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武亭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朝鲜同志，虽然长期生活、战斗在中国，但有关他的资料非常稀少，一些中共党史、军史类辞书，如《中国红军人物志》（王健英著）、《中国苏区辞典》（陈立明等主编）、《长征事典》（郑广瑾著）等均未收“武亭”词条，更遑论传记。与党史界对武亭研究的冷清相反，民间对武亭的谈论倒颇为热烈。海境清于2004年发布的《北朝鲜名将传略之武亭》，是最早出现在网络上的较有影响的帖子。
据海境清的帖子介绍，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14岁时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1923年，为寻求复国途径来到中国东北，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参加了南口之战和天津之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海境清的关于武亭曾服务于北方军阀炮兵部队以及他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的说法，可从一些回忆录中得到佐证。如蔡孝乾回忆：武亭“曾在冯玉祥部当过炮兵教练。”并描述武亭的形像为“矮矮个子，在两条又黑又粗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对明亮的眼睛。”①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道：抗战时期，丁与朝鲜作曲家郑律成在延安相爱。1939年夏，中共有关部门认为朝鲜人情况复杂，郑律成虽然其时已创作了《延安颂》等歌曲，仍在政治上受到怀疑。人们纷纷劝丁雪松与郑律成分手，丁不忍分手，与郑保持了三年若即若离的关系。1941年11月，时任八路军炮兵团团长的武亭回延安参加边区参议会，知道丁郑之间的恋情出现波折，就找到丁雪松说：“郑律成没有问题，他的家是革命的家庭。我和他二哥还在一个支部过过组织生活哩。”②据丁雪松介绍，郑律成的大哥、二哥因参加1919年3月1日朝鲜独立革命运动，受到日本政府的通缉来到中国，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哥郑仁济到中国后即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即川军）中当中校参谋，后因患脑膜炎突然去世。③武亭说曾与郑仁济同在一个支部，说明武亭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中共了。
我未见武亭何时、何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确切资料，不过武亭在1930年7月参加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岳州战斗。彭德怀曾回忆道：红军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迫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④
中央苏区时期，武亭大部分时间是在红军学校从事炮兵教育工作。1931年10月，在瑞金成立了红军学校，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下设3个军事连、1个政治连、1个司号连、1个女子义勇队。次年2月1日，红校第二期开学，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下辖步兵科、政治科、特科、高级研究班和团政治委员训练队。特科设有炮兵连、工兵连和机关枪连。红军学校从第二期起设有炮兵连，武亭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时到红校工作。据蔡孝干回忆，武亭担任“‘红校’炮兵科主任，配属在炮兵连主持有关炮兵战术的教练工作。”⑤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改编红军学校命令：“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称彭杨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称公略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特科学校设在江西瑞金武阳圩，校长胡国杰，政委袁血卒，辖1个炮兵营（营长武亭）、1个工兵营（营长谭希林）、1个重机关枪营（营长黎有章）⑥。以后由武亭接任特科学校校长。特科学校根据学员普遍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合实际，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原则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武亭担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机关、直属部队一部组成，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下辖四个梯队，其中第三梯队由总部工兵营、炮兵营、附属医院、运输一大队另两排组成⑧。在11月27日开始的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武亭奉命率领军委炮兵营配属给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在广西灌阳县西北部的新圩，阻击桂军进攻，以保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时任红五师十五团政委的罗元发回忆：战斗前夕“师首长告诉我们，军委炮兵营武亭同志带领的‘红军[星]’炮兵营和你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他会用火力支援你们。这增强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⑨李天佑回忆道：“师的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属在指挥所的背后。”⑩湘江战役后，红军人数锐减，部队进行整编。12月15日，武亭所在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部队整编后，武亭似乎分配到红三军团工作。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会合后，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据彭德怀回忆：当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红三军团与中央，与一军团的联系都被隔绝了。彭德怀出于对张国焘的警惕，另编了密码，“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按：指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强迫中央红军南下】就发作了。”⑾聂荣臻的回忆则与彭德怀的回忆有所不同：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强迫中央红军南下，“我们在俄界对于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只收到了三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我们停止前进，以后派武廷同志送来信件，我们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中央的危险处境。”⑿当然，党史界对张国焘是否密电陈昌浩强迫中央红军南下问题存在争议，但据彭、聂回忆，武亭当此紧急关头奉命与红一军团取得联络一事当属无疑。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12日，先行北上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新的红一军团由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而成，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原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改为第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张震回忆：“我被任命为师通信主任。司令部的参谋还有武亭（朝鲜人）、帅荣、彭雄、李志高、廖承茂等。”⒀根据张震的回忆推测，可能武亭自湘江之战后，一直都在红三军团司令部担任参谋。
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武亭随红四师参加了东征战役。5月下旬，武亭被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6月1日，在瓦窑堡举行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上宣布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武亭被分配在第一科学习，第一科主要训练师以上干部，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除武亭外，还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莫文骅、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洪水（越南人）。一科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及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等，基本上是军事政治并重。7月3日，红大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新校址校舍不够，学员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动手，建设校园。武亭和其他学员一起，拿起镢头、铁锹、锄头等工具，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与武亭、贺晋年同住一个窑洞的莫文骅回忆道：同洞三人的手上都起了水泡，“由于手脚和腰背酸痛，我们3个一时睡不着，摸黑躺在床上聊起了各自参加革命斗争的往事，说着说着，便入睡了。”⒁可惜莫文骅没有进一步叙述他们所谈往事内容。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新的形势下，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因此，12月底，红大第一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就结束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武亭担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同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下达组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命令，八路军总部将此任务交给武亭、邱创成，他们以红军时期于1936年3月建立的山炮连为基础，加上收集到的国民党晋绥军在日军进攻下溃败后遗弃的山炮，于1938年1月28日，在山西临汾卧沟村成立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武亭任团长、邱创成任政委、匡裕民任参谋长、袁光任政治处主任。当时随彭雪枫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工作的张震回忆道：“[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晋绥军匆忙撤退，一路上遗弃了许多装备、物质，包括一些重武器，我们便将其丢弃的13式山炮收集起来。八路军总部过去后，即用这些装备，组建了炮兵团，由武亭任团长，邱创成为政委。红军时期他俩都是我的老战友，这次又在刘村镇[在临汾西北]见了面，我们重叙旧事，非常亲热。”⒂2月，占领太原后的日军又开始向南进犯，企图占领临汾。此时，炮兵团刚成立不久，作战经验不足，为避免损失，八路军总部命令炮兵团西渡黄河，到陕甘宁边区的后方洛川整训。2月25日，武亭、袁光率领炮兵团离开临汾向陕北进发，于3月4日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武亭、袁光等人，强调指出：炮兵团要像母鸡下蛋一样，为今后炮兵部队的建设培养骨干，建设更多的炮兵团，以适应革命需要⒃。
总部炮兵团抵洛川后，一边开展整训工作，一边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作战。1938年8月，炮兵团一连奉命率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汾（阳）离（石）公路附近伏击日军，以准确、猛烈的火力支援步兵歼灭日军400多名，击毁汽车2辆，打死、缴获日军战马320余匹。炮兵团参加的战斗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⒄。那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常常经费无着，武亭曾因领不到经费与邱会作大吵一通。时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的邱会作回忆道：“我接任时供给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部队多数领导能体谅供给部的处境，但也有人不相信，认为是有钱不发，来吵吵闹闹的事常有发生。有一天，陈奇涵、陈先瑞、武亭三个人同时找我要钱。陈奇涵是绥德五县警备司令，那里是统一战线区。他要上任，我发了一百元钱。他啼笑皆非，领吧实在太少；不要嘛，一文没有，还是打了领条收下了。陈奇涵曾是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时的党员，又是我兴国同乡，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亲是亲，公事公办只能给他一百元。陈先瑞是七十四师师长（后改为警备二团），部队驻洛川，也在统战区。他领饷，我发了二百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骂：‘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二百元够个屁用！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不想打领条。武亭是炮兵团团长，也驻在洛川，但无统战任务，我一文没给。武亭说：‘他们还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吵了起来。陈奇涵硬拉着他们走了。”⒅当时的洛川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驻有很多部队，既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总部随营学校（抗大第六大队），也有国民党的宪兵队、保安队，阎锡山的炮兵司令部。武亭、邱创成常和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流情况，研究措施，以确保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安全。抗战初期，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尚能得到较好维持，这年7月7日，由国民党方面主持，洛川各界举行集会，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会上，国民党洛川专员公署专员首先讲话，他宣扬了一通蒋介石和国民党军的守土抗战后，便由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武亭接着讲话。武亭对国民党不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持批评态度，所以在讲了依靠群众、团结抗战的重大意义后借题发挥，说今天的大会有组织的工人有多少？农民有多少？如果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武亭的讲话博得了洛川各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也触到了国民党洛川专员的痛处，他跳起来反驳道：抗战时期，工人应该在工厂做工，农民在家中种地，都跑出来参加大会成什么体统？这使会场气氛有些紧张。此时主持人请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讲话，韦国清以朴实平易的语气，讲述了纪念“七七”的意义，阐明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肯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的必要性，并以八路军在华北前线与民众关系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事例加以说明。韦国清的讲话语调缓和，以理服人，这就给那位专员有了可下的台阶，不仅赢得全场听众的一片掌声，连那位专员也鼓了掌⒆。
1939年春，炮兵团结束整训，第一营由袁光、匡裕民率领驻洛川，保卫陕甘宁边区；第二、三营和团直属队由武亭、邱创成率领开赴抗日前线。炮兵团在前线参加了多次战斗，如：1939年9月，武亭、邱创成指挥炮兵团七连、九连，配合一一五师六八八团进攻河北磁县彭城，摧毁了敌军碉堡。接着，他们又指挥四连配合一一五师三五八旅攻打山西昔阳东冶镇，拔除了日军最坚固的据点。1940年二三月间，武亭、邱创成指挥第四、五、九3个炮兵连，配合步兵反击顽固派石友三、朱怀冰、庞炳勋等部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的进攻，再建战功。其后，炮兵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⒇。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华北敌后战场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到在华北敌后作战的炮兵团装备笨重不便机动，弹药缺乏，粮秣供给更为困难，决定再次将炮兵团调防延安。1941年2月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左权：“为保存与训练我们的炮兵，总部之炮兵团……应集中延安附近训练。”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返回延安，要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穿越晋中敌占区，跨越吕梁山脉，西渡黄河天险，行程千余里，困难重重。为了炮兵团的安全，八路军总部首长决定派兵护送。5月19日，彭德怀和左权向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第12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发出“护送炮兵团回延”的专电。刘伯承、邓小平接到八路军总部的专电后，立即命令新十旅第二十八团、三十团，第三八六旅第十七团和榆社县大队先期到达指定位置，兵分两路，一左一右地将炮兵团夹在中间，利用敌人往返巡逻的空隙时间，护送炮兵团顺利越过同蒲铁路，悄然进入了敌占区腹地。贺龙、关向应派出了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工卫旅各1个团执行接护任务。尽管是在白天，但是敌军看到我军严阵以待的阵势，一时摸不清虚实，也一直未敢贸然行动。直到炮兵团进入吕梁山区，敌人才从太原向清源（今清徐）调集了几十辆汽车的兵力，算是对炮兵团通过晋中平原和清源公路这条封锁线作出的反应。炮兵团进入吕梁山区后，为彻底解除炮兵团的后顾之忧，129师第386旅17团、新10旅30团和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一部，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向清源、交城一线敌军据点发起了突然袭击，给太原之敌以很大的压力，从而确保了炮兵团的后续安全。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八路军总部的决策下，炮兵团经过约20天时间的长途跋涉，终于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西渡黄河，于6月24日到达陕北绥德，7月1日进驻蟠龙镇（21）。军委炮兵团抵延安不久，便开赴离南泥湾不远的陶宝峪，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1943年，炮兵团成立五周年前夕，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来陶宝峪视察了炮兵团。“那天，毛主席头戴灰色棉军帽，身穿粗布灰色旧棉袄，脚蹬黑布棉鞋。听完炮兵团团长武亭和政委邱创成的工作汇报已是中午时分，简简单单地吃了顿小米高粱饭后，又兴致勃勃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观看了操炮表演。毛主席边看边对陪同他的炮兵团领导说：‘要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尽快提高作战本领，一定要把炮兵团建设好。’临走时，毛主席又应炮兵团领导的请求，为炮兵团题了词：‘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22）【按：武亭于1942年7月起担任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军的领导工作。此处若非记述错误，则说明此时武亭虽担任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领导职务，仍兼顾炮兵团工作。但丁雪松曾回忆：1942年8月间，郑律成“随武亭同志去太行山，那是在晋东南，离八路军总部不远的地方。”（23）这说明武亭此时已离开炮兵团到朝鲜义勇军工作。姑录存疑】
武亭在担任总部炮兵团团长期间，还以朝鲜人的身份参加延安的各项政治活动。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武亭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会上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其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朱德、武亭等37人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朱德任主席。最后，由朝鲜代表武亭致闭幕词，大会圆满结束（24）。同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武亭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委员。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成立，武亭奉命和朴孝三、朴一禹一起负责指导义勇军工作。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最初是军政联合的有机的组织体，武亭被视为是独立同盟的创立者和组织者，但由于组成人员来源复杂，该组织的领导人在初期并没有确定行政职务，直到经过整风和审干运动后，才于1945年5月，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为副司令，朴一禹为副司令兼政委，朝鲜独立同盟则由金枓奉任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任副委员长（25）。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8月11日凌晨起，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七号命令。其中颁布给朝鲜义勇军的第六号命令内容为：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接到命令后，武亭从太行山赶回延安。9月初，武亭、朴一禹、金枓奉等人率领三、四百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队战士离开延安向东北进发。同日出发的还有林枫率领的干部大队。中央特别派出一个独立团护送这两支队伍。部队经两个月的艰苦行军抵达东北，因沿途会合各地义勇队，人数已达两千余名。但占领北朝鲜的苏军排斥与中国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义勇军，义勇军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新义州，被苏军赶了回来。几经交涉，苏军仅允许少数领导干部回国。11月10日，在沈阳郊区朝鲜学校召开的义勇军指战员大会上，武亭正式宣布少数老干部回朝鲜做党政工作，其余绝大多数人员留在东北，到朝鲜族聚居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力量，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贡献。他把义勇队分成三个支队，分别派往东满、北满和南满，这些朝鲜战士后来随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26）。
武亭回到朝鲜后，先后担任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副委员长、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炮兵教务长、第二人民保安干部学校校长。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10日，武亭接替金光侠任第二军团军团长，指挥部队取得了东线的一系列胜利。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后，人民军被迫全线后撤。武亭凭借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将所部主力顺利撤回北方。以后，武亭调任人民军预备军团——第七军团军团长。1950年12月21-23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武亭被指责在战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而遭受处分。在满浦驻防时，因不满一名医生的“傲慢”态度将其枪杀，立即被解除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1952年底因胃溃疡不治逝世（27）。
关于武亭被指责在战争中犯的“严重错误”，据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一书载：北朝鲜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1950年10月11日在平壤发表广播演说，谈到失败原因涉及到武亭的部分为：“在向釜山进攻的时候，武亭和其他部分指挥人员不仅不遵循最高司令官的恳切指示，在指挥部队当中，没有发挥机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作战方面，主要沿着公路进行攻击，没有好好地贯彻利用山路迂回敌后和翼侧的方针。结果消耗了许多时间和力量，却没有包围和消灭敌人，只是把进行防御的敌人往南推下去，给敌人制造了一定时间内重新收拾兵力的机会。”这个讲话还指责第一军团军团长金雄为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28）。我未见到金日成1950年10月11日的演说原文，但被指责为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金雄，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后仍担任朝鲜人民军要职，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在朝鲜战场东线组织金雄指挥部，指挥人民军2、3、5三个军团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故日本人的叙述尚有待于考证。不过，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的《朝鲜劳动党简史》一书中提到：“当时在军事方面由于事大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有害活动，造成不少恶果。他们机械地搬用别国的战术条规和战争经验，不是适应我国多山的地形条件，采取迂回作战、围歼敌人的办法，而是一味沿着大路，正面出击。他们过低估计炮兵等技术兵种的作用，不组织步兵炮兵协同作战，而只是让步兵投入战斗。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严肃批判了事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有害的阴谋活动，强调在军事方面要树立主体，指示不要一味沿着大路正面出击，而要大胆地穿山越岭，迂回到敌人侧翼和背后，大量歼灭敌人。特别强调要加强夜间战斗，最大限度地利用炮兵火力。”（29）这段叙述与日本人所说的金日成指责武亭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相吻合。
在朝鲜期间，武亭时常怀念在中国的岁月。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局在平壤设立“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公开称为“利民公司”。常到办事处来的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等原在中国工作的同志，“他们到办事处来，见中国同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就留在办事处喝中国白酒，豪饮之后，唱上一曲朝鲜歌曲，或《延安颂》，又沉浸在抗日的岁月里。”（30）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记者李庄曾在大邱采访了武亭，他回忆道：“我在大邱外围的一个小村庄采访了朝鲜人民军东线指挥官武亭将军，他身边当时还有几个穿便装的苏联顾问。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武亭在八路军总部工作，驻太行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亭从中国回到朝鲜，任民族保卫省国防部副部长。我和他在太行山就认识，这时战地重逢，感觉特别亲切。他先用朝语说开场白，由译员做翻译。可能嫌翻译费时、费事，突然改用汉语问：‘毛主席好吗？我非常想他。’其中文的熟练程度，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东线即当时朝鲜主战场的敌我态势，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动作，以及人民军准备的对策。但是他未提到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所发‘在8·15把敌人全部肃清’的命令。显然对那个命令有不同看法。”（31）
武亭因所谓在朝鲜战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的名字在朝鲜显然不会被提起。在我国，开国上将李天佑发表于1957年8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3集）中的回忆文章《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曾提到过武亭的名字。这篇文章重发在1959年12月出版的《星火燎原》（第3集）时，武亭的名字被删掉了。显然，武亭被当作彭德怀的爱将，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倒台，不再被提起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武亭才重新被人提起。
①⑤蔡孝干：《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P65，P65。
②③（23）（26）丁雪松：《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P151，P139，P153，P156－162。
④⑾《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P152、P202。
⑥⒆《韦国清传》，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P40，P111。
⑦陈立明等：《中国苏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P148。
⑧郑广瑾：《长征事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P8。
⑨《罗元发将军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7月第3版，P44。
⑩李天佑：《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星火燎原》（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P20。李天佑的这篇回忆文章发在更早出版的《红旗飘飘》（第3集）[1957年8月版]时，这段话为：“师的指挥所就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武亭同志带领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星火燎原》中删去了武亭的名字，但更具体地载明了“红星”炮兵营的部署位置。
⑿《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P286。
⒀⒂《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P104、P130。
⒁《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P318。
⒃⒄⒇（21）何立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诞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8月9日。
⒅《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P101-102。
（22）韩小宁：《回眸：毛泽东与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中国新闻网，2004年4月26日。
（24）中共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P263－264。
（25）黄龙国：《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历史的几个问题》
（27）海镜清：《北朝鲜名将传略之武亭》
（28）[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P713。
（29）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朝鲜劳动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P324。
（30）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P470。
（31）李庄：《一个中国记者经历的朝鲜战争》，人民网，2000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