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元和：精昆曲，嫁给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顾传玠；
张允和：擅诗书格律，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
张兆和：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名编辑，嫁给文学家沈从文；
张充和：才华最全，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三姐妹与三连襟：元和、顾传玠（前排）；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兆和（后排左起）
家庭
20世纪的中国，没有任何亲姐妹能像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姊妹一样，近距离地接近中国的权力巅峰。同样，恐怕也没有任何同胞姐妹能如合肥张家四姐妹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历久弥新的美谈。身为民国闺秀，合肥（后搬家到上海，又定居在苏州）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分别于1907至1914年出生，见证了时代的巨变以及中国传统仕宦阶级进入现代后的改变。
四姐妹出身出身在富裕且有权势的家庭。她们的父母分别是安徽、扬州的大家族。她们的祖父张树声因帮助清廷平定叛军立下赫赫战功而获“勇敢巴图鲁”的称号，官至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直隶按察使，《清史稿》有传。张树声兄弟九人，排行老大，皆为淮军将领，靠和太平军作战发迹，在合肥最终成为和李鸿章一样的大家族。张树声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儒将”之名。他非常看重吴地的人文史迹，主持重修了沧浪亭内五百名贤祠，并且撰写了宝带桥碑记。对于昆曲他更是爱好有加，着力扶植。他生有九个儿子，其中张云端曾任前清川东道台，云端膝下无子，便从五房过继了一子，这便是张武龄。张树声去世后，遗留下了巨额财富。当时，合肥张家有万顷良田，仅在张武龄的名下每年就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这种衣食无忧的大家子弟中难免有不少抽鸦片、赌博、娶姨太太的，但张武龄却是一个决然的“反叛者”。深受“五四”新思潮浸染的张武龄觉得自己的名字封建味道太浓，就自做主张改名为“张冀牖”，字吉友。张冀牖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纸牌，不吸烟，一生滴酒不沾，唯一的爱好就是藏书。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另外，他还怕久居合肥，生活在庞大的封建家族中，自己的子女会受到陈旧积习的沾染影响，于是，张冀牖便举家离开合肥，前往上海。不久，他再率家眷定居苏州，在胥门寿宁弄安下家来。而这个山明水秀、民风清嘉的文化古城深深吸引了他和他的全家。合肥“张家”的这一支从此定居苏州，并很快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与张树声叱咤中国近代史不同，张冀牖一改张家世代从政的传统，变成了一名淡薄名利、一个专情于笔墨纸砚的文弱书生。他能言善辩，诗词满腹，充满着革新的思想。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在苏州办学校，倡导新式教育，所办乐益女中，曾聘请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任教。张充和在文章中回忆说：“祖父给爸爸取名‘武令’，字‘绳进’。爸爸嫌这名字封建味太重，自改名‘冀牖’，又名‘吉友’，望名思义，的确做到了自锡嘉名的程度。他接受‘五四’新思潮。他一生追求曙光，惜人才，爱朋友。他在苏州曾独资创办男校‘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已多，女校尚待发展，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女中。贫穷人家的女孩，工人们的女儿，都不收学费。乐益学生中有几个贫寒的，后都成了社会上极有用的人。老师中也有几位真正的革命家，有的为革命贡献了他们可贵的生命，有的现在已成为当代有名的教育家或党的领导人。”1938年壮年去世。
父亲和母亲
张冀牖的第一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36岁就去世了。16年怀了14胎，留下了张家四姊妹五兄弟9个孩子。继母韦氏又生一子，即有了为人称道的张家10姊弟。据四姊妹的姨祖母讲，当年母亲被娶进张家的门，掀去盖头抬眼一看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彩四射，太美了。只有姨祖母当时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不会长寿的。也许真是佳人薄命，她36岁就去世了，留下了张家四姊妹五兄弟九个孩子。后来迎娶的继室韦均一又生一子，遂有了为人称道的张家十姊弟。颇有意思的是，张冀牖将女孩儿们的名字都带上了“两条腿”（元、允、兆、、充四字），意味着女大不中留，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的名字都有象征着家族的“宝盖头”（宗、寅、定、宇、寰、宁六字），表示应当留在家里。但是，实际上只有五弟寰和是惟一“留守”苏州的。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父亲对女儿宠爱有加。尽管如此，他对下一代的主张却是：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张家姐弟十人，从小便生活在安逸富足的环境中，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遭人厌恶的纨绔子弟，而是各有所成。长女元和，精昆曲，其夫顾传玠为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次女允和，擅诗书格律，夫周有光为语言学家；三女兆和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夫为一代文豪沈从文；四女充和通书法，执教于耶鲁大学，夫为汉学家傅汉斯。几个弟弟分别是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六兄弟中，老大张宗和与老二张寅和去世稍早；三弟张定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四弟张宇和是张家惟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五弟张寰和继承父业担任“乐益”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张宁和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
十姐弟
四姐妹与父亲
张家四姐妹被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个个身手不凡，叶圣陶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于1930年自办了一个家庭刊物《水》，自家人写，自家人印，自家人看，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油印家庭文学刊物。张家兄弟也不示弱，创办《九如巷》。后《水》实力日渐雄厚，《九如巷》的成员们也被拉拢了过来。《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后来，由于张家10姐弟天各一方，《水》停刊了。一泓清水浸润了近70年的岁月。1995年，二姐张允和先生决定将《水》复刊，10月28日，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一封约稿信，给五弟的信开头是“最最亲爱的小五狗……”
《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封面，张充和题
昔日的贵族没落，合肥大宅里的共同的少女记忆；曾经的时代新潮，四姐妹是第一批上海中国公学的预科女生；曾经的世纪旧影，比如与昆曲艺人的联姻；激荡的时代变幻，她们爱好的昆曲曾经喑哑；50年后，她们的身影出现在昆曲舞台。这一切，都成为她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连同岁月沧桑，成为她们生命的底色。张家旧事，象是水流，润蕴着，浪迹微微，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始终充满活力，动人心弦。
元和
元和是四姐妹中的老大，比弟妹都成熟些，所以性格也更老成持重。元和的故事，是一个职业昆曲艺人妻子的故事。她的丈夫顾传玠，是个昆曲演员。他在当红的两年里曾风靡整个上海，无数观众为他疯狂。
元和在上海读大学时，常常看顾传玠的舞台演出，她和她的朋友们是他的戏迷。1929年，张元和与二妹张允和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大学里爱好昆曲的女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昆曲组，请光华大学的童伯章教授教她们昆曲，童教授教的是《牡丹亭?拾画叫画》，女孩子们都被剧中柳梦梅爱慕杜丽娘的痴情所感动，都想看看舞台上的《拾画叫画》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上海大世界正在上演《牡丹亭》，戏中人柳梦梅由昆剧传习所的名小生顾传玠扮演，但戏只演到《冥判》，不见演《拾画叫画》。张元和与二妹伙同其他女同学便冒冒失失地写了一封信给顾传玠，请他表演《拾画叫画》，不久竟有了回音，顾传玠同意在大世界表演《拾画叫画》。女孩子们不禁又惊喜又害怕，喜的是她们的愿望真能如愿以偿，怕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大世界是个流氓横行之地，男学生都很少光顾，更何况是女学生呢？为了能看演出，那天，她们特邀了好几位男同学做保镖，叫了出租车浩浩荡荡壮着胆子来到大世界。演出开始了，顾传玠扮演的柳梦梅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一出场就紧紧抓住了观众，台下静静的，女孩子们和观众一起屏声息气地聆听着柳梦梅婉转悠扬、回肠荡气的美妙歌声。这次看昆曲，在少女张元和心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那个年代，一位名门闺秀和一个戏子之间即使是退出舞台的戏子发生感情是不可理喻之事，因为那时候戏子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1939年4月元和与顾传玠的婚事曾令当时社会大为震惊，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事渲染。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
据周有光回忆，他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最支持和理解大姐的是二妹允和。在元和写信给她倾诉心中隐情时,她不怕天不怕地好大的胆子,竟代行家长职权回信给姐姐:“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好一个痛痛快快的“辣妹妹”。顾传玠写信给张允和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
想必是元和对昆曲和舞台的热爱促使她下决心嫁给这个男人。但除了昆剧，顾传玠和元和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一旦结合，他们的命运就被牢牢地连在了一起。离开舞台后，顾传玠尝试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先后尝试过股票、烟草采买、调查田地开垦等事；他还卖过中药，开过毛线制品店。元和不太显露强烈的情感，除了丈夫和儿子，她对别人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抗战八年，元和是姐妹中唯一留在沦陷区的。即便在别人大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她仍然能保持优雅的仪态。尽管元和婚后的日子远逊从前，但她对顾传玠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她从来不在背后说丈夫的坏话，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有什么坏习惯。但元和的婚姻中显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扰，她的遗憾也全与丈夫有关。
1949年夫妇双双去往台湾。1965年，顾传玠因肝病逝世。丈夫去世后，元和有一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葬在浅坟中。元和叹道：“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玠”的意思就是“玉”，对于元和来说，顾传玠是一块美玉，元和嫁他缘于戏台，最后又葬他于戏台之上。
1972年张元和移居美国。她在国外创办曲社，致力于弘扬昆曲，继续培养昆曲人才，并常与曲友一起登台义演，他们的曲社经常受到美国各大学的邀请，深受欢迎。在80多岁的高龄时还客串出演了电影《喜福会》。
2003年9月27日病逝于美国，享年96岁。
允和
这位“最后的闺秀”，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亲友们用“侠肝义胆”来赞誉她，她却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
虽然身为女性，允和却有着坦率倔强嫉恶如仇的英雄情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允和就不喜欢看戏里的爱情故事，她喜欢那些性格鲜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里她最喜欢的是关公。
在娘胎里就不安分,七个月急急来到人间,自称“除了大脑发育得好,其他哪里都没有发育健全”。人瘦得像韭菜叶子,整日“无事阑干”哭得无了无休,是人世间最难养的孩子。人人喜欢一逗就笑的胖乖乖,谁耐烦泪眼婆娑的病苗苗?可没办法,仗着体弱多病,从小干干(奶妈)疼父母宠,除了天地父母,就是这一脑袋稀疏黄发的二小姐了,谁也惹不起。厨子都不敢烦她,每天鸡未叫,睡眼惺忪先一声苦叹“小二毛哭了,该起床做饭了。”到了不哭的年龄,她出落得四肢瘦弱头脑发达,性格开朗活跃,腿勤、手急、眼快、话多。她说自己的“快”还没有快过爸爸,小时候做过实验,和爸爸同看一本书,一页没看完,爸爸却要翻页了,“我是一目十行,爸爸是一目十二行。”
允和12岁前就熟读了唐诗、宋词,尤其爱读司马迁的《史记》。小小年纪就口口声声“讨厌汉高祖,喜欢项羽,有气派。”一次父亲看到小二毛又在书房翻书,便抚着她的头问:“小二毛,你顶喜欢什么人的诗?”允和脱口而出:“纳兰性德。”父亲很奇怪:“为什么喜欢他的?”允和振振有辞:“他的诗有真感情,动人,文字绮丽。”
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允和、充和姐妹双列其中。提及张允和,称她的诗“有风骨、有神韵,情致浓烈,富有生活情趣和哲理;既有女性作者之细腻,又透出一种阳刚气。”
允和从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胆弥补了体格方面的缺陷。从小学习昆曲，使她“在几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场，出了错，也不害怕。”允和擅长在公开场合演讲，在乐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几何概念和数学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辩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还在学校接触到哲学、生物、当代政治和体育活动，学习帮助她走出阴霾，最终获得了历史系的学士学位。
允和在姐妹中结婚最早，她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
坐落在上海吴淞口炮台湾的中国公学是按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大学，当时的新启蒙运动主将胡适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这时的女同学会主席正是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以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之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的语文学权威周有光，1929年那年还是个英俊腼腆的青年。张允和十六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就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但他早已心仪秀美的允和，所以常常找借口去看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张允和却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男孩，她从东宿舍藏到西宿舍，还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周有光每一次出击都没有得逞，只能失望而归，张允和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这一次，周有光的浪头冲破了张允和的石堤。他们一起到江边散步，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长征。他们在石堤上坐下来，两人都紧张得没有一句话。周有光拿出一本小书来，张允和看了一眼，心想：这个人真坏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书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尽管允和没有让有光达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恶”的目的，但允和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书里还是担忧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十张纸的长信，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对于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放，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由于周有光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从光华大学借读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们相约在西湖的花前月下，这对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身子保持着一尺的距离，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
爱情就像一棵甜甜的果树，五年的卿卿我我，花开花谢，也到了该收获的时刻。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新式而简单，来的人却非常多。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和和睦睦，平静安详。
战乱却使她尽尝颠沛流离。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与周有光辗转逃到四川，女儿小禾突然得了盲肠炎，因找不到医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慢慢死去。1941年5月，一家人逃难住在重庆郊区，一年半后，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此时丈夫又一次奔波在外。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而小禾的一块小手绢则始终留在她的身边，那是未及6岁便离开人世的小女儿唯一的遗物。从1937年秋直到抗战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这并非抱怨之辞，只是实话实说。
1938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重庆南温泉。
解放后，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尽量充实自己。她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如何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的内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她的观点，于是聘请允和帮助他们编辑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这份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
但是没过多久，允和就决定退休。尽管对教历史和编历史教材颇有兴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妇女。“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她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老虎,吓坏了。每天除了写检查,不吃不喝不睡觉,平白患了齿槽骨萎缩,失落了一口的白玉牙,快嘴的允和只能未张口先举起手帕,成了“掩口葫芦”。
解放后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她就下了岗,回到上海。这只80多斤重的老虎从此养在家里,做了46年的家庭妇女。她说:“‘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1956年,她随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丈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巧的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同一个院子,竟是旧地重归。刚刚散去的委屈一下子重聚心头,她大哭着对周有光说:“我要走,我要回上海!”慢郎中周有光轻声细语好言相劝,她留了下来,在这抬头低头都是熟人的院子里,一住25年。又是一次“塞翁失马”,在北京,她结识了她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她最尊重的恩师俞平伯。自幼酷爱的昆曲成了她终身的职业,1956年“昆曲研习社”成立时,俞平伯任社长,张允和被推举为联络组组长。
1953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苏州。
从1956年到1964年，允和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联络组长，这个研习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昆曲传习所的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为研习社联络大小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领过单位的钱，她的工作完全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在给各报社写有关“曲社”的报道的同时,张允和并非有意地开始了自己的散文创作,过硬的童子功显现在字里行间,和她的词作一样,非同一般。俞平伯先生说她的散文写得比诗好,“尤其是文章的结尾,悠悠不断的,很有味道。”儿子晓平对妈妈说:“你的文章很有才华,可以写下去。”允和好笑“这好像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谁知道是儿子对母亲的夸奖,好笑!”篇什不多的散文,并不引人注目,多数不是为了发表,“自己写着好玩”。50年代末,“曲会”响应号召写现代戏,演现代戏。张允和挖空心思写了一出《人民公社好》,其中有一场写公社的供销社,“楼上有绸缎,楼下有葱蒜”完全是她想像中的供销社模样。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这一弱小个体要想永不消失，就须将一点一滴汇入涓涓小溪，流入滔滔大江，最后涌入无边无际的海洋。1995年，白发才女张允和忽悟出这点，觉出了有续办《水》杂志的必要。允和的白内障共作了两次手术，后植入人工晶体方才有些微弱的视力。为了使《水》能长流不息，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她86岁开始学习电脑打字，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有时，还是半夜时分，她就起床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为了不影响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灯光。她不会汉语拼音，发音又是半精（京）半肥（合肥），硬是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在稿上注上音，幸好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鼎力相助，她终于从“亲爱的”三个字开始学会了打字。开头用短信练手，无论给谁的信开头总是“亲爱的……”筹划了两年，1995年10月28日，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一封约稿信，给五弟的信开头是“最最亲爱的小五狗……”。除了办《水》，允和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历时几十年。1996年2月，《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总共印了25份，除了十姊弟或后代外，只给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前几期的组稿、编辑、电脑打印工作都是由张允和承担的，她自封为主编，封三妹这个老资格的大编辑为副主编。老出版家范用称此为“世界之最”，最小的刊物，最老的主编。张允和感觉良好，说自己是“三自”，即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自命不凡。但二八（88）年华，究竟非复当年，精力不及，以前又没有做过专职编辑，一些错漏没能察觉。严谨认真的三妹批评二姐“拆烂污”，二姐顺水推舟，倚老卖老，从第七期起交副主编张兆和主持，她退居“二线”，可主编的职务不让，还是那么霸道，和小时候抢苹果吃一样。
张允和和周有光情深意笃，走过幸福而漫长的人生。允和常说，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79岁上，她提笔写出了与爱人定情全过程的美文《温柔的防石浪堤》，记叙了“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文章一经发表，引得那些越来越不知情为何物的后人啧啧惊叹。1928年，吴淞江边，张允和和周有光私定终身于那个长长的石堤上，一个是红粉丽人，一个是翩翩少年。四妹充和在二姐结婚那日唱了首昆曲《佳期》助兴，咏叹着似水的良辰。在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5年后，他们的感情依然浓烈。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1933年4月30日，他们结婚了。如果听老人们的话，这个日子不吉利，正是月末，是个“尽头日子”。当时家里的保姆还悄悄地拿着他们两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但是允和先生说：“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他们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位算命先生如果知道了，只怕要羞得钻到地底下去了。
允和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周有光觉得真正的人生应当从80岁开始，他常对着自己的光脑袋说，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这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他认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下放批斗的时候，天空中的大雁集体排便，腌了整个会场上，唯独周有光戴顶大帽子幸免于鸟粪。
晚年两人补拍的婚纱照上，93岁的周有光题“人得多情人不老”，89岁的张允和题“多情到老情更好”。 张允和说自己属大器晚成，“晚”到90岁时才“成”。1999年她先后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后的闺秀》和《张家旧事》，一时甚为文化圈内人士津津乐道。她还常在中央电电视台露面，语言俏皮，举止又有戏剧味，观众都说她是个“俏老太太”。她曾自豪地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
晚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又过一次生日
“白发才女”张允和（1909~2002）是中国语言文字专家、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周有光、张允和夫妇也是一对令所有人都眼热的情笃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动。
周有光先生不仅高寿，而且仍然忙于著述，他出版了杂文新著《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版)，收录他在百岁前后所写的有关文化、历史、语文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有23篇是百岁后的新作，有的是首次发表。以百岁高龄而仍然密切关注全球新变化，思考不倦，笔耕不止，如此思想家，难得一见，这本新著，也因此格外令世人瞩目。周有光先生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普通话标准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和《汉语手指字母》的制定，先后发表《汉字改革概论》《新语文的建设》《世界文字发展史》《现代文化的冲击波》等专著20余种，论文400多篇，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比较文字学等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经历了坎坷的岁月和人生风暴之后，允和的情感和身体竟然都没有留下什么创伤，一直活到九十多岁，这实在是个奇迹。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
8月时，气温连续数日保持在40℃以上，家里不得不开空调，于是允和感冒了。14日上午，护士照例来输液，她感到不舒服，连中饭都没吃。下午，精神好些了，吃了晚饭，还到周先生的小书房里说了一会儿话。晚上8时，护士准时再来输液，没多久，她又说不舒服，家人扶她坐起来，咳嗽之后，虚汗不止，突然向前倒下。护士急忙拔掉针头，打电话叫救护车，但一切都晚了。在抢救的过程中，周先生一直在旁边守候，紧紧攥着她的手，似乎想给她起死回生的力量。可是他没有成功。他一直送到楼下，目视救护车载着相伴69年的她渐渐远去。18日，人们与她最后告别。她仍然是一袭紫衣，盘发依旧，阖目如睡......8月24日，家人与亲友将允和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她的确如同一片飘然而去的枫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优雅背影。
晚年张允和和张兆和
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著名的情话，便是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写给夫人张兆和的。
四姐妹中的三妹兆和，因为嫁给了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四姐妹中最出名。但兆和却对名声在外似乎很不习惯，常常显得沉默寡言。兆和年满19岁后，吸引了众多男性的眼光，他们都对她满怀仰慕之情。对此，不止是兆和自己十分意外，就是她的姐姐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家里，从未有人注意到她的姿容丰采。她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在兆和的记忆中，自己早年的长相和姐妹们所描绘的差不多。她喜欢在傍晚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步，和姊妹们一起读经书，每天“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张”。看门的老头从自己的碗里分给她一些糙米饭，她也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是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也没有人会为她心痛流泪。母亲很爱她，但是母亲太忙，没有太多时间管她，她会让兆和呆在自己房间里，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芦给兆和，让她自个儿玩。她不在意独自解决问题，情愿保持沉默。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老老实实挨罚,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由妈妈作出,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准出去,若是轮到允和受罚,她会跳起来哭叫,奶妈和保姆都跟着掉眼泪,请求“保释”。允和回忆说:“小时候,有一次几姊妹分苹果吃,我吃得最快,三两下吃完,看看三妹,她正小心捧着苹果,一小口一小口仔细品尝。我一把抢过她的苹果,她刚喊了声‘二姐抢---’,我一巴掌打过去,‘嚷什么嚷!’她马上不做声了,嘴一瘪一瘪地要哭。那时候我怎么那么不讲理呀!”
即使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兆和也喜欢单独行动，悄悄策划。在家里，她是有名的“小捣蛋”。她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地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后，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娃娃的头。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兆和有些古怪的性情。兆和内心顽固、喜欢沉思。看起来她很执拗，但是也有慷慨宽容的一面。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在学校能表现优秀，干出一番事业。她自觉在家里无足轻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她也不觉得自己受了亏待，从未心怀不满。
允和和兆和只差一岁,两人好得像一个人,无话不说。兆和从小对唱文绉绉慢悠悠的昆曲缺乏兴趣,尤其不耐烦演规规矩矩的小姐。在《风尘三侠》中,大姐元和演红佛,兆和演李靖,她坐在“龙椅”上,双脚够不着地,两腿淘气地来回荡,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好笑极了。兆和对这样的角色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自告奋勇演花木兰,她顶爱演的是自编的滑稽戏“万能博士”、“天外来客”,脸上画得乱七八糟上台最开心。她在学校宿舍里也总是出洋相,有时半夜三更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有时自言自语说“蚂蚁是有鼻子的,不然怎么偷吃我的糖”。同屋的同学笑成一团睡不成觉,她却什么事也没有呼呼大睡了。她86岁时在《往事回忆录之一:我到苏州来》中写了这样几句:“校内有练功的平台和天桥。天桥年代久了,摇摇晃晃的,谁也不敢上去,只有我敢。我还在平台上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卖布!卖布!我有中国布。卖布!卖布!没有外国货……’我还硬着头皮来来回回走那个摇摇晃晃的天桥,同学们越拍手叫好,我越唱得带劲。谁知道,乐极生悲,一学期下来,除大姐外,我和二姐都蹲了班!因为我们还同在家一样,放了学,把书包往台板里一塞就往家里跑,也不管老师有没有留下作业要做。怪谁呢?活该!”一同在学校疯玩,又一同哭着留级,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患难姐妹。
天资聪慧功底不薄的两姐妹最终还是一同考上了上海的中国公学,允和这样说兆和:“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大学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捉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三妹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兆和人长得黑,样子也憨憨的,没有一点闺秀气,还偏偏欢喜男装。那时女人的旗袍下摆是窄的,兆和从来都穿阴丹士林色的大摆袍子。一次要去参加亲戚的婚礼,家里人嘱咐她一定要穿一件新衣服,她又要穿蓝色的,允和气得骂她“人家结婚,你穿蓝布袍子干什么?”她乖乖地换了。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frogNo1、frogNo2……(青蛙一号、青蛙二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沈从文从何时爱上的张兆和已然不可考，据其子沈龙朱回忆，沈从文曾玩笑地对他们说，一次他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沈龙朱以儿子对父亲的了解，坚持说这一听就是父亲的玩笑，但从这笑语中仍可看出张兆和少女时代的清丽气度，也可看出沈从文当年对张兆和的欣赏和赞美。
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这个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景仰的著名作家沈从文，面对爱情的磨难时却也是要死要活的，用他的话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他请张兆和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王华莲从中助他，带他传话。在张兆和的日记中，提到这位老师的求助举动时，写道：“他还说了些恐吓的话，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沈从文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负气话语，在张兆和和王华莲听来“感到卑鄙”，以致于他的求助对象王华莲都跳出来对张兆和说：“若坚决不爱他，而永无爱他一日，你来，我替你解决，包不至于对你有较大的不利。”但从另一些片段中，可以看出他虽然“不是一个完人”，他却是一个“稀有的好人”。屡遭拒绝后，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不为这些空事扰乱自己读书的向上计划，我愿意你好好的读书，莫仅仅以为在功课上对付得下出人头地就满意，你不妨想得远一点……，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少，而应当知道的又太多……书本使我们多智慧，却不能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这是我劝你有功夫看别的各样书时也莫随便放过的意思。”爱情受挫之余，还能为对方学业着想，这也实在是个“有热血心肠的人”才能做出的事。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虽然是未经世事的少女，但是张兆和对爱与不爱的执拗的背后，却是最可贵的真诚。关于爱情，张兆和有着成熟理智的见解：“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对这番“顽固”的对话，沈从文在稍后的信里写道：“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我将用这教训去好好的活，也更应当好好的爱你。……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为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连续三年，沈从文不断写信给兆和，他们先是同处于一个城市，他从城市的另一端写给她，然后他到了北京，从那里写给她，随后发信地点又变成了青岛这个“海滨城市”。
1931年6月，沈从文在写给兆和的信中说：“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但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
在张兆和始终保持着沉默的情况下，沈从文一直给张兆和写了3年零9个月的情书。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是两人的转折点，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沈从文的”顽固”最终打动了张兆和，总之，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在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一旦这少女的心门打开，从这心门中漾出的又是美丽的才情和温柔的思念：“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
婚后，实际的生活困难就出现了。然而沈从文始终是个充满美好想法的人，在去湖南湘西老家的路上，他还坚持给他的“三三”写情书。
“——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说去？我不高兴！
——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太薄了点，上面太硬了点，故我不暖和……
——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当别人问起张兆和的情况来，沈从文恨不能说，她就在我的口袋里呢。
他把对兆和的思念揉进了《边城》，揉进了《长河》。翠翠和夭夭不正有“三三”的影子吗？
兆和婚后的生活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她常常失望。但是，她不会因为不能“征服”丈夫而觉得“幻灭”，也没有“对主妇职务的厌倦”。她更不担心“惊讶”的感觉渐渐“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兆和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诸如丈夫的消费习惯，她怎样才能用那么一点收入度日。正是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而且这种转变来得何等的迅速。
1935年，沈从文、张兆和与长子沈龙朱
兆和在张家姐妹中最为朴素，她远离那些奢侈浮华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因为她相信简朴是美好的，而自力更生是体贴的行为——因为能够减轻他人的负担。在写给丈夫的家书中，兆和提到：沈从文寄到北平的信都用“快信”未免“可惜”，她说，事实上平信往往比快信到得更早些。
现实生活中，沈从文在某些方面从来赶不上妻子。婚姻使他们双方更加独立，不肯受对方的影响。1937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很多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分享对书籍的兴趣，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沈从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离开北京，兆和与两个儿子都没有同行。沈从文在北平登上火车时，并不知道终点将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都困惑了。而此时沈从文表现出很大的宽容和男人的爱心来。他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即使这样他在信里对兆和的称呼仍是那样深情，从“三三”、“三妹”到“宝贝”、“小妈妈”。天才的沈从文怀着单纯的“乡下人”思维去喝着“甜酒”，其中滋味或许只有他们知晓。
在分离期间，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给她的信则少得多。当时兆和27岁，但是已经觉得“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她最担心的还是沈从文，担心他是否会在漫长旅途中受冻挨饿，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结婚以后，沈从文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把自己对兆和的认识写入了短篇小说《主妇》里。1936年，他的《湘行散记》出版，该书以两年前他在返乡之旅中写给兆和的信为素材写成，他自己对此书相当满意。在这些信中，沈从文称呼兆和“三三”，因为她是张家的三女儿。他称自己“二哥”，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
兆和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注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她告诉他。她觉得机智的“短文”会毁掉作家的天赋才华。她认为这些短文是“琐琐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写作这样的东西上。她对从文说：“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直到1938年8月，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辗转三个多月，抵达昆明和沈从文重聚。1939年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昆明。兆和带着孩子们迁居到郊区小县城呈贡。她决定搬到此处，是因为当地有一所为难童开办的学校，她可以在那里当老师。
此时沈从文有很多不太顺心的事。他在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南联合大学里任教，但是他知道学校里的一些教员因自己只有小学学历而强烈反对他担任这份工作。
在此之外，沈从文还能感受到来自兆和的压力。在一封信中，兆和曾指出沈从文对于语助词“常用错”，然后她就从最近沈从文给她的信中举出一个错误的例子，并给出正确用法的例句。
兆和喜欢编辑丈夫的作品，她承认沈从文很怕她读自己的稿子，因为她“没法子不动手改”。他会说：“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
沈从文相信女性的眼光和勇敢、正直的品性一样，有着救人的力量。兆和则不敢苟同这种看法。他们的不同源自于不同的信仰。兆和的家庭使她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帮助她塑造了对正直操守的坚持和信念。而沈从文的信仰，也许是来自他敏感的心灵，也许是极端的热情和天真，他早年的游历，湘西的风景和刚烈的地方性格。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而兆和觉得，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她也会和他一样感到慌乱不安，而且沈从文也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微不足道。
在沈从文眼中，妻子品德高尚，充满生命意志，这已足以造就她的伟大。她所关心的职业和独立，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她的评价。“主妇”在他的世界中就是皇后和女神，他在她身边总是会有些心绪不宁。
1945年，抗战结束了，沈从文比家人早半年回到北平，北京大学聘请他为中国文学教授。这一时期，沈从文重新开始收藏文物，“这时他家里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趁着妻子还没有回来，他买了大量东西。
战争末期，兆和又成了沈从文的“缪思”。在与兆和共同经历战争，生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文字背后的爱意更多了，而且现在他承认妻子的笑容就是笑容，不是别有含义。他称她为“一种奇迹”，说她在“朴素”的背景下，创造了“光彩鲜丽”的场景。沈从文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开始，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那样写作，他感受到了写作的冲动。
沈从文一生坎坷，他的文学作品都创作于49年之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运动都没有放过他。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
沈从文去世以后，张兆和在《从文家书》里这样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沈从文的美总是让我们想起《边城》的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扰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批评他的文章非常严厉，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他说自己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
接着，北大的学生开始在校内贴他的大字报。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更大，因为其中有些学生是他教过的，而且还相当欣赏他们。秋季开学时，1949年冬，北大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他的新职务是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
兆和一直鼓励沈从文重新开始写作，他反问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促使我重新拿起已经放下的笔？”沈从文脱离文学世界已经很久了，与之同时，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沈从文外出接受再教育或因公出差时，他们通过信件激烈地争论一些文学艺术问题。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其实，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到别的拘束时，他就还是跟以往一样写作。但在1949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还是可以向她倾诉一切，不论她是否能够了解，或是否同情。
他们的数次分居，有时也是出于自愿，这并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或带给他们过多痛苦。一起吃顿饭、写封信，有的时候会比分享同一空间更让他们亲密。张兆和与沈从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中。他们或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
1995年，在沈从文过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充和
去过湘西凤凰沈从文故居的人们，一定还记得沈墓碑碑阴那几行秀丽端严的小楷：“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几个概括了沈从文一生的字，文稿和撰写都是四小姐张充和的手笔。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她与德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来向她请益；遇到需考释或校正的各类问题，从书画的题跋阅读到版本鉴定，从解释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到辨识十八世纪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迹，大家也都会请她解答。老辈学者们如果经过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学养深厚，且将严谨和灵活集于一身，她谈吐中的机锋和双关语，常能给人很大的乐趣。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在她只有11个月时便过继给二房的奶奶(佛教法名识修，其父是李鸿章的胞弟)当孙女。养祖母对小充和溺爱有加，自任启蒙老师，言传身教大家闺秀的风范。稍后，养祖母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她，还另请举人左先生专教她吟诗填词。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岁会背诗，6岁识字，能诵《三字经》、《千字文》。家塾授课每日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间一小时午餐。除重大节日外，每10天放假半天。充和如是10年，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朱先生教学得法，自选教材，还适时地讲解同音字、同义词、语法等内容。平时只要充和阅读古籍时圈点句读，不讲解，只答疑。朱先生认为,“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点断句读，其义自明”。充和晚年一直铭感这两位恩师为她奠定了国学的功底。
充和的生母陆英，在她9岁那年因难产过世。1930年养祖母告别人世后，16岁的充和“归宗”回到苏州，承欢在父亲的膝下，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校上学，与姐妹们共同生活。四姐妹自办起文学社团水社，弟弟们和邻居小朋友办了个九如社(家住九如巷)。姐弟们结伴郊游、骑自行车、赛球。充和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合肥，不懂玩球规则，只能当个守门员。父亲是位昆曲迷，常请曲家到家中教女儿们拍曲，四姐妹成立了幔亭曲社。充和也渐渐爱上并痴迷起昆曲来，还常与大姐元和在《惊梦》中唱对手戏。但她不像大姐、二姐喜欢展示自己的才艺“抢风头”，她只愿在曲会唱、家中唱，与曲友同乐。一次，某著名的昆曲男生角，邀充和到上海与他搭档唱《惊梦》，充和不干。
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不妨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数学。充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第二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充和后来说，作文是她面壁虚构的)。当时得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胡适先生希望录取这名优异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老师施压，希望网开一面(通融一下)给几分。那阅卷先生不吃硬，复判后，仍给零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当时北京报纸在大学新闻栏报道此事，不过说该生名“张旋”——那是充和有意用的假名，连她的中学文凭也是假的，是弟弟宗和托在宁夏当中学校长的朋友帮忙出具的。充和此举一是怕用真名考不取，给张家人丢脸，二是不想让北大方面知道她与兆和是姐妹，从而联想到沈从文。沈从文那时已是名作家，她不想沾光，避嫌。那年代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主任胡适，教授有钱穆、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等。名师亲授，使充和受益良多。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但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当时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无法静心向学，而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小她一岁的弟弟宗和在清华读书，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她常去清华，与弟弟一道去聆听清华的昆曲讲座，不时参加曲友们的演出活动，甚而到青岛拍曲，自娱自乐，好不自在。但好景不长，三年级时充和患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她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中央日报》的储安平留英，正缺人手，充和就到副刊《贡献》当编辑，写散文、小品和诗词，初露才华。
抗战爆发，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住在小镇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的工作时间不太长，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充和并没有太失望，当然，她需要工作，因为和姐姐们不同，她是单身，必须自食其力，但她决不愿意仓皇求职或是匆匆嫁人。
重庆岁月，才貌双全的张充和尚待字闺中，石榴裙下尾着一批追求者。用情最专最深的当数诗人卞之琳。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张充和待人之诚，让卞之琳误读。可张充和无意于他。她感到卞氏人是好人，但“不够深沉”，故对其总是冷淡、疏远。“情到深处天尤怨”，诗人太钟情了。1936年，张充和因病辍学回苏州休养，诗人回故乡海门奔丧后去苏州探视张充和，在张家还住了几天。1937年，他还把自己的诗作编成《装饰集》，手抄一册，题献给张充和……充和也用银粉为诗人抄录《断章》等七首诗作。但最终这颗爱情的种子仍旧没发芽。2005年秋，充和四弟宇和亲口对笔者说：“当年在成都，四川大学的几位热心教授，给诗人帮腔，定期设宴，邀四姐出席。四姐讨厌这些，一气之下悄悄离家出走。一周后家人从报纸上才知道，原来她独自一人上了青城山，在为上青宫道院题写诗作时，正巧被一游山的大名人看到，那大名人要四姐为他写字，四姐没有睬他们。‘名人’的随从中有好事之徒，将此事作为‘要人行踪’登了报。”宇和又说：“得信后，家里要我去找，那时四姐出走已10天了。我坐在汽车上看到四姐戴个大草帽坐在人力车上，与我擦肩而过。我下来追，四姐见有人来追叫人力车蹬得更快。我请后面骑自行车的人带口信给四姐，说是弟弟在追她，她才停下来。”然而诗人痴情，直到1955年才成家。80代诗人赴美探亲，还专程到充和府上拜访，将他偶然得到的40年前沈尹默为张充和圈改的诗作手稿送上，还写了篇深情款款的散文《合璧记趣》。诗人虽未能得到充和的爱情，但他们的友谊长存。张家姐弟对诗人都很尊重。诗人曾多次到张家老宅做客，受到热情款待。2000年，诗人过世，张家自办的小杂志《水》上，还专发悼念文字，称他是张家所有人的朋友。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他是充和的朋友方云的哥哥，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充和早年在北大上大学时，方先生就常找由头去拜访她。充和回忆说：“每次他来，都有意和我一起吃饭或聊天，但因为太害羞，结果总是一事无成。他总是带着本书，我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我的书房里站着读书，然后告辞。……几乎不交一语。”充和称这位不修边幅的追求者是“书呆子”。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充和离开北平后，方致信沈从文叹息“凤去台空”。
充和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编选的篇目后，充和与同事们立即举办活动，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这篇章谱曲。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
她将整理出来的24篇礼乐用毛笔书写，首次展示了她的书法艺术。梅贻琦的清华日记里对此多有记载。张充和端庄、大方又热情，很有人缘，在人才云集的西南科教界，她广结师友。
充和在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文人之间的这种结交固然源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学气质，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识上水平相当，少有分心旁骛之举。当他们苦学有成之后，就连娱乐也成为文人雅趣。
充和见贤思齐，仰慕沈尹默的书法，正式拜大书家沈尹默为老师，常乘送煤油的卡车到歌乐山沈宅求教。第一次到沈家，沈让张充和写几个字给他看看，沈阅后，以 “明人学晋人书”评之。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直到八十八岁，她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得力于这些名流的亲炙，张充和的诗词创作亦更上层楼。章士钊爱才，赠诗给张充和，把她誉为才女蔡文姬；而戏剧家焦菊隐称她为当代的李清照。张充和还会丹青，一次画了幅《仕女图》。后来这轴“悲喜仕女”还引出一段传奇故事。
1944年6月4日，张充和到歌乐山拜访沈尹默，偶得他七绝：“曲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之后，她到上清寺看望战时水利工程实验处负责人郑肇径(1894—1989，字权伯)先生。他们亦师亦友，都爱好书画。郑先生是我国第一个留德学水利的，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张充和去时，郑先生不在办公室，她便捉摸沈尹默的那首诗，忽来灵感，便借桌上的纸墨欲以此诗意画一位仕女。她先画仕女的眼线，再加眉、鼻、口。此时郑权伯进来，张充和从没画过人物，害羞，欲把画作扔进纸篓。郑权伯忙止住，展读诗、画后，既赞誉沈尹默的诗，又欣赏张充和未完成的《仕女图》。郑权伯摊开画稿，让充和补画仕女的身体和琵琶，又“强迫”张充和抄上沈尹默的诗及上下款才作罢。过了些时日，张充和再去玩时，郑权伯已将画裱好，把她过去写的牡丹亭中《拾画》一段文字也裱上，并请沈尹默、汪东、乔大壮、潘伯鹰题词。次年，又在画的绫边上加上章士钊等人的题词。郑权伯将此画翻拍成照片回赠张充和作纪念。抗战胜利后，郑权伯回南京，将此画挂在书房中。因张充和于1949年去美，直到1981年他们才开始通信。郑权伯痛心地告诉张充和，他的《仕女图》等一大批字画在“十年动乱”中遭劫，同时希望张充和能将当年他翻拍的《仕女图》照片，复制一份并在复制的照片上题词留念。张充和恋旧，特作小令三首与复制的《仕女图》一并回赠郑权伯。1983年张充和到南京，特地拜访郑权伯，郑取出《仕女图》照片把玩，慨叹人是物非。1990年左右，《仕女图》突然出现在苏州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恰被充和的侄孙张致元见到，在征得姑奶奶张充和的同意后，不惜重金将此画竞拍到手。这真是社会发生了闹剧，人间便产生悲剧，而岁月又创造了喜剧。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两首是以桃花鱼为题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由于它出现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它也隐喻着春天；此外，桃花鱼也暗喻着战争期间，许多牺牲在重庆沙洲上的跳伞者。
桃花鱼
记取武陵溪畔路，
春风何限根芽。
人间装点自由他，
愿为波底蝶，
随意到天涯。
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说，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过姐夫沈从文，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那时他的中文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
大家闺秀的张充和，本色是诗人，她的中英文诗集《桃花鱼》是代表作，其诗词由丈夫傅汉思亲译，堪称伉俪合作的佳构。2004年金秋，张充和在北京举办旅美60年来的第一次书画展。她那信手点染的仿古山水和自做诗，令人反复玩味，那隽秀的隶书对联，质朴中透出娴雅和大气，那昆曲工尺谱朱黑相间，饶有意趣，尤其是84岁高龄时临唐代书家孙过庭的《书谱》第一百通长卷，形神兼备，令人叹止。
对张充和的才学，梁实秋说她“多才多艺”；沈尹默说她的书法是“明人学晋人字”；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说：“她的书法，一如其为人与修养，清淡之中，还有一种高雅气质。而这种气质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少了。”中国书协主席欧阳中石认为：“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家，而是一位学者。无论字、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极雅，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张充和特别爱穿旗袍，家中衣橱里挂得最多的是色彩、长短各异的旗袍。2004年10月与苏州曲社的曲友们欢聚时，90岁的她面容清秀，举止优雅，身着一袭绛红色的丝绒旗袍，肩披一方黑色的披肩，仪态万方地依在雕花栏杆旁，一亮嗓子，博得台下掌声一片。有人惊叹：这是活脱脱的最后的大家闺秀。
拓展：干干
张家的“干干”和现代的“保姆”完全是两回事，她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低贱为奴，但事实上承担了部分母亲的角色，每个孩子从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个专职干干负责照顾，她们与孩子同床睡觉，形影不离，甚至负责教育，汪干干对她分管的宇和就“管头管脚”，吃饭不准咂嘴、撒饭粒，不准吹口哨。
干干们各有特色，女主人陆英（四姊妹的母亲）在仆人中发动识字运动，兆和的朱干干最勤奋，学习意志最坚强，坚持练习用九宫格写大字，晚上和兆和一人睡一头，见了不认识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问。兆和每每胡乱应对了以便继续睡觉，碰到不认识的字也要胡诌，免得丢脸。朱干干不久便能自己写信给孩子，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兆和结婚时，很在乎这个倔强清高的干干对夫婿的评价。
有的干干等于是《红楼梦》里所谓的“家生子”，她们跟随做干干的母亲，在张家大院、和张家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她们被称为“大姐”，而不是干干。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夫死后并不以回张家为辱，或因此难过，她文化程度高，擅长弹词，乐于当大家的活宝。高干干颇有才华，记忆力超人，是陆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儿金大姐也是夫死后回来帮佣，金大姐帮助定和走出婚姻破裂的阴影，整个战争期间无偿为张家干活，战争后张家姐妹回到苏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来日用家居用品。
张家孩子和干干的男孩女孩们一起玩、冒险、读书，甚至吵架。可是，长到十四五岁，主仆间鲜明的鸿沟就出现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仆人的孩子就是仆人的孩子。从姊妹的角度，这让她们“失望”，觉得不该长大，以至于友谊结束。但在“奴隶的女儿”眼里，这“友谊”未必那么纯粹，她们除了跟小姐们一起读新书，接受新思想以外，还受到了别的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小姐们不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干干们的故事，是张家小姐们讲出来的，难以想象，如果由干干们讲述张家故事，和张家背后各家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和小姐们一起接受新思想的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满意家长定亲，离家出走后再无消息，应该不久便窘困而死了。娜拉出走后能怎么样呢？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都没有给她预留下任何出路和空间。
所有的保姆都“对新事物非常抵触”，“对摩登事物心存怀疑”。汪干干用词粗野，不敬佩读书人，一身毛病总花很多钱用偏方治疗，宇和在校演戏回家晚了，即遭讽刺：“表演，‘裱’什么‘眼’，还糊鼻子呢。”。男主人对西方艺术的爱好让她们难堪，她们从雕塑面前过时总掩着眼不去看那些裸体，认为太丑、“不知羞”。她们对文学有自己的欣赏，不喜欢揭露社会不公的现代话剧，而偏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戏曲。朱干干对于兆和嫁给沈从文非常不满意，因为看不起沈从文是写白话小说，而且小学都没毕业。兆和生孩子让朱干干去北京家里帮忙，事先把沈从文写的书都藏起来，免得朱干干看了没好评。结果朱干干看了书架上巴金和老舍的书，评价说“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和唱本差多了”。所有的干干都不喜欢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姐亲自挑选丈夫。她们认为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个前提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自由恋爱不能持久。可惜，张家的小姐都是先恋爱再结婚，她们很遗憾不能阻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