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铁列克提战斗幸存者袁国孝的纪录片和文章近日相继面世
文 存
去年7月，《凤凰周刊》的李记者找到我，想通过我对铁列克提战斗的幸存者袁国孝采访，不久我们一起去了商丘柘城县采访两天，我在博客也作了即时报道。因为采访到的情况比较复杂，加之个人原因，早已打算写作的相关铁列克提战斗的纪实文章，行文几次到现在也没能完成。而李记者写的，一年来也没见发表。今年4月，又有上海电视台《往事》栏目的张编导和我联系，同样是想通过我联系到铁列克提战斗的幸存者袁国孝，我随之告诉。终于于昨日在网上看到了他们播放的纪录片：
纪录片：往事（上视纪实频道）中苏铁列克提之战：
http://tv.sohu.com/20120823/n351372161.shtml
该片长达40多分钟，以袁国孝答问的形式讲述了他在铁列克提战斗的前前后后的经历，是上海电视台2012年8月18日播放的。请点击截图上面的网址观看。
纪录片中的袁国孝讲述
笔录：文 存
在3月2号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前，铁列克提边界上不紧张；发生后，紧张了。我们的边界线在39号和40号界段，边界是我们用东方红拖拉机，由双方的武装军人在各人国土的看着犁边界，今年我们犁，明年他们那边犁。一公里一个石头堆，一米高，泼上石灰水，这就叫边界线。1969年5月份之前，边界线在无名高地西侧，5月份以后，边界线被苏军偷偷的搬到东侧，挪了两公里之深，10公里之长，无名高地就成了争议地区。
我们不是原来边防站的，原来边防站的有20人，我们是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连，当时边防站力量很薄弱，5月初，军分区领导就从我们骑兵三连抽出部分干部和战士补充边防站。武器有班用轻机枪、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班长配冲锋枪，班里有一个轻机枪手，战士配半自动步枪；有部分配枪榴弹和火箭筒，专打坦克用的。我们每次行动带冲锋枪或半自动，200发子弹、4枚手榴弹。
巴尔鲁克山西侧，从南到北挨着铁列克提、丘尔丘特、塔斯提三个边防站。从冬牧场到夏牧场的羊转场，生产建设兵团每年从塔斯提转场的羊有数万只，5月2日以后他们不让走了。不让走也得走，按照毛主席所说“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原则，如果今年不让走，苏联说是人家的；你不走，苏联更说是人家的。因而，不叫走也得走。5月2号的摩擦，就是凭拳脚和棍棒的摩擦，没有死人，我们兵团的一个人用自制的狼牙棒拉伤了苏联的一个中尉。在会晤站他们抗议时，我们的会晤站长叫任书田，嘴可厉害，咱打了他的人，他斗嘴还斗不过我们。任书田的嘴太厉害了，结果他们吃亏又输理。
6月10日，兵团的孙龙珍被苏联人打死了，排长李永强带战士巡逻期间，看到敌人打死了我们的牧民，就占领有利地形，开枪打死了他们3个人和一些马。在铁列克提事件之前发生的这个事件，是个导火索。
在6月10日的摩擦之后，苏联加紧了布置，到7月底，调动了坦克和飞机，在岗楼上看的很清楚。8月12日，敌人出动两架轰炸机，从塔拉库里湖(应该是扎拉纳什科尔湖)起飞，飞到我们铁列克提上空，飞向苏联那边靠近阿拉湖的卡图山。8月13日太阳刚出来时，敌人又一架直升机也是从塔拉库里湖出发，通过无名高地上空侦察。直升机出动时间不长，敌人出动了三辆军车，在无名高地西侧停下来，从车上下来全付武装的军人进入战壕。马上就要闻着火药味了。
我们的边界线被他们侵占了两公里之深、10公里之长，我们作为中华儿女，保卫领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经过讨论，请求上级批准，允许我们把石头给它搬回去，边界线搬到原来的地方。8月13日就是领导批准的、有组织的去搬石头。
我们是8月13日凌晨出发，总共分三个掩护组，我是第三掩护组，掩护组长是我们的班长李健。大概黎明前1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了潜伏地。任务是掩护巡逻组顺着边界线正常巡逻，如果敌人开始向他们打的话，我们掩护他，让他们正常巡逻，就是搬石头。不打，我们就是个预备。
走在巡逻组最前面的是副站长裴映章，带着包括他在内的11个人顺着边界正在巡逻，敌人开的第一枪。第一枪就从裴映章的脖子上打了个贯穿伤，第二枪打伤了李国贞，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打伤裴映章和李国贞时，巡逻组还没有进入无名高地那个争议地段。
在战场上军令大于一切，没有指挥员的指挥，我们谁也不敢开第一枪。负伤的裴映章带着他在内的11人爬上了无名高地，我身旁巡逻组的报务员在那里喊话，我听得很清楚，“现在是九点五分，敌人已经打伤了裴站长，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指示。”接着，报话机被敌人打烂了，以后再也通不上话了。指挥组就以信号弹，我们看到信号弹以后，才在山上开始反击。
按照报话机的九点五分打响的时间，九点半打得最激烈。
敌人从无名高地的西南角，出动了三辆装甲车，三辆装甲车围着无名高地跑着，围绕着往无名高地打，当第一辆装甲车跑到无名高地东北角，离山峰大约300米左右，从装甲车上下来一个苏联士兵，被李国贞排长发现了，李国贞坐在无名高地上用冲锋枪把那个士兵打死了。因为李国贞的枪一响，那个士兵一打滚、挺在那儿就没有动，看起来是把他打死了。
当时的装甲车从东北角开始往南运动，我那时用的是枪榴弹。从我接到枪榴弹到开始执行任务，是三天的时间，我对枪榴弹没使顺手，甚至还不了解它的功能。我发的第一枚枪榴弹，离人家装甲车还老远老远。
那时我们都不怕死，没有一个人害怕的，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行动上是不叫谁上战场谁有意见，谁就要跟领导吵架。
那时我们能坚持得坚持，不能坚持也要坚持，因为我们下不了山了。左右翼的那两个掩护组不能向我们靠拢，我们和两个掩护组之间是七百到八百米的开阔地，他们跟我们接近不了，我们被困到山上，不打也要打。
后来是人家打赢了，人家打扫战场了，他们一共120多人。我们也是100多人，有战斗力的只是40多人。后来落实，他们苏联死了12人。一开始说他们死了34，其实是死伤34，死掉是12个人。我们这边是牺牲了28个人。
我们上到无名高地以后，看到山上有他们原来挖的工事，就占领了。因为敌人对工事的地形熟悉，我用的是枪榴弹，对他的装甲车最有危害，是他们打击的对象。我总共发了两枚枪榴弹，之后，我身边轰隆一声，炮弹落到我附近，我脸上的两处伤还有弹片在里，肩膀上还有贯穿伤，炮弹炸崩的石头把我埋住、震昏，后来我就再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时，已经在敌人的火车站，火车站带边防站。那时我浑身是血，我穿四个褂子，8月13号阴历是七月初一，“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早上还很冷。我穿的四个褂子全部被血浸透，敌人用剪刀把我的衣服剪掉完。在医院里，我在的房间里、走道里站满了人，拿照相机的就占了多数。
他们审问过我，但审问的不厉害，因为我是个十六七岁的一个兵，什么机密都不懂，问什么我也不说。一开始问我想爸爸吗？想妈妈吗？认为我是个孩子。能回答我才回答。我说想爸爸，想妈妈。问我哪个单位，你们有多少兵，边防站有多少兵？这些我是拒绝回答。还有你叫什么名字，这都是拒绝回答的事。
那时上了报纸，我是后来听中央新闻的记者说的。日本记者说，你们那个不是边防兵，而是个红卫兵；还有法国哪的记者说，你们那个边防兵嘴巴好厉害，苏联人说他有原子弹，他说他们的精神原子弹比武力原子弹更厉害。
我在苏联期间，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被记者拍到一张正面照片，我那时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瘦的不像个人，如果照的像在苏联报纸发表，我就给中国人民丢丑了，我不管是强还是弱，我的形象就代表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形象。他不敢给我强行照相，他强行照相就暴露他的真面目来了。
每次提问，我就提出四个要求，第一是还我毛主席语录，第二个是我要见我的战友，第三个是还我的军装，第四个还我的枪支。他们一个条件都没有满足，我知道他不会满足的。
那时就想着一死，我的战友都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用？我父母不缺儿女，我祖国不缺儿女，如果他们想枪毙我的话，我就自己寻死。
8月14日那天凌晨，我住的病房大概就10平方米左右，两边两个床，中间一个桌，桌靠着后墙窗户，有人叫我的名，那时多激动，叫每个人都会答应的。一冷静，我不能答应，不会有人知道我叫这名字，这是敌人在探我的名字的。后来分析，因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李连祥上铁列克提执行任务，他在我语录本写上向我学习的名，敌人肯定是从我身上的语录本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直到我回来，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放我的时候，他们强行给我穿的苏联的衣服，西装、尖皮鞋、领带……。穿完以后，上一辆吉普车，在司机后面从上面吊了一个毯子，我坐在毯子后面，我的一边坐着一个苏联士兵，送我到国门那里。
我回去，他们这次是通知了的，我不相信。他们已经通知我回去几次了，不回就不回，家是人家当的。到国门时看到我们的战友、我们的首长，穿着领章、帽徽、绿军装，特别激动。当时我有点不懂，我一只脚在苏联，塔城军分区的参谋长说“小袁马上脱衣服”。我一只脚在苏联，一只脚在咱方把全身衣服全脱了，仅仅下余一个内裤，苏联人也管不了我了。
过来以后我没哭，回家高兴，高兴也不哭，眼泪代表不了意志。
无名高地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22个人牺牲了21，我的名字就是个活烈士。
回国时，从巴克图到塔城是8公里，8公里的祖国同胞一路两行，热烈欢迎同胞回国，很隆重的。回来就在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疗伤，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我给他汇报了在苏联的情况。
9月20日回来，9月27日参加塔城军分区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走到会场门口时，全场起立，热烈欢迎同胞回国。10月1日参加了乌鲁木齐国庆20周年观礼。10月2日参加了新疆军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那时挺风光的。会议结束以后就回到了边防站，和原来一样站岗放哨的，没有其他工作。回到边防站大概一个月时间，又到农村去搞“三支两军”。1971年复员回乡。
原来家里人知道过我牺牲的，部队给我开过追悼会，墓碑上写得很清楚，袁国孝烈士之墓，在追悼会上首长也讲“袁国孝烈士永垂不朽”，是活烈士。1971年退伍回家做农民了，没人说我是活烈士了，说我是逃兵、是叛徒。
这样的日子是最难过的日子，社会舆论最难受。政府认可了，咱可以跟政府讲理，讲事实，但是民众的舆论这东西无法澄清。那时，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忍气吞声。这样的说法一直都有，到2007年，2007年之后没有了。因为2007年中央军委颁布一个补贴参战人员的文件，批单上没有铁列克提战斗，得不到国家的补助，好多的战友都找我，叫我跑这事。因为我是被苏联抓住的人，很出名，结果我给县领导讲事实，把参战人员享受补助的条件争取过来了，从那以后才取消了我是个叛徒的流传。
在想战友时能想哭，我总结这几句话：六九到塔城，为国当了兵；铁列克提战，我寡敌兵重；子弹密如雨，还有大炮轰。提起遇难友，我泪水如泉涌。哭的最厉害时是2008年去铁列克提战场，在纪念碑面前我放声大哭。当时塔城军分区参谋长说，老前辈，你不要哭得太伤心了。打仗时年纪大的20多点，年轻的十六七岁，战场上的战友感情最深、最亲，亲似同胞，超过同胞。我枪榴弹副手的尹清启，我们是同村同班同学，我梦见过他一次。还有梦见过李连祥一次，是他给我补衣服。
今天(9月8日)晚上，终于看到了李记者在《凤凰周刊》发表的文章：
http://www.ifengweekly.com/index.php
铁列克提之战幸存者
《凤凰周刊》2012年25期 李光敏2012-09-04 19:00:10
（注：一些括弧文字系文存加注）
1969年8月13日，距中苏珍宝岛冲突不到半年，新疆塔城裕民县中苏边界铁列克提再次爆发战斗，中方损失惨重。此战不但很少被大陆官方提及，而且也缺少可信的具体细节。
近20年来，铁列克提之战最常见的版本近乎纯文学描述：
……中方边防连连长率领一支38人的巡逻队走进一片开阔的戈壁滩，突然，连长的第六感官告诉他，情况反常：怎么往日平坦的戈壁上多出新的“沙丘”？突然“沙丘”晃动起来，6辆苏军坦克抖掉身上的浮土包围上来。300多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冲击?中国士兵抱定必死决心，顽强地抵抗着?等中国陆军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
直至最近几年，大陆官方态度的开放，使民间军史爱好者得以细心爬梳各方回忆，铁列克提之战的真相逐渐清晰：中方官兵阵亡28人，而非38人甚或79人，遭苏军围攻的边防部队并未全数阵亡，有一人受伤被俘。
“如果现在有一把枪，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可以百步穿杨。”已40年没摸过枪的袁国孝说。
年已60岁的袁国孝身材不高，这位在河南柘城慈圣镇颇有名气的“辣椒王”，神情装扮典型农民，他略微含胸的习惯性站姿，与军人风纪相去甚远。但褪去上衣，露出右肩，可见一道前后对穿的枪伤。这是40多年前中苏铁列克提之战留给袁国孝的印记。
比肉体伤痛更深的是精神创伤。大陆官方对铁列克提之战的介绍中，鲜见提及解放军曾有一人被俘。有被俘经历的袁国孝复员回乡后，几十年里饱受叛徒的指责，以至于记者采访袁国孝同村战友时，一位到访的老乡说起袁国孝，脱口而出“那个叛徒”。
不过，时代在变，对那段战斗经历只字不提的袁国孝，不但今天对研讨铁列克提之战极为热心，在陌生人面前也完全不避讳当年被俘经历。
成了苏军俘虏
袁国孝清楚记得，1969年8月13日下午，他被伤痛和口渴折磨得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苏联人的火车上。车厢停在中苏边境小火车站的站台外，围满了看热闹的苏联人。
年方17岁、参军不到半年的袁国孝成了苏联的俘虏。
几个小时前战斗刚爆发时，袁国孝就预感不祥，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对付突然出现的苏军BTP-60；轮式运兵车（中国士兵误认其为坦克），而苏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可以远距离从容射击光秃秃石头山上的中国士兵。
袁国孝只记得自己第三发枪榴弹还没打出去就失去意识。他右肩被一发子弹贯通，头部溅起的石头打伤。
袁国孝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身边躺着的铁列克提边防站老站长裴映章，裴映章旁边躺着新疆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温炳林和战士景长雄。
裴映章伤势最重，他的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浸透鲜血，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景长雄脑部受伤，意识不清醒，不停地喊“水、水”。温炳林伤势虽重，但在景长雄向围观的苏联人说“同志请给我水”时，温立即喝止“不能喊同志”。温在苏联军医爬上车厢验伤时，不但极力挣扎拒绝救护，还躺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意识到自己成了苏军俘虏，无边恐惧袭上袁国孝心头。袁首先想到的是当了战俘，必将牵连家乡的父母、弟弟和其他家人，它甚至远大于自己沦为苏军鱼肉的恐惧。
伤势最轻的袁国孝最后一个被抬走。他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附近野战机场，上了直升机，约一小时后降落，与苏军伤员在同一家医院治疗。医院门口，大群苏联人等着围观“毛派分子”俘虏。
袁国孝身上的军服被剪碎脱下后，拒穿苏联病号服，身上只剩一条裤衩。那些天，总有苏联人跑来围观，还有人拍照，他以为是记者，钻到被子里把头蒙起来。“我那时又小又瘦，我不能让他们拍照。我这个样子登出去，就是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丑，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袁国孝说。
参战前领导告知，如果不幸被俘，一定不能泄露军事秘密，名字也不能说。一个苏军军官在医院审问过几次袁国孝：叫什么名字，想不想家，参军是自愿还是被强征？
袁国孝对大多数问题一概不做答。只是在问他为何参军时，他大着胆子辩驳说，我们边防军虽然弱，但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巡逻，理通道直。听力欠佳的苏军翻译将“理通道直”误听为袁国孝的名字。
铁列克提之战四天后，中苏双方会晤，中方得知还有姓“李”的战士活着。大家猜测是排长李国贞。新兵袁国孝被列为牺牲者。
在苏联人的医院里，袁国孝未受到想象中的酷刑折磨。他曾想过，如果真的受到虐待，实在扛不住，就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但苏联人总是告诉他，说过几天就送他回国。
9月23日（应该是9月22日），袁国孝被俘的第41天，苏联人一早拿来全套西装让袁国孝穿上，说要送他回国。袁国孝提出归还红宝书、军装和武器，他还要求见其他被俘战友，苏军告知裴映章等三人已伤重身亡。
由于苏联人屡次说要送他回国，袁国孝不敢抱太大希望，甚至想过被苏军拉去枪毙。当下车看到国门那一刻，袁国孝激动得犹如再生。
但萦绕在怀的忧惧也一起袭来：首长和战友们怎么看他这个当了俘虏的人？他独自一人时刻为保国格、人格的努力抗争，同志们会相信吗？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袁国孝走过国境线时，一位身上有四个兜的军官冲向前，紧紧地抱住袁国孝，像抱孩子一样把他抱离地面，袁国孝泪流满面，激动得难以自持。
袁国孝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位军官就帮他脱掉苏联人的鸭舌帽、西装和皮鞋，《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冲上前，迅速将自己的外套脱下给袁国孝穿上。
上了救护车，首长问袁国孝叫什么名字，他这才知道他早被列入牺牲名单行列——在托里县刚修建的烈士陵园里，有块墓碑刻着“袁国孝”。首长下令立即将“袁国孝”改成“李国贞”。
为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1969年9月8日(应该是9月11日)，时任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吊唁胡志明返回时，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苏军答应9月18日交还中国边防军19具遗体。
时值盛夏，苏军交还的遗体已高度腐烂，头部、手、胳膊稍不小心就脱落下来，只能根据衣物、携带品、身材、牙齿和骨骼特征等辨别身份。由于中方参战边防部队系临时抽调组建，多数人彼此不识，增加了辨认难度。躺在袁国孝墓碑下的死者是谁，没有人清楚。
袁国孝穿上军装那天就盼着与苏联人干仗，这个愿望不到半年就实现了，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
盼着打仗
1969年3月，河南柘城近千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喜气洋洋集合在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前，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袁国孝亦在其中。与袁国孝一同来自慈圣镇的有95人。
袁国孝1966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爆发中学停课，1968年底学校复课开学，袁国孝刚进中学校门几个月，碰到招兵机会，像当时所有受战争片熏陶的男孩一样，袁国孝选择了军营。
袁国孝从小就觉得打仗很有意思，在开往乌鲁木齐的绿皮车箱里，列车广播热情介绍中苏边境刚刚发生的珍宝岛之战。听到打了大胜仗，袁国孝和同乡们都热切盼着到了新疆后，也能打仗立功。（应该是在闷罐子车里听的收音机）
袁国孝被分到中苏边境驻塔城地区的骑兵部队，5月初又被分到中苏边界对抗最前沿的铁列克提边防站。铁列克提边防站少为人知，但它下面一个叫塔斯提的哨所却闻名全国——该哨所后易名“小白杨”，军旅歌唱家阎维文“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歌颂的就是这里。
铁列克提得名铁列克提河，该河位于裕民县城以南60公里，是条不足10米宽的小河沟，由中国向西流入苏联。铁列克提边防站距裕民县城约150多公里山路，扼中苏国境线的阿拉山口。此段国境线东面中国一侧，是海拔不高的石山——巴尔鲁克山，西面苏联一侧，是相对平缓的沙石地。在边防站地势稍高地段，可看到苏联境内的阿拉湖。
这段国境系清朝与沙俄时代确立，并无清晰界限。中苏蜜月时代，牧民常依习惯越界转场。中苏交恶后，这条模糊的边界线两边立即绷紧了神经。中方1962年建铁列克提边防站，并按中方主张的边界巡逻，巡逻路线南段距苏联铁路不过数百米。苏军为防止中方威胁其铁路，每次中方巡逻必来阻拦，双方常大打出手。
袁国孝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时，乌鲁木齐军区（应该是新疆军区，仅79—85年间为乌鲁木齐军区）刚刚完成一次重大军事活动——丘尔丘特转场，以武装保护牧民穿过争议区，来表明中方不承认苏方的边界主张。
转场中，双方边防军曾数度棍棒交加混战一团，但苏军知道中方做了充分准备，并未开枪，而中方也发现，在被抢来的苏军的枪里，甚至没有子弹。
为应付紧张局势，边防部队被重新整编改组，抽调不同单位成立独立边防营，袁国孝被分到负责托里、裕民边防的第四营。（即304，304是战后才有的，这时仍是骑兵营、步兵营）
1969年6月10日，距铁列克提不远的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苏军与中方骑兵独立营排长李永强的小分队遭遇。按中国边防政策，是否开枪必先请示上级，但李永强下令占领有利地形，突然开火。苏方史料称，毫无准备的苏军6人身亡。
李永强被树立为英雄，让袁国孝所在部队洋溢着苏修不过如此的乐观情绪。甚至铁列克提之战前一天，在谈到和苏军遭遇该怎么办时，有人（上头领导）大大咧咧说“老修（苏联人）就那么两下子，见了我们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
当时战士们一轮接一轮地写《请战书》《决心书》，贴满了铁列克提边防站。袁国孝凭着广播宣传和以前看战争片的底子，这类文字提笔就来。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更大的行动在即。5月，新华社、新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机构的20多位记者扛着各种器材抵达塔城地区，大部分聚集在铁列克提边防站。对袁国孝们来说，这是个明确无疑的信号——祖国人民很快将会从纪录片上看到他们建功立业。
多年后，袁国孝才知道，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八一厂的摄影师现场的拍摄资料，被迅速剪辑成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罪行》，当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期间，受到“九大”代表的好评。一些新闻媒体从军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可能也会有动作，纷纷向江青提出要去新疆采访拍摄，她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袁国孝们远未做好战争准备。袁国孝和其他新兵，都是在抵达铁列克提之后才开始学习射击，他只参与过一次实弹打靶训练。其间，他还被抽调了一个月去看守仓库。他后来将要用到的枪榴弹，只学了三天。
老兵们也不比袁国孝好太多，当时中国军队训练时数严重不足，除政治学习外，大部分时间打柴、割草、搞农副业生产，士兵对手中武器性能了解不足，军官对指挥作战所知不多，不少军官甚至看不懂地图。铁列克提之战爆发后，边防站上报的战斗地点与实地偏差23公里。
那段时间，袁国孝边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是“三天天”，即早8：00—9：30，“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晚7：00—8：30，“天天”听广播；当然，也“天天”军事训练。但政治学习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应该是“三个天天”：“天天读”、“天天听”、“天天练”)
从1883年开始签订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战士们都烂熟于心，对苏军充满“刻骨仇恨”。冲突时要遵循的准则，每个战士也都朗朗上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8月12日下午，又一批人员充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他们与60天前、20天前抽来的人员组成了一支100余人的部队。（准确是：他们与5月*日、6月20日、6月25日、7月16日、7月20日从不同单位抽来的人员组成了一支……）
这百余人的部队，来自河南柘城的新兵就多达38位，还有10位记者随行。他们很多人互不相识。
一边倒的屠杀
8月13日凌晨2点，袁国孝身背一支步枪、一个枪榴弹发射器、4枚枪榴弹和200发子弹，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和战友们悄悄向预设阵地进发。
几十分钟后，袁国孝所在的中翼组抵达其预设阵地。14（13）人的中翼组中，袁国孝等9人据主阵地：无名高地，其坐标约为45°35’16.16”北，82°17’16.39”东；4人据旁边小山包（实际是6人，据相邻无名高地的676高地）。在他们北方，是17人的右翼组，南面是20人的左翼组。中翼组与两翼相聚六七百米，在中翼组东面一公里远的后方，是11人的指挥组，指挥组不远，是36人的预备队。
袁国孝阵地西面正对着苏军的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两者相距3公里左右（应该是5公里）。
三个进入预设阵地的小组和指挥组及预备队，是为天亮时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他们携带了大量自动武器和弹药。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按1945年版苏联地图的国界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只有指挥部和预备队位于中国边境线一侧。巡逻组的行进路线，大体与三个预设阵地构成的连线平行，从最北端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向南行进到最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后折返。行进路线总长约23公里（应该是二三公里）。
中国边防军的巡逻目的，即以行动明告苏方不承认其“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等到天大亮后方才出发。
袁国孝们据守的石山，遍布灰褐色的碎石，寸草不生。不但无自然地貌可做掩护，亦无法挖掘掩体。半夜时分寒气逼人，不到4点就趴在碎石上的袁国孝，苦等天亮。
中方居高临下，但看不清西面黑暗中任何动静，苏联那边仿佛一切都在沉睡中。
但苏军早就针对性地做了完备预案，只是中方一无所知。
8月12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和相邻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苏军紧急在前沿哨所修筑掩体，两辆装甲车被悄悄部署在侧翼掩体中。而中国这边最近来了一批摄影师和记者，预示中方可能会有大动作，也没逃脱苏联人的眼睛。
苏方资料表明，当袁国孝们顶着星光悄然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担任观察任务的杜列波夫中士，就借着东面石头山影与天幕的对比，发现了“毛派分子入侵”。
7点40许，天色已亮。袁国孝正伸着脖子等着巡逻队，苏军一架米格-4直升机飞临中方阵地上空。光秃秃的石头山上，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中国军人一览无余。
这个意外并未引起中国军人应有的警觉。袁国孝旁边正好是新疆电影制片厂记者温炳林，温炳林提议袁国孝和另外一名战士站起来摆出一个怒视敌机的姿势，他好拍下解放军战士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
直升机在三个前置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不久第二架直升机又飞来，它直接深入后方，把中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9时许，中方11人的巡逻队出现在袁国孝的视野中。当他们走到开阔地时，苏方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立即开来三辆军车，在距袁国孝的阵地直线距离二三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进入预先构筑的阵地。
袁国孝回忆，苏军一共有126人。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他们就数一个数字。
袁国孝清楚记得苏军先开枪——巡逻组前进到靠近中方掩护组阵地时，苏军在喇叭警告之后开枪了。
但这次苏军的警告射击并非对天鸣枪。巡逻组迅速往山上撤退，袁国孝看到巡逻组的领队裴映章颈部鲜血淋漓。
巡逻组的人刚撤上阵地，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扑了上来，中国边防军不曾想到，苏军阵地出现了装甲车，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东南方（应该是东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正好对着袁国孝负责的方位。
袁国孝记得巡逻组战士曹新龙撤到阵地上后，用电台向指挥部呼叫“九点零五分苏军向我开枪”。接着，袁国孝看见站着呼叫的曹新龙被击中，接着报话机被苏军击毁。前方后方联系中断。
阵地上，只有袁国孝的枪榴弹可威胁苏军装甲车。他朝苏军装甲车打出生平第一发枪榴弹实弹，但有效射程只有150多米的枪榴弹，甚至没有飞到山脚下。袁国孝抬高枪口，第二发枪榴弹勉强飞过山脚下，依然够不着装甲车，袁国孝徒劳地装上第三发，还未瞄准，就突然失去知觉。
接下来的战斗，袁国孝40年后方才知晓。中方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与指挥部用信号弹联系，当初确定还击为两发信号弹、停止射击一发、后撤三发。但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发射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彻底凌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战斗变成一边倒的屠杀。
下午13时10分（相当于当地时间10时50分，北京时间和当地时间悬殊两小时20分，应该删除“下午”二字），苏军占领中翼组无名高地，战斗结束。无名高地上，巡逻组11人和中翼组无名高地9人被包围，除袁国孝外全部阵亡；中翼组东面小山头阵地（应该是中翼组676高地）4人中的2人在后撤时阵亡；南翼组4人、北翼组3人试图穿越苏军火力封锁时阵亡。中方总计28人阵亡，12人负伤。而苏方则在步兵仰攻山头时付出2人阵亡、10人受伤的代价。
英雄到叛徒
从战场炼狱、战俘噩梦到意外回国，袁国孝没想到还有更戏剧的转折在后面。
袁国孝一入国门就被送到塔城军分区卫生所检查。路上到处都是欢迎英雄回归的人群。到了卫生所，是盛大的欢迎仪式，袁国孝恍惚如在梦中。他记得当时语无伦次，只会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记得中午吃饭时，有首长告诉他，给他特意准备了老母鸡炖的汤。
刚体检完，乌鲁木齐军区（应该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徐国贤就亲自到病房看望，《解放军报》记者刘东升随行记录。那个下午，徐和袁整整谈了三个小时，徐对袁国孝在苏联的情况问得非常细。
袁国孝忆及当时的心情，称“比在苏联时还复杂”，“你到底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审问我的？”现场记录的刘东升回忆，袁国孝当时身体很虚弱，已有些神智不清，说话有气无力。徐国贤不时轻拍袁国孝的肩膀，让他不要动，谈话过程和风细雨，技巧十足。
袁国孝顺利通过组织的考验。
9月27日，塔城军分区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袁国孝在两名士兵搀扶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山呼海啸。
袁国孝从小能说会道又能写，他按准备好的稿子一通慷慨激昂的发言，得到首长们的欣赏。这莫大荣誉让袁国孝不再担心叛徒问题。
10月1日，袁国孝又被拉到乌鲁木齐参加建国20周年大庆。近两个多月时间，各边防站纷纷邀请袁国孝作报告。这些报告里，都尽量避免“被俘”之类有损解放军形象的字眼，强调袁国孝被捕时与敌人的英勇斗争。
铁列克提之战，似乎让袁国孝意外获得了不敢梦想的一切。当袁国孝和同乡一同穿上绿军装时，不少人看好袁国孝的前途。40多年后，昔日同学仍记得他小学时的多才多艺。
风头正劲的袁国孝见到了父亲。铁列克提之战后，袁国孝的父亲每天给他写信，袁国孝回国那天，一位同乡寄出一封信告诉袁的父亲，让袁国孝的父亲遭遇了一番丧子之痛。
10月17日，袁国孝的父亲到达乌鲁木齐，见到了生还的儿子。而袁国孝正沉浸在被拥戴为英雄的欢呼声中，对战争的生离死别并无感觉。
几天后，袁国孝的父亲跟着袁国孝的演讲团到了托里县，父子俩单独去了烈士陵园，找到那座原来刻着“袁国孝”、现在刻着“李国贞”的坟墓，袁国孝突然被莫名触动，与父亲抱着墓碑号啕大哭。袁父边哭边问他是要娘还是贪图前程。袁国孝突然觉得“功名”不重要了。
突然心灰意冷的袁国孝无论首长怎么摆道理都再无热情。这颗边防部队刚刚升起的英雄之星销声匿迹了。
1972年（应该是1971年元月中旬），袁国孝复员回乡，20天后结婚。
回到故乡的袁国孝，只字不提部队经历，甚至在2008年之前，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在铁列克提的经历。但不少同乡战死铁列克提，参战者仅袁国孝一人生还，如果袁国孝被俘后没有叛变，而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没有提干？不但周围对袁国孝议论纷纷，甚至公社、大队、武装部的干部也怀疑袁国孝。
袁国孝被叛徒传言逼得几乎发疯。有一次袁与生产队长争执，对方公开谩骂他是叛徒。气结于胸的袁国孝卖掉家里一头羊，几只老母鸡，凑了40多块钱，跑到塔城军分区，开了一张证明，称袁国孝同志参与铁列克提战役，作战英勇，被俘苏联后，坚贞不屈。
袁国孝把那张证明递交给武装部，但他没法挨家挨户敲门，让乡邻看那一纸证明。袁国孝今天仍然记得，生产队长伤害他的那次争吵是在1974年7月14日。
只有把精力都用在生存问题时，袁的委屈方可减轻。从1970年代末始，袁国孝做过很多生意：卖过铝锅、贩过牛马、养过鱼、烧过砖，但都不尽理想。最困难时，妻子生病熬药需要一个砂锅都买不起。直到1996年才出现转折，到2006年，他开始“发大财”，做辣椒生意，9天内赚了18万。袁国孝成了慈圣镇有名的“辣椒王”。
所有生意上的成功，都不如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激动。2007年，塔城军分区来电，希望他帮忙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袁国孝发狂地骑着电动车跑了三天，由于牺牲者都不满20岁，亲戚、邻居对他们几乎没什么印象。袁只找到一位烈士的母亲。
铁列克提战役中到底有多少伤亡，官方各种出版物和报道莫衷一是。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的主任芦继兵通过大量考证，得出牺牲28人的初步结论，此数与民间其他几位长期致力于铁列克提之战研究者的结论相同。
当年塔城边防部队服役者，早已习惯了铁列克提之战被遗忘。直到2006年，河南省为安抚退伍老兵，以参与铁列克提战役的名义，将柘城县1969年入伍士兵全数纳入补贴范围。袁国孝是真正的作战人员，加上他的热心和财力，使他有了特殊威望，袁国孝终于能挺直腰杆谈当年的战斗。
2008年10月，受塔城军分区邀请，袁国孝和战友杨俊奇一起去了铁列克提。作为主阵地唯一幸存者，他找到无名高地旧战场，现场回忆战斗情形。次年清明节，他带妻子一同祭扫战友，告诉她当年的九死一生。
袁国孝能重返旧战场，得益于奇妙的历史轮回。这片让双方年轻人泼洒鲜血的荒山石岭，在2003年9月23日生效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勘界工作中，被划归中国一侧。旧战场主阵地的无名高地，2008年被命名为“忠勇山”，并立碑纪念。
袁国孝说，如果可能，他愿带想去的战友都去一趟，旅费不是问题，他唯一担心的，就怕给军分区“添麻烦”。
每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纪念日，这个昔日的“叛徒”都是发起乡里老战友聚会的组织者。但2012年的8月13日临近，战友们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袁国孝。后有人从他家人口中得知，袁国孝在温州的生意出了点问题，他必须亲自处理。纪念铁列克提的事，得等他回来再说。
（李记者的原发手稿：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d208801019ge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