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金维映
金维映（1904－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舟山地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是舟山（1950年5月17日舟山群岛解放，成立定海县人民政府，属宁波专区管辖。1953年3月经政务院批准，定海县辖区分为定海、普陀、岱山3县，从江苏省划入嵊泗县，成立舟山专区。 ）籍杰出女革命家，她也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邓小平在整风中受冲击后与邓小平离婚，后为早期革命领导人李维汉之妻，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铁映之生母。
１５岁时她离开定海到宁波读了三年书，想念亲人的时候她也流过眼泪。“四一二”后，她２０岁出头离开舟山到宁波，被捕出牢后又告别父母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工作了四年后又离开那里赴中央苏区，在那里她与邓小平的生离，那种别意深深地、久久地伤痛着她的心，之后她又同朝夕相处的乡亲和战友告别，踏上了长征路，现在面临着与丈夫和儿子的分别，她非常留恋伤感。尤其是儿子，才１９个月，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母亲啊。金维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是包括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在内走完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30位女红军之一。为纪念这位革命女杰，1991年，岱山县人民政府整修金维映故居。1995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为故居题名 。
人物生平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使用过金志成的名字，她和邓小平同年，均生于1904年，她生于浙江舟山群岛岱山高亭镇，父亲金荣贵粗识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一家4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生活很艰难。6岁时因父亲米行倒闭而被送往镇海老家，跟随叔父以扎纸花、制锡箔挣钱度日。 8岁时，被父亲接回定海，翌年进定海县立女子小学读书。时任“女小”校长的沈毅，是舟山著名爱国进步人士。金维映受其教育，得以健康成长。“女小”毕业后，由沈毅校长送宁波师范学习幼稚教育。学成后，回“女小”工作，立志为教育事业而奋斗，将名字改为金志成。
1919年，参加演讲队上街宣传，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毕业后留在女校任教员，阅读进步书刊。
1925年6月，发动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上海五卅运动，联络各校成立县学生会，带领学生联合工人、市民实行罢课、罢工、罢市。
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深入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建立工会。
1927年，春，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带领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获得胜利。3月，参与组织盐民开展反土豪劣绅斗争，成立岱山盐民协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转移至上海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她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
1929年6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白色恐怖条件下，领导开展妇女革命斗争。
1930年7月，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领导发动上海百余家丝厂工人罢工。她深受丝厂女工们爱戴，被尊称为“阿金大姐”。
1931年，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1933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参与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红军和征粮工作。不久兼任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率工作队深入动员群众，超额完成扩红征粮任务，受到中央和军委的表彰。
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0月，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纵队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1937年初，调到抗日红军大学，任女生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38年，春与蔡畅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并治病。
1941年底，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莫斯科时遇难。
重大事件
与邓小平的短暂婚姻
1931年7月中旬，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即金维映），同被王明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金维映烈士铜像 李铁映在母亲的铜像前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的打击，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后，金维映离他而去。
与李维汉的姻缘
（右一）为李维汉与周恩来
李维汉和金维映是1934年在瑞金结婚的。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刚过完并不清静的蜜月，就匆匆踏上征途。金维映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干部休养连。
西征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住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因为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夫妻正常生活的条件。
战略转移开始，31岁的金维映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她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在干部休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她配有一匹马，但她的马上总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泡的女同胞。
魂断异国
金维映和李维汉结成革命伴侣后不久，1938年共产国际党校招生。中共中央选派阿金和刘亚楼、马明方、贺子珍、贺诚、钟赤兵等一批高干，经新疆，赴莫斯科深造。1939年底，阿金突精神失常（上海人叫发神经病，同时赴苏俄女干部发此病另有人，程度不同）后无法，只得送入精神病院。最后探望过阿金的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和蔡畅、邓颖超，见阿金神情错乱，已认不得人了。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当年冬，一次为避德机空袭，医护病人外逃防空，从此不见阿金，在战乱中逝去，年三十八岁，至今未能寻到忠骸。谁知，这一去竟永无复返了。阿金在莫斯科最后的日子，鲜为人知。
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在回忆金维映时，饱含深情地写道：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当时许多中国同志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1940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又去看望了金维映。邓颖超写道：回国后，我在国统区工作，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儿童福利院我国烈士子女在此学习都迁离了莫斯科。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听说她住在医院里，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当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战争的局势非常紧张、混乱，有很多事情将永远不为人知。传到延安的消息只说，她牺牲在莫斯科。她牺牲时只有37岁。
李铁映夫人秦新华，是博古即秦邦宪和刘群仙的女儿，为阿金生下金童玉女，长孙男名力践，孙女明鉴小姐。而今第四代已健康成长。阿金必欣喜万分。
金维映故居位于岱山县繁华中心高亭镇人民居委后街弄14号（黄家），江泽民同志亲笔为故居题名。故居坐西北朝东南，仿原貌古色古香，砖木结构。故居内陈列着金维映烈士生前用过的床、衣柜、橱等部分遗物共10余件，生平经历的展板54块，珍贵照片130余张以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4幅。
秦邦宪----中共最年轻的总书记
1907-1946失事遇难,江苏,又名博古,七届中共中央委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总书记,曾和李德拥有中央军委最高军事指挥权
抗战时期曾任中共书记处书记,新华通讯社社长
中共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社会活动家,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前妻刘群先(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子秦刚,秦钢,女秦摩亚,秦新华,秦吉玛
夫人张越霞,子秦铁
--秦新华丈夫李铁映(曾任政治局委员,是李维汉之子)
按：根据非官方证实的消息,当年秦邦宪、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乘坐的飞机失事是蒋介石特务所为。这位中共总书记曾一度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共同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只是这位二十四岁就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领袖毕竟经验太不足了,特别是在军事上,没有过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如何打仗？
二、陈琏
陈琏（1919年10月13日出生于宁波慈城(现属宁波江北区)，1967年11月19日逝世于上海）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陈琏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她的母亲杨氏在她出生时获产妇热病亡。她原名陈怜儿，1939年改名为陈琏。
陈琏年轻时很激进，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由于她对国民党对日政策不满逐渐接触共产党。1939年7月她加入共产党。同年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并在那里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陈琏毕业赴北平贝满中学作教师。1947年8月10日她与袁永熙结婚。同年9月24日两人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她父亲的帮助下，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两人被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部部长。但她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在共产党高官的压力下陈琏与袁永熙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出于社会上和家庭内的压力她于1967年10月19日跳楼(因陈布雷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日记中记有其女儿陈琏被捕又获释，由其陪同，受到过宋美龄接见等情节）把陈琏打成“叛徒”，陈琏被逼自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职员。1946年秋季，27岁的陈琏大学毕业，也到北平工作，担任贝满女子中学历史教员。她对住在南京的父亲提出：要跟袁永熙结婚。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陈布雷，对怜儿的婚姻非常关切，对于未来女婿一切疑点都倍加详查。他暗中委托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详查袁永熙其人。
据密报：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而且，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教授是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教授是他另一个姐夫，吴晗教授是袁永熙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则和孙国华相熟，对袁永熙十分赏识。陈布雷欣然接纳了这位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证婚。北大、清华校友们送的礼物是一套《鲁迅全集》。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布雷的女儿”这块招牌为他们夫妻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不久，发生了“地下电台案”。因为意志薄弱者的叛变供认，特务知道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袁永熙引起特务怀疑。1947年9月，军统特务从棉花胡同甲5号的房顶纵身跃下，包围了袁永熙和陈琏的住房，在家中搜出了“民青（民主青年联盟）纲领”等文件。
1947年9月24日，刚刚度过蜜月的新婚夫妇双双进了牢房。国民党特务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使他们屈服。于是，北平的特务把陈琏、袁永熙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关在国防部保密局，听候发落。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后，面临威逼利诱，陈琏、袁永熙机智应对，使军统特务无隙可乘，一无所获。陈琏、袁永熙掩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自己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
1979年陈琏被平反。胡耀邦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陈琏与袁永熙一起有一女（陈必泓）二男（陈必大、陈小代），两人离婚后她没有再婚。
陈布雷与女儿陈琏
陈琏后来被要求去西南联大找一位党的负责人，这人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袁永熙祖籍贵州修文县，在平津长大，当年22岁，比陈琏大两岁。这时西南联大已拥有中共秘密党员83人，占云南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省工委紧急通知袁永熙、陈琏去个旧隐蔽。
1942年初，陈琏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急切地要求批准她去延安。周恩来劝陈琏留在其父身边，利用机会影响父亲，让他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许久未有下落的陈琏回到家中，使陈布雷喜出望外。陈布雷不知道女儿加入了共产党，一天见她捧著一本《论持久战》在读，吃了一惊：「怜儿，我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抗日救亡是急不可缓的爱国大事，是每一个青年的天职。」女儿说的是真话，陈布雷无法反驳。1947年夏，陈琏和袁永熙结婚前，才给陈父亲写信告知这桩婚事。陈布雷从没见过这个女婿，怀疑他是共产党，写信要相熟的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查一查。张伯瑾与文化人过从甚密，他问了吴晗、叶公超、朱自清等教授。吴晗和袁永熙是西南联大民主运动中亲近的战友；叶公超是袁永熙的亲姐夫；朱自清和袁的另一姐夫孙国华教授相熟。他们都说小袁是个正派的有才学的青年。「有点左倾，怜儿找的人总是左的。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陈布雷接到张伯瑾信後说。是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一个时代的殉葬者
蜜月刚过，陈琏与袁永熙被捕了。蒋介石听到被捕的人员中有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时，大吃一惊。后特务们查来查去未查出陈布雷有什么机密洩露给女儿，蒋介石才放心。袁永熙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经陈布雷设法打通关节后，被保出狱。陈布雷为女婿在中央信托局找到一个「差事」。陈琏则回浙江慈溪外婆家生孩子去了。两人一直到1948年冬才相聚。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3日自杀的。自杀前半月，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提出要陈琏夫妇陪他去拜谒中山陵。到11月12日，他又叫袁永熙来寓所见面。他长叹一声道：「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於今悔之晚矣。」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你们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
陈布雷之死，是因为看到辽沈战役中蒋介石大败，平津、淮海战役也已揭开序幕；国民党金圆券发行失败，经济呈崩溃之势；而美国后台老板有意换马，蒋家王朝眼看已「油尽灯枯」。但他既已跟定蒋介石，政治立场是至死也不肯变了。
陈琏死于文革中
党组织对陈琏和袁永熙的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他们被捕后都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更没有泄露组织秘密，党的组织和工作未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损害。陈琏很快通过了审查，她被保释出狱未办任何手续。袁永熙则有一个关节，就是所谓填写过悔过书的问题。「开除出党，批准其重新入党」，这种极为滑稽的处理，否定了袁永熙的斗争历史。整风反右，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巨大的压力下，陈琏被迫与袁永熙离婚。
袁永熙被错划右派后，只身下放到京郊南苑生产队劳动改造。1962年5月，袁永熙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中学当教师，与一位女教师结婚。
1978年袁永熙调回北京，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任职；不久调入中央办公厅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工作。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81年袁永熙同志调到原北京经济学院任代理院长、院长。
1994年改任顾问，同年离职休养。在此期间他对高校的教育改革与学院的基础建设、组织建设、学科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并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人口丛书》。而陈琏「文革」开始即遭批判......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得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三、陈修良
（1907年—1998年11月6日 ），女。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曾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
身世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鄞县)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悟性极高，是沙孟海最得意的女弟子，她性格坚强，思想活跃，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她的母亲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张秋人、罗亦农、赵世炎都在陈家住过。“五三”运动中，陈修良被同学们推举为女师代表到“学联”去，与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同为宁波地区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领袖人物。
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不久，成为两广团区委刊物《少年先锋》的编辑。
1927年4月，她被组织调往武汉，参加团的“四大”后，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向警予秘书，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陈昌浩、章汉夫、冯定、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杨之华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陈修良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同志介绍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4月，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
解放后，陈修良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1950年8月，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沙文汉与陈修良摄于杭州西湖
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1977年陈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后，曾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83年1月，她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后又被聘为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1988年，陈修良离休。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她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
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亲切看望她。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病逝，享年91岁。她的老家就在现今海曙区呼童街上，在今天位于东钱湖畔的沙孟海书学院万柳园内，有沙文汉陈修良夫妇之墓。
地下工作者
沙文汉陈修良夫妻50年代合影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由于出了叛徒，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中，刘少奇准备让她担任华中局妇委书记，
《百年缱绻》
但妇委未成立，陈毅委派她担任《新华报》总编辑。
中共史上第一任女市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找她谈话，由于斗争需要，任命她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开始，她住在地下党员朱启銮家，后来以“姑妈”的身份，搬到中正路武学园3号一对地下党员的夫妻家中，就在这里指挥起南京的地下斗争来。
语录
陈修良曾倾吐衷言：“地下工作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完整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重要意义。我年事已高，希望有人帮助我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供后人研究。”
四、李又兰
李又兰 （1919 — ）女，又名李幼兰，宁波镇海人（现属北侖区）小港港口人。爱国实业家李善祥次女、张爱萍将军夫人。少年时在蔚斗小学就读，中学到上海读书。1937年抗战开始后，由沪返回小港，积极参加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救护队的活动。同年11月，和汪波、林晖、金涛、李祖宁及李锦等青年在丽水的“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 学习。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班长、新四军政治部巡视员、华中局党校组织干事、新四军三师政治部组织股长、四师抗大四分校组织干事与师部秘书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局秘书、华东海军司令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秘书、艺师预科部主任、党组副书记、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1975年任国防科委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离休时为副军级。
与张爱萍将军在淮北
44年春，李又兰临行前，与儿子张胜在宁波大同照相馆留影。
张爱萍上将与毛泽东
李又兰前夫项英简介 李又兰前夫是烈士
张爱萍夫人李又兰的第一个爱人，是项英烈士，李又兰是项英的最后一任妻子，新婚不久项英就牺牲了。
李又兰前夫项英简介
项英是中共早期的骨干，也是最忠诚坚定的战士。1922年入党，1923年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秘书），是中共“二大”12名代表之一，是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历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组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长征后，与陈毅、贺昌、毛泽覃等人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项英1941年牺牲后，次年即1942年8月8日，李又兰与张爱萍上将结婚，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李又兰再嫁，李又兰与张爱萍婚后育有三子一女。
5、周月林
周月林和儿子合影
周月林(1906-1997)女。化名王月梅、陈秀英。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做工，1925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经张琴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上海总工会机关做保密工作。1926年3月任中共上海曹家渡部委妇女部部长，后调到上海总工会任秘密交通员。同年秋被上海党组织派往苏联，入海参崴党校中国班学习，结识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
1927年夏与梁结婚。同年底随梁调到苏联伯力，任华工俱乐部主任。同梁从事华工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在海参崴、伯力曾先后接待过路经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蔡和森、瞿秋白等。1929年底自费携儿女到莫斯科，经邓中夏介绍入中山大学预备班学习。1931年5月经请求获准同梁柏台回国工作，走时将两个孩子留在苏联。7月经上海转入闽西革命根据地，被分配在红军学校工作。9月随梁柏台到江西瑞金，11月列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年起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兼主任。1933年起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她主持全党妇女工作，直接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妇女运动，动员组织广大妇女争取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积极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和支援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仍任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不久兼任国家医院院长，领导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医疗救护工作。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随梁柏台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奉命随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从瑞金地区经闽西准备转经香港去上海。2月下旬在福建游击区转移途中与瞿秋白一起被国民党军逮捕。经审讯后判刑10年关押于龙岩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曾经上海到南昌、武汉等地找过中共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任街道干部。1955年因瞿秋白被害事件被怀疑成嫌疑犯逮捕审问，1965年被判刑12年。1970年被疏散到山西榆次就业，1978年提出申诉。1979年11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复查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山西省给她落实有关政策，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1985年定居烈士梁柏台故乡浙江新昌。
后左起：康克清、钱希钧、周月林、贺子珍、前左起：曾碧漪、彭儒
谁出卖了瞿秋白？当年，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项英之妻张亮和瑞金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兼中央政府司法部长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是最大的嫌疑人。为此，两个红军女干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
1906年12月27日，上海黄浦江边一间破旧的芦席棚里，随风传出了嘶哑的婴儿啼哭声，周月林降生在一个贫穷的渔民家里。
周月林4岁时，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减轻家庭负担，周月林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5年后，被接回上海的她，又被父亲送进一家纱厂做了拣纱工。17岁时，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
1924年，周月林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工厂成立的工友俱乐部。在夜校里，她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教育。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中被日本人杀害。这个震惊中外的惨案激起了上海市人民的反帝怒火，随即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周月林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周月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而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周月林和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张佐臣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
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了。在紧急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她秘密转移苏联，进入海参崴党校学习。
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佐臣不幸被捕，不久被敌人残酷地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
二
在苏联，周月林认识了梁柏台。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比周月林大7岁。1921年春天，他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一起赴苏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中共海参崴支部书记、海参崴党校负责人。周月林和梁柏台相爱后结为夫妻。
1928年，梁柏台调任远东华工指导员，周月林也调任伯力华工俱乐部主任。在艰苦的革命工作中，周月林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于是经过组织的批准，于1929年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特别班学习，在那里，她听过瞿秋白讲课，第一次认识了瞿秋白。
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几年中，周月林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梁柏台给她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意即“火星”，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梁柏台和周月林从弗拉奇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中取出两个音作为孩子的名字，叫弗列，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
1931年5月，党中央要调梁柏台和周月林回国工作。行前，周月林夫妇把一双儿女送进了莫斯科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
从那时分别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日月轮回，岁月沧桑，一个让人回想起来就心疼的故事，成了未解之谜！
三
1932年4月，周月林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26岁的周月林，剪一头短发，着一身戎装，骑一匹枣红色战马，来来往往地奔波忙碌。
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梁柏台还是中央政府的人民司法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瞿秋白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此后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谈话，调她担任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四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远征，实行战略转移，同时，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苏区坚持斗争。
正当周月林打点行装时，中央突然决定梁柏台留下，协助项英、陈毅工作。项英对周月林说：“柏台同志留下来了，你也留下来吧！”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周月林和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张亮一起先行突围，经福建、广东转移至香港或上海，开展地下工作。
项英给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一路护送。
他们向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进发。在汤屋，他们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
为了让瞿秋白、周月林等人能安全突围出去，万永诚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装扮成被俘的红军战士，由警卫排“押送”出封锁线。
2月21日傍晚，他们按照预定计划，从汤屋向永定县前进。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长汀县水口镇。水口镇北有汀江横亘，唯一的木桥上已有敌人把守。周月林、瞿秋白等人只得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过江。当他们来到距水口镇10华里的一个小村时，已是24日的拂晓。此时，他们浑身打着冷颤，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停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
突然，“砰”的一声，村口传来了敌人的枪声。敌人已分两路包围了村子。危急之中，护送队长要瞿秋白、周月林等人向村后的小山上撤退。
谁知那座小山是一座孤山，待一行人爬到山顶一看，后山陡峭难行。此时，护送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护送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了。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滚下去。”于是，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人双手抱头，不顾一切地朝后山坡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下陡坡后，见邓子恢正在前面，就快步追了上去。
枪声渐渐远了，周月林这才意识到自己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她回头一看，发现瞿秋白、何叔衡没有跟上来，她没有多加考虑，就毅然冲了回去。
周月林一边急走一边寻找，终于发现瞿秋白正跌坐在乱草丛中。在不远处，周月林又找到了张亮。
周月林领着瞿秋白和张亮在灌木丛中艰难地往前走着。当他们走到一间塌了顶的破屋子前，瞿秋白和张亮实在走不动了，喘着粗气。周月林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在旁边的草丛里看着，有事就轻轻拍一下手。”说完，周月林来到不远处的一片荒草丛中。草丛十分茂密，中间有一口小水塘，是个隐藏的好地方。过了一会儿，张亮和瞿秋白过来了，也钻进了草丛中。谁知瞿秋白身体虚弱，立脚不稳，刚到草丛里就摔了一跤，恰巧撞在一棵小树上。小树剧烈地晃动，惊动了山顶上的敌人。就这样，他们三人不幸被俘了。
五
当晚，敌人没有审讯他们。趁着这个机会，三人偷偷商量着应付敌人的办法。周月林说：“我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她当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不怕敌人盘查。张亮说：“我就姓周吧，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店的老板娘，是被红军抓去的。”瞿秋白说：“我就姓你这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在同济大学学医，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周月林说：“你又不会看病开处方，敌人会相信你？”瞿秋白却说：“说别的我像吗？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不怀疑你们。敌人如果怀疑我，找一个人来认我还不容易？”
第二天，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三人按照商量好的应答，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就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团部关起来。
后来，敌人又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口供前后一致，便信以为真。敌营长的一个亲戚要生孩子，找不到接生婆，就将“陈秀英”保释在家，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有家糖果店的老板没有孩子，知道“周莲玉”怀有身孕，也将其保释出去，讲好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瞿秋白在狱中偷偷写信托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
可是，到了4月下旬，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被敌人重兵包围，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被俘后，供出了瞿秋白、周月林、张亮在上杭被俘的消息。于是，敌人很快就在被俘的人员中找出了文质彬彬的瞿秋白和仅有的两个女红军干部周月林、张亮。
六
敌人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企图让她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接头地点、暗号。可是，任凭敌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不为所动。敌人在得不到任何秘密的情况下，只好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周月林、张亮各10年徒刑。
在国民党的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她和张亮共同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内熬过了3个春秋。
1938年初的一天，突然有人出面要保她们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他在一次酒宴上，偶然得知龙岩监狱里关着梁柏台的妻子，便找熟人疏通了关系，准备将周月林保释出去。此时，国共两党已合作抗日，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已开始释放政治犯。就这样，周月林和张亮被保出了监狱。
周月林高兴极了，她要去找党组织，要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时过三年，世事变迁，当年与上海地下党的老关系早已中断，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这时，周月林想到了丈夫梁柏台，她决定到梁柏台的家乡去，她以为梁柏台的家人肯定知道他的下落。令周月林失望的是，梁柏台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就在周月林和瞿秋自等人突围后不久，梁柏台在随部队突围中英勇就义。
数月后，周月林和张亮一起去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找项英，在途中两人走散。周月林只好孑然一身来到武汉。在武汉没有能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只好前往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
七
1949年，解放的曙光使周月林心头为之一亮，已担任要职的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随处可闻。她真想去找他们。可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15年了，感到有些惭愧。她决定还是承认现实，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然而，命运却不让她平静。1955年，国家内部肃反开始了。6月18日，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有关部门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呢？和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在永定县坚持游击斗争，只有周月林、张亮与瞿秋白一起被俘。瞿秋白被杀害了，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张亮已被项英处决，剩下的就只有周月林还活着。于是，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此后，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
此时，周月林已是近70岁的老人，疾病缠身，但她始终抱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很快对周月林作出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了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
周月林晚年生活一直过得舒心、平静，她的心境豁达、开阔，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997年的年末，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５日，距梁柏台牺牲４８年，距自己第一次到新昌４６年，周月林才再次踏上了新昌这块土地。这一次，７８岁的周月林是来新昌定居。她满怀深情地说：梁柏台非常想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人民中间。可是他为革命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就让我替他回来，替他来了却这个心愿。１０月１９日，查林村的村民像抬新娘子一样，将周月林抬过村口长长的木桥，迎进村里。晚年的周月林在新昌生活了１４年多，直到９２岁高龄去世。在这里，一生坎坷的她，终于获得了平静。对此前数十年间的她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恋爱婚姻家庭》1998年第3期陈刚、沈俊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