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不可忘记的“夹边沟”视频/图文-爱华网

作者：应学俊时间：2013-08-17 22:20:09 分类：重读历史

标签：夹边沟右派和凤鸣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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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按】当我们在谴责日本回避和否认历史、谴责日本拒绝反思和道歉，高喊“只有不忘历史，才能避免历史重演”时——无疑，这确实该强烈谴责——但我们是否认真反躬自省过自己如何对待应当反思和向人民道歉的历史？

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夹边沟”，但更多人并不知道。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曾经是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甘肃近三分之一的“右派”）。所谓“右派”，皆因中央号召广大人民“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因言获罪，大多仅仅是几句算不上“反动”的话，甚至还有因同情“右派”而成为右派的。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受尽凌辱和折磨的同时，恰逢三年大饥荒，他们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不到千人——“夹边沟”成了一个谈虎色变尸骨遍地的死人场，吃老鼠、吃树皮野草籽、在排泄物中找吃的以及吃死人肉已成为并不罕见的事情。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迁到高台明水农场。1960年11月，中央才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继续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或其它劳教、劳改农场。

和凤鸣惨痛的历史经历已经写入国内禁映的完全按史实拍摄的电影《夹边沟》，那是撕心裂肺的。该影片在网络上虽能搜索到，但没有相当“钻”互联网的功夫很难找到、看到。

这里，综合2005年凤凰卫视所做的三个关于夹边沟的“社会能见度”视频，并综合钱理群教授的文章加以摘编。在视频中我们能看到和风鸣等夹边沟幸存者以及《夹边沟》作者杨显惠先生的音容，聆听他们的历史控诉！

诚然，当年的许多“右派”并非都有“夹边沟”里那些右派的遭遇，他们有许多是监外服刑——曰“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外出须向街道、派出所报告，成为任人可以唾骂的贱民……这些非“准夹边沟”式右派的遭遇在各地发生着，多少人不堪凌辱、磨难而自杀，而他们的亲属又有数百万人受到各种牵连、歧视和打击，那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在哀鸿遍野的全国性饥荒中，再无人敢于发一句牢骚提一句“意见”……

现在如有冤假错案尚可申请国家赔偿，而几十万错划“右派”者受了20余年磨难，在文革后也就全部“摘帽”了事，未闻“道歉”一说，更不用说“赔偿”！

诚然，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固然没有意义，但遗忘和回避历史则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日本回避和否认历史的错误行径。为了冤死的先辈故人灵魂的安息，为了子孙后代不忘自己的民族所经历的灾难，更是为了严防历史重演，我们应当让历史定格，让历史告诉未来！

【核心提示】这里是综合编辑，来自钱理群教授的相关文章，来自8年前凤凰卫视的“社会能见度”专题电视节目，来自南都周刊三年前的报道……这些使我们能从更多角度了解“夹边沟”其事其人的真实原貌，带给我们更深层的思考。首先呈现三个视频，可见《夹边沟》作者杨显惠以及和凤鸣等好几位“幸存者”的讲述——

1、如下面的视频不能播放，点击这里：

2、如下面的视频不能播放，点击这里：

3、如下面的视频不能播放，点击这里：

钱理群教授在“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文中说：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评：姜昆等曾有此谬论。电视剧也有此类表现。悲哀！】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指《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 钱理群读“地狱里的歌声：读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钱理群在“地狱里的歌声——读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一文中写道：

　　……把书放下，我不禁颤栗起来：真好像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我想起了鲁迅的《写于深夜里》。面对国民党政权将革命者秘密处死的空前的大黑暗，鲁迅这样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记得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而现在，却突然发现：人们都说他有一双“毒眼”的鲁迅，还是太仁厚了：连他也没有想到，中国还会出现罩着“革命”的神圣之光的地狱，“惨苦”到不仅“看不见”，而且还要强迫“遗忘”。——我因此有大恐惧。

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除了“论暗暗的死”之外，还写了“一个童话”、“又是一个童话”、“一封真实的信”几节，讲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为同情革命，参加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木刻研究会，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狱，并因此“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

《经历》的作者和凤鸣和她的丈夫王景超应该是曹白的同代人，都是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在1949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但到了1957年，就是这个他们无限信任，对之表现了无限忠诚的“革命大家庭”，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了地狱。这是一个更加离奇，更不可思议的“童话”——“童话”这一词也显得过于轻飘，这里充满了层层叠叠的血污，这又是一个新的，更具中国特色的“吃人的筵席”。

我们必须直面这“革命地狱”，看它如何将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看它怎样把真正的“人”变成“非人”。

【以下为“早茶”介绍和风鸣的悲惨经历】

和风鸣：拒绝遗忘

●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恰恰是身为女性的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为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当时代悄然变迁，终将翻去这并不明亮的一页时，幸好还有一些记忆固执地镌刻着自己，如和凤鸣。

● 因言获罪

　　和凤鸣的家庭出身并不好，父亲1949年前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组织，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她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中学时的和凤鸣已被革命洪流深深吸引。她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这是她纵身跃入革命潮流的起点，也是命运被裹挟的开始。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然而败也萧何，当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浪潮，写出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革命年代的爱情，往往没有什么浪漫的开始，却要面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考验。

“反右运动”开展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

传汉武帝曾赐给击败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壶酒，犒赏军中将士。霍将酒倒入当地泉水中，与诸人共饮，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后更传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

但与古诗幽情迥异的是，酒泉实际上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时有大风沙，饮水尚且困难，无论美酒，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和凤鸣与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成永诀。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奔赴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苦难对人命运的捉弄。

一个在“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评：国民党时期也是曾有“模范监狱”的】，一个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碱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碱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帽子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清除个体残存的独立思想。如钱理群所说的“精神隔离”，它剥夺人自由思考、言说的权利，束缚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 阅后即焚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还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终究长歌当哭，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守着孤独的和凤鸣，唯有继续书写日记，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这真如钱理群所说：“这也正是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思想、生命，连同它的文字表达，都应该‘全部消失’。人也终于失去了自我倾诉的权利。”——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羞涩一笑，婉拒道：“有些内容我也不愿意……”不愿意分享，还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场？直

到改革开放后，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和凤鸣的读者亦是难友，打来电话告知她这一喜讯。“我那个片子实际上是搞《夹边沟》的副产品。”和凤鸣说起自己的口述史纪录片时，尽管自谦，也难掩自豪之色—“这片子在美国、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三天，只取了七八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 拒绝遗忘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三十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三十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三十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失踪，似乎预示着三十年前在此劳教改造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也终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每念及此，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经历》一书的创作。

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留存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

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六十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四十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借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如钱理群所评价，“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

● 长歌当哭

《经历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册，还是靠和凤鸣的老领导刘爱芝及时寄给她三万块，才能自费出版。和凤鸣把通信地址和电话留在了书的尾页上。五年后书籍再版时，又把学者钱理群的评论放了进去。迄今为止，循迹而来的读者、难友，或写信或通电话，已有一两百人。

因一本《夹边沟记事》，凡有媒体到甘肃采访，牵线之事必找杨显惠。又因这本《经历—我的1957年》，凡有难友欲寻亲人故旧，也脱不开和凤鸣的人际圈。

　　和凤鸣有一个棕皮小本子，按区号分隔，记满了全国各地各界难友的联系方式，详细到包含座机、手机、地址与邮编。杨显惠本来也有一个通讯录，去年装口袋里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于是，和凤鸣的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诺亚方舟”。有当年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幸存者，有读了书后认出亲人影子的死难者子女，也不乏铁流、章诒和等同样亲身见证过历史的老“右派”们。

尽管有些人不愿意重提旧事，但，“愿意说的‘右派’，还是多数”。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就像她在纪录片《和凤鸣》中的讲述，偶尔有哽咽，但大体平静、通顺，用的是略显文学化的语言，多来自她亲笔写下的句子。

为了出版《经历》第三版，和凤鸣曾写信托付某出版社总编。因为敦煌文艺出版社在责编被迫检讨八次后，已无力承担出书任务。尽管还在等待新闻出版局的审批结果，但自今年4月开始，耗时半年后，和凤鸣已将书籍修订完毕。客厅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布满了她用红笔修改、增删的痕迹。

如今，和凤鸣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选举权、政治改革、言论出版与民主自由。高血压与骨质增生限制了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范围和次数，却没有限制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台老式电视，还有全国各地的读者，不定期寄来其可能感兴趣的报道、书籍等。在光线最好的书房里，堆着许多关于毛的境外书籍。若抚开上面的尘土，或许可瞥见这位老人的思路历程。

二战后，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郎兹曼倾注11年时间拍成《浩劫》，与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波兰人对话，试图重建那荒谬年代的历史。而对于和凤鸣来说，她的“经历”如苍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对晦暗历史与人性的见证，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记忆的延续。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戏唱得不错。和凤鸣在改造时，也一度是唱眉户剧的台柱子。然而两人相守八年，从未有过配戏的机会。

“这段苦难升华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一如几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过近百次的那支俄罗斯民歌—“草原大无边，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爱情我带走，请她莫伤怀，找个知心人，结婚永相爱。”□

▲ 钱理群说和凤鸣谈到的“饥饿惩罚”

早就有过这样的名言：知识分子如不接受改造，就“不给饭吃”。这不仅是恐吓，更是现实。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中，被劳改和劳教的右派自是首当其冲；所谓“夹边沟事件”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夹边沟农场原是犯人劳改农场，1957年后半年反右以后，改为右派的劳动教养农场，“收容”有甘肃省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1960年9月，除了瘦弱不堪者外，又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

1960年12月，因死亡人数太多，经中央干预，而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仅一千一百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无辜者都“钻沙包”了。——这是当时的俗语：因每天都出现大批死亡，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住，抛在戈壁深处的荒沙包里。

而据官方自己透露，六十年代初，“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而当时全省总人口才一千二三百万（《经历》，406页）。这都是血的数字，其背后更是无数血的记忆。

　　一个右派，因为饥饿，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深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割麦前，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摆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ＸＸ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看下去。”“（死者的妻子）唐迪凤苦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作为右派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经历》，282—283页）。【评：这是毫不夸张的。在那些年月，如果“右派”或什么“反革命”的亲属如果为死去的亲人嚎啕,这本身就是极可能被批判和斗争的“罪证”——“逻辑”很简单，这就是“同情”敌人，也就与“敌人”没什么区别了。】

这里所描述的饥饿与死亡，是可怖的；而这位队长所宣示的“革命逻辑”却更其可怖：明明是因为饥饿而吃了过量的生麦子而暴死，为什么反倒是“自取灭亡”，而且因此背上“同党顽固对抗”的罪名？究竟谁有罪？

▲ 钱理群说“帽子”——“命名”

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政治帽子”——“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

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1986年10月18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血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

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天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

【附录】 “右派”改造地图（非全面）

宁夏

黑城农场：位于固原县城往北50公里处，1960年7月中旬起，陆续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到场部报到投入劳动。

中卫姚滩农场：位于宁夏中卫县姚滩。

甘肃

安西十工农场：地处甘肃省安西县。“右派”在这里要干许多苦重的农活，但生活还算平稳。

小宛农场：位于安西县境内，隶属甘肃省农垦总公司。

山丹农场：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赵俪生曾在此劳改。

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近3000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内蒙古

乌兰农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在此劳改过。

辽宁

拉塔山劳改农场：地处辽宁葫芦岛兴城元台子乡砬子山，现为国家级的苹果研究所。

黑龙江

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5月7日，黑龙江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各省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而各省市地县办的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干校参加体力劳动。

音河农场：位于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归北京行政管辖，如今已成为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当年也是改造“右派”的地方。

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省东南角的密山县，建于1955年，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劳改农场。丁玲、吴祖光、李锐等人在此接受过改造。

北大荒农场：北大荒指位于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之间的广大荒芜地区，上世纪50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从1958年春起，1500名“右派” (包括聂绀弩、丁玲、艾青、吴祖光、尹瘦石、丁聪)奔赴北大荒。

850农场：北大荒农场，隶属于牡丹江农场管理局，位于虎林境西南部，目前，已经发展成新兴小城镇，著名记者戴煌在此接受过改造。

853农场：北大荒农场，隶属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总场部建在小青山南麓小清河畔。

852农场：北大荒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现更名为八五二分公司，是1998年我国第一批上市的黑龙江省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16家企业之一。诗人艾青在此接受过改造。

云山农场：位于虎林市境西部，现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系统国营农场。

友谊农场：号称中国第一大农场，隶属于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分局，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南。1979年，农场党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

吉林

洮南保民农场：地处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南县洮河乡，有800多人在此劳改过，80％来自吉林省各市县，也有来自北京的教授、学者。

河北

唐山柏各庄农场：现建为唐海县，隶属唐山市管辖，保留国营柏各庄农场名称。作家萧乾在此接受过改造。

团泊洼农场：地处河北省静海县，接收过800多名“右派”，郭小川在此写下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清河农场：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1957年，清河农场首次分五批接收了3000多名“右派”。如今清河农场已改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

天津

板桥农场：是天津“右派”的主要劳改农场。

北京

北京斋堂：位于北京市门头沟斋堂乡，据说北大共划“右派”1500多人，文科劳改地点就是斋堂，而理科的“右派”是去华北无线电制造厂。作家王蒙被划为“右派”后，也曾到斋堂劳动。

北苑农场：地处德胜门外土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是关押改造国民党军官的劳改砖厂，后来变成“地方国营北苑农场”，是接收“右派”劳动改造的地方。

团河农场：隶属于北京市大兴县。1962年下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分两批把原来分散在各劳改单位劳教的“右派”共400多人集中到团河农场改造。

江苏

板桥农场：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

上海

奉贤县五七干校：位于上海远郊奉贤县，1967年作家叶永烈被发配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河南

息县五七干校：钱钟书及夫人杨绛、俞平伯、沈从文、胡绳、何其芳、吕叔湘，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吴敬琏等曾在此劳动。

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位于河南信阳市潢川县。叶至善、周振甫、肖也牧等在此劳改过。现在是全国106所五七干校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旧址。

湖北

国家计委襄樊北干校：被划为“右派”的朱镕基在1970年至1975年被下放到这里劳动。

文化部咸宁向阳湖干校：干校总部设在咸宁，1997年咸宁市政府在干校旧址上建起博物馆。冰心、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臧克家、萧乾等在此劳改过。

沙洋五七干校：在此劳改的“右派”有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冯亦代等。2008年5月，成为湖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东西湖农场：位于武汉东西湖区。姚雪垠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下放到武汉郊区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青海

塘格木劳改农场：地处青藏高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现已并入西宁监狱。400多名“右派”在此接受过劳改。

四川

长寿湖国营农场：地处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镇，目前，长寿湖已被列为著名风景区。1958年，近200名“右派”在此改造。

峨边沙坪农场：地处四川省乐山市沙坪县，到处是荒山野坡，现已改为四川沙坪茶场。在这里接受改造的主要是成渝两市的“右派”。

雷马屏农场：地处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小凉山地区，现在是四川雷马屏监狱。

广东

三水农场：是广东省境内的主要“右派”劳改地，离广州不到百里。

云南

东风农场：地处滇东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曾经杂草丛生、豺狼出没。

元江红光农场：在云南省元江县，现为元江县红光农场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海南

南滨农场：地处海南省三亚市镜内，现为海南省国营南滨农场，是我国最南端的国营农垦企业。

安徽

白湖农场：地处安徽庐江县境内，1953年围湖造田建成，现更名为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

华阳河农场：在安庆市宿松县复兴镇境内，现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大型国有农场。

【注：资料来源互联网，有关“右派”劳改农场信息并不完整。整理_吴桂霞 (感谢谢泳、冉云飞、董国强等学者提供支持)】

　　王兵，男，1967年出生于陕西省,199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 ,1996年进修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2010年，中国电影导演王兵两次来到加拿大，他带来的新片《夹边沟》使参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和蒙特利尔新风格电影节的观众们坐立不安，这部有着中国残酷历史记忆的电影还无法在中国获得公映。

记者问王兵：“你知道，在国内拍电影要有剧本备案、拍摄许可证……”

王兵说：“我不知道这些！我觉得，我拍的是堂堂正正的作品、堂堂正正的电影，如果交流的平台不畅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的电影向全世界发行，实在(国内)不能放就是不能放吧。” 【评：王蒙有一本书的题目就叫“大道无术”，窃以为以此形容王兵很贴切。唯有追名逐利者才会忧心忡忡，总是算计这个盘算那个。】

说到电影评奖问题，王兵更显得坦然，完全一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的态度：“每一个评委的看法不同，判断不同，喜欢的也不同，那么现在就是看这一次的评委，他们认为当下什么样的电影比较重要，这就是看他们的判断力了——这不是考我呢，这是考他们呢——那对我来说就是，你给我奖就给，不给就不给呗。”

王兵说《夹边沟》从“纪事”到电影：杨(显惠)老师的书里有19个故事，我们主要选取了其中的三个作为基础：《上海女人》、《逃亡》和《一号病房》，我们还花了三年的时间去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找到了照片、文字、书信，(对故事)重新结构、重新调整，所以说杨老师的书是一个源头。

这部电影被中国《当代艺术》杂志主编程美信评论为“政治灾难背后的人性悲剧，考验着中国人的历史勇气和人性良知。”王兵自己则说它阐述了新中国前30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生存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王兵的电影深受前苏联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的影响，细致刻画人的内心压力和冲动，努力呈现现实中的真实秘密和内心世界。他曾在9小时的纪录长片《铁西区》中尝试用电影语言缩短影像与人物的距离，被欧洲影评界誉为“真实电影”的杰作。十多年来，王兵一直试图用摄像机“看透人、行为及生存的真实性”。这一次，他在加拿大透露“拍完铁西区后，我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使得我对世界不再那么肯定，更相信宿命。”

王兵的新片《夹边沟》是一部剧情片，花了他六年时间制作。2004年他就确定了剧本和叙事框架，2005年到07年采访了100多人，耗时3年的采访为的是找出历史的原始面貌。他说：“花那么大的精力做这部片子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阐述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生存和生活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夹边沟讲述了从1957年到1960年，三千多名右派被遣送到甘肃酒泉戈壁滩夹边沟劳改营里，严酷的斗争和大饥荒把这里变成人间炼狱，一半以上的右派被活活饿死。

王兵说：我们(拍的)这是一个到了明水(指甘肃省高台县明水乡，夹边沟农场右派在1960年秋天被迁往条件更艰苦的明水乡的一片荒滩，而在这里，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变得越发严重——记者注)、最后三个月的故事，而“夹边沟”本身是一个三年的故事。就是说一千多人从夹边沟迁场，迁到明水，然后三个月后，国家就认为这个是出了问题，“甘肃省的极左思想”，中央批评了，所以实际上当时的夹边沟事件。所以王兵认为：政府下过文，对这个事情是否定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可谈”的。

王兵回忆道：“我最初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上海女人打动了我，她让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如孟姜女哭长城，窦娥冤等流传至今的中国民间历史故事，这些人物我们从小就记忆深刻，我觉得和她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尽管因拍摄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王兵弱化了这出悲剧的残酷程度和戏剧因素，最后的片子只是“基本完成故事”，达不到“原始事件的强度”，但《夹边沟》还是被国际影评人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和“奥斯威辛”。

在欧美参加电影节时，人们担心王兵的创作是否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空间所容，他的回答是自己在中国拍片非常自由，没有人来干扰。他认为“政治在中国特别复杂多变，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政治就是相互利用，说不定将来我的电影也会被人利用。但现在决定一切的，就是利益。”

王兵的电影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无论是《铁西区》还是《夹边沟》，都没有进入中国电影的官方发行渠道，他认为除了审查制度以外，市场因素也是其原因之一。人们通过在黑市上购买盗版DVD，看到了他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的电影。关于自己的电影将来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前景，他表示无法预测。王兵坦然地说：“这都是未来的事情，很难预料。但我觉得我的影片讲的是这个地域人的生活，和这个地域人的记忆，这些记忆有些是公共记忆，有些是个体记忆，还有一些是个体的现实生活，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商业性，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道德论理和社会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有一天它们会被其他人接受，会被允许放映，但这需时间。”

与王兵接触，人们会被他的沉默所打动，实际上他很像自己拍摄的纪录片《无名的人》的主角，他坦言自己个人喜欢无名的人，尽管贫困但享有自由，最重要的是，他的美在于其自然状态，在那里他可以呈现最原始的自我支配意识。

在当代中国迅速走向泛娱乐化的今天，像他这样执著于严肃创作的电影人，既凤毛麟角又不合时宜。当今天的中国电影已经不再能够记述和表达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的时候，王兵和他的电影，起码实现了一次微弱且局部的抵抗，证明电影不仅仅是娱乐，一样还可以具备更伟大的力量。【评：这话说得太准确了——“中国电影已经不再能够记述和表达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不论是“重庆事变”还是“陈光诚”抑或诸多“美女与野兽”的故事，还有赖长鑫的“远华”红楼、“红会”、“中石油”……有多少能拍出惊心动魄的大片！然而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影视作家们除了玩玩雷人“抗战片”、“宫廷戏”还能玩什么呢？】

吊诡的是，无论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本片在未来都极有可能不会迎来多少中国观众——事实就是，夹边沟事件背后的悲哀与荒谬，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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