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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布拉斯》是 195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可是翻译这本书的前前后后，一直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之前，我们的女儿得了指骨节结核症，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医嘱补养休息，尽量减少体力消耗。我们就哄女儿只在大床上玩，不下床。
钟书的工作很忙，但他每天抽空为女儿讲故事。他拿了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对着书和女儿讲书上的故事。女儿乖乖地听爸爸讲，听得直咽口水。
我业余还兼管全部家务，也很忙，看到钟书讲得眉飞色舞，女儿听得直咽日水，深恨没有功夫旁听。我记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里曾提到这本书，料想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钟书讲了一程，实在没功夫讲，就此停下了。女儿是个乖孩子，并不吵闹着要求爸爸讲故事，只把这本书珍惜地放在床头，寄予无限的期待与希望。
我译完《小癫子》，怕荒疏了法文，就决心翻译《吉尔·布拉斯》。我并未从头到尾读一遍，开头读就着手翻译。
我的翻译原是私下里干的，没想到文学所成立会上，领导同志问我正在干什么，我老实说正在翻译《吉尔·布拉斯》。我的“私货”就出了官。
我应该研究英国文学，却在翻译法文小说，而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翻译。我很心虚，加把劲将这部长达四十七万字的小说赶快译完。
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分期发表，还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是我自己觉得翻译得很糟，从头到尾，没有译出能让读者流日水的段落。
我求钟书为我校对一遍，他答应了。他拿了一枝铅笔，使劲在我稿纸上打杠子。我急得求他轻点轻点，划破了纸我得重抄。他不理，他成了名符其实的“校仇”，把我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他说：“我不懂。”我说：“书上这样说的”。他强调说：“我不懂。”这就是说，我没把原文译过来。我领悟了他的意思，又再译。他看了几页改稿，点头了，我也摸索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我的全部稿子，1955年才交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文责编是赵少候。一般译者和责编往往因提意见而闹别扭．我和赵少候却成了朋友。因为他的修改未必可取可是读来不顺，必有问题，得再酌改。《吉尔·布拉斯》是1956年1月出版的。1962年我又重新校对修改一次。我现在看了还恨不能再加修改。译本里有好多有关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注是钟书帮我做的。很好的注，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
多年后，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你的《吉尔·布拉斯》我读过了，和爸爸讲的完全不一样。”原来钟书讲的故事，全是他随题创造，即兴发挥的。假如我把这部小说先读一遍。未必选中这本势来翻译。这部小说写世态人情，能刻画入微；故事曲折惊险，获得部分读者的喜爱。但不是我最欣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