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1年5期]
这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寻亲故事。一位思念大陆亲人的台湾老兵,以68年的时间,不懈地来大陆寻找自己的家,然而,最终没有找到归宿,一个人的传奇包含着一群人的辛酸与泪水。
难回故里
——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
郭冬
我舅,台湾海军陆战队上尉,河南籍老兵,一生挫折大于平顺。像很多漂泊的中国人一样,他把“回家”当成了无可置疑的生命追求与归宿,然而“叶落”却未能“归根”。
舅舅走了,和他相同命运的老兵已经或即将抵达天国。这些被政治强力所侵吞的一批特殊人,早被自己原先所属的社会所抛弃,因而他们就比其他海外游子,更渴望被原来的生存空间所接受。
他们正在带走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中关于他们的秘密,将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无声无息地融化。而他们,这些在历史记录中原本就是缺位或一笔带过的小人物群体,再过二三十年,也就成了飙离后人记忆的缥缈的风帆远影。
当舅舅在台北荣总医院辞世时,我清楚,夺走舅舅生命的,剥夺他回家意愿的,不仅仅是病魔,甚至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两岸局势。
第一章你从哪里来,我的舅舅
初次见面
1988年4月2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母亲派我接舅舅。
母亲交代的线索是:你舅洪洲,57岁,台湾人,乘坐京广线列车抵达北京站。
我不知道这个年月会被载进中国当代史,——当然,舅舅并非历史人物,他在庞大的台湾海军陆战队中,不过是个退役上尉;我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世人瞩目的事件正急剧降落到我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上。
没有车次、时间,只有等。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见港台模样的壮年男性出站,就迎上搭话:请问是洪洲先生吗?
不,不是,不是不是。
无数张矜持或自负的脸面从身边闪过,无数只滑轮皮箱从脚下拉走。
那个下午,我伫立在北京站出口,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姥姥临终前对舅舅的评价是:到底不是亲生儿子啊,说走就走了,连个信也没有。姥姥对舅舅的彻底失望,使我一直不肯原谅这个没见过面的人。
我掉头往家走,心说:不等了,当年他离家出走,让姥姥苦等了一生,现在又轮到我来等。
第二天凌晨,尖锐的电话铃声长响不断,话机显示着母亲住所的号码。母亲的语气充满兴奋:你舅昨天午夜到家,飞机停在天津,他是从天津搭乘出租车到北京的。
我才知道,舅舅作为台湾当局“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方案实施后的首批老兵之一,是从台湾飞到香港,后经罗湖口岸到广州,再到北京的。他们这些想家想了近40年的人们相约着出来,就像鸟儿逃离了樊笼。
可惜,广州城没有欢迎舅舅,北京城没有欢迎舅舅,京广线也不欢迎舅舅,现实冷酷地扯碎了老兵们用心血绘制的蓝图。
舅舅没能购买到从广州直达北京的火车票。他在信中说,想圆梦,沿着京广线一路看下来,看内地,看河南,看黄河,一解思乡之苦。
1988年的广州车站售票窗口前,人头攒动,纷乱熙攘。舅舅已经不习惯于无序状态,惊讶地注视着推来搡去的人潮。他不知道,大陆的改革正从这个年段、这个门户壮阔地涌向北方大地。
有人走到他身边,是票贩子。“北京软卧哦?没福气啦!”贩子劝他,“改搭飞机快得很咧!”舅舅急于逃离广州,立马从皮夹里抽出美元,以3倍价格购买了抵达天津而不是北京的飞机票。
我直奔母亲家,推开门,正见舅舅的笑脸。
一股暖暖情谊笔直地流淌到我心里。
这就是后来留在我印象里的舅舅。他壮壮实实,腰板挺得很直,是那种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他身着毛料西装,染过的头发有序地分梳在两边,眼睛不大,一笑就眯起来,显得很亲切。
这是一张和善的面孔,和善到让你忘记了姥姥的哀怨,忘记了几十年生活境遇的区别,忘记了彼此的距离,仿佛大家从来就是这样一起生活,素无间隙。
舅舅第一次置身于我们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喜得不知怎么好。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老是眯着眼笑。
我扎进厨房,赶紧干活。在中国人欢聚的场合,吃饭是第一位的。
舅舅随我进了厨房,慈爱地看着我,将红包塞给我。可能是青少年时代屡经冷遇,我一直不习惯收礼,再说昨天还在埋怨人家,今天咋好收红包呢。
舅舅看出了我的尴尬,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小冬,这是‘人头份’,大人小孩都有份!”他抓住我的手不放,很有力气。他的手又宽又厚,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很大的绿翠戒指。
舅舅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最让他骄傲的是,当返乡老兵凑在台北聊天时,旁人说大陆亲戚要钱要物,而舅舅却说他收到的东西多得带不走。在往后的日子里,一提这事,他就笑眯了双眼。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老天送给我们一个舅舅。
妈妈摇头:哪里!你舅五十多年前就在咱家落根,和咱们血脉相连了。
妈妈就给我们兄弟姐妹讲开了——
你们都知道了,你舅不是我亲弟,这要从家世说起。
你姥姥是河南人,家境殷实,嫁给你姥爷后,光景就差下来。可姥爷没让姥姥失望,他是个有远见的人,早早从商,到县城开办馒头铺,起名玉兴馍铺。凭着诚信发达,雇伙计,买骡子,还盖起了二层小楼。
你们都知道孟子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姥姥接受的就是这种文化。她接连生养我们姐妹仨,没有儿子。不管族人是否数落,她自己就被“无后”的观念压得抬不起头。痛苦的还在后头,我的姐姐和妹妹先后死于疾病,只剩下我这个中腰的。尽管我从小学念到师范,成绩拔尖,远近有名,但都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继承香火的荣耀。
一件偶然的事情挽救了这个家。那是1932年,时逢大灾,黄河泛滥,土路上满是背井离乡逃荒的人。有人捎来口信,说一家逃荒人要给儿子找条活路。
姥爷当即说:“咱认下这个儿,让他传宗接代。”姥姥自然同意,买了小孩衣服,我们一家三口搭坐驴车,往邻村赶了去。
那是个风沙天,很冷。我们进了人家,就见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妻在等。
男孩两岁,没穿衣裳,裹在一堆破布里。我伸出手指逗他,男孩闭着眼睛全无反应。他娘怕我们不要,赶紧解释:“小孩没奶吃,到现在还不会说话。”你姥姥的眼泪掉下来,低头给孩子穿衣裳,又掏出准备好的10块银元,捧给逃荒人。那夫妻俩又喜又悲,千恩万谢地去了。走出门口,他们再次回头张望穿上了新衣裳的男孩,但孩子仍旧闭着眼睛没反应。
你们猜得对,这就是舅舅了。
家里算是有了儿子,之后请客接风,把男孩视为珍宝。
当地一位具有相面奇术的方士称:这孩子命里缺水,必须取个多水的名字。
一番推算之后,算命人拍了板:水大为洪,有水必有洲,就叫“洪洲”吧。
我突然有了悟性,拦住妈妈的话:是不是水太大,把舅舅妨到了被水包围的“洲”——台湾岛?
妈妈警告我:不要乱讲话,你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舅舅的回忆
一夜之间,舅舅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他照样挺着军人的腰板,照样洋溢着军人气质,可腰里拴上了妈妈家门的钥匙。他喜欢听钥匙当啷当啷撞击的声响,那意味着找到了家,他喜欢这种提示。
他哼着常香玉、马金凤、崔兰田的豫剧段子,进进出出居民楼。
邻居们会说话儿:是舅舅来啦?看您姐弟俩长得多像!
舅舅笑眯了眼:亲姐弟能不像?
那时,我遍查报纸,都找不到河南豫剧团到京演出的消息,只好一趟趟送来赶制的豫剧录像带,像《卷席筒》《斩包拯》《穆桂英挂帅》《花木兰》《秦雪梅吊孝》《抬花轿》《香囊记》《陈三两爬堂》,足有二三十盘。那是舅舅最快乐的时光,他和着豫剧带子的旋律,用戴着绿翠戒指的大手,一下一下拍打着沙发扶手,不时哼出声来。
我知道,舅舅渴望这种温馨的家庭生活,已经很久了。但有时,他会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我忍不住,就问舅舅为什么叹气。舅舅的眼圈红了:想你姥姥咧,她一天好日子没过上,要是能像现在这样,手拉手,一起看戏听戏,我死也知足了。
那天,舅舅向我讲述了他的童年——
你姥姥,我叫娘。在娘身边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有福气的时候。娘爱爹爱,我从两岁玩到6岁,凡事不愁。那时,咱家乡下有地,县城有铺,是出名的好人家。
一次,馍铺伙计耍笑我的处境是要星星不给月亮,我一听就吵着让爹给摘月亮。爹是铺东家,平常少言寡语,伙计害怕他,我可不怕。爹聪明,用剪子把蛋糕铰成月牙儿,月牙儿黄黄的,他捧在手心里哄我:看,刚给我儿摘下的月亮,趁着软,快吃吧。
说来好笑,昨天你妈告诉我,就因为爹娘偏疼我,她那时还哭了咧。
我像富家子弟那样,6岁上念书,只要我愿意,爹能一直供我。可惜我不成器,一进学堂就逃课,跑到村外瞎折腾,结果只念了两三年。这是我这辈子最悔的事。
我闹出了圈,给家里惹过大祸。
一次,绑匪趁我出村玩耍,劫了我,要价10担赎粮。尽管咱家不短吃喝,可1担100斤,10担粮是1000斤啊,够全家吃上一年的。这对小生意人来说,等于揭了房顶啦。
我被绑匪关在茅草屋里,心想爹一准不赎我了,就闭着眼睛等死。那时,我小心眼里好怕呀。
谁知没过多久,绑匪咣当一声拉开门,朝我说,你爹来了,回家吧。
我以为是绑匪戏耍,不理他。可绑匪又说,你爹来了,回家吧。
我腾地跳起来,站在屋门口一看,可不,爹来了,正卸车哩。那骡车上码的粮食好高啊,我见着绑匪没哭,押在茅草屋里没哭,可一见骡车上像小山一样的粮食,我哇地哭了!那是爹娘起早贪黑干活挣的哩!
爹抱起我,用手帕给我抹泪。他的眼神,让我一辈子忘不了,多疼爱、多怜惜!
卸完车,爹把我安顿在空车上,他一个指头没戳,一句气话没说,搂着我就赶车回家。娘在村口等了一整天,她泪流满面地把我抱在怀里,我当时就感动得哭开了。就为这,我心里许下愿,要当孝子,日后为爹娘养老送终!
要是没有后来的变故,这个家的日子有多好!
家里的买卖越做越大,人家的馒头是一斤5个,咱的馒头随便抓起4个,一称准有1斤多,不使碱,面白面暄,价钱还便宜。爹会做生意,给老客户发了优惠折子,回头客越来越多,馍铺就开了分号。爹成了县城里的人物,他仍旧少言寡语,可在街上一走,人们全迎着这位身着狐皮长袍的老板打招呼。爹不再干活,凡事不问,全交给账房管,伙计多起来。
爹不大回家了,在外头娶了二房,就是你二姥姥。我们私下管她叫老二。
当时,我是孩子,不明白爹为啥娶二房。俺娘是全村公认的美女子,她双眼皮大眼睛,黑黑的头发拢在脑后,又能干又善良,我可为娘骄傲了。那一次,娘哭了,哭过后,她平静地对爹说:恁别在外头住,搬回来一起过吧。
就这样,老二进了家,我的好日子也到了头。这老二比娘年轻多了,仗着爹宠幸,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一天,那年轻女人戳着我的头说,嘿小子,你大了,不能吃白饭,卖馍去吧。老二一句话就改变了我的身份。这样,我10岁那年,就成了小伙计,每日领馍外卖,回家报账交钱。卖不掉,没饭吃。
有一次,没卖完馍,老二不让吃饭。娘看见,不干了,她碰上讨饭逃荒的都送馍,咋能看我饿肚子?老二不怕娘,喊开了:这小子是啥人,凭啥吃白饭?娘平时不多言语,可这会儿寸步不让:啥人?他是我的儿,吃白饭也理当!老二一甩头,叭地把笼屉扣上了。
平时的积恨涌上心头,我跺脚朝老二喊:你个贱小婆!
我把“贱”字拉得又重又长。娘愣了,赶紧回身护住我。
老二嗷地一叫扑上来,隔着娘,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
小冬啊,就从那时起,我右边的耳朵聋了,到现在还听不真。
后来,日本鬼子打来了,馍铺开不成了。我姐,就是你妈,去抗日;老二生了儿子,爹带着老二单过。自打那以后,这个家就散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爹。
娘领着我躲日本兵,回到村里。娘种地纺线,有口馍,先给我吃;扯块布,先给我做衣服。我懂事早,每日抢着帮娘担水劈柴,怕娘想姐心疼,总是哄着她高兴。要是用几个字形容我和娘这八年的日子,那就是:相依为命!后来,抗战胜利了,姐来信让我们去江苏徐州找她,我们三口才算团聚了。
不知妈啥时进屋的。
妈插话:“洪洲呀,咱们从江苏徐州迁到湖南长沙,是1948年吧?”
舅说:“是的,姐。”
妈终于道出了应当在1948年说的话:“那是咱家最难的日子,你姐夫买了扁担箩筐,要你卖菜贴补家用,你,你怎么不吭一声就离开家了?”
我知道,这是舅舅最难过也是最难面对的事情。
他挺直的腰板弯下来,声音低得像自语:“我那是被抓兵抓走了……”
妈的声音也软下来:“你知道咱娘伤心一辈子,临终还念叨洪洲洪洲的吗?”
舅受不住了,他抬起头,眼眶里溢满泪水。
“我,我,我呀……”舅说,“我想娘想了一辈子啊,姐!”
他爆发出一声男子汉的呜咽。
舅舅失踪的真相
舅舅为什么出走?我家两代老人为这个问题寻思了半辈子。现在,我从妈妈与舅舅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摘出了下面这段家事。
让我们回到1948年的长沙。
那时我还没出生,上面有三个哥姐。爸爸在20世纪末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抗战作家纪念牌。当年他是报纸主编,写过发过很多抗战诗歌。可战争一结束,他就失业了。
爸爸送爷爷去台湾时,停靠在福建港口的轮船噗噗地冒着白汽。时任国军军官的爷爷紧紧拥抱着爸爸,颤声说:我的孩子,报馆关张了,你失去薪俸,老人孩子等着吃喝,为什么还留在大陆?爸爸不回答为什么,只是坚定地重复:我不走。爷爷踏上轮船的那一刻,说了一句令爸爸终生难忘,后来几次转述给我的话:你,真的相信那些左派朋友?
爸爸的眼泪流下来。这是父子俩多年不同的政见。
招手,招手,招手;再见,再见,再见。
那逐渐缩小的身影,最后消失了,永远消失在了两个人的生涯里。
爸爸和爷爷从此没能再见。
冬季的长沙,空荡而寒冷。
爸妈、姥姥舅舅和我哥姐,一家老少七口人围着炭盆吃饭。那时,爸爸做起小生意,妈妈钩织帽子外卖。不巧,幼小的哥姐赶上发烧,两支盘尼西林下去,家里就断了炊。
炭盆里发出的红光,越来越弱,最后,火星全熄了。姥姥叹着气,把炭盆扣到木门外,家里没钱买木炭了。妈妈钩织帽子的手,冻得肿起老高。
那年舅舅18岁,挑着箩筐上街卖菜。
他心气老高,每逢迎着太阳上菜的时候,都在盘算一个希望,咋能让家里的日子变一变呢?
变化的时刻来了。
两个军人兜头迎上来,舅舅刚想招呼买菜,两人开口了:喂,送你去个吃饭的地方。
舅舅看势头不妙,抓起箩筐要跑,但一个人已经按住了他的肩。舅舅挣扎着喊:我有娘,得问娘!另一个人随手撇了箩筐说:先看看兵营再问娘。
在抓兵人的押解下,舅舅挪动着双脚。
那时,舅舅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村孩子,不知道全国的战争形势,不知道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47万人,淮海战役接着开打;不知道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屡败屡退,为补充兵力而大规模抓壮丁;不知道共产党已经在筹备建立新中国。
被50年后的舅舅评述为“是权力之争也是治国方略之争”的这场国共战争,给予当年舅舅的心理感受只是恐惧与茫然。舅舅分不清共产党国民党解放军国军,更不知道自己成了壮丁。
走啊走,太阳升高了。
舅舅心里也升起了一个太阳,早先盘算的那个希望亮堂起来:穿上一年半载军装,拿上钱回家,娘和姐就能吃饱饭了!
舅舅轻松起来,索性挣脱押解人的手臂,自己大步走进了兵营。
历史在这里停住了脚步。舅舅的农民身份就在这一刻结束,从此,他成了国军士兵。
第二章 一江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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