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 — 粤东门户 粤东电子口岸门户

黄挺、杜经国

潮汕地区位于粤东南部,全区面积10346平方公里,其中冲积平原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只占总面积的1/4,其余地区都是绵延崎岖的丘陵地带。本区西北障莲花山脉,东北阻凤凰山,古代与邻近地区的陆路交通极不方便,唯倚韩江为动脉,沟通粤东北的梅州与闽西南的汀州。但本区东南濒海,海岸线长达278公里,岛岸线124公里,与外地的交通,可赖船舶往来。[1]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港口在本区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

早在西汉,就已经有了与本区有关的海交记载:“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2]当时的揭阳县地域,远大于现在的潮汕,而以海岸线论,则基本上一致。东越的兵船队停泊地点,虽难确切考证,但约略不离韩江、榕江两江口,因非泊于此难以解决八千大军的饮水问题。韩江东溪下游龟山西汉遗址的发现,当可与文献相印证。

《隋书·陈棱传》载大业六年陈棱“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3]。隋时的义安郡,地域包括现在的粤东与闽南,这次军事行动出发港口,潮汕与福建漳泉地志有不同的推测[4]。设若陈棱从粤东出发,则上引记载是古籍对本区海交活动的第二次记录。《陈棱传》下文又载“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云云,可推知彼时常有发自义安的商船前往流求贸易。而陈棱发东阳兵(今浙江金华),不自就近的温州或福州、泉州港口出,必抵义安后方击流求。或即由于义安人习熟此航道的缘故。然则前此本区必已有对外贸易的商港。惟其位置仍未能确指。

有唐一代,未见有关本区海交及港口的记载。北宋以来,本区经济发展很快,人文日渐郁盛,海上交通的兴旺遂成自然的趋势,见于古籍记录与考古发现的港口众多。如:

宋代的潮州港、南澳港、凤岭港、鮀浦港、揭阳港、辟望港。

明代的拓林港、深澳、青澳、长沙尾澳、大埕港、云澳港、伍塘港、东陇港、大洲港、飞钱港、旗岭港、大港、辟望港、鮀浦港、厦岭港、新港、庵埠港、后溪港、海门港、贡巷港、溪尾港、靖海港、赤沙澳、神泉港、石井澳、铅锡澳。

清代的柘林港、南浔港、浮浔港、深澳、青澳、云澳、隆澳、樟林港、东陇港、旗岭港、大洲港、飞钱港、南港、北港、东港、西港、溪东港、沙汕头港、后溪港、达壕港、莲澳、海门港、钱澳港、靖海港、石碑澳、赤沙澳、铅锡澳、石井澳、神泉港、庵埠港、关埠港、炮台港、揭阳港。[5]

上列港口,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变迁,或湮废,或新兴。而就其性质论,则又有主要为捕鱼船只停泊处的渔港,主要为水军舰船或海盗船停泊处的军港,主要为商船往来停泊处的商贸港口之区别。港口的这三种性质或可兼容,但大抵有所侧重。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具有商贸港性质的港口,不具这一条件者则不预讨论。讨论内容包括: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潮汕古代商贸港的分布与沿革;从进出口货物看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的盛衰;对潮汕古代商贸港地位的估价。

一、从历史地理变迁看潮汕古代商贸港的分布与沿革

本节所讲的历史地理,指历史自然地理,具体指本区三角洲平原的河道变迁与海岸地理变化。这些变化对潮汕古代商贸港的地点及维持时间有较大影响。

宋代以前,本区最重要的商贸港是潮州港。有关潮州港口的最早文献记录是《宋史·外国传·三佛齐传》:“太平兴国五年……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6]按今日的潮州市,距离海岸线已经在40公里左右(以韩江东溪长38公里,西溪长42公里计算)[7],但中唐时期,海潮涨满,潮水还能沿韩江河道到达城下,贾岛的《寄韩潮州愈》诗有句“海浸城根老树秋”,又《寄韩湘》诗有句“潮州涨满川”,应有所据。这种情况直到北宋时,大约还没有多少改变。清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八“井中船桅”条云:“予友丁君巢云家城之东堤。传东堤者,古城东之堤岸也。今以城作岸,则东堤乃城内地。丙午、丁未间(按即雍正四、五年),潮大旱,井皆涸。巢云命工人修井,多浚深数尺,见白沙,又数尺,见黑土,又数尺,见土中横一大海船桅并绳索等物。”[9]文中的东堤,即今日潮州市区的东平路。其外侧城垣的建造,在宋绍定至端平(公元1228年~1236年)约十年间[10]。可见这一时期之前,今日潮州市东平路一带,为韩江堤,且有海船停泊于此。潮州城南池湖村,相传有通航安南的码头,曾建过“安南庙”。庙已废,但其地至今尚有“安南渡口”之称[11]。池湖建村于宋,此处港口,应是潮州港的一部分。其时潮州港出海主要通道有韩江的支流古潮州溪和古彩塘溪。古潮州溪分汊于潮州竹竿山南,向南偏西流,汇入牛田洋。这道溪形成于汉晋时期(距今2000~1600年),废弃于北宋[12]。从潮州的位置看,这道溪入海距离远远短于其他支流,而牛田洋又是风浪较平静的内海,且北通揭阳,南通潮阳,正是理想的航道。古彩塘溪分汊于西溪龙湖上游,自南偏西方向流入牛田洋。这道溪形成于唐代,它“上达潮州,下通大海,具舟楫之便,而无大洪水之虞”,也是理想的航道[13]。到北宋,古潮州溪逐渐淤积湮废。元佑间,潮州太守王涤利用其故道开凿三利溪,“通舟楫而溉田畴”,正表现了对此故航道的眷恋[14]。但这一航道终因流量太小、时塞时通而一蹶不振了。古彩塘溪则维持至南宋。因为西溪泛滥为害,开始修堤于南岸,束水归槽,结果古彩塘溪也湮塞废弃[15]。南西向航道逐渐湮废的过程,潮州港只能向韩江东北向支流另觅出海通路。西溪在宋时是韩江泄洪干道,汛期水流湍急,加之河道曲折,不利通航。因而选择东溪为出海主航道也就顺理成章。

由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的江心洲江东都已基本定型,江东洲两旁的河段开始淤高,潮州港作为本区最大商贸港,不得不在东溪航道下游寻求新的港区。这促成了凤岭港口的兴起。凤岭港,位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凤岭、冠山一带。该港在今澄海县境。东侧的程洋岗,西侧的冠山,北面的后埔,都建村于北宋前。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凤岭港多处出土宋代海船桅杆、大锚、船板、船缆,同时有大量宋代瓷器和成批的唐宋铜钱出土。凤岭港是本区宋代的重要港口,从文物发现地点看,该港规模相当大,也相当繁荣[16]。

凤岭港在晚唐北宋时期,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东西溪间江东洲下游的横陇洲此时尚未完全淤积成陆[17],在第三列岛丘的南峙山,冠山前后都有面积较大的泻湖湾,纳潮量大,涨退潮的冲刷,保持着航道的深度(澄海有“抛唔着岐陇,就着咬龟”俗语,正反映了下水行舟时水流的湍急)。南峙山、冠山及其前面的沙垅成为港口天然的防波堤,有利于商船避风避浪。至迟在北宋前期,凤岭港便开始成为商贸港口。现在凤岭山麓的程洋冈乡,便是当日港岸的市集。该乡至今仍保留“永兴街”石匾,署“兴国丁丑”四字[18],可知永兴街辟建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港北面的隆都后埔宋代“三娘寺”遗址发掘出大量宋代瓷器,还有1800斤铜钱,除少数开元钱外,基本是北宋与南宋的钱币[19],凤岭港一直到南宋还保持着它作为本区主要商贸港的地位。到南宋以后,由于横陇洲的成陆,南北堤的逐渐向海滨修筑,东溪成为韩江排洪干道,凤岭港地理优势失去,它的地位便为东陇港(樟林港、旗岭港)、拓林港(主要港点为浮浔)、庵埠港所取代。

东陇、樟林、旗岭诸港,皆在澄海县北。东陇、樟林港位于韩江北溪出海口,实为一港的先后异称,齐召南《海道篇》记澄海海道,云“樟林镇南,为东陇港”。[20]旗岭港为韩江东溪最北汊道出海口,与东陇港通。嘉庆二十年李书吉《澄海县志》便说旗岭港“合东陇港为一港,凡往来客舟,多泊于此”。[21]

北溪是东陇港商船通向潮州腹地的航道。在宋代,东陇是小江盐场榷盐司驻地,运盐艚船沿北溪上达潮州。宋哲宗时,盐官李前因北溪河床狭,流量少,“始凿程洋岗北畔为溪,上通韩江,东行十五里至神山前,会水寨溪入海”[22],山尾溪的凿通,改良了北溪航道供水不足的情况,这是东陇港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到明嘉靖三十五年樟林寨创建,天启三年樟林建商埠,港点移于樟林。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海船过往渐多。乾隆年间,樟林港逐步繁盛。乾隆七年,澄海知县杨天德出告示招商民盖建铺屋102间[23]。至嘉庆年间,樟林港成了本区最发达的外贸港,樟林埠变成一个分七社九街的大市镇。位于樟林西面韩江北溪口的东陇,也为商船停泊与出入韩江的要隘。

柘林湾浮浔港良好的港湾环境是东陇(樟林)港兴起的另一个条件。浮浔港可以说是东陇(樟林)港的外港。韩江北溪从东陇东流,“由乌涂尾水仙宫前出海,直抵浮浔,为商船停泊处”[24]。位于闽粤交界的柘林湾“切近漳州界,外抵暹罗诸蕃”[25],是海舶由闽入粤的门户。明代暹罗、日本等国商船,都以柘林湾为中途停泊点[26]。依《东里志》所述“商船凑集于此,就此觅车起货至大城,或肩担至大巷、上里、岭后、神前、上下湾诸村”的情况看[27],显然明代的柘林镇贸易并不繁荣,货物倾销范围只是港口附近乡村而已。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柘林湾才成了本区海上贸易重要的集散地。柘林湾内有大港、西澳、浮浔等港点,以浮浔港最为重要。浮浔港位于北溪口对面的海山北岛,港面宽阔,有北岛为屏障,防风避浪条件好,南有高沙深沟直通外洋。而柘林湾东部大港、西澳等港船只,从井洲入鸿沟经此达东陇溪口也十分安全。故方志说浮浔港“四面屏蔽,虽大洋,无风涛之患,为商艘停泊之所”。[28]

这两个条件,使东陇(樟林)港从明代到清咸丰以前,一直保持着本区主要商港的优势。

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东陇(樟林)港的衰落,是由于汕头辟为商埠,商业中心由樟林移到汕头的缘故。其实,汕头开埠,是东陇港衰落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则同东陇溪口和柘林湾西部内海的淤浅与围垦有关。由于海山、南澳屏蔽风浪的作用,海流、波浪对柘林湾内冲刷作用减弱,东陇溪口的堆积作用越来越旺盛[29]。据有关资料,北溪三角洲在宋末至清每年向前推进3.45米,清代以后推进速度不断增长,比东溪要快得多[30]。人工围垦又促进港口的淤积。据嘉庆《澄海县志》载,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四年,70余年,全县“首垦额外沙坦325顷72亩”平均每年围垦面积为452亩,北溪口所占比例应不止三分之一[31]。康熙开海禁之后至乾隆二十四年,虽然有康熙五十五年颁行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政策,对人口增长起着刺激作用。但由于迁海影响,本地区人口密集度还没有超过明末水平,加上这一阶段还有大量因迁海而荒废的土地可以垦复,围垦海涂并非不得不行之策。到乾隆中期以后,本区人口开始急速膨胀。以光绪十年《潮阳县志》记录的人口统计具体数字计算,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近60年间,潮阳人口从11万左右猛增至25万余,年增长率高至13.5‰[32]。其它各县虽无具体数字的记载,但情况大抵如是。人口的剧增引起粮食不足的问题,乾隆《澄海县志》已谓“土田所入,纵大有年不足供三月粮”,到嘉道间,这种情况恐遍及全区了。因而,人工围垦势必愈来愈多。嘉庆十九年,澄海知县李书吉将北溪口煎盘地方一片草坪约百亩,拨给樟林文祠,作义塾教师束修之用,土名秀才坪。到咸丰六年拈阉招农围垦,立《樟林苏北文庙记》。《记》中说:“近因上下流相接之坪,俱先筑成田,唯我秀才坪隔住其中,致租税无定,祭费不敷,不得不一体围筑。”[33]可知道光以后,北溪口围垦海坪的速度继续加快。这种情况,加速了航道的淤浅和港湾停泊环境的恶化。光绪十年《海阳县志》便说:“东溪水浅淤,凡潮、揭、澄、饶、惠、普之艘,皆沿西溪以达于城下”。[34]因此,东陇(樟林)港逐渐没落了。

庵埠港,位于韩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梅溪河西侧。梅溪在其南又分两汊,一由溪东港出海,一由鸥汀港(亦称东港)出海,海上交通相当便利。清代顺治年间,庵埠就有海关之设,以“征收沿海商人贸易税务”[35],大约在明代后期,庵埠的海上贸易,已有一定基础,其时梅溪出海处东港、西港与溪东港都没有埠市,“商贾舟船所聚,兴贩所集”,极为繁荣[36]。到乾隆十四年,“以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来游,丛聚日众,移通判以驻其地”[37]。庵埠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商贸港。其出海口溪东港仍保持繁荣景象。“舟楫停泊,若蜂屯蚁聚”。庵埠东面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38]。而庵埠与内地交通,除沿梅溪上潮州外,还借助中离溪“内河西北通揭阳地美都北炮台,东北达海阳上莆都彩塘市诸处。”此时的庵埠,“实为海、揭、潮、澄四县之通市”[39]。

庵埠港的命运与东陇港十分相似,由于溪东港前内海的淤积,导致庵埠港主要商贸港地位的衰退。双溪口水过庵埠,经月浦、举丁出溪东港。嘉庆二十年前后,双溪口还“与沙汕头炮台南北相望”[40]。但此后港口迅速淤积。《韩江三角洲》谈及历史时期韩江西溪三角洲的发展时曾指出:“清代后期至现代(1964年)的150年间,梅溪的伸展速度特别快,这主要是人工围垦加速了河口的外伸。”[41]再仔细一点分析,应该说在这150年里,梅溪河口溪东港,经过一个先淤积而后被围垦的过程。除了双溪口水带来的泥沙之外,梅溪河输出的泥沙,由于牛田洋涨潮的运输作用,也往西流在溪东港前堆积,造成溪东港迅速淤浅。宣统元年测绘刊本《广东舆地全图·澄海县图》上溪东港口的溪东汛仍与东港口的汕头埠南北遥对。而《韩江三角洲》图6-16《汕头港本世纪地形变化图》1931年岸线标示,双溪口已经围出一块长2千米,宽1千米的犁头标塭田。在短短的22年中,决不可能一下子淤浮起这块大面积的塭田,估计犁头标在清代已有长时间的积淤,只是未曾围垦,故测绘《舆地全图》时未将涂坪绘出。溪东港的积淤,使商船停泊地点外移。沙汕头港取代了溪东港地位。

汕头港,位于韩江西溪分汊梅溪河出海口东侧,前临牛田洋,北通榕江,西对练水。原称“沙汕头”,简称“汕头”。嘉庆《澄海志》说:“沙汕头口,地临大海,风涛荡涤”,“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前有海澳,由放鸡山而入”[42]。在明中叶,这块新浮露的沙汕上,已有渔船聚集。清康熙五十六年,设沙汕头汛于此,建炮台一座,遂为军港。此时沙汕头港应该已有商船停泊贸易,故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说“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43](此文应作于康熙末蓝鼎元在从兄南澳总兵蓝廷珍幕中时)。到嘉庆间,沙汕头与东陇(樟林)成为本区最大的两个商贸港,而沙汕头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在商业港口规模上很快便压倒东陇港。

商船聚集于汕头港,以梅溪为航道,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惠,溯榕江而上可抵揭普。汕头港兴起,庵埠港作为四县通市的地位也就自然丧失。自是,汕头港成为“商船停泊之总汇”,并把粤东第一商贸港的地位一直保持到今日。

南港,位于澄海城东南,韩江西溪分汊外砂溪的出海口,为宋明时的辟望港的外迁。南港原为渔港,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因东、西港埠头废弃,往来商船多在南港停泊,造成南港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荣。在澄海城东南十里,南港内白砂地方,“建铺千百,竟聚为埠”[44],后因经康熙五十年前后几个知县勒石禁止,并将铺屋强行拆除,白沙埠很快零落。南港的衰落,除此原因之外,海洋滨线的外移也是重要原因。南港前有小莱芜山,其北有大莱芜山,俱在大海中,为南港屏障。但两山也阻住韩江输出的泥沙,波浪作用又将泥沙拦在江口,使江口形成浅滩。乾隆二十六年《潮州府志》说,“近南港口淤塞,重船艰于出入,多泊大莱芜”[45],可知到清嘉庆间,这些淤积的沙滩已妨碍了南港的通航。

上面分述了本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几个商贸港的地理分布与沿革。可以看到,由于河道变迁(包括淤积程度,泾流分配等因素),主要商贸港逐渐向韩江各支流下游迁徙,而海岸地理的变化(包括海滩自然堆积与人工围垦等因素),又使韩江各支流下游的商贸港由分散状态,集中到地理环境最优良的汕头港。

二、从主要进出口商品看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的盛衰。

潮汕古代通过商贸港进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考古发现和各种地方文献记载,出口物资有瓷器、紬绢、棉布、棉毯等手工业产品以及糖、米、烟丝、菜籽、生柑、麻皮、蓝靛、薯粉等农副产品,还有内地转运出口的药材、兽皮、松香。进口物资有酒、象牙、犀角、香料、金玉器、丝织品、稻米、棉花、黄白藤条、木材等[46]。这些进口物资中,除稻米在清代后期因人口膨胀而有大宗进口,棉花、藤条、木材为生产原料,也会成批量进口外,其余都属奢侈品,不可能有大宗进口。

本区瓷器生产从考古发现来判断,始于唐。从唐到北宋前期,瓷器烧造窑址,大部分集中于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一带[47]。它们对本区商贸港的盛衰产生过很大影响。现在无法断定,唐代这些窑群的产品是否出口,但宋代产品的出口是可以断定的。日本、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都出土过不少宋代潮州窑瓷器[48]。北关唐宋瓷窑的产品是潮州港出口的主要商品。北关所处的位置,处在古潮州溪的分汊口,如果作合理的选择,应是这道湮废了的古潮州溪为当时外销瓷器出海的路线。这同上节对唐宋时期潮州港航道的讨论,正好相吻合。

北宋潮州东郊笔架山,有“百窑村”之称。据说当时瓷窑遍布山前山后。瓷窑规模很大,已发掘的最大型的10号窑址,是一座残长便达79米的龙窑[49]。这片规模巨大的瓷器工场,在时代上与北关瓷窑相接而稍后,可以认为是潮州瓷器制造中心的东移。从笔架山,过其东南仙田钵仔山,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后湖,布满宋代瓷窑群[50]。这种巨大规模的生产,其产品用于外销是毫无疑义的。笔架山8号窑出土的西洋风格的人像和西洋狗,更是为外销的目的而制作。瓷器制造中心东移,与潮州港南偏西通道古潮州溪的湮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的兴旺要扩大生产规模,一方面却是运输通道的阻塞,要解决这种矛盾,势必另觅运输通道。东溪和起自笔架山后经钵仔山、在龙门关汇进东溪的金沙溪理所当然地被选择。凤岭港也因此原因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主要商贸港。程洋岗、后埔等处出土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正是凤岭港主要出口商品[51]。笔架山窑自南宋以后开始缩小生产规模,到宋末元初兵乱,元将唆都屠城,制瓷工人逃散,百窑村更自此衰落。因为这种主要出口商品生产规模的减退,是导致凤岭港废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凤岭港的废弃,也使笔架山一带瓷器生产工场,失去复兴的可能。当明清时期潮州瓷器复苏时,其中心又移回潮州西北的枫溪了。

潮汕稻米的出口,自宋代已见记载,《三阳志》说:“州地居东南而暖,谷尝再熟。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者曰晚禾,曰稳禾,类是赤糙米。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52]《宋史·辛弃疾传》记绍熙二年辛氏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积备安库钱以待岁收丰俭之需时,提到“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53]。广东诸府,潮州最近闽省,且有优良商贸港口,闽船来广籴粟,必多聚于潮州。直到明末清初,稻米仍是本区大宗出口商品。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载万历二十一年广东巡按王有功禁治闽商私籴,说“闽商白艚至广辄多买米,以私各岛,牙户利其重赀,相与为奸,米价辄腾”[54]。其时闽广沿海各岛多为海盗盘据,所需粮食,多入潮来买。嘉庆二十六年《潮阳县志》记清初时,因“无船通商,米谷大贱,谓之熟荒,每两银白谷二十五石,赤谷三石”,导致“业户无可输课,耕夫无可赡家,田多抛荒不治”[55]。可知当时本区仍有大量余粮可供出口。

但是,当时本区内部人口分布不均匀,各县人均占有水田面积相差很大。例如嘉靖《潮州府志》记录的嘉靖二十一年本区各县的人口、田亩状况如下:[56]

县名 人口数 田亩数(亩) 人均田亩数

海阳 135,375 460,928 3.40

饶平 98,344 361,492 3.68

揭阳 100,614 616,350 6.13

潮阳 97,535 705,418 7.23

惠来 21,230 210,281 9.90

自上表数字可知,住于韩江三角洲的海阳饶平两县,其粮食产量至多仅能自给而已,不可能有余粮出口。故尔,本区粮食出口港,不可能在潮州港、东陇港(樟林港)和庵埠港,而应在揭阳港、潮阳海门港、后溪港与惠来神泉港。而揭阳港则是最主要粮食出口港。

揭阳港,古名玉窖,本为渔村,宋绍兴10年置县于此。南北二溪分绕县城在浦湾渡合流,入牛田洋。港口距外海虽远,但二溪流量大,河道深(现在县城北面北溪水深仍达6米),故“二水具通潮汐,以上下邑之舟,每候潮始行,吴越奇峨大艘,亦乘潮而泊城下”。[57]揭阳港有悠久的历史。《三阳志》载,宋乾道三年,潮州太守傅自修谕降海盗,在揭阳宁福院侧“创水军一寨以收其众”[58]。可知其时揭阳有港通海。明清时期揭阳港货运仍相当活跃。乾隆间,刘业勤作《天后庙重建碑记》就说:“揭地濒海,其土沮洳。近达漳泉,远通吴越。商舻贩舶,出入于稽天巨浸中。”[59]这些海舶,大多为贩运米谷而来。

崇祯四年《揭阳县志》说揭阳“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所以潮之饔飧,半取资于兹土,担负舟移,日计千百,而南澳一岛,告籴岁烦文移,菽粟水火,利波于邻”[60],可知揭阳的粮食近销海、饶。揭阳稻米还远售闽省,雍正九年《潮州府志》所载蓝鼎元《揭阳图说》,记揭阳县治有“落地税”为他县所无,“始于明季,闽省海船进港籴米而设”,“岁额一千八百六十四两有奇”。[61]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其时揭阳港稻米贸易量之大:以古代商税“三十取一”通例计算,1864两落地税额,应有565920两的贸易银额。以康熙年间稻米每石银0.8两的常价计算[62],每年由揭阳港运往福建稻米达707400石。

揭阳港能成为本区最大的粮食出口港,首先在本县土地肥沃,榕江河道深,流量大,沿江田地较少洪、旱灾威胁,又远离外洋,大潮冲决海堤成灾的情况也不多见,故田地比较稳产[63]。其次,由于榕江水道便于运输,江流所经的普宁县(万历十年置县)所产稻米也大多经揭阳港出口。乾隆十年普宁县令萧麟趾《调剂仓储议》说:“普邑本产米之区……连年丰熟,不特上户家有盖藏,即编氓俱各足食,是以市中米谷,粜者多而籴者少,价亦暂平”。[64]故其时普宁多粮业,全县墟市11处,粮业墟市即占6处[65],其中鲤湖、湖东、大坝、新昆安四墟市均在榕江南河流域,可从榕江水道将粮食运至揭阳港。

从清康熙到嘉庆本区粮食市场出现戏剧性变化。雍正九年蓝鼎元在《揭阳图说》提到揭阳港“落地税”时,已说“闽商不至,税无所出”。到嘉庆二十年,《澄海县志》更谓“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从出口稻米到进口稻米,原因也有三个。一是因康熙乾隆朝给予优惠政策吸引东南亚大米进口,打击了本区市场。康熙六十一年诏,“暹逻贡使言其地米甚饶裕,银二、三钱可买稻米一石。联谕令分运米三十万石至闽广江浙,于地方有裨益,不必收税”。又乾隆八年九月旨,“逼逻国商人运米至闽,源源而来。嗣后外洋货船带米万石以上,免船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税十之三,即载米不足五千石之数,亦免其船税银十分之二”[66]。有番船将价格低于本地三四倍的暹米运入闽浙,也就难怪揭阳港“闽商不至”了[67]。二是由于商贸活动的繁荣,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也导致本区粮食总产量的下降。三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使本区成为缺粮地区,不得不仰给于逻罗、缅甸、及海南诸郡。这一点上节已经论及,兹不赘。

因为海阳、澄海是严重缺粮县,稻米进口主要通过庵埠港和东陇(樟林)港。而揭阳作为主要的稻米出口港,自嘉道以后,减损了它往日的繁荣。

清乾隆以后,本区通过港口输出的物资品种趋多样化,蔗糖、瓷器、棉布、烟丝都是在海内外市场有较好声誉的产品。

当时本区盛产蔗糖,见诸地方文献的记载很多。清雍正九年《惠来县志》说:“甘蔗,其汁煮成糖,惠产尤佳,可以裕民”。[68]嘉庆二十年《澄海县志》更详细记述:“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69]光绪十年《潮阳县志》载乾隆十三年任县令李文藻诗:“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70] 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载黄钊诗有“国赋输盐铁、家赀擅蔗糖”句[71]。这些资料记录了潮糖的生产销售形式与规模、转运方法、倾销地点,还指出潮糖在本区经济发展中具重要地位:可以裕民,可致豪富。此外,其他各县清代的方志“物产”篇也都提到甘蔗和蔗糖。

所产蔗糖除部分在本地销售和销往韩江上游客区外,大多销往苏松以至天津。出口量之大,可证以上举李文藻诗之例。光绪十一年抄本《晏海渺论》有更具体的一例:“本年(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三,澄海县界客船陆拾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72]

与上述生产格局相应,蔗糖出口港湾必较为分散。海、澄所产,由东陇(樟林)港出口,潮阳所产,自海门港与后溪港出口,惠来所产,从神泉港出海,普、揭所产,应仍从揭阳港出口。而各港都发展其他货源,以增加商品出口量。

潮阳产棉布。文献中提到潮产布匹的,有李调元《南越笔记》:“潮阳产绒布,极重密,蔽风雨,俗称潮布,行用远近。”[73]又有乾隆《潮州府志》“物产·棉布”条:“潮之女红最勤,所出极多,其染蓝色者光艳耐著,名曰潮蓝,通行直省,世咸重之。”[74]后一条虽未明确指为潮阳,但从潮阳原有“吉贝园”、“大棉田”、“小棉田”等村名,今仍有“棉城”“棉花”等地名考察,潮阳种棉织布的历史不短,故本条之“潮”,似以指潮阳为宜。因此可以断定,棉布是潮阳诸港大宗出口商品。

潮阳还产烟叶。光绪《潮阳县志》说烟草以“棉产为上,梢叶承露,制烟极佳”,烟草的老叶及根茎,则用来做杀虫剂[75]。李文藻《劝农十二首》其五云,“预为稚根杀蝥贼,田塍多种淡巴菰。淡巴菰即烟草的异称。潮阳港口也以烟叶烟丝为出口大宗。与本区比邻的大埔、丰顺、平远等县,烟叶种植面积不小,其所产烟,则加工于潮州郡城,而 倾销于北地。其出海港口,不外庵埠、樟东二地。

这一时期,瓷器仍销行于海外。本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海阳枫溪、饶平九村与大埔高陂。产品多为盘、碗、杯、匙等日用粗瓷。同治三年,本区瓷器输出额16多万元,批量很大[76]。清代庵埠港便以瓷器为主要出口商品[77],而九村与高陂之瓷器,也是经潮州而后外运的。 除上述大宗商品外,本区还出口手工工艺品和农副产品。乾隆《潮州府志》“物产”中,介绍一种纺织结合刺绣的“货品”潮毯:“他处之毯多以牛羊毛组成之,潮毯则用棉与线而已”,其中有一种是“先以棉布为质,而加以采丝,绣之紫凤天吴,各状具备,更绚烂可观”[78]。庵埠海关所出口的潮州刺绣或指此种绣毯。

此一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城乡手工业的兴旺,商贸活动十分活跃。货源的充裕,使本区众多商贸港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澄海,“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79]。在潮阳,达壕河渡口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海门则“为琼南广惠闽浙江苏商船往来要口”[80]。在惠来,靖海港与神泉港也都“有商渔船聚泊于内”[81]。潮汕古代商贸港发展,至此达到顶峰。

三、对潮汕古代商贸港口地位的估价

上两节讨论了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盛衰的情况及其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国家对商贸的政策,曾造成潮州海上贸易宋与清雍乾之间的低谷。众多以海上贸易为职业的商人,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专门从事海上运输的船队,也曾使樟林港的商贸十分火红。但船队不难移徙停泊地点,手握巨资的商人也不会固守于某一港口。决定商贸港口盛衰之变的主要原因,仍是港路的通塞与货源的丰歉。

经过纷纷纭纭、此起彼伏的盛衰变化,本区古代商贸港到道光以后,剩下汕头港一枝独秀。这是合乎规律的。汕头港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处于韩榕练三江聚首之处,有着比较开阔而丰饶的经济腹地,三江流域的货物,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汕头港。它的位置又是在牛田洋内海北侧,出外海有放鸡山为屏障。风平浪静,利于停泊。港阔水深,在货船吨位很小的古代,根本谈不上有淤积之虞。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咸丰八年签订《天津条约》时,英国人最后终于选择了沙汕头这个僻在澄海一隅的港口,而放弃当时本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

上述两个主要因素中,出口货源比港口地理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商贸港的地位。本区位于广州与泉州中点,广、泉两州都曾是全国最大的商贸港口,而本区港口的地位,远不能与之相比,原因即在于此。如上所述,本区出口货物来源,大部分是本地自产,一部分则来自韩江上游的梅州、汀州。主要商品只有瓷器、稻米、蔗糖数种。广州通过珠江水网,可以使两广大部分地区的商品聚集于本港出口。而且,它的经济腹地远远超过两广范围,自唐代便开辟的大庾岭通道,使五岭以北地区的商品可以通过陆路运到广州出海。广州出口货物的品种和数量,是本区所不能比拟的。泉州的自然地理环境类型与潮州比较接近,但它与邻近地区的水陆交通都比潮州便利。在南宋元代,泉州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外销商品有本地和龙泉窑的青瓷,本地和建阳的丝织品,武夷茶叶,建阳书籍,还有本地产的糖、酒、矿物,由北方转运的药材,充足的货源,使泉州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最重要港口[82]。这也是本区所不能比拟的。

写到这里,可以给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的地位作这样一个评价了:自宋至清,商贸港口在本区经济发展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展开的商贸活动,促使了本区商品经济的发达,改变了本区农业经济的成分,也活跃了本区与先进地区的文化交流,使本区从“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的海隅穷州[83],变成“而今风物冠南方”的人文郁郁之区[84]。但是,由于出口货源和经济腹地的限制,潮汕古代商贸港口充其量只是较发达的地方性港口,在全国甚至在邻近地区影响不大。

1858年汕头开埠后,由于陆上交通逐渐便利和港口设施的不断改善,以汕头港为代表的潮汕商贸港有着十分迅速的发展,但始终未能改变地方性港口的地位。究其原因,仍然是出口货源不足,还有因现代货船吨位大而重新引起的港口航道淤塞的困扰。

汕头市委、市政府最近提出“力争20年内把汕头建成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在这段时间里,随着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通车、汕漳铁路兴建和各级公路网的建设,出口货源不足的问题会从根本上解决。这时,港口的建设就变成实现发展战略目标必要的前提。从目前的情况看,改善和发展汕头港是最现实的做法。最近汕头港已基本完成3.5万吨级煤码头主体和外导流防沙堤AB段3.1公里的建设,今年底万吨轮可满载乘潮进港[85]。但是,必须看到,特殊的地理位置曾在潮汕古代商贸港发展史上造成汕头港的优势,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将限制汕头港的发展优势。汕头湾内的淤积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将导致汕头港航道变浅。汕头湾外拦门沙也阻碍着汕头港航道[86],这对汕头港长远的发展显然很不利。

潮州市在经济开发中也把港口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现在柘林湾内的三百门港已完成港区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三个三万吨级泊位和东线15.5公里的疏港公路已完成施工设计[87]。但三百门港同样也面临着港池与航道回淤比较严重、必要航深不易维持的困难[88]。

要使潮汕商贸港适应经济腾飞的形势,必须长远考虑、放宽眼界、加强合作,对本区港湾作全面系统的开发。这样,南澳港口不能不成为首先考虑的对象。

南澳位于韩江口外大海中,面积10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7公里[89],为广东第一大岛。岛上较大的港口有青澳、深澳、云澳、隆澳。清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对南澳港口有较具体的介绍;深澳和隆澳,有可以相互补充的良好港湾环境,“深澳西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若北风狂发则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台(按即台风)骤起,则也宜于深澳。”青澳和云澳港湾环境稍差,“青澳在东,涛波险恶,无泊舟善地。云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浅风飞,巨舰亦难停顿。”[90]至迟在宋代,就已有往来异邦的海船,停泊于深澳港。陈天资《东里志》“祠庙·天后宫”条说:“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天后庙祀海神妈祖,是一种起源于宋代的民间信仰。深澳的天后宫,便是当时外贸船队在港口留下的踪迹。到明初,南澳仍是外国船队往来要津,陈璘《南澳山种树记》就说南澳“为诸夷贡道所必经”[91],杨彩廷《南澳赋》对此有更详细写:“昔天兵之下闽广也,谁罙其阻,谁敢予侮;故大国小邦,外趋内附。吕宋琉球,南金大路;占城暹罗,随波飞附;佛斋阇婆,弗敢互顾;真腊彭坑,疾驰如鹜。”[92]明代前期出于海防考虑,两次将南澳居民内徙:洪武二十四年,因南澳民顽梗,尽发海门千户所充军;永乐间,因倭寇劫掠,难以防御,又将南澳居民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93]。这导致南澳基本上没有真正成为商贸港。但民间对外贸易仍不时进行,“嘉靖初,倭泊于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94]。万历三年设南澳副总兵,南澳又成为“商旅之坦途”[95]。洋船番舶,多以深澳和隆澳为停泊港[96]。清代开海禁后,南澳与潮汕、闽南内地贸易往来日趋繁荣。商船出入各港,南澳出口货物有脯(鱼干)、杆茅、柴、篾等,入口商品等主要为米粟[97]。但是,这一阶段,南澳各港从商贸规模看,仍远不及大陆的东陇(樟林)、庵埠、汕头诸港。

南澳在历史上从未成为本区主要商贸港之一,原因很多。最主要则是因为它跟大陆交通阻隔,缺欠作为贸易基础的经济腹地。随着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这种劣势不难消除。而南澳在港湾环境方面,却有着本区沿海港口难以企及的优势。南澳港口航道畅通,水深在负10米以上,具备兴建深水码头条件的港湾有7处。南澳濒临西太平洋国际主要航线,为通往上海、厦门、汕头、广州、香港、台北、高雄等城市和日本、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海上通道的交叉点。每天通过南澳海域的货轮多达300余艘次。因此,今年广东省海洋工作会议通过的《广东省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南澳岛要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建成海洋储运转口加工基地和外向型经济口岸[98]。

着眼于整个大潮汕,从长远考虑,建成以南澳为中心,包括三百门港、汕头港、广澳港的商贸港口网,可以更好发挥本区商贸港口的优势,使潮汕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竞争中大步发展,无愧于太平洋时代。

1993年7月初稿,8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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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上述数字根据:1.吴勤生等:《汕头史话》(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页9、页15;2.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页3。

[2] 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328。

[3] 长孙无忌等:《隋书·陈棱传》,《二十五史》本,页3430。

[4] 陈天资著、王琳乾辑校:《东里志》(汕头:汕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页61。黄炳元:《泉州与鹿港》,载《福建文博》增刊(1990),页173。

[5] 上述港口,据下列资料辑录:1.郭春震:《潮州府志》(嘉靖二十六年刊本)卷一“地理”,卷二“建置”;2.李书吉:《澄海县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二“形势”,卷七“山川”;3.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光绪二十年刊本)卷十“险隘”,4.吴道镕:《海阳县志》(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卷三“舆地略”;5.刘业勤:《揭阳县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卷一“方舆.疆域”;6.张玿美:《惠来县志》(雍正九年刊本),卷十“关隘”;7.周硕勋:《潮州府志》(乾隆二十六年刊本)卷三十四“关隘”;8.陈天资:《东里志》(1990年辑校本),“疆域志·山川”;9.《永乐大典》(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残本)卷五千三百四十三“潮州府一·营寨”;10.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985年杭州古籍书店影印本)第九帙:蓝鼎元《潮州海防记》,齐召南《海道篇》;11.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内部发行,1987)。

[6] 脱脱等:《宋史》,《二十五史本》,页6767。

[7] 《潮州概况》编辑室:《潮州概况》,(内部资料,潮州:1987),页3。

[8] 《全唐诗》第九函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467, 页1469。

[9]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道光四年刊本),卷八,页15。

[10] 庄义青:《宋代潮州古城的城市建设》,《韩山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页12~18。

[11] 《潮州文史资料》第七辑《华侨资料专辑之一》,(潮州:政协潮州市文史委员会,1988)页4。

[12]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70。

[13][15]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72。

[14] 周硕勋:《重濬三利溪记》,载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五“舆地略”。

[16]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44~45,54~55。

[17]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75。

[18]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44。

[19]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63~64。

[20]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5上。

[21][22]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七“山川”。

[23]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文物志》,页136。

[24][38]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二“形势”引乾隆《澄海县志》。

[25] 嘉庆《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第41册,页16。

[26] 严如煜:《洋防辑要》(台湾:学生书局,1975影印)卷八页27“大尖山”条引《读史方舆纪要》:“柘林澳在其南,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舟于此。”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一“地理”同此。

[27] 陈天资:《东里志》卷一“疆域·山川”,“大港”条。

[28]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三十四“关隘”。

[29]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162。

[30]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18。

[31]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十三“田洲”。

[32] 张其曾羽 《潮阳县志》卷三“赋役·户口”记载有三条人口统计具体数字:<1>“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一年,盛生滋生,永不加赋,男妇九千四百九十二丁口”,<2> 雍正十年潮阳县割氵戎水等都给普宁县后,“实编八丁除割附普宁外,尚丁一万八千四百丁”,<3>“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统计男丁十五万四千四百九十三丁,妇女九万九千七百二十六口,共四万五千三百三十户”。 上引数字 <2> 是成年男子丁数,数字 <1> 是成年男妇丁口数,数字 <3> 是“统计”男女丁口数,即人口总数。故计算乾隆二十二年以前人口总数时,须就 <1>、<2> 加权计算。笔者所采用的办法是: A.按 <3> 提供的男丁女口数,算出男女比例1 :0.645,再按 <2> 提供丁数算出雍正十年男女丁口数18400×(1+0.645)=30268 <4>。 B.数字 <4> 加上数字 <1> 即为乾隆二十二年成年男妇数30268+9492=39760 <5>。 C.按数字 <3> 户数与丁口数计算出数字 <6>:平均5.6人/户。 D.设乾隆二十二年每户平均人口数与 <6> 相同,按每户有一男一妇成年丁口计算,则其时人口总数为:( <5>÷2)×<6> =(39760÷2)×5.6=111328人 <7>。 按数字 <3> 提供男女丁口总数254219人与 <7> 111328人计算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人口增长率:254219-111328(254219+111328)÷2 ×1000‰=781.8‰,平均年人口增长率13.5‰。

[33] 澄海博物馆:《澄海文物志》,页145。

[34]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三“舆地略·江东都图说”。

[35] 《庵埠志》编纂办公室:《庵埠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页162。

[36][44]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八“埠市”。

[37]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三“舆地略·龙溪都图说”。

[39][45]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三十四“关隘”。

[40]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七“山川”。

[41]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26。原文150年作“130年”,此据该书页227“表6-21”改。 [42]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二“形势”。

[43]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335下。

[46] 上述进出口物资,据下列资料征引:1.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文物志》第四章“古港侨乡旧址”;2. 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市集”按;3.李书吉:《海阳县志》卷八“舆地略·物产”;4.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卷十二“物产”;5.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三“赋役·杂税”按语;6.《庵埠志》编纂办公室:《庵埠志》,第十三章第二节“海关”。

[47] 谢逸主编:《潮州市文物志》(潮州:1985)页2-11“北关唐宋陶瓷遗址”。

[48] 参考:1.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载《海交史研究》第二期,1981。2.曾广亿:《略论广东发现的古外销瓷》,载《古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

[49] 黄玉质、杨少祥:《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载《考古》1983年第6期。沈启绵:《潮州纪略》,(潮州:潮州市名城办编印,1991),页20。

[50]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页17~23,“古窖址”。谢逸主编《潮州市文物志》,页2-13~2-15“笔架山宋代窑址”,页2-16~2-17“钵仔山北宋瓷窑址”。

[51] 同[18][19]。

[52]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土产土贡”。

[53] 见《二十五史》本,页6547。

[54]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二十四“前事略”,引郝玉麟《广东通志》。

[55] 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卷十三“灾祥”。

[56] 此表据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三“田赋”编。

[57] 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一“方舆·疆域”。

[58] 《永乐大典》卷5343,“营寨”。

[59] 刘业勤:《揭阳县志》卷八“艺文”。

[60] 据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七“风俗·物产”引。

[61] 据刘业勤《揭阳县志》卷三“赋役·杂税”引。

[62]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第一册,页245《广东巡抚范时崇奏报夏收登场摺,页254《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粤东年成并送有技艺西洋人赴京摺》。

[63] 据前引《揭阳县志》、《潮阳县志》、《海阳县志》、《澄海县志》有关灾害记载统计,自嘉靖三年(1524年)至乾隆二十五年(1775年)250年间,揭阳县水旱灾害30次,其中水灾旱灾各半;潮阳县水灾30次,旱灾26 次,共56次;海阳县水灾31次,旱灾15次,共46次;澄海县(嘉靖四十二年建县起)水灾37次,旱灾6次,共43次。

[64] 萧麟趾:《普宁县志》(乾隆十年刊本)卷十“艺文志”。

[65] 萧麟趾:《普宁县志》卷一“墟市”。

[66] 上两条材料据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阙名《暹逻考》引。

[67] 驰海禁以及给予进口大米的优惠政策,也刺激了本区商船向东南亚开拓市场,故光绪二十六年《海阳县志》卷七说,“康雍时,服贾极远,止及苏松乍浦汀赣广惠之间,近数十载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逻尤多,列肆而居。”此离本文论题较远,故不详论。

[68] 张玿美《惠来县志》卷四“物产”。

[69]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六“风俗.生业”。

[70] 张其曾羽:《潮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载李文藻《劝农十二管》其八。

[71]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七“舆地略·风俗”引黄钊《潮居杂诗》其三。

[72] 转引自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载《潮汕文化论丛初编》(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页181~189。原引文注:“黄蟾桂:《晏海渺论》,载《立雪山房文集》。原抄本未得寓目,引文据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调查材料。特此说明并志谢。”

[73]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253。

[74] 张其曾羽:《揭阳县志》卷十二“物产”,吴道镕《海阳县志》卷8“舆地略”,都引录了这则材料。

[75] 张其曾羽 :《潮阳县志》卷12“物产·烟草”条。

[76] 赵伯群:《古潮州港口变迁与海上贸易》,载《潮州市志资料》第三期(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 ,页48。

[77] 同[46]之6。

[78] 吴道镕:《海阳县志》卷8“舆地略·物产”引。

[79] 李书吉:《澄海县志》卷8“埠市”。

[80][81]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34“关隘”。

[82] 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外贸港口、出口物资和泉州港繁盛的主要原因》,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页234~247。 [83] 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见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香港:中华书局,1972),页356。

[84] 杨万里:《揭阳道中》,见潮州文化古城保持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潮州历代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页57。

[85] 《汕头港加快改造步伐》,载《汕头日报》1993年7月13日第1版。

[86]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32~234,265~270。

[87] 《古潮州绘写现代风景》,载《羊城晚报》1993年8月1日第1版。

[88] 李日平等:《韩江三角洲》,页277~279。

[89] 南澳县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南澳县文物志》(内部发行,1985年),页11。

[90] 引文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页335。

[91][95] 此记刻碑,现立于南澳县深澳镇天后宫右侧,记文收入《南澳县文物志》页170。

[92] 此赋见陈天资《东里志》王校本页338。自赋文内容观,当作于万历三年南澳置镇稍后。引文中“谁罙其阻”疑当作“罙入其阻”,用《诗·商颂》文;“佛斋”当作“佛齐”,即“三佛齐”省语。

[93] 见陈天资《东里志》页29。按《洋防辑要》卷八《广东沿海舆地考》页26,卷十四《广东海防略》页12,皆语及洪武二十六年徙南澳民墟其地;《广东图说》卷四“潮州府”则云“有明中叶,徙民墟地”。但都不如《东里志》详尽。

[94]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八,页26。 [

96]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八,页26载:“深澳内宽外险,蜡屿、赤屿环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隆澳则舳舻往来门户也。” [97] 据嘉庆二年立《港规碑记》,见《南澳县文物志》页178。

[98] 《发挥“前沿”优势,再造一个“香港”》,载《汕头日报》1993年6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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