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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中的蒙古式狩猎传统
射箭术源远流长，形成了两大传统：地中海式射法(The Mediterranean releasetechnique)和蒙古式射法(The Mongolian releasetechnique)。地中海式射法以三个中间指同时拉弦，主要流行于欧亚大陆中西部；蒙古式射法用大拇指勾弦，主要流行于东亚。相应地西方流行单体长弓，而东方多用复合弓；弓弦、箭杆、箭镞、箭羽等亦各具特色；两者大同而小异，相互交流与影响亦约略可考。
蒙古式射法有悠久的传统。徐仲舒早就注意到弋射与弩是东亚的发明：“中华民族当三千年前即已利用此种最进步之利器，实可惊异。近代学者对于东方蚕丝、磁器、造纸、印刷、火药等物之发明，无不盛为称道；独于此则尚不详其所由来。”[1]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东亚射箭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峙峪遗址簇形细石器可能是石簇；下川遗址石簇是目前公认东亚最早箭簇。广泛分布于东亚的细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箭镞，新石器时代增加了骨镞和蚌镞，青铜时代出现了铜镞，后来流行铁镞；弓亦由单体弓演变为复合弓和弩，还留下了箭袋、箭端和扳指等有关器物。最近我们在赤峰和呼伦贝尔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批与狩猎有关的重要遗物，为揭示东亚射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资料。二十世纪初期史禄国在东北亚进行了开创性的民族学调查研究，提出了通古斯民族志概念[2]。其中鄂伦春人是保持狩猎传统最好的民族，为研究古代射猎提供了现代参照。本文试图将历史记述、考古发现与民族学调查相结合系统梳理蒙古狩猎传统，并由此窥视东亚历史演变转迹。
二、历史记述
游牧与狩猎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文化传统。蒙古族曾威震欧亚，谱写了世界历史辉煌篇章；一般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其狩猎本色还没引起足够重视。其实早在十三世纪亚美尼亚学者就认为蒙古族是一个擅于骑马射箭的民族，撰写了《弓手民族史》[3]。宋代《黑鞑事略》云：“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4]《蒙鞑备录》亦云：“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5]明代《北虏风俗》更具体：“若夫射猎虽夷人之常业，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搜。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乃至秋风初起，塞草尽枯，弓劲马强，兽肥隼击，虏酋下令，大会蹛林，千骑雷动，万马云翔，校猎阴山，十旬而反，积兽若丘陵，数众以均分，此不易之规也。然亦有首从之别，如一兽之获，其皮毛蹄角以颁首射，旌其能也，肉则瓜分同其利也。”[6]李心传断言：“塔坦（鞑靼）止以射猎为生”[7]；故毛泽东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古代蒙古人不是单纯的游牧民，而是游牧狩猎民。[8]吉田顺一[9]、后藤富男[10]、原山煌[11]等亦不约而同地主张狩猎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张长利怀疑游牧是蒙古族或北方民族的经济基础，指出狩猎才是其根本的生存方式[12]。狩猎是北方民族的“生业”或“常业”，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正是狩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北方游牧民狩猎不仅以动物为对象，而且以人为对象，战争亦是一种狩猎。“一种最古老的协作形式是例如在狩猎中出现的、同样也是在战争出现的，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狩猎。”[13]波斯文《史集》屡次提到蒙古人用围猎的方法作战：决定以围猎的方式继续行动，一个土绵接一个土绵攻占和破坏他们所经过的一些城、地区或城堡。《世界征服者史》亦云：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这种（围猎）方式进行的，确实，每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汉文史籍亦有类似记述，“以战为猎”是蒙古国俗：“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14]成吉思汗将战争对手当作猎物：“汝奚匿吾负箭之麋？”[15]忽必烈自称猎手：“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猪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16]《经世大典》明言：“寓兵法于猎，开圔聚散严矣。”
游牧与狩猎相结合使蒙古族或东亚民族如虎添翼。游牧文化源于西亚或中亚，狩猎传统可能源于东亚。《说文解字》:“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善射源远流长。夷羿射日见于《楚辞·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准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羿又称夷羿或后羿，是神话中尧舜时代神人，亦是传说中夏代人物。《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
中国人或满－通古斯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流传类似的射日神话[17]，可能起源于中国并传播扩散到其他地区[18]。射日神话主要流行于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东北部地区[19]；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或蒙古人中亦流行射日神话[20]。其实射日是东夷或夷人的神话传说或传统。商代晚期武乙射天体现了夷羿善射传统，宋康王是殷商射日传统的继承者。《史记·殷本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与殷人射天不同，周人只射四方，对天敬而远之。从商亡于周到宋国亡于齐，商人及其后裔在文化上的话语权丧失，射天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周人、吐火罗人或印欧人、突厥或匈奴人都敬天不射，这也说明夷夏（周）有不同的射箭传统或信仰体系。
东北地区的肃慎以“楛矢石砮”知名。《国语·鲁语》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史记·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肃慎为众夷之一，一般认为是北夷或东北夷。《大戴礼·少闲》：“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秦汉以降仍往来不断，魏玄菟太守接触到了肃慎本土。《三国志·毋丘俭传》：“正始六年…俭遣玄菟太守王欣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楛矢石砮不仅表明东夷善射，亦是万邦协和的象征。钟会《檄蜀文》：“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21]
由此看来肃慎位于今黑龙江或大兴安岭一带，特产楛矢石砮，间接反映肃慎或东北夷善于射猎。《三国志·挹娄传》提到了肃慎和楛矢石砮：“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楛矢是指楛木为箭杆。《说文解字》云：“楛，木也。”《后汉书·孔融传》注曰：“今辽左有楛木，状如荆，叶如榆也。”“楛矢”是桦的肃慎语读音，至今蒙古语或满语读“桦”为楛矢。石砮指石镞，青石可能是矽化木。《辽东志》卷九：“江中有石，名木化石，坚利，可锉矢镞，土人宝之。”《大明一统志》卷八九亦云：“黑龙江口出名水化石，坚利入铁，可锉矢镞；土人将取之，必先祈神。”矽化木可做镞，石砮还可包括玛瑙、石髓、碧玉、燧石、黑曜石等制成的镞。
肃慎在正史中消失之时室韦始见于正史。《魏书·失韦传》：“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发，用角弓，其箭尤长。”室韦继承了善射的传统。武定年间室韦多次遣使东魏建立了“贡赐”关系，室韦成了嫩江流域及大兴安岭地区诸部落的泛称[22]。蒙古兴起之后室韦大部分融入蒙古之中，其射猎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得大量工匠，弓弩制造更加精良。
历史记载表明夷人善射，尤以东北夷为最。源远流长，代不乏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代强弓硬弩，领先世界。沈括《梦溪笔谈》云：“以至击剑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械铠胄，极今古之精巧。”东亚射猎水平蒙元之际达到顶峰，明未清初是最后一个高潮。蒙古射猎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
三、考古发现
中国的细石器主要分布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23]，海拉尔细石器是东亚细石器的代表。[24]细石器中相当一部分是箭镞。弓箭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镞的种类增多，大多有铤，有些铤部、腰部有穿孔，有的铤部有刻痕或铤尾处有凸棱，表明镞插在木杆中还要用绳子加以固定或向弋射发展。新石器时代弓箭除保留原有功能外,逐渐演变为兵器；龙山文化晚期弓箭用于部落战争对国家、文明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5]
1、箭镞
扎赉诺尔煤矿遗址第四层出土石镞可能是东亚最早的石镞。[26]海拉尔松山遗址的石镞可分为三类:一类较原始，以石叶毛坯加工成柳叶形，两侧及底部为原状；二类为弧边三角形石镞，通体加工；三类为直边三角凹底形石镞，更加精致。[27]大体可以看出石镞由原始到成熟的演变过程。昂昂溪遗址采集到箭镞150件。[28]东乌珠尔新石器时代古墓破坏严重，仍然发现了147件三角凹底形石镞和35件两端尖状骨镞，说明射猎已成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佟臣柱认为：“这种大小相似，形式一样，工艺一致，类似范制，实为手制，表明了工艺的娴熟稳定程度，登上了细石器的顶峰。”[29]哈克遗址也发现了玉璧和大量石镞，材料有玛瑙、黑曜石、燧石等，“压剥工艺”更是登峰造极。鄂温克旗辉河水坝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了多种石镞和众多动物骨骼，反映了该地区狩猎的进程。汉代鲜卑墓中大量出土骨镞和骨制弓弭，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的双翼式铜镞。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30]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大量骨镞[31]，新乐、小珠山、富河沟门、红山、仰韶、良渚等均有箭镞出土。山西襄汾陶寺的一座大型墓中110枚石镞成组出现。[32]二里头遗址铜、石、骨、蚌镞并出，并发现了箭头刺入人骨的实例。最早的青铜镞见于二里头三期文化，七件铜镞可分为圆头与双翼二种。大致以河西走廊为界东部多有铤镞，西边多带銎镞。管銎青铜斧、青铜矛、青铜镞有共同的技术渊源。战国秦汉时代带銎镞常见于中原，反映了西方射箭传统对东方的影响。有铤镞和带銎镞反映了东亚与西方不同的射箭传统。
2、弓与弓弭
谢尔塔拉墓地出土了完整的弓和大量的箭杆、箭镞、箭袋，还有成套的马具，完整地展示了骑射状况。弓发现了四件，其中一件是结构复杂的实用弓。弓体为桦木由三段组成，弓弭外侧有挂弦的凹槽，驸部有鬃毛，外缠绕桦树皮，弦长144厘米。弓在不上弦时为“C”形，上弦之后呈“M”形双曲反弯复合弓。其他三件较简单，是明器。[33]
《考工记》将弓分为王弓、弧弓、夹弓、庾弓、唐弓和大弓6种；其中上制长1.52m，中制长1.45m，下制长1.38m。《唐六典》记载唐代弓四种：一曰长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武经总要》提到宋代弓四种：黑漆弓、黄桦弓、麻背弓、白桦弓，并配有插图。谢尔塔拉出土的弓似属中制白桦长弓。弓体包裹桦树皮是北方弓的特色，不仅有装饰效果，而且可以防雨防水。
3、箭杆、箭端与箭袋
谢尔塔拉墓地出土箭七十余支，均是铁镞木杆，成组置于箭袋里。箭杆形制相近，中部略粗，尾部有U形缺口,通长约80厘米。中部略粗的箭杆即是流线形箭杆，深得流体力学奥妙。《大清会典事例》：“箭笴以杨木、柳木、桦木为质，取圆直之杆削成之。别用数寸之木，刻槽一道，曰箭端。箭笴必取范于端，以均停其首尾。刻衔口以驾弦曰括，其端受镞。”箭端可能就是箭杆整直器，石制箭杆整直器可称之为石箭端。北美、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史前文化中有一种扁长方体凹槽石器,北美学者依据民族学调查和实验考古研究将其定名为“箭杆整直器”，中国所出此类器物至少有一部分也是箭杆整直器。[34]谢尔塔拉墓地出土箭袋四件均呈长筒状，由桦树皮缝制而成。
4、扳子
殷墟玉扳指高2.7－3.8厘米,直径2.4厘米,壁厚0.4厘米,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诗经·芄兰》：“芄兰之好，童子佩韘。虽则佩韘，能不我甲？”《说文》云“韘．射决也，所以钩弦。以象骨系着右巨指。”韘即戴在大拇指上用以钩弦的工具，俗称扳指，材质有牙质、骨质、玉质。早期扳指大抵呈短圆筒状，扣弦的牙较短小；西汉以后韘转变成为“鸡心佩”，其审美功能起越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弄器。南越王墓主棺室内出有五件玉韘，形似鸡心，装饰华丽。清代扳指种类繁多异常精致，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是工艺美术品。扳指是蒙古式箭射法的特有器物，后来随匈奴西征传播到了西方。这是东方射箭文化对西方发生影响的有力证据。
5、狩猎场面与射猎方法
“剡木为矢”，最早的箭是木质且无镞，因此考古不太可能发现最早弓箭实物。欧亚大陆西端最原始的弓箭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东亚众多岩画中狩猎场面进行考察和研究。流行于欧亚大陆的野兽纹（animalstyle）青铜器狩猎风格明显，安德森就特别强调了野兽纹中的狩猎风格[35]。壁画亦反映了众多狩猎场面，值得关注。
6、动物骨骼种类和数量研究
袁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获取肉食的方式进行初步系统考察发现野生动物众多的地区家畜罕见，人们驯养家畜是被动的[36]。鹿科动物是主要的狩猎对象，逐鹿中原不只是形象比喻。东北亚地区长期“无羊少马”，野兽多而家畜寡，是狩猎者的摇篮。通过对动物骨骼种类和数量的研究可以阐明狩猎的兴起和规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兴起于东北不是偶然的，可能还有商人。
四、 民族学调查
从前狩猎环境十分优越。解放前鄂伦春人生活的大兴安岭是原始森林，素有林海之称。落叶松、樟子松等针叶林与白桦、黑桦、柞树、白杨等阔叶林交替分布，其他灌木、乔木、草本植物不计其数，木耳、磨菇等真菌也十分丰富；常见的野生动物有五十余种，其中地上跑的有狍子、獐子、马鹿、梅花鹿、驯鹿、野猪、野兔、赤狐、猞猁、黄鼠狼、貂、水獭、灰鼠、熊、狼、老虎等，天上飞的有飞龙（榛鸡）、雉（野鸡）、野鸭、天鹅、大雁等，水中游的有马哈鱼、鳇鱼、哲罗鱼、细鳞鱼等。这些野生动物都是鄂伦春人的狩猎对象，衣食之源。
狩猎工具比较古朴。鄂伦春人的主要狩猎工具是木棒、石器、扎枪和弓箭，清朝开始使用火枪。传说中“恩都利”用桦树皮创造人之后，鄂伦春人就用木棒和石头打野兽，后来用扎枪和弓箭狩猎。鄂伦春人用落叶松或榆木制造弓体，鹿筋为弦，长约1.7m；箭杆用桦木，早期用石镞、骨镞，后来用铁镞。《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载鄂伦春人：“善使鸟枪、木弓、桦矢。低答弓以黄瓤木为之，性直不弯，长五尺，盈握为度，用麻绳或皮作弦，弛直如矢，矢以蜂桦为之，长视左手至左肩，镞长视食指，本窄末宽约四分。”[37]鄂温克和鄂伦春还使用简单复合弓。弓体用韧性很大的黑桦木做里层，落叶桦木做表层，两层木胎之间夹垫鹿筋等，然后用细鳞鱼皮熬成的胶粘在一起，弦用鹿筋制成。[38]用鹿筋、鱼胶、阴阳木制弓，遵循的是古法。《列女传·晋弓工妻》：“今妻之夫治制此弓，其为之亦劳矣！其干生于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阴三睹阳，缚以燕牛之角，缝以荆麋之筋，粘以河鱼之胶，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选也”。
十七世纪鄂伦春人迁徙到黑龙江南岸后基本上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区，猎场相当辽阔，可以相对自由游猎。狩猎方式可以分为个人单独狩猎和集体狩猎。集体狩猎一般以“乌力楞”或“安嘎”为单位，也可多个“乌力愣”或“安嗄”联合狩猎。“乌力楞”是鄂伦春父系氏族公社，包括一对父母所生的几代子孙及其妻子。“乌力楞”狩猎男女老少均可参与，一般以小规模的围猎方式进行，主要是为了生存。“乌力楞”实行按户平均分配和共同消费：“一家获牲，必各家同飨，互为聚食。”[39]老人回忆说共同消费的场面很壮观，喝酒吃肉，有狂欢气氛。赠送或与他人们共享猎物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风俗，称之为“尼玛都伦”。“安嘎”是猎手自助组织，人数可多可少，一般自愿参加，民主推举领导者“塔坦达”。塔坦达一般由德高望重富有狩猎经验的人担任，领导狩猎并主持分配，并不多吃多占。“安嘎”狩猎可以进行远距离、大规模围猎，一年四季均可进行，有时长达二个月。正月至二月为“鹿胎期”，鹿胎药用价值很高；四至六月为“鹿茸期”，“四杈平头”鹿茸最好；九月至落雪前为“叫鹿尾期”，发情期野兽膘肥体壮，是猎取狍、鹿、猂晒肉干的季节；下雪后为“打皮子期”，主要猎取紫貂、猞猁、水獭、灰鼠等珍贵毛皮动物。安嘎狩猎共同生活，大体上实行平均分配。能者多劳，并不多得，但可以赢得同伙的敬佩。有时两个“乌力愣”或“安嘎”碰到一起了可以进行联合狩猎。
鄂伦春人崇拜山神“白恰那”，对大森林充满敬畏和感恩。他们在山中高大的老树干上雕刻人面象征山神，不时崇拜祭祀，祈求风调雨顺、野兽众多。鄂伦春人崇拜熊，认认熊和人有亲缘关系，熊是他们的祖先或图腾。有许多有关熊的神话传说和习俗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叶舒宪认为鄂伦春熊崇拜与红山文化女神庙熊泥塑和黄帝有熊氏相关[40]。鄂伦春人还用占卜预测吉凶祸福和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有骨卜、树枝卜和枪卜。他们用火灼狍子肩胛骨看裂纹的占卜方式与商代骨卜类似，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流行东亚骨卜方法的遗存。
鄂伦为春人普遍相信萨满教。萨满分为两类：“穆昆”萨满和“德勒库”萨满。穆昆萨满为氏族萨满，又称“恩都利”萨满即万能萨满，每个氏族只有一位。“德勒库”萨满数量较多，又称流浪萨满。萨满的神衣和法器比较复杂，祛病、祭神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张光直认为商文化是萨满文化且与北美印第安文化有联系，提出“中国－马雅文化连续体”概念论证“中国文明环太平洋底层”。鄂伦春与中原上古文化的相似性值得我们深思。
五、讨论与小结
弓箭发明之后可以远距离猎获陆地动物、空中飞鸟、水中游鱼，大大增强了人类的能力。火器发明之前弓箭一直是人类得力的狩猎工具和作战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41]
狩猎、采集、游牧、种植四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唯有狩猎有可能成为英雄好汉。好猎手受人爱戴和崇拜，可称之为英雄。鄂伦春语好猎手称之为“莫日根”，有英雄之意。做一名“莫日根”不仅要有高超的狩猎技能，而且要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必须是受猎民公认的值得信赖和爱戴尊敬的人”[42]。鄂伦春自治旗莫日根库布旗长认为做好猎手或莫日根首先是做好人。同理战斗英雄亦受人崇拜和尊敬。放牧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挤牛奶、剪羊毛、接春羔并不轻松，做得再好也不会受人崇拜。牧马或放牛不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放羊的人被称之羊屁股后面的人，羊倌有“牧奴”之意。射箭、骑马、摔跤是和平时期男人成为好汉的手段。游牧民族英雄绝不是因为善于放牧，而是由于善于狩猎和战斗。铁木真肯定放过牧，但《蒙古秘史》中几乎没有提及：成吉思汗的一生基本上狩猎与战斗的一生。
狩猎、采集、游牧、种植四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唯有狩猎让人心发狂。人类普遍怀念田园生活或留恋草原牧歌也喜欢采摘活动，但真正酷爱种地牧羊风歺露宿的人并不多。《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夫聊发少年狂，西北望，射天狼。射猎有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快乐，可以让人上瘾。商王纵情田猎就有淫乐之意。[43]耶律德光对宣徽使高勋曰：“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44]狩猎是猎民命根子，禁猎使猎民失魂落泊。率先交枪的积极分子听到有可能恢复狩猎时眼睛发亮，仿佛年青了十岁。功夫在诗外，狩猎的快乐并不全在猎物或结果，而在其过程。时过境迁，狩猎仍然现代贵族运动，射箭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郑锷云：“射之为艺，用于朝觐宾燕之时，其事为文；用于田猎攻守之时，其事为武。”射箭运动讲究专注稳健、正心正体，确有调节心理、磨练意志的功能。久远而时尚，日本、韩国弓道益智修身；源远而流长，蒙古箭术强体健魄。
狩猎、采集、游牧、种植四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唯有狩猎是推动社会军事组织快速发展的动力。建州女真精于骑射，是游猎部落；弓箭是每个男人必备的工具和武器。明朝末年东北的女真相当一部分熟练地掌握了农耕技术和游牧技巧，但是他们还是将狩猎传统发扬光大，形成了宜于狩猎和战争的社会组织。牛录意为箭，额真意为主，牛录额真即箭主。“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人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一呼九应到一呼百应，组织不断扩大升级。牛录额真演变成了盟旗制度。满人入关建立清朝之后康熙、乾隆认为“国语”、“骑射”是满洲的根本。“国语”的作用还难以肯定，“骑射”是满人的特长，在清朝建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牛录额真演变成了盟旗制度；盟旗制度下的基层组织苏木原意就是箭。
这种十进制社会军事组织通过蒙古、突厥、匈奴可追溯到先秦。《元史·兵志》载：“有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结果“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新唐书·突厥传》：“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个统之。人受箭，号十设，亦曰十箭。”匈奴为“引弓之国”，亦以十进制为社会军事组织基础。张政烺曾注意到上古实行过十进制社会军事组织[45]。
狩猎、采集、游牧、种植四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唯有狩猎和战斗可以互不耽误且可相互促进。战争影响农耕自不待说，影响游牧也可想而知，当然也会耽误采集。狩猎与战争相互促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蒙古人围猎也是为了准备战斗：“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那么热衷于狩猎，并且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这一活动，这不单为的是猎取野兽，也为的是习惯狩猎锻炼，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46]成吉思汗把集体围猎当作军事训练或演习：“对集体围猎之际的猎人的诸制度在战斗之际完全变成了军事方面的制度”。[47]另一方面蒙古人又把战争当狩猎：“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份数均之。”[48]铁木真与王罕结盟时宣誓：“多敌人处剿捕时，一同剿捕；野兽行围猎时，一同围猎。”[49]阿勒坛等推举铁木真为汗宣誓云：“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50]成吉思汗格言：“我们出猎时打死了许多马鹿，我们出征时消灭了许多敌人。”[51]
《史记‧匈奴列传》：“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为弓矢，短兵则为刀鋋。”《汉书·匈奴列传》：“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匈奴以骑射作为谋生与战争手段。匈奴以骑射作为谋生与战争手段。“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52]他们认为狩猎和战斗是习惯成自然的创造性劳动，狩猎与战争是古代游牧民族看来是可以合二为一的核心事业。既然狩猎是“生业”和“常业”，“以寇抄为生”或“以战功为事”就不足为奇。狩猎与战争经常相提并论，张长利称之为两种狩猎[53]。
寓战于猎或猎战合一并非蒙古、匈奴的创造，古已有之。《谷梁传·昭公八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周代征伐和田猎同属军礼。《周礼·春官·大宗伯》：“大田之礼，简众也。”郑玄注：“古者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周礼·春官·小宗伯》：“若大甸，则有司而馌獣于郊，遂颁禽。”郑玄注：“甸。读曰田。”《礼记·仲尼燕居》：“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尚书大传》亦云：“战斗不可不习，教于蒐狩以闲之也。”周武王灭商之际在太行山南侧举行空前大规模武装狩猎。《逸周书·世俘解》：“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一、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王国维云：“殷时天子行幸田猎之地，见于卜辞者，多至二百，虽周亦然。”[54]商代田猎成风，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500片左右，约十分之一占卜田猎，某些时期占三分之一。商王田猎规模大，时间长，从组织形式、参加人员到方法、工具皆与战争无多大差别。田猎的方式有逐、射、焚、陷、擒、网等，商王、子弟及贵族、军队共同参加，动用各种兵器包括兵车，既是狩猎，也是军演或战争。董作宾《殷历谱》考证商代帝乙、帝辛时期征人方往返中多次进行田猎活动，是狩猎与战争合二为一的经典例子。
巡狩是狩猎的升华或象征性的战争。“巡”字源于金文、甲骨文“省”。据闻一多考证“省”有巡视、田猎、征伐三义：“一字含有三义，正为古者三事总为一事之证。”[55]“狩”字金文为“兽”、甲骨文为“獣”。《公羊传·桓公四年》：“狩者何，田狩也”；《尔雅·释天》：“冬猎为狩”；《说文解字》：“狩，犬田也”。狩指畋猎或围猎。巡狩源于狩猎活动，以狩猎形式进行武装巡视。上古时代武器就是狩猎工具，战争方式和围猎方式相似，巡狩途中兼及行猎，既耀武扬威，又可解决军需，还可训练兵员，或征讨降服、掠取奴隶、开疆拓土，是一举几得的事。康熙、乾隆木兰秋狝，既是满洲狩猎传统的继续，也是传统巡狩的绝响。
据传说商汤“网开三面”，德及禽兽，是一个仁慈而高明的狩猎者。黄帝亦善射、好猎、能战，乐巡狩，可能是商汤周武秦皇汉武的曲折反映。“黄帝之弓曰鸟号”。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逐鹿中原”、“鹿死谁手”正是以猎喻战的经典。《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狩猎、采集、游牧、种植四种生产生活方式所占比重不同，单纯的采集民、狩猎者、游牧民或种植者社会是难以生存或不存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普遍过着采集狩猎生活，演化节奏非常缓迈；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畜牧和种植，演化节奏明显加快。青铜时代弓箭与刀剑使游牧狩猎民武装化，狩猎与游牧结合使北方民族如虎添翼。猎、牧与农耕的结合使夏、商、周崛起于东亚。商汤、周武、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都是射猎高手。《武备志》云：“弓矢，器之首也。”弓箭为“十八般兵器之首”。射猎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军事力量，东亚盛世强国无不建立在射猎基础上。
草原、黄河、长江文化相提并论未尝不可，但早在上古就相互融合形成了难解难分的蒙古式狩猎传统，并且影响到了韩半岛和日本列岛。逐鹿中原，弓箭见证了不同民族数千年来经历的冲突、交流与融合，狩猎深刻地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特征。射猎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起过关键作用，蒙古式狩猎传统是东亚文化核心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