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 — 粤东门户 粤东电子口岸门户

发布时间：2024年11月06日 14:24:56分享人:尐枴誘犭来源:互联网27
黄挺、杜经国

潮汕地区位于粤东南部，全区面积10346平方公里，其中冲积平原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只占总面积的1/4，其余地区都是绵延崎岖的丘陵地带。本区西北障莲花山脉，东北阻凤凰山，古代与邻近地区的陆路交通极不方便，唯倚韩江为动脉，沟通粤东北的梅州与闽西南的汀州。但本区东南濒海，海岸线长达278公里，岛岸线124公里，与外地的交通，可赖船舶往来。[1]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港口在本区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

早在西汉，就已经有了与本区有关的海交记载：“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2]当时的揭阳县地域，远大于现在的潮汕，而以海岸线论，则基本上一致。东越的兵船队停泊地点，虽难确切考证，但约略不离韩江、榕江两江口，因非泊于此难以解决八千大军的饮水问题。韩江东溪下游龟山西汉遗址的发现，当可与文献相印证。

《隋书·陈棱传》载大业六年陈棱“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3]。隋时的义安郡，地域包括现在的粤东与闽南，这次军事行动出发港口，潮汕与福建漳泉地志有不同的推测[4]。设若陈棱从粤东出发，则上引记载是古籍对本区海交活动的第二次记录。《陈棱传》下文又载“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云云，可推知彼时常有发自义安的商船前往流求贸易。而陈棱发东阳兵（今浙江金华），不自就近的温州或福州、泉州港口出，必抵义安后方击流求。或即由于义安人习熟此航道的缘故。然则前此本区必已有对外贸易的商港。惟其位置仍未能确指。

有唐一代，未见有关本区海交及港口的记载。北宋以来，本区经济发展很快，人文日渐郁盛，海上交通的兴旺遂成自然的趋势，见于古籍记录与考古发现的港口众多。如：

宋代的潮州港、南澳港、凤岭港、鮀浦港、揭阳港、辟望港。

明代的拓林港、深澳、青澳、长沙尾澳、大埕港、云澳港、伍塘港、东陇港、大洲港、飞钱港、旗岭港、大港、辟望港、鮀浦港、厦岭港、新港、庵埠港、后溪港、海门港、贡巷港、溪尾港、靖海港、赤沙澳、神泉港、石井澳、铅锡澳。

清代的柘林港、南浔港、浮浔港、深澳、青澳、云澳、隆澳、樟林港、东陇港、旗岭港、大洲港、飞钱港、南港、北港、东港、西港、溪东港、沙汕头港、后溪港、达壕港、莲澳、海门港、钱澳港、靖海港、石碑澳、赤沙澳、铅锡澳、石井澳、神泉港、庵埠港、关埠港、炮台港、揭阳港。[5]

上列港口，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变迁，或湮废，或新兴。而就其性质论，则又有主要为捕鱼船只停泊处的渔港，主要为水军舰船或海盗船停泊处的军港，主要为商船往来停泊处的商贸港口之区别。港口的这三种性质或可兼容，但大抵有所侧重。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具有商贸港性质的港口，不具这一条件者则不预讨论。讨论内容包括：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潮汕古代商贸港的分布与沿革；从进出口货物看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的盛衰；对潮汕古代商贸港地位的估价。

一、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潮汕古代商贸港的分布与沿革

本节所讲的历史地理，指历史自然地理，具体指本区三角洲平原的河道变迁与海岸地理变化。这些变化对潮汕古代商贸港的地点及维持时间有较大影响。

宋代以前，本区最重要的商贸港是潮州港。有关潮州港口的最早文献记录是《宋史·外国传·三佛齐传》：“太平兴国五年……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6]按今日的潮州市，距离海岸线已经在40公里左右（以韩江东溪长38公里，西溪长42公里计算）[7]，但中唐时期，海潮涨满，潮水还能沿韩江河道到达城下，贾岛的《寄韩潮州愈》诗有句“海浸城根老树秋”，又《寄韩湘》诗有句“潮州涨满川”，应有所据。这种情况直到北宋时，大约还没有多少改变。清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八“井中船桅”条云：“予友丁君巢云家城之东堤。传东堤者，古城东之堤岸也。今以城作岸，则东堤乃城内地。丙午、丁未间（按即雍正四、五年），潮大旱，井皆涸。巢云命工人修井，多浚深数尺，见白沙，又数尺，见黑土，又数尺，见土中横一大海船桅并绳索等物。”[9]文中的东堤，即今日潮州市区的东平路。其外侧城垣的建造，在宋绍定至端平（公元1228年～1236年）约十年间[10]。可见这一时期之前，今日潮州市东平路一带，为韩江堤，且有海船停泊于此。潮州城南池湖村，相传有通航安南的码头，曾建过“安南庙”。庙已废，但其地至今尚有“安南渡口”之称[11]。池湖建村于宋，此处港口，应是潮州港的一部分。其时潮州港出海主要通道有韩江的支流古潮州溪和古彩塘溪。古潮州溪分汊于潮州竹竿山南，向南偏西流，汇入牛田洋。这道溪形成于汉晋时期（距今2000～1600年），废弃于北宋[12]。从潮州的位置看，这道溪入海距离远远短于其他支流，而牛田洋又是风浪较平静的内海，且北通揭阳，南通潮阳，正是理想的航道。古彩塘溪分汊于西溪龙湖上游，自南偏西方向流入牛田洋。这道溪形成于唐代，它“上达潮州，下通大海，具舟楫之便，而无大洪水之虞”，也是理想的航道[13]。到北宋，古潮州溪逐渐淤积湮废。元佑间，潮州太守王涤利用其故道开凿三利溪，“通舟楫而溉田畴”，正表现了对此故航道的眷恋[14]。但这一航道终因流量太小、时塞时通而一蹶不振了。古彩塘溪则维持至南宋。因为西溪泛滥为害，开始修堤于南岸，束水归槽，结果古彩塘溪也湮塞废弃[15]。南西向航道逐渐湮废的过程，潮州港只能向韩江东北向支流另觅出海通路。西溪在宋时是韩江泄洪干道，汛期水流湍急，加之河道曲折，不利通航。因而选择东溪为出海主航道也就顺理成章。

由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的江心洲江东都已基本定型，江东洲两旁的河段开始淤高，潮州港作为本区最大商贸港，不得不在东溪航道下游寻求新的港区。这促成了凤岭港口的兴起。凤岭港，位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凤岭、冠山一带。该港在今澄海县境。东侧的程洋岗，西侧的冠山，北面的后埔，都建村于北宋前。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凤岭港多处出土宋代海船桅杆、大锚、船板、船缆，同时有大量宋代瓷器和成批的唐宋铜钱出土。凤岭港是本区宋代的重要港口，从文物发现地点看，该港规模相当大，也相当繁荣[16]。

凤岭港在晚唐北宋时期，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东西溪间江东洲下游的横陇洲此时尚未完全淤积成陆[17]，在第三列岛丘的南峙山，冠山前后都有面积较大的泻湖湾，纳潮量大，涨退潮的冲刷，保持着航道的深度（澄海有“抛唔着岐陇，就着咬龟”俗语，正反映了下水行舟时水流的湍急）。南峙山、冠山及其前面的沙垅成为港口天然的防波堤，有利于商船避风避浪。至迟在北宋前期，凤岭港便开始成为商贸港口。现在凤岭山麓的程洋冈乡，便是当日港岸的市集。该乡至今仍保留“永兴街”石匾，署“兴国丁丑”四字[18]，可知永兴街辟建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港北面的隆都后埔宋代“三娘寺”遗址发掘出大量宋代瓷器，还有1800斤铜钱，除少数开元钱外，基本是北宋与南宋的钱币[19]，凤岭港一直到南宋还保持着它作为本区主要商贸港的地位。到南宋以后，由于横陇洲的成陆，南北堤的逐渐向海滨修筑，东溪成为韩江排洪干道，凤岭港地理优势失去，它的地位便为东陇港（樟林港、旗岭港）、拓林港（主要港点为浮浔）、庵埠港所取代。

东陇、樟林、旗岭诸港，皆在澄海县北。东陇、樟林港位于韩江北溪出海口，实为一港的先后异称，齐召南《海道篇》记澄海海道，云“樟林镇南，为东陇港”。[20]旗岭港为韩江东溪最北汊道出海口，与东陇港通。嘉庆二十年李书吉《澄海县志》便说旗岭港“合东陇港为一港，凡往来客舟，多泊于此”。[21]

北溪是东陇港商船通向潮州腹地的航道。在宋代，东陇是小江盐场榷盐司驻地，运盐艚船沿北溪上达潮州。宋哲宗时，盐官李前因北溪河床狭，流量少，“始凿程洋岗北畔为溪，上通韩江，东行十五里至神山前，会水寨溪入海”[22]，山尾溪的凿通，改良了北溪航道供水不足的情况，这是东陇港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到明嘉靖三十五年樟林寨创建，天启三年樟林建商埠，港点移于樟林。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海船过往渐多。乾隆年间，樟林港逐步繁盛。乾隆七年，澄海知县杨天德出告示招商民盖建铺屋102间[23]。至嘉庆年间，樟林港成了本区最发达的外贸港，樟林埠变成一个分七社九街的大市镇。位于樟林西面韩江北溪口的东陇，也为商船停泊与出入韩江的要隘。

柘林湾浮浔港良好的港湾环境是东陇（樟林）港兴起的另一个条件。浮浔港可以说是东陇（樟林）港的外港。韩江北溪从东陇东流，“由乌涂尾水仙宫前出海，直抵浮浔，为商船停泊处”[24]。位于闽粤交界的柘林湾“切近漳州界，外抵暹罗诸蕃”[25]，是海舶由闽入粤的门户。明代暹罗、日本等国商船，都以柘林湾为中途停泊点[26]。依《东里志》所述“商船凑集于此，就此觅车起货至大城，或肩担至大巷、上里、岭后、神前、上下湾诸村”的情况看[27]，显然明代的柘林镇贸易并不繁荣，货物倾销范围只是港口附近乡村而已。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柘林湾才成了本区海上贸易重要的集散地。柘林湾内有大港、西澳、浮浔等港点，以浮浔港最为重要。浮浔港位于北溪口对面的海山北岛，港面宽阔，有北岛为屏障，防风避浪条件好，南有高沙深沟直通外洋。而柘林湾东部大港、西澳等港船只，从井洲入鸿沟经此达东陇溪口也十分安全。故方志说浮浔港“四面屏蔽，虽大洋，无风涛之患，为商艘停泊之所”。[28]

这两个条件，使东陇（樟林）港从明代到清咸丰以前，一直保持着本区主要商港的优势。

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东陇（樟林）港的衰落，是由于汕头辟为商埠，商业中心由樟林移到汕头的缘故。其实，汕头开埠，是东陇港衰落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则同东陇溪口和柘林湾西部内海的淤浅与围垦有关。由于海山、南澳屏蔽风浪的作用，海流、波浪对柘林湾内冲刷作用减弱，东陇溪口的堆积作用越来越旺盛[29]。据有关资料，北溪三角洲在宋末至清每年向前推进3.45米，清代以后推进速度不断增长，比东溪要快得多[30]。人工围垦又促进港口的淤积。据嘉庆《澄海县志》载，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四年，70余年，全县“首垦额外沙坦325顷72亩”平均每年围垦面积为452亩，北溪口所占比例应不止三分之一[31]。康熙开海禁之后至乾隆二十四年，虽然有康熙五十五年颁行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政策，对人口增长起着刺激作用。但由于迁海影响，本地区人口密集度还没有超过明末水平，加上这一阶段还有大量因迁海而荒废的土地可以垦复，围垦海涂并非不得不行之策。到乾隆中期以后，本区人口开始急速膨胀。以光绪十年《潮阳县志》记录的人口统计具体数字计算，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近60年间，潮阳人口从11万左右猛增至25万余，年增长率高至13.5‰[32]。其它各县虽无具体数字的记载，但情况大抵如是。人口的剧增引起粮食不足的问题，乾隆《澄海县志》已谓“土田所入，纵大有年不足供三月粮”，到嘉道间，这种情况恐遍及全区了。因而，人工围垦势必愈来愈多。嘉庆十九年，澄海知县李书吉将北溪口煎盘地方一片草坪约百亩，拨给樟林文祠，作义塾教师束修之用，土名秀才坪。到咸丰六年拈阉招农围垦，立《樟林苏北文庙记》。《记》中说：“近因上下流相接之坪，俱先筑成田，唯我秀才坪隔住其中，致租税无定，祭费不敷，不得不一体围筑。”[33]可知道光以后，北溪口围垦海坪的速度继续加快。这种情况，加速了航道的淤浅和港湾停泊环境的恶化。光绪十年《海阳县志》便说：“东溪水浅淤，凡潮、揭、澄、饶、惠、普之艘，皆沿西溪以达于城下”。[34]因此，东陇（樟林）港逐渐没落了。

庵埠港，位于韩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梅溪河西侧。梅溪在其南又分两汊，一由溪东港出海，一由鸥汀港（亦称东港）出海，海上交通相当便利。清代顺治年间，庵埠就有海关之设，以“征收沿海商人贸易税务”[35]，大约在明代后期，庵埠的海上贸易，已有一定基础，其时梅溪出海处东港、西港与溪东港都没有埠市，“商贾舟船所聚，兴贩所集”，极为繁荣[36]。到乾隆十四年，“以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来游，丛聚日众，移通判以驻其地”[37]。庵埠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商贸港。其出海口溪东港仍保持繁荣景象。“舟楫停泊，若蜂屯蚁聚”。庵埠东面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38]。而庵埠与内地交通，除沿梅溪上潮州外，还借助中离溪“内河西北通揭阳地美都北炮台，东北达海阳上莆都彩塘市诸处。”此时的庵埠，“实为海、揭、潮、澄四县之通市”[39]。

庵埠港的命运与东陇港十分相似，由于溪东港前内海的淤积，导致庵埠港主要商贸港地位的衰退。双溪口水过庵埠，经月浦、举丁出溪东港。嘉庆二十年前后，双溪口还“与沙汕头炮台南北相望”[40]。但此后港口迅速淤积。《韩江三角洲》谈及历史时期韩江西溪三角洲的发展时曾指出：“清代后期至现代(1964年）的150年间，梅溪的伸展速度特别快，这主要是人工围垦加速了河口的外伸。”[41]再仔细一点分析，应该说在这150年里，梅溪河口溪东港，经过一个先淤积而后被围垦的过程。除了双溪口水带来的泥沙之外，梅溪河输出的泥沙，由于牛田洋涨潮的运输作用，也往西流在溪东港前堆积，造成溪东港迅速淤浅。宣统元年测绘刊本《广东舆地全图·澄海县图》上溪东港口的溪东汛仍与东港口的汕头埠南北遥对。而《韩江三角洲》图6－16《汕头港本世纪地形变化图》1931年岸线标示，双溪口已经围出一块长2千米，宽1千米的犁头标塭田。在短短的22年中，决不可能一下子淤浮起这块大面积的塭田，估计犁头标在清代已有长时间的积淤，只是未曾围垦，故测绘《舆地全图》时未将涂坪绘出。溪东港的积淤，使商船停泊地点外移。沙汕头港取代了溪东港地位。

汕头港，位于韩江西溪分汊梅溪河出海口东侧，前临牛田洋，北通榕江，西对练水。原称“沙汕头”，简称“汕头”。嘉庆《澄海志》说：“沙汕头口，地临大海，风涛荡涤”，“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前有海澳，由放鸡山而入”[42]。在明中叶，这块新浮露的沙汕上，已有渔船聚集。清康熙五十六年，设沙汕头汛于此，建炮台一座，遂为军港。此时沙汕头港应该已有商船停泊贸易，故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说“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43]（此文应作于康熙末蓝鼎元在从兄南澳总兵蓝廷珍幕中时）。到嘉庆间，沙汕头与东陇（樟林）成为本区最大的两个商贸港，而沙汕头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在商业港口规模上很快便压倒东陇港。

商船聚集于汕头港，以梅溪为航道，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惠，溯榕江而上可抵揭普。汕头港兴起，庵埠港作为四县通市的地位也就自然丧失。自是，汕头港成为“商船停泊之总汇”，并把粤东第一商贸港的地位一直保持到今日。

南港，位于澄海城东南，韩江西溪分汊外砂溪的出海口，为宋明时的辟望港的外迁。南港原为渔港，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因东、西港埠头废弃，往来商船多在南港停泊，造成南港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荣。在澄海城东南十里，南港内白砂地方，“建铺千百，竟聚为埠”[44]，后因经康熙五十年前后几个知县勒石禁止，并将铺屋强行拆除，白沙埠很快零落。南港的衰落，除此原因之外，海洋滨线的外移也是重要原因。南港前有小莱芜山，其北有大莱芜山，俱在大海中，为南港屏障。但两山也阻住韩江输出的泥沙，波浪作用又将泥沙拦在江口，使江口形成浅滩。乾隆二十六年《潮州府志》说，“近南港口淤塞，重船艰于出入，多泊大莱芜”[45]，可知到清嘉庆间，这些淤积的沙滩已妨碍了南港的通航。

上面分述了本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几个商贸港的地理分布与沿革。可以看到，由于河道变迁（包括淤积程度，泾流分配等因素），主要商贸港逐渐向韩江各支流下游迁徙，而海岸地理的变化（包括海滩自然堆积与人工围垦等因素），又使韩江各支流下游的商贸港由分散状态，集中到地理环境最优良的汕头港。

二、从主要进出口商品看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的盛衰。

潮汕古代通过商贸港进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考古发现和各种地方文献记载，出口物资有瓷器、紬绢、棉布、棉毯等手工业产品以及糖、米、烟丝、菜籽、生柑、麻皮、蓝靛、薯粉等农副产品，还有内地转运出口的药材、兽皮、松香。进口物资有酒、象牙、犀角、香料、金玉器、丝织品、稻米、棉花、黄白藤条、木材等[46]。这些进口物资中，除稻米在清代后期因人口膨胀而有大宗进口，棉花、藤条、木材为生产原料，也会成批量进口外，其余都属奢侈品，不可能有大宗进口。

本区瓷器生产从考古发现来判断，始于唐。从唐到北宋前期，瓷器烧造窑址，大部分集中于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一带[47]。它们对本区商贸港的盛衰产生过很大影响。现在无法断定，唐代这些窑群的产品是否出口，但宋代产品的出口是可以断定的。日本、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都出土过不少宋代潮州窑瓷器[48]。北关唐宋瓷窑的产品是潮州港出口的主要商品。北关所处的位置，处在古潮州溪的分汊口，如果作合理的选择，应是这道湮废了的古潮州溪为当时外销瓷器出海的路线。这同上节对唐宋时期潮州港航道的讨论，正好相吻合。

北宋潮州东郊笔架山，有“百窑村”之称。据说当时瓷窑遍布山前山后。瓷窑规模很大，已发掘的最大型的10号窑址，是一座残长便达79米的龙窑[49]。这片规模巨大的瓷器工场，在时代上与北关瓷窑相接而稍后，可以认为是潮州瓷器制造中心的东移。从笔架山，过其东南仙田钵仔山，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后湖，布满宋代瓷窑群[50]。这种巨大规模的生产，其产品用于外销是毫无疑义的。笔架山8号窑出土的西洋风格的人像和西洋狗，更是为外销的目的而制作。瓷器制造中心东移，与潮州港南偏西通道古潮州溪的湮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的兴旺要扩大生产规模，一方面却是运输通道的阻塞，要解决这种矛盾，势必另觅运输通道。东溪和起自笔架山后经钵仔山、在龙门关汇进东溪的金沙溪理所当然地被选择。凤岭港也因此原因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主要商贸港。程洋岗、后埔等处出土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正是凤岭港主要出口商品[51]。笔架山窑自南宋以后开始缩小生产规模，到宋末元初兵乱，元将唆都屠城，制瓷工人逃散，百窑村更自此衰落。因为这种主要出口商品生产规模的减退，是导致凤岭港废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凤岭港的废弃，也使笔架山一带瓷器生产工场，失去复兴的可能。当明清时期潮州瓷器复苏时，其中心又移回潮州西北的枫溪了。

潮汕稻米的出口，自宋代已见记载，《三阳志》说：“州地居东南而暖，谷尝再熟。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者曰晚禾，曰稳禾，类是赤糙米。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52]《宋史·辛弃疾传》记绍熙二年辛氏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积备安库钱以待岁收丰俭之需时，提到“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53]。广东诸府，潮州最近闽省，且有优良商贸港口，闽船来广籴粟，必多聚于潮州。直到明末清初，稻米仍是本区大宗出口商品。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载万历二十一年广东巡按王有功禁治闽商私籴，说“闽商白艚至广辄多买米，以私各岛，牙户利其重赀，相与为奸，米价辄腾”[54]。其时闽广沿海各岛多为海盗盘据，所需粮食，多入潮来买。嘉庆二十六年《潮阳县志》记清初时，因“无船通商，米谷大贱，谓之熟荒，每两银白谷二十五石，赤谷三石”，导致“业户无可输课，耕夫无可赡家，田多抛荒不治”[55]。可知当时本区仍有大量余粮可供出口。

但是，当时本区内部人口分布不均匀，各县人均占有水田面积相差很大。例如嘉靖《潮州府志》记录的嘉靖二十一年本区各县的人口、田亩状况如下：[56]

县名 人口数 田亩数（亩） 人均田亩数

海阳 135，375 460，928 3.40

饶平 98，344 361，492 3.68

揭阳 100，614 616，350 6.13

潮阳 97，535 705，418 7.23

惠来 21，230 210，281 9.90

自上表数字可知，住于韩江三角洲的海阳饶平两县，其粮食产量至多仅能自给而已，不可能有余粮出口。故尔，本区粮食出口港，不可能在潮州港、东陇港（樟林港）和庵埠港，而应在揭阳港、潮阳海门港、后溪港与惠来神泉港。而揭阳港则是最主要粮食出口港。

揭阳港，古名玉窖，本为渔村，宋绍兴10年置县于此。南北二溪分绕县城在浦湾渡合流，入牛田洋。港口距外海虽远，但二溪流量大，河道深（现在县城北面北溪水深仍达6米），故“二水具通潮汐，以上下邑之舟，每候潮始行，吴越奇峨大艘，亦乘潮而泊城下”。[57]揭阳港有悠久的历史。《三阳志》载，宋乾道三年，潮州太守傅自修谕降海盗，在揭阳宁福院侧“创水军一寨以收其众”[58]。可知其时揭阳有港通海。明清时期揭阳港货运仍相当活跃。乾隆间，刘业勤作《天后庙重建碑记》就说：“揭地濒海，其土沮洳。近达漳泉，远通吴越。商舻贩舶，出入于稽天巨浸中。”[59]这些海舶，大多为贩运米谷而来。

崇祯四年《揭阳县志》说揭阳“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所以潮之饔飧，半取资于兹土，担负舟移，日计千百，而南澳一岛，告籴岁烦文移，菽粟水火，利波于邻”[60]，可知揭阳的粮食近销海、饶。揭阳稻米还远售闽省，雍正九年《潮州府志》所载蓝鼎元《揭阳图说》，记揭阳县治有“落地税”为他县所无，“始于明季，闽省海船进港籴米而设”，“岁额一千八百六十四两有奇”。[61]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其时揭阳港稻米贸易量之大：以古代商税“三十取一”通例计算，1864两落地税额，应有565920两的贸易银额。以康熙年间稻米每石银0.8两的常价计算[62]，每年由揭阳港运往福建稻米达707400石。

揭阳港能成为本区最大的粮食出口港，首先在本县土地肥沃，榕江河道深，流量大，沿江田地较少洪、旱灾威胁，又远离外洋，大潮冲决海堤成灾的情况也不多见，故田地比较稳产[63]。其次，由于榕江水道便于运输，江流所经的普宁县（万历十年置县）所产稻米也大多经揭阳港出口。乾隆十年普宁县令萧麟趾《调剂仓储议》说：“普邑本产米之区……连年丰熟，不特上户家有盖藏，即编氓俱各足食，是以市中米谷，粜者多而籴者少，价亦暂平”。[64]故其时普宁多粮业，全县墟市11处，粮业墟市即占6处[65]，其中鲤湖、湖东、大坝、新昆安四墟市均在榕江南河流域，可从榕江水道将粮食运至揭阳港。

从清康熙到嘉庆本区粮食市场出现戏剧性变化。雍正九年蓝鼎元在《揭阳图说》提到揭阳港“落地税”时，已说“闽商不至，税无所出”。到嘉庆二十年，《澄海县志》更谓“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从出口稻米到进口稻米，原因也有三个。一是因康熙乾隆朝给予优惠政策吸引东南亚大米进口，打击了本区市场。康熙六十一年诏，“暹逻贡使言其地米甚饶裕，银二、三钱可买稻米一石。联谕令分运米三十万石至闽广江浙，于地方有裨益，不必收税”。又乾隆八年九月旨，“逼逻国商人运米至闽，源源而来。嗣后外洋货船带米万石以上，免船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税十之三，即载米不足五千石之数，亦免其船税银十分之二”[66]。有番船将价格低于本地三四倍的暹米运入闽浙，也就难怪揭阳港“闽商不至”了[67]。二是由于商贸活动的繁荣，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也导致本区粮食总产量的下降。三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使本区成为缺粮地区，不得不仰给于逻罗、缅甸、及海南诸郡。这一点上节已经论及，兹不赘。

因为海阳、澄海是严重缺粮县，稻米进口主要通过庵埠港和东陇（樟林）港。而揭阳作为主要的稻米出口港，自嘉道以后，减损了它往日的繁荣。

清乾隆以后，本区通过港口输出的物资品种趋多样化，蔗糖、瓷器、棉布、烟丝都是在海内外市场有较好声誉的产品。

当时本区盛产蔗糖，见诸地方文献的记载很多。清雍正九年《惠来县志》说：“甘蔗，其汁煮成糖，惠产尤佳，可以裕民”。[68]嘉庆二十年《澄海县志》更详细记述：“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69]光绪十年《潮阳县志》载乾隆十三年任县令李文藻诗：“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70] 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载黄钊诗有“国赋输盐铁、家赀擅蔗糖”句[71]。这些资料记录了潮糖的生产销售形式与规模、转运方法、倾销地点，还指出潮糖在本区经济发展中具重要地位：可以裕民，可致豪富。此外，其他各县清代的方志“物产”篇也都提到甘蔗和蔗糖。

所产蔗糖除部分在本地销售和销往韩江上游客区外，大多销往苏松以至天津。出口量之大，可证以上举李文藻诗之例。光绪十一年抄本《晏海渺论》有更具体的一例：“本年（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三，澄海县界客船陆拾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72]

与上述生产格局相应，蔗糖出口港湾必较为分散。海、澄所产，由东陇（樟林）港出口，潮阳所产，自海门港与后溪港出口，惠来所产，从神泉港出海，普、揭所产，应仍从揭阳港出口。而各港都发展其他货源，以增加商品出口量。

潮阳产棉布。文献中提到潮产布匹的，有李调元《南越笔记》：“潮阳产绒布，极重密，蔽风雨，俗称潮布，行用远近。”[73]又有乾隆《潮州府志》“物产·棉布”条：“潮之女红最勤，所出极多，其染蓝色者光艳耐著，名曰潮蓝，通行直省，世咸重之。”[74]后一条虽未明确指为潮阳，但从潮阳原有“吉贝园”、“大棉田”、“小棉田”等村名，今仍有“棉城”“棉花”等地名考察，潮阳种棉织布的历史不短，故本条之“潮”，似以指潮阳为宜。因此可以断定，棉布是潮阳诸港大宗出口商品。

潮阳还产烟叶。光绪《潮阳县志》说烟草以“棉产为上，梢叶承露，制烟极佳”，烟草的老叶及根茎，则用来做杀虫剂[75]。李文藻《劝农十二首》其五云，“预为稚根杀蝥贼，田塍多种淡巴菰。淡巴菰即烟草的异称。潮阳港口也以烟叶烟丝为出口大宗。与本区比邻的大埔、丰顺、平远等县，烟叶种植面积不小，其所产烟，则加工于潮州郡城，而 倾销于北地。其出海港口，不外庵埠、樟东二地。

这一时期，瓷器仍销行于海外。本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海阳枫溪、饶平九村与大埔高陂。产品多为盘、碗、杯、匙等日用粗瓷。同治三年，本区瓷器输出额16多万元，批量很大[76]。清代庵埠港便以瓷器为主要出口商品[77]，而九村与高陂之瓷器，也是经潮州而后外运的。 除上述大宗商品外，本区还出口手工工艺品和农副产品。乾隆《潮州府志》“物产”中，介绍一种纺织结合刺绣的“货品”潮毯：“他处之毯多以牛羊毛组成之，潮毯则用棉与线而已”，其中有一种是“先以棉布为质，而加以采丝，绣之紫凤天吴，各状具备，更绚烂可观”[78]。庵埠海关所出口的潮州刺绣或指此种绣毯。

此一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城乡手工业的兴旺，商贸活动十分活跃。货源的充裕，使本区众多商贸港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澄海，“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79]。在潮阳，达壕河渡口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海门则“为琼南广惠闽浙江苏商船往来要口”[80]。在惠来，靖海港与神泉港也都“有商渔船聚泊于内”[81]。潮汕古代商贸港发展，至此达到顶峰。

三、对潮汕古代商贸港口地位的估价

上两节讨论了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盛衰的情况及其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国家对商贸的政策，曾造成潮州海上贸易宋与清雍乾之间的低谷。众多以海上贸易为职业的商人，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专门从事海上运输的船队，也曾使樟林港的商贸十分火红。但船队不难移徙停泊地点，手握巨资的商人也不会固守于某一港口。决定商贸港口盛衰之变的主要原因，仍是港路的通塞与货源的丰歉。

经过纷纷纭纭、此起彼伏的盛衰变化，本区古代商贸港到道光以后，剩下汕头港一枝独秀。这是合乎规律的。汕头港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处于韩榕练三江聚首之处，有着比较开阔而丰饶的经济腹地，三江流域的货物，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汕头港。它的位置又是在牛田洋内海北侧，出外海有放鸡山为屏障。风平浪静，利于停泊。港阔水深，在货船吨位很小的古代，根本谈不上有淤积之虞。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咸丰八年签订《天津条约》时，英国人最后终于选择了沙汕头这个僻在澄海一隅的港口，而放弃当时本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

上述两个主要因素中，出口货源比港口地理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商贸港的地位。本区位于广州与泉州中点，广、泉两州都曾是全国最大的商贸港口，而本区港口的地位，远不能与之相比，原因即在于此。如上所述，本区出口货物来源，大部分是本地自产，一部分则来自韩江上游的梅州、汀州。主要商品只有瓷器、稻米、蔗糖数种。广州通过珠江水网，可以使两广大部分地区的商品聚集于本港出口。而且，它的经济腹地远远超过两广范围，自唐代便开辟的大庾岭通道，使五岭以北地区的商品可以通过陆路运到广州出海。广州出口货物的品种和数量，是本区所不能比拟的。泉州的自然地理环境类型与潮州比较接近，但它与邻近地区的水陆交通都比潮州便利。在南宋元代，泉州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外销商品有本地和龙泉窑的青瓷，本地和建阳的丝织品，武夷茶叶，建阳书籍，还有本地产的糖、酒、矿物，由北方转运的药材，充足的货源，使泉州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最重要港口[82]。这也是本区所不能比拟的。

写到这里，可以给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的地位作这样一个评价了：自宋至清，商贸港口在本区经济发展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展开的商贸活动，促使了本区商品经济的发达，改变了本区农业经济的成分，也活跃了本区与先进地区的文化交流，使本区从“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的海隅穷州[83]，变成“而今风物冠南方”的人文郁郁之区[84]。但是，由于出口货源和经济腹地的限制，潮汕古代商贸港口充其量只是较发达的地方性港口，在全国甚至在邻近地区影响不大。

1858年汕头开埠后，由于陆上交通逐渐便利和港口设施的不断改善，以汕头港为代表的潮汕商贸港有着十分迅速的发展，但始终未能改变地方性港口的地位。究其原因，仍然是出口货源不足，还有因现代货船吨位大而重新引起的港口航道淤塞的困扰。

汕头市委、市政府最近提出“力争20年内把汕头建成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在这段时间里，随着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通车、汕漳铁路兴建和各级公路网的建设，出口货源不足的问题会从根本上解决。这时，港口的建设就变成实现发展战略目标必要的前提。从目前的情况看，改善和发展汕头港是最现实的做法。最近汕头港已基本完成3.5万吨级煤码头主体和外导流防沙堤AB段3.1公里的建设，今年底万吨轮可满载乘潮进港[85]。但是，必须看到，特殊的地理位置曾在潮汕古代商贸港发展史上造成汕头港的优势，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将限制汕头港的发展优势。汕头湾内的淤积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将导致汕头港航道变浅。汕头湾外拦门沙也阻碍着汕头港航道[86]，这对汕头港长远的发展显然很不利。

潮州市在经济开发中也把港口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现在柘林湾内的三百门港已完成港区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三个三万吨级泊位和东线15.5公里的疏港公路已完成施工设计[87]。但三百门港同样也面临着港池与航道回淤比较严重、必要航深不易维持的困难[88]。

要使潮汕商贸港适应经济腾飞的形势，必须长远考虑、放宽眼界、加强合作，对本区港湾作全面系统的开发。这样，南澳港口不能不成为首先考虑的对象。

南澳位于韩江口外大海中，面积10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7公里[89]，为广东第一大岛。岛上较大的港口有青澳、深澳、云澳、隆澳。清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对南澳港口有较具体的介绍；深澳和隆澳，有可以相互补充的良好港湾环境，“深澳西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若北风狂发则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台（按即台风）骤起，则也宜于深澳。”青澳和云澳港湾环境稍差，“青澳在东，涛波险恶，无泊舟善地。云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浅风飞，巨舰亦难停顿。”[90]至迟在宋代，就已有往来异邦的海船，停泊于深澳港。陈天资《东里志》“祠庙·天后宫”条说：“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天后庙祀海神妈祖，是一种起源于宋代的民间信仰。深澳的天后宫，便是当时外贸船队在港口留下的踪迹。到明初，南澳仍是外国船队往来要津，陈璘《南澳山种树记》就说南澳“为诸夷贡道所必经”[91]，杨彩廷《南澳赋》对此有更详细写：“昔天兵之下闽广也，谁罙其阻，谁敢予侮；故大国小邦，外趋内附。吕宋琉球，南金大路；占城暹罗，随波飞附；佛斋阇婆，弗敢互顾；真腊彭坑，疾驰如鹜。”[92]明代前期出于海防考虑，两次将南澳居民内徙：洪武二十四年，因南澳民顽梗，尽发海门千户所充军；永乐间，因倭寇劫掠，难以防御，又将南澳居民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93]。这导致南澳基本上没有真正成为商贸港。但民间对外贸易仍不时进行，“嘉靖初，倭泊于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94]。万历三年设南澳副总兵，南澳又成为“商旅之坦途”[95]。洋船番舶，多以深澳和隆澳为停泊港[96]。清代开海禁后，南澳与潮汕、闽南内地贸易往来日趋繁荣。商船出入各港，南澳出口货物有脯（鱼干）、杆茅、柴、篾等，入口商品等主要为米粟[97]。但是，这一阶段，南澳各港从商贸规模看，仍远不及大陆的东陇（樟林）、庵埠、汕头诸港。

南澳在历史上从未成为本区主要商贸港之一，原因很多。最主要则是因为它跟大陆交通阻隔，缺欠作为贸易基础的经济腹地。随着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这种劣势不难消除。而南澳在港湾环境方面，却有着本区沿海港口难以企及的优势。南澳港口航道畅通，水深在负10米以上，具备兴建深水码头条件的港湾有7处。南澳濒临西太平洋国际主要航线，为通往上海、厦门、汕头、广州、香港、台北、高雄等城市和日本、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海上通道的交叉点。每天通过南澳海域的货轮多达300余艘次。因此，今年广东省海洋工作会议通过的《广东省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南澳岛要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建成海洋储运转口加工基地和外向型经济口岸[98]。

着眼于整个大潮汕，从长远考虑，建成以南澳为中心，包括三百门港、汕头港、广澳港的商贸港口网，可以更好发挥本区商贸港口的优势，使潮汕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竞争中大步发展，无愧于太平洋时代。

1993年7月初稿，8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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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上述数字根据：1．吴勤生等：《汕头史话》（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页9、页15；2.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页3。

[2] 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328。

[3] 长孙无忌等：《隋书·陈棱传》，《二十五史》本，页3430。

[4] 陈天资著、王琳乾辑校：《东里志》（汕头：汕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页61。黄炳元：《泉州与鹿港》，载《福建文博》增刊（1990），页173。

[5] 上述港口，据下列资料辑录：1．郭春震：《潮州府志》（嘉靖二十六年刊本）卷一“地理”，卷二“建置”；2．李书吉：《澄海县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二“形势”，卷七“山川”；3．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光绪二十年刊本）卷十“险隘”，4．吴道镕：《海阳县志》（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卷三“舆地略”；5．刘业勤：《揭阳县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卷一“方舆．疆域”；6．张玿美：《惠来县志》（雍正九年刊本），卷十“关隘”；7．周硕勋：《潮州府志》（乾隆二十六年刊本）卷三十四“关隘”；8．陈天资：《东里志》(1990年辑校本），“疆域志·山川”；9.《永乐大典》(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残本）卷五千三百四十三“潮州府一·营寨”；10．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985年杭州古籍书店影印本）第九帙：蓝鼎元《潮州海防记》，齐召南《海道篇》；11.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内部发行，1987）。

[6] 脱脱等：《宋史》，《二十五史本》，页6767。

[7] 《潮州概况》编辑室：《潮州概况》，（内部资料，潮州：1987)，页3。

[8] 《全唐诗》第九函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467, 页1469。

[9]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道光四年刊本），卷八，页15。

[10] 庄义青：《宋代潮州古城的城市建设》，《韩山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页12～18。

[11] 《潮州文史资料》第七辑《华侨资料专辑之一》，（潮州：政协潮州市文史委员会，1988）页4。

[12]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70。

[13][15]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72。

[14] 周硕勋：《重濬三利溪记》，载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五“舆地略”。

[16]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44～45，54～55。

[17]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75。

[18]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44。

[19]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63～64。

[20]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5上。

[21][22]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七“山川”。

[23]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文物志》，页136。

[24][38]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二“形势”引乾隆《澄海县志》。

[25] 嘉庆《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第41册，页16。

[26] 严如煜：《洋防辑要》（台湾：学生书局，1975影印）卷八页27“大尖山”条引《读史方舆纪要》：“柘林澳在其南，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舟于此。”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一“地理”同此。

[27] 陈天资：《东里志》卷一“疆域·山川”，“大港”条。

[28]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三十四“关隘”。

[29]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62。

[30]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18。

[31]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十三“田洲”。

[32] 张其曾羽 《潮阳县志》卷三“赋役·户口”记载有三条人口统计具体数字：<1>“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一年，盛生滋生，永不加赋，男妇九千四百九十二丁口”，<2> 雍正十年潮阳县割氵戎水等都给普宁县后，“实编八丁除割附普宁外，尚丁一万八千四百丁”，<3>“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统计男丁十五万四千四百九十三丁，妇女九万九千七百二十六口，共四万五千三百三十户”。 上引数字 <2> 是成年男子丁数，数字 <1> 是成年男妇丁口数，数字 <3> 是“统计”男女丁口数，即人口总数。故计算乾隆二十二年以前人口总数时，须就 <1>、<2> 加权计算。笔者所采用的办法是： A．按 <3> 提供的男丁女口数，算出男女比例1 ：0.645，再按 <2> 提供丁数算出雍正十年男女丁口数18400×(1＋0.645）＝30268 <4>。 B．数字 <4> 加上数字 <1> 即为乾隆二十二年成年男妇数30268＋9492＝39760 <5>。 C．按数字 <3> 户数与丁口数计算出数字 <6>：平均5.6人／户。 D．设乾隆二十二年每户平均人口数与 <6> 相同，按每户有一男一妇成年丁口计算，则其时人口总数为：（ <5>÷2）×<6> ＝（39760÷2）×5.6＝111328人 <7>。 按数字 <3> 提供男女丁口总数254219人与 <7> 111328人计算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人口增长率：254219－111328（254219＋111328）÷2 ×1000‰＝781.8‰，平均年人口增长率13.5‰。

[33] 澄海博物馆：《澄海文物志》，页145。

[34]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三“舆地略·江东都图说”。

[35] 《庵埠志》编纂办公室：《庵埠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页162。

[36][44]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八“埠市”。

[37]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三“舆地略·龙溪都图说”。

[39][45]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三十四“关隘”。

[40]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七“山川”。

[41]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26。原文150年作“130年”，此据该书页227“表6－21”改。 [42]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二“形势”。

[43]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335下。

[46] 上述进出口物资，据下列资料征引：1.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文物志》第四章“古港侨乡旧址”；2. 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市集”按；3．李书吉：《海阳县志》卷八“舆地略·物产”；4．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卷十二“物产”；5．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三“赋役·杂税”按语；6.《庵埠志》编纂办公室：《庵埠志》，第十三章第二节“海关”。

[47] 谢逸主编：《潮州市文物志》（潮州：1985)页2－11“北关唐宋陶瓷遗址”。

[48] 参考：1．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载《海交史研究》第二期，1981。2．曾广亿：《略论广东发现的古外销瓷》，载《古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

[49] 黄玉质、杨少祥：《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载《考古》1983年第6期。沈启绵：《潮州纪略》，（潮州：潮州市名城办编印，1991)，页20。

[50]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17～23,“古窖址”。谢逸主编《潮州市文物志》，页2－13～2－15“笔架山宋代窑址”，页2－16～2－17“钵仔山北宋瓷窑址”。

[51] 同[18][19]。

[52]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土产土贡”。

[53] 见《二十五史》本，页6547。

[54]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二十四“前事略”，引郝玉麟《广东通志》。

[55] 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卷十三“灾祥”。

[56] 此表据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三“田赋”编。

[57] 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一“方舆·疆域”。

[58] 《永乐大典》卷5343，“营寨”。

[59] 刘业勤：《揭阳县志》卷八“艺文”。

[60] 据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七“风俗·物产”引。

[61] 据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三“赋役·杂税”引。

[62]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第一册，页245《广东巡抚范时崇奏报夏收登场摺，页254《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粤东年成并送有技艺西洋人赴京摺》。

[63] 据前引《揭阳县志》、《潮阳县志》、《海阳县志》、《澄海县志》有关灾害记载统计，自嘉靖三年（1524年）至乾隆二十五年（1775年）250年间，揭阳县水旱灾害30次，其中水灾旱灾各半；潮阳县水灾30次，旱灾26 次，共56次；海阳县水灾31次，旱灾15次，共46次；澄海县（嘉靖四十二年建县起）水灾37次，旱灾6次，共43次。

[64] 萧麟趾：《普宁县志》（乾隆十年刊本）卷十“艺文志”。

[65] 萧麟趾：《普宁县志》卷一“墟市”。

[66] 上两条材料据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阙名《暹逻考》引。

[67] 驰海禁以及给予进口大米的优惠政策，也刺激了本区商船向东南亚开拓市场，故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卷七说，“康雍时，服贾极远，止及苏松乍浦汀赣广惠之间，近数十载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逻尤多，列肆而居。”此离本文论题较远，故不详论。

[68] 张玿美《惠来县志》卷四“物产”。

[69]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六“风俗．生业”。

[70] 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载李文藻《劝农十二管》其八。

[71]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七“舆地略·风俗”引黄钊《潮居杂诗》其三。

[72] 转引自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载《潮汕文化论丛初编》（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页181～189。原引文注：“黄蟾桂：《晏海渺论》，载《立雪山房文集》。原抄本未得寓目，引文据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调查材料。特此说明并志谢。”

[73]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253。

[74] 张其曾羽：《揭阳县志》卷十二“物产”，吴道镕《海阳县志》卷8“舆地略”，都引录了这则材料。

[75] 张其曾羽 ：《潮阳县志》卷12“物产·烟草”条。

[76] 赵伯群：《古潮州港口变迁与海上贸易》，载《潮州市志资料》第三期（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 ，页48。

[77] 同[46]之6。

[78]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8“舆地略·物产”引。

[79]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8“埠市”。

[80][81]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34“关隘”。

[82] 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外贸港口、出口物资和泉州港繁盛的主要原因》，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页234～247。 [83] 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见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香港：中华书局，1972)，页356。

[84] 杨万里：《揭阳道中》，见潮州文化古城保持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潮州历代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页57。

[85] 《汕头港加快改造步伐》，载《汕头日报》1993年7月13日第1版。

[86]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32～234，265～270。

[87] 《古潮州绘写现代风景》，载《羊城晚报》1993年8月1日第1版。

[88]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77～279。

[89] 南澳县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南澳县文物志》（内部发行，1985年），页11。

[90] 引文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335。

[91][95] 此记刻碑，现立于南澳县深澳镇天后宫右侧，记文收入《南澳县文物志》页170。

[92] 此赋见陈天资《东里志》王校本页338。自赋文内容观，当作于万历三年南澳置镇稍后。引文中“谁罙其阻”疑当作“罙入其阻”，用《诗·商颂》文；“佛斋”当作“佛齐”，即“三佛齐”省语。

[93] 见陈天资《东里志》页29。按《洋防辑要》卷八《广东沿海舆地考》页26，卷十四《广东海防略》页12，皆语及洪武二十六年徙南澳民墟其地；《广东图说》卷四“潮州府”则云“有明中叶，徙民墟地”。但都不如《东里志》详尽。

[94]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八，页26。 [

96]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八，页26载：“深澳内宽外险，蜡屿、赤屿环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隆澳则舳舻往来门户也。” [97] 据嘉庆二年立《港规碑记》，见《南澳县文物志》页178。

[98] 《发挥“前沿”优势，再造一个“香港”》，载《汕头日报》1993年6月9日第1版。

  
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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