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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在一个国家里面，才德足以担任统治者的，千人中不过一人。假如有个百万人口的国家，其中智者不过千人，其余九十九万多人都是无知的小民。智者以才德来统治这些人民，或爱民如子，或抚牧如羊；他们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觉地服从上面的命令，从而国内听不到盗窃杀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稳。可是国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别，主人是那一千个力能统治国家的智者，其余都是不闻不问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不如主人爱国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无知的人民虽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
由此可见，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英国人和日本人都爱护自己的国家，因为本国的国土不是属于别国人，而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爱国应该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
原来政府管理政务，人民受其统治，只是为着便利而划分。如果面临关系全国之事，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从前在战国时代①，骏河的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兵力进攻织田信长时，信长在桶狭设伏邀击今川所部人马，斩杀义元。今川的将兵都象小蜘蛛一样不战而散，当时负有盛名的今川政权便一朝灭亡，连痕迹也没有了。然而两三年以前的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战争初起时就被普国生擒，可是法国人不但不因此失望，反而越加奋发，努力抗战。以后虽然守城数月，付出很大牺牲，才停战讲和，但法国却保持了原状。这次战役与今川战争相比，却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骏河的人民仅依靠今川一人，自居客位，不认为骏河是他的祖国；至于法国爱国之士，则多深忧国难，不待人劝，就自动为本国作战，所以才有这样的不同。由此可见：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时，全国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深切地关心国事，否则是不可能的。
①公元十五世纪末叶起，在日本群雄割据，互相争战，一直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完成统一为止，共达百年，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译者
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所谓习惯、本性即指此事，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变了。譬如现在日本平民已经被准许冠姓和骑马；法院的作风也有所改变；表面上平民与士族是平等了，可是旧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过来的。因为平民的本性还是与旧日平民无异，所以在言语应对方面还是很卑屈。一见上面的人，就说不出一点道理来；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种柔顺的样子，就象家里所喂的瘦狗，真可以说是毫无气节和不知羞耻之极。
在以前锁国的时代，旧幕府实行严加约束的政策时，人民没有气节不仅不妨碍政事，反而便于统治。因此官吏就有意使人民陷于无知无识，一味恭顺，并以此为得计。可是到了现在与外国交往之日，如果还是这样，就有大害了。譬如，乡下商人想和外国商人交易，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横滨。首先见到外国人身体魁伟、资本雄厚、洋行很大、轮船很快，就已经胆战心惊，等到接近外商，与他们讲价钱，或遇外商强词夺理时，不但惊讶，又畏惧他们的威风，结果明知他们无理，也只有忍受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种损失和耻辱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一国的，实在是糊涂愚蠢。但如追溯其根源，却在于其先辈世代缺乏独立精神的商人的劣根性。商人常受武士欺凌，常在法院里挨骂，就是遇见下级的步卒，也要把他当作大人先生来奉承，其灵魂已彻底腐烂，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净。这些胆小的人们，一旦遇到那些大胆和剽悍的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不胆战心惊的。这就是在国内不能独立的人对外也不能独立的明证。
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作坏事。
在旧幕府时代，有一种叫做“名目金”①的勾当，即假借权势强大的“御三家”②的名义放贷款，办法非常蛮横，实在令人可恨。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本可再三向政府控告，但他们因害怕政府而不敢去控告，却用卑鄙手段，假借他人的名义，依仗他人的权威来催还贷款。这真是一种卑劣行为。现在虽然听不到出借“名目金”的人，但社会上难免没有假借外国人名义放贷款的人。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确证，所以不好明白指出，但如想起往事，也就不能不对今世之人有所怀疑了。今后万一要与外人杂处，而有人假借外人的名义来干坏事，就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祸。因此，人民若无独立精神，虽然便于管理，却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为灾祸往往出于意外。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仗势作坏事。
①名目金：即借用有势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义出借的贷款。利息高，诉讼有优先权，对贷款人有利。——校者
②指德川时代的水户、纪州及尾张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将军）之子，在诸侯中最为显贵。——译者
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产生的灾祸。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节选至日明治十三年（1880年） 福泽谕吉《劝学篇》第三篇 论国与国平等
福泽谕吉从未接受过任何政府官职，终生保持着平民身份。虽然出身贫寒，幼年丧父，但在逝世时，他已被视为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之一。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福泽谕吉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现行的万元日钞上，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头像。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百科名片
福泽谕吉像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中文名： 福泽谕吉
外文名： ふくざわゆきち
国籍： 日本
出生地： 大坂
出生日期： 1835年1月10日
逝世日期： 1901年2月3日
职业： 思想家、教育家
主要成就：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目录
童年 家庭出身 取名 幼年 事件
少年 才华初露 外出发展 兰学 崭露头角 侍奉恩师
放洋 时代背景 受聘 执教 留洋赴美 归国 事件
倡导西学 婚姻与游历 工作 再度赴美
庆应义塾 伟大的事业开端 教育方针 教学名言 苦心教学
各种著作学者雁奴
童年 家庭出身 取名 幼年 事件
少年 才华初露 外出发展 兰学 崭露头角 侍奉恩师
放洋 时代背景 受聘 执教 留洋赴美 归国 事件
倡导西学 婚姻与游历 工作 再度赴美
庆应义塾 伟大的事业开端 教育方针 教学名言 苦心教学
各种著作学者雁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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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家庭出身
他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坂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叫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后一个儿子。取名
当时，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坂和江户（东京），设置“藏屋敷”，销售藩地生产的粮谷杂物。百助受藩命，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担任会计的工作。他虽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但却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德望颇高的汉学者。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幼年
但不幸终于降临这个和乐的家庭。当谕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就因病亡故。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五个孩子，回到了背离十数年之久的故乡中津。此地方语言风俗和大坂有些不同。孩子们无形中和故乡的小朋友们起了一层隔阂，只好自家成为一个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们虽然过着寂寞穷苦的生活，家风倒是纯直而和平的。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该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后倔强的精神。事件
再说，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废纸，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顿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残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颇不释然。他暗忖着：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恶，必有果报；那么残踏写有神名的神符，又当如何？为了试验有什么报应发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间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膜拜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他对于迷信的厌恶，以及不关心神佛的态度，似乎受了母亲的影响。他后来由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发展成为批判诸事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当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默默无闻终其一生，饮恨于九泉之下时，往往不禁黯然泪下。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由此可见，他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少年
才华初露
谕吉年少时居家，常制作手工艺品，换得糊口之资，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一直到了十四五岁，福泽谕吉
才开始学习汉书（中文书籍）。从此以后，才华渐露，进步神速。
他具有豪迈不羁的性格，爱好自由的生活，对事物的观察又细密入微。他自幼生长在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十分厌恶这种生活，希望早日离开中津，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另谋发展。二十一岁时，他如愿以偿，到长崎学习兰学（荷兰语文及学术）。外出发展
他去长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和约。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当时学习医学或?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着。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
谕吉在长崎修业期间，寄居于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半工半读，勤勉苦干，学习兰学也颇有心得，深获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做为养子。这是谕吉毕生事业活动的开端。
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在那里共同修业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长，是日本封建时代的一个较高门阀阶级）之子奥平壹岐的嫉妒，逼得谕吉不得不离开长崎。但谕吉并不因此而意气用事，经过三思之后，决心到江户去闯天下。在旅途中，他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抵达大坂。那时，谕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袭他先父的职司，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谕吉虽向他的大哥表白游学江户的心?，但终于听从三之助的劝导，决定留在大坂，拜绪方洪庵为师，研习兰学。兰学
当时，绪方洪庵（一八一〇～一八六三）是一位兰学大家，也被尊为荷兰医学的专家，悬壶于大坂。他开设的家塾叫做适适斋塾（简称适塾），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塾。塾里经常有学生一百人左右，前后就读于该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门生人才辈出，多有建树。
谕吉于安政二年（一八五五）三月，进入适塾就读。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从师学习兰学的头一遭。在这以前，从没有固定的业师，多半单靠自己的努力，偶然获得别人的指点而已。从此以后，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户担任教职之前，焚膏继晷，潜心钻研，自不在话下。不久，他被擢升为塾长。崭露头角
在绪方塾，学问上的切磋，使得谕吉大放异采，崭露头角。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练的大好机会。安政三年初春，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学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多亏洪庵先生亲自按脉诊病，另一位医师处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复如初。据说医师诊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当时邀请另一位医师会诊，就是这种父母心肠的表露。洪庵先生对学生像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使谕吉深为感动，所以他日后开办私塾时，也深爱他的门生，常以金钱物品接济家境贫困的学生。遇到学生久病初愈回到学塾，其欢慰逾常的神态，有如迎接生还的己子一般。侍奉恩师
谕吉侍奉恩师和师母，始终如一；洪庵夫妇作古之后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坂扫墓，一抵达大坂，便匆忙上绪方府的墓园，卷起裤脚，用草绳当作刷帚，婉谢随行人员的帮忙，亲手把墓碑洗刷干净才叩拜。从这一则小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洪庵先生为人师表的伟大，同时也可以看出福泽先生做人的态度。他祭扫父母的坟墓也一样，从清扫至上香，完全亲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里，开启佛龛的门扉和奉献供物种种，都自己做－－这就是否定宗教的谕吉本人的行为－－只有注意到这一层，我们才能确切了解不关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放洋
时代背景
谕吉在适塾修业期间，德川幕府的封建体制，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列强的势力步步紧逼；地方上的福泽谕吉
各藩也纷纷以大藩为中心，斥责幕府的专政。他们认为政治的动摇，启端于外国问题。这个问题是迫使时代变迁的基本动力。各藩为了自卫，为了准备应变，为了研究?术和了解中外情势，在在需要奖励洋学的研究。江户奥平藩也不例外。受聘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谕吉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接受奥平藩的征聘，到江户教授兰学。江户是幕府政治财经的枢要所在；处身其境，自然能够密切观察社会舆论的动向，注视局势的演变。这对于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这所粗具规模的兰学塾，设在江户筑地的铁炮洲地方。它就是后来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的嚆矢。执教
谕吉认为大坂的学生在学问方面，所向无敌。这一次自己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到江户执教的，因此颇为自负。事实上，他曾经利用机会，试探过当地兰学大家的学识，证实了平日所信的并不虚妄。谁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横滨观光的体验，对他无疑是一次残酷的当头棒喝，使他从自我陶醉中醒悟过来。当时横滨依据日本与列强订立的五国条约（安政六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与外国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个角落所看到所听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标也好，或和别人交谈也好，语言一窍不通。这对他好像是青天的霹雳，觉得数年来苦读兰学的努力，尽付东流。他即刻勐省到，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的一途而已。于是，他又开始废寝忘餐，读起英语来。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不得不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等书，跟另一个朋友埋头共读。这样开始学习之后仅历半载，他有第一次极好的机会，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留洋赴美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做为一个随员，终于能够成行，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仅仅携带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归国
回国之后，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于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当时，外国机关送达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兰文的惯例，因此常有机会对照学习英兰两国文字，颇利于英文的研究。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事件
在这里，为了便于了解谕吉的为人起见，谕吉对木村所持的态度，值得一述。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义上把谕吉当作一名随员，要他随从到美国；但除了公务之外，都以朋友对待谕吉。谕吉却为了报答他的恩情，终生以从者的礼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经请谕吉为他的著作写序文。但谕吉在序文中，甚至谦称自己为“木村前舰长的仆从福泽谕吉”。此外，呈函给木村，始终顾到文体是否得体。每逢年节，必定端正衣冠，亲往致贺。由此可见，他崇敬尊长、重视礼节的态度，不失为世人的表率。
倡导西学
婚姻与游历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 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缡。
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福泽谕吉
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于平日的学习，但更有赖于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于此。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工作
谕吉自欧洲归国后，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视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于译着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谕吉的为人。再度赴美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捩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着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庆应义塾
福泽谕吉 日元头像
伟大的事业开端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教育方针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
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谕吉的教学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声而远望?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于此可见。教学名言
当时，谕吉曾有一段勉励塾生们的话，十分动人。他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他的高风亮节，诚足令人肃然起敬。苦心教学
谕吉对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后，塾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义塾迁到景色秀丽的三田（今东京都港区三田），学塾地基比新钱座设塾时代，已扩充到三十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今天享誉于国际的庆应义塾大学，就是谕吉当年草创的家塾，经过积年累月惨淡经营所换来的辉煌成果。
各种著作
福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的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启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发挥到了极致。
谕吉的著作浩瀚。他以犀锐的直观，论述当时的日本国民热中追求的新知，加上文体平易、内容通俗，字里行间洋溢着侠骨棱棱的气概，使当时饥渴的知识份子如获佳肴甘泉，争相阅读。这种平易通俗的文体，豪气纵横的笔调，正是谕吉文章的特色。
他有这样的造诣，固然由于辛勤耕耘而然，但他的老师绪方洪庵的翻译法和莲如上人的笔路，对他都有深邃的影响。洪庵……译兰文原书，很少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译。他凭着豪放的气质，常取原书里的要旨来翻译，省去晦涩难解的词句，行文以浅近畅达为主，期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同时谕吉也十分钦仰莲如上人平易的文章，以及插用“假名”（日语字母）的文体；谕吉的文章也夹杂着“片假名”，以收醒目易读和加强语意的效果，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谕吉的处女作华英通语，出版于万延元年（一八六〇年）。这是一本英语的单字和会话的书，用“假名”注音，汉字释义。接着出版西洋事情一书，介绍西方的文物制度、权利义务观念、和文教政经的实况。此外，影响力比西洋事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便是小册子《劝学论》，共十七篇，在明治五年到九年（一八七二－七六）之间陆续出版。它阐释人权平等的精义，新学问的真谛，以及法治国家的国民应尽的职分等等。这部书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导，恍然大悟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二十万册计算，大约有三百四十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和十二年相继问世的两本书，文明论之概略和民情一新，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后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这些书是最适合于了解谕吉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和国家观的名著。
到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竭尽了领导舆论的天职。时事新报的社论，有下列数种特色：针对当时的国际情势，倡言“东洋政略论”；关于国内政治，主张“官民调和论”；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题，鼓吹“妇人论”等。他撰写这些社论，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一个民权运动理论的领袖，积极推展启蒙运动。他在晚年发表的《福翁自传》和《福翁百话》，可说是他平生的阅历和思想的总结算。
除此以外，他译着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六十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
主要著作总结：
《西洋事情》
《劝学篇》
《日々のをしへ》
《文明论概略》
《通俗民权论》
《通俗国权论》
《民情一新》
《时事小言》
《福翁自传》
《福翁百话》
《痩我慢之说》
《丁丑公论》
《脱亚论》
学者雁奴
福泽谕吉生为日本的一个国民，无限地热爱他的祖国。他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激变时期，本乎一己的忠贞与爱国的热忱，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企望完成书生报国舍我其谁的宿志。可是，他乐意做国民的一分子，和大众同生活，在大众中活动，对世上庸俗的荣华富贵却不屑于一顾。维新政府为要借重他超伦的才识，曾再三请他出任政府的职位，但他澹泊名利，置若无闻，从不改变以一个平民终其一生的初衷。此外，为要表扬他毕生的丰功伟业，常有颁赠给他学位、勋章或爵位的倡议，但他总设法婉辞，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旨嘉奖，并赏金币五万元。谕吉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彻底坚守独立自由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剖视谕吉的一生，他真不愧为一位典型的学者，终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说他是一只忠心耿耿的“雁奴”，绝非言过其实。他曾经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是雁奴。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的时候，动辄有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学者也是如此。独有学者能够瞻前顾后，留神今生，展望来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择善而固执，为真理，绝不肯折腰；不因时势的演变，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其所发的言论，虽是逆耳的忠言多，却有警世的馀韵萦回。衡以谕吉生前的行谊，他似乎以一只雁奴自任，引此以为荣。
谕吉毕生对于日本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以著述教导全体社会；第二，创设学塾，造就人才；第三，创刊新报，普及新知，拥护公论；第四，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民权政治。这些事业，谕吉莫不营运自如，一帆风顺。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谕吉终因宿疾－－脑溢血症复发，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噩耗流传所及，日本全国上下，不问识与不识，都惋悼这颗巨星的殒落。他的逝世，确是日本最大的损失；全国的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众议院也破例对谕吉发布吊词，使他身后备享哀荣。
福泽谕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一位新思想的先驱，领导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万世。
一位卓异的日本教师，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史上空前的动汤颠簸时期，如何竟其生涯？他的生活态度怎样影响那个时代？时代的变迁又怎样影响他的成长？时代和个人有甚么相互关系？能不能够灵犀一点通，从这位人物毕生的言行中，领悟到我们个人应该有的作为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值得世人深思的重要问题。
扩展阅读： 1 福泽谕吉（昭和三十三年）。福翁自传。（富田正文校注解说）。庆应通信。
2 石河干明（昭和十年初版）。福泽谕吉。东京：岩波书店。
3 石河干明（昭和七年初版）。福泽谕吉传。东京：岩波书店。
4 桥诚一郎（昭和二十二年初版）。福泽谕吉。实业之日本社刊。
5 伏见猛弥、阿部仁三（昭和十二年）。福泽谕吉（日本教育家文库第四十卷）。北海出版社。
6 福泽谕吉撰，时事新报社编（大正十五年）。福泽全集。东京：国民图书会社。
7 续福泽全集（照和八年）。东京：岩波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