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国军界以学系为派系，连蒋介石都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会捐款，以示自己是圈子中人，何况其他人呢？民国海军专崇英国，留学其他国家的军校学生绝无仅有，唯一有留美背景的海军上将蔡廷干还是回国之后从天津水雷学堂起步，只有陆军还算包容，收纳了留学各国的军事学生。
从晚清到民国四十余年间，留美军校学生不到百人，分布在国立的西点军校、州立的弗吉尼亚军校和南卡罗莱纳军校、私立的诺维奇大学四所军校，势单力薄、备受冷遇可想而知。随着美国在二战中崛起为世界霸主，留美学生才炙手可热起来。冷热之间，这个小小群体艰苦奋斗，颇有一番成就，值得后人探究。至于二战后期开始涌现的留美现役军官，则是另一个群体、另一组故事了。
学成不易
官费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军事始自晚清。当时的美国陆军以工程队形象闻名于世，其军校毕业生也以工兵为最优选择。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决定派员赴美时，便从南洋公学铁路专班（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生中考选了温应星、陈廷甲二人，以求术业相合。当时，进入西点军校需要联邦参议员推荐，尚未对中国开放名额。温、陈二人虽是官派，也只能先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待1905年3月美国第58届国会专案决议通过后才正式进入西点。
以此为开端，共有8名中国学生从西点军校毕业。由于保送与接收未成定制，中国有学生考取，美方却无名额可供入学的情况时有发生。1926年官派赴美的王之在诺维奇大学读完两年后才等到西点的入学许可，以22岁的“高龄”进入该校。
西点军校训练严苛，最初的中国留学生格于先天条件，成绩并不优秀。温应星1909年毕业的时候名列全部103名学生中的第82位，陈廷甲则敬陪末座。颁授文凭的美国战争部长迪金森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不要气馁，我国许多名将毕业时也是垫底的啊”。他们同届同学中便有一位是上一级留学下来的，毕业时排在第45位，名字叫做乔治?巴顿。此后的中国学生成绩愈加优秀，王之在1932届262名学生中排名第12位，张道宏的数学在1924届300名学生中名列第1。
相比之下，报考弗吉尼亚军校、诺维奇大学要轻松许多。孙立人1923年8月赴美，使用清华学堂的学分直接插入普渡大学三年级读土木工程，一年又十个月后毕业。1926年1月，他又插入弗吉尼亚军校文科三年级第二学期，次年6月便取得了第二个学位。西点之外的留美军校生多循这一途径就学，有些人甚至同时拥有博士学位和军校文凭。也有仅取得军校学历的，温应星之子、弗吉尼亚军校1944届的毕业生温哈熊便是一例。
只是，这些军校的管理训练之严酷、淘汰率之高不逊于西点。孙立人回忆，在他之前弗吉尼亚军校有一位姓胡的，“是张作霖保送的”，“不到半年，就活活被打死了”。后来有一位姓王的，在清华比孙立人低一班，入校后因为不能忍受管训退学，“出去之后就得了神经病，跳海死了”。另外还有个姓李的中国学生被“打得患羊癫疯退学了”。
入行更难
对官派的西点毕业生而言，回国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发展。北洋系军队连本土的保定军校生都不信任，更不用提留洋学生。温应星、陈廷甲回国之后，多年在参谋、科员、秘书的职位上打转。1918届的王赓、曹霖生毕业时正逢巴黎和会，全部以驻外使馆武官身份分配到代表团做秘书。1922届的王成志更是直接去交通大学做了助教。
不过，当时陆军军官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与留学生们在西点军校所学所知相差甚远，也许在教育、外交领域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西点最后一名中国留学生，1937届的颜朴生是外交元老颜惠庆之子，一毕业便子承父业做了外交官，没有做过一天军人。抗战期间他在缅甸仰光做领事，对中美英之间军政折冲贡献良多。
自愿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往往连军队工作都难找到。弗吉尼亚军校1925届的曾锡珪和他师弟孙立人同命相怜，遍寻军职不得，只能到中山大学当军训主任。同届的黎度公跑去建国粤军第5军讲武学堂这样一个杂牌军的边缘单位做教官。1926届的陈传广靠着叔叔陈嘉佑是湘军宿将，得了个骑兵团长的职务。可惜，筹办了两个月，全团还是只有200副马鞍子。
孙中山的卫士长姚观顺是回国参加国民革命的美籍华人第三代，毕业于诺维奇大学1914届，北伐时是蒋介石总部的交通处副处长兼交通兵教导团团长。在他引荐下，诺维奇大学1927届的何浩若、朱世明都进入军校担任教官。北伐成功之后，已经位居第46军参谋长的何浩若深感发展无望，主动解甲归田，以他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的资历到金陵大学当了教授。朱世明做到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也因学校合并至中央军校被免职，跑到安徽省政府当交通处长去了。
当然，也有不同凡响的幸运儿。弗吉尼亚军校1929届的李忍涛毕业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层镀金，在处处以德为师的国军中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当上了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上校副主任兼留德军官预备班副主任，而且一件条陈说服蒋介石，允许他从零开始筹建防化学兵。李忍涛因此得到了“中国防化兵之父”的美名。
抱团取暖
出身官宦世家的温应星在留美军校学生中资历最老，人脉十分广泛，西点军校毕业之后他浪迹南北，在光绪皇帝、孙中山大总统、张作霖大元帅和张学良少帅麾下都任过职，还给宋美龄做过家庭教师，俨然成为这一群体的老大哥。每当他获得一个职务，都有一批留美同学前来依附。1925年，温应星出任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时，陈廷甲、王成志等人便在处中挂名顾问。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温应星曾显赫一时。1930年初，在张学良的引荐下，财政部长宋子文邀请赋闲在北平一年多的温应星出任财政部盐务缉私处处长，主持整理陈旧的盐务缉私武装，成立新式税警部队。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钦点下，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宪警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中央军校宪警班主任，参与整理重建宪兵。
税警部队有盐税作为支撑，装备精良、待遇优渥且地位超然，又有老大哥可以依靠，成为留美军校学生的聚集地。王赓担任了税警总团的总团长，曾锡珪担任总团参谋长，张道宏担任了税警官佐教练所主任，黎度公担任了总团教导总队副总队长。1927届的诺维奇人赵君迈成为第1团团长，王之毕业回国后，也从总团工兵营长职位上开始军旅生涯。温应星还利用职务之便，在宪兵和税警之间调剂人员，化解矛盾。在宪警教导总队担任第2大队大队长的孙立人与总队部人员发生冲突时，便被温应星调到税警总团担任了特种兵团团长。
此后，留美军校学生长期把持着税警部队。淞沪抗战后，税警总团被改编为陆军第40师，财政部在两淮盐区另建税警总团，由曾锡珪担任总团长直至1938年被第三战区兼并。孙立人则以税警总团负伤官兵为基础成立了财政部缉私总队，演变为陆军新编第38师，成为唯一一支留美军校学生长期掌握的陆军部队。
李忍涛曾身兼军政部学兵总队总队长、防毒处处长和中央军校特科干部训练班主任三职。在他的小小系统中，也聚集了诺维奇大学1927届的姚楷、1928届的杨昌龄，南卡罗莱纳军校1929届的杜文若、1930届的汪逢栗、曾庆集等一批留美军校学生。
献身抗战
孙立人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常被后人认为与其留美军校经历密不可分。但在孙氏扬名之前，留美军校资历并不受社会好评，甚至有人以绣花枕头、奶油军人相称。这种印象，与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王赓关系匪浅。
王赓是西点军校1918届第14名毕业的高材生，曾在孙传芳五省联军中担任过参谋长，以及炮兵指挥官、铁甲车司令等指挥职务，在留美军校生中十分罕见。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王赓率领税警总团参战。2月27日，他前往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拜访同学，途中遭到日军士兵伏击，避入礼查饭店后被俘。王赓原本就以与陆小曼、徐志摩之间的三角恋为世人所熟悉。被俘之后，坊间更是传言他是为了会见陆小曼才独自出行，且随身携带的军事地图和作战计划都被日军缴获，上海之战因此失利。此说虽不属实，影响却十分广泛，对留美军校学生颇有杀伤力。
王赓在停战后被释放，从此一蹶不振，一度退出军界。1942年，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在前往华盛顿途中因肾病逝世于埃及开罗，以军礼葬于当地军人公墓，年仅47岁。西点军校在悼词中写到，“从军事角度而言，王赓的事业并不成功。王赓一生坦诚、正直、爱国，他是西点的光荣”。
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后，留美军校学生开始活跃在军事外交战线上。何浩若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征募训练大学生担任各部队美军顾问的翻译官。曾锡珪担任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联络参谋，经历了后者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传奇。温应星之子温哈熊1944年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参谋。王之担任了驻太平洋盟军总部联络参谋，密苏里号上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时他正在现场。
有两位留美军校学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1944年10月28日，李忍涛视察驻印军防化学兵部队后乘飞机回国途中，遭遇空难殉国，年仅39岁。1926届的诺维奇人齐学启是孙立人在清华的同学，曾在温应星的宪警教导总队任第1大队大队长、宪兵第6团团长，孙立人任新编第38师师长后邀请他担任副手。第一次远征军失利撤退时，齐学启为带伤兵归队不幸被俘，在监狱中坚贞不屈，遭日军指使汉奸刺伤，于1945年3月13日重伤不治，享年45岁。
风吹云散
抗战胜利后的十年间，孙立人在留美军校学生中一支独秀。从新编第1军军长一路晋升为陆军总司令，官拜陆军二级上将，与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并列为国民党政府博取美国支持的标志性人物。好景不长，1955年8月孙立人因牵扯兵变案被软禁，三十年后的1988年才恢复自由，两年后去世。弗吉尼亚军校对这位杰出校友十分关心，曾声明称赞孙将军当年“品行上表现优异，军事学科成绩良好”，毕业后关怀学校，对兵变一事表示“难以置信”。
不同于世界大战，国共内战没有多少位置留给留美军校学生。温应星在国共内战结束后赴美定居，1968年5月病逝于华盛顿，是唯一一名安葬于西点军校校园的中国人。曾锡珪、何浩若等人在50年代陆续退出现役，以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
曾任驻苏武官、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1950年4月在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任上，因被认为有率团倒向北京方面的嫌疑而被免职。他的副官黄仁宇也受到牵连，无法继续留在日本，于是选择赴美留学。黄仁宇日后成为历史学家，写出了《万历十五年》。
王之的经历有些特殊。1951年，在香港赋闲的他加入以前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为首的“自由中国运动”，依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在塞班岛上训练情报人员并空投到中国大陆，为大陆同胞提供了不少“抓特务”的集体回忆。朝鲜战争结束后，“自由中国运动”解散，王之返回台湾任总统府参军，1966年届龄退役，是军界最后一个西点生。
1949年前毕业的留美军校学生中，温哈熊在军界任职时间最长。兵变案发生时，他是孙立人的随从参谋，但仅被软禁一晚就被放出，此后长期在蒋经国身边工作。1984年，温哈熊晋升为“台军”联勤总司令，成为留美军校学生中第二位上将。温哈熊于1993年4月1日退出现役，2007年7月14日病逝于因心肺衰竭于台北三军总医院逝世。老一代的留美军校学生，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美国西点军校就读并毕业的中国籍学生有八位。
一. 温应星（1887-1968），广东兴宁人，1905年6月入学西点,1909年以全级103人中的第82名毕业，但他的 [实用军事工程] 科目成绩名列全级第二。当时为了西点是否能接纳中国学生，美国国会还特别通过法案批准。温的同届同学中有著名的巴顿将军,巴顿原比温高一届，因数学不及格而留级，故同届毕业。
温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第三课课长，铁路工程
师，中东铁路警务处长，第五任清华校长，上海保安处处长，财政部
税警总团总团长，全国伤兵管理委员会主任，全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
任委员，行宪立法委员等等职务；1949年定居香港。
温将军临终前曾向子女嘱咐，若不能返归故土，希望能葬于西点母
校。将军逝世后西点军校根据将军的资历和业绩，同意将军夫妇入葬
西点军校墓园。
二. 陈廷甲（1887-？）1905年6月15日和温应星一起进入西点，在西点被人称为“比利”，是出色的体操选手，后因表演受伤，功课受到耽误，毕业时全期103人中殿后。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在颁发毕业文凭时拍著陈的肩膀鼓励：我的朋友，不要气馁，吾国许多名将毕业时都居最后啊。
回国后，陈曾在北京陆军部工作，931年退出军界，因而后期活动鲜为人知晓；据悉长居香港，逝世年代不详。
三. 王赓（1895-1942），江苏无锡人，1911年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曾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在西点一贯成绩优秀，并热心帮助其他人，颇得同学赞誉，1918年西点毕业时为全级137名学生中第12名。
王赓回国后曾任职北洋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陸徵祥参
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并晋升少将。王赓和前妻陆小
曼以及徐志摩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当年是热门新闻，实情是王将军以优雅的绅士大度主动退出了感情纠纷。
1928年后王赓先后担任过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部参谋长，敌前炮兵司
令，铁甲车司令，国府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
长；128沪战开始时因误入日宪兵辖区被捕，后经他国协助得以脱
险，但被误认为泄露军情重新入狱。1935年王赓出狱后曾任职铁道部，后任国府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为维持抗战期间滇缅命脉的战略物资内运作了大量工作。1942年4月，王赓作为政府军事代表团成员于赴美期间（当时太平洋已为日军封锁）因肾病复发，医治无效于开罗逝世，终年仅47岁。
四. 曹霖生（1895─1976），出生于上海，其父是晚清公派留学的幼童，曹13岁时（1908年）赴美国，先后就读小学、中学；学业结束后于1913年一度返国。1914年曹霖生再度重返美国，于1916年9月13日进入西点。由于时值一次大战，该届学生仅以两年多时间就修完全部课程，于1918年11月1日提前毕业。
曹氏毕业后即任中国驻美使馆武官，并于1919年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
代表王正廷的秘书；和会结束后赴美宣扬中国于和会后的不平等处
境，次年返国。
回国后曹氏任职外交部，又于1922-1926年期间任教清华，在校期间
积极向学生鼓吹强兵富国之道，激励学生积极投考美国军校。1926年
底离开清华，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并于次年晋为少将，但于1928年
自动辞去所有军职，专心矿产开发贸易。1949年曹氏迁居香港，1952年后在澳门建立霖生学院，致力发展澳门教育事业。
曹霖生于1976年4月15日在澳门逝世，享年81。
五. 王成志（1897-？），杭州籍，早年随父母搬到上海，后就读南洋大学（交大前身），于1916年在校期间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美资格。在美期间，王氏先后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均获得学位；后王氏立志习武报国，经当时我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先生推荐，于1919年8月11日进入西点。在西点期间，王氏数学成绩极佳，一直名列全级300名军校生第一， 有“Professor Wong”的绰号；于1922年6月毕业。
毕业后王氏回到上海，先于交大任教，后赴北京任铁路护路局局长，
并兼教北京工学院。王曾于1924年服务东北军，但于两年后返回上
海，此后活动及业绩情况不详。
六. 张道弘（1898-1976），安徽籍，15岁时获取清华，1918年毕业后公费赴美深造，先就读克拉克大学，两年毕业后（1920年7月1日）进入西点。在西点就学期间，张氏数学成绩窳劣，曾因不及格险至留级，后侥幸获得特许，经补考过关。
1924年张氏西点毕业回国，随即时来运转，不久竟捷足荣登段大帅兼
总理祺瑞先生之乘龙长婿（夫人段式彬千金），后又任税警学校校
长。1930年后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抗战期间主管华中公路运输，
1946年还一度（8月至10月）任国府农林总务司司长，且多嗣多福（6
女1子），天伦尽享。
1949年后张氏辞去公职，1956年万幸获准赴港探望长女（49以前留
美生）后便留居香港，不久幼女亦幸准赴港探亲。1960年张氏父女在
张的美国同学会帮助之下，获得美国移民签证，但夫人皆其他子女仍
滞留上海。1962年张氏返居香港，专心致力于将家人接出大陆，竟能
于1967年大陆文革极左狂暴期间将夫人及另一爱女迁至澳门，从此后
张便长居澳门，续继天伦之乐，并继续努力团聚大业；但张氏其他的
3女1子仍居留大陆，改革开放后是否迁出不得而知。然而张先生以西
点之不屈不挠精神，二十余年致志家庭团聚幸福；其乐天知命、崇敬
亲情之个性着实令人敬佩。张氏于1976年美国国庆日在澳门逝世，享年77。
七. 王之（1906- ），湖南善化龙喜乡人，12岁考入清华学校，就读8年完成初中、高中以及大学二年级课程，后受当时任教清华的西点毕业生曹霖生影响，报名西点，于1926年8月赴美。 抵美后王之插班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诺维奇（Norwich University）就读军事，1928年毕业后奉政府命令转入西点从头学起，初时几乎因视力欠佳淘汰，后校方考虑王之在他校学业优秀，允以入学。1932年初国内128沪战爆发，王之写信给西点学长兼当时驻沪税警总团总团长王赓将军，要求参战，后西点校长和王赓均忠告王之完成学业，他日方可有更大贡献于国家。1932年6月10日，王之以全级262名毕业生中第12名毕业西点。
1932年10月王之受时任上海保安处处长温应星将军邀请返国，任职财
政部税警总团，后该总团工兵连成立，王任连长。1933年10月，王氏
一度返回湖南，先任职何健将军第4路军参谋，负责新兵器培训，后
任教湖南大学军事工程课目，继而担任长沙中学生军事集训总队大队
长。
1935年王之应温应星将军召请重返税警总团，任直属工兵营营长，对
抗战准备的战略施工作了大量工作。1938年宋子文先生重组税警团
（易名为缉私总队）时王氏复职并任总队教练所教育长。 1941年王之军事观察员身份赴菲律宾，随美军考察西太平洋战事；继以随麦克阿瑟将军转战南太平洋，1943年晋升少将，并任中华民国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日本战败时，王将军随徐永昌上将等代表中国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仪式，后留日本服务。
王将军于1946年奉召返国，先后出任国防部第二厅第二司司长，情报
学校校长，总统府秘书长兼研发室主任，总统府参军兼东吴大学外语
系主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等等多种职务，1976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八. 颜朴生（1914— ），出生于柏林，父亲颜惠庆为中国老牌外交官。1932年颜朴生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后前往英国，原拟考读剑桥大学，但后接到西点录取通知，便于1933年7月1日进入西点。在西点就读期间似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1937年毕业。
颜氏返国后曾任驻仰光总领事，1940年至1950年期间任职纽约领事
馆，后任总领事。1957年后严朴生退辞公职，到美国西电公司任工程师，1979年退休后长居加州。
人出国留学的直接原因是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西方军事的强势，中国官派留学教育的明显目标也是学习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1870年，清政府批准幼童留学美国之际，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便将希望的目标投向美国将军的摇篮——西点军校。为此，李鸿章特别关注美国第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军人总统格兰特，与之交游甚好。
可惜的是，在幼童留美后期，美国爆发了排华风暴，美国政府无视《蒲安臣条约》的明确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在允许日本学生进入军事院校的同时拒绝了中国幼童进入。志在沐浴西方文化的容闳在这方面也缺乏主动意识，没有代表幼童出洋肄业局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过有关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及'海军官校’的入学许可申请书。”这样，中国学生学习军事的计划随着留美幼童教育的夭折而暂时没能实现，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的梦想也随之破产。
而后，中国人学习军事的计划在其他国家和地方开花结果。1870年代到19世纪末，派数十名遣船政学堂学生前赴欧洲学习海军技术；1890年代末，唐宝锷前赴法国学习陆军，20世纪初成为第一个中国第一个陆军留学毕业生。同时，千百名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浅层次的军事技术。
随着其他地域留学教育的不断兴盛，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士意识到绝对盲目排华政策的白痴性质。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在继续排斥中国劳工的情况下向中国精英层伸出来橄榄枝，推出了退还庚款以兴学的计划，也放松了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关口。1905年3月3日，国国会特别通过法案批准西点军校接纳中国学生。在这种情况下， 1905年6月，温应星和陈廷甲二人正式进入西点军校学习，开创了中国人的西点军校之旅。
温应星（1887-1968），广东新宁人（今广东台山）。1904年公费赴美，就读维吉尼亚军校。维吉尼亚军校在传统上只接受美国学生就读，但1904年秋打破此一惯例，温应星与其它二名中国学生陈廷甲（陈廷麒）和温济忠（温应星堂叔）终于敲开了维州军校的大门。这是该校划时代的创举，该校前位校长古柏在该校校史《维吉尼亚军校一百年》中撰文“二一十世纪之曙光”中特别提到这项革新，由于中国学生的加入，无异为该校注入新血，同时中国学生的优异表现，对美国学生而言，也是一项极大的鼓舞与激励。
七个月后，品学兼优，深受师生们的欢迎的温应星转往西点军校。在西点军校时，温应星成绩因受英文影响，大体算来还算相当不错。1909年毕业时，温应星名列该期103个学生中之第八十二名，其中实用“军事工程”为全班第二名。而与之同时由维吉尼亚军校转往西点军校的陈廷甲在西点被人称为“比利”，是出色的体操选手，后因表演受伤，功课受到耽误，毕业时全期103人中殿后。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在颁发毕业文凭时拍著陈的肩膀鼓励：我的朋友，不要气馁，吾国许多名将毕业时都居最后啊。
他们的1909年班同学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将领者。根据西点军校同学录记载，该班共出了四位上将、三位中将、八位少将、十三位准将，共二十八位将领，包括后来出着名的戴维斯上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盟军副统帅）、巴顿将军（第三军团司令）、艾克伯格上将（第八军团司令，远东麦克阿瑟将军麾下唯一的军团司令）、辛普森上将（第九军团司令）和李中将（欧洲战场的后勤司令）。
他们之后，王赓、曹霖生、王成志、张道弘、王之、严朴生等六人陆续进入西点军校学习。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士也战功卓越，与他们在西点军校的美国同学不同的是，他们似乎未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与西点相应的影响力。对此，值得后人深思！！！
何浩若
（1899年—1971年）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湖南省湘潭县人,1899年生。1913年入北平清华学校。
1920年赴美国留学,入斯坦福大学学习。1923年入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经济，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入洛威治军校习骑兵。1926年回国,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第四十六军参谋长及第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1928年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1932年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请,出掌西路总司令部党政事宜,兼主办学生集训。1935年8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37年2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调查湘、鄂、粤、桂、川、滇、黔七省财政金融。1939年3月赴重庆。1940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宣传处处长,旋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经济会议副秘书长。1942年初任物资局局长。1943年1月起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随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同年12月以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赴美国工作。1949年去台湾,被聘为“国防研究院”讲座教授,同时兼任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和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注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著有《自由民主的经济制度》、《民主主义与自由经济》、《从民族与文化看中国的前途》、《国际现势之分析》等。1971年1月27日在台湾去世,终年72岁。
李忍涛（1904-1944）中国化学兵创始人。云南鹤庆人。早年入清华大学?。后留学欧美。1933年奉命在南京组建国民党军化学兵总队，任总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对日作战。1944年秋，赴印度视察化学兵第一团。9月，在回国途中，被四架日本零式战机袭击，不幸殉国。
李忍涛 (1904-1943) 出生云南鹤庆县云鹤镇，.陆军少将.中央军将领.中国化学兵创始人。
1918年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学习．
192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
1926年考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
1929年毕业后被美国政府公费选送德国参谋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德国陆军兴登堡联队实习．
1931年回国后出任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及高等教育班副主任,留德军官预备班主任．
1932年调任军政部防化学兵队队长.
1933年调任国防军备专门委员．
1938年升任军政部防化学兵总队总队长兼军政部防毒处处长．
1940年底兼任中央军校特种兵干训班主任．
1942年兼任川南清乡指挥官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高参．
1943年赴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防化学兵部回国时飞机被日军击落遇难．
1946年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噩耗传来
这是1944年的10月28日，在结束了中国远征军缅甸兰姆加尔基地的视察工作后，民国化学兵部队总队长李忍涛乘飞机回国。但由于间谍泄密，在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的上空，四架等候多时的日机袭击了将军的座机，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噩耗传来，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悲痛至极，望天长哭道：“小日本毁我臂矣，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何应钦之痛，同时也是年轻的中国化学兵部队之痛。作为这支新式军队的一手缔造者，李将军的一生，便是中国化学兵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象征与缩影。
推动成立化学兵部队
早在欧美留学时，李忍涛就以专攻军事化学而在同僚中小有名气。此时的中国军队中，不仅没有专业的化学兵部队，甚至大多数军官与士兵“皆不知化学战为何物”。1933年，在李忍涛的推动下，蒋介石决定成立化学兵部队，为对外保密起见，把“化”字去掉，称为学兵队。
制定严格的学兵队队训
在学兵队士兵的回忆中，这是个“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将军。针对当时军人普遍存在的各种病态，他亲手制定了学兵队的队训：“阳刚、诚实、乐观；我见我到我克服。”
这儿的士兵与其他部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走路时握拳直肘，转弯时不能走斜线，必须走出一个漂亮的直角。他们的训练时间长达两年半，除了普通士兵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能外，还专门有一年时间，学习各种先进的化学战术。
军演显威力
在这支部队成立两年后，民国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演。以江苏句容县为决战地区，当假想敌日军进入该区域时，学兵队施放烟幕弹以代替催泪性毒气。演习的结果，该区域的日军假想敌被全歼。
当时参加演习的部队，毫无化学战知识。据史载，看到满天烟雾，有人惊惶不安，有人高声谩骂，甚至有军官高喊：“打仗就打仗，这搞的是什么名堂。”在高处观战的蒋介石，看到化学战的真正威力，也惊出一身冷汗。
日军惧怕学兵队
自此，这支初具雏形的化学兵部队引起各方瞩目。日军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以李忍涛的部队为假想敌，在本土举行了多次化学战演习，还为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30个师团近200万名士兵配备了防毒面具与解毒剂，就连近9万匹战马，也配备了防毒衣罩。
据理力争保卫化学兵总队
但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一直到1942年,李忍涛指挥的化学兵部队也只有4个团，武器装备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时产品，数量也严重不足，平均150名官兵才能分到一副防毒面具。由于蒋介石过于心爱这支部队，他们也很少投入战斗。
不仅如此，这支特殊部队，还几乎遇到被裁撤的命运。在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上，有将领对学兵队的作用提出质疑，要求其改为普通步兵师开赴前线。于是，李忍涛据理直言，留下了一段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话语。 将军说：“在华的100多万日军，人人都背着防毒面具，这是怕谁呢？不是怕在座的各位将军，而是怕学兵队。化学兵虽然耗用国家粮饷，但比起日军花的钱，那就微不足道，若是将学兵队裁撤或改编，日军从此便可无所顾忌，请各位想想，学兵队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呢？”
滇缅战场赫赫战功
在随后的滇缅战场上，学兵队终于开始大显身手。1943年2月，李忍涛率领学兵队的两个炮兵团，到印度兰姆加接受美式装备。由于学兵队的士兵受到过严格训练，与盟军的配合极其默契，他们有效阻遏了日军化学兵部队的袭击，立下了赫赫战功。
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
他早已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却未曾想过是这样一种结局。在将军阵亡之后，有属下翻阅遗物，看到其手书“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不由得叹道：“将军壮志未酬矣！”
齐学启 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是孙立人将军的同窗好友，后赴美国学习陆军。
1929年在美国诺维奇军事学校毕业后返国，曾任宪兵第6团团长，负责南京治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他认识到身为军人责任的重大，为国土沦落敌手而深感耻辱。次年1月28日，日寇突然向闸北地区发动进攻。齐学启率部驻防上海，配置在市区各要点。上海战事爆发，齐学启率领宪兵第6团参加了战斗，配合上海守备部队，坚守阵地，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因战斗激烈，齐部损失很大，但官兵们仍然斗志旺盛，一直坚持战斗。3月4日，上海正式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战事结束后，在停战区内，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治安则由保安团及警察维持。由是宪兵第6团改编为上海市保安总团第2团，卫戍上海市中心区，齐学启仍任团长。1937年8月13日，日寇再犯上海，齐学启率部参加了战斗。次年，调任税警总团参谋长。
1942年春，税警总团改编为新38师，该师师长即是孙立人，齐学启调升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奉命自滇入缅，协助盟军作战。4月16日，英军第1师及战车营在缅北仁安羌地区被日军包围达两昼夜，弹尽粮绝，岌岌可危，英军第1师师长斯高特一再告急求援，中国远征军奉命援救英军。当时，远征军新38师驻扎在乔克巴当，接到命令后，该师第113团星夜驰援，向日军一个大队展开猛烈的攻击，将其击溃，把被围英军数千人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此役轰动了英伦三岛，取得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师长孙立人、副师长齐学启、113团团长刘放吾和各营营长，分别获得中、英政府的嘉奖。
仁安羌战斗后，齐学启带领部队奉命转移至卡萨、温早之间，与敌军展开战斗，战斗非常激烈。齐学启奉杜聿明军长命令前往卡萨指挥作战。11日，部队从卡萨撤退，按原计划向卡萨铁路以西的山地转移。此时齐学启因赴第5军军部联络工作，与新38师部队失去了联系，只得随同第5军军部行动。
转至曼西时，见有新38师在卡萨负伤的官兵十余人，他们曾随第5军野战医院前进，抵曼西时落伍，无人照管，处境十分艰难，齐学启收容了他们，然而却又失去了与第5军军部的联系。于是，齐学启毅然决定，带领这些负伤的官兵，向更的婉江之荷马林方向前进，寻找新38师部队。19日，他带领十余名轻、重伤员，抵达了孟坎。在乌有河（更的婉江上游的支流）畔，为了减轻负伤官兵的痛苦，他砍伐竹子做了竹筏，让全体伤员乘坐其上，顺流而下。
23日在荷马林上游．齐学启等人遭遇日军，在这危急时刻， 齐学启威武不屈
他面无惧色，沉着地对负伤官兵说：“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表达了官兵们坚决不做敌寇俘虏的决心。经过激战，十余名负伤官兵全部英勇殉国，齐学启也中弹负伤，倒在血泊中，昏迷不省人事。日军发现昏迷中的齐学启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时，立刻为其裹伤，并将他送至联队长处，虚礼以待。
齐学启苏醒过来发觉自己身陷敌营时，立即怒斥敌人，并拒绝换药与进食，以求速死。日军无可奈何，只得将齐学启转运至荷马林旅团部。齐学启依然大义凛然，厉声斥责日军旅团长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速枪毙，勿多言”。猛力向前夺刀欲自刺．并说：“求亡得仁，又何怨！”敌酋左右见状，慌忙上前夺下佩刀。日军旅团长亦惊呆。他万没有想到，中国高级将官是如此的顽强，视死如归，于是，连忙对齐学启表示敬意，并巧言令色，多方劝诱，皆遭到齐学启的怒斥。日军只得将他辗转解送至仰光战俘集中营服苦役。
仰光战俘集中营，关押着许多盟军战俘，其中有中、美、英、印、荷、缅等国的战俘。齐学启来后，经常利用空余时间，用汉、英两种语言，给他们宣讲中外历史上忠勇之士的故事，以及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坚定必胜的信念，盟军战俘们都深为齐学启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声望所敬服。
齐学启被俘的消息，不久便传到了南京汪伪政府。1944年5月，南京伪政府派陆军部长叶蓬等一行12人，前往缅甸劝降，遭到齐学启的怒斥，叶蓬等人却并不善罢甘休。继而又以大量名贵的物品来利诱齐学启，同样遭到他的严拒，这样反复历两月之久，高官贿赂，全无作用。叶蓬等人智尽技穷，于是便挑动中国战俘，来发泄对齐学启坚定不降的冤恨。
叶蓬对中国战俘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前往南京享受高官厚禄，全都是因为齐副师长一人不肯与我们合作。”将矛头直接引向齐学启。在中国战俘中，有少数几个败类，如蔡宗夫、章吉祥、王庆华等人，听信了叶蓬等的谣言，以齐学启一人英勇不屈，而影响他们达到丧节求荣的目的，因此，对齐学启怀恨在心，处处与齐学启作难，起初是不听管教，以后则是公然反抗，并予侮辱。齐学启则晓以大义，耐心地开导他们，不要轻信别人的谣言，对侮辱性的行为则一忍再忍，并将劳动得来的工钱分与蔡宗夫等人。然而，蔡宗夫等人不但不听齐学启的善言开导，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唆使其他中国战俘共同反对齐学启。
壮烈牺牲
1945年四4月，日寇在缅甸北部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开始动摇，蔡宗夫一伙知道盟军即将解放缅甸全境，害怕其一伙过去的所作所为难逃法网。于是，又共同策划了谋杀齐学启的阴谋，开始他们企图用毒药暗害齐学启，被察觉而未成功。之后，又起歹念，改为行刺，5月9日夜，在蔡的帮助下，章吉祥乘齐学启上厕所的机会，手执尖刀，猛力将刀刺入齐学启的腹部，齐应声倒地。
齐学启
齐学启被刺后，同监的英国军医上校主动向集中营方面请求，希望能给齐施行手术来挽救他的生命，但被日寇所拒绝，齐学启的伤势不断恶化。整个集中营的战俘们，都为齐学启的被刺而感到悲痛，又无法给他治疗，只得每日晨起晚跪地为齐学启的生命祈祷。5月13日晚10时30分，齐学启将军饮恨辞世。齐将军去世后，全监的各国战俘都流着热泪为崛告，并索取他的遗物留作纪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颁令褒扬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并追赠为陆军中将。齐学启将军的忠骸由云南沾益空运长沙，公葬于岳麓山，而谋杀齐将军的凶犯也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冯玉祥将军曾在诗中称赞齐将军“……师长齐学启，宁死不屈世惊叹。……壮烈足称中华魂，光辉史册万万年。”
他的语录
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 在缅甸卡萨之战前，齐学启向部下叮嘱。后他身负重伤被俘，他决心以一死报国，拒绝换药和进食，敌旅团长询问有关情况，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并猛力向前夺刀自刺。两年以后，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等前去劝降，他怒斥叶蓬等“认贼作父，不知人间羞耻事”。后伤重去世(1944年9月)
曾锡珪（1901－1966） 国民党军事官员。湖北沔阳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军训主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两淮税警局局长、连云港防守司令、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首席联络参谋官、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官兼军务秘书。1950年在侵朝美军中任职。1957年赴新加坡，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1966年5月17日在马来西亚病逝
荣获美国总统功勋章的抗日将军曾锡珪
曾锡珪，字伯庭，号玠甫，1899年12月30日生于湖北沔阳县袁家口曾家石桥(今属仙桃市干河办事处西河村一组)。其父曾兆龙(谱名曾在田)，系辛亥革命首义志士。[1]
锡珪少小读书，青年从军，汉语英文翻译自如，军事指挥韬略过人，爱国抗日有功之臣。曾任国民党第八军游击部队司令等职，少将军衔，是驰名中外的抗日将领。留美赴欧结识陈毅。
曾锡珪幼年在桑梓读私塾，10岁入武昌青年会小学习英语，他从小就崇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尤其敬佩孙中山。1916年，由湖北省国民政府考送北京清华大学，中途肄业，1922年毕业。是年秋，以其品学兼优获官费留美诺威奇大学习军事。次年9月转人弗吉尼亚州军官学校为三年级生，在校奋勉自重，年终考试成绩于全班112人中前12名，其毕业论文《论中国之国际问题》获最优秀“安德鲁”奖章。1925年6月，毕业于该校骑兵科，授中尉军阶，颁学士学位。当年暑假又去美国长岛学习飞机驾驶技术，获美国初级驾驶证书。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主修近代战史，翌年6月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去欧洲，在比利时、法国考察国防、部队编制、武器装备和两国政治历史等。在巴黎一古城下结识陈毅，中华同胞在异国他乡邂逅，感到特别亲切，两人一同参观考察，互相探讨切磋，虽只相处几天，然却成了难以忘怀的挚友。锡珪于1927年秋，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回国，投冯玉祥部任第一集团军参谋。后应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之邀，任该校军训主任。1929年应浙江省省长张静江之邀，赴杭州任省警士训练所所长。1930年冬南下广州，先后在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部下任参谋科长、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将军的部下任上校参谋长。
爱国抗日军功卓著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武装进犯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曾锡珪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牛刀小试”，给蔡廷锴将军献计献策，为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进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张治中将军对曾锡珪所献之谋略一一采纳，后来张将军曾向蒋介石举荐曾锡珪之军事才能。
淞沪战争后，十九路军遭蒋介石的排挤调往福建，曾锡珪就离开了十九路军。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委派他任全国盐务税警总团参谋长。不久，调任财政部两淮税警局长，统率税警一团驻连云港，缉私捕盗，成绩卓著。
1937年“七七”事变后，曾锡珪满怀爱国热情，多次向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请缨抗日杀敌。同年“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两淮税警部队改编为第八师游击部队，下辖8个团，曾锡珪任连云港防守司令，率部阻击侵华日军登陆，掩护国军撤退。在与日寇的浴血奋战中，曾锡珪处处身先士卒，他虽负伤，但与日军周旋，俘获颇多，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1938年1月，日寇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青岛强行登陆后，即刻沿着胶济铁路西犯至潍县，急速南移沿高密、诸成、莒县、莒南一线直扑鲁南一带。对此，李宗仁急忙调遣和结集强大兵力，以阻击日寇西犯，命令曾锡珪统率三个旅驻连云港。于是，曾锡珪带领将士日夜构筑防御工事，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使日寇在“临沂战役”、“台儿庄会战”中丢兵折将，损失惨重。同年3月，锡珪应调赴渝，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曾锡珪率部开展抗日游击战，在连云港保卫战中，屡建奇功。他为了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深入到每个将士心中，在位于江苏省宿迁县宿城水库北侧的万寿山摩崖石上，刻了激励将士忠勇抗日，誓死保卫祖国河山，共相奋勉，赫赫醒目的三块标语：
其一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字径80厘米。下署“曾锡珪题”，并有小篆刻图章“曾锡珪氏”方印。后面有“跋”：“溯自抗日战起，敌恃其海陆空军，联合大力破我要塞，肆行无忌。戊寅年五月二十日，敌人又施故技，进犯我连云港，经我官兵奋勇抗战，时逾匝月，敌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斯亦可以告慰者。而我守备东西连岛将士，又复慷慨赴义，竟作壮烈牺牲，比古之田横五百蹈海壮士无逊色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追往思来，怅怀不已，爰镌八字于石，勉我袍泽，以作纪念云尔。公元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湖北沔阳曾锡珪记(印)。”字径8厘米。
其二曰：“保我河山”，字径38厘米。下文日：“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倭寇由老窖、孙家山强行登陆，余奉命率游击第二纵队向后云台山堵击，苦战径月，顽强迄未得逞，爰勒石志念。”字径6厘米。
其三曰：“保卫疆土复兴中华”，字径19厘米。下文日：“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倭寇大举进犯连云港，余奉命指挥守军与敌血战月余，赖我将士忠勇抵抗，誓保河山，顽敌迄未得逞，爰题数字，共相奋勉。”字径6厘米。
以上三方石刻，铭刻着曾锡珪及其将士英勇抗日的事迹，至今还留在那山壁上，铭记在人们心中!
1939年6月，中共中央电令陈毅率新四军一部东进苏中，牵制沪宁一带的蒋军。蒋介石却下令冷欣等部队封锁长江，使新四军面临蒋军重兵阻挠，情况十分紧急。此时，陈毅想起了在欧洲邂逅的旧友曾锡珪。于是，书一密函送给曾锡珪，恳请曾念昔日交情，顾全抗日大局，给新四军东进纵队让路。曾锡硅为了昔日的友情，更为了抗日大计，他违背蒋介石军令，不仅毅然接受了陈毅的请求，而且还给新四军东进纵队赠送机枪20挺、子弹5万发。曾锡珪的这一爱国之举，实在难能可贵。
由于曾锡珪给新四军让路，蒋介石猜忌在心，就将曾锡珪调回重庆，降职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一处处长。
远征印缅荣获殊勋
1940年，日寇屠刀南指，席卷东南亚。曾锡珪奉派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德将军之首席联络参谋官。嗣后不久，蒋介石面谕曾锡珪担任史迪威将军之联络参谋官兼军务秘书。嗣复兼管翻译官事务，辅助史迪威将军做中、印、美三国军队的协调工作，随史迪威将军督战前方。在印缅战争中，曾锡珪冒着日机的追击轰炸指挥战斗，与史迪威将军跋涉于原始森林的瘴雨蛮烟间，历尽艰辛，打击了日寇。在这场战争中，曾锡珪功绩卓著，给史迪威将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史对曾评价很高。因此，晋升少将军衔。
美国联合社随军记者将曾锡珪在历次战斗中，韬略果敢的功绩，刊登在1942年4月1日的《纽约世界电讯报》和《纽约太阳报》上。弗吉尼亚州军校《同学会杂志》亦刊其英勇事迹。所以，美国总统授予曾锡珪一枚“美国军团功勋勋章”和一册“功勋荣誉状”。荣誉状上写：“曾将军以他的才智胆识和不懈的努力，增进了中美两国间的互相了解，以他的真知灼见和忠诚履行共同作战方针，对这场正义战争有着非凡的功绩。”当年美国总统授权，由美国国会委托中国政府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国民政府各报纸皆以头条消息刊登。
保存在上海曾锡珪家中的美国总统授予的“勋章”和“荣誉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拿走。1986年春，曾将军的家属写信给美国时任总统里根，申请补发。4月间得到了美国陆军部陆军人事中心的复信。7月30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授勋仪式，总领事鲁植先生将一枚“美国军团功勋勋章”和一册“功勋荣誉状”的复制品补授给了曾锡珪将军的家属——夫人何定方、子曾武成、女儿曾武英。在授勋仪式上，曾将军的子女说；“这勋章和荣誉状，是先父在出生人死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战争中获得的，荣誉属于中国人民。”他们衷心感谢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在四十年后给其父补授勋章和荣誉状。并表示，要继承乃父遗志，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北京《团结报》779号5版“爱国一家”专版，以“美驻沪总领事补授曾锡珪将军军团功勋章”之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对曾锡珪的爱国义举，我党和政府没有忘怀。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曾山等领导对定居上海的曾锡珪家属给予了关怀。何定方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时为民革成员。曾武成任上海市淞江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曾武英任上海爱侨实业公司副经理。
蒋戴压抑新马诚聘
中国驻印军撤消后，曾锡珪从印度回到重庆，蒋介石拟委其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但以先加入军统，向蒋之亲信、军统局长戴笠行拜见礼为条件。曾生性耿直，平生尤恨特务，决计不入军统，坚决不拜戴笠，拒不从命。因此，忤怒了蒋介石。本来蒋对曾“通共助共”猜忌居心，加之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也非黄埔出身致仕之军官，且一向不为蒋介石所信任。因此，在1945年初，蒋介石下亲笔手令：“凡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今后都不得任用曾锡珪。”并派特务监视他的行动。
曾锡珪是抗日有功之臣，按军功、军龄升军阶，理应早就成为少将，晋升中将。然蒋介石对他不是提拔重用，而是压抑贬谪，使他也不得不忿而改弦易辙。
当曾锡珪身处逆境时，引起了周恩来、陈毅的关注，特委派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同志，秘密约见了曾锡珪，一是感谢他当年对新四军东进纵队让路的帮助：二是劝其离开重庆到江苏盐城与新四军共同抗日，曾欣然同意。后因由接替史迪威将军职务的美国魏德迈将军保荐他去美国沃特里纹伏恩军事参谋大学进修，投奔共产党的心愿才未能实现。
1946年夏，曾锡珪在美国进修结业，婉言谢绝了美国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出任盐警处长。1948年秋，因盐务总局迁粤办公，一再来电催逼曾到广州，他愤而辞职，闲居上海江苏路275弄31号。这时，黄炎培之子黄竟武系曾清华的同窗好友，时为中央银行襄里(即助理)，在上海外滩办公。一天，黄请曾到他办公室，欲策划上海和平解放事宜，后因黄办事不慎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捕捉杀害。而曾锡珪仍在上海跟原来的部下联系，并起草了“劝告全国盐务税警官兵书”，秘密通过盐务系统内部电台向全国通电。促使驻浙江盐警部队1万多人投诚，也导致了驻广东、广西、四川的盐警部队投诚，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1949年夏，由于受到特务监视，曾锡珪离沪到宁，匿居在南京中央路后大树根四号内。这时，黄炎培、李济深、陈嘉庚等分别给曾送来了密函，也有他已在解放军的部下秘密来访，希望他出山。但他接受了陈嘉庚先生之聘，到新加坡任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系主任。
1958年后，曾锡珪先后任新加坡昔华中学校长、马来西亚柔佛利州加末华侨中学校长。传授昔日清华自强不息之教育精神，采用弗吉尼亚军校之严格训练制度，同时仿照故都宫殿建筑美化校舍，借以加深学生眷怀祖国文物之情愫，任职期间，颇有建树。1965年以年届65岁退休。1966年5月18日，病逝于马来西亚柔佛利州，安葬于新加坡，终年66岁。
温哈熊（1923.3.3-2007.7.14）广东台山人。台湾陆军二级上将。精通英语和军事采购业务，曾有“三军才子”、“蒋经国身边的基辛格”之称。
在美国佛吉尼亚军校就读时期的温哈熊
税警总团第4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五子，1942年05月成都中央军校第十九期，美国维吉尼亚军校1944年班炮科毕业，后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文学系。后任驻美军事代表团何应钦将军侍从参谋，与汪敬煦、陈桂华同事。 其间曾至美国陆军指参大学受训半年，回国后任青年军201师炮兵连长，营长，炮兵群指挥官。1947年调任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
1948年到台湾后，入圆山军官训练团第十期受训，历任陆军第67军作战处参谋、陆军第67军炮兵营副营长、榴炮118营营长、国防部参谋总部连络局副组长、组长、陆军总司令部连络室副主任、主任、陆军第九师炮指部指挥官、国防部参谋总部连络局副局长、“国防部”蒋经国部长办公室副主任、“行政院”副院长特别助理，驻美采购服务团军资组组长、驻美采购服务团团长、长达12年10个月，是任期最久的军事采购组主管。后任联合勤务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2007年7月14日凌晨四时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
纽约护主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在美国纽约遇刺，他是亲身经历的随员之一。当时，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分访美。那天，蒋经国应全美工商协进会之邀，到纽约广场大饭店演讲，随员中，除温哈熊外，还有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总领事俞国斌等。当蒋经国正要步入饭店时，台独分子黄文雄突冲出警方管制线，向蒋经国开了一枪。幸因旋转门的转动，子弹嵌入门框上。说时迟那时快，定在蒋经国身后，受过军训的温哈熊，一个箭步冲上前，抓紧刺客后衣领，扭转其头颈，使其没有开第二枪的机会。而美方安全人员亦同时挥拳，打击黄某头部。由于温哈熊紧抓黄某不放，两人同时滚落地面。黄某被制服后，他顾不得脱落的鞋子和手表，冲进饭店和其它安全人员一起用人墙围住蒋经国，化解危机。此事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但在生死的顷间，温氏表现出军人大忠大勇的精神。 1971年9月，温哈熊调驻美国防采购组长，1978年升到行政院采购服务团团长，1981年兼驻美国防采购勤务团团长，先后服务几近13年，对台湾防卫武器的供输，军事装备的更新，贡献卓越。
军购行家
对于军事采购，温哈熊是个老行家。他认为军品采购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静就是“消息灵通，不动声色”，动就是“目标确定，立即敲定，以免生变。” 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和军火贩子受政治干预甚多，台湾夹在中问，采购困难重重。尤其中美建交后，军购要经过重重关卡，动辄此路不通。名将温哈熊非比寻常，他反应敏捷，交游广阔，加之长期在美，对美国人的习性摸得一清二楚，并把美国的军售法令背得滚瓜烂熟，何类军品找那一部门?有何限制?他都了如指掌，因而办起事来常能事半功倍。 曾任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中华民国”事务处副处长的卜大伟，对温哈熊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军售法令多如牛毛，军品外售依那些法令，找什么人，温氏都清清楚楚，有时卜氏还得打电话向温氏请教。 卜大伟读扬温氏是个“军售百科全书”。因此，在华府军售界，温哈熊将军的大名如雷灌耳，韩、星、菲、马、泰等国的军购人员，都由美方介绍，向温哈熊请教过温哈熊采购军品不仅熟悉法令，而且“消息灵通”，他的消息来自当年维吉尼亚军校的同学。这些当年的耗子们（军校一年级新生的别称），而今都位居要津，成了他套交情、办军售的肋力。例如他购得12架C220运输机，这些飞机当时还是美国空军运输的主力，本不外售。但有一天，一位美军将领突问他有无意愿购买，他立即允诺，并迅速完成购置的前置作业。后来美方幕僚想翻案，终因诚信问题而作罢，成了他“套招”采购成功的一个“大红包”。 另外，他向美方争取到军售款孳息，为台湾赚回七亿多美元，连当时的国防部主计局长于建民都认为是“奇迹”。原来军品采购预付款管辖权本属于美国，他国无权置喙，但美国军火商的衣食父母沙特阿拉伯有意见，基于政治考虑，美同意把转投资赚来的利息归还沙国。此事原被美国列为“绝对机密”，但被温哈熊获悉，要求比照，几经交涉，美国始同意，附带条件是不得再泄给第三国，否则立即停止付息。 在华府采购军品，温哈熊秉持的原则是“对国家忠诚，而自己的品德操守，绝对不打折扣”。他到华府的第一年，过年过节办公室里堆满礼品，他交代秘书一件件的寄回去，并致敬意。第二年送礼的人少了，第三年一件礼物也没有了，商人碰了软钉子，于是温哈熊的名号，在华盛顿商圈不胫而走。1985年7月，温哈熊调回国内，出任联勤总司令，晋升二级上将。在任时，他和普通参谋一样，在餐厅排队打菜吃饭，响应总部军官团的号召，不顾年龄，卷袖为红十字会的捐血运动多次捐血。他带兵的方法是“将心比心，把心交给部队。”在工作上，他采用美式“跟我来”的方式运作。他的老部属夏龙将军说他带兵宛如“严父慈母”。
王之（1907-）字淡如，湖南省长沙市人。1926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洛维其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西点军校习工兵。1932年毕业回国，后曾任教于湖南大学，兼国民军事训练大队长，历任税警总团及第八军排长、连长。1935年任税警总团工兵营营长、第八军教导团上校团长。
1937年冬，奉财政部长宋子文之命，将一批爆破器材、炸药和税警总团工兵营第三连（爆破连）全体官兵，送交延安八路军总部，支援八路军敌后抗战。1940年任税警总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嗣后，任税警总团团长。
1941年夏，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奉命派赴菲律宾，担任与美军联络的联络员。1942年随麦克阿瑟转战西太平洋，任盟军与我国情报及战略之协调联络。1945年任中华民国驻日本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官，授少将军衔，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军事审判，他奉蒋介石之命劝梅汝敖和向哲浚两位在审判日本天皇的问题上要保持沉默。1946年任国防部情报少将司长、国防部办公厅中将副主任。1948年春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将教育长。后调任青岛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长官。
1949年到台湾，任“总统府”参军处参军。1960年任“总统府”秘书。1967年任东吴大学外文系主任、教务长。曾两次应邀赴美国讲授中国传统文化。1977年退休。
王赓（1895—1942）
江苏无锡人， 1895年5月15日出生，1911年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曾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军校，在西点一贯成绩优秀，并热心帮助其他人，颇得同学赞誉，1918年西点毕业时为全级137名学生中第12名。
随后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旋又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1918年秋，任航空局委员；1921年为陆军上校。
王赓任职
王赓回国后曾任职北洋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并晋升少将。王赓和前妻陆小曼以及徐志摩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当年是热门新闻，亦有许多诈闻和不实之处，甚至不少二流文人至今仍将王将军视之丘八行伍之列；亦为喜好情色的好事之徒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唾沫横飞的闲聊话题，对此在下素无兴趣；然而，实情是王将军以优雅的绅士大度主动退出了感情纠纷。
1928年后赓王先后担任过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部参谋长，敌前炮兵司令，铁甲车司令，国府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1932年128沪战开始时因误入日宪兵辖区被捕，后经他国协助得以脱险，但被误认为泄露军情重新入狱，甚至部分第19路军主官以及沈醉（虽然沈先生后来身为情报官员，但对王赓案件实情毫无所知）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仍毫无责任感地将作战失利推咎于王赓身上，然而当时就经政府多方查证予以澄清。1935年王赓出狱后曾任职铁道部，后任国府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为维持抗战期间滇缅命脉的战略物资内运作了大量工作。
病逝
1942年4月，王赓作为政府军事代表团成员于赴美期间（当时太平洋已为日军封锁）因肾病复发，医治无效于开罗逝世，终年仅47岁。
陆小曼
1922年，陆小曼19岁了，面目长得清秀可人，身材也越显婀娜娉婷，出落得更加漂亮了。就在这一年，她离开学校，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但在这桩婚事中，陆小曼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被风浪颠来颠去，完全是被动的。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渐渐发觉自己并不快乐，她觉得自己和王赓之间在性情和爱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结婚第三年，王赓被任命哈尔滨警察局局长，王赓要小曼随同前往，陆小曼就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据说由于陆小曼当时是名满京城的社交界人士，因此她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她的海报。但是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不多时，就回北京娘家居住，与王赓两地分居，因此与丈夫在感情上更加淡漠了。由于性情不投，结婚半年后，两人失和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但陆小曼心高气傲，绝不肯让人知道她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于是她过着隐瞒性情、忍泪假笑的生活。就在这种心态下，徐志摩似天外来客，闯进了陆小曼心扉。
争执
不久，陆小曼和王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争执。那一天，唐瑛（上海的名门闺秀。当年有“南唐北陆”之说，即指南方上海有唐瑛，北方北京有陆小曼，皆在两地以美艳出名。）请他们夫妇吃饭。王赓有事，吩咐小曼不要单独随他们外出跳舞。小曼听了这话，就有点情绪了。当同伴们约她外出跳舞时，她没有马上答应。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总以为受庆（王赓的号）怕小曼，谁知小曼这样怕他，不敢单独跟我们走。”边边拉她往外走。刚要上车的时候，正巧王赓的车驶到家门口，看到小曼不听他的话，气得面孔绯红，大声责骂她：“你是不是人，说定了的话不算数。”周围宾客看到这个局面纷纷溜走，她则被王赓拉入家中去了。陆小曼在众人面前，受到王赓的辱骂，不禁又气又恨，第二天就找到母亲，吵着非回京不可，声称今后再不回王家，准备侍奉两老归天。在这种情况下，母女俩回到北京。陆小曼将在上海受王赓当众辱骂的事告知父亲，陆定听后非常气愤，表示支持女儿的行动。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和王赓离婚，为这件事家庭中经常不和。
如何处理
徐志摩回北京后找到了刘海粟。刘海粟深感此事棘手，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啊，而且三角中人都是风云人物，该如何处理？徐志摩看他犹豫，就说：“海粟，这样下去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这句话打动了刘海粟，他也是在家里不满封建婚姻而逃出来的；再说刘海粟一向视反封建为己任，在中国画坛素以“叛逆”著称，年方廿九，血气方刚，而且，陆小曼也算是他的学生。他看到两人如此痛苦，便答应做做工作。
刘海粟去见刚回到北京的陆小曼母亲。他说：“老伯母休怪我轻狂雌黄，我学的虽是艺术，但我也很讲实际。目前这样，把小曼活活逼到上海，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她和王先生就能白首偕老吗？小曼心里也是苦，整日里跟你们两老闹的话，你们也得不到安宁啊！”陆母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刘海粟讲了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但是吴曼华始终下不了决心。她说：“老实说，王赓对我们两老还算孝顺，对小曼也还算厚道，怎么开得了口要他和女儿离婚？”刘海粟就对陆母说：“如果晓之以理，让王赓自己有离婚的念头，这样便不难为二老了，你看怎样？”陆母说：“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刘海粟见陆母心神不定，就要陆母听他安排。最后他们商定，由刘海粟陪陆小曼母女去上海，再寻机找王赓商谈。
福分不浅
临行那天，除了胡适、徐志摩外，还有不少北京的学者教授以及闺阁名媛都来相送小曼母女。刘海粟看到有这么多的名流来送小曼，又看到小曼光彩照人的模样，就悄悄地对志摩说：“你能得到这样一位情人，实在是福分不浅啊！”
第二天，徐志摩追到上海。第三天，刘海粟便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宴客，所请的客人中除徐志摩、王赓、陆小曼母女外，还有张歆海、唐瑛、唐瑛的哥哥腴庐和杨铨（杏佛）、李祖法等人。
故事
该来的总是要来
王赓看到桌面上的这些人，就隐约感觉到今天的这场宴会有名堂，但他表面上显得很平和，知道该来的总是要来。他彬彬有礼地与大家打招呼，也没忘了跟徐志摩握手。倒是志摩总是有些心虚的样子，不敢正面接触王赓的目光。徐志摩虽是这次宴会的最初策划者，但在今天的场合上是不能太露脸的，他只是作为一般客人端正地坐在席上，等着刘海粟来唱主角。
陆小曼知道今天宴会的用意，但美慧聪颖的她非常沉得住气，显得落落大方。她不刻意地去看志摩，她不能让志摩太得意忘形；她对王赓虽然一直缺乏绵绵的情意，但在这种场合，她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丈夫有难堪的感觉。她只是优雅而略带腼腆地和大家打招呼，坐下后就跟母亲讲些悄悄话，仪态万方。一会儿上菜了，刘海粟只是招呼大家吃，倒是张歆海忍不住了，冲着刘海粟就问：“海粟，你这个'艺术叛徒’到底请我们来干吗？你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刘海粟正愁不知怎样开口，张歆海的一句话正好引出了话题。他端起酒杯说：“今天我做东，把大家请来，是纪念我的一件私事。当年我拒绝封建包办婚姻，从家里逃了出来，后来终于得到了幸福婚姻。来，先请大家干了这一杯。”
大家举杯共饮。陆老夫人紧张了，偷偷看了女婿王赓一眼，却见王赓不露声色。刘海粟继续说：“大家都干了这杯酒，表示大家对我的举动很支持。大家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新旧思想和观念正处于转换阶段，封建余孽正在逐渐地被驱除。但是，”刘海粟加重语气说，“封建思想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还存在，还冲不出来。我们都是年轻人，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渴望幸福？谁愿意被封建观念束住手脚呢？”
他继续说：“所以我的婚姻观是：夫妻双方应该建立在人格平等、感情融洽、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妻子绝不是丈夫的点缀品，妻子应该是丈夫的知音，'三从四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刘海粟越说越来劲儿，他又举起了杯子：“来，我们祝愿天下夫妻都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干杯！”
大家为刘海粟充满激情的讲话所感染，纷纷站起来干杯。王赓迟疑了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看到大家都起来了，他才站起来，和大家一一干杯后，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对刘海粟说：“海粟，你讲的话很有道理，我很受启发。来，我敬你一杯。”和刘海粟干杯后，王赓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次他举杯向众人祝愿，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饮干之后，他不失风度地说：“我今天还有些事情，要先走一步了，请各位海涵。”转而对小曼说：“小曼，你陪大家坐坐，待会随老太太一起回去吧！”
王赓推托有事而走
王赓推托有事而走，说明他承受不了宴会的压力，心情也非常不好。徐志摩很开心，十分感激刘海粟为他所做的一切；陆小曼表面上一脸的沉静，但内心也很复杂，她当然希望能和志摩结合，但刚才看到丈夫一瞬间尴尬的表情，又有些慌乱；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的心里却有些内疚，觉得今天的事情对不起王赓
“功德林”宴会后，志摩、小曼都在焦急地等消息。特别是小曼，每次见到丈夫都不敢看他。奇怪的是王赓也不跟她多讲话，至于宴会上的话题，在他们夫妻间也没有再展开讨论过。陆小曼看着丈夫毫无动静，又有些讨厌起他来，她感到似乎是太乐观了，世上绝没有这么省力的事，一时猜不透他在想着什么东西呢？
小曼在家里得不到丈夫给她所期望的结果，在外面又和志摩失去了联系。徐志摩在外等消息也等得心灰意冷，看着一时不会有什么希望，就带着深深的失落跑回北京去了。
就这样过了极其沉闷的两个月，这段时间里王赓看上去很忙，心情也很烦躁不安。有一次，他无缘无故地对小曼发起火来，小曼觉得十分的委屈。
我也不再阻拦
就在陆小曼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一个晚上，王赓终于打破了闷葫芦。他把正要去睡觉的妻子叫住，对她说：“小曼，我想了很久很久，既然你跟我一起生活感到没有乐趣，既然我不能给你所希冀的那种生活，那么，我们只有分开。宴会后的这两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我感觉到我还是爱你的，同时我也在给你一段时间考虑，你觉得你和志摩是否真的相配？”隔了一会儿，他看陆小曼闭口不言，就说：“看来，你意已定，那么，我也不再阻拦。”
小曼哭了，她霎时想到了丈夫的种种好处，虽然他以往有时对她态度不好，但心底里还是爱她的。
王赓最后说：“你别哭，我是爱你的，但是我平时对你不够关心，这是我的性格所决定的。你和志摩都是艺术型的人物，一定能意气相投，我祝福你和志摩以后能得到幸福。”末了，他又补充说：“手续我会在几天后办好的。”陆小曼惟有哭，不知道是由于悲伤还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幸福。但是幸福降临没有几天，陆小曼又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王赓答应和她离婚不久，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王赓的骨肉。这一发现使她痛苦万分：如果生下来，那她将很难和王赓离婚，也就无法和徐志摩结合，一年多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如果打掉，又觉得对不起小孩，对不起王赓。当时，她母亲坚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但陆小曼心想，生下来就意味着离不了婚。王赓好不容易答应了，虽然还没在纸上签字，但事情已经有了希望，这是她和志摩盼望已久的。考虑再三，为了爱情和自由，陆小曼选择了流产。而且她决定既不告诉徐志摩，也不让王赓知道，苦果只由自己一个人品尝。她偷偷地带了个贴身丫头，找到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对外则谎称身体不好去休养一段时间。没料到手术非常失败，从此身体一蹶不振，不仅不能生育，而且一过夫妻生活就会昏厥。婚后，徐志摩想生个孩子，陆小曼尽管心里痛苦万分，但她无法诉说隐情，只是回答：“你不是有阿欢了吗？”也正是因为陆小曼一直不能生育，所以她后来特别喜欢认干女儿。
1925年底，陆小曼与王赓解除维持了4年的婚姻，离婚时陆小曼年仅23岁。
曾庆集(1902---1967)------四川安岳人;1929年获得诺维茨军校军事学毕业文凭，1931年获得西点军校军事学学士学位;1934年任航空委员会第1处4科科长，抗战时，曾任中国驻缅甸军事武官，1942年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2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驻加拿大和美国大使馆少将武官，1948年春任联勤总部副参谋长兼上海港口司令，并任美援物资处理分会总干事，1949年2月调任联勤总部川东供应局局长，4月任联勤总部第4补给区副司令兼44补给分区司令，12月兼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和第5军军长，12月25日兼任成都城防司令部司令，同一天在成都起义;后安排担任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当选山东省政协常委。
(十四)甘肃酒泉起义将领安立绥少将
14.安立绥(1900---1960)------甘肃靖远(或景泰)人;1929年获得南卡州军事参谋学院(疑为要塞军校)陆军军事学学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旅参谋长;1932年1月，受马步芳之邀，任新编第9师和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军事顾问(上校)，10月任北平正闻通讯社青海分社社长;1934年任甘肃学院总务长;1936年，任甘肃省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1938年，任军令部2厅外交联络处处长，后任军政部学兵(防化兵)纵队副参谋长兼炮兵第15团团长;1948年，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改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高参，同年9月，在甘肃酒泉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1野战军司令部参议，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甘肃省委社会联络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去世。
新编骑兵第1旅，杜文若任旅长 杜文若(1904---1989)------山西清远(今清徐)人;1929年获得南卡州要塞军校步科及化学学士学位，后获麻省理工学院冶金化学、古生物学研究生学历;1931年回国，1935年曾任军政部学兵队(防化兵)中队长;1936年任山西省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少将团长，1939年任第二战区新编骑兵第一旅旅长;1946年任上海联动兵工学校校长;1947年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工程处处长;1948年任华北剿总副参谋长(少将);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起义;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1989年11月23日病逝。 国民党政府警察总署副署长、“警政泰斗”酆裕坤
2.酆裕坤（1902---？）------湖南平江人；1930年获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特意学习了加州柏克莱大学的犯罪学课程，成为“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的中国弟子；193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市政学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伯明翰警校进修；1932年回国后，应邀拜见南京警察局长陈焯将军，不久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在短期任南京交通处处长，改革了城市的交通规章制度后；1933年调南京警察局保安处任“特别秘书”；1934年应邀去浙江警察学校任训练部主任，在任上主持或支持在南通、庐山、杭州试行现代警察勤务制度，降低了犯罪率，取得显著效果，后在国管区逐步推广；1935年，被戴笠安插担任中央政府主管各省警察工作的内务部警政司司长后，积极引进美国先进的警政技术与管理理念；并秉承“军统旨意”，在短短时间里，使全国几乎所有重要城市警察局长都成为特务处的当地首脑，形成“局处一体”的局面；1936年兼任经整合、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成员；1946年任警察总署副署长（少将衔），警察总署成“湖南帮”；解放前夕去台湾，在国立政治大学执教；1958年被聘担任东吴大学非行少年研究所教授；编著有《巡逻区制之研究》（1933）《现代侦探研究》（1946）、《保护外侨之基本知识与态度》（1949）、《中国政府机关在职训练需要情形调查报告书》（1964、中文）、《警察行政学》（1972）《各国警察制度通论》（1976）《都市警政学》《警察行政学教范》《省县警卫》《警政论集》《应付群众暴动方法之训练与装备》和别的英文著作等；在台被尊为“警政泰斗”。
据酆氏考证，近代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始于旧历1898年6月初九日最早试办警政的湖南保卫局；但该机构当年8月21日就奉旨裁撤，到十一月底被彻底裁撤。
抗日航空烈士刘树钧厂长
5.刘树钧（1903---？）------河南孟津人,1921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1929年获南卡州要塞军校军事学学士学位，1932年获普渡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杭州觅桥中央空军学校任教，后任中央空军学校洛阳分校教官、中央航空学校工厂科长。1935年国民政府组建防化兵大队，刘树钧为六位中队长之一。抗战爆发后，任航空委员会技术厅技术处科长；1938年任中央航空学校附属飞机修理厂厂长，负责修理空军军官学校和驻昆明飞机队的飞机；后殉职。他是1995年建成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第一批4294名中外航空烈士中的一员，也是其中870名中国烈士名单中的一员，他日常及牺牲时的英勇事迹，暂查无所获。
曾经的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教官蔡鼎
4.蔡鼎（1905---？）------浙江德清人；1929年获威斯康辛大学财政、经济学学士学位，193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财政、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南京中央军校上校政治教官、三青团浙江省支团组织处副处长；1943年曾在《军事与政治》杂志上，发表“从国防观点泛论西北工业建设”的文章。
李谟焌------何方人氏不详，估计毕业于美国某军校；1938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了他编著的《战时补给与军事运输概论》（共四卷？）一书。
梁思忠（1907---1932）---------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梁启超第三子，梁思成同父异母弟；清华军乐队队员；获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后，又先后在弗吉尼亚军校和西点军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所有留洋子女中，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一度欲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但被父亲劝阻；1931年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凭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很快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表现出色；可惜不久，身处前线的他在战斗中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患上腹膜炎并服错药，贻误治疗时机，不幸去世，年仅25岁。
王之（1907---？）----长沙人；留美之初传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过，1928年获诺维奇军校军事学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研究生部。在西点军校学习时，有同学要听他唱中华民国国歌，一群人在旁围观；此时王之提出，他们也必须立正以示对中国的尊敬，此项要求遭到大家的哄笑；盛怒之下，他冲上去与哄笑同学大打一架，结果当然是被爆打一顿，但也因此受到同学们的敬重。1932年他以全年级266人中第12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曾任教于湖南大学，并兼任国民军事训练大队长；后历任税警总团及第八军排长、连长、工兵营营长、教导团上校团长。
1939年4月，奉财政部长宋子文之命，率税警总团及第八军工兵营第三连（爆破连）全体官兵，携一批爆破器材、炸药，交延安八路军总部，支援八路军敌后抗战，并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1940年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后任税警总团团长。
1941年夏，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经戴笠审查并推荐，奉命赴菲律宾，担任军事观察员。1942年随麦克阿瑟转战西太平洋，任盟军与我国情报及战略协调联络官。1943年晋升少将，并任中华民国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1945年任中华民国驻日本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官，随徐永昌上将等代表中国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仪式。其后留在日本担任盟军最高司令部中方代表，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军事审判；期间奉蒋介石之命，劝梅汝璈和向哲浚（均清华学子）两位在审判日本天皇的问题上要保持沉默；1946年担任国防部情报司少将司长、国防部办公厅中将副主任；1948年春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将教育长；后调任青岛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长官。
1949年到台湾后，任国防部第二厅第二司司长、情报学校校长、总统府参军处参军；1960年任总统府秘书长兼研发室主任；1963年脱离军政界，到台湾东吴大学任教授，1967年任东大外文系主任、教务长；1977年退休后赴美国定居。
（七）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李法寰
7.李法寰------广西南宁人，曾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留美期间加入美国共产党；疑回国后加入国军，参加抗战；解放前去台湾，军衔为陆军少将；80年代，其子、电影导演李康年曾拍摄纪录片《将军村------陨落的将星》，见证将军村------屏东市胜利新村的历史；该村50年代初，曾居住过30多位去台国民党军将官，其时他们的家庭生活相当艰苦……
（八）训练飞行失事的航校教官胡家枚
8.胡家枚（1904---1934）------山东即墨人；1925年在清华读书时，与冯灿周一起代表中华篮球队，参加过菲律宾远东运动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在《京副》清华学生会主撰的《上海惨剧特刊》（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我亲眼所见之上海英捕虐杀华人》；留美先获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S. C.要塞军校军事学学士学位，1929年获美国步兵专门军校军事学毕业文凭，1930年再获美国陆军航空学校飞行毕业文凭；回国后，曾任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师、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少校飞行教官；1934年6月4日，在带一名准字生陈先夫（民国革命先烈陈其美的儿子），与另一教官驾驶的飞机在空中进行角逐训练飞行时相撞，致飞机失控坠地，师生俩一起遇难，时举国震惊、惋惜；有关方面在即墨县为他举行追悼大会；中国图书馆藏有《胡家枚烈士荣哀录》；1933年，他曾在《空军》杂志上发表文章“盲目飞行”；其父胡介人为即墨商会会长。
（九）自感怀才不遇而自杀的吴启诚
9.吴启诚（1903---1944）------浙江永嘉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等；回国后曾任南京中国银行襄理（副经理）；后到西北投靠胡宗南，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经理处上校副处长，兼军需实习班副主任、新中国印书馆负责人、边区语文班班主任等；由于处长汪维恒大权独揽，本就有大材小用之感，谁知连小用也不可能的他，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加之家庭压力，于是终日与人豪饮，阔谈戏剧、诗歌等文学艺术方面的话题，以寄托愤慨；终于在一次大醉之后，在西京招待所服毒自杀，死前留下一张“布衣吴启诚之墓”的条子，来发泄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军队腐败和胡宗南对他轻视的不满；此事当时在胡宗南集团内部曾引起不小的震动；为补偿吴氏生前遭到的冷遇，胡宗南特为他开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追悼会，灵棚花圈挽联重叠触目，显得格外冠冕肃穆，并亲临主祭并读祭文。
（十）“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中国（台湾）总会秘书长包华国
10.包华国（1902---1963）------成都人；1930、1931年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实业部劳工司科长，后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办事处一等秘书；抗战时，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设计委员会政治设计组副组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再任三青团中宣处副处长、重庆支团主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委员、社会局局长（任职五年零九个月），社会部福利司司长，大同乐会理事，陪都空袭服务总队副总队长，社会部工矿检查处处长，社会保险筹委会副主委；为国际劳工大会第19--22届及第31--33届中国政府代表；为出席亚洲劳工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副会长；抗战后任中央社会保险局局长，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任内政部顾问，参与组织“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任该盟中国总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曾随台湾赴日亲善团访日，与日本部分议员及商界人士往来，并从事日本问题研究，是台湾政府对日关系的重要幕僚；1963年12月25日病逝；主要论著：《战后欧洲政治外交史》《国际政治与中日问题》《中国社会政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对日本之经济制裁方案》《推行民权步各方应有之努力》。
黄中厪--------广西邕阳（南宁）人，曾在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抗战时期，参加广州市高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的活动，向民众传播抗战知识、道理；解放前夕曾任民国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在香港，参与同驻越南法军联系，策划在越南建立反共复国基地事宜（未成功）；后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中华第二中学执教，1954年被聘担任校长；因反动立场，压制学生运动，1955年引发“3.30学潮”，校董会不得不将他解聘；早年与麦朝枢合作主编《大时代中的印度》一书。
周自安（?---1993）------山东单县人，系清游美学务处总办、清华学堂的开创人周自齐之弟；清华军乐队队员；1926年清华学校毕业前，与陈銮、梁思忠三人合作论文《中国的音乐》；留美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获更高学位的情况不详）；回国后曾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印刷制版、成本核算课题）；抗战时，任军政部兵工署总务处处长；1947年底，以交通部司长的身份，任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央航）理事会理事；1949年任中美合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财务组中方主任；“两航”员工在香港起义时，担任“中航”事务顾问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任新中国第一任航空局局长。
传奇的抗日名将孙立人
4.孙立人（1900---1990）------安徽庐江人；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在清华读书时，当选中等科四年级五项球队（篮、足、排、手、棒球）的队长，1920又被选为校篮球队队长；1921年，在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上任国家篮球队组织后卫，与队友一道为中国赢得历史上首枚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团体项目金牌。1925年获普渡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27年毕业于维基利亚军校。回国后，参加抗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立下战功；远征军入缅，仁安羌一战营救了英军，赢得了国际声誉，后获英国不列颠帝国勋章；43年率部反攻缅北，打通中缅公路，声誉鹊起，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是国军军级军官中，指挥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他在缅甸“喋血奋战700余次，部队共毙伤日军十万九千人），成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军长；在东北战场上，因与杜聿明常发生矛盾，被蒋介石派往南方、台湾练兵，脱离战场；50年代初，曾晋升台湾防卫司令部总司令、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由于非“黄埔”出身、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军队中设置政工干部、被美国人器重，加之性格耿直等因素，受到猜忌，1955年两蒋以“纵容部属郭廷亮武装叛乱”等莫须有罪名，将他软禁在台中家中达33年之久；直至蒋经国去世后的1988年才获自由；1990年11月19日病逝，台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美维基利亚军校视他为杰出校友，生前所用的军帽、军服、马靴、马鞭、缴获日军军旗、毕业证书以及画像、照片等，在该校校史馆中与二战名将巴顿、马歇尔事迹一道永久展出；2001年，安徽庐江县投资修建“孙立人故居”宣告竣工。
孙立人对母校怀着深厚的感情，常说：“生我者父母，树我者清华。”在广州受降日军仪式后，将缴获的日酋军刀送给清华大学，留作全校参加二战师生们光荣的纪念。
（五）“现代文天祥”---- 不屈的中华英烈齐学启中将
5.齐学启（1900---1945）----------湖南宁乡人；因头扁而圆，在清华念书时，享有“烧饼”绰号；留美先获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后毕业于诺维茨军事学院骑兵科；回国后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均立战功，升任国民革命军新编38师少将副师长，成为师长孙立人得力副手，在赴缅作战中又立新功；后为掩护部队撤退，救护伤员，不幸头部中弹昏迷被俘；在集中营里决心以死报国：先是拒绝换药、绝食、夺刀自尽，后严厉训斥汪伪政权派来劝降的陆军部长叶蓬等认贼作父的卑劣行径，不断向各国战俘宣传“盟军必胜，日寇必败”道理；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深受战俘们爱戴；后被国军战俘中的败类行刺受伤，日寇不予医治，致伤口溃烂，45年3月13日去世。抗战后，被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被人尊称为“现代文天祥”，公葬于长沙岳麓山；90年在孙立人的努力下，已在“文革”中被破坏的齐学启将军陵墓，被湖南省有关方面重新修复、供人瞻仰。
（六）“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潘白坚少将
6.潘白坚------字敏，湖南湘乡人。1925年获威廉玛丽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去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考察市政管理实况。回国后，曾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训练所教官和分局局长（据说也曾担任过中央军校教官）、湖南省政府英文秘书、九江县县长。在九江县长任上，曾因改良码头航运秩序和禁烟等，使九江成为模范县。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携妻来到云南安宁县；当时他谢绝了清华同学吴文藻的推荐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让他来校任教的邀请；毅然接受清华另两位老同学孙立人、齐学启函邀，到贵州都匀协助训练抗日部队，后任新38师政训处长、上校军衔；1942年春，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任新38师军法处长；在战斗中，曾两次为抢救伤员主动献血；1944年8月3日中美联军攻克密支那，孙立人升任新一军中将军长，潘升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军衔少将。1944年9月奉调重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担任交际处少将副处长，从事军方和美、英、苏等国盟军在军事行动诸方面的配合协调工作。抗战胜利后，曾被任命为大连市政府秘书长（因苏军已将大连交中共方管辖，任命仅是空名）。国共谈判破裂后，因不愿意参加内战，婉拒好友南京市长沈怡邀请其共事，脱离国民党政府，到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先后担任矿警所长、劳工处长；由于保护矿山完好有功，解放后出任唐山矿矿长。
1950年春，在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中，因历史问题，及涉嫌工人罢工事件被逮捕，1951年4月被判处死刑。唐山市军法处判决书上说他：出身地主阶级家庭，专学法西斯特务统治，在反动军队中向士兵进行反革命宣传，训练反革命武装力量不遗余力等。据新近网上其族人介绍，临刑时他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文革”后，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工矿泰斗孙越崎（解放后曾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祖国统一战线负责人贾亦斌；民革中央上海市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国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名提案，请求为潘白坚平反冤案。但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仅承认，潘白坚在新38师和新一军中抗日，原被判为反革命罪，属于判罪不当；余案未予平反……
孙立人在台获得自由后后，得知潘氏之事，感念老同学，题写新一军军训“义勇忠诚”字幅，并托义子揭钧（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教授）带到大陆，转交给他的子女。五个子女曾合写回忆孙立人的纪念文章-----“回望都匀”（已收入《二战名将孙立人》一书中）；潘白坚被处决时，其大儿子潘亚农尚在中学初三年级上学，后经努力，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现为合肥巢湖学院物理系退休教授。
潘白坚的哥哥潘岱青1916年也曾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因患咯血症休学返乡；后他所创制的优质纸伞-----“菲菲伞”，1933年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
（七）抗战殉职烈士谢奋程
7.谢奋程（1899---1941）-----梅县人，抗战烈士，叶剑英元帅少时同学；据梁实秋回忆，在校曾被推选担任癸亥级最后一任级长；留美先后获得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财政银行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限的最后一年，入加利福利亚大学研究财政学；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秘书、财政部科长、河北煤油特税总局局长、湖北卷烟统税局局长、湘鄂赣区统税局局长、中央计委专员、铁道部总务司司长、交通部参事等；抗战时任交通、铁道部驻香港委员，负责联络进出口运输等事宜；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22日遭日军逮捕，反抗时身中十余刀，当场殉职；现后代在梅州市东山中学设立“谢奋程奖学金”，专门奖励考上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
南京国防部第六厅办公室主任张东泉少将
21.张东泉------即张治中，成都人；25年毕业于诺维茨军校陆军骑兵科；抗战时曾任成都黄埔军校第十六期上校交通教官；后任南京中央军校交通、通信、筑城教官，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高级参谋；1946年12月后，任国防部第六厅（掌管国防科学发展及应用，厅长由清华1919届校友钱昌祚担任）办公室主任（少将），也曾任第二处少将处长。
（二十二）台湾陆军军医处上校处长周思信
22.周思信------上海人，25、29年分获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博士学位，擅长外科治疗；五十年代初在台湾任陆军军医处上校处长。网上有他当年陪同美军顾问视察台湾军队及部队医院医疗情况的报道。
于德仁------湖北黄梅人；25年获诺维茨军校军事学学士学位，后获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黄梅名人”中提到“经济学家于德仁”，但无具体介绍文字。
温毓庆（1894---？）------广东台山人，宋子文的姨表兄弟。获哈佛大学无线电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大、清华教职，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财政部参事等职。由于精通无线电业务，曾为蒋介石研究中文密电，破译过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等方重要密电，为蒋系取胜作出过贡献。二十年代末，在颜任光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期间，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设在上海市真茹镇的国际无线电台。后出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以英文写就几千字的建议书，内容大意是注意收集、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的来往密电、以及南京大使馆收发的密电，做好破译工作，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后投身密电检译所筹建工作；1932年升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秘密职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所长（或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受蒋介石亲自领导。检译所曾多次破译日军情报，为中国抗战做出一定贡献，其中包括为蒋1938年枪毙韩复榘提供了主要依据。南京沦陷前，密电所主要部门迁往昆明。1940年多部门的同类机构合并，组成军委特种技术研究室，由于内部争权受排挤，温氏以患黄疸性肝炎为由到香港治病，离开研究室首任主任职务；年中受宋子文邀请，参与办理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租借法案”有关事务，去华盛顿工作。
温毓庆的夫人施惠珍，与宋美龄同为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同学，为闺中密友，两人的感情非同一般，宋美龄跟蒋介石结婚时，曾指认施惠珍做伴娘。
曾庆集（1902--1967）少将。号义门，四川安岳人。清华大学、美国骑兵学院毕业。1934年任航空委员会第1处4科科长，抗战期间曾任中国驻缅甸军事武官，1942年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2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驻加拿大和美国大使馆少将武官，1948年春任联勤总部副参谋长兼上海港口司令，并任美援物资处理分会总干事，1949年2月调任联勤总部川东供应局局长，4月任联勤总部第4补给区副司令兼44补给分区司令，12月兼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和第5军军长，12月25日兼任成都城防司令部司令，同日在成都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山东省政协常委。 陈廷甲（1875-1942） 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员。黄埔军校编纂委员， 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少将顾问。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传统上只接受美国学生就读，但1904年秋打破此一惯例，温应星与其它二名中国学生陈廷甲（陈廷麒）和温济忠（温应星堂叔）终于敲开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大门。温应星在维吉尼亚军校就读七个月，品学兼优，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的评语是同学之间人缘极佳，之后，三人于1905年6月15日奉命转入西点军校。成为首批留学西点的中国学生。
姚观顺（1887-1952） 广东中山人。 国民党员。黄埔军校筹备委员， 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税警总团少将团长。
2007年7月26日，在孙中山先生的卫士谭惠全之子谭志泉先生的陪同下，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长姚观顺将军的儿媳周廉楣女士携子姚宝钧访问了宋庆龄故居。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大章亲自陪同周女士一行参观了故居的展厅和宋庆龄的书房、卧室等原状陈列，并向周女士赠送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新出版画册《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
姚观顺将军(Mr.George Bow)，字颐庵，广东省中山县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半工半读完成高中学业，公费考取美国那威治陆军官校，专攻军事工程。就读军校期间，适逢孙中山先生赴美国宣传革命，欲推翻满清腐败王朝，组织同盟会招募华侨入会，并发起募捐，筹募革命资金。孙中山先生为了吸引优秀的年轻人参加革命，举行中国留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如何救中国？”姚观顺参加演讲，口齿清晰、条理分明、仪表出众，认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唯有采用西方民主精神和科学方法才能救中国，让中国富强，夺得第一名，获颁孙中山先生金质奖章一枚，并与孙中山先生相约，毕业后回中国从事革命大业。1913年，姚观顺以优异的成绩自军校毕业，当地华人报纸报道称他为“第一位在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的中国人”。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南征北战。1917年，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时，任命姚观顺为陆军上校。1921年，孙中山先生组织第二次护法军政府时，姚观顺任北伐军大本营参军兼卫士队大队长，直接参与孙中山先生布置的革命活动，并负责保护孙中山先生的人身安全。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包围了孙中山夫妇及在观音山的本宅粤秀楼及总统府。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安全，坚持要他先走。临行之前，孙中山先生命令50名卫士队必须全数留守本宅中，然后只身逃出。孙中山走后约半小时，忽闻枪声四起，陈炯明炮轰粤秀楼，并下令捉拿孙中山大总统。叛军占据观音山头，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向粤秀楼以机关枪扫射，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并时时以野炮攻击。姚观顺率领卫士队50余人、配备仅有30支手机枪、一万多发子弹，与前仆后继的叛军共计约4000余人，血战一昼夜。由深夜2时到6月16日上午，外围守军浴血奋战，打退了叛军五次大规模攻击，姚观顺和卫士队在粤秀楼机智应战，击毙从后山来犯的叛军300余人，尸骸遍山。由于卫士队弹药将尽，姚观顺默察情势，判无必要再以残余兵力困守粤秀楼，且为宋庆龄安全计，遂苦劝宋庆龄下山，姚观顺亲率两名卫士护送宋庆龄，冒枪林弹雨之险冲过天桥退守总统府，途中姚观顺不幸腿部中弹，血流如注，卫士将姚观顺抬入总统府中后院，草草包扎伤口，宋庆龄含泪不忍目睹他剧痛之苦，姚观顺反而安慰宋庆龄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战斗一直维持十几个小时，总统府仍处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四射，随时皆会中弹毙命。姚观顺为不连累宋庆龄，命两名侍卫副官黄惠龙及马湘继续护送宋庆龄出险。宋庆龄头戴姚观顺的草帽，身穿孙中山先生的雨衣。姚观顺则换穿副官陈喧制服号牌，因腿伤而卧于地上。到了6月16日下午4时，卫士队弹尽援绝，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谈条件，卫士队提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保证宋庆龄平安出险。但是议和的军官却无法担保，因为叛军人马众多，彼此无法约束。正在此时，有一队叛军从总统府大门冲入，四处抢劫财物，宋庆龄与卫士趁乱逃出，副官陈喧亦将姚观顺救出并护送到上海就医。其他卫士在掩护宋庆龄撤退后，也迅速安全撤离。
此次战役深蒙孙中山赞赏，特颁奖牌训话曰:“自民国成立以来，我理想上的革命军，只有这次观音山之役的卫士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所以乘今天民国13年的元旦，来奖赏各位勇士做个大纪念。希望我们全体军人从今天起，都应该恢复吾党从前革命的精神，以一当百去同国贼奋斗，决计在今年之内扫除军阀统一民国。”孙中山赠予每位卫士金质奖章一枚、奖牌一张，并授予姚观顺陆军少将军衔，升调重要职务并筹建黄浦军校。观音山之役，奠定孙中山先生与苏联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的决心。1923年筹建军校之初，孙中山有手谕命胡汉民、汪精卫、姚观顺三人共同筹建黄埔军校。姚观顺精通俄语，孙中山先生原意要姚观顺任军校校长，姚观顺为人正直坦率，不知有所谓人事关系及社会因素，当时所谓的“校长之争”十分激烈，结果蒋介石胜出，担任军校校长。军校建成后，姚观顺继续参与执行孙大元帅各项革命活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姚观顺顿失知音，内心之痛，可想而知。唯孙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姚观顺对革命大业不敢稍有懈怠。
1925年，国民革命军成立，李济深任参谋长，姚观顺其属下任总司令部少将参军兼交通处副处长、并兼任广三、广九、粤汉三个铁路局长。1926年初，姚观顺奉命于广州建立国民革命军“交通教导营”并兼任营长，该营建立了大批电现代化通讯设备，并组成电话通讯队、无线电台等，分赴各军前线配合作战。继又于原址建立国民革命军“工程教导队”培训火车、汽车、摩托车、汽船、坦克等驾驶员及技术员，同时建立军火厂自制枪支，支持革命军前线作战。姚观顺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建立其现代化通讯设备及机动部队，提升其作战能力，并且研发各式通讯系统及建立维修技术，尽心尽力。对革命军战力之增强，功勋彪炳。
1926年，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李济深任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镇守革命基地广东。姚观顺除担任上述职务外，并率领“交通警备团”控制交通、治安大力支持北伐军。该交通警备团实力雄厚，斗志旺盛，一时叱咤风云，成为革命军依靠的坚强力量。1931年宋庆龄介绍姚观顺到上海财政部属下的盐务局盐务稽核所工作，当时宋庆龄原意利用旧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盐务局税警团，建立一支不受蒋介石控制的武装力量。姚观顺奉财政部命令，在上海淞江建立财政部盐务局税警官佐教练所，并任所长。同时协助财政部建立税警总团，下设四个分团:第一团团长赵君越、第二团团长古鼎华、第三团团长张某(宋子文妻弟)、第四特种兵团团长孙立人，姚观顺将军兼税警团顾问，协助建立四军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之役”抗战初起时，姚观顺将军主动和上海守军第十九路军联系，将税警官佐教练所的大炮提供给十九路军，共同编成一支铁甲机动部队，每晚开进前线向日军虹口司令部炮击，压制日军进攻，大挫日军气焰。而后姚观顺将军亲身参加盐务局四个税警分团，协同十九路军共同抗日，当时中外报纸纷报战绩，国际间评曰:“此役为中国第一次和日军作战并击败日军！”奠定中国抗日之决心。1936至1938年，姚观顺将军参加大小各抗日战役，其中尤以“台儿庄大捷之役”名震中外。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盟军在东南亚开辟第二战场，打击日军。中国军事委员会何浩若将姚观顺将军借用到外事局，任外事局驻昆明办事处主任。姚将军任务是接待盟军将领，培训大批翻译官，分赴缅甸、越南等战场配合盟军作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9年初，宋庆龄与李济深将军到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因姚观顺将军被认为是宋庆龄与李济深将军亲信部下，而受国民党政府严密监视，当年5月绥靖公署广东省行辕主任余汉谋奉命将姚观顺将军免职。姚观顺将军一心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不知为自己谋私利，家无恒产。当年11月初，携家眷到香港投靠亲友。1950年，时局混乱，谋生不易，姚观顺将军一家人在香港坐困愁城，后经香港老友何贤之邀，到葡属帝汶岛筹建养殖事业，不幸因水土不服，患脑溢血，在搭轮船送回香港医病途中，行经马来西亚时第二次脑溢血并发，在1951年10月2日凌晨，病逝于山打根医院并葬于当地，享年60岁。其妻儿无力赴山打根安葬，委托姚观顺将军五妹Florence Bow 代为安顿后事，五妹Florence安葬其兄后，即交给其嫂一张其兄十字架墓碑照片，但并未详细交待埋葬地点，后也去世，造成日后姚观顺将军之子姚纪仇无法找到其父之墓的终身遗憾。
姚观顺将军的儿子姚纪仇，为台湾海军将军，于2006年10月6日，不幸因气喘宿疾心肺衰竭逝世，享年76岁。周廉楣女士为圆夫遗愿，凭一张已故公公姚观顺坟墓的旧照片，托好心人协助寻找，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马来西亚双修中学后的教会坟场内，找到了姚观顺将军的坟墓。当周女士前往马来西亚，看到墓地荒凉残破，公公的墓碑已被倒塌的树木压断，想到他已经在这里默默长眠了56年而无人探望时，不禁潸然泪下。
朱世明，名世晃，字季光，又字季煌，号公亮，双峰县蛇形山镇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祖父朱宗程，从其师罗泽南创办湘军，官至花翎知府，封通奉大夫。外祖杨昌濬，罗泽南之高足，官至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父朱继绎，名瑶，字佩馨，邑庠生，江苏候补知县，光绪十年甲申（1884）台湾之役中以孤军抗法有声。
朱世明自幼即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双峰高等小学毕业后，入读省城长郡中学。十八岁即进入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成为该校年轻的高材生之一。毕业后被选拔留学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理科，继入维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科学，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民国十五年（1926）朱世明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得到蒋介石赏识并担任副官，随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民国十九年，被蒋委任为浙江省保安处处长，负责其老家的安全。此后，他先后担任国家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处长、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国防二厅厅长等职。
朱世明通晓多国语言文字，才华横溢。民国二十五年被蒋介石派驻苏联大使馆任武官。同年6月16日，被授少将军衔，仍驻苏联。民国二十八年调回外交部任情报司司长，不久，又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民国三十二年12月17日，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升授中将军衔。民国三十五年（1946），又被蒋介石派驻日本东京，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次年，改任驻美军事使节团团长。民国三十八年（1949）4月，复派驻日本，仍任团长。
上述事情曝光后，又发生了在军事代表团悬挂五星红旗之事，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其时，驻日代表团秘书长吴鼎安写信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表达了起义投诚的愿望。共产党因势利导，秘密派遣留在大陆的蒋介石原配陈洁如的养女蒋瑶光之夫陆久之赴日本策反。陆久之秘密会见朱世明，希望他能率团起义，朱世明犹豫未决。此举很快被蒋介石发觉，朱世明被免去了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其军职也同时被解除。最后代表团中只有法律顾问吴文藻（冰心丈夫）等数人成功返回大陆。百岁老人陆久之撰文回忆了策反代表团这段往事。
朱世明被解职后，仍侨居日本东京。他与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贸易公司，担任总裁。因经营不善，数年后终于歇业。从此他郁郁寡欢。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儿子Sanuel C.Chu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教授。1965年朱世明逝世于日本（据说被蒋派人害死，待考），葬于横滨市公墓。
1949年在东京担任朱世明副官的黄仁宇先生，后为美籍华裔著名史学家，曾以在《万历十五年》等著作中提出的“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他在其英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回忆了朱世明将军的往事。
[ 温应星（1887年－1968年5月28日），字鹤孙，广东新宁人（今广东台山），父亲为清朝进士、七品知事。1901年进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预科学习，后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通大学前身），1904年毕业并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1905年6月15日奉命转入西点军校，为我国首批入学西点军校的2人之一。当时为了西点是否能接纳中国学生，美国国会还特别通过法案批准。温将军于1909年以全级103人中的第82名毕业，但他的 [实用军事工程] 科目成绩名列全级第二。温的同届同学中有著名的戴维斯上将（Jacob L.Devers，二战欧洲盟军副总司令），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 盟军第三军团司令）等等；巴顿原比温高一届，因数学不及格而留级，故同届毕业。
归国后，跟随孙中山做英文秘书。1921年，被推荐进入奉系军阀，跟随张作霖。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逃至北京，被清华学校董事会聘为校长。 1928年随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时任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1928年4月，任清华学校校长，6月，国民政府控制北京后，离职。南下，任上海公安局局长，后任国民政府宪兵副司令。后跟随宋子文筹建的税警总团，先后两度任总团长。后因宋子文反蒋失败，成为替罪羊，1936年后调入南京高级将官训练班培训，任用于虚职，未能参与抗日战争。
温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广东讲武堂教官、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第三课课长，广州大元帅府第二科科长，铁路工程师，中东铁路警务处长，东三省税务处长，保定军警执法处长；1928年曾被奉系派往北京任第五任清华校长，两月后因奉系撤离而离职。1931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宪兵副司令，上海保安处处长，上海公安局局长，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全国伤兵管理委员会主任，全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行宪立法委员等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定居美国，子温哈熊。
1949年温应星不愿前往台湾，以中将军衔退伍，辗转至美国定居。1968年6月28日逝世，温将军临终前曾向子女嘱咐，若不能返归故土，希望能葬于西点母校。将军逝世后西点军校根据将军的资历和业绩，由西点军校校长柯斯特少将特准将军夫妇入葬西点军校墓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追悼礼拜中，温将军当年西点的同学戴维斯将军等主动担任荣誉护卫官
在华人杰出的美国军事院校校友中，首推温应星将军（1887-1968），他是广东新宁人（今广东台山市），1903年任粤汉铁路学生实习工程师，其父为清朝进士，任七品知事。
1904年温应星将军公费赴美，就读维吉尼亚军校，1905年转西点军校，随即返国，投身军旅，开展个人一生富有传奇性的事业。
维吉尼亚军校在传统上只接受美国学生就读，但1904年秋打破此一惯例，温应星与其它二名中国学生陈廷甲（陈廷麒）和温济忠（温应星堂叔）终于敲开了维州军校的大门。这是该校划时代的创举，该校前位校长古柏在该校校史《维吉尼亚军校一百年》中撰文“二一十世纪之曙光”中特别提到这项革新，由于中国学生的加入，无异为该校注入新血，同时中国学生的优异表现，对美国学生而言，也是一项极大的鼓舞与激励。
品学兼优受人欢迎
温应星在维吉尼亚军校就读七个月，品学兼优，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的评语是同学之间人缘极佳，之后，他转往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创校于1802年，该校宗旨以为国家培养第一流的领导人才为目标，在将近二个世纪以来，该校在美国的历史上创造无数风云人物，也出现不少世界性家传户诵的政治领袖。西点军校初创时，每年只收二十三个学生，第五年之后，才逐渐增加，迄今亦不过数百人而已。1889年才招收外国学生，1905年3月3日，美国国会才通过“特别法案” ，准许中国学生就读。
温应星在西点军校时，成绩因受英文影响，大体算来还算相当不错，他的实用“军事工程”为全班第二名，1909年毕业时，名列该期103个学生中之第八十二名，闻名中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巴顿将军则是第四十五名。
系出同门将星云集
温应星1909年班同学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将领者。根据西点军校同学录记载，该班共出了四位上将、三位中将、八位少将、十三位准将，共二十八位将领，包括后来出著名的戴维斯上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盟军副统帅）、巴顿将军（第三军团司令）、艾克伯格上将（第八军团司令，远东麦克阿瑟将军麾下唯一的军团司令）、辛普森上将（第九军团司令）和李中将（欧洲战场的后勤司令）。
报效祖国表现卓越
温将军回国之后，先任教于广东军校，担任数学教师。1912年任上海督军。1922年以上校衔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当第三科科长，后来又成了广东督军陈其美的副参谋长。1914年之后，担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大冶铁矿工程师与浦口商务局工程师，1920年升旅长。
1921年，张作霖因俄、日对东北的威胁日增，为了扩充其军事力量，于是聘请美国军事顾问团，温应星亦在被物色人选之中，最初担任沈阳警卫旅参谋，1922年任中东路警务处处长，1924年升沈阳特区警卫长。
1928年四月温应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学校因受新思潮影响，学潮风波不断上演，前两任校长因此无法久待，被迫离职，直到温应星继任后，学校的人事才告安定下来。
1930年，温应星被调任上海公安局长，当时上海黑社会势力很大，公安局长被视为肥缺，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捞油水的大好机会。但温应星受美国职业军人严格的训练，恪守西点军校“责任、荣誉、国家”的校训，拒绝与恶势力合作，因此受人排挤，遂挂冠求去。
温将军在1936年奉命调职，由黄杰将军继任。税警总团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保卫战中，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后来撤退到贵州都匀，成立了新三十八师，加上后来的五十师和新三十师，共同成立新一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极重要的角色。
大胆预测洞烛机先
1939年11月，温将军赴美，11月22日当地报纸曾刊登温将军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温将军见解独特，且洞烛先机。他说中日双方均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日本误认中国会很快被打垮，而中国错以为日本会因战争而经济崩溃。温将军又说，中国虽损失惨重，但会继续奋战下去。他还预测中日战争不会马上结束，反而会比欧洲战场持续更久。
1944年，欧战结束，美国把作战的重心栘到远东，美国为了尽速结束对日作战，拟定登陆中国沿海，切断日本海陆联军，完成包抄夹击的计划，中国政府乃任命温应星为“全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机构因而解散，温应星遂出任行宪前立法委员。
斯人憔悴清廉自守
1951年，他以中将官阶退伍，之后，在华盛顿威斯康辛大道2328号开了一家机器洗衣店，他一生清廉自守，晚年甘于寂寞。一位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功迹显赫的将领，流落异乡，出卖劳力，以求温饱的故事，曾被华盛顿邮报于1954年9月2日报导过，文情并茂，且附有温应星在洗衣店中的工作照片，引起美国社会的震惊。
温夫人于1968年5月19日去世，9天之后，即5月28日，温应星也随夫人驾鹤西返。温应星的儿子鉴于大陆形势，无法归葬广东故乡，写信给西点军校校长柯斯特少将（第四十八任校长，任期1968.6.26-1970.3.22），获准葬在西点军校墓园内。
6月5日，温将军夫妇的追思礼拜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荣誉护扈官是由温将军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戴维斯上将等人担任。戴氏与温将军曾在1958年9月4日共同担任同班同学李中将葬礼的荣誉护扈官。10年之后，戴氏又担任温将军的荣誉护扈官，一定不胜唏嘘。
他也是第一位有此殊荣得安葬于西点的“外国人”，更是西点墓园里惟一有中英文对照的墓碑而成为校园一景。汪逢栗（1906---？）------安徽歙县人（一说祖籍湖北英山）；1930年获西点军校陆军步科学士学位，1931年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政治思想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美国步兵学校步科研究生学历，1933年获得美国炮兵学校炮科研究生学历。1935年任军政部学兵队（防化兵部队）中队长，1942年任军政部防毒处少将处长，1943年任军政部化学兵（防化兵）总队总队长，1947年3月任联勤总部兵工署化学兵司少将司长。1948年底，曾经四次设法阻止蒋介石使用化学武器，为围困在安徽宿县双堆集的“黄维兵团”解围，为“淮海战役”胜利立下大功。1949年3月辞职；4月23日在南京向解放军军管会登记；后任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化学队主任教员，解放军化学兵学校防化教育系副主任，军委防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级翻译；为新中国防化兵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1980年，与郎宗亨等人翻译的《燃烧武器及其杀伤效应》一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出版。
（七）何应钦的翻译、国民党陆军政治部副主任谌志远少将
7.谌志远（1904---1988）------贵州织金人；193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曾担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33年后任大夏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教务长；1942年起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代主任。抗战时曾当选贵州省第一、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4年创办省临参会《贵州民意月刊》，任总编，撰写过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1945年应何应钦之邀，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兼何应钦与美国军队联系的英文翻译。抗战胜利时，调任陆总政治部副主任，除了仍担任何应钦的翻译外，协助政府各部门组成接收委员会，办理接收事宜，并参加日本投降的芷江受降仪式。1946年，拒接政府给予的几个职务，转入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教授、教务长、总务长。1950年由药专推荐，参加中共华东局苏州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2月调到重庆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系代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西南高等学校教育部学习；1956年担任西南俄语专科学校教员；1957年调到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任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教授，此时与吴宓先生有些交往；1963年改任英语教授至退休。著有《英语介词常用搭配手册》；曾负责校核《汉语成语英俄手册》；早年著作有《国内外经济概况》（1933）、《一九三六年的国际政治经济概况》《欧洲国际问题》（1937）；与他人合编有《太平洋各国经济概况》（1936）；曾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法苏协定与德国”的文章（1935）等，另与清华大学校歌歌词作者汪孪翔合作有中国画《书画合璧》（流入书画市场）；1987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当年去世。.
张彝鼎（1902---1992）---------山西灵石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同父异母弟；1929、1930年分获芝加哥大学国际公法学士学位、政治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条约之司法解释》在学术界评价颇高，广为西方学者所引用；在美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3年回国后追随蒋介石，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36年任中央政治会议法制专门委员；1937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国际法教授、第八战区副长官兼政治部主任；1945年担任绥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署长；1947年调任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1948年任国防部政工局副局长兼军事发言人。1949年赴台，初任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蒋经国任主任）；1954年升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1955年兼任“国军退役官兵辅导会”副主委，1956年任国防部常务次长；1961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62年退休后任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代院长，公共行政及企业管理中心主任等；1970年任司法部司法官训练所所长，当选国大代表；1976年任中央评议员；曾当选“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战时法律概要》《行政学概论》《常设国际法院所适用之证据规则》《国际公法讲义》《国际法论文集》《中外人权思想之比较》；与俞士英合编《鉴秋忆往录》；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四、国际关系篇；曾任《龙旗》杂志主编，宣传一个中国思想，力主祖国统一，反对台独。1992年2月8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