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韩子栋 来源：红岩春秋
本文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04期 作者：潘岚 原题为：从韩子栋身上读懂“英雄”
小说《红岩》出版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人们争相诵读。而小说塑造的“疯老头”华子良的形象，无疑是极富传奇色彩、为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人物之一。华子良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自然源于作者的呕心沥血，更来自生活原型-韩子栋的传奇经历。
“英雄伏魔降虎的气概，一直为我所崇敬”
韩子栋在《我在秘密监狱十四年报告书》中这样写道：“我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那里是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描述的景阳岗，传说武松打虎的地方。从小，武松打虎的故事，通过祖辈父辈，一代代向儿孙讲述。对此，我亦记得滚瓜烂熟--当然，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人生战场将有什么遭遇，但英雄伏魔降虎的气概，一直为我所崇敬。”
出生于普通农家、从小就随父务农的韩子栋读过几年私塾，也能识文计算。但天生叛逆的韩子栋并不愿过父辈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去闯闯，于是拒绝了父亲让他弃学务农以求安稳的安排。1925年，在兄长的支持下，韩子栋考入了聊城山东省立二中，迈出了理想的第一步。
1926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北伐战争势如破竹。血气方刚、思想活跃的青年韩子栋也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积极参与工农运动，并于当年在省立二中加入了国民党。但是，随着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向过去的合作者举起了屠刀。这猝不及防的变化，使胸怀济世救民理想的韩子栋顿时失望与彷徨。
1929年夏，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指派，韩子栋前赴淄川鲁大煤矿组织工会，同时负责监视一个叫周月波的人。但当到达鲁大煤矿后，韩子栋发现周月波是一个真正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并深受工人信任和爱戴的人，不由得对他心生敬意。尔后两人相互配合，组织工人团结一致，坚持8小时工作制，努力维护工人利益。矿区资本家派人找到韩子栋，表示愿意出资送他到日本留学，条件是希望他能“维护矿区利益”。面对诱惑，韩子栋说：“工会委员不为工人利益工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严辞拒绝了矿区资本家的要求。正在他为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与周月波一起积极筹备罢工时，突然收到了一封“速离淄博”的电报。韩子栋知有变故，急将此消息告知周月波，并立即离开矿区回到老家。原来韩子栋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不满，给他定了一个图谋暴动的罪名，并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还派人到矿区抓捕他。韩子栋离开矿区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全省发出了通缉命令。
1930年，21岁的韩子栋不得不离开山东，来到北平。一天，当他饿着肚子徘徊街头时，忽见墙上广告栏里的半截“私立山东中学”招生广告。心怀救国理想和渴求知识的他立刻找上门去，拜见了学校董事长李澄之、校长郝任夫。李、郝二人都是进步人士，又是山东老乡，对韩子栋的遭遇深表同情，爽快答应将他安排在校读书。继而又介绍他去春秋书店当店员，由于韩子栋的勤奋努力，不久就成为书店营业部的经理。有了一定积攒后，他又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就读，成为半工半读的学生。
“从这天起，我觉得我靠近了太阳，找到了光明”
这个位于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除销售一般书刊外，还暗中销售革命书籍。一位名叫周怡的顾客常来书店小坐，与韩子栋聊天，后彼此成为了知心朋友。周怡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八路军驻渝联络处负责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成立后，又任办事处副处长。此时，周怡正在设法建立地下党的联络点，通过长期观察了解和深入谈心，他对韩子栋建立起了信任。一天，周怡向韩子栋谈起了入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韩子栋梦寐以求的愿望。原本怀着济世救民思想的韩子栋，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几年的亲身经历使他看到，国民党已经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对国民党已丧失了信心。而对于共产党，韩子栋并不陌生。国共合作时期，与他共事的人中便有不少共产党员，也了解了不少共产党的理论。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于是一直苦苦寻找接近和联系的机会。韩子栋之所以放弃条件优越的国民党训练班教师职业，转而深入艰苦的鲁大煤矿，就是因为他以为在那种艰苦的地方能够找到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未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的梦想打碎。现在周怡主动问及，他喜不自禁，兴奋地握住周怡的手说：“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也是我来北平的首要目的。”1932年1月，由周怡介绍，韩子栋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韩子栋说：“从这天起，我觉得我靠近了太阳，找到了光明，成了最幸福的人！”韩子栋入党后，直接受周怡领导。
从此，春秋书店成为了中共中央保卫局北方分局（又名北方政治保卫局）的联络点，也是“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点。
“北京特科”是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的党的隐密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受空前劫难。为防不测，周恩来指示曾与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受训、时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工作。经陈赓与吴成方同志研究，决定在北平组建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由此便诞生了由吴成方同志奉命创建的“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组建，初建时其核心人物为吴成方、肖明、周怡等人。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物色人员，发展、壮大组织。“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方各界的重要情报，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5年时间。作为其秘密工作点的春秋书店，走出了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正是其中之一，是在“北京特科”历练下才成长起来的钢铁战士。
从“在蓝衣社站住脚”到黯无天日的铁窗生活
1932年春，蒋介石为强化特务统治，让戴笠派得力干将去主持华北工作，戴笠遂派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去北平建立“华北区”组织，由其兼任“华北区”区长，同年秋改由王天木接任，这就是当时习称的“蓝衣社”特务机关(军统前身)。为截取敌特情报，保卫党组织安全，韩子栋按照周怡指示，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蓝衣社”内部，为党从事情报工作。
“蓝衣社”以组为单位，严禁社员相互之间发生横向关系，这为韩子栋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但他很快找到了办法，即利用可以发展社员的有利条件发动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的公费生加入“蓝衣社”。而散在各组中的这些人都与韩子栋有了联系，他便能很技巧地从他们口中知道“蓝衣社”在各机关、团体、学校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活动情况等，但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怀疑。机智的韩子栋，立即找出了“蓝衣社”的弱点--其内部黄埔与非黄埔、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派系矛盾，并极力地扩大这一矛盾，使之更加尖锐。在和组员的交流中，他经常说：“要在'蓝衣社'中站住脚，就必须一要有靠山，二要有力量。如果自己没有靠山，没有力量，就只有白白的当人家的牺牲品。希望没有靠山的人团结起来，在各种冲突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力量，使能当靠山的人主动找我们。”他的同仁也赞同这个观点，并默认“蓝衣社”北平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孔福民为他们的领袖，组成自己的小团体。他们可以在其间自由交换意见，报告自己组内的情况，这样也在无形中有利于韩子栋与其他成员发生横向的组织关系。这个关系发生的效力可不小，不但能够收取有利情报，而且更加剧了“蓝衣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在这样极其复杂和艰难的环境里，韩子栋出色地完成了中共地下党交予的任务。
但是，由于特务机关推行“人后有人、互相监视”的制度，不过半年时间，韩子栋就被人密报。回家暂避3个月的韩子栋重返北平不久，即遭被捕，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韩子栋先被关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随即又转往有“阎王殿”之称的宪兵三团接受审问。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及其手下特务处长丁昌，以酷刑拷打、杀人如麻而闻名。韩子栋在此连续惨遭拷打之后，身体极度虚弱，一次刚上“飞机”（一种刑惩方式）便昏死过去。法医摸不出跳脉，竟填写了死亡证明书。在韩子栋被捕前，敌特内部由于失密严重而互相攻讦。被捕后，各派都暗施诡计，将他当成攻垮对方的炮弹。如今韩即“暴毙”，主审特务害怕担当“杀人灭口”的罪名，便立刻带着医生赶来打针注射，花了很大力气才将韩子栋从“阎王”那里抢救了回来。
此后，特务停止了对韩子栋的审讯，将他转入南京军统秘密监狱。由于长年不见阳光，潮湿污浊的空气和营养不足的生活，韩子栋染上了多种疾病。在身体最孱弱的时候，他恶梦频生，最常梦见的是女儿扑倒在他怀里痛哭，而看守却在旁边大声呵斥，他便起身与之大声争吵。常常因争吵声大而惊醒了同室人，当被从梦中唤醒，又唏嘘不已。韩子栋曾作《女儿行》一首，以表当时之心绪：
吾女一何哭，看守一何怒；女急扑父怀，看守豺狼吼。吾起与理论，班长请息怒，汝亦父母生，家无儿和女，汝儿与汝女，在家念汝不！同是中国人，相逼何太苦。儿且先头走，回家告汝母，为我拭锋刃，杀尽贼与狗。
抗战爆发后，韩子栋又和其他政治犯一起由南京辗转湖北武汉、湖南益阳后，于1939年转至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和韩子栋同关一室的，多半都是军统的违纪分子。韩子栋既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事实上也不是军统的违纪人员。这种特殊的身份，虽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也带给他不少烦恼。狱中地下党员把他当作军统分子，而军统人员又视其为组织中的叛徒，他就在这“姥姥不疼，爷爷不爱”的夹缝里生活了5年。因此，狱中的韩子栋一直保持着地下斗争时期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平时不多言语，也不参与各派的争论。
“有了一种新的心情来对待狱中生活”
1940年下半年，从重庆押来的一大批人被解到了息烽监狱，其中一位叫张世英的政治犯就和韩子栋同关一室。此人形销骨立，清瘦的面庞缺少血色，然而透过架在他鼻梁上的一副厚厚的近视镜片，闪烁出的是坚毅的神情。原来此人正是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抗战时期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的罗世文同志。罗世文到息烽后，正好和韩子栋同关一室。
罗世文的到来，成为韩子栋狱中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报告书中这样写道：“起初我对罗并不相信。因第一，他说他是罗世文，但看守又喊他张先生。第二，在监狱中他每月还有六十元的津贴，这个津贴到底是什么'报酬'。但我知道他对外边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冒险跟他攀谈，希望知道一些外界的情况。我们开始谈一些家常和一般学术问题，最后渐渐涉及到政治。”
“我问他'国共合作'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他不厌其烦的给我解释，并说抗战发生后，全国青年向延安去的热烈情形、红军的现况等等。几天的谈话，解除了我的疑虑，点燃了我的希望，光明又在我眼前闪烁。他问我的组织关系，我简单的向他讲了一下，他说他认识周怡，并对我有所耳闻。与罗世文谈话后，使我有了一种新的心情来对待狱中生活。”
息烽监狱首任典狱长何子桢，天性凶恶暴戾，其百般酷刑、恣意摧残和草菅人命之至，闻所未闻。为此，政治犯挺身反抗，狱内风波迭起。戴笠惟恐影响军统名声，难以收场，遂将何免职，改由“面善”的周养浩接替。1942年，周养浩上任典狱长后，根据戴笠“扩大监狱范围，准许他们把家眷接过来搞生产，自给自足在里面住”的指示，立马打出“改革狱政，建设新监”的旗号，接着又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实现本狱自给自足”的所谓“狱中新政”，称犯人为“修养人”。为缓和对立情绪，周养浩一反何子桢的高压残暴之道，摆出一副“开明管理”的面貌，其目的在于粉饰他们长期欺压政治犯的暴行。
于是，“修养人”每天可“散步”1小时，后来又改为上下午各1小时，最后白天房门也不关了，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实行'新政'以来，我整日晒太阳，已经晒成'黑人'了，我的风湿病、皮肤病都因为经常实行日光浴的关系，渐渐痊愈。”韩子栋认为这也是他健康恢复的开始。不仅如此，为平息狱中因层层克扣以致伙食粗劣的众生怨怒，监狱当局决定将伙食交给“修养人”主办，韩子栋还被提名为搞伙食的“工作修养人”并兼管狱中小卖部。韩子栋将狱中小卖部经营得红红火火，由此也赢得了监狱当局的“信任”。
在息烽监狱里，罗世文还承头组织了狱中秘密党支部。根据狱中的具体情况，秘密支部还制定了行动纲领，即：一、团结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便在局势好转时争取出狱；二、争取阅读书报的权利；三、同叛徒变节分子、动摇分子作斗争；四、尽量想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让党了解狱中情况，进行援救或里应外合，举行暴动。而韩子栋利用自己相对自由的身份，秘密担当起了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任务。
1946年，韩子栋又被转至重庆白公馆关押，看守长也将伙食和小卖部交由他办理。在特务眼中韩子栋比较“听话”，沉默寡言，老家又在山东，对重庆人生地不熟，因此不会泄漏消息。而韩子栋也将白公馆的小卖部做得有模有样，故特务对他更加放心。韩子栋因此获得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加之兼管小卖部，他便利用能常去磁器口镇上购物这些宝贵的机会，摸清沿途及四周的环境情况，为今后的越狱打下了基础。
抓住一切机会跑出去！
在白公馆监狱中，秘密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领导集体，其核心人物是许晓轩、谭沈明等，他们多次商策集体越狱或单人伺机逃跑的计划。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被秘密杀害，形势越来越严峻。但由于白公馆看守力量的加强以及被关押人员变动性大等原因，集体越狱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情况下，韩子栋接受了许晓轩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跑出去！跑一个是一个，出去后有责任将狱中情况向党汇报。为了越狱，韩子栋加大了每天的运动量；为了更好地麻痹特务，他愈发“疯癫”；为了适应各种条件下生存的需要，他还每天咀嚼煮饭的锅巴。就这样，他顽强地蛰伏着，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1947年8月18日，看守卢兆春像往常一样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买菜，韩子栋也照常担着挑子走出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大门。因卢兆春经常去磁器口采购，在当地自然有不少熟人，每次前去都少不了被邀去喝茶打牌。这一天，卢兆春很快地完成采购后就去了货主家打牌，而韩子栋则照常坐在门口的石坎边上。当卢兆春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韩子栋走到他的身边通报要去方便一下，兴致之中的卢兆春毫不在意地挥手表示同意。于是，韩子栋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
但他并没有去厕所。一到特务视线之外，韩子栋就加快了步子，几乎是一路小跑直奔磁器口的河边。情急之中，他搭上河边的小船，向着对岸的江北石马河驶去。船还未在河边停稳，韩子栋就扔下钱，跳下船向着岸上跑去，迅即隐没在了大巴山脉的崇山峻岭中。韩子栋谨记狱中党组织的规定，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不在人群中出现，专拣小路或者几乎没有路的地方，只认定北斗星方向，在大山中不顾一切地行走，同时不停地往嘴里塞放和嚼锅巴来保持体力。为了避免警犬的追踪，他中途换了草鞋，只要有水塘和河沟就毫不犹豫地从中趟过。就这样，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他马不停蹄地一口气跑了6个小时。此时39岁的韩子栋本应是年富力强，但由于长期的监狱关押，身体已是非常虚弱。当他在一个靠山的小洞里停歇时，不禁倒下睡着了。韩子栋后来回忆：“那一觉睡醒后，浑身都是被蚊子叮咬的红肿疙瘩，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放了两个玉米在我身边，我吃了后又立即赶路，最后终于到了河南。”
在河南，韩子栋找到了自称是蒋介石胞兄的郑发。早在息烽监狱时，这个蒋介石未曾与之相认并将其关起来的郑发就与韩子栋曾住在同一间牢房。郑主动讲过自己的事情，并特别感激韩子栋对他的关照，多次表示今后如有困难可到河南找他。韩子栋根据其提供的家庭地址找到郑发后，又通过他的关系弄到了通行证。当最终到达解放区找到党组织时，韩子栋激动得热血沸腾，语无伦次。从白公馆脱险到联系上解放区党组织，已是整整45天时间。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的报告，他的党籍也得以恢复。中组部的一位领导曾对他说：“你能经受长达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的党员中亦属罕见，堪称难能可贵。”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褪尽，囚牢的阴霾远已驱散，韩子栋的人生也永远定格。他用信仰与意志书写的传奇，成为上世纪60年代小说《红岩》、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以及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基础，一直以来为人们所传诵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