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卷首语写的就很好：“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希望更多的人能开启自己的心灵空间，有更多的人读到这本好书。
灵魂的高贵
有所敬畏
一个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
相信神圣的人有所敬畏。在他心目中，总有一些东西属于做人的根本，是亵渎不得的。他并不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的人格。不论他对人生怎样充满着欲求，他始终明白，一旦人格扫地，他在自己面前竟也失去了做人的自信和尊严，那么，一切欲求的满足都不能挽救他的人生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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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没有敬畏的对象，但必须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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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建立精神关系
对于各种不杀生、动物保护、素食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过去我都不甚看重，不承认它们具有真正的伦理意义，只承认有生态的意义。在我眼里，凡是把这些东西当做一种道德信念遵奉的人都未免小题大做，不适当地扩大了伦理的范围。我认为伦理仅仅与人类有关，在人类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态度上不存在精神性的伦理问题，只存在利益问题，生态保护也无非是要为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罢了。我还认为若把这类理论伦理学化，在实践上是完全行不通的，彻底不杀生只会导致人类灭绝。
“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史怀泽的出发点不是简单的恻隐之心，而是由生命的神圣性所唤起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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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赞成周国平原先的想法，也就是第一段。
生命本来是平等的，保护动物常常有被提到的，难道植物不值得被保护，不该被保护吗？像佛教所倡导的不杀生，但做的到不杀植物吗？当细菌病毒之类的生物危害到人的生命的时候，有谁会去和它们讲伦理吗？我赞成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但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完全不杀死其他生命是不可能的。
人类能够敬畏整个人类整体，更多的为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就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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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证明信仰
德裔美国哲学家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并不证明有勇气，相反，有精神追求的勇气却证明了有信仰。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被信仰问题困扰——这当然只能发生在有精神追求的勇气的人身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
即宇宙必定具有某种精神本质，而不是一个完全盲目的过程。我们无法否认，古往今来，以那些最优秀的分子为代表，在人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精神性的渴望和追求。人身上发动这种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显然不是肉体，也不是以求知为目的的理智，我们只能称之为灵魂。我在此意义上相信灵魂的存在。进化论最多只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的起源，却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即使人类精神在宇宙过程中只有极短暂的存在，它也不可能没有来源。因此，关于宇宙精神本质的假设是唯一的选择。这一假设永远不能证实，但也永远不能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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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追求的勇气”，“被信仰问题困扰”，说明有寻找信仰的要求，和有信仰还差的远，有了信仰就不会有“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
信仰只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点。“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的人处于在寻找方向而没有找到方向的状态。有信仰的人则处在向着一个方向前进的状态，无论这方向是对是错。很多自以为有“宗教信仰”而不追求真理的人，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的人，则是困在原地，连寻找方向的想法都没有。
很赞成“蒂利希的整个论证相当枯燥且有玩弄逻辑之嫌。”
下面这段还是很不赞同的。宇宙不是一个完全盲目的过程，那是因为宇宙从宏观上很有规律。发动这种渴望和追求是人类的几项本能（包括追求安全感，好奇心等）所共同引发的，不存在所谓灵魂。如果把人的信仰和价值观等合起来称为灵魂，那倒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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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信仰
“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此意义上，残疾是与生俱来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但智慧并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忍受，没有拯救，或者只是超脱，没有超越，智慧就会沦为冷漠的犬儒主义。可是，一旦寻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会仅止于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
其实，当一个人认识到人的限制、缺陷、不完美是绝对的，困境是永恒的，他已经是在用某种绝对的完美之境做参照系了。
惟有在把人与神作比较时，才能看到人的限制之普遍，因而不论这种限制在自己或别人身上以何种形态出现，都不馁不骄，心平气和。对人的限制的这样一种宽容，换一个角度来看，便是面对神的谦卑。所以，真正的智慧中必蕴涵着信仰的倾向。这也是哲学之所以必须是形而上学的道理之所在，一种哲学如果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绝对价值的预设，它作为哲学的资格就颇值得怀疑。
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去庙里烧香磕头，祈求佛为他消弭某一个具体的灾难，赐予某一项具体的福乐，我们就有理由说他没有信仰，只有迷信。或者，用史铁生的话说，他是在向佛行贿。又譬如说，如果有一种教义宣称能够在人世间消灭一切困境，实现完美，我们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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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有道理的，就像所谓共产主义，典型的就是“宣称能够在人世间消灭一切困境，实现完美，我们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乌托邦。”因为其对于“人的限制”或者说“神的给定”，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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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精神价值
寻求生命意义有各种途径，通常认为，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二是体验，藉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
有必要为生命意义的寻求指出第三种途径，即肯定苦难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
即使处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选择承受苦难的方式。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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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赞同上面苦难的意义。我认为苦难的意义在于通过苦难的经历，使人更加明白自身为什么活着，是什么东西让自己在苦难中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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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增长就容易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存斗争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灵魂日益萎缩和空虚，只剩下了一个在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躯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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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本来是很个人的事情，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的自有。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扭曲，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有很大影响的事情。维护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的健康，这比保护生态保护环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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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栖身于茅屋
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人的肉体需要是很有限的，无非是温饱，超于此的便是奢侈，而人要奢侈起来却是没有尽头的。温饱是自然的需要，奢侈的欲望则是不断膨胀的市场刺激起来的。你本来习惯于骑自行车，不觉得有什么欠缺，可是，当你看到周围不少人开上了汽车，你就会觉得你缺汽车，有必要也买一辆。富了总可以更富，事实上也必定有人比你富，于是你永远不会满足，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赚钱便成了你的唯一目的。即使你是画家，你哪里还顾得上真正的艺术追求；即使你是学者，你哪里还会在乎科学的良心?
所以，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得好：“自由人以茅屋为居室，奴隶才在大理石和黄金下栖身。”柏拉图也说∶胸中有黄金的人是不需要住在黄金屋顶下面的。或者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非常喜欢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个传说，这位被尊称为“师中之师”的哲人在雅典市场上闲逛，看了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摊后惊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呵！”的确，一个热爱精神事物的人必定是淡然于物质的奢华的，而一个人如果安于简朴的生活，他即使不是哲学家，也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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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真的非常好，非常的赞同。社会环境可以说是物欲横流，要在其中出淤泥而不染，并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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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价值
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
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
一方面，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侯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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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思考，而只有独处的时候最适合思考，就像上面说的“内在的整合”。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在说废话，或者说的大多是废话，不喜欢说废话也就成了不善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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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在场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是训示太多，教育太少。教育应是一门引导人的潜能的艺术，在最深层次上则是一门诱使灵魂从其隐藏的洞穴中显露出来的艺术。教育的本义是唤醒灵魂，使之在人生的各种场景中都保持在场。那么，相反，倘若一个人的灵魂总是缺席，不管他多么有学问或多么有身份，我们仍可把他看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蒙昧人。
能够真正享受普通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作与闲暇，自然与居住，孤独与交流。在所有这些场合，生活的质量都取决于灵魂是否在场。
一个人只要真正优秀，他就多半能够突破职业的约束，对于他来说，他的心血所倾注的事情才是他的真正的工作，哪怕是在业余所为。一个人的工作是否值得尊敬，取决于他完成工作的精神而非行为本身。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样的工作态度中的确蕴涵着一种神性，不是所谓职业道德或敬业精神所能概括的。
在一个关注灵魂的人眼中，自然中的一丘一豁，一草一木，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和故事。同样，家居中的简单小事，诸如为门紧一根镙钉，擦干净一块玻璃，都会给屋子注入生命，使人对家产生更亲密的感觉。
应该承认，现代人是孤独的。但是，由于灵魂的缺席，这种孤独就成了单纯的惩罚。相反，对于珍惜灵魂生活的人来说，如同默顿所说，孤独却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或者，用蒂利希的话表述，人人都离不开一种广义的宗教，这种宗教就是对寂寞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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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灵魂是否在场可以理解为，是否有精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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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的角度
今日的孩子们何尝不是在悬崖边的麦田里玩，麦田里有天真、童趣和自然，悬崖下是空虚和物欲的深渊。当此之时，我希望世上多几个志愿的守望者，他们能以智慧和爱心守护着麦田和孩子，守护着我们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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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这样的想法只能说比较天真。就像作者“若干年前，我就想办一份杂志，刊名也起好了，叫《守望者》，但一直未能如愿。”不考虑做这件事的物质上的限制条件，最关键的是社会的环境使得能够看的懂杂志的孩子们都已经不再单纯，他们已经更愿意自己来选择在麦田里玩耍还是跳下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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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废黜的国王
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精神史看作为恢复失去的王位而奋斗的历史。人的高贵的灵魂必须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生活。
在一个功利至上、精神贬值的社会里，适应取代创造成了才能的标志，消费取代享受成了生活的目标。在许多人心目中，“理想”、“信仰”、“灵魂生活”都是过时的空洞词眼。可是，我始终相信，人的灵魂生活比外在的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为本质，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首先取决于他的灵魂生活的质量。
“精神贵族”曾经是一个大批判词汇，可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何其稀少！尤其在一个精神遭到空前贬值的时代，倘若一个人仍然坚持做“精神贵族”，以精神的富有而坦然于物质的清贫，我相信他就必定不是为了虚荣，而是真正出于精神上的高贵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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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精神史看作为恢复失去的王位而奋斗的历史。”
这是一个人之初性本是善是恶的问题。既然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本性就是其动物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后就不在人类社会环境中生存，它就会成为一个更近似动物而不是人的生物。人需要不断的向善的方向前进，才会成为善的人，而不是一出生就是善的，充其量，也就是不善不恶一片空白的，但他是个动物不是么。
本来这不是一个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很多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人就认为人本来就不需要对善孜孜以求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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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札记
有真信仰的人满足于说出真话，喜欢发誓的人往往并无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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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说真话，不喜欢说假话。说真话，不是因为说了假话怕上帝听见，而是因为说了假话心中有愧。做到问心无愧，代价不菲。但是如果心中有愧，代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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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从这段话中，我读出了一种真正博大的爱的精神。
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会仇恨？因为利益的争夺，观念的差异，隔膜，误会，等等。一句话，因为狭隘。一切恨都溯源于人的局限，都证明了人的局限。爱在哪里？就在超越了人的局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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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是对的，人需要有对整个人类关怀的情怀。但是人与人之间存在正义与否的问题，或者说存在谁对谁错。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如果是他的错，没有必要把左脸也让他打，那是傻，是一种是非不分，不是博爱。孔子说的好，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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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因为前者会虫蛀、生锈、遭窃，后者不会。也就是说，物质的财宝不可靠，精神的财宝可靠，应该为自己积聚可靠的财宝。那么，何时能够享用天上的财宝呢？是否如通常所宣传的，生前积德，死后到天堂享用？耶稣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看来这才是耶稣的见解：当你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时，你的心已经在天上；当你的灵魂富有时，你的灵魂已经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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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就够了，别管什么财宝不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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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讲道，几个企图找把柄陷害他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女人，问他：“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摩西法律规定，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耶稣弯着身子，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几个人不停地问，他便直起身来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了这话，他又弯下身在地上画字。所有的人都溜走了，最后，只剩下了耶稣和那个女人。这时候，耶稣就站起来，问她：“妇人，他们都哪里去了？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
女人说：“先生，没有。”
耶稣便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
经由这个故事，我还非常羡慕当时的世风人心。听了耶稣说的话，居然在场的人个个扪心自问，知罪而退，可见天良犹在。换一个时代，譬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会出现什么情景呢？可以断定，耶稣的话音刚落，人们就会立刻争先恐后地用石头打那个女人，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个女人会立刻死于乱石之下。至于耶稣自己，也一定会顶着淫妇的黑后台和辩护士之罪名，被革命群众提前送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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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在现实中国，发生同样的事情也是这样的结果。区别在于是否发生在一个有诚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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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葡萄园主雇工人整理葡萄园，说好每人一天的工资是一块银币。这一天，他先后雇了五批工人，有清晨就雇来的，也有傍晚才雇来的。结算工资的时候，他给每个人都是一块银币。清晨来的工人因此而提出了抗议。他的回答是：“我并没有占你便宜。你不是同意每天一块银币的工资的吗？我也给最后来的这么多，难道我无权使用自己的钱吗？为了我待人慷慨，你就嫉妒吗？”
耶稣用这个故事说明，在天国里，不论信教早晚，上帝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于那些因为早来而嫉妒晚来者的人，他毫不掩饰蔑视之意，断然宣布：“那些居后的，将要在先；那些在先的，将要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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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真的是至理名言。虽然我赞同“在天国里，不论信教早晚，上帝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上面的故事明显是值得商榷的，这是一个关乎公平的问题。如果公平，清晨来的就第二天清晨才给一银币，傍晚来的就第二天傍晚才给一银币，园主对部分人的慷慨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因为他待人不公，有人嫉妒是很正常的。
我赞同“在精神领域里，资格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但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是精神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公平就是精神上的高尚，要求公平就是精神上的低下，是完全要不得的。现实中，问题究竟是资格的问题还是公平的问题，要分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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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断想
灵魂永远只能独行。当一个集体按照一个口令齐步走的时候，灵魂不在场。当若干人朝着一个具体的目的地结伴而行时，灵魂也不在场。
即使两人相爱，他们的灵魂也无法同行。
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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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应该是追寻真理，或者秉持信仰。作者说过他不相信上帝，这里这个上帝挺突兀。也不是只能独行，可以相互扶持，可以相互讨论，相互印证观点，下面灵魂的亲缘关系中也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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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人不但有外在的眼睛，而且有内在的眼睛。外在的眼睛看见现象，内在的眼睛看见意义。
外在的眼睛不使用，就会退化，常练习，就能敏锐。内在的眼睛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写作便是一种训练内在视力的方法，它促使我经常睁着内在的眼睛，去发现和捕捉生活中那些显示了意义的场景和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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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写作是一种整理思维的好方法，就像上面说的“内在的整合”。还有读书，看到他人的想法，可以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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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许多时候，尘躯的小爱会妨碍灵魂的大爱，俗世的拖累会阻挡精神的步伐。可是，也许这正是检验一个人的心灵力度的场合。难的不是避世修行，而是肩着人世间的重负依然走在朝圣路上。一味沉湎于小爱固然是一种迷妄，以大爱否定小爱也是一种迷妄。大爱者理应不弃小爱，而以大爱赋予小爱以精神的光芒，在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朋友中也体味到一种万有一体的情怀。一个人只要活着，他的灵魂与肉身就不可能截然分开，在他的尘世经历中处处可以辨认出他的灵魂行走的姿态。唯有到了肉身死亡之时，灵魂摆脱肉身才是自然的，在此之前无论用什么方式强行分开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内心紧张和不自信的表现。不错，在一切对尘躯之爱的否定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动机，就是及早割断和尘世的联系，为死亡预作准备。可是，如果遁入空门，禁绝一切生命的欲念，藉此而达于对死亡无动于衷，这算什么彻悟呢？真正的彻悟是在恋生的同时不畏死，始终怀着对亲人的挚爱，而在最后时刻仍能从容面对生死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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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的精神追求都应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不然毫无意义。“及早割断和尘世的联系，为死亡预作准备。”是很可笑的。只有活着才能继续精神的追求，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无意义了，还准备来干嘛。像佛教天主教的禁欲，都是反人类的，禁欲就意味着没有后代，推而广之的话人类都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谈其他的还有什么意义。大爱应该是对全人类的一种博爱，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灵魂追求。大爱是离不开小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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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存本身便是一个纯粹的偶然性，我完全可能没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我活着到底有什么道理？
我相信了，虽然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然我已出生，宇宙间某种精神本质便要以我为例来证明它的存在和伟大。否则，如果一切生存都因其偶然而没有价值，永恒的精神之火用什么来显示它的光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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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实在不能苟同。凭什么“因其偶然而没有价值”？虽然作者的小标题是“偶然性的价值”，但从本质并不认同偶然性有价值。如果偶然性本来就有其价值和意义，那何来“因其偶然而没有价值”的问题呢？
如果“宇宙间某种精神本质便要以我为例来证明它的存在和伟大”，我凭什么要让它如愿呢？那是它的事情，我凭什么需要为了它的所谓证明来做什么呢？
人作为一个个体，是为了自己活着，（并不是为了所谓宇宙间某种精神本质），人作为人类这个整体的一份子，是有义务为了整个人类做贡献，仅此而已。个人追求的只是更好的活着，这更好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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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必需，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们。当我们清理自己的居室时，我们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处，都舍不得扔掉。可是，倘若我们必须搬到一个小屋去住，只允许保留很少的东西，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了。那么，我们即使有一座大房子，又何妨用只有一间小屋的标准来限定必需的物品，从而为美化居室留出更多的自由空间？
许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认为必须做，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们列入了日程。如果让我们凭空从其中删除某一些，我们会难做取舍。可是，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来日不多，只能做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那么，我们即使还能活很久，又何妨用来日不多的标准来限定必做的事情，从而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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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的经验很多人有，像第二段这么思考的就少了，而去像第二段这样去做的就更少了，赞一个。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只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会找到更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过不是为了“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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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占据的空间和未被占据的时间具有最高的价值。一个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买下广大空间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同样，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
接着，泰戈尔举例说，穷人和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补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例证，就是忙人。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出自内在责任的忙碌，因为我常常认为我的忙碌属于这一种。一个人真正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这种事业占据了，能不能说他也没有了心灵的自由空间呢？这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他是否真正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譬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如果没有，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务，乃至一种功利性的劳作。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的。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地闲适和遐想的快乐，等等。所有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于写作，不再有工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他的创造的快乐和心灵的自由也是大可怀疑的。
我的这番思考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对所有自愿的忙人的一个提醒。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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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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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位置
成功的真谛
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只要你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你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充实和踏实。那些仅仅追求外在成功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的，他们真正喜欢的只是名利，一旦在名利场上受挫，内在的空虚就暴露无遗。照我的理解，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尽量做得完美，让自己满意，这才是成功的真谛，如此感到的喜悦才是不搀杂功利考虑的纯粹的成功之喜悦。当一个母亲生育了一个可爱的小生命，一个诗人写出了一首美妙的诗，所感觉到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喜悦。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于社会的评价，而人生最珍贵的价值和最美好的享受恰恰就寓于这样的成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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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尽量做得完美，让自己满意，这才是成功的真谛”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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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智慧的人生
高尚的生活是受爱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
爱与知识，本能与理智，二者不可或缺。有时他说，与所爱者相处靠本能，与所恨者相处靠理智。也许我们可以引申一句：对待欢乐靠本能，对待不幸靠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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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回家的路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习惯是随便走走，好奇心驱使我去探寻这里的热闹的街巷和冷僻的角落。在这途中，难免暂时地迷路，但心中一定要有把握，自信能记起回住处的路线，否则便会感觉不踏实。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你不妨在世界上闯荡，去建功创业，去探险猎奇，去觅情求爱，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了回家的路。这个家，就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心灵世界。
寻求心灵的宁静，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心灵。在理论上，人人都有一个心灵，但事实上却不尽然。有一些人，他们永远被外界的力量左右着，永远生活在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未尝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对于这样的人，心灵的宁静就无从谈起。一个人唯有关注心灵，才会因为心灵被扰乱而不安，才会有寻求心灵的宁静之需要。所以，具有过内心生活的禀赋，或者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有此禀赋或习惯的人都知道，其实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并非互相排斥的，同一个人完全可能在两方面都十分丰富。区别在于，注重内心生活的人善于把外部生活的收获变成心灵的财富，缺乏此种禀赋或习惯的人则往往会迷失在外部生活中，人整个儿是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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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一个要有精神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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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三个人称
真正做自己，行己胸臆，表里一致，敢作敢当，并不是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哲人把“成为你自己”看做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呢，一个人如果只是我行我素，从来不跳出来从别的角度看一看自己，他又是活得很盲目的。所以，其他两个人称的视角也是不可缺少的。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所以这个视角是必要的。做自己的一个冷眼旁观者和批评者，这是一种修养，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避免落入自命不凡或者顾影自怜的可笑复可悲的境地。当然，别人的意见只能做参考，为人处世还得自己拿主意。据我观察，在不少人身上，这个视角是过于强大了，以至于他们只是在依据别人的意见生活，陷入了另一种盲目。
对自己以“你”相待，就需要一种既超脱又体贴的眼光，所关心的是人生中更本质的方面。这时候，我们就好像把那个在人世间活动着、快乐着、痛苦着的自己迎回家中，怀着关切和理解之情和他促膝谈心。人在世上都离不开朋友，但是，最忠实的朋友还是自己，就看你是否善于做自己的朋友了。要能够做自己的朋友，你就必须比那个外在的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而能够从人生的全景出发给他以提醒、鼓励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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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称的“外在的自我以外，都还有着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自我”，和第一人称的“真正的自己”有所重复了，讲的还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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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要的是做人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于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你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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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现在这样说只是徒增笑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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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并不虚幻
说到梦想，我发现和许多大人真是讲不通。他们总是这样提问题∶梦想到底有什么用?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只要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卖钱，就是没有用。
一个有梦想的人和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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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不禁扪心自问，我有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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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何必成真
第一种梦，它的内容是实际的，譬如说，梦想升官发财，梦想娶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或嫁一个富甲天下的款哥，梦想得诺贝尔奖金，等等。对于这些梦，弗洛伊德的定义是适用的：梦是未实现的愿望的替代。未实现不等于不可能实现，世上的确有人升了官发了财，娶了美人或嫁了富翁，得了诺贝尔奖金。这种梦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变成现实，如果不能，我们就说它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第二种梦，它的内容与实际无关，因而不能用能否变成现实来衡量它的价值。譬如说，陶渊明梦见桃花源，鲁迅梦见好的故事，但丁梦见天堂，或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梦见一片美丽的风景。这种梦不能实现也不需要实现，它的价值在其自身，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享受，而记载了这类梦的《桃花源记》、《好的故事》、《神曲》本身便成了人类的精神财富。
可是，说到第二种梦，情形就很不同了。我想把这种梦的范围和含义扩大一些，举凡组成一个人的心灵生活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都可归入其中。这样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成真。但也不必在此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有着与第一种梦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不妨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好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真。对真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你不能说只有外在的荣华富贵是真实的，内在的智慧教养是虚假的。一个内心生活丰富的人，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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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区别在于，梦中的内容是否关于，现实中、物质上有所得。这种梦更有意义，不过，是所谓的“内在的现实”、“是一种真”，也无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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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处的充实
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呆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
卢梭说∶“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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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同意更多，但这样的人怎么交到朋友，怎么娶到老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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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位置
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去看世界的热闹，去看热闹背后的无限广袤的世界，这也许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一种活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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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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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安静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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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并不需要丰富，有一个信仰就够了。精神需要人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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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迷者悟
悲观?执著?超脱
如果人能永远活着或者活无数次，人生问题的景观就会彻底改变，甚至根本不会有人生问题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不过，从只有一个人生这个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个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困惑正在于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似乎都有道理。也许，智慧也正在于使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达成辩证的和解。
无论是谁，当他初次意识到只有一个人生这个令人伤心的事实时，必定会产生一种幻灭感。生命的诱惑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却一眼看到了它的尽头。一个人生太少了！心中涌动着如许欲望和梦幻，一个人生怎么够用?
事实上，从只有一个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论出人生了无价值，也可推论出人生弥足珍贵。物以稀为贵，我们在世上最觉稀少、最嫌不够的东西便是这迟早要结束的生命。这唯一的一个人生是我们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们便失去了一切，我们岂能不爱它，不执著于它呢?
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绝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不如把这个虚无放到括号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个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向往的东西，无论成功还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无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紧迫的心情和执著的努力，把这一切追求到手再说?
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一书中具体入微地剖析了占有的人生态度，它体现在学习、阅读、交谈、回忆、信仰、爱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中。据我的理解，凡是过于看重人生的成败、荣辱、福祸、得失，视成功和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和至高目标者，即可归入此列。因为这样做实质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种占有物，必欲向之获取最大效益而后快。
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著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著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超脱。
真正深刻的灵魂决不会沉溺于悲观。悲观本源于爱，为了爱又竭力与悲观抗争，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创造，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深刻更在于，无论获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内心蕴藏的悲观，因而终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成功。如果一种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统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虚无，又用零否定全，以约束贪欲，智慧仿走着这螺旋形的路。不过，这只是一种简化的描述。事实上，在一个热爱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观、执著、超脱三种因素始终都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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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极的意义上”，“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也都只是过眼烟云”。如何在悲观和执着中把握这个度，那就是确定“意义”的范围。意义是有范围的，对自己有意义的，就是有意义的，不要太关注所谓终极的意义。做真正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有意义的。而什么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名利真的是你想要的，那想想在追寻的过程中是否感到快乐，在得到之后是感到满足还空虚？人也可以把对整个人类是有意义的，作为最大的意义，而其他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思考死亡让你觉得时间紧迫，而做了更多自己想做的事，那你就是超脱的那个。如果思考死亡让你陷入悲观和绝望，什么都不想做，那你就成了悲观的那个。如果一直在做事情，而很少有时间来思考，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那你就成了执着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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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
自柏拉图以来，许多西哲都把死亡看作人生最重大的问题，而把想透死亡问题视为哲学最主要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通过思考死亡而为死预作准备的活动。一个人只要经常思考死亡，且不管他如何思考，经常思考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效果，使他对死亡习以为常起来。
我们一直活着，从未死过！可见从习惯于生到习惯于死，这个转折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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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常思考死亡，而对死亡习以为常，并不比不去思考死亡，忘记死亡这件事来的高明。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人习惯死亡，因为死亡无法去经历，而只有经历多了才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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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说：“死与我们无关。因为当身体分解成其构成元素时，它就没有感觉，而对其没有感觉的东西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死尚未来临；死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因而死与生者和死者都无关。”卢克莱修也附和说：“对于那不再存在的人，痛苦也全不存在。”
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条理由更缺乏说服力的了。死的可怕，恰恰在于死后的虚无，在于我们将不复存在。与这种永远的寂灭相比，感觉到痛苦岂非一种幸福?这两位古代唯物论者实在是太唯物了，他们对于自我寂灭的荒谬性显然没有丝毫概念，所以才会把我们无法接受死的根本原因当作劝说我们接受死的有力理由。
我是绝对不能赞同把无感觉状态说成幸福的。世上一切幸福，皆以感觉为前提。我之所以恋生，是因为活着能感觉到周围的世界，自己的存在，以及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沉思。我厌恶死，正是因为死永远剥夺了我感觉这一切的任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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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同两位古代唯物论者的观点。像作者把死看的像什么似的，又如何了？即使你厌恶死，又如何了？对于无可避免必然发生的事情，多想它毫无意义，多想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打个比方，有个朋友借了一本你认为很好看的书，但是他是一定会把书还回去的。那你是整天想这么好看的书要还回去，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还是抓紧时间多看几遍，细细品味读书时的快乐？又或者你认为你拿到的书不够好看，看这书还不如拿这时间来思考书要还回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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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仅仅因为它是必然的，我们就愿意了吗?死亡岂不正是一件我们不愿意的必然的事?必然性意味着我们即使不愿意也只好接受，但并不能成为使我们愿意的理由。乌纳穆诺写道：“我不愿意死。不，我既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愿意死。我要求这个‘我’，这个能使我感觉到我活着的可怜的‘我’，能活下去。因此，我的灵魂的持存问题便折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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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反正愿意不愿意结果都一样的。思考愿意不愿意愿意死亡，思考自我的寂灭是件多严重的事情，都是精神过于空虚的结果。就像作者自己写的：“事实上，从容赴死决非心甘情愿接受寂灭，而是不得已退求其次，注意力放在尊严、荣誉等仍属尘世目标上的结果。”有信仰而精神不空虚的人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需要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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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不禁想，也许，出生得愈晚愈好，那样就会有更多的佳作、更悠久的历史、更广大的世界属于我了。但是，晚到何时为好呢?难道到世界末日再出生，作为最后的证人得以回顾人类的全部兴衰，我就会满意?无论何时出生，一死便前功尽弃，留在身后的同样是那个与自己不再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看作他的自我的产物，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的产物的世界却将永远存在。不错，世界曾经没有他也永远存在过，但那是一个为他的产生做着准备的世界。生前的无限时间中没有他，却在走向他，终于有了他。死后的无限时间中没有他，则是在背离他，永远不会有他了。所以，他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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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强烈的人说难听点就是太自以为是的人。诚然接受生拒绝死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那又如何呢？拒绝死那就在还没死的时候多做些没死的时候想做的事情，老是想死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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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这正是我自己在数年前写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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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是明白人，只是有时候会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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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已出生，我就不再能想象我将不存在。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会不出生，一个绝对没有我存在过的宇宙是超乎我的想象力的。我不能承认我只是永恒流变中一个可有可无旋生旋灭的泡影，如果这样，我是没有勇气活下去的。大自然产生出我们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仅是幻相，而它自己仅是空无?不，我一定要否认。我要同时成为一和全，个体和整体，自我和宇宙，以此来使两者均获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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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活下去，那是因为他没有信仰，和必然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偶然比必然有意义的多，因为必然是大多数，偶然是极少数。就像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作者还是没有想明白偶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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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姑且假定宗教所宣称的灵魂不死或轮回是真实的，即使如此，我也不能从中获得安慰。如果这个在我生前死后始终存在着的灵魂，与此生此世的我没有意识上的连续性，它对我又有何意义?而事实上，我对我出生前的生活确然茫然无知，由此可以推知我的亡灵对我此生的生活也不会有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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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是清醒的，不会那么容易被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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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必须作这徒劳的思考。我无法只去注意金钱、地位、名声之类的小事，而对终将使自己丧失一切的死毫不关心。人生只是瞬间，死亡才是永恒，不把死透彻地想一想，我就活不踏实。
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他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他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
奥勒留主张“像一个有死者那样去看待事物”，“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例如，你渴望名声，就想一想你以及知道你的名字的今人后人都是要死的，便会明白名声不过是浮云。你被人激怒了。就想一想你和那激怒你的人都很快将不复存在，于是会平静下来。你感到烦恼或悲伤，就想一想曾因同样事情痛苦的人们哪里去了，便会觉得为这些事痛苦是不值得的。他的用意仅在始终保持恬静的心境，我认为未免消极。人生还是要积极进取的，不过同时不妨替自己保留着这样一种有死者的眼光，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甘于退让和获得平静。
思考死亡的另一个收获是使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即使明天就死也不感到惊慌或委屈。尽管我始终不承认死是可以接受的，我仍赞同许多先哲的这个看法：既然死迟早要来，早来迟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仅是这个意义上的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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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他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他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但作者之前对死亡的态度可没有这么豁达。
“既然死迟早要来，早来迟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迟来可以比早来做更多想做的事情，难道你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对于死我认为应该报这样的态度，还没来的时候，就想尽方法的活下去；到了来的时候，那就来吧，能够坦然面对。“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可以让人珍惜时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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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爱默生相信，人心与宇宙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所以每个人凭内心体验就可以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超验主义，有点像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学。人心与宇宙之间究竟有没有对应关系，这是永远无法在理论上证实或驳倒的。
默生想要表达的是他对人性完美发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学是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赞美诗。
和同时代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先知先觉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但在现实中却成了碎片。他们的理论归宿当然截然不同，但都同样热烈怀抱着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种激情驱使人们从事理论探索，结果却找到了不同的理论，甚至彼此成为思想上的敌人。但是，真的是敌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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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觉得第一段很容易驳倒，因为是一派胡言，但是发现他用的是“可以”，所以没有认识到是你水平问题，并不能说明不可以，还真不好驳倒。
我希望追寻的是真理，要的是客观，而不是乐观。
人性的全面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论题，但也正因为如此，说明人性本来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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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把读书太滥譬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
爱默生说得漂亮：“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为爱牺牲一切，服从你的心；朋友，亲戚，时日，名誉，财产，计划，信用与灵感，什么都能放弃。为爱离弃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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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赞同“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怕读书太多太烂的只能说明他不会读书，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人的任何思维活动最终都是来自于记忆的，没有记忆，人就与动物无异。创造力也不例外，需要各种记忆来启发。而读书就是更快的获取更多记忆的捷径，只靠自身体验生活也可以，只是会更慢。
智慧的朋友如果对他没有用处，那不是因为他愚钝，而是他不想成为有智慧的人。如果他想成为有智慧的人，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他至少觉得能够有所收获，怎么会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呢？
爱默生确实仅仅只是说的漂亮而已，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我不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自足的，我认为是永远饥饿，需要不断补充精神营养，永远是不知足。
爱默生的这首诗也有问题，其他的可以舍弃，信用可以舍弃吗？没有了信用还讲什么爱？我认为诚信是爱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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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宽容，愿意用一个玩笑替受窘的对手解围，给正经的论敌一个教训。
其实，在任何信仰体制之下，多数人并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样子罢了。于是过分认真的人就起而论究是非，阐释信仰之真谛，结果被视为异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以维护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当作邪教徒烧死的历史。殉道者多半死于同志之手而非敌人之手。所以，爱默生说，伟大的有信仰的人永远被目为异教徒，终于被迫以一连串的怀疑论来表现他的信念。怀疑论实在是过于认真看待信仰或知识的结果。苏格拉底为了弄明智慧的实质，遍访雅典城里号称有智慧的人，结果发现他们只是在那里盲目自信，其实并无智慧。他到头来认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为何物，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大抵都是太认真地要追究人类认识的可靠性，结果反而疑团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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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是不是要喜，大严肃是不是要轻浮并不重要。
真的有信仰的人，又怎么会不怀疑基督教中那些唬人的教义呢。“怀疑论实在是过于认真看待信仰或知识的结果。”真的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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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贵在行胸臆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要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来。他的潇洒绝非表面风流，而是他的内在性灵的自然流露。性者个性，灵者灵气，他实在是个极有个性极有灵气的人。
每个人一生中，都曾经有过一个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时代，那便是童年。孩子是天真烂漫，不肯拘束自己的。他活着整个儿就是在享受生命，世俗的利害和规矩暂时还都不在他眼里。随着年龄增长，染世渐深，俗虑和束缚愈来愈多，原木纯真的孩子才被改造成了俗物。
那么，能否逃脱这个命运呢?很难，因为人的天性是脆弱的，环境的力量是巨大的。随着童年的消逝，倘若没有一种成年人的智慧及时来补救，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失掉童心。所谓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说明智慧是童心的守护神。凡童心不灭的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
所谓彻悟，就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在这终身的驰逐中，不再有工夫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接着连属于自己的真兴趣也没有了，那颗以享受生命为最大快乐的童心就这样丢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个人如果真正想明白了生之必死的道理，他就不会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头来一场空的虚名浮利了。他会觉得，把有限的生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牺牲了对生命本身的享受，实在是很愚蠢的。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用中郎的话说，这叫做：“退得一步，即为稳实，多少受用。”
若从人生终结看，善不善终都是死，都无幸福可言。若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对于一个洋溢着生命热情的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极而言之，乐极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场。
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热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来更是一个活人。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顾。譬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爱女色爱到财产名誉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头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满意足，这才配称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点牺牲的偷香窃玉之辈是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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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童年是真性情的时代。童年是个蒙昧的时代，童年是人更接近动物的时代，他还不知道他真正想要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不认为彻悟是要把生死的道理想明白。没有功夫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是因为太忙了，忙于做其实不感兴趣的事，没时间去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和思考生死毫无关系。
应该是想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生之必死的道理，才不会如此看重和孜孜追逐那些到头来一场空的虚名浮利。后面说到有癖死活不顾之人，其实其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至理往往很简单。“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这并不赞同，缘何死也许不重要，但何时死关乎到能不能好好活过一场，还是需要很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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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寓言
诗人想到人生的虚无，就痛不欲生。他决定自杀。他来到一片空旷的野地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坟。他看这坟太光秃，便在周围种上树木和花草。种啊种，他渐渐迷上了园艺，醉心于培育各种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他的成就也终于遐迩闻名，吸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天真的潘多拉听不懂男人们的争论，她冗自想道：男人真讨厌，他们对于我的空盒子说了这么多深奥的话，竟没有人想到去买些首饰和化妆品来把它充实。
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失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
先生，请别说这话。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只要他不死。至于死，就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有一个善于反省的人，在他生命中的某—天，突然省悟到自己迄今所做的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想到生命的短暂，不禁为自己虚度了宝贵的光阴而痛心。于是他暗暗发誓，从此一定要万分珍惜光阴，用剩余的生命做成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位朋友始终忠于自己的誓言，不做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一直在寻找那件足以使他感到不虚此生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可是，他没有找到。生命太宝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儿可惜。结果，他什么事也没有做，既没有做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没有做最有价值的事情。而他的宝贵的生命，却照样在这无所事事中流逝而去
终于有一天，他又一次反省自己，不愿再这样无所事事地生活；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既然找不到最有价值的事情，就只好做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现在他怀着一种宿命的安乐心情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情。
一个老实汉子进城，正遇上警察抓小偷，被误抓了起来。审讯时，法官厉声喝道：“你犯了什么罪?从实招来!”汉子答：“小的不曾犯罪。”法官冷笑道：“你不曾犯罪，为何偏偏抓你，不抓别人?”汉子无言以对，于是被定罪，判了一年监禁。刑满释放后，汉子回到村里，依然老实种地。但他从此遭到了众人的唾弃，连小偷见了也要朝他的背影啐一口唾沫，骂道：“呸，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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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得与失，关于生与死，关于人生的选择，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不过这个关于罪犯的寓言，我真没看懂，为什么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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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考察
困惑与坦然
现代生活的确像一条匆忙躜程的急流，谁都被这条急流裹着向前，不复有宁静的沉思，闲适的享受，潜心的精神创造。难道现代人有真正赏心悦目的娱乐吗?我常常叹息：旅游业不知败坏了多少风景，电视机不知培养了多少白痴!
有人曾同我争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然后才谈得上疗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问道：难道几代人的灵魂寻求是无足轻重的吗?
我承认我不是理直气壮，因为我能感觉到时代的两难困境：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
怕只怕文明与野蛮握手言欢，金钱与权力狼狈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灾难。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已经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尝不也发生着两极分化?好在一个人只要耐得贫困，自甘寂寞，总还可以为灵魂守一块家园，不致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上流离失所。认清贫困和寂寞乃是心灵高贵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
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极少数人面对整个大的环境，只能徒叹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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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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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利是做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毫无疑问。君子不要利吗？不要利怎么活下去？多少的问题，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问题的关键是为了利你愿意舍弃些什么。为了利，你付出劳动，消耗时间，这无可厚非，有哪位君子有意见吗？如果为了利你愿意舍弃更多，比如道德，诚信，尊严，感情，那才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既不为奉献，也不为占有，只为了精神上的追求，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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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享受？
享受实在是人生的天经地义。然而，怎样才算真正享受人生呢？对此就不免见仁见智了。依我看，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作享受，而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奢华的消费并非享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要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
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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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说的真的很好。
“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可以对人们寻找自己真正要的东西有所启发。
或许生理的需求和精神的需求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过犹不及的问题？
我认为灵魂是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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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的不便
依我之见，一切奢侈品都会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翻一翻文学史和艺术史，多少流传千古的文字和乐曲，一开始只是写在不起眼的纸片上的。灵感袭来之时，但求一吐为快，绝不讲究承载物的质地。当内容是妙手偶得的时候，承载它的物质材料就当然是信手拈来的了。
推而广之，我相信物质上的简朴乃是精神上的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譬如说，我最不爱穿西服，就因为西服使我感到非常不自由。在我看来，穿前那熨烫的功夫，对褶缝的讲究，领带花式的配备，穿时那保养的功夫，对礼仪的讲究，举手投足的谨慎，都是对我的自由的粗暴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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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用就好，甚至过的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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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旅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旅”“游”二字合到了一起。于是，现代人不再悲愁，也不再逍遥，而只是安心又仓促地完成着他们繁忙事务中的一项——“旅游”。
平时匆忙赚钱，积够了钱，旅游去!可是，普天下的旅游场所，哪里不充斥着招揽顾客的吆喝声、假冒险的娱乐设施、凑热闹的人群?可怜在一片嘈杂中花光了钱，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又重新投入匆忙的赚钱活动。
一切意义都寓于过程。然而，现代文明是急功近利的文明，只求结果，藐视过程。人们手捧旅游图，肩挎照相机，按图索骥，专找图上标明的去处，在某某峰、某某亭“咔嚓”几下，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便心满意足地离去。
现代人已经没有足够的灵性独自面对自然。在人与人的挤压中，自然消隐不见了。
人一出名，就不再属于自己，慕名者络绎来访，使他失去了宁静的心境以及和二三知友相对而坐的情趣。风景一出名，也就沦入凡尘，游人云集，使它失去了宁静的环境以及被真正知音赏玩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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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宁静的心境，欣赏的态度，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享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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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和明星
一个人不拘通过什么方式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称作名人，这好像也没有大错。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区分。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
据说这种通过电视推销自己的做法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文化行为的社会有效性”。以有效为文化的目标，又以在公众面前的出现率为有效的手段和标准，这诚然是对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与广告有何区别。我也想象不出，像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文化伟人，倘若成为电视明星——或者，考虑到他们的时代尚无电视，成为流行报刊的明星——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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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和明星，两个称谓而已，分这么清楚挺无聊的。
知名度还是有用的，可以把自己的精神财富分享给大众。就像托尔斯泰、卡夫卡，他们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和现在这个时代都非常有知名度，才有那么多人分享他们的精神财富。谁又知道有多少人像托尔斯泰、卡夫卡一样有才华，但是因为无人知道而使他们的精神财富却并不被任何人分享到，而永久逝去呢？这不可惜吗？这不是全人类的损失吗？让有才华的人有相应的知名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有知名度的都是没有才华的那确实是件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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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外乡人
都市化还可以有另一种模式。我到过欧洲的一些城市，例如世界大都会巴黎，那里在更新城市建筑的同时，把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几近于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和和民俗风情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个性，它们源于这个城市的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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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一句话“青山绿水就是生产力”。确实，现在很多的方面都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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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土地
长年累月关闭在窄屋里的人，大地和天空都不属于他，不可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现代人来说，头上的星空根本不存在，星空曾经给予先哲的伟大启示已经成为失落的遗产。
最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样一种与大自然完全隔绝的生活模式中成长，压根儿没有过同大自然亲近的经验和对土地的记忆，因而也很难在他们身上唤起对大自然的真正兴趣了。有一位作家写到，她曾带几个孩子到野外去看月亮和海，可是孩子们对月亮和海毫无兴趣，心里惦记着的是及时赶回家去，不要误了他们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
倘若这种对大自然的麻木不仁延续下去，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精神上的退化。在电视机前长大的新一代人，当然读不进荷马和莎士比亚。
人类的聪明在于驯服自然，在广袤的自然世界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令自己惬意的人造世界。可是，如果因此而沉溺在这个人造世界里，与广袤的自然世界断了联系，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然的疆域无限，终身自拘于狭小人工范围的生活毕竟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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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袤的自然世界断了联系就会失去对自然的敬畏，这确实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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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胜大富
金钱能带来物质享受，但算不上最高的物质幸福。最高的物质幸福是什么？我赞成一位先哲的见解：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和平；对个人来说，是健康。在一个时刻遭受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的世界上，经济再发达又有什么用？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机能被彻底毁坏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所以，我在物质上的最高奢望就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日子。在我看来，如果天下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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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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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的时尚
那时候有一句流行的话：“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位置摆得很清楚：闲暇时间只是用来休息，而休息又只是为工作服务。而是越来越具有了独立的价值。
闲暇之可贵，就在于我们在其中可以真正做自己的主人，展现自己的个性。时尚不过是流行的趣味罢了，其实是最没有个性的。在酒吧的幽暗烛光下沉思，在咖啡厅的温馨氛围中约会，也许是很有情调的事情。可是，倘若只是为了情调而无所用心地坐在酒吧和咖啡厅里，消磨掉一个又一个昼夜，我觉得那种生活实在无聊。
作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本质上是消费行为。平时忙于赚钱，紧张而辛苦，现在花钱买放松，买快乐，当然无可非议。可是，如果闲暇只是用来放松，它便又成了为工作服务的东西，失去了独立的价值。至于说快乐，我始终认为是有档次之分的。追求官能的快乐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仅限于此，不知心灵的快乐为何物，档次就未免太低。在这意义上，消度闲暇的方式的确表明了一个人的精神品级。
积极的度闲方式是闲自己平时之所忙，从而忙自己平时之所闲。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蕴藏着多方面的可能性，任何一种职业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实现了某一些可能性，而压抑了其余的可能性。闲暇便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尝试去实现其余的可能性。人是不能绝对地无所事事的，做平时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发展自己在职业中发展不了的能力，这本身是莫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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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确实也需要，但仅有休息是不够的。
如果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闲暇可用来休息和做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如果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闲暇就是唯一可以用来做想做的事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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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和自救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
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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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一类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
后面的辩论只是体现了作者是一个倾向于“自救”的人。我认为真正对人类有博爱情怀都还是觉得有为这个社会出谋划策的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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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的危险何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更是一种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构造方式。在技术的视野里，一切事物都只是材料，都缩减为某种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技术从来就是这样的东西，不过，在过去的时代，技术的方式只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非技术的、自然的关系。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大地是化育万物的母亲，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土地的赠礼，守护存在的秘密。现代的特点在于技术几乎成了唯一的方式，实现了“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因而可以用技术来命名时代，例如原子能时代、电子时代等等。现代人用技术的眼光看一切，神话、艺术、历史、宗教和朴素自然主义的视野趋于消失。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下，自然万物都失去了自身的丰富性和本源性，仅仅成了能量的提供者。譬如说，大地不复是母亲，而只是任人开发的矿床和地产。畜禽不复是独立的生命和人类的伙伴，而只是食品厂的原料。河流不复是自然的风景和民族的摇篮，而只是水压的供应者。
现代技术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诸如原子弹爆炸之类可见的后果，而在于它的本质中业已包含着的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它剥夺了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和自身价值，使之只剩下功能化的虚假存在。这种方式必定在人身上实行报复。
把语言对象化为信息工具的结果将是语言机器对人的控制
既然现代技术的危险在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错误建构，那么，如果不改变这种建构，仅仅克服技术的某些不良后果，真正的危险就仍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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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长远利益”的出发点思考，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其他都是细枝末节。像人类需要精神生活，所以艺术不会消逝；宗教特别是其中骗人的部分，自然会消逝，但是人们对信仰的追求不会消逝。
“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当然是不对的，必须要以“人类的长远利益”为条件。生物的多样性是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的，所以生态保护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改变这种建构，仅仅克服技术的某些不良后果，真正的危险就仍未消除。”那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最终还是归结到威胁到“人类的长远利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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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人文品格
便是电脑的本领仅到信息为止，人脑的本领却是要让信息导致思想。
在涉及人类命运的大事上，女性是更值得信任的。
中国当今的医疗腐败已经到了令绝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权的普通人，在这方面都一定有惨痛或沮丧的经验。
医疗权利实质上就是生存权利，所以有理由得到特别的关注。问题的解决无非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他律，包括医生资格的从严审定，有关医生责任和病人权利的立法，医疗事故的公正鉴定和制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医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
有一回，我的怀孕的妻子发热到40度，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皮试过敏，那个值班的年轻女医生便一筹莫展，入院数小时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过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试图从那里得到某种批号的青霉素，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那家医院注射过这种批号的青霉素，已被证明不会引起过敏。可是，我的联系很快被这个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是这会增加她们科的电话费支出。面对高热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儿，我心急如焚，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无法置信，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离家较远的大医院，谁知这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的焦急的请求一律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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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真的只能无语。曾经其职业道德最被津津乐道的行业现在变成最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业，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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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命运
哲人隐语
所以，一个好的哲人在接近自然的奥秘时应当怀有两种心情：他既像孩子一样怀着游戏的激情，又像恋人一样怀着神圣的爱情。他知道真理是不易被捉到，更不可被说透的。真理躲藏在人类语言之外的地方，于是他只好说隐喻。
“时间是一个玩骰子的孩子，孩子掌握着王权!”仔细想想这句话，不禁悚然。这位哲学家以鄙夷的目光望着人类，心中冷笑道：人类呵，你们吃着，喝着，繁殖着，倾轧着，还搞什么政治，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殊不知你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一个任性的孩子手里，这孩子就是时间，它像玩骰子一样玩弄着你们的命运，使你们忽输忽赢，乍悲乍喜，玩厌了一代人，又去玩新的一代，世世代代的人都要被他玩弄，被他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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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人有必要以他认为最容易让人理解的语言来解释他所认为的真理。
事实确实如此又如何呢？如果觉得人生还有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别去学赫拉克利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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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诞生
雪莱曾说，古希腊史是哲学家、诗人、立法者的历史，后来的历史则变成了国王、教士、政治家、金融家的历史。
当我用欣赏的眼光观看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希腊的哲学舞台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哲学家们一种共同的精神素质，那就是对智慧的热爱，从智慧本身获得快乐的能力，当然，还有承受智慧的痛苦和代价的勇气。
据说“哲学”(philosophia)一词是毕达哥拉斯的创造，他嫌“智慧”(sophia)之称自负，便加上一个表示“爱”的词头(Philo)，成了“爱智慧”。不管希腊哲人对于何为智慧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爱智慧胜于爱世上一切却是他们相同的精神取向。在此意义上，柏拉图把哲学家称作“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是一门以求知而非实用为目的的自由的学问。
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人们更多地把智慧视作一种人生觉悟，并且相信这种觉悟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
苏格拉底说得简明扼要：“一无所需最像神。”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既无恒产，又无妻室，全身心沉浸在哲理的探究中。亚里士多德则反复论证哲学思辨乃唯一的无所待之乐，因其自足性而是人唯一可能过上的“神圣的生活”。
对于希腊人来说，哲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以寻求智慧为目的的生存方式，简言之，乃是一种精神生活。我相信这个道理千古不易。一个人倘若不能从心灵中汲取大部分的快乐，他算什么哲学家呢?
所谓智慧的痛苦，主要不是指智慧面对无知所感觉到的孤独或所遭受到的迫害。在此种情形下，智慧毋宁说更多地感到一种属于快乐性质的充实和骄傲。智慧的痛苦来自内在于它自身的矛盾。希腊哲人一再强调，智慧不是知识，不是博学。再博学的人，他所拥有的也只是对于有限和暂时事物的知识。智慧却是要把握无限和永恒，由于人本身的局限，这个目标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
说到对人自己的认识，情形就更糟。有人问泰利士，世上什么事最难，他答：“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使命限定为“认识你自己”，而他认识的结果却是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于是得出结论：“人的智慧微乎其微，没有价值”，而认识到自己的智慧没有价值，也就是人的最高智慧之所在了。
不过，尽管人的智慧有其局限，爱智慧并不因此就属于徒劳。其实，智慧正是人超越自身局限的努力，唯凭此努力，局限才显现了出来。一个人的灵魂不安于有生有灭的肉身生活的限制，寻求超越的途径，不管他的寻求有无结果，寻求本身已经使他和肉身生活保持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便是他的自由，他的收获。智慧的果实似乎是否定性的：理论上——“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实践上——“我需要我一无所需”。然而，达到了这个境界，在谦虚和淡泊的哲人胸怀中，智慧的痛苦和快乐业已消融为一种和谐的宁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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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确实让人心向往之。
哲学就是爱智慧和认识自己，就是追寻真理和追寻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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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命运
作为一门学科，哲学本应是只由极少数人研究的学问。由于这门学科的高度非实用性质，也由于从事有关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特殊的学术兴趣和才能，以哲学为专业和职业的学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绝对不可能占据高比例。
但是，哲学不只是一种学术，自从它诞生以来，它还一直承担着探究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使命。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就不只是少数学者的事了，而是与一切看重精神生活的人都休戚相关的。
这样的形势对于专职的哲学工作者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不管幸运还是不幸，作为少数“入选者”，他们肩负着哲学学科建设的学术使命，有责任拿出合格的学术著作来，否则便是失职，理应改行，从事别的于己于人都更为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上广泛的精神饥渴，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有责任提供高质量的哲学通俗读物，这不但是一种启蒙工作，而且也是以个人的身份真诚地加入我们时代的精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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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说，希望吧。是的，有责任写出高质量的哲学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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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精神生活
在我看来，柏拉图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恰好也暴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他本该明白，哲学之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哲学问题。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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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柏拉图有同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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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慧”显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而非一门学科。
肯定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为了配得上过哲学的生活，一个人必须——如柏拉图所说——“具备真正的哲学灵魂”。具备此种灵魂的征兆，或者说哲学生活的特点，就在于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取最大的快乐。
哲学生活首先是一种沉思的生活，而所思问题的非实用性恰好保证了这种生活的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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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实用价值就是精神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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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也是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维度。
面对自然易生惊奇之感，由此而求认知，追问世界的本质，形成哲学研究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在这里是同义词）这一个大领域。面对人生易生疑惑之感，由此而求觉悟，追问生命的意义，形成哲学研究中的人生观、生存论、伦理学（在这里也是同义词）这另一个大领域。哲学所思的问题无非这两大类。
哲学的追问的确是指向神秘的，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人生，灵魂在提问，而让头脑来解答。康德最早做了明确的揭示，他指出：由头脑（他所说的知性）来解答灵魂（他所说的理性）所追问的问题，必定会陷入二律悖反了两种对立因素的品格使之成为比科学和宗教更加伟大的东西。我们确实可以说，哲学的努力是悲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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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问题就是精神生活全部的内容，就是追寻真理和追寻人生的意义。
灵魂本来就在头脑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二律悖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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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是我们感知外界的唯一手段，既然感觉只感知到现象，我们凭什么说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本质？至少凭感觉不能证明这一点。
假定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有一不变的本质，这只能是理性之所为，是理性追求秩序的产物。但是，理性同样不能证明它所追求的秩序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那么，这种秩序从何而来？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是从感觉经验中归纳而得，因而并不真正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二是理性本身所固有的，是意识的先天结构。在这两种情形下，秩序都仍然属于现象范围，而与世界本来面目无关。
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在现象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受我们的认识干扰的本体界？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不存在。世界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即作为显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现象。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上帝能够直观到世界的本体，但是，胡塞尔正确地指出，任何对象一旦进入认识就只能是现象，这一点对于上帝也不例外。
哲学从追问世界的本体始，经过两千多年的探索，结果却是发现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本体，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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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会和世界发生作用，而观察的对象，并不能说明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本体。
这是个认识论的问题，我认为人类可以认识世界但不能完全认识世界，上面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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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指出，对于已经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唯一的避难所，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寻找非宗教的信仰。
第一，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它以往的历史甚至业已昭示，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然而，它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第二，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价值多元是现代的一个事实，想用某一种学说（例如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重建大一统的信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应该的。哲学反对任何人以现代救世主自居，而只是鼓励每一个人自救，自己寻求自己的信仰。
第三，哲学的沉思给了我们一种开阔的眼光，使我们不致沉沦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旋涡，仍然保持住心灵生活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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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同“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应该说是不可能提供某种确定的信仰，每个人从中得到的并不一样。“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说的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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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很多观点和作者并不统一，但还是从书中获益良多，是一次很好的“内在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