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老妈写的关于老爸、老妈、我和妹妹一家四口，分别在四个年代的“暴走”故事，除了我的部分，其他三个故事我第一次听到，感触颇深，留在这里，等女儿长大了给他看
文中人物：思浩（老爸），欣然（老妈），小飞（我本人），小鸣（妹妹）
以下全文转载老妈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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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家子的“暴走”故事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将是“古稀之人”了。算起来，考入清华建筑系到今年正好50年，毕业出来也44年啦。建五班要出《班门弄斧第三集》，发动大家写稿。我这“小学语文没学好”的原不打算赶这趟“末班车”，可禁不住当编委的老公三天两头的“逼稿”，只好搜肠刮肚一番，也来凑个数吧。写点什么呢？我这一辈子过得平淡无奇，既没有足以沾沾自喜的成就，又没有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实在要写，就写点儿凡人小事，说说我家的“暴走”故事吧。
前一阵子在京城“白领一族”中盛行“暴走”活动，有一两个人走的，也有三五成群，以至一二十人集体走的。他们往往穿街走巷，行色匆匆，既不东张西望，也无笑语喧哗，很是一本正经。这好像是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其狂热程度在我们老年人看来好像是一种“流行病”，是“吃饱了撑的”吧？想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暴走”的经历。与今日之“暴走”不同的是，我们当年或是为了政治信仰，或是受到政治的逼迫，再不就是由于生活中的无奈。年轻时我家四口人，我和思浩以及一双儿女。说来也怪，四口人都曾有过一段“暴走”的经历。我和思浩的“暴走”是在“文革”初期，那时我们还没结婚，还不算是一家子；两个孩子的“暴走”则是在“文革”刚结束不久时，他们还是很小的小孩儿。下面且听我逐一道来。
1：思浩（父亲）的长征故事
思浩毕业后到南工读研，像那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参加了一年的“四清”和劳动之后，就投入“文化大革命”了。在南工的“文革记忆”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长征故事。1966年底，为了“实践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5位青年教师和21名四年级学生组成“长征队”，徒步从南京走到井冈山。此行2500里，没有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就连渡过皖南的青弋江，都是徒步涉水而过。从1966年10月31日出发，为了赶在12.9之前上到井冈山上，好接受传说中的“中央首长接见”，他们以平均每天走70多里路的速度“强行军”，35天完成任务，可谓“马不停蹄”，表现出了极度的政治狂热。他们往往天不亮就开始走，天黑了再停下来，最多的一天走了108里，晚上10点多才到达住宿地。这帮读书人谁也没有过如此长途跋涉的经历，第一天下来脚底都打了泡。按照老红军的经验，用针穿破水泡放出血清，再留一根头发在放血的小孔里“引流”，第二天咬牙忍痛接着走。最初一星期是在皮肉筋骨的剧痛和体力透支中走过来的。最严重时，脚底如刀割般疼，每走一步都要下大决心。出发之前全队在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前宣了誓，决心“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毛主席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正是这些精神力量支撑着大家不断前进。思浩当时正值年轻力壮，自己背了30斤行李和宣传材料，还要帮助体弱同学，经常扛着大旗走在前面，自己也有多次感到“吃不消”的时候。队里年纪最大的历史教研室郭湖生先生，已经年过40了。还有4名女生，其中两名中途因走得虚脱而掉队。
思浩的长征路线，从南京出发，经过皖南，横贯江西，直上井冈山。南方的11月正值秋季，虽无日光毒晒之苦，终日在大太阳下行军也够受的。遇上下雨，并不躲避。他的《长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1月12日，从宏潭到燕窝时已近黄昏，暴雨欲来，天大黑。急投宿山坳一祠堂中。入夜大雨。因白天受凉，晚上发烧。服下4片APC，一夜发汗，全身无力。”“11月13日，早晨冒雨出发。雨中行军一日。衣服、行李皆湿透。”真是经了风雨了。进入安徽南部腹地，到了“皖南事变”发生地茂林一带，只见山势崎岖，植被茂密。入秋的大树金黄灿烂，衬着由墨绿到火红斑斓杂陈的丛林，景色美得令人窒息。面对如此美景，“干革命”的人们并无心驻足。为赶时间抄近道，途经黄山脚下人迹罕至的密林深沟，有如原始森林的参天大树令人心灵震撼。当时正值“文革”高潮，长征所到之处无论中小城镇抑或穷乡僻壤，毛泽东思想无所不在和深入人心，也构成一道道前所未见的风景线。哪怕在只有8户人家的深山老林里，也到处可见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标语，尽管那里的居民从来没看过电影，革命思想照样深入人心。沿途常遇到老人和孩子像当年欢迎革命军队一样迎接长征队，有的送上自己舍不得吃的食品慰劳，还有人把自己的相片交给长征队员，托他们帮助贴到井冈山上，以寄托自己的革命情怀。后来在井冈山大门和纪念碑上果然看到贴满了千万张个人小照片的景观。真是见了世面了。思浩的这次长征，确实是经风雨，见世面，一点不假。
长征队到达井冈山时已经是十二月份，人流进多出少，山上人满为患。每人只能分配到40厘米宽的地铺过夜，食品供应发生困难，传染病也流行起来。当地组织开始动员大家尽快疏散下山。长征队原先打算离开井冈山后继续徒步去韶山“朝圣”。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折腾，多数人打退堂鼓了。回去的路也没有勇气再徒步走下去，大家就地解散，乘坐免费的汽车和火车各自回家。
2： 欣然（母亲）的七天徒步之旅
我至今没弄明白，1965年上面把我发配到四川三线的山沟里，是出于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呢还是不信任。说是信任吧，似乎不大可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一个哥哥还因“政治问题”被劳教。要说不信任呢，四川三线建设当年可是国家命脉所系，我去报到的八机部第三设计院是专搞动力工厂设计的，当时三线建设的动力工厂主要为车船配备发动机，而准备打仗用的坦克和舰艇就以这些发动机为动力。这些工厂当然是保密的，显然不能让政治上靠不住的人参与设计。再说我一个地道北京女孩子，没能留在有五十多个分配名额的北京市；而班里南方同学不少，四川、湖北籍的也有好几个，却又没让他们去四川工作，不知其中有何奥妙。家在保定的白福恩和我一块儿分到四川，大概也一样想不明白。当时管分配的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我二话没说就服从了。心想自己出身不好，这正是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争取进步的机会。即便要去的地方是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就这样在天津报道并在建筑工地劳动几个月后，于1966年4月1日从北京出发，坐了3天火车，到达四川重庆。然后再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距重庆一百多里外的歇马场一个叫做“天马寨”的地方，八机部三院就位于这里。从此开始了我在三线将近20年的生活。
1966年到重庆三院不久，我就被派到涪陵现场设计队，参加某化油器厂设计。工作从选址、勘测开始，翻山越岭钻山沟，经历了一番前所未有的艰苦。然而更为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文革开始一年以后，重庆地区发生严重的武斗。1967年夏天，虽然距离重庆市区将近400里，我们地处长江南岸的涪陵沙溪沟里的设计现场也不平静了。起先是涪陵县城里的武斗升级成一片混战，武斗双方经常来我们建设现场串联并挑起事端。设计队里几位“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也被卷入了当地的“文斗”。眼见工厂筹建工作不能向下进行，配合工程建设的甲方人员纷纷离开现场，“回老家干革命”去了。剩下我们设计队几个人渐渐感到情况不妙。当时据说重庆军工企业的武斗人员用自己生产的高射机枪封锁了长江航道。我们和设计院大本营联系必须经过一段长江水路，此时水运交通中断，邮路也不通了。我们失去与大本营的联系，工资、粮票送不过来，设计队面临钱粮断绝的危险境地。于是我们决定马上撤离现场。由于设计队成员来自天南地北，只好就地解散各人自寻出路。我们现场设计队只有我一个女生，便跟着设计队长和另一位年纪较大的同事一道“逃生”。最初我们打算争取回设计院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水路不通，便沿长江南岸的小路往重庆方向走。为了人身安全，我们决定白天爬到沿江的高地上前行，那里人烟稀少视野开阔，可以预防不测；将晚再下到江边小旅店投宿。尽管这样爬上爬下，翻山越岭，多走了好多路，毕竟人身安全要紧。我们就这样晓行夜宿，从67年8月17日起一连七天，于8月23日步行到了重庆南边一个叫小南海的小火车站。这一段行程相当艰苦，好像把我一辈子的路都走完了似的。较早时从思浩的来信中知道他已经完成了2500里长征，因而受到鼓舞，我也要咬牙坚持走完我的“长征”路。
盛夏的川东酷暑难耐。为了趁着清晨的些许凉爽多赶些路，我们每天天一亮就离开小客栈，往山上爬去，好在作现场踏勘时已经有过翻山越岭的锻炼，对于爬山我并不大在乎。走在高高的山坝上，全无尘世的纷扰，眼前一片葱绿青翠，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让人一时忘却了正在发生着的武斗喧嚣。如今每忆及此，当时旅途的疲劳艰辛都从记忆中消失了，惟有那川东坝上的田园美景永留心中。
行进中，在投宿的旅店里遇到一拨拨从重庆逃出来的“难民”，向我们描述着前方武斗的惨烈。见我们逆向而动，犹如“灯蛾扑火”，不免诧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别无选择。七天旅途中，我们有两次“历险”。一天晚上投宿一家小客栈，我被安排在靠近入口大门的单床间，半夜突然被砸门声惊醒，闯进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要搜捕敌对分子。住在楼上的同事闻声想下来说说，但不许他们动弹也不许下楼。来人将我好一通盘问，听我一口“京腔”的对答，似乎与当地武斗确实毫不相干，这才放我一马。我们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在那无法无序的形势下，真不知何时何故，灾难就会降临头上。另一次遇险是在走到第4天的时候，前行的沿江小路被一条长江支流阻断。眼前的河面宽约百米，且不知深浅。我们只好往上游寻找渡口。终于看见岸边有条小木船，旁边还有一根中部没入水里的跨河缆绳。这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了。当时天上乌云密布，大雨将至，河面上又刮起不小的阵风，河水还在上涨。我们意识到，必须抓紧时间，自己动手渡河！上船后大家站稳脚跟，紧拽缆绳慢慢向河心渡去。不想小船刚渡到河中央，身后离岸上的缆桩被拔了出来，瞬间小船犹如一片树叶在河中打起转来。幸好对岸的缆桩还结实。我们使出吃奶的劲儿，双手死死抓住缆绳，两脚紧扣船帮，船在浪里被抛来甩去的惊险万分。待到上了对岸时，环顾四野，早已是满天风雨，白茫茫一片了。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三人像落汤鸡似的，只有顶风冒雨继续前行。直到天黑透了，我们才走到最近的小镇上住下。
走到第七天，终于到达小南海。这是重庆到贵阳的一个小火车站。只见露天站台上拥挤着许多从重庆城里跑出来的人，秩序一片混乱。听人们说，重庆市区已经大乱，武斗激烈，交通瘫痪，再想进城已不可能。何况即使进了城，要到北碚歇马场还有百余里路要走，恐怕真是“难于上青天”了。于是我们只好打消了“回院闹革命”的想法，结束徒步“长征”。在小南海站台上夹在人潮中间等候南去的火车，绕道南线，经贵阳、上海，再回北京的家了。我的七天徒步旅行终于到此结束。
3:五岁儿子（我）的“英雄”事迹
我和思浩1968年结婚。由于两地分居，到1972年才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飞。那时“文革”急风暴雨阶段已经过去，社会上的极左思想也已退潮，而四川三线的生活条件依然较差，加之我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家，为实事求是地解决家庭生活问题，我们也顾不上什么“阶级路线”了，孩子在北京出生后就留在“资产阶级”的外公外婆身边抚养。思浩1974年调来我们院，1975年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小鸣，小家庭这才正式建立。小飞五岁时该考虑上学读书的事，我们这才把他接到身边，在设计院办的学前班就读。孩子从北京乍一到山沟里，一切都是陌生而又新鲜，四川方言听不懂，性格又内向，净受别的孩子欺负。我们就尽量带他到各处走走看看，多和其他孩子、大人接触。
记得是1977年8月18日那天，我和思浩要到北碚一个项目工地办事，吃完早点把小鸣送到院办托儿所后，就带上小飞去见见世面。去时我们都站在敞篷卡车后面，让孩子认识眼前掠过的景物。卡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约半个小时，到达30里外的北碚县城。我们设计组一行先去工地进行洽商，然后再去预制构件场看看。到达构件场门口时已近午饭时间，火辣辣的阳光在头顶暴晒。因不忍让孩子受罪，就让他在门口树荫下“等我们一会儿就出来去吃午饭”。顶多过了15分钟，我们出来时已不见孩子的踪影。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当时社会上正在传说有人贩子专门拐卖小男孩儿，急得我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甲方准备好的招待餐也不吃了，赶紧去找啊！思浩和几位同事借了甲方的自行车，分头去了出北碚的各个路口和车站码头搜索，甲方负责人并到派出所报了案。我们连嘉陵江边都找到了，担心孩子贪玩而失足落水，后果不堪设想！我那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如掐了头的苍蝇，不停地在北碚街上乱转，那样子一定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儿子被狼吃了的时候一般。就这样一直找到下午三点钟还没有结果。这时我想到应该赶回院托儿所接两岁的女儿了，同时可以向院保卫科求援。便留下思浩他们几个在北碚继续寻找，我先乘公交车到歇马场，再徒步半小时回设计院。大约下午四点半我赶回到院里时，做梦也想不到，儿子居然在我们住的筒子楼门口蹲着呢！我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泪流满面。一时说不清是因为儿子的失而复得的惊喜呢，还是出于没有看好孩子而愧疚自责。小飞却像个没事人似的，只是说“妈妈我饿了。”我抹了把眼泪，一面请总机房与北碚方面联系让思浩他们撤回，一面去托儿所接回女儿。心里这才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思浩天黑后从北碚回来，见到儿子时，脸上除了惊讶外，还透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为儿子的“壮举”而得意。儿子没吃午饭，还顶着烈日跑了30里路，又饿又累。赶紧给他蒸了一大碗鸡蛋羹吃了就上床睡觉，从晚上6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
第二天，“设计院有个5岁孩子4个钟头跑了30里，一个人从北碚跑回天马寨”的新闻就在周围十里八乡传开了。设计院的同事见到小飞都管他叫“小英雄”。
对于儿子的这段传奇经历，所有听说的人都难以置信。事后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一个人冒险，问他这一路怎么走回来的。孩子的回答很简单：“等了很久不见你们出来，以为你们不要我了。肚子饿，只好自己走回家。走到岔路口，我认出了早晨来的方向，还看到去歇马场的长途汽车，就跟着走。口渴了，见到路边茶摊两分钱一杯老荫茶，但没钱买。实在太热，就坐在荫凉地上歇一会儿。想早些到家，有时还跑上一段。”我至今也不能完全搞明白，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能认清完全陌生而又曲折复杂的回家路，又怎么能信心十足地坚持前行，并经受得起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艰苦磨难呢？大多数孩子找不到大人迷了路，定会放声大哭以寻求帮助，想不到他却能沉住气，自己解决问题。有迷信的人就说，有土地老爷护佑呢。思浩则以他惯有的思维方式解释说，“这孩子大概具有类似信鸽的电磁导向能力吧。”这次冒险之后，外公外婆不放心把小飞继续留在重庆，执意要求我们把他送回北京上小学去了。
4：女儿（妹妹）走出一场病
文革后期，我们又可以搞设计了。那时候机械部的工程任务遍布全国各地，而且都是现场设计。女儿小鸣就是组织上照顾，在北京搞现场设计时生下的。小鸣刚满4个月就乘火车进了三线。当时国家经济被四人帮折腾得到了崩溃边缘。三线又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地方，物质生活相当匮乏。孩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一日三餐，常是豆豉拌饭，吃饱而已，完全谈不上营养健康，因而发育受到影响，身子骨比较瘦小。小鸣长到上学年龄就进设计院的子弟小学念书。上小学前体检时发现她有“小儿弱视”的症状，给她配了付小眼镜。为了让它增强体质，我们想办法从农民那里搞到牛奶保证她的营养。同时，星期天和节假日尽量带她去田间和山野活动，希望她能健壮成长。
1983年暑假快结束时，设计院组织到缙云山旅游，我们带小鸣一起去了。待到达旅游点开始登山后，我们才发现此行的不轻松，后悔不该带孩子来的。原来当时国内旅游刚兴起不久，缙云山一日游只有一条路线，从北温泉入口附近上山，沿着曲折的登山路登上海拔900米的山顶就已气喘吁吁了，然后沿着山脊走上很长一段路，再从另一条路下山，比爬香山鬼见愁累多了。小鸣上小学了，不好意思让大人抱，连背都不让。全程少说也有十多里山路，小丫头就这么跟着走下来了。回家后没见孩子有什么异常，等到新学期开学体检，发现心律失常。赶紧到重庆医学院诊断，确定为心肌炎。医生说，孩子的病可能是一种流行性的地方病，前几年合川的中国矿业学院就因为不少学生得了类似的心肌病，而整体搬迁到江苏徐州。当我们从《中华医学杂志》上看到重庆地区已有4例儿童心肌病患者死亡的报告后，感到不能再在三线呆下去了。
三线建设其实到1978年已经结束，当时国家建设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沿海开发区。我们是自愿投身三线建设的，任务完成了，想离开并不那么容易。据说当时“严格控制三线人员回流”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加上人才单位部门所有的体制，工作调动仍然非常困难。院领导出于“人道”考虑，让我们先带孩子到天津，一面给孩子看病，一面搞现场设计。小鸣到北方后病情很快好转，休学一个学期后就在北京外婆身边借读小学二年级。天津现场设计完成后，领导命我们带孩子回重庆三院工作，说是“如果孩子回来后再犯病，就放你们走”。听了领导的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感到“悲哀”。同时，“献身三线建设”的心也跟着死了。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不久以后，恰好设计院有一批从天津内迁三线的职工集体调回，“托他们的福”，我们在1984年底终于从三线调出，到了机械部天津设计院。我在三线近20年的经历就此结束。小女儿因我们的疏忽大意，“暴走”而得病，因为这场病，我们才从三线走了出来。
我这一家子的“暴走”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今天的年轻人从中可以多少了解一些过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也算是一种历史知识吧。
赵欣然 2009年3月1日写成于北京车公庄
附：其中一个主角“我”对当时暴走的回忆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0242650100flr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