调多么符合牵强附会！
李秀成由士兵到元帅，体恤爱护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太平军，他被俘后十分清楚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他不愿尚存众多的太平军续延战祸，贻害百姓，再做无谓的流血牺牲。他说：“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国，其害民，皆我之最也。今国败尽，愿收齐人众，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李秀成这个负有情理和道义责任的举措，戚本禹评价是向新主人讨好，首先为了自己，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李秀成的《招降十要》，被他说成是“一套完全有利于反革命的计划。”甚至骂李秀成要当统治阶级的“鹰犬”。
戚本禹说这番话，自己可真潇洒，他无非是想太平军坚持“流血斗争”，造成国内可持续性大乱，民众遭殃，经济彻底崩溃，清政府倾全力把太平军赶尽杀绝！难道让外国列强再次趁火打劫，把颐和园、故宫都烧光了才符合戚本禹的“革命理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烧毁的中国圆明园
投降，是一种认输或无奈的选择，投降与接受投降都是有目的的。战争状态中的投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条件投降，一种是无条件投降。有条件投降首要条件是保证活命，反正是死就不会选择投降。无条件投降则是主动向敌人缴械，甘愿一切受罚。
戚本禹一口咬定李秀成投降，那么李秀成具备什么投降条件？李秀成出天京城躲避山乡时，有乡民好心劝他剃发才能逃走，他说：“我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臣，我亦不能复活。”他坚决不剃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吴三桂就不同，他向清朝借兵抵抗李自成，在清军命令下剃发归顺，这是有条件投降。李秀成被俘表示招降旧部，但没表示自己投降也没提保命的条件，反而说招降事能否办成，他都受“刑正国法”。曾国藩及清朝上层，也从未表示对他不杀赦免。所以李秀成不存在有条件投降。
李秀成是突围出城，困于山乡后被俘的，他没有主动送上门，向清军无条件投降。1858年5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李开芳部在冯官屯被清军围困，弹尽粮绝，李开芳只得亲笔写降表向僧格林沁投降，两千多士兵全部被绑缚到清营。李开芳以不死为条件的投降，结果还是被押赴京城凌迟处死，戚本禹却把他称为“革命英雄”。大渡河兵败的翼王石达开，绝望中把自己送入清军大营，还写了供词，他的这种无条件投降，戚本禹也没有任何“变节投降”之说，混淆是非之能事，窥一斑而知全貌。
石达开塑像大渡河遗址
很难理解一个不存在投降条件，不惧死的人会投降，李秀成就是这样的人。
投降要有目的，李秀成已抱定自己一死，他没有为讨好曾国藩而提供和泄露太平天国更多机密，如分散各地的太平军具体情况，天朝“圣库”金银财宝的去向，侍王李世贤、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的部署计划等。曾国藩认为李秀成有悔意而无诚意，其《招降十要》及“防鬼反为先”（防洋人）没有太多价值，他从没说李秀成投降，对李秀成是不放心的，因而决定杀之。李秀成得知后，欣然谈定：“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他没有乞饶，没有抱怨，没有愤恨，到死也没有剃发，这是真正坦荡无私，大勇大义的人格。李秀成如果真是投降，定能让曾国藩和清廷体验到他的“价值”，应该可以保全生命。被清朝重用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就是太平军的投降者。
戚本禹多次把曾国藩所说“宛转求生，乞贷一命”当作李秀成投降的把柄，他又确信了他所谓反动透顶的“革命敌人”曾国藩的话。且不论曾国藩此言的真实性和其目的，按照戚本禹的推论，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的战场上，脱离自己还在抵抗的部队，主动走向国民党军而“被俘”，也应该算为了保命投降吧，请问戚本禹：你敢说吗？
但戚本禹敢拿古人说事，硬是给李秀成扣上投降的帽子。
我们看李秀成被俘当天，曾国荃命刽子手用刀锥在他身上乱捅乱割，面对鲜血淋淋和剧痛，他毫无所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为了写出自己亲历的太平天国，从7月29日到8月7日，他遍体鳞伤关在木笼里之中，忍受酷暑和伤痛折磨，在生命最后时刻奋笔疾书，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留下一部五万多字的太平天国珍贵史料，然后欣然赴死，实现了他自述中“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豪言。哪个“怕死乞活”的人有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信念？李秀成的言行，不是特意“抹黑”就能抹掉的。
四、李秀成是农民起义的悲剧英雄
从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李秀成离世，迄今整整150年。风云变幻，政权更迭，李秀成的名字仍然被今天许多人所知悉。虽然现在关于他的评价已不再那么重要，围绕他的是非也没有争议和定论，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秀成与那个席卷半个中国的“天朝”一样，不会被历史所淹没。
李秀成宝剑
前几年曾播出过太平天国的专题片，广东的研究学者、南京大学教授都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否定态度。至今苏、浙、皖一带太平军占领或经常出没地方的老人们，提起太平军还是一口一个“长毛”，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叫法”。
太平军“三河大捷”旧址的古镇，1858年清朝巡抚李续宾带领五千清军，与包围他的十多万太平军浴血奋战，最后寡不敌众，知府、道员、总兵、副将等文武官员及士兵全部阵亡。在李续宾自刎的河边，当地居民对采访的记者说：“李九帅（李续宾字如九）是好人啊，他从不欺负老百姓，长毛是坏人，到处打仗抢东西，祸害人。”
三河古镇
许多现实的人民“情况反映”，比满纸尽是“革命精神”的空洞辞藻要生动，要可信得多。太平天国占领并“定都”南京不久，他们就受到了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唾弃。清人《金陵纪事》，从细节上勾勒出太平军的一些“怪异”面貌及活动：“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伪官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稣为天兄，即其师祖。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凡姓王着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掳来人皆使拜上帝，又曰‘拜祖’”。这就是一般百姓、文人对太平军的看法和“评价”。
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图
太平军北伐在山西平阳时，守城清军开炮打死一个北伐军的执旗手，此人乃首领林凤祥同村乡亲，惹起他大怒。城破之后，林凤祥下令屠城，搜杀三日，把全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尽数杀死，尸体叠压狼藉。
士兵出身的李秀成，对太平军的“匪患”、“害民害众”是有较早认识的。他进入高层后对洪秀全倒行逆施的不满，更不是一天两天。正如他所说：“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我不在城者，其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等物，任其取用，不敢与争。”连京城居民都被明抢豪夺，一个李秀成能起多少“除暴安良”的作用？
天京被围困的危机时刻，李秀成打开自家粮仓，赈济饥民。他数次奏请洪秀全，才被批准放饥民出城，不料洪秀全的王兄派人私设城门关卡，借机勒索饥民钱财，李秀成自述说“闻之甚怒，亲往视之，果有此等，当而杀数人，害穷人贼子”。
忠王府内李秀成塑像
明知道天朝是这样“乱坏世民”，李秀成还要守护到底，在天京城破的生死关头，他把自己的好战马让给幼天王，保护洪天富贵冲出城门，而自己骑的匹劣马与大队失散，以致最后被俘。他在自述中坦言：“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尽管他没有邪教徒的盲从，但他内心存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各为其主”的理念，他的封建思想及其认识的局限性，他的追求愚忠，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私利纵欲横流、到处是烧杀掠夺、到处是卑污之人，这必然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命运。
李秀成连环画
李秀成的反清，是跟随教主洪秀全疯狂报复式的、建立一个更加腐朽、愚昧、落后的“天朝”基础上的反清，也必然注定他充其量是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
李秀成的闪光点，是他宽厚和爱民的道德观，他在自述中说：“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宁。”他开府苏州时，对百姓实施一些宽松经济政策，他亲自统领的军队纪律也相对较严明。李秀成优待被俘清军，抚恤厚葬死节的清朝官员。甚至对败亡之际产生动摇的部下也宽纵为怀，显示出他过于宽容和对“弃暗投明”的理解。
戚本禹近照戚本禹的评电影《清宫秘史》
李秀成这些人性化的表现，许多大彻大悟，当然在戚本禹的书里见不到，因为美化革命叛徒就丑化了“革命者”自己。戚本禹出于本能，把黄巢、李自成也奉为“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盗亦有道，而这两个流寇、匪首的道德人品与李秀成相差甚远，他们的死都和李秀成不一样，黄巢是败逃后绝望自杀，李自成是逃窜山中被村民“保安”抓住当贼砍了头。“大齐国黄皇帝”和“大顺国李皇帝”率众流窜作乱、残暴成性、烧杀抢淫、骚扰民间，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是不争的事实，也给后辈的太平天国洪皇帝树立了“革命”样板。
陕西米脂李自成老家的“行宫”
李秀成积蓄许久的话要说，而且是内心之语：“在家为民，何知前世之事，知者谁从。到此为官，军机在手，习久而知，知者避而不及，故惹今日之殃。”李秀成知道的太晚了，所以“避而不及”。李秀成原是一个忠厚本分，颇有才气的人，如果他没有卷入“革命”，就不会走上一条悲惨的不归路，如果李秀成不写这篇自述，就不会给某些后人高论他“投降”埋下伏笔，更不会死去150年后他的“革命叛徒”坏名还流传香港。
戚本禹在香港出版的《评李秀成》书中有一个附记，说明他在1964年写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江青所传达的主席指示精神写作的，经后来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小组的正式讨论、修改。”
从左至右：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现在我们知道了戚本禹写“评李”文章的起因，和他把李秀成打成“叛徒”受到的上层青睐，以及他标榜的太平天国及其洪秀全、杨秀清等头目的“革命史”，而在当时即便是明摆着的谬误，也是无可争议的真理“神话”，就像他在文革到来时写的评电影《清宫秘史》和评《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样“给力”。
毛泽东的威望可了得，他曾看过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说：“我看不下去瞿秋白《多余的话》，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再宣传他了。”就这一句话，便让死去多年、在刑场上唱完国际歌就义的瞿秋白被打成变节分子。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为此奔波申诉若干年，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平反。
瞿秋白《多余的话》让他倒霉了若干年
1964年，戚本禹秉承毛泽东指示写了第二篇“评李”文章，他由此走向仕途高峰，四年后便一下跌入人生最低谷，以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没有毛泽东的指示，他怎么也不会沦为阶下囚，两个“指示”基本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王力、关锋也同时出了问题，1968年“打倒王、关、戚”的吼声响遍中国大地。如今，政治阴霾早已经过去，我们知道戚本禹当年的写作动机，却不知戚本禹47年后又出版原来那两篇文章意义何在，是叫读者再去品味他的《评李秀成》？是告诉人们那段极左思潮下的政治与学术的较量？还是表明自己是曾经的“胜者”？
“历史真相是不能改变的。”——戚本禹说的这句话很对。
2014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