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距离风暴中心某个遥远的地方，一开始也许并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它正是引起大局改变的直接因素。最近中菲两国在黄岩岛的冲突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自身独特性的大国。其实没有任何体制可以说自己是独特的，而所谓的独特性只不过是在模版上添加几件并不重要的饰物，或者对模版小作改动而已。制度更新是模版的更新。近百年来的各国制度变革不是以美英为模版，就是以苏联为模版。一国的政治变革是世界总趋势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内事件。在过去的100年中，中国经历了两次并非华美的转身，第一次转向英美模式，然而这个转体动作没有最后完成，不过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家总体上仍保持着面向西方的体位。第二次转身出现在1949年，政治集团的大换班使中国转向了东方的苏联，国家发展从此长期脱离了西方世界的影响。
政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也来自外部世界，而它的方向主要是由外部的国际环境决定的。外部因素是促进内部变革和1911、1949年政治变化十分重要的动因，没有外部相关的因素根本不会有相关的政治变化，当时世界政治的复杂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局势。自苏联模式落败后，世界政治的大趋势呈现出明确的单一化特征，民主制度顺利地占领了每一个发生了变革的场所，这也为中国的最后一次转身规定了方向。
一
黄岩岛事件突然揭去了覆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中国在世界的真实地位和处境。政府多年来精心织造出来的面纱使自己一直未能看清周边和国际环境的实际图景。
从两国军力和经济实力对比上看，中国和菲律宾完全不具有对称性。中国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军队，每年的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菲律宾什么也不是，它在黄岩岛同中方对峙的军舰，即最先进的军舰是2011年购买的美国退役巡逻舰，其海军现役的83艘舰艇也全是陈旧的二手货。
要完全理解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冲突及其后果，我们有必要还原整个过程的一些细节。菲律宾军舰在4月10日堵住在黄岩岛泻湖内捕鱼的中国渔民，中国两艘海监船与之形成对峙，4月18日中国方面派出最先进的渔政310船开赴黄岩岛海域维权护渔，20日中午到达目的地。4月22日，菲外长呼吁东盟国家针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新一轮挑衅”表明立场。4月23日中方将渔政310船撤回国内，表示愿通过友好磋商解决黄岩岛事件，菲律宾方面回应会继续在黄岩岛部署船只，并在23日宣布将派两艘战舰和一架反潜机赶往黄岩岛，24日菲武装部队北吕宋地区司令宣称菲律宾海军处在待命状态。面对菲律宾的继续挑战，中国官方媒体发射了连珠炮般的语言导弹进行还击，声称中国已作好了战争准备，南海舰队少将也发表声明，称一旦局势需要，就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中国海军定将不辱使命。4月24日中国国防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军方视情况介入的可能。
菲律宾政府就像赌场上的“老千”有计划地控制着赌局，为把赌局做大，它先是不断扩大事态，激怒中国，诱使中方不断押牌加码，等到中国出动渔政310船好象是作出最坏的打算时，“老千”也亮出了它的王牌，要求东盟国家选边站队。接下来，中国方面撤出渔政310船。大国一方首先退步，黄海紧张的战争气氛骤然缓解。所有人都知道，中菲发生肢体冲突的可能性已近于零，至于其后的语言冲突就只能算是外交上的你来我往了。
黄岩岛事件在中国撤出渔政310船已经告一段落，但它对中国来说不是危机的结束，而只是危机的开始。
中国和菲律宾都不想在黄岩岛兵戎相见，但在双方已经拉开架式后，不管是威胁还是准备一搏，先行退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示弱，而不是体现大人大量的宽宏。半个世纪之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历了一场比这严重得多的军事对峙。美国发现了苏联在自己的后院——古巴部署导弹后，从海上封锁了古巴以阻止苏联运送导弹的船只，同时严厉要求苏联撤走所有已经运到古巴的导弹。事态迅速升级，双方武装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阴云骤然笼罩了世界。世界双雄都不想扣动战争扳机，但又都不想成为输家。两个超级大国的意志在做最后的较量，最后，以克里姆林宫的退却结束了这场空前的导弹危机，苏联的大冒险成为外交上的奇耻大辱。
黄岩岛事件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无法与美苏之间的导弹危机相提并论，况且是菲律宾首先挑起对抗。在两个力量完全不对称的国家中以小制大，这在世界史上都属罕见，只有在一个老大帝国的黄昏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它成为周边或内部活跃的小掠食者围捕的对象。菲律宾背靠美国的支持，同时有东盟10国作它的外交后盾，它有把握地预测，中国不敢对自己发动军事打击。但中国也可以预测，菲律宾也不敢进行战争冒险，美国虽然制约着中国，但也制约着菲律宾，它不可能被菲律宾拖入一场十分危险的战争。
菲律宾的外交优势使中国方面进退两难。如果打，难保美国及其盟国不深度介入，如果说美国当年与苏联达成了互不干涉各自在势力范围内的行动自由的默契，是因为美国和北约惮于苏联和华约的强大实力，那么美国今天对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忌惮。去年开始，它就已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非常明确地针对“中国威胁”，并受到中国东部和南部多数邻国的欢迎，把它当作可以倚重的力量抗衡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的还有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世界性和地区性大国，它们在面对中国时习惯地将自己称做民主国家的联盟。澳大利亚同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但它选择与美国军事结盟。美日同盟则一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
中国一旦选择为黄岩岛而战，中国诉诸武力正好为“中国威胁论”作了事实上的注解，中国政府对东盟苦心经营多年的“睦邻互信”、“战略伙伴关系”可能就此结束，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同日本在钓鱼岛以及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的处理。
现在探讨另一种情况。如果放弃武力，坚持对话解决，后果将会同样糟糕。对话不难，但指望通过对话解决南海分歧则完全不切实际，它只是把问题继续后推而已，但时间并不是都站在中国一边。虽然中国以后仍然可以继续在国际场合与东盟以战略伙伴关系握手言欢，但其实际意义几何不言自明。
武力威胁在国际交往中是避免使用武力所采取的常见的威慑策略，但威慑的效力必须建立在威胁可信的基础上，要避免使用武力有时就必须决心使用武力。为了使威胁变得可信，大国之间关键时刻不得不玩起危险的战争边缘游戏，通过展示实力，显示决心，以阻吓对方。不可信的威胁不但无效，而且有害，比不威胁相比，其情形要坏十倍不止。中国在南海的威慑失效，可以想见的后果就是，越南、菲律宾等国对南海岛屿的蚕食行动今后会变本加厉，它还将进一步产生扩散效应，对中国今后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大国的行事能力是一个极大的削弱。
在中国同菲律宾的冲突背后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及军事博弈。在一对一的对抗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会获得胜利，而在国际棋盘上的对决，看的是盟国力量的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集团的力量决定了胜负，它两次挫败了强大的德国，它两次帮助弱国和小国坐到了赢家的席位上，羸弱的中国也由于同美国的盟国关系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了向世界说不的权力。
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周边环境在急剧发生变化，美国及其盟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军事部署和战略互动十分频繁，以美国为首的22国环太平洋2012海上大军演包括了该地区除中国之外所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国家，被中国视为准盟国的俄罗斯也参与其中。中国的孤立令国人吃惊。专家们和国家的报道机构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奇迹”将中国民众的自豪感推到了世界屋脊的高度，他们觉得全世界都有求于崛起的中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要向北京寻求资金摆脱债务危机，一幅中国再次回到世界中心的画卷已然打开。黄岩岛事件猛然打开了一个窗口，民众通过它看到的是一个大国消瘦而孤独的身影，“世界第二”带来的虚幻快感消失之后，终于回到了现实中，由此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还需要时间去适应。当然，在“崛起”意识强烈的中国官媒看来，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恰好证明了中国的强大富足，那是中国因为崛起而招致的强烈嫉妒。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总是操着呆板乏味的语言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成不变的表态就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颇符合中国传统智慧的中庸温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好象理应在国际上收获许多朋友。而美国呢，到处插手世界事务，充当世界警察，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仅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它就两次打伊拉克，入侵阿富汗，制裁缅甸军政府，支持伊朗反对派，带头实施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而它每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指控那些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的国家，简直把“干涉别国内政”作为自己的内政在例行公事。
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能作出充分解释。崇拜强者的实用主义处世态度是人类通病，不止是日本民族才会这样，而且和盲目虚骄相比，它并没有更糟。而如果更深入一步地考察当代外交事务就会发现，国家实力仅仅只代表国家形象的一个方面，一国的制度以及制度包含的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在当代外交中显得尤为重要。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血腥镇压人民时仍然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正如看到邻居失火不但自己不去扑救，还阻止他人扑救，是对生命和道义的漠视。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它的国内形象决定的。大英帝国时期英国政治家的一句名言“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揭示出了国家行为的基本特征，被奉为外交圭臬，但它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对利益的理解，不仅仅只是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还包括了制度和价值观的利益。世界交往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民主国家之间都强调拥有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上述变化的缘由，是因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外交政策，现代外交打破了由少数政治家所垄断的局面。制度和制度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利益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所在。每个国家的民意都倾向于支持拥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可以断言，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被西方国家制裁和受到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的缅甸只要实现了民主化，缅甸民主政府很快会把外交重心偏向西方。其实，这个过程自2011年总统吴登盛宣布放松新闻管制、释放政治犯和解除党禁时就已经开始，它已经单方面提出结束同中国在密松电站项目上的合作。
中国的孤立其实是制度的孤立。
二
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中国最近20年在国内实行的政策集中而清晰地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发展经济，而经济上的努力又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式理想结合起来。把政府的权力实用主义目标植入民族抱负的宏大历史命题中，这是所有威权政府为自己寻找合法基础的常用技巧。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让他们感受到经济上的实惠更是释放社会压力的减排措施，以收获近期政治利益，把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消解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另一个重大施政目标是稳定压倒一切。它是不是也压倒经济官方未加阐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它与第一个目标是辨证的统一，它宣讲这样一种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维护政治稳定，而只有维护政治稳定才能获得谋求发展的环境，维稳因此事关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的福祉。但权力的逻辑则昭示，经济与政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发展经济从属于政治权力的需要。
国内政策的思维和它所体现的理念一定会反应到对外政策上，发展经济的国内目标在同世界交往中变为经济外交，通过物质利益或者叫经济利益的诱导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而同时也对对方形成一定的约束，这一策略就是中国古代的“羁縻”政策。它一度获益颇丰。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的巨大投资机会和第一人口大国不可限量的市场潜力，让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抢滩中国，它们的政府积极予以配合。克林顿在总统竞选中以经济纲领吸引选民并赢得选战，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中美两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确立了“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战略地位。1997年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对东盟出手相援，既展示了不凡的经济实力，又颇获邻国的感激。近些年，中国的巨额订单是中国的外交大礼包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局希望以经济外交实现两大目标，一是表明自己崛起，同时也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善意，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和平崛起”，是世界秩序的维稳者，同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完全不同。但是，其他国家并不会按照你宣布的意图去理解，而是认为“崛起”就意味着一种改变国际秩序的力量出现，新的崛起者将会象历史上的强国一样谋求用武力改变既有秩序。这样推测中国的确没有道理，因为事实上，中国的权力历来都不奉行向外扩张的霸权主义，而是表现为向内扩张的强权主义，中国崛起的宣示并不是为了谋求对世界或地区的领导，主要是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量，通过显示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来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提高政府的凝聚力。尽管一些更加了解中国的观察者指出中国的强大是一个可疑的事实，一方面民众普遍的低水平收入与一个强国的实际不符，另一方面，国内突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则对它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但“中国威胁论”还是日趋流行起来。
“中国威胁论”获得市场与其说是因为中国实力很强大，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外交立场很特殊。以下事实并非偶然，它几乎支持所有那几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府。中国的立场虽然从国内政治的因素可以理解，但很难说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别国看来，作为大国，它没有表现出对人类普遍利益——人权价值的尊重和维护。中国方面对中东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革命的负面评价和对利比亚、叙利亚独裁政权的支持，失去了阿拉伯人民的好感。从阿拉伯人民的角度上看，支持镇压人民的独裁政权正是对自己的威胁，是对人民获得自由的威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干预，直至出兵，则为自己塑造了值得信赖的人权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不管中国威胁是不是一个事实，“中国威胁论”却的确已成为中国外交一个不断加以澄清和消除其影响的重要课题。
中美关系是中国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重大利益问题时，美国都是不可逾越的存在。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无视美国的存在。同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中国虽然不能对美国造成重大利益威胁，但它的合作能减少世界警察的许多麻烦。然而，两国政府所期待的良性互动很难产生，它们一直在不断猜疑和价值观的反复冲突中加深分歧。贸易磨擦只是表面上分歧严重，但实际上并非是根本因素，两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针锋相对表明，无法弥合的制度差异才是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它们不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就是正常地沟通都非常困难。
同处理美国关系时的极易激怒相比，中方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则要从容得多，因为在这里它是自信的，觉得有能力把控局势。中国的国际“维稳”策略（完全不同于国内的高压维稳政策）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体现最为充分，它对小邻居采取怀柔政策，尽力营造睦邻友好的氛围，通过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联系，使之最后在经济上倚重中国。利益安抚，而非力量威慑，差不多是中国唯一可用之计。在中国的推动下，2011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虽然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没有起到约束东南亚国家的作用。
绕开价值观的经济至上在国内行不通，国际上同样行不通，在一个民主国家占绝大多数的世界上，民主语言才是外交的通用语言，不符合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一个大国必须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它如果只能与世界少数几个镇压人民的政权同气相求，就越来越孤立。一个大国不是它因为块头高大，而是因为它对人类承担的责任重大，它要通过对世界民主和人权事业所作的贡献来显示自身价值，赢得世界的尊重，当它有一天用民主和人权的世界语同其他国家交流的时候，它不但发现这个世界时怀“亡我之心”的敌对势力要少得多（西方想灭亡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污化西方的众多言论中最离谱的之一，不要说任何国家都无法消灭也无法消化体积如此庞大的国家，即使傻子都知道，消灭中国就破坏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只有害处，而绝无好处），而且也会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世界，产生以前所没有的自信和力量。
制度文明是人类全部文明的核心，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于人类的道德追求。人类幸福不是由经济指标决定的，而是因为人类对尊严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一个有道德的制度为所有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基本人权提供同等保护。所有人都向往自由，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保障自由，而在于保障谁的自由：民主制度保障所有人同等的自由，使所有人获得尊严，专制制度则是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来保障统治者的绝对自由或者更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毫无疑义，一个使所有人拥有同等自由的制度比一个维护少数人绝对自由的制度更加道德。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是无法掩饰的制度对立和竞争。尽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有意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别是世界经济陷入麻烦而难缠的泥沼中之后，经济问题成为各国政府要处理和应对的主要事项。许多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也利字当头，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和政府要员展开公关，好象印证了中国古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具有绝对真理的价值，但各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制度胎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时代把制度的对立竞争推到了极至，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我们要把你们埋葬！”表明他对苏联制度和力量的极其自信，可最终被埋葬的是苏联制度——当然，埋葬它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民主和苏联人民。
三
科技的强弱，人口的多寡，资源丰富与否，都是决定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凝聚力。政府同人民形成一体，国力就强，而一个政府在国内有很多“敌对势力”的国家不可能强盛。同人民一体的政府，认真地履行自己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职责，国家和政府维护公民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尊严，权力听命人民和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民主政府在国内没有任何自己要打击和防范的敌对势力，国家内部因此具有很高的凝聚力。凡是在公民听命于权力集团并被严格监视的国家，权势者和无权大众之间持续紧张的对立就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力量消耗在对内部局势的控制上。不受外部约束的权力集团一旦其内部也丧失约束能力，权力就呈现出流氓化的一般趋势，打，砸，抢，瞒，哄，骗，一样不少。社会被仇恨所撕裂和分崩离析的前景不只是令统治者感到害怕，也同样让公众深感不安。
政治清明，社会公正，人民生活富裕，即使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也有它的力量——被称为软实力的力量。它的一党执政的成功经验使中国官方产生了极大兴趣，它似乎与中国执政者加强党的领导的急切要求正好吻合，30年来，这个人口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南洋小国几乎成了中国官方朝拜的圣地，一批又一批官员组团去实地学习它善治的智慧和经验，试图取回为官的真经。两国体制某点表面的相似性（一党掌权）使中国方面看不到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的巨大差别，它们的制度差别并不亚于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别。
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内在条件。缺乏内在稳定性的社会，使用强力维持的稳定会越来越走向极端和危险，到一定的时候就极具爆炸性，因为这样的维稳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加速积累和激化矛盾。对一个盲人长期采取严密的布网控制，远远超出了人们基于常理的理解力，完全失去理性的维稳制度凸显了社会内部高度紧张的程度，一根绷到了极限的橡皮筋已再也不能承受对它施加任何外力了。
黄岩岛危机在这时出现，是个不小的麻烦。中菲在这个小岛的冲突最后结果目前尚不可知，但大局势已经十分明朗，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拉开了序幕。除了菲律宾狂购军备充塞武库，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也已迅速加入军购的行列，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目标：中国。
二十多年前，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认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它既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更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定调，韬光养晦，不要惹事，利用和平的世界环境发展自己。情况恰如所愿，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让中国政府能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斗争中。但现在国内种种不稳定的因素正以危险的速度增加，而一场国际危机又出乎意外地光临。政府突然处在了要同时应付对内和对外两个战场的艰难时局中，而且它现在正在为如何阻止经济衰退甚至可能是严重的衰退而进退失据——2008年大把撒钱的财政刺激方案带来了一系列后患，2012年已经不能再次使用，新的能够立即解困的神奇偏方又不知在哪里。
从国内维稳经费（官方称应该叫公共安全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事实，把对国内的维稳称做一场战争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据媒体报道，中国2012年的维稳经费达7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当年6300亿元的国防经费，而一支专门的维稳部队即武警部队，其规模和装备已堪比解放军。维稳经费的不断攀升与国内群体性事件的连年增加以及与官民紧张程度不断加剧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明确，随着社会冲突进一步恶性发展，所要付出的财力肯定要持续高攀，同时还得面对来自几个国家的军备竞争，即使不发生战争也必须要为战争作准备。
没有任何国家强大到这种地步，其国力可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放弃一场战争，即同其中的一方实现和解，化干戈为玉帛。但事实上不能高估人类的理性作用，人类的贪欲使他们更加倾向于追求成为通吃的赢家。即便是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内斗仍然没有止息，或为消耗对手，或为保存自身实力。况且当前面对的两场战争都有其特殊性，还不是真正的战争。在国家内部的冲突，其中的一方根本不是武装力量，但它凭着极大的人数优势和权利诉求的行为正当性，又足以对现有权力秩序造成致命威胁，维护权力的一方使用强大武力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凭借集中了全国所有重要资源的优势而不会妥协和解，除非另一方在精神上彻底缴械。要面对的另一场战争将主要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资极巨的军备竞争——这是保持相互威慑的必要基础，没有在短时间内解决分歧的可能。南海局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不会直接威胁到国内权力秩序，权力的性质决定对外妥协和解比对内妥协和解容易得多，但南海问题的性质——小国具有多数和外交优势，中国实力稍胜一筹——又决定双方互让妥协的余地小。
在两条战线上对峙的财力压力必定造成国库陷入左支右绌、不能兼顾的困境。近10年间财政每年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或更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开足马力征税还只是政府增收一个方面，它还在利用各种公开和隐蔽的途径提高收入，完成了大量私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比如，政府垄断土地所有权造成的房价畸高榨干了年轻人及其父母两代人的血汗，民众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支撑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连续繁荣和政府的土地财政。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通过价格控制把民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进行输送，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利用自己的利率控制权把存款利率长期压制在零以下的负值水平上，以致它在2011年的利润占到世界银行业总利润的20%。政府还利用货币发行权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使大众财富不断缩水，使得本来就收入不高、仅够温饱的民众更加贫困化。在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未来陷入了普遍地焦虑之中，中国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阶段更加剧了普通人的无助感。人们对收入的下降今后会变得非常敏感，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即将告罄的可怜巴巴的钱袋子在告诉你，从那里实在榨不出多少干货了。
政府的收入水平目前已接近了极限。过去的许多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基础，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性盛宴已经落下帷幕，中国继美国、欧洲之后进入了经济下滑通道，今年的前几个月，中国经济明显表现出增长动力不足，强弩之末的迹象已经显现。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过去二十年并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奇迹，它从90年代开始的经济快速上升，不过是世界经济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和世界的强劲需求带来的结果，中国以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全球资本，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迅速地改变了上述所有的有利条件，西方世界的需求萎缩，世界经济进入低潮期，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世界工厂的日子开始变得苦涩，而它又始终没有形成内生动力和内需拉动，经济减速已不需要预测，而是事实，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继续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不再存在。
根据一般经济逻辑，国家实行减税是恢复经济活力所必要的，但这不适合于扩张性的权力。扩张性权力必须伴随着扩张性财政。由于长期将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保增长就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十分复杂的经济形势极有可能促使当局采取短视和饮鸩止渴的政策，并被某种成功的假象所迷惑，最后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局面失控。
权势者很容易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错觉，总以为自己掌握着一切，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可以缔造世界和平，可以扭转不利局势，但实际上，他们取得一些成功只是因为顺应了潮流，他们能控制局面只是因为局面还可以控制，他们能扭转局势是因为局势尚在可以扭转之时。穆巴拉克没能扭转2011年的局势，美国政府没能扭转2008年的局势，希腊政府以及整个欧盟扭转不了当前希腊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再往前看，东欧国家领导人没能扭转1989年的局势，苏共没能扭转1990年的局势，无论是中朝军队还是美国牵头的联合国军都没能扭转三八线划定的局势，拿破仑没能扭转1814年的局势，强大的英国军队没能扭转美国独立的局势。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顺着强大的洋流向前运动，每一滴水都参与和推动了浩浩奔腾的洋流，但任何一滴水都不会影响洋流的运动。每个人也都在推动世界潮流，是世界潮流的一分子，但每一个人又都不可能改变潮流的方向，不管他是正面推动，还是逆向用力。
四
中国不会崩溃，只会改变。在人们看到了中国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广东乌坎村的村民娴熟地运用“西方那一套”争取和运用权利，谁还相信中国会有崩溃的一天呢？中国南方有组织秘密会社的悠久传统，出生于广东的革命者孙中山同样沿用了这一传统造反形式，现在乌坎村村民的反抗则与过去进行了彻底割裂。大多数中国人学会和能够利用民主程序解决分歧，保持民主所需要的妥协精神，就不会使社会发生不能弥合的彻底分裂。当代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冒险去摸石头过河，要做的其实相对简单，就是象乌坎村村民一样按照现成的路径到达目的地。
在“中国特色”的粉饰下获利丰厚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独特性的坚持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为了独特性与整个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国家意志不会允许这种我行我素的遗世独立。中国在完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闹腾文化革命，但还是不得不在1971年打破自我封闭与美国携手。
改变是必然的，但人们常常使用粗糙的历史类比来看待未来的改变，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变将引起天下大乱。他们从中国长期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看到改变的不祥之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经历的长期战乱更让人对政治和社会变化感到不安。在科学实验中，人们通过实验检验结果是否正确，但在历史领域，没有实验室可以复制历史，人们便只能根据似是而非的“历史教训”作出结论，而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1905年清政府派5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时候，身负使命的大臣对宪政为何物茫然不知。这一年发生在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成为中国的转折点，日本的胜利既刺激了朝廷作出立宪决定，由此宪派登上历史舞台，也鼓舞了革命党人建立更广泛的反清联盟，并在是年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已是一个军事化社会。中国社会的军事化过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就明显起来。人口快速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矛盾在乾嘉时期就相当突出，大量无地农民失去生活保障，他们只好自谋生路，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形成庞杂的江湖大军。动荡的生活为秘密会党和土匪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流离失所的人们结盟拜会，不法滋事，拦路抢劫，反抗官府。当洪秀全杨秀清一帮人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在广西偏僻山区组织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时候，湖广一带的会党起事此起彼伏，既为他们提供了掩护，也加速了太平军的力量聚集，大批会党成员加入了洪杨队伍。
太平天国军队的溃散以及湘军解散所产生的无数散兵游勇加入到会党、土匪以及华北的造反势力捻军中。秘密会党与土匪其实很难区分，他们粗鲁好斗，占山为王，骚扰村庄和城镇，内部又称兄道弟，相互帮助。革命者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积极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在四川、湖南、陕西等省的光复中，会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后，为了填补王朝瓦解留下的权力真空，各省积极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而在经济破败的农村，当兵或者为匪成为很多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的出路，两者不存在实质的不同，都是为了糊口和生存。
普遍的贫困、全国性匪患，动荡的社会，为军阀和战争搭好了舞台：军阀抢夺地盘需要大批军队，土匪则为军阀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尤其在省和省之间的边界地区，由于政府管理力量薄弱，地形复杂，土匪凭借有利的环境长期与官军周旋和进行游击战，社会秩序已完全崩溃。军事化社会不但使造反的成本降低，同时又提高了获取最大收益的几率。在20世纪20年代，拉上一支队伍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任何人只要拉上几百人就能当上营长、团长，再扩大队伍就能割据一方。到1930年，全国土匪人数达2000万左右。兵与匪形成了特殊的相互依存、彼此转换的关系：部队从土匪中招募新兵，溃散的部队和逃兵则加入土匪行列。
在乱世中国，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是组建军队，暴力手段是推进政治利益最有力的甚至是惟一的方法，拥有最强大的军队的个人或派别拥有最大的政治发言权。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形成政治军事化的悲剧性局面，直接根源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失败，但国际大环境的作用也绝不亚于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中国自戊戌变法开始，政治上的重大转变就融入了世界潮流，太平天国是中央大国最后一次完全按照传统唱本改朝换代的尝试。辛亥革命的方向和建国理想是西方的，三民主义是西方思想的产物。这时，宪政民主制度所体现的信念和理想虽然吸引了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但中国的普通大众对它一无所知。从世界范围看，这种制度也仅仅只在西欧和北美等少数几个地方获得胜利。更不幸的是，正值古老的东方大国艰难转型时期，世界在急剧地转向暴力化。1911年到1949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结束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始于1937年结束与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力和战争是这个时段里的世界主题，即使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也只能算是暂时休战。在同一时间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毒化了全球的空气，极权主义制度在欧亚大陆上一时取得了对民主制度的明显优势。中国东边的邻居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北边的邻居在全面纳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控制后积极输出革命，寻找插手中国的途径，虽然它不象日本那样出兵中国，但也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它按照自己的模式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为之提供经费，培训它的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人员，把中共变为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日俄两个邻居对中国影响之巨至今都无法估量。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则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外部因素比国内因素更加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局势的走向。1905年是中国的重要转折点，1937年也是国共两党命运的转折点。抗战时期中共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张，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其后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大量先进军事装备使中共军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又一次质的飞跃，已完全具备了同国民党军队一较高下的资本。苏联方面，这时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对抗——冷战——已经开始，把中国拉入它的社会主义阵营将在同西方的力量对比上发生有利于自己的重要转变。
美国作为中国的战时盟国也在施加对中国（通过执政的国民党）的影响，它希望塑造出一个美国版的中国——强大而民主的中国，能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在1945年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希望以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消除中国内战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两个分别拥有上百万大军的派别，一个坚持大权独揽，一个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过去几十年间军阀和土匪共生共存，社会军事化导致的政治军事化，世界史无前例的全面大战，国际上登峰造极的极权主义，国内国际的这些重要元素都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的导向性力量，最终造成中国彻底朝向苏联的转身。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也结束了，美国从中国的盟友变成了敌人，直到今天，对中国它仍然是让人爱恨交加的危险对手：一方面官员们将自己的妻儿子女送去美国留学或定居，享受美国的自由，另一方面官方又始终把美国作为向中国输出自由价值观的“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防范和抨击。
中国第三次来到了转型期，同上一次相比，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社会条件还是国际大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足以为所有年轻人解决就业，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障，也是消除战乱的根本因素。只有普遍的贫穷和饥饿才会催生出大量的充当炮灰的同类，只要没有了炮灰，任何想通过军队达到个人目的或者野心勃勃幻想成为乱世枭雄的人都是一场春秋大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而有便利，民主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迅速传播和深入大众，中国变革的主角将第一次由大众担刚，这决定政治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是和平的，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中国已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