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起卡夫卡的《变形记》，相信对于西方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会陌生。对于大部分中国的读者来说，《变形记》是他们对于卡夫卡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完整）的认识。诚然，作为卡夫卡流传最广的作品，《变形记》一直被认为是作者的巅峰之作，也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有的精品。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的鉴赏（甚至包括许多名家）将《变形记》解读为作者卡夫卡对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巨大控诉。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尽然。私以为，一本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唯一的一种方式解读。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者大可不必带着前人的感受去品读，尽可以以自己自己的想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再结合一些鉴赏，评论文章作为参考，请注意，仅仅是参考！人云亦云是对于一部伟大作品的极大侮辱。难道一些文学评论家会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他的想法吗？
不过，读者也不必讲这种现象也看做是中国人的“特色”，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如果不能以独立的精神去解读文学作品，这样的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英国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直被认为是文学史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其著作《动物庄园》和《1984》都认为是反共的代表作。《动物庄园》一书出版于1945年，从出版就有无数人将其与苏联联系起来，诚然，苏联的体制确实给了奥威尔灵感，他的《动物庄园》也预言了苏联未来的走向，然而，奥威尔本人确从未承认官方给予他的“反共”名号，相反，他多次指出他的作品写的是所有专制体制下的国家体制，并非针对某一种意识形态或国家，于是他将他在1949年出版的传世之作《1984》的故事设定在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国家里，意在警醒英国，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然而时至今日，奥威尔也没有机会取下官方送于他的巨大帽子，这位文学大家于1950年与世长辞，时年46岁。
相比奥威尔，在卡夫卡四十一年的人生中，他和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过奥威尔那样的关注，然而他却和奥威尔一样，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他自己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作为一个善良的，忠厚又富有责任感的人，再变成甲虫之后被家人抛弃，这场悲剧从生物学上异化了格里高尔，在精神上异化了他的家人，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这种解读作为一家之言其实无可争议，但事实是，这种观点对于《变形记》的解读，已经成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解读。在翻看网页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初中，高中生的教案上，无不明晃晃的写着卡夫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如果将一部文学作品束缚在意识形态中，那么读者只能得到看似合理却完全不符合作者本意或者背离了作者的写作动机。
如果了解一点卡夫卡的生平，读者就会更加明白我的观点。卡夫卡一生不得志，他不幸福的童年更是在他成人之后化作他的梦魇一直伴随着他。卡夫卡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以自己和家人作为原型，说白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自己写给自己排忧的，引用卡夫卡自己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涂鸦之作”。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卡夫卡在自己的遗嘱里请求他的好友布罗德将自己所有的作品“毫无例外的付之一炬”。然而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逐步整理并发表了卡夫卡生前所有的作品。其中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得不感叹如果好友遵照卡夫卡的遗愿，或许这世界上就会少了不只一位大文学家。言归正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以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作为原型，在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格里高尔，父母萨姆莎夫妇和妹妹格蕾特）中，每个人物的原型都是卡夫卡和家人：西方的文学解读普遍认为《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就是卡夫卡自己，萨姆莎夫妇是他的双亲，妹妹自然还是妹妹。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简单逐一分析这四个人物，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尝试找到作者的本意。
说格里高尔是卡夫卡并非空穴来风，在卡夫卡自己的书信中，他曾经其提起过在他长期被失眠折磨的时候，曾经痛苦的幻想着自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说到这，读过《变形记》的读者一定想起了书中对格里高尔心理活动的那段经典描写。书中的格里高尔在变成大甲虫之后，躲在黑暗中，默默的想着自己给家人带来的麻烦。很多人将这段理解为卡夫卡对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卡夫卡只是带着悲观的色彩写出了自己纯粹的感受而已。再说说甲虫，对于很多人来说，“硕大的甲虫”无疑是恶心的，是是人们所厌恶的，然而，对于卡夫卡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与卡夫卡来说，甲虫可能是自由的，是闲散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在他早年出版的《乡村婚礼的筹备》中，他曾经描写的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心理上却不承认这种关系，却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于是他写道：“我只需把我穿了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如果这躯体摇摇晃晃地走出我的房门，那么这摇晃并非表示胆怯，而是表示这躯体的虚空.......因为我，此刻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平平的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启的窗户透进来的风吹拂。我觉得，我躺在床上的形态像一只大甲虫，一只糜螂或是一只金龟子......一只甲虫的巨大体型，对。然后，我就做出甲虫冬眠的样子，我把我的小细腿紧贴在鼓起的肚子上......。”这一段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起床时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卡夫卡不厌其烦的重复描写着被子和甲虫的样子。然后《乡村婚礼》和《变形记》中的甲虫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中的甲虫存在于幻想，是快乐的；后者的甲虫却成为现实，是痛苦的。其中的原因可能归结于卡夫卡心理的变化，亦或是感叹梦想在现实中的处境。卡夫卡深刻的指出了梦想在现实中的“身不由己”，在描写格里高尔作为一只大甲虫的心理时，他并非如大家解读的一样一直表示出格里高尔伟大的人格，相反，他写出了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甚至在某个时间里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人，卡夫卡写到“他已经到了忘记过去的地步了”。这里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是长期的被孤立，但是不可否认这时的格里高尔偏爱腐烂败坏却不喜欢新鲜的食物，一点点声音也会使他抓狂。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在生理上成为虫子的“人”，还可能保持着心中的“人”吗？于是在最后的某时候，他变得自私了，不再考虑家人，而冲出房间，只为欣赏音乐。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文中萨姆莎先生这个角色。萨姆莎先生被解读为文中的反面人物。他因为儿子变成甲虫而不能养家而厌恶他，踢他，用苹果砸他，其中一个苹果嵌入了格里高尔的背上，成了他的致命伤。于是萨姆莎先生成为了社会残暴的代言人，然而事情是这样吗？其实不然，熟悉卡夫卡作品读者都会注意到，他作品中的“父亲”没有一个不是专横独裁，不满意儿子的。很多文学评论家在解读卡夫卡时提到了他的审父情结，却未对其有足够重视。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中是绝对的领导。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判决》中的那个父亲判儿子溺死的故事，就是卡夫卡对父亲的控诉，没错，如果卡夫卡在文章中确实要控诉谁，那么那个“谁”就是他的父亲。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并把这些归之于父亲的影响。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解约，这些事情都在《判决》中有所体现。相比较自己的父亲，和《判决》中的父亲，萨姆莎先生算得上一个“好父亲”了，他虽然倔强暴躁，却也不失对家人的维护，他维护自己的儿子，维护自己的女儿，但是在女儿和“甲虫”之间，他短暂的思考后就选择了女儿。其实，萨姆莎先生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是这一切的受害者。
萨姆莎夫人的原型是卡夫卡的母亲。卡夫卡和母亲的关系并不错，但是卡夫卡的母亲在卡夫卡的成长中并未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文中的萨姆莎夫人爱护儿子，却从始至终又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的人物其实并不矛盾，萨姆莎夫人从来就只是一个没有独立思维的附属品，她附属于萨姆莎先生，她也附属于女儿。她不属于自己。
最后我们来看看妹妹格蕾特这个形象。人们不喜欢格蕾特因为不论哥哥对她有多好，她最后还是“背叛”了哥哥。对于卡夫卡来说，他的至亲之人是他的第三个妹妹，但是即使是这样，卡夫卡还是带着无比的悲观面对亲情。他曾在信中写到“我在这个家里比陌生人还有陌生。”问题在于，妹妹是应该指责的吗？看上去是的，格里高尔对妹妹百般呵护，在他变成甲虫之后，妹妹虽然没有放弃他，但还是渐渐冷漠了他，最后对父亲提出一定要送走这个大累赘。妹妹态度的转变代表了家人对格里高尔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能简答粗暴的认为这是因为格里高尔不再能为家中带来经济支持，我们应该更加谨慎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家人来说，他们都知道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但是他们不能确定现在眼前的甲虫还是格里高尔。他们怎么知道格里高尔没有完全的变成一只动物呢？他们不能，因为格里高尔不会再说人话，他的饮食更接近动物，唯一可能代表他有人性的就是当家人进屋时他就躲在沙发上，可是家人如何不会会错意呢？更何况不论生活怎样，还是要继续，萨姆莎夫妇要考虑女儿的未来，格蕾特刚刚进入社会，更是要考虑自己，这时候的格里高尔就像莫泊桑笔下的“于勒叔叔”，是家人不能提起的人，试问，那个小伙子愿意娶一个家中藏着一只大甲虫的姑娘？（更何况大甲虫还是姑娘的哥哥！）于是，事情就只能朝着悲剧发展，格里高尔要么变回成人，要么被家人舍弃。这并不是对亲情淡薄的控诉，这只不过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
卡夫卡写的不是童话而是现实，童话中的王子变成青蛙后会找到公主，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青蛙却只能默默无闻的死去。卡夫卡写的不是对意识形态的控诉，而是对于人性讨论。就像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讲鲁迅的《祝福》提出的课题：谁谋杀了祥林嫂？有的学生说是鲁四老爷，有学生说柳妈，有学生说是封建的思想，有学生说是“我”......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并非完全准确。其实在杀害祥林嫂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每个人也都不致命，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大概就是杀害祥林嫂的真正凶手，毕竟，如果你怪罪与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却没都像祥林嫂一样。《变形记》也是一样，萨姆莎先生苹果杀不死格里高尔，“罪恶的体制”也一样，每个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格里高尔自己也不例外。于是再说说《变形记》的价值，除了卡夫卡自己对于亲情的悲观控诉之外，恐怕最大价值应该是其文学上的，这种荒诞写作手法是特殊的，让人耳目一新；它写出了其实在一个微观世界里，面对灾难的最简单反应，这种反应是普遍的，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不论发生在哪里，结果大抵是相同的，因为很简单，卡夫卡写的是人性，是活生生的人在社会中生活。
如同美国作家奥登所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这样说来，可能传统观点对于《变形记》的评价有些过高了，不可否认《变形记》是一部好作品，但其价值却不如卡夫卡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司炉》来的深刻。
说了这么多，读者大概会惊叹，“原来这篇文章不是推荐我去读《变形记》的！”不尽然，如我前文所说，《变形记》是一篇不可多得好作品，但在这片文章中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对于《变形记》的分析来强调如何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独立的思考，抛砖引玉，希望或多或少使诸君有所感悟。
文中提到的书籍文章：
《变形记》，《司炉》，《判决》，《乡村婚礼的筹备》皆收录于《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人民文学出版社
《祝福》收录于《彷徨》，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上海译文出版社
《正说鲁迅》，孔庆东，重庆出版社
部分关于卡夫卡生平介绍来源网络及书中介绍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