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军的掷弹筒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迫击炮，它的主要特点是射角大，弹道弯曲，射程不远。主要用来杀伤躲藏在工事和隐蔽物后的敌人或者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它的杀伤效果好，操作方便，可以伴随由单兵携带随一线步兵移动，对一线步兵进行支援。由于单兵携带且可以隐蔽在障碍物后发射，它的隐蔽性很强。掷弹筒由特制的弹药袋携带，一个弹药袋可以携带8枚榴弹，一个二人掷弹筒小组可以携带16枚。发射时先由射手先拉动击发杆，然后由弹药手将弹药从筒口装入，完成弹药的安装。左手握住发射筒，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射手通过瞄准线进行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将榴弹射出。
世界同口径的迫击炮一般至少要超过6公斤，八九式掷弹筒只有不到3公斤（不到三千克的是十年式掷弹筒，89式掷弹筒全重4.7千克，不比步枪轻），居然比一把步枪的重量还要轻的多，非常适合单兵携带。九一式手榴弹也不过0.45公斤，一个弹药袋装弹八发也不过3.6斤，加上掷弹筒整个作战系统一共不到7公斤，比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还要轻的多。由于重量轻，掷弹筒小组不会像迫击炮组或者重机枪组一样由于负重大－－无法及时随一线步兵作战。实战中，掷弹筒小组甚至可以随着步兵冲锋。
一般来说，掷弹筒的杀伤半径大约在5到8米，一发榴弹如果落在人群中可以杀伤数十人，这个威力对于50毫米口径来说还是不错的。
掷弹筒对技术成熟的日本来说，造价只有步枪的四分之一，而九一式榴弹和普通步兵手榴弹基本相同也是极为廉价。如此的价格相对掷弹筒的不错的战绩来说，简直是太便宜了，在二战期间仅仅国民政府就制造了4万多具，大量装备国军部队。
掷弹筒是日军小队火力的支柱，据说日军大多数的掷弹筒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实战中的400米内命中率高达在85%到95%，十分惊人。进攻战中，日军掷弹筒小组跟随一线步兵作战，主要打击国民革命军的机枪火力点。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日军在抗战八年中并非如同所谓的大日本武士一样动不动就挺着刺刀冲锋，而是以一种极为狡猾方式作战，实战中，日军一旦遭遇国军较为坚固的重机枪或者轻机枪火力点，立即停止进攻随地隐蔽。等待跟随部队前进的掷弹筒小组准确的将其打掉。在淞沪会战中，中央军18军14师42旅的36挺重机枪被小日本用平射炮和掷弹筒打掉了32挺，剩下的也没有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时的国军重机枪手回忆，他们一般只能打几百发就要转移阵地，不然日军的掷弹筒就会准确的打来。而一挺近100斤的重机枪转移起来谈何容易！一旦国军的机枪火力被摧毁，日军立即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火力，随即立即以优势兵力发起冲锋。由于对于掷弹筒极端的依靠，一旦失去掷弹筒日军甚至连怎么作战都不知道了
从抗战时期中日武器对比看人与武器有机结合的重要性
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进行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较量，其中既有落后挨打、四亿国人无奈几十万倭寇的惨痛经历，又有以土枪、刀矛同洋枪、大炮拼搏的悲壮。当年以武器装备的综合实力而论，日强中弱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腐败的当权者和一些唯武器论者恰恰抓住此点，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消极防御作辩解。如今的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并启迪未来，不仅要注重总体概念的定性分析，也应从武器的数量质量、配置和应用等方面的定量分析入手，才能很好地总结出抗战期间双方在装备方面较量的经验教训，通过“人-武器”结合的水平看出军队的战斗素质。
一、中日两军武器差距主要在于系列化、标准化程度
人类进入多军兵种协同的立体战争后，武器的对抗便成为复杂的系统对抗，发达国家军队装备优势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系统配套、标准化强。旧中国虽科技落后，毕竟是有一定经济总量的大国。1937年中国工业产值为13.6亿美元，农业和手工业产值约合50亿美元。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农业、渔业和手工业产值约40亿美元，双方以国家总财力对比差距并不太大。国民政府因缺乏工业基础，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击炮、步机枪和子弹，多数武器要从国外进口。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多数武器购自德、苏、英、捷克等国，多数品种质量还略优于日军装备。然而因财力不足，外购数量有限，且配套性很差。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于1928年北伐结束时宣称“完成统一”，实际上国内仍处于新军阀割据状态，财源多被地方豪强截收。至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仅17亿元法币（当时折合5亿美元），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却达50亿日元（当时折合15亿美元）。此外，1931年日本利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轻易占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北地区，在那里建立伪满洲国，其每年十几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也归日本支配。因此在全国抗战之初，日本对华便有了四倍的财力优势，且能集中使用（中国的财力使用也由各地把握无法统一）。从双方综合国力的系统对抗看，中国大而杂乱无章，日本小而有序，有人形容是以一盘散沙对付一个组织严密的蜂团攻击。
抗战期间中日双方主要由陆军交战，空军只起辅助作用。当年中国内地交通条件差，陆战多由徒步和骡马部队流动进行，重炮很少使用，双方主要以步兵武器和轻型火炮交锋。侵华日军步兵的标准武器，不少人在电影中看过―士兵扛“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军官挎“王八盒子”，其性能在当时的世界上已落后于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装备。
日军对华作战的单兵装备，主要使用6.5毫米口径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具有精度好、射程远和枪身长利于白刃格斗的优点，却也有口径孝杀伤力差的弱点。军阀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一度仿造该枪，部队拿到后却反映其杀伤力小而不喜欢。从清末起，中国军界大都看中德式7.92毫米口径枪械，最早大批量装备的步枪便是毛瑟枪的改进型——“汉阳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据德国顾问建议，以德式Kar98毛瑟步枪为标准统一全军，除外购外在国内仿造为“中正式”（连同Kar98一同称为“七九”枪）。此种枪在二战中也一直是德军主要装备。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大都知道，“七九”枪的伤口进去的眼小，出来能带出一块肉；6.5毫米的“三八大盖”不仅口径小，且因弹道设计缺陷造成“进去多大眼，出来多大眼”。当时人们戏称：“用三八枪打中鬼子，过几天鬼子又回来了”；“三八枪打中抗日战士，养几天伤继续抗日”。日军也深感三八枪威力小，1939年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步枪，性能与德国Kar98式相当，却因生产能力所限，只优先装备关东军和后来的南方军精锐师团，中国关内战场的“支那派遣军”还多继续装备“三八”式。
日军所用轻机枪主要是人称“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1926年）式，后装备中国人俗称为“拐把子”的九六式（1936年）。这类机枪供弹不畅，加上通用的6.5毫米子弹杀伤力不足，性能均不如中国各派军队主要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通用德式7.9毫米弹）。日军于1939年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轻机枪，也因生产能力不足未大量装备。战时日军的重机枪为九二式，使用7.7毫米口径子弹，耐寒性好，缺点是靠弹板供弹操作不便且易卡壳。当时中国军队的重机枪多属马克沁式，除需水冷这一麻烦外，可靠性优于九二式。
侵华战场上的日军没有装备冲锋枪，是拘泥于日俄战争的经验，认为“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要胜于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感到冲锋枪耗弹多且精度差，又不符合日本武士最后以刺刀决胜的观念。抗战前中国各派军队购买了德、美多种型号的冲锋枪，后期又大量装备了美制汤姆逊、英国的斯登冲锋枪，近战时火力密度要占优势。尤其是在远征印缅的丛林战中，中国士兵与日本兵在草丛和密林中相遇时，往往在几十米内才能发现对手，此时手持冲锋枪以“弹雨”倾泻过去就会大占便宜。
从手枪对比看，日本南部十四式手枪（“王八盒子”）因弹簧钢质量差供弹常出问题，被称为“二次大战中最差的手枪”。中国进口的手枪型号杂乱，多数是德式毛瑟驳壳枪。德国生产此种享誉世界的手枪100多万支，多数销到中国，军官和豪绅大都最喜欢“二十响”。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自动手枪，使用7.62毫米手枪弹，相当于野战手枪。德、日两军认为此型枪用于野战威力不够，用于防身又太大太重。纳粹德国后来停产此型手枪，本国军队很少装备，日本仿造少量此型枪只装备少数特殊部门而未配发至作战部队。
抗战初期，日军地面重武器数量多于中国军队，性能却并不占优势。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支援火炮有24门四一式75毫米山炮、12门75毫米加农炮（亦即野炮）和24门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性能不及同期中国购买的美、苏、德等国产品。中国军队的山炮口径以75毫米居多，其中德国克虏伯厂制品性能最优。在迫击炮方面，中国主要装备的82毫米炮与日军的同类武器性能相当，不过日军大量装备了50毫米口径的八九式掷弹筒（一个中队有6具），具备一定近战火力优势，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大量装备了美制60毫米迫击炮，性能和威力才明显优于八九式掷弹筒。
在航空兵方面，抗战初期中日双方飞机质量相差不大，日方却占有数量优势。中方主要装备美制“霍克”III战斗机，随后主要补充苏制伊-15和伊-16。日军主力战斗机为中岛九七、川崎九一、三菱九六，双方战机性能基本相当。1937年夏，中国空军仅有作战飞机314架，飞行员700名，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却有作战飞机2100架，飞行员近1万名，加之其飞机多系国内生产，年产可达数千架。中方开战一个月后人机损耗便无法弥补，制空权完全落入日军手中。此后两年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派来2000名飞行员并援华1200架飞机，却因数量不如日军未夺回制空权。1940年日军装备当时世界上性能最佳的零式战斗机后，质量压倒了伊-15和伊-16，中国空军便避战保机。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提供性能与零式相当的P-40战斗机。进入1944年以后，中美空军又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P-51“野马”活塞式战斗机，在华日军航空兵的川崎式、零式战斗机已不是对手，大陆战场上空便很少见日机踪影。
抗战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技术水平不高，主要是因工业水平落后于美英苏等国，战前其军工生产就实行“重点主义”，在飞机、舰艇方面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地面装备则放在次要发展位置。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交锋，其落后的陆战武器抵挡不住机械化部队，第6军大败，阵亡1.8万人（死亡数为苏军三倍）。此后日本陆军虽提出改进陆军装备，却因太平洋战争期间实行保障海空的“超重点主义”，仍无力兼顾。当年数量大大少于国民党军的日本陆军能用性能并不占优势的装备在中国横行，重要原因在于其系统化程度高。
日本从甲午战争前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业，装备基本系自产。旧中国的腐败和不统一，在武器方面表现为自制力差，外购也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常视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这种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还受制于出售国能否及时供应弹药。当时日军的枪械性能虽不占优势，却因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而便于组织火力，而且能保障弹药供应。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之初，中国的火力还能部分压制日军。然而与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的希特勒因顾虑盟友日本的抗议，在弹药供应方面故意拖延，结果国民党中央军在对日全面作战一两个月后便感到弹药不足，装备型号的杂乱也给组织火力造成困难。当时中日两军阵地交战时间一长，日方便能靠较好的武器配系和弹药供应充足，在火力上明显占优势。淞沪抗战时期有人总结：交战第一个月，中国四个德械师可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到第三个月，六个德械师也抵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
二、武器配置和协同水平，决定战斗力的发挥
在现代战争中使用武器对抗，除了单项性能对比外，还需要武器配置按作战要求力争达成最优化。日本作为一个以组织力精强称雄世界的工业国，在侵华战争前已跟踪国际上现代战争发展的要求，对军队装备进行配置，具体表现为陆海军之间，航空兵（当时日本航空兵分隶陆海军而没有独立的空军）与地面部队及舰艇之间，陆军和步、炮、骑、装甲兵之间，武器使用能达成有机结合，战时有较好的火力协同。中国近代军阀部队的结构落后，重要表现又在于内部多是单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组建规划性差，且缺少协同作战意识和训练。这样多而杂乱的部队往往会败于少而精强有序之敌。
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真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派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共编成178个师（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个师），总的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相当于侵华日军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不过占全军总数三分之一的国民党中央系军队虽有较多火炮，枪械也最精良，其步炮协同却很差，地面部队与空军更没有战术配合。中国多数的杂牌军则得不到多少重武器，主要靠步兵武器作战。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的一贯作风，又是利用内战外战消灭异己，作战时故意把杂牌军摆在危险地段，对其损失也很少给以补充。这些杂牌军也都尽量避战而自保，一些无良的将领见形势不妙还投降当了伪军。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成建制投降日军而被编成伪军的军队总数有60余万，其中有将级军官58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争却无一连、一营成建制投降者）。中国抗战时出现这种可耻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汉奸”现象，是回顾抗战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分析其原因也无法单纯以武器因素来解释。
1937年夏天，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军队总体素质和武器供应都不及日本，军内又派系杂乱、难以相统的情况下，蒋介石仍实行阵地防御方式，在华北、上海等日军进攻重点地域摆开“堂堂之阵”打正规战，日军各兵种组织有序的合同作战更能发挥优势。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
1943年至1945年间，美国通过装备中国驻印军并进行“驼峰空运”，使国民党军有了39个全部美械师。蒋介石又决定动用各师附加的三分之一储备武器装备起18个半美械师。当时中国驻印军一个师有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12门）以及其它口径的各种中轻型火炮，火力远远超过日军一个师团。不过这些美械师大都配置在大西南后方，少数参战部队多用于滇缅战场，多数部队后来用于国共内战。抗战后期国民党军虽在装备上已对日军居于整体优势，又掌握制空权，兵力更是一直多于日军，然而除了反攻滇西缅北取得全胜外，在国内战场上仍是连遭败绩。除了战略指导思想和兵员素质的弊病外，国民党当局全盘依赖和仿照美国为军队配备武器，也是影响战斗力发挥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机械化装备是以其发达的工业基础作为保障，旧中国自身没有工业基础，从万里外的大洋彼岸运来的装备往住坏一个零件都无法修理和更换，许多车辆装备刚用不久便“趴窝”。当时一些美械化部队的作战效能特别是机动能力，反而不如徒步轻便部队，这恰恰反映出照搬美国模式进行武器配置并不完全适应中国战场的特点。中国海军在抗战期间未能打一次海战，除了与敌实力相差悬殊外，重要原因又是战前装备配置不合理。1937年日本舰艇总吨位达130万吨，
中国海军则只拥有6万吨陈旧水面舰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军只用于南北内战，此后虽将日军视成主要敌人，海军建设仍缺乏有效的方针。当时中国海军要对抗强敌，最好的方式应是分散袭击并在沿海布雷，为此应放弃陈旧的大舰而以小型快艇、鱼雷艇、布雷艇和潜艇为主力，国内漫长的海岸和众多港口也具备分散小艇进行海上袭击战的条件。战前国民政府没有购买到潜艇，鱼雷快艇也只买了15艘，有限的海军装备费大都用于到敌国日本去订购中型水面舰只，以及维修清末留下的旧舰。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正处于打大规模海战力量不够，打小规模袭击战又缺乏准备的“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南京政府把舰艇集中到狭窄的江阴水域，又成为日机能轻易找到的活靶，开战后便出现了全部自沉和被炸沉的大悲剧。对当年的中国海军未同日军进行过一次海战便全部覆没，一些为国民党当局辩解的人对此只归咎于装备落后，而不反思海军建设和作战的指导思想。其实，落后装备抗敌可以有特殊的打法，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比比皆是，不能出海而自沉或坐以待毙，这才是令后人追溯起来便可浩叹的大悲剧！
进入抗战后期，中国空中战场的形势有了根本改观。在美国帮助下中国重建了空军，具有8个大队、900余架飞机的规模，并实现了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有机结合的配置，大大提升了战斗力。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也来华参战，战机最多时达1000余架。以1943年秋常德会战为标志，中美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日军在战机数量和质量都居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于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等大规模攻势。据美国第14航空队宣称，其空中攻击共杀伤日军12万人。这自然有夸大成份，不过1944年以后日军发动攻势时确实主要靠夜间行军，打通平汉、粤汉铁路这些“大陆交通线”后因空袭猛烈也无法修复通车。据日军战史记载，在衡阳围攻战时，其前沿部队白天都“要像地老鼠一样钻在洞里”，因供应不济只好让士兵用钢盔舂米吃，险些重蹈英帕尔一战供应断绝的覆辙。可惜当时国民党军地面部队腐败无能，丢失了7个基地和36个机场，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空军作战，也使正面战场一直败退到贵州，导致重庆震动。
中国对日抗战乃至其它战争史都证明，在战前和战争中对军队武器配置得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能否合乎国情、军情的需要，这又反映了战争指挥者的战略指导水平。
三、操纵武器的战斗人员素质，对作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不过战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一役取胜，其余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时间便有人口达2亿的区域沦陷。当时国民政府归咎于武器落后，回避了不发动人民的片面抗战弊病，多少还能对国内外做出一些解释。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丧失制空权且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情况下对豫湘桂进攻，竟又使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沦陷了有6000万人口的地区，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在战争胜利前夕出现这种让反法西斯盟国惊讶和倍受国内人民谴责的战况，国民党当局再也无法推诱于武器的原因。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又只有30发子弹。至于火炮，八路军只是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尔使用。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象征性地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1939年以后便停止弹药供应。当时解放区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符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得到盟国16亿美元的外援还连打败仗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不断发展壮大，至1945年夏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并解放了敌后1亿人口的地区。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当时火炮极少可忽略不计），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一敌就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毙伤一敌平均耗子弹5000发。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59万枚。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平均消耗子弹2000发、炮弹12发、手榴弹30枚才能毙伤一名日军。同为中国人，国共两党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如此不同，连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都盛称共产党而一再斥责蒋介石集团无能，主张将援华武器分配给“能打日本”的部队即八路军一部分。1944年美军派到延安的观察组的报告，也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只是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仍坚决支持腐败却亲美的国民政府。
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的战斗能力低下，从军事角度而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馈，武器操纵者素质低下。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知识，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部队还多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又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弹药对其进行训练。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国军”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会高。
相比之下，当年的日军除军官作战组织能力较强，士兵又受到“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步兵出征前至少还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对技术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虽然当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日军高明的战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1945年8月巧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虽然其全篇避而不谈“投降”二字，事实上却接受了要求其投降的条件。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侵略者具有压倒优势的整个形势下取得的。如仅以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场的情况而论，日强中弱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国内的战略要地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还都在日军占领之下，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对多数国人还是深感意外的惊喜。
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有些对抗战史的宣传只服从于振奋人心的宣传需要，而具有科学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今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回顾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武器对比，我们从中可以感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败却注定要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