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特刊：八大学院与学院路
http://news.ustb.edu.cn/html/article/Article_show20404.html2009.9.1
第一部分
导语：
遥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全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之时，北京的西郊出现了8所全国赫赫有名的理工科学院，被人们称为“八大学院”。随后，八大学院所在的学院区从南到北修建了一条长达两、三公里的主干路，名为学院路。当时由于道路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八大学院的也随之名声远播。
农、林、地质、矿业、钢铁、医学、石油，航天这“八大学院”各有学科侧重，在建国之初成为中国工业经济起飞的摇篮，无数的国家领导人、科学家、知名学者、一线劳动模范从这里诞生。
岁月流转50年，如今的“八大学院”早已升级成大学，有的名字都彻底改变，有的早已搬离了原址。如今的学院路上，分布着20多所新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变得更加热闹和繁华。
如今的年轻学生已经数不清“八大学院”到底都有哪些，但许多老校名还依然被挂着人们嘴上：哦，你是钢院儿的……
来历：工业化进程诞生“八大学院”
上世纪50年代初，实现国家工业化体制，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的高潮，旧有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教育的体系与建立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化体系的需要极不适应。于是，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
翻开历史文献可以看到，1950年6月1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于是，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除留部分综合大学以外，许多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立各科专业学院。
北京的高校在这场院系合并中十分积极，当时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大学院系以及许多专业学校的立刻合并新组了8个专业理工科高校：它们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即人们所说的“八大学院”。
为了兴建校舍，北京西北部的海淀区规划出一大块大学区。于是，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庄稼地上“八大学院”校舍相继破土动工。这八个学校校园两两相对，由北向南排开，中间形成一条宽阔的大道，这就是北京最早的大学城——“学院路”。
“穷石油，富钢铁、了不起的大矿业”
“八大学院”建校之初，流传的一句顺口溜“穷石油、富钢铁、了不起的大矿业。”这指的是当时的校园环境比较。钢铁和矿业当时发展成熟，又有相关部委协助，学校兴建的十分漂亮。但石油行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建校相对艰苦。
原石油学院教授余世诚告诉记者，建国时的石油行业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1953年，在原九间房村开工的石油学院主楼还没有起来，师生们只好在在半是原野、半是工地的校园里举行了简单的开学典礼。这座1953年唯一竣工的楼房又当学生宿舍、又当教工宿舍，既是办公楼，也是图书馆，还兼医务室。第一所宿舍楼还脚手架还没拆，只有一半房间可以住人，大家就都搬进去了。后来修好一层，就住进一层。学生上课就在临时的席棚子里，也没有道路和操场。
已经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钢铁学院当时比较幸运，初创时期的校园建设以莫斯科钢铁学院为蓝本，主配楼虽然没有苏联建筑风格最具有标志性的木制大尖顶和红五星，但仍是典型的苏氏建筑风格，方正而简约。
钢院的老人告诉记者一个流传的说法：据说钢院选择与北医并排而建也是借鉴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与纺织厂比邻而居的先例——钢铁业男生居多，纺织厂和医学院的女青年居多，两者比邻，目的不言而喻。虽然只是笑谈，但的确能看出苏联模式对八大院的影响。
热血沸腾的大跃进时期：
1958年大跃进开始。那个时代，对于“八大学院”来说是个热血沸腾的时代，许多人的青春故事与此有关。
福建找矿藏智斗老虎
1958年大炼钢时期，当年的地质学院组织了几十支“找矿大队”，以找铁矿为主分布到全国各省。曾任地质大学校长的中科院院士赵鹏大领着一支六、七十人师生队伍来到福建山区。当地林密草深，老虎、毒蛇到处出没，队伍刚脱鞋趟过一个河沟，没走几步又是一个河沟，还时常要爬到树上去探路。女同学抓着草跟上山，有时一抓连草带蛇抓在手里了。没有路，队伍走在山里都是沿着老虎走过的印记，学生们带着装满石头子的饭盒，远远看见老虎就猛摇饭盒吓走老虎。学生们既要随身背着蚊帐防止蚊子传播的血丝虫病，还时不时被村民误当成“空投特务”举报。
辛苦的劳动也有收获，赵鹏大带的这支地质学院的队伍一边找矿一边绘制了首份1比20万分之一的福建地质图。
石油女生上了纪录片
“有的学生上到大三差点转学。”原石油学院教授余世诚告诉记者，由于迟迟没有发现大的油田，有的心急的学生都差点转学到能到生产一线的行业去。1959刚好发现了大庆油田，大家的热情立刻万分高涨。石油学院的教师和高年级同学有700多名师生参加了大会战，包括石油探勘专业甚至石油炼制、化工、热力学的师生都一起上阵了。学校干脆把教学的现场搬到了大庆油田的探勘的现场。当时正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到了油田住的是没有窗户的地窖、顿顿吃土豆，和电影《王进喜》里的场面一样。
当时石油学院的教师张英、任瑛在大庆会战中发明的“水套加热炉”解决了原油运输的大难题，成为大庆会战中两大技术创新之一。采油专业5年级学生袁秀明担任了松辽第一女子采油队队长，新闻记录电影厂后来以她为原型拍了电影。
“北京一号”诞生在体育馆
“北京一号”是大跃进时期北京航空学院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这种轻型运输机至今仍被广泛应用。当时的任课教师张本琳记得，1958年，全校师生在百日之内宣布“北京1号”轻型旅客机问世。在那100天里，项目组的师生把学校体育馆的改成了装配间，高年级学生跟着老师日夜就住在那里，自己亲手设计、加工、生产。“连食堂都顾不上去，都是别人把馒头送到体育馆。”张本琳说。
西哈努克“搬走”小钢护
1958年正是全国大炼钢铁的时期，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北京钢铁学院参观。在当时的学校精工厂实习基地，一片热火朝天的炼钢现场中，西哈努克亲王聚精会神地盯着一个小炼钢炉子看了半天。这个炉子就是电渣炼钢炉，产出的一般都是如航空母舰主板等特种军工用钢，直到现在也还是世界上先进的工艺之一。参观过后，西哈努克亲王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可不可以帮我们国家建成这么一个电渣炉子？我们国家小，不适合大炼钢铁，这个小钢炉正合适。
“八大学院”的迁移：
“中国地质大学现在有两个，北京地质大学和武汉地质大学。”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八大学院”中有四个迁离了原址。
从1969年开始，由于国际形势严峻，全国战备工作升级，许多大中城市开始疏散人口。一些当时的领导人提出，如农业学院、矿业学院怎么能待在城里呢？于是，1969年10月，随着中央一声令下，“八大学院”中四个离开了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1969年开始迁往四川重庆，后又被安置到合川县三汇坝，1982年则迁往江苏徐州矿区。中国地质大学迁往湖北武汉。石油大学迁往山东东营胜利油田，改称华东石油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先是迁到了重庆后又迁到河北邢台。“搬家都是整箱抬着精密机械，别人都管我们叫‘箱子大学’”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艾荫谦告诉记者。北京钢铁学院本来也确定为外迁，临上火车的那晚，紧急通知留在当地，于是钢院幸运地留在了北京。
迁移的几年中，学校只招了工农兵学员。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几个风雨飘摇的学院才陆续回到北京。他们中大多数重新回到了学院路，只有石油大学搬到了昌平。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八大学院陆续更名为大学。北京钢铁学院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学院更名为中国林业大学。农业机械学院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石油学院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矿业学院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并入了北大。
从“八大学院”到学院路共同体
如今，石油大学搬到了昌平。四环路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另外几所高校隔离开来，那座立交桥也因此得名“学院桥”。学院路变化越来越大，学校也越聚越多，目前近20所高校云集至此。
1998年，“学院路高校教学共同体”诞生并延续至今。除了老“八大学院”外，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等8所高校也加入其中，所有共同体的高校的学生们可以互相选修课程。“学院路高校教学共同体”在选课、交费、信息查询等教学运行管理上已实现全程网络化。
50年代“八大学院”的辉煌过时迁物移。最近有人传出“京城新八大学院”的‘顺口溜’，比如“乐在工大、火在财大、阔在外大……”提起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八大学院”，年轻的80后、90后学生会感到茫然：哪八大学院？
无论如何，以往辉煌的“八大学院”走过了50年风霜雪雨，他们就像八棵饱经沧桑的老树，伫立在学院路上，微笑着见证北京高校50年的变迁。同时，已经遍地桃李的“八大学院”也不断汲取新的营养，抽枝生芽，愈加枝繁叶茂。
第二部分：
导语：
江河之大汇于溪流。遥望历史，“八大学院”的记忆碎片拼接成一段段影像，这其中有不少名人的身影清晰地显现。
半个世纪风雨历程，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硕果累累，毕业的名人不计其数。他们中有知名的院士，有功绩卓越的科学家，有披荆斩棘的政坛风云精英，有投身国民经济的企业家，更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书写了辉煌。
老院士站在卡车去学校
在简易教室上课，自制教具、翻译苏联教材，“八大学院”建院之初，一切都在摸索和实践中进行，和国家的岁月一样，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
中国科学院最高龄的院士之一，百岁老人魏寿昆是当时钢铁学院7位创办者之一。1952年建校之初，每天一大早起来，魏寿昆院士和他的同事们站在敞篷的卡车上，从清华大学一路颠簸到自己的学校，在两间简易的教室中给同学们上课。中午没有自己的食堂，师生们就与工人们一起进餐。
曾任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艾荫谦告诉记者，建校时由于经费紧张，联合国救济总署淘汰下来的旧汽车、旧拖拉机都成了教师自制教具的对象。老师们将旧的拖拉机拆开一半，学生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情况了。教材根本没有现成的，大部分按照前苏联原版教材现编译现教学。
“大部分教具都是自制的。”北航教授精密仪器专业的退休教授张本琳告诉记者，当时为了给学生讲解仪表的构造，把打下来的美国飞机“解剖”掉八分之一，路出里面的机械芯，给学生讲解仪表的立体构造。
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出自农学院
1962年发行的人民币壹元券上，图案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她的原型就是我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
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艾荫谦告诉记者，1952年，梁军进入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学习。受前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女主人公安格林娜影响，梁军立志当第一名女拖拉机手，因此也积极要求入校培训学习。1959年底，中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拖拉机举办田间作业仪式，驾驶员就是梁军。1950年，学校成立了以梁军的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由她任队长。如今，这位飒爽英姿的女拖拉机手已年逾古稀。离休后，她经常到郊区走走，看看农机公司、农机研究所和农机学校
和其他学院从高中招收的生源不同，当时的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有许多学生是直接来自生产一线工农干部、劳动模范。
“神舟”总设计师无心当红娘
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轫毕业于北航，他的传记里有一段轶事：当时担任学生干部的戚发轫为了丰富校园生活，周末主动组织北航的男生通过举办舞会联谊北医的女生。毕业当年，就有不少男生结婚了，戚发轫一看新娘眼熟，原来都是联谊会认识的。他无意中当了红娘。不过这个红娘自己却是无心人，撮合了别人，自己一心专注学业，没有在校园里恋爱。
说到舞会，上个世纪50年代“八大学院”的学生很多人都记得钢院的舞会，在那个男女生失衡的时代，舞会成为联谊的最好机会。当时，每当周末学生就在宿舍的走廊里举办舞会，没有音乐，擅长乐器的学生就自己伴奏。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良国就是当年热情的吉他手之一。男生们找不到舞伴，就索性抱着凳子背着椅子一起跳舞。满眼望去，人影摇曳、椅背攒动。
后来，舞会从走廊转移到西饭厅，缺少女生的钢院开始邀请北医的女生们过来跳舞，许多男女生就是通过舞会相识。再后来，搬到大饭厅时，钢院的舞会在“八大学院”中已经小有名气，许多其他“八大学院”的学生也会慕名过来跳舞，这也成为当时高校的文化交流中心之一。
“八大学院”体育个个强
在记者的采访中，“八大学院”的老教授们无一例外都对自己学校的体育成绩感到骄傲。这与那个年代学院对学生身体素质的严格要求密不可分。
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至今还记得50年代的晨操，一吹哨，学生们都从宿舍出来到操场上整齐地跟着广播做操，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搞地质的，没有好身体出野外怎么行？”无心插柳柳成荫。赵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的登山家中许多都是地质大学的学生。比如1984年毕业于水文地质专业的王勇峰1993年登顶珠峰，是我国仅有的2位征服世界7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之一。地球物理专业的藏族学生次洛，是国内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在校大学生。
谈到地大的登山家还有一段秘闻：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地大毕业的王富洲和队友贡布、屈银华胜利登上珠峰，这是人类第一次从珠峰北侧登顶成功，人民日报发了号外。但是，海外并不承认中国人登上了珠峰，按照国际惯例，登顶后，应该360度拍照证实，但当时是凌晨四时，无法拍照。除拍照外，也可以等待以后登顶成功的人找到留下的物体时来证实。中国人没有拍照，直到1984年，外国登山队登顶珠峰后，找到了王富洲等人当年登顶时留在上面的毛泽东石膏像，1960年地大学生的攀登珠峰成功才被世界承认。
“‘清华、北大、钢老三’，这说的是钢院的体育。”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陈捷告诉记者，在50年代末的北京高校篮球赛中。钢院的男篮与体院的男篮相逢，业余队竟以5分优势击败专业队，轰动了全国高校体坛。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958年在北京医学院读大三时，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第一届全运会400米栏的全国记录，并一举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时至今日，北京医学院还有几项由钟南山创下的运动记录无人能破。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就读于石油学院时，也是校女子手球队的活跃队员，还留下过一张赛场上飒爽英姿的照片。
“八大学院”的政坛精英
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上世纪60年代曾就读于当时的地质学院，原地大校长赵鹏大告诉记者，当电视上出现温总体视察灾区、下矿井和矿工一起吃饺子的画面时，赵鹏大校长总是感到很亲切：“这完全是一个地质工作者最普通的本质，也是热爱人民，亲近百姓校风的自然流露。”赵鹏大透露，温总理在上学期间曾经连续三年的春节自愿跑到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过节。总理热爱人民的品质从学生时代就体现出了。现在，逢年过节，温总理无论多忙都会给母校的教师写信，并亲手写好信封。
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毕业于当时的石油学院，她的老师林世洪至今还记得吴仪读大学时“夜闯男生宿舍”的故事。1959年盛夏的一天夜里，细心的吴仪劝阻了一个因失恋欲轻生的女生后，已是深夜两点，本着“事不过夜”的习惯，她赶去找住在男生宿舍的班主任汇报。已经入睡的林世洪，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匆忙穿着背心、短裤就开了门，发现站在门口的竟是女学生吴仪。刚当老师不久的林世洪顿时感到窘迫。吴仪看到老师尴尬，反应很快，“就像她后来跟美国人谈判一样”（林世洪语），说老师你赶紧坐到床上吧，别感冒了，有件事情几句话汇报一下就可以了。
中国石油大学的校园网页上留有吴仪每次回校的报道，细节都很感人。有一次，返校演讲的吴仪，情切之时，竟郑重地向坐在主席台上的母校老师三鞠躬，令校长几欲落泪。
此外，让“八大学院”之一的钢院引以为豪的是，罗干、刘淇、徐匡迪、黄孟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从北京钢铁学院走上工作岗位的。
“八大学院”盛产院士
虽然无法考证学院路是否是国内院士毕业最多的地区，但老“八大学院”毕业院士人数之多至今为人称叹。
北京科技大学一共出了魏寿昆、柯俊、肖纪美等31名院士。1958年大炼钢铁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依依才刚刚从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不久，她回忆到：我们都住在炉子上，平时三班倒，我一个人上、下班经常是半夜。到“高产放卫星”的大跃进时，我们每天十二小时两班倒，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胆子还是蛮大的，也很欣慰和自豪。我们的一号高得到团中央的奖励，被命名为“青年高炉”。
中国校友会网的“2009年全国高校院士排行榜”显示，全国高校院士数量排在前20位的高校中，老“八大学院”占了4席。其中，中国地质大学排名第12；北京科技大学排名第1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排名第16；中国农业大学排名第17。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的院士数量也都排进了前40位。
校园一景：
北航的绿园
北航引以为荣的一景是被称为“大绿园”的花园。这个像公园一样的绿地碧树林立，甚至还有一汪湖水和小巧的亭台。绿园是“八大学院”中最大的一片花园，就像一片大绿肺一样滋养着代代学子。
北航的老教师描述，绿园最常出现的一幅画面就是湖边零星坐着晨读的学子，小路上有姗姗学步的小孩儿，草地上老人们安详地晨练，路人匆匆走过也不忘浮光掠影地看着园内的美景。非典时期，这里成为许多人寻找清净的场所。许多北航的学子都写过小诗描绘绿园美景。
地质大学一条路
地质大学校园面积很大，里面幼儿园、小学、中学、居民楼、各种店铺一应俱全。有人戏称，一个大学就像一个微缩的小社会，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都可以在这里解决。让地大的学生印象深刻的是一条东西的笔直大路，这条大路从东校门到西校门长达一公里，一个弯都没有。这样长的一条笔直的大路在其他高校很难见到。
钢院的银杏林
因其风景如画，特别是一大片金黄的银杏林，钢院曾被多部电视剧、MV选为外景拍摄地。“银杏大道”就位于图书馆南侧的道路，路两旁银杏树的点缀，一年四季皆是风景。
夏天，银杏林青绿繁茂，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秋天，满树满地的黄叶，飘落的叶如黄蝶飞舞。“那彷佛昨天的四年前，黄色银杏叶片蓝的天……”2006届毕业生在毕业的晚会上，学生们还演唱了自己创作的《银杏叶片》，抒发对校园的留恋之情。
红旗操场的老柳树
石油大学红旗操场内有一棵知名的大柳树。教授余世诚告诉记者，他上世纪50年代在这里上大学的时候，这棵枝繁叶茂的老柳树就在这里，粗壮得两个人才能合抱。后来修操场的时候，都舍不得把树挪开，为了这棵树，操场在施工时移了两米。
这棵老柳树一直是石油大学的一个标志，直到迁校它还都在。现在，由于原校址被占扩建，这棵大树才消失。年近80岁的余世诚告诉记者，石油学院的青年园中有很多大杨树、柳树都是当年他们亲手栽种的，现在还保留着。许多老教授现在回去追忆青年时代，总要找找他们当年读书时的那棵树。
“八大学院”之最
北航社团活动之最
北航数目众多的社团曾是北京高校社团之最，号称“百团大战”。虽然是理工科院校，但目前北航共有体育、文学、艺术、经济、科技等社团70多个社团，比如著名的凌峰社以及网球协会、军事协会、大嘴英语爱好者协会、大学生心理协会、漫画社等。不管学生有什么爱好，在北航的社团里都能找到类似的群体。每到社团招新或者社团文化月时，社团成员就在学校里支起一个摊位，向新生介绍社团活动。
此外，北航还拥有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艺术馆。艺术馆定期展示国内外当代艺术作品以及传统文化，面向师生免费开放。
地质大学院士数量最多
中国地质大学也先后有30多名院士，如今最高龄的院士已经近110岁。地质大学在老“八大学院”中是院士最多的学院，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当时的地质学院培养出众多两院院士，比如中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就是1956年从地质学院毕业的。
按照以往院士和每年的学生人数比例计算，平均2000人中可以出一个院士。学校经常以此激励每届新入学的学生：你们这一届中至少要出两个院士。
钢院的市长数量最多
现在北京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钢院素有“市长摇篮”之称，国内有30多个市的历任市长或副市长毕业于原来的钢院。
据悉，在钢院中曾经担任市长、副市长的有，原北京市市长刘淇、副市长孙安民，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副市长朱宗葆，重庆市副市长赵公卿，南京市市长王宏民、副市长黄孟复，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副市长陈明德……巧的是，北京钢铁学院第一任院长高芸生曾经担任黄石市市长、第二任院长张文奇曾担任唐山市解放后第一任副市长。
地大的登山运动员最多
在大学界，有这样一句话：登山对于中国地质大学而言，就像中文如北大，理工如清华。地大并没有专门的登山专业，但登山是地质专业的必修课，许多学生都成为了有名登山家。
1958年，当时的地质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60年，1958届毕业生王富洲登上珠峰；1961年组成的女子登山队登上新疆贡格尔久别峰（海拔7595米），创造了女子登山的世界纪录。据校史记载，地质大学先后有5900多名师生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登山运动员证书，确是可以称得上培养的登山运动员之最。
来源：京报网 《北京晚报》2009.8.28北京晚报：国家特刊：八大学院与学院路
地理位置
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在学院区从南到北修建了一条主干路命名为学院路。
马路东侧（4所）从南到北依次是：
【一】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
【二】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
【三】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
【四】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
马路西侧（4所）从南到北依次是
【五】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六】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
【七】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
【八】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
学院路于1954年年底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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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学院路的前世今生 打开北京的地图，有一条南北主干路——学院路。北起六道口，南到西直门。 与北京城上千条充满沧桑的街巷胡同不同，学院路的历史极短：1952年开工建设，1954年正式通车。当年通过学院路的31路公交车，每到周日总是坐满年轻的学子，欢歌笑语，一路飞驰。道路两侧，除去学院占地外，满目都是绿油油的农田。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建设。在当时“学习苏联”的热潮中，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将全国高等院校除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综合大学外，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立各科专业学院，以航空、地质、矿业、石油、钢铁等为主的“八大学院”应运而生，并声名远播。 在这种形势下，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集中建立了第一批高等学府，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北京市在学院区修建了学院路，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校址已迁往昌平区，原址现为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就是在这条新建的学院路上，新中国开始为自己的高等教育着色；就是在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一批又一批青年大学生投身艰苦行业，奔赴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高等教育要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然而，新中国的建设百废待兴。1949年，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全国的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当时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面对新中国当时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因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当时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也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教育战线内部头绪纷繁，百端待理，今后的中国的教育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思路和规划。 解放初期，当时全国大学生总人数只有11.7万，分布在211所高校中，平均每校学生只有550人，研究生全国总人数只有629人。高校类型结构不合理，高等工业学校和工业专科学校只有33所，高等师范学校只有12所。高等教育的布局也很不合理，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内地省市高校很少，内蒙古、青海、西藏、宁夏等省区没有一所大学，山西、河南也只有1到2所。 “在200多所高校中，专业设置重文轻工，高校培养的工科人才十分有限。当时清华大学最热门的学科是西语系和经济系，工科仅是培养维修和使用外国进口设备的人才。”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说。 1950年6月1日至9日，成立仅仅7个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会议指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同时，教育改革要学习苏联的思路也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了下来。 由于缺少搞建设的经验，因此当时非常倚重苏联专家。在教育战线，大批苏联专家担任各个高校的顾问，并从事着学校具体的教学工作及有关研究工作。至1952年年底，最早一批的苏联专家187人来到中国，其中有98人被聘为大学顾问。截止到1958年，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先后聘请了794名专家，担任顾问或指导教学、科研工作。其中理工科专家共484人，占65%。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一夜之间，大学校园里，“哈拉绍（你好）”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列宁装”成为学生衣着打扮的时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校园舞会上最熟悉的旋律…… 教育部规定，从1952年秋季起，大学从一年级起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专业、设置教研室，组织编译苏联教材。从1952年至1956年年底，全国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译本1393种。学制也学习苏联，由传统的4年延长为5年。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环节，也按照苏联经验分为讲授、课堂讨论、习题、答疑、实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曾经学自英美大学的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等制度被取消。 经过3年的努力，1952年新中国圆满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并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根据计划，中国政府确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实行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与此相适应，包括教育在内的全国各个行业领域，都加快了大幅调整的步伐。其中，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当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何东昌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制定了新中国‘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富强国家、尽快加强国家实力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而高校院系调整正是为了适应国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重大举措。” “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初步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八大学院”的创建 1952年4月16日，经政务院批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高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由此拉开。 从“八大学院”的创建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和变化的幅度： 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高校的航空院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原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的森林系和清华大学的相关专业合并成立；北京矿业学院——由焦作工学院、清华大学采矿系、北洋大学采矿系及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合并成立，并从天津迁校北京；北京石油学院——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与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部分专业合并成立；北京医学院——由原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成立。 当时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由综合性大学被调整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北京大学虽然作为文理综合性大学予以保留，但工科专业也被调整到其他学校。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学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不仅教师马上走，相关专业的学生也一起跟着走。所以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学生都是在西北某大学入的学，却在东北某大学毕的业。 《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阐明院系调整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走向工业化。要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就迫切地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决定的意义。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对于我国工业人才的培养将有重大的贡献。 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教育界学习苏联模式进入第二阶段，从“点”到“面”地广为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 不到一个月，教育部出台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院系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所，师范院校3所，医药院校2所，财经院校3所，政法院校2所，文科院校1所，艺术院校1所。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所。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并初步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所以我选择了学钢铁” 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 与调整同时进行的，是以“八大学院”为代表的新大学的建设。 1952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一批按行业培养专才的高等学府，并于当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 “八大学院”之一的北京钢铁学院，在接到组建命令后，仅仅一个月，80多名教师就齐聚北京。当年暑假就开始招生，9月正式开学。 学院草创之初，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如今已102岁高龄的魏寿昆院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创办者之一和第一任教务长。他回忆说，当时每天一大早，自己与同事们就站在敞篷的卡车上，从清华大学一路颠簸到自己的学校，在两间简易的教室中给学生们上课。中午没有自己的食堂，师生们就与工人们一起进餐…… 至1953年年底，北京钢铁学院设有5个系、9个专业，在校生1700人，招收首批研究生70人，教职工600多人。 当年“钢院”最早的学生，现在已经退休的俞克纯教授回忆，1952年，学校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没有校舍。秋季开学时学生暂住在清华大学为我们建造的简易宿舍中。所谓“简易”，就犹如大庆初建时的“干打垒”，房屋仅有外墙而无完整的内壁。一年之后，才迁到新校址。同学们在四处漏风的临时工棚中听老师上课，在烛光下上自习，老师在走廊上“摆摊答疑”，到了周末还组织“走廊舞会”。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很少有人抱怨，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利用有限的体育设施锻炼身体，紧张而又活泼地生活。 让中华大地铁水奔流、钢花怒放，这是所有“钢院”学子的梦想。原冶金工业部总工程师、副部长殷瑞钰院士1953年走进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大门。回忆起自己的求学时代，殷瑞钰感慨地说：“当时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国家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所以我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学钢铁。” 与钢院一路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于1952年7月正式成立。在学院成立大会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激情洋溢地说：“现在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你们是新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该校一位老教师回忆说，建国初期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地质先行，尽快培养出大量地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建校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校舍，经中央批准，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北京西北郊建起了5万多平方米校舍。当时没有教材，教师们亲自动手刻蜡板；没有挂图，教师们亲自动手画；没有标本，教师们带领学生利用实习时间和假期采集，用双手建起了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和古生物实验室；缺少反光显微镜，年轻教师用生物显微镜改装。许多教师和实验员经常工作至深夜，为搞好教学艰苦奋斗。 到1956年，经过全体教职工的艰苦奋斗，北京地质学院在教学、科研和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人才培养方面，5年中每年都有毕业生分到教学、科研、生产部门工作，成为地质战线的生力军，基本满足了国家急需查明矿产资源的人才需求。 1952年，时年19岁的大连少年戚发轫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自此结缘航空航天。同年10月，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航空系与全国其他7所高校航空院系合并改组为北京航空学院，这也注定了50多年后，戚发轫成为了这所学校最负盛名的毕业生之一。 在与航天事业相伴的50多年生涯中，戚发轫在35岁时便担当了“东方红1号”的总设计师，那时的他被称作是中国航天的“18勇士”。从“东方红2号”、“风云”卫星等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彪炳千秋的里程碑，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戚发轫与10万多名终身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北航学子一起，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在茫茫戈壁荒漠和大山深处，为祖国的国防建设默默奉献…… “我觉得5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有可能在以后几十年里确实为国家、为航天事业做些工作。”戚发轫说。在北航50多年来治学育人的峥嵘岁月中，为祖国现代化国防建设输送了10万余名航空航天人才，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六个型号火箭的总设计师王德臣等优秀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航天英雄首次造访太空之时，有17位北航校友担任了载人航天7大系统副总以上职责，占总数的47%，还有数十位校友是分系统负责人。 “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总的说是成功的” 院系调整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较大发展 你可曾记得母校，/刚翻起第一块泥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歌舞在宿舍的走廊。/当老师刚制定出，/第一个实习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到工厂。/亲爱的母校，/我们和你一起成长，/接受你最亲切的教养。/再见吧，/学校，/师长，/如今，/你播下的创造者的种子，/我们要把它带到远方…… 这首诗是北京钢铁学院一名毕业生写的。当年，在“八大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分配时，各个学校都在食堂、教学楼贴出了大红纸的分配光荣榜，上面分别写着分配的单位。同学们紧张地在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找自己的名字，“我在克拉玛依！”“我在玉门！”有的学生发现自己被留校，当时就哭了，急忙找到系里，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北京钢铁学院1957届毕业生李依依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学期间，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李依依是校学生会文体部的副部长，还是北京高校女子短跑冠军。谁也没有想到，她主动放弃了在家乡北京工作的机会，执意奔赴国家钢铁基地——本溪参加工业建设。 “每天三班倒，实实在在地干活。因工作需要，我常会爬几十米高的炉顶。”在新中国第一代女工长李依依的手臂上，至今仍留着在炼铁时被烫形成的大块瘢痕。她所负责的高炉炼铁利用系数连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被团中央命名为“青年红旗炉”，荣登“炼钢群英榜”。后来，她又被分配到沈阳中科院金属所，从实习研究员成长为中科院院士，为我国的国防关键材料的研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她的丈夫——中国工程院院士柯伟，两人是北京钢铁学院时的同级同学。 如今，我们很难找到一组准确的数字，表明院系调整后“八大学院”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多少名优秀专门人才，但在1952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中，毕业于“八大学院”的有65人左右，绝大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 在记者采访时，很多人都不愿谈及自己，更愿意谈那些一直坚守在边疆、基层默默奉献一生的同学们。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一位老教授告诉记者，当年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抱着为发展祖国地矿事业大干一场的壮志，始终工作在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矿山深处。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许多在生产第一线当了多年“地质匠”的学生，至今履行着自己毕业时“干一辈子地质事业”的诺言。1966年前，北京地质学院培养了2万名毕业生，平均每100个学生中出一个省部级劳模。 今天，当人们回顾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或许可以总结出很多成就、经验和教训，但毋庸置疑的是，院系调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从1952年到1957年，在学校的类型、层次、地域分布上都比以前合理：旧教育的重文轻工得到改善，工科学生从4.85万人增加到了16.万人；过去不被重视的师范，学生人数从6836人增加到20243人；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发展较快的科目是师范教育，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何东昌同志曾深刻地总结道：“历史的事实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虽然还不够完备，如学位制度仍没有建立起来等，但总的说是成功的。它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 尾声：57岁的学院路 57年过去了，昔日的学院路经过屡次改造，如今已成为连通北京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交通干道。 昔日在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现在已不见了踪迹——它们全都升格成了“大学”，使得学院路这个名称显得有些“陈旧”。唯一不变的，是包括“八大院校”在内的众多高等学府依旧在这里“安家”，至今这里仍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 如今，对于包括“八大学院”在内的众多行业高校来说，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将是57岁的学院路面临的最大考验。 ■本报记者张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