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历史简介（下）
第六章 发展与改革时期
“我们必须废除一切带有特权色彩的东西。”——伍德罗·威尔逊
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致国会谘文
在两大战争——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已到达了成熟的年龄。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中，它从一个农村化的共和国变成了城市化的国家。边区业已消失。规模巨大的工厂、钢铁厂，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繁华的城市，广阔的农田，遍布在这块国土上。但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诸如有些大企业力谋垄断市场及生产，劳动条件恶劣，以及因城市的飞速发展，给妥善解决与日俱增的城市人口的居住和管理问题带来了困难。
美国人民及其政治领袖——如格罗弗·克利夫兰、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都反对这些弊病。这些改革者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在哲学上属于理想主义者，但在执行中却又是现实主义者。这段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有效地制止了因过度发展而产生的许多错误。
和平使国家发挥活力
一位作家写道：“内战在国家历史上刻下了一道很阔的印记；它一举而使二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的变化富有戏剧性……。”战争的需求大大地刺激了制造业，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发展兴改革时期的基础是铁、蒸气、和电力的开发，战争的需求也促进了科学和发明。一八六O年以前所颁发的专利证书只有三万六千份，但此后的三十年内，却颁发了四十四万份；而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内，新颁发的专利证书数竟达近一百万份。
一八四四年塞缪尔·摩尔斯改进了电报技术后，美洲大陆相距遥远之地，随即藉电线杆和电线网而联接起来。一八七六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展出了一部电话机，不到半世纪·一千六百万部电话机就被用来促进全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一八六七年发明的打字机，一八八八年发明的加法机和一八九七年发明的现金计数器，更加速了工商业的发展。一八八六年发明了铸造排字机、轮转印刷机和折报机之后，一小时内就可以印刷二十四万份每份八页的报纸。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给千家万户带来了光明。爱迪生还发明了留声机，并和乔治·伊斯门合作改进了电影。这些伟大的发明，加上其它许多科学和天才发明的应用，使得各行各业的生产力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这种工业新秩序中，城市成了神经中枢，它集中了所有的经济力量：积聚了巨大的资金、企业和金融机构、宽阔的铁路车场、烟囱林立的工厂，以及大批的职工。村子由于吸收了从乡间或从海外涌来的人口，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市镇，市镇又扩展为城市。在一八三O年，只有十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八千人或八千人以上的居民区；到一八六O年，比数已达六分之一；至一八九O年，更提高到十分之三。在一八六O年，没有一个城市有上百万的人口，但三十年后，纽约一地的居民达一百五十万，芝加哥和费城人口也超过一百万。在这三十年中，费城和巴尔的摩人口增加了一倍，堪萨斯城和底特律的人口增了四倍，克利夫兰增加六倍，芝加哥增加十倍。明尼阿波利斯、奥马哈和其它类似地方，在内战开始时仅是几间房屋的小村落，人口竟增加了五十倍甚至五十倍以上。
与此同时，国家的基础工业——钢铁工业——因为受到高关税的保护，也迅速向前发展。钢铁业以前集中于东部各州的矿区，但因地质学家发现新的矿藏，钢铁业在西部地区也逐步发展起来了。最著名的是在苏必利尔湖顶端的大麦沙比铁矿，它成了世界上产量最丰富的铁矿之一。其矿苗露在地壳表层，开采方便而经济，又因含化学杂质少，采用这种矿石炼高级钢的代价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钢铁生产大踏步地前进，主要应归功于安德鲁·卡内基。他十二岁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由一家棉纺厂的接纱头学徒转业为电报局的职员，后来又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局找到一份工作。他在三十岁以前，就精明而富有远见地进行投资，一八六五年开始，他把投资集中在钢铁业。数年间，他自组公司或投资于其它公司，建造铁桥、铁轨和机车。十年以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孟农加希拉河所建造的钢铁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厂了。
卡内基不但控制了新钢铁厂，并且还控制了焦煤、煤炭产品、苏必利尔湖的铁矿、五大湖上的汽船、伊利湖上的一个港口和一条铁路联络线。他的事业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在一起，可以从铁路及航运上获得优惠的条件。他有扩大事业的充裕资金和人力，所以，这样的工业扩展，在美国是前所未见的。
虽然卡内基长时期支配着钢铁业，但是他却未能全面垄断与钢铁有关的自然资源、运输和工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些新公司起而向他的优势挑战。卡内基被这种竞争惊得目瞪口呆，他扬言要建造一个规模更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但是卡内基那时人已年老，精力衰退，他终于听从了劝告，把他的钢铁厂与一个新组织合并，而这个新组织后来吞并了美国多数重要钢铁企业。
一九O一年合并后组成的新公司，便是美国钢铁公司，它说明了三十年前开始的演变：把独立的工业企业组合成联合的或是集中化的公司。这种在内战时期就有的趋势，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日见显着。因为企业家都知道，如果把互相竞争的公司组成一个机构，就可以从大规模生产中实现规模经济的目标（降低每件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在全国市场上推销他们的货品，甚至控制生产和市场。而联合公司和托拉斯也就成为实现这些新兴大企业的手段。
联合公司可以收集大量可用的储备资金，使企业获得长久的生命和管理的持续，以获得预期的利润吸引投资者，并且即使企业失败，各自要承担的职责也是有限的。托拉斯实际上是联合公司的综合体，每家联合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把他们的股票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管理一切业务，这样可使联合公司在更大规模上联合，使管理和行政集中化，并可把专利汇合在一起。它们雄厚的资金可用于企业的再发展，推行生产合理化，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的目标，建立销售、服务和赊购网，从原料供货商和铁路运输方面取得优惠条件，与外国公司竞争，并可以与这时已开始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劳工组织进行讨价还价。它们还可以对政界施加影响。
标准石油公司是创设最早、实力最强的联合公司之一，随着该公司的创设，许多其它联合公司——棉子油业、铅业、糖业、烟草业、橡胶业——也迅速地组织起来。有干劲的工商业者，不久也径自划定他们的工业领域。以亚摩和斯威夫特为主的四家肉类罐头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牛肉托拉斯。麦柯密克一家，则在收割机事业上占优势。一九O四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原来的约五千家独立企业，这时已归并为三百家左右的工业托拉斯了。
在其它领域里，特别是运轮业和电讯业，合并的趋向也很突出。西联公司是最早最大的电讯联合公司，随之而起的是贝尔电话公司，接着又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个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人，他早就看到了欲求铁路的经营有效，必须把线路连接起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把十三条独立铁路线，合并为一条路线，把三百八十公里外的布法罗与纽约市连接在一起。在此后十年中，他又修通了通往芝加哥与底特律的铁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就成立了。其它方面的合并也在进行。不久，美国各主要铁路线，就被合并成“系统化”干线了。
改革矫正经济弊端
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于一八八四年当选为总统。他懂得致力于改造这个国家的种种力量，并设法加以控制。铁路方面有不少弊端需要加以纠正，如抬高对小客户的运费，给大客户以优惠的做法，和有些铁路在某一些地点之间，不顾距离之远近，因人而异地任意提高运费的做法。
此外，有些城市之间，由于有数条铁路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运费因竞争而减低了，但另一些只有一条铁路连接的城市间，却收着超额的运费。因此，从芝加哥至纽约一千二百八十公里路所需的运费，竟低于从芝加哥到离它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的运费。各铁路公司也曾试行联合行动以避免竞争——实行联营——根据参加竞争的各公司事先拟定的计划来分配货运业务，并把业务总收入集中起来再行分配。
公众对于铁路当局这些措施的不满情绪，促使政府作种种努力，对铁路进行管理。虽则这些办法也发生了一些好作用，但是这是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一八八七年，克利夫兰总统签署了“州际商业条例”，这一个条例禁止了超额运费、铁路联营、回扣客户以及不等价运输，并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以防止违法行为，协调铁路运价和运输办法。
克利夫兰还大胆地向关税壁垒提出挑战。原来以战时的紧急措施而推行的高税率政策，已沿用为永久性的国策。克利夫兰认为这一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民生活费用的增加，以及托拉斯的迅速发展。许多年来，关税从未成为政治上的问题。一八八O年，民主党要求实行一项“为岁入而定税”的政策。不久就响起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克利夫兰在一八八七年的国情谘文中，竟不顾应避免涉及这一个爆炸性问题的警告，谴责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原则被推向极端，因而使国人感到震惊。
关税问题成了下届总统选举争论的问题，为保护政策作辩护的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嬴得了胜利。哈里森政府实现了他的诺言，于一八九O年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案”。这一措施不但是要保护根基稳固的工业，而且还要扶植正在成长的工业，并且还以令人却步的进口税去促进新工业的建立。新税则偏高的税率，立刻影响了零售商品的价格，不久，便引起了广泛不满。
在这段时期，公众对托拉斯的不满情绪增长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受到改革派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等激烈抨击的各大联合公司，也成了激烈争论的政治问题了。一八九O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就是为了打破垄断的；它禁止妨碍州际贸易的一切合并，并规定了几项强制执行和惩处办法。因为该法律用词含糊，所以刚通过时收效不大。不过，十年以后，因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有效地执行法律，却使总统荣获了“托拉斯打击者”的尊号。
纵使有这些显着的趋势，但这个时期的政治景象，是不出色的。一位卓越的历史家曾经写道：“对于那些只关心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根本调整的政治力量的公民来说，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只有两三个联邦法例值得长期重视。”人民的精力集中在别的地方，这在西部发展史上反映最明显。
西部地区的开发机会
一八六五年，已开发的地区的界线只伸展到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的西部，突出部分包括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东部。在这个开有新农场的狭窄地带以外，还有大片无人占据的荒地。这荒地联接着广阔的大草原，大草原又与布满山艾树的平原接壤，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在这绵延一千六百公里的巨大山脉里，蕴藏着丰富的金、银及其它金属。山的西侧，荒无人烟的平原和沙漠一直伸展到丛林满布的海岸线和太平洋。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区及零星小村落外，居住在广大内地的，只有印第安人。
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所有的土地都已被划分为州或准州了。一八六二年的“定居法案”促进了人口的定居。该法案规定：一个公民只要他能在那里定居和开垦，就可以免费获得六十四公顷土地。根据这一法案，至一八八O年时大约已有二千二百四十万公顷的土地落入了个人手中。同时，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也已经结束。在山区，到处都有矿工。他们在内华达、蒙大拿、科罗拉多等地开掘矿道，并建立了许多小村落。养牛的牧民，把从得克萨斯州到密西西比河上游广阔的草原占为己有。牧羊人也同样在山坡或山谷上找到了他们的牧场。农民们蜂涌似地移居平原、河谷，把东部和西部联接了起来。到一八九O年，已没有未开发的地区了，此时五六百万男女耕种的地方，二十年前，却是野牛出没之地。
铁路加速了定居。在一八六三年，国会投票通过授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筑路许可证，这使铁路由依阿华州的康斯兰布拉夫斯向西延伸。与此同时，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也开始修筑自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地方向东的铁路。两条铁路不断接近时，全国上下都为之振奋，最后在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两条铁路终于在犹他州的普洛蒙托莱角接轨了。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旅行的时间，原来需要长途跋涉几个月，现在可以大大缩短。铁路网继续发展，到一八八四年，已有四大铁路干线把密西西比中部河谷地带与太平洋海岸联接起来了。
大规模迁往极西地带的移民，大多集中在山区。在那里，加州于一八四八年发现了金矿，十年后在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蒙大拿和怀俄明州，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达科他的黑山地区都先后发现了金矿。采矿者开发了这些地区，建立了村镇，打下了永久定居的基础。不过，在山区采矿的同时·有些移民已看到这些地区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可能。后来虽然少数城镇专门从事采矿业，但蒙大拿、科罗拉多、楼俄明、爱达荷等州的真正财富，也和加州一样，还是在草原和沃土中。
在得克萨斯州，养牛早就是重要事业，战后尤见繁荣，大胆的赶牛人赶着德州的长角牛，穿过开放的公共地带，向北走去。牛群边走边吃，到堪萨斯州的铁路运输站时，已长得比出发时更大更肥壮了。不久，这样的“长征”就成为常事了。向北移动的牛群，在几百公里的征途上，留下了无数的足迹。养牛业迅速超出了密苏里地区。在科罗拉多、怀俄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等地区，都出现了巨大的牧场。西部的城市因成了屠宰业和调制肉类的中心而繁荣起来。
牧场的建立带来了一种多姿多采的生活，衣着鲜明的牧牛人，就成了这一种生活的中心人物了。美国第二十五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在达科他的个人经历时说：“我们过着自由而粗犷的生活，骑着马、带着枪，在仲夏的烈日之下工作。广阔的平原，在热泪中闪烁着；我们也经历过晚秋的夜里，守护牛群时难忍的寒冷。……不过，我们感到我们的脉搏与这粗犷的生活在一起跳动，在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工作的荣耀和生活的欢乐。”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八八年间，大约有六百万头牛从德州放牧到科罗拉多、怀俄明、蒙大拿等地的高原上过冬。养牛业的兴旺发达，到一八八五年已到达最高峰，当时的草原，已经不足以供这么多长征牛群吃草的需要了，而且这些草原，也开始被纵横交错的铁路线所割裂。在牧牛人身后不远之外，有许多草原篷车在吱吱作响，农民把他们的妻儿，还有拉车的马、乳牛和猪群也带了来。根据“定居法案”，他们圈定了所得的土地，并用铁丝网围起来。原来未经合法手续取得土地的牧牛人都被赶了出去。不久，这片具有浪漫气氛的“西部荒原”，便不复存在了。
机器和科学帮助农民
尽管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农业始终是国家的基本事业。农业的革命——和战后的制造业相似——使手工劳动变为机械耕作，从维持生计变为商业化的农业。在一八六O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的农场数目增加了两倍，自二百万个增加到六百万个，耕地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从一亿六千万公顷增至三亿五千二百万公顷。
从一八六O年至一八九O年，各种基本农产品的生产，如小麦、玉米和棉花等，都超过了美国以前的产量。同一时期，全国人口也增加一倍多，城市人口的增长尤为显着。然而，美国农人生产了足够的粮食和棉花，提供了充足的猪肉和牛肉，收剪大量的羊毛，不但可以供给美国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并且剩余量日益增加。
取得这一特殊成就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向西部的扩展，第二个原因是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在一八○○年，一个农民使用镰刀，在一天之内，可望收割五分之一公顷小麦，但三十年后，使用兜禾镰刀，每天就可以收割十分之八公顷。到一八四O年，使用了麦柯密克研究了差不多十年而造成的神奇的割禾机，竟出现了一天能收割二公顷到二公顷半的奇迹。由于他的远见，他便去西部新兴草原市镇芝加哥，在那里他开设了收割机工厂。到一八六O年，他售出的收割机共有二十五万架之多。
其它的农业机器也迅速地出现：自动捆扎机、脱粒机及收割脱粒两用机等。播种机、切割机、去皮机、去壳机也出现了，还有奶油分离机、撒肥机、种薯机、干草机、孵卵机，和其它上百种的发明。
在农业革命中和机械几乎同等重要的是科学。一八六二年，根据“莫里尔公地兴学法案”，国会把公用地分配给各州，以便建立农业和工业学院。这些学校一方面是教育机关，另一方面，也是农业科学的研究中心。后来，国会又拨款在全国各地遍设农业实验站，并直接拨款给农业部作研究用。在新世纪开始时，在全国各地的科学家都在广泛地进行农业科学研突。
其中一位叫马克·卡尔顿的科学家，受农业部之聘到俄国去旅行。他在那里发现并运回了一种能抗锈穗病和抗干旱的冬小麦，现在半数以上的美国小麦都是这个品种。另外一些科学家，如马里恩·多塞克服了可怕的猪疫，乔治·莫勒克服了口蹄疫。另一位研究员从北非带回了高梁；另一人从土耳其斯坦带回了黄花苜蓿。加州的卢瑟·伯班克培植了许多水果和蔬菜的新品种。威斯康星州的斯蒂芬·巴布科克设计了测定牛奶中油脂分量的方法。在亚拉巴马州的土斯克琪学院，一位伟大的黑人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佛，发现了花生、甜薯和大豆的几百种新用途。
农民面临艰苦
虽然有了这些不平常的进展，但美国农民在十九世纪中，曾一再地受到困厄。这有好几个基本因素：土地的贫瘠化，自然情况捉摸不定，谷物生产过剩，自给自足能力的衰退，以及缺少适当的立法保护和援助。南方的土地因为长期种植烟草和棉花而变得贫瘠了；在西部，甚至在平原上，土地也受到了侵蚀，还受到风灾、虫害的袭击。
密西西比河以西农业的迅速机械化，所带来的不单是幸福。它促使许多农民不自量力地扩大耕地，使粮食作物大量集中，使大农场主明显地对小农场主占有优势，加速了租佃制度的发展。在普遍接受现代土壤保持技术以前的许多年中，这些问题的大部份一直都没有解决。
但更复杂而又较易立刻对其采取行动的，是价格问题。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在竞争甚烈的世界市场上出售；而他们所需的物品、设备和日用品，则要从不许竞争的受保护的市场上购入。农民出售的小麦、棉花或牛肉的价格，由国外市场决定；而他们购入的收割机、肥料、铁丝网等价格，却必须由在关税保护下可随意定价的公司来决定。从一八七O年到一八九O年，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都有不规则的下降，因而使美国农产品的价值，只增加了五亿美元。但在同一时期，制造品的价值，却增加了六十亿元之多。
这种经济不平衡的现象，促使农民们成立组织，研讨共同苦衷和提出解救办法。大部份农民组织，是按照一八六七年所创设的保护农业社的成规而设立。短短的几年中，几乎每一个州都建立了保护农业社，全部会员有七十五万多人。这些组织以社团形式开始时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农民们的团结，后来转而讨论商业和政治问题。不久，许多保护农业社又建立了它们自己的销售系统和商店、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其它工厂。在中西部一些州，它们还选出会员为州议员，这些人对通过直接影响他们福利的法案起了很大作用。
但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保护农业社所经营的许多企业都失败了，它们的重要性也减弱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干旱降临到草原，小麦和棉花的价格暴跌，保护农业社再次兴起。
一个名为农民联合会的新组织纷纷成立，到一八九O年已有会员二百万人。这些组织除了提出广泛的教育计划外，还积极要求政治改革。没有多久，农民联合会会员就组织为一个政党——民粹党——积极反对老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民粹党主张增加货币流通量
在美国政坛上，从来没有像民粹党那样的狂热，他们的热泪横扫了草原和棉田。农民在地里辛勤工作了一天之后，还驾起他们的轻马车，带领着妻子儿女，赶到集会的地方，去为他们的领导人动人的演讲鼓掌。在一八九O年的选举中，这一个新政党在十多个南方和西部各州中，获得了权力，并且选出了二十个参议员和众议员参加国会。民粹党赢得了这次胜利以后，拟定了一项谋取改进的政纲，要求广泛的改革，包括建立累进所得税，全国性农业贷款制，铁路国有，一天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自由而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以增加货币流通量。
在一八九二年的选举中，民粹党在西部和南方显示了惊人的力量。虽然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得到了一百多万张选票，但还是由民主党的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获选。四年之后，生气勃勃的民粹党，几乎在每一地区都和民主党联合起来，劝说民主党的新领袖们，把货币问题当作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提出来。
美国自开国以来，一向采用复金本位制，这就是说，政府随时把送进造币厂的金银铸成钱币。一八七三年，国会改变了货币制度，其中一项是把在国内流通的钱币里，剔除了银元。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那时的银子很稀少。事实上，银币已有四十年之久没有流通了。但是这一情形因西部各州的山地里发现了新银矿而发生剧变，同时，有些欧洲国家的银币也停止流通，银的供应量大大增加了。
其时，适逢国家的经济减速，西部和南方主张土地均分者的领袖们——受到东部工业中心劳工团体的支持——要求恢复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他们相信他们的困难是因流通货币短缺造成的。这些团体认为，扩大货币的流通量，将间接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可还清债务。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却深信这一政策将引起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一旦开始，必将无法阻止，而政府本身也将被逼破产。他们认为，只有采用金本位，才能维持稳定。
银币拥护者——民主党员和民粹党员——找到一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领袖，并推他为一八九六年的总统候选人。不过他的党是脆弱的，而他的敌手却很强。因此威廉·麦金莱遂以五十万票的优势嬴得了选举。可是，布赖恩参加竞选一事，后来却成了传奇故事，并且除了币制政策外，民粹党和主张土地均分的民主党的大多数意见，后来均被写进了法律。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乃是内战以后联邦团结一致的有力证明。虽然农民的牢骚不少于奴隶主，但他们此刻却没有谈论要不遵守国会法令或脱离联邦。
对西班牙战争
全国统一团结的局面，在一八九八年对西班牙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那时，西班牙还统治着佛罗里达半岛以南的小岛古巴，而美国与古巴的贸易当时正非常兴旺。一八九五年，古巴人对西班牙暴政的愤怒终于爆发成为争取独立的战争。
美国对于这一次战争的进展，日渐关注。大多数美国人同情古巴人，但克利夫兰总统却决定保持中立。不过，三年以后，麦金莱总统当政，美国战舰缅因号停泊于哈瓦那港口时，忽遭摧毁，并有二百六十人丧生。此事立刻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慨。麦金莱这时还想维持和平，但几个月后，他认为拖延无补于事，于是他就主张武装干涉。
对西班牙的战争进展迅速，并具有决定性。战事进行的四个月中，美国从未遭受重大挫折。宣战一星期后，在香港的乔治·杜威海军准将，率领六艘战舰的舰队，驶向菲律宾。他下令要阻止以菲岛为基地的西班牙舰队在美国领海骚扰。他要不折一兵地摧毁整个西班牙舰队。同时，在古巴方面，大队美军在圣地亚哥附近登陆，迅速地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又炮轰海口。西班牙四艘装甲巡洋舰，仓惶逃出圣地亚哥海湾，数小时后。便被轰击成为废船。
在圣地亚哥获胜的消息传到时，从波士顿到旧金山，汽笛声响彻云霄，旗帜到处飞扬。报馆赶派记者前往古巴和菲律宾，鼓吹新的民族英雄的业绩。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尼拉战役中出了名的杜威，以及领导他自己所征募的一个志愿骑兵团到古巴服役而被称为“强悍骑士”领袖的西奥多·罗斯福。不久，西班牙求和，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签订了条约，西班牙把古巴让给美国，在古巴取得独立前暂由美国占领；西班牙割让了波多黎各和关岛，作为战争赔偿；又以二千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让给美国。
中国和门户开放
美国在菲律宾立足之后，就产生了和中国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希望。自从中国在一八九四至九五年败于日本以后，许多欧洲国家都在那里取得海军基地、租界，和划定了势力范围。它们不但取得了垄断贸易的权利，并且获得了投资铁路建筑以及开发沿线矿产的特权。
美国政府与东方早期的外交关系，始终坚持各国的商业特权均等，此时，若要维持这一原则，就必需作出大胆的行动来。一八九九年九月，国务卿海约翰致送一备忘录给有关各国，促使它们同意各国在华都能享受“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在它们控制的地区中的贸易机会均等（包括关税、港务税、以及铁路运费的均等）。
但在一九OO年，中国发生了抵制外人事件，六月间，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并包围那里的外国使馆。海约翰立即向各国宣告，美国将反对对中国领土或行政权或“门户开放”政策的干扰。当骚乱平定以后，海约翰又需充分运用技巧，以执行美国计划，保护中国免于赔偿的沉重负担。十月间，英、德两国又再一次表示它们遵循“门户开放”政策，并维持中国的独立。不久，其它各国也作了同样的表示。
同时，一九OO年的总统选举，使美国人民有对麦金莱政续，特别是对他的外交政策下一判断的机会。共和党在费城召开的大会上，对于与西班牙战争所获得的胜利结果，繁荣的恢复，以及通过“门户开放政策”而获得新市场感到欢欣。因此，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合作竞选总统和副总统，胜利早在预料之中。但是麦金莱总统却没法享受他的胜利成果。一九O一年九月，当他正在参观纽约州布法罗一个展览会时，竟被人行刺而死。麦金莱之死，使罗斯福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社会批评与改革的年代
无论是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方面，罗斯福当政正好与美国政治生活的新纪元相巧合。人们已在大陆上定居，再也没有未开发的地区了。美国从一个小小的、为自身存在而奋斗的共和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基础，经过国内国外的战争的变动，和经济上的繁荣与萧条的冲击，仍然屹立无恙。工业农业都有巨大的进展，免费教育总的来说是实现了，新闻自由得到维持，宗教自由的理想得以延续。然而，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对于他们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现状，依旧不能心满意足。因为大的企业似乎更加根深蒂固，地方政府和市政府往往为腐败政客所把持。一种物质主义的幽灵，似乎日渐影响到社会。
大约自一八九O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大众反对各种邪恶的呼声使美国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反映出它的特点。它并不全是一个新声音。自从工业革命早期以来，农民们就一直和城市及日益上升的工业巨头分庭抗礼。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社会改革者即对当政人物把政府官职分配给他的支持者的事实加以严厉的批评。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社会改革者终于在一八八三年使“彭德尔顿文官任职法”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了政府文官的考续制度，标志着政治改革的开端。
产业工人也倾诉了他们的不平。一八六九年，他们组织了“劳工骑士会”，以保护他们自己。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该会已拥有会员七十万人。嗣后，这一组织衰落了，但不久又为“美国劳工联合会”所代替。这是一个手工业工人的有力组织。到一九OO年，劳工就成了一股主要力量了。
在这一时期中，几乎每一个著名人物，不论是政治家、哲学家、学者或文学家，他们所获得的名气，总是和参与改革运动有关。这时的英雄们都是改革者，他们强烈地抗议从十八世纪农村式共和国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则和实施办法，因为它们被证明已不适合二十世纪都市化国家的需要。
自一九O二年至一九O八年，是伟大的改革运动的时代。好些年以前，即在一八七三年时，马克·吐温就曾经以他的仔细观察，暴露了美国社会，写了一本“镀金时代”。那时，许多严厉抨击托拉斯、财政、食品搀杂和滥用铁路等文章，不断出现于日报和流行杂志上面，像“麦柯洛J杂志、“人人”杂志、和“科利尔”杂志等。厄普顿·辛克莱则以小说为武器，出版了一本“屠场”，暴露了芝加哥大罐头肉食公司的不卫生情形，以及牛肉托拉斯对于全国内食供应的控制。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金融家”和“巨人”，使人们了解到大企业家的诡计。弗兰克·诺里斯的作品“陷阱”，叙述了主张土地均分者的抗议是怎么一回事。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暴露了政治的腐败。这些“暴露文学”，对于鼓动人们采取反抗的行动，有重大的影响。
这些不妥协的作家的强烈影响和逐渐觉醒了的大众，促使政治领袖们采取实际措施。有好几个州制订了法律，以改善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例如，童工法得到加强，制订的新法提高了年龄限制，缩短了工作时间，限制了夜间工作，以及要求强迫入学等等。
改革有益于一般人民
到这时，多数的大城市和半数以上的州，都在公共企业内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劳工补偿法的颁布，使雇主们在法律上要对职工们因工作所招致的伤害负责。新的税收法也推行了，遗产税、所得税，以及公司财产和营业税的开征·把政府负担转嫁到最有能力付税的人身上。
许多人——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清楚地认识到：改革者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处理，是无法解决的。罗斯福是一位热心于改革的人，他决心给人民以“公平待遇”，他在执行反托拉斯法的时候，从增强政府的监督政策入手。这种监督以后很快地实施到铁路方面，并通过了两项重要的限制性法案。其中一条就是一九O三年的“埃尔金法案”，使公布运价，成为法律的硬性规定·并使托运人也同样承担运费回扣的法律责任。在这一法案下，政府成功地处罚了那些犯法的公司。
罗斯福鲜明的个性和他“反托拉斯”行动，吸引着平民对他的进步措施的支持，也越过了党派界线。加以此时全国丰衣足食的繁荣，也使人民对执政党感到满意。他在一九O四年竞选获胜也就十拿九稳了。
由于在选举中获得了势如破竹般的胜利，罗斯福怀着新的决心展开他的改革运动。他在第一次国情谘文中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管理铁路，一九O六年六月，“赫伯恩法案”通过了。它授与州际商务委员会以真正权力：规定运费，扩大其职权，并迫使各铁路公司放弃其与轮船公司和煤矿公司的密切相联的利益。
国会的其它措施，把联邦控制的原则又推进了一步。一九O六年所通过的“食物卫生法”中规定，禁止在一切药品或食物中使用任何“化学的或防腐的有毒药剂”。这一法案通过后不久，又制定另一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对州际买卖的肉食，都必须进行检查。
这时，国会又新设了商业与劳工部，部长为内阁阁员，在部内又设置一个局，专门负责调查大公司的合并事务。一九O七年，该局发现美国制糖公司逃漏了巨额进口税。结果该公司被罚款四百万美元，公司的几个职员，也受到法律惩处。而印第安纳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因为收受了芝加哥和亚尔顿铁铬公司托运货物的秘密运费回扣而受到控告。这一时期的罚款总数，在一千四百六十二宗案件中，共达二千九百二十四万美元之多。这一个数字，足以反映这一时期的精神面貌。
罗斯福保护资源
保护国家自然资源，制止对原料的浪费，以及对大片荒地的利用，都是罗斯福当政时的主要成就。他早在一九O一年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的国情谘文中，就曾经要求推行一项全面的意义深远的保护森林水利、开垦和灌溉的综合计划。他前面的几任总统已拨出一千八百八十万公顷的林地，而罗斯福则使它增加到五千九百二十万公顷，并开始有计划地作努力，以防止森林火灾，并在伐木地区重新造林。
一九O七年，罗斯福又指派一个内陆水道委员会去研究河川、土壤和森林的关系，以及水力发展与水运等问题。在这个委员会建议之下，产生了一个全国资源保护会议的计划，这个计划使全国注意力集中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上。
委员会发布原则声明，着重于对森林、水源和矿铁的保护，并提醒注意土壤侵蚀和灌溉问题。其所建议的事项，包括私有土地上的伐木问题，改善可供航行的河道，以及河川流域的水土防护。结果，有许多州设置了保护资源委员会。一九O九年，全国保护资源协会成立，以便在这问题上教育民众。一九O二年通过的“垦荒法案”批准了修筑几个大水坝和水库。
一九O八年竞选总统临近时，罗斯福的声望已达到顶峰“不过，他却不愿打破传统去竞选第三任总统。他转而支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当选了总统；塔夫脱努力继续实施罗斯福的计划，并取得一些进展。他继续处罚托拉斯，进一步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邮政储蓄银行和包裹邮寄制度，扩大文官制度，并提议制订了两项宪法修正案。
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规定开征联邦所得税；一九一三年批准的第十七条修正案，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代替过去需由州议员来选举的办法。但是，塔夫脱的其它措施，如接受了自由分子为之愤慨的保护关税条例，因为亚利桑那州自由化的宪法而拒绝它加入联邦，以及逐渐对党内过分保守分子的器重等，却抵销了他的那些成就。
一九一O年，塔夫脱的党分裂了，于是民主党又以压倒性的优势票数控制了国会。两年以后的总统竞选中，新泽西州的州长威尔逊与共和党的塔夫脱和罗斯福竞选。因为共和党拒绝推举罗斯福为候选人，他就组织了第三党进行竞选，名为进步党。
威尔逊在一场精神抖擞的竞选中，击败了他的两个对手而当选总统。在他的领导之下，新国会执行了在美国历史上最引人瞩目之一的立法计划。它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改革关税。威尔逊说：“关税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废除一切带有特权色彩的东西。”一九一三年十月三日签署的“安德伍德税则”，切实削减了重要原料和食品、棉花和羊毛制品、钢铁等税率；它还取消了对其它一百多种物品的课税。虽然这一税则仍旧保留了许多保护性的特色，但它却是为降低生活费用一次真正的努力。
民主党计划中的第二项工作，是整顿银行和通货制度。因为美国业已受信用和通货没有弹性的苦恼，权宜性的立法，虽曾授权银行发行紧急通货，但银行和通货制度，早需全面整顿了。威尔逊说：“管制必须归之大众而不是私人，必须由政府本身来执行，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成为商业和个人企业的工具，而不是主人。”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廿三日通过的“联邦储备银行条例”，符合威尔逊的要求。这个条例，把当时所有的银行都纳入一个新的组织之中。该组织把全国分为十二个区，在每一区里设立一所联邦储备银行，统由联邦储备局监督。这些银行，是作为参加这一体系的其它银行的现金储备银行，为使货币供应有更大的弹性，并发行联邦储备券，以应工商业的需要。
下一步的重要任务是控制托拉斯并调查各公司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往的经验表明，实行如同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实行的管理制度是必要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受权发布命令，禁止工商企业在州际贸易中运用“不公平的竞争方法”。另一种法规叫“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禁止许多公司迄今为止尚未受到谴责的经营方法——如联锁董事会，对购买人的价格差别，以及一个公司持有同业的股票等。
农民和劳工也没有被忽视。如r联邦农贷法”，使晨民可以借到低息贷款。“克莱顿法案”有一条特别的规定，禁止在劳工纠纷中使用禁制令。一九一五年的“海员法”，则规定必须改善远洋轮、内河和湖泊船只上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一九一六年的“联邦工人补偿法”规定，对因工受伤而致残者，应发给津贴。同年的“亚当森法案”，则为铁路工人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度。
虽然这里纪录的成就与威尔逊总统的领导有直接关系，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并不是因他对社会改革的无比热诚，而是由于神奇的命运把他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时总统所起的作用，和战后作为不稳定的和平的奠基人所起的作用。
第七章 海外的冲突与国内的变革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
庞大兵工厂。”
——富兰克林·罗斯福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国会谘文
一九一四年欧战的爆发震惊了美国公众。起初，战鼓之声似尚遥远，但不久他们就感到战事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到一九一五年，本来已略见萧条的美国工业，随西方盟国的定单的到来而再度欣欣向荣。交战双方都利用宣传来煽动美国公众的情绪，同时，英、德两国阻挠美国公海航运的行动也引起了威尔逊政府的强烈抗议。而美、德两国之间的争端也日趋突出。
一九一五年二月，德国的军事领袖宣布要击毁在英伦三岛周围海上行驶的一切商船。威尔逊总统警告说·美国决不放弃在公海上贸易的传统权利，并宣布，美国将要求德国对美国船只和生命的损失负“绝对责任”。一九一五年春，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死难者近一千二百人，其中有美国人一百二十八名，这件事使美国人极为愤怒。
战时的种种压力使威尔逊总统无法依循一贯政策。威尔逊虽然是最致力于和平的美国总统，他在目击德国的残暴，特别是其潜艇战后深信，德国的胜利将是军国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势将危及美国的安全。
一九一六年五月四日，德国政府保证将根据美国的要求，限制潜艇战，潜艇战问题似乎已告解决。那年威尔逊在大选中获胜连任，这部份得力于他的政党的口号：“他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一九一七年一月，威尔逊总统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主张“没有胜利的和平”，说这是唯一能够持久的和平。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九天以后，德国政府通知美国，德国将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在五艘美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威尔逊要求国会同意对德宣战。美国政府随后立即着手动员其军事资源、工业、劳工、农业。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开抵法国的美国军队已超过了一百七十五万人。
美国海军在帮助英国海军打破德国的潜艇封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九一八年夏，在德军发动等待已久的攻势时，初上战场的美国陆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年十一月，百万美军在默兹河一阿尔贡森林区一线的庞大攻势中又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德方大肆吹嘘的兴登堡防线陷于崩溃。
威尔逊对大战早日结束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规定了盟国的作战目的，他始终坚持，斗争的对象不是德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独裁政府。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向参议院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公正和平的基础。他呼吁摈弃各国间的秘密谅解，保证海上航行自由，拆除各国之间的经济壁垒，削减国家军备，调整各国对殖民地的要求，但须顾及殖民地上受影响的居民的利益，其它各点旨在确保欧洲各民族的自治和无阻碍的经济发展。十四点原则是威尔逊和平蓝图的关键——建立一个各国的联合组织，以“共同保证大小国家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附：一九一七年第一次大战时的美国]
一九一八年夏，德军节节败退，德国政府请求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举行谈判。威尔逊总统在确定这个请求是出自人民的代表而不是军人集团的代表后，便开始与各盟国协商，盟国同意德国的要求。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协议遂在这个基础之上缔结。
和平后的孤立
威尔逊希望最后缔结的和约能具有谈判和平的性质，但他担心战争所掀起的愤激情绪，会使他的盟国提出苛刻的要求。这一点他猜对了。威尔逊受到劝告，如果他不对盟国的要求让步，那他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国际联盟——将不会实现，于是他在巴黎和会中把原来坚持的原则一条一条地放弃了，以实现他的希望。威尔逊在几条消极的原则上确有收获：他没有把阜姆让给意大利，拒绝克莱蒙梭使莱茵河地区完全脱离德国的要求，阻止法国兼并萨尔盆地，同时也拒绝由德国负担全部战争赔偿的建议。
但是到终局时，除了国际联盟算是成立起来之外，威尔逊有关宽大和持久和平的种种建议几乎荡然无存，而他自己，最后还得忍受讽刺，亲眼瞧着他自己的国家拒不参加国联。部份原因是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从在野的共和党中遴选一位领袖参加和约委员会一同去巴黎，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错误，他回国要求美国参加国联时，又拒绝作出必要的小让步，以争取得到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威尔逊在华盛顿的努力失败后，他去全国向人民进行游说。一九一九年九月廿五日，由于战时总统职务繁重和为和平奔走呼号，使他积劳成疾，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城瘫病猝发，终至不起。一九二○年三月，参议院在最后一次的表决中，同时拒绝了凡尔赛和约和国联盟约。美国从这时起，就越来越陷入孤立主义之中。理想主义的气氛，从此也随威尔逊而去，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孤绝冷漠的时代。
在一九二○年的总统大选中，威尔逊自己的政党，提名一位从未在威尔逊内阁任职的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柯克斯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沃伦·哈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这确凿证明人们普遍摈弃威尔逊主义。哈定在竞选中虽然拒绝在国联问题上作任何承诺，他的外交政策及其共和党继承人的外交政策却一般遵循孤立主义路线。
这是全美妇女第一次参加投票的总统大选。大战期间，威尔逊大声疾呼，要求修改联邦宪法，准许妇女参加投票，因为美国妇女对战争的伟大贡献生动地说明她们做公民的能力和应享有选举权。一九一九年，国会向各州提出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各州及时批准了修正案，妇女们因而得以参加次年的大选。
保守政策占上风
繁荣的景象遍及各地，至少在各城市中是如此，因而美国政府二十年代的政策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这一政策是基于如下的信念：政府若尽力促进私营工商业的利益，繁荣将缓缓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
因此，共和党的政策旨在为美国工业创造最有利的环境。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O年的关税法使关税壁垒增高到稳保美国制造商逐个垄断国内市场。上述的第二个关税法，即一九三O年斯穆特－霍利法案，因把税率定得太高，以致于一千多位美国经济学者齐声要求胡佛总统否决这个法案，他们预言，其它国家必将采取使美国损失惨重的报复行动，后来的事件证实了他们的预料；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着手执行一项减税计划，这反映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信念：高征所得税将妨碍有钱人对新工业企业的投资。国会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九年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同意了梅隆的建议，即把战时所得税、过高的利润税和公司税撤消或大幅度削减。
在整个二十年代，私营工商业受到了很多鼓励，包括建设贷款、承办有利可图的邮政事业及其它的间接补助。一九二O年的运输法早已把战时政府严格控制的全国铁路交还私营。一九一七年至二○年期间归政府所有并基本上由其经营的商船队也出售给了私人。
不过，政府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在电力问题上有分歧。战争期间，政府在筋滩下游建了两个大型硝酸厂，筋滩是田纳西河中一段长达五十九公里的湍流，政府还沿田纳西河修建了一系列水坝用于水力发电。一九二八年，国会参众两院均通过规定电力生产与销售公营的法案，然而胡佛总统却狠狠地把它驳回了。后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期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示范实验工程，便是在筋滩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建成的。
二十年代的移民限制，是美国政策的重要变更。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五年中，移居美国的人数超过一千三百万。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反对无限制移民的情绪逐渐增高。美国不再认为它有可供移民定居的广大内陆地区，因而不愿意接纳大批新移民。这种情绪表现在一系列措施上，最终导致一九二四年的移民配额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一项法令，这些法律限定每年的移民人数为十五万人，美国根据一九二O年时美国已有的各民族人数的比例，把限额分配给各国，这样移民一事就具有选择性了，因为当时移民大多数均来自东欧、南欧，而不是北欧和西欧。这项措施通过大大减少移民人数，阻止了世界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这次大迁移已历时三个世纪之久。
在移民人数变得微小的同时，却出现了美国人向欧洲徙居的现象，他们人数虽少，但很重要。他们是对美国的艺术和思想环境不满意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大部份移往巴黎。
在国内外批评者的眼中，美国文化充满着实利主义与清教徒气息。酒类的禁酿和禁售是这一时期清教主义的象征。一九一九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从而使这项争论近一个世纪的禁令得以执行。禁令本是为了扫除国内的酒铺和酗酒现象，但结果却制造了数以千计售私酒的地方，替贩运私酒的人在犯罪勾当中图利创造了条件。广泛的违法行为使禁令成为道德上的一种伪善，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禁令可与哈定时代普遍的政治腐败现象相比拟。
无情抨击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调。新闻记者兼批评家门肯对美国人生活中的虚伪和腐败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因此深得人心。也许在严肃的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比辛克莱·刘易斯拥有更多的读者，他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作主题的“大街”和“巴比特”等讽刺小说成了国民自觉的明显标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人对美国的这些批评竟出现在国家高度繁荣的时刻。
经济大萧条改变政治
与此同时，对共和党政府的农业政策的抨击与日俱增，因为农场主在二十年代的繁荣中得益最少。一九OO年到二O年，农业曾普遍呈现出繁荣景象，农产品的价格徐徐上升，战争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空前之大，从而大大刺激了农业生产。农场主们乘此机会把休耕多年的贫瘠土地或荒地都开垦出来。由于美国农地的金钱价值增加了一倍，有的地方甚至两倍，农场主们开始有能力购买过去买不起的物品和机械了。但到了一九二O年末，战时的需求突然终止，主要农作物的商业性生产急剧下降。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来临只是加剧了本已严重的形势罢了。美国农业不景气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国外市场的丧失。因美国本身进口关税的缘故，在美国不向其购买货物的地方，美国农场主也不容易销售产品。世界市场对美国的门户在慢慢地关闭了。
在二十年代，繁荣的景象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甚至在一九二九年证券交易所证券价格暴跌后，当局依然作出乐观的预测，然而股票证券价格的迅速下跌却影响到银行和金融机构，许多被拖累倒闭。而这种金融危机又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各行各业公司，使它们的销售、生产和雇工俱告削减。到了一九三O年，美国已陷于全面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当中。银行倒闭，千百万投资者和储蓄者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商店关门，工厂关闭，千百万失业者踯躅街头，求职无望。除了早被遗忘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不景气情况可与之相比拟外，这种萧条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未有。
当人们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探究经济萧条的原因时，他们才看出那些隐伏在二十年代的表面繁荣下的不良趋势。问题的核心是美国生产力和美国人民消费能力十分悬殊。战时与战后生产技术的大改革使美国工业产量大大增加，从而超过了美国工人、农场主的购买力。富有阶级和中产阶级存款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健全投资所能容纳的程度，于是游资流向证券市场和不动产方面，用于疯狂的投机。因此，证券市场的崩溃只不过是好些爆炸中的第一个，在爆炸声中，脆弱的投机组织瓦解了。
一九三二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主要是辩论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和可能的挽救方法。赫伯特·胡佛总统很倒霉，他进入白宫才八个月，便发生了证券交易所价格暴跌事件，他不懈奋斗，想再度转动工业齿轮·但由于受有关联邦政府职责范围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不能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胡佛的竞选对手是民主党的纽约州州长罗斯福，他在危机发生时已很得民心；他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潜在弱点，共和党在二十年代的政策加重了这些弱点。胡佛总统回答说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受到了全球性萧条的影响的冲击，至于萧条的原因，则可追溯到世界大战。这场辩论的含义很清楚：胡佛在很大程度上赞成依赖自然的复兴过程，罗斯福则准备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实行大胆的试验性挽救措施。大选的结果是罗斯福大获胜利，共得选票二千二百八十万张，而胡佛只得票一千五百七十万张。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新总统带来了深具信心的乐观气氛，使人民很快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不久，被称为“新政”的一整套改革已经准备得很好了。新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把英国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司空见惯的各种改革应用于美国罢了。此外，它又是由来已久的，摒弃放任主义的趋势的结局，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铁路管制，以及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时代一系列州和全国性的革新立法。
新政异于寻常之处是它的推行速度，它以高速度完成了别的地方需要几代人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许多改革措施匆忙制定，实施不力，有些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
在实施新政的整个时期，尽管决策和实施如此迅速，公开批评与讨论则从未中断过，事实上，新政使公民很快重新关心政府事务。
当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时，美国的银行与信贷体系已陷于瘫痪。不久，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复业。政府采取了通货适度膨胀的政策，以促使物价上升，同时帮助债务人。政府又设新机构，使工农企业可以取得条件宽厚的信贷便利，在储蓄银行的存款达五千美元时即予保险，对出售证券和证券交易所实行严格管制。
在农业方面制订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农业调整法通过三年后，最高法院废除该法令，国会随后通过了一项更有效的农业救济法，规定农场主若将一部份土地用于种植保持土壤的农作物，或在实现农业计划的长期目标中给予合作，政府将以金钱酬报。截至一九四○年，已有近六百万人根据这项法律获得政府补贴。新法并规定：提供有关剩余农作物的贷款，小麦保险，并建立有计划的仓储制度，以确保“储量保持正常”。不久，农产品价格上涨，农场主经济开始出现了稳定的可能性。
新政的另一个目标是实现佃农的独立自主。联邦政府设立农家社会保险局，以宽厚的条件资助佃农购买农地，并再次提供农业贷款，减轻了农地抵押人的负担。同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试图通过签订互惠协议，打破美国在高关税下形成的经济自足现象，恢复若干国外市场。根据一九三四年六月通过的贸易协议法，赫尔国务卿和加拿大、古巴、法国、俄国及大约二十个其它国家谈判，签订了无条件的最惠国互惠条约。不到一年，美国的贸易就大有改进，至一九三九年，农场主的收入比七年前增加一倍多。
在罗斯福政府执政的头几年中，新政推行的工业计划经历了一个试验阶段。一九三三年，政府设立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其主要理论根据是可以通过限制生产和定较高价格解决危机；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该总署被宣布违反宪法以前，人们就已普遍认为这个计划失败了。这时已有别的政策在促进复兴，政府也立刻转而认为，对某些企业产品的价格实行控制造成了对国民经济的严重负担，对于复兴也是一种障碍。
随着复兴工作取得进展，联邦政府用几十亿美元救济失业工人，开办公共工程，保护国家资源。这些“点火头式”的支出增加了国内对美国工业品的需求。
在新政期间，有组织的劳工取得了较过去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多的好处。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法第七章甲款规定保证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一九三五年七月，国会通过了全国劳资关系法，以取代已被废除的复兴总署法中关于劳工的规定；新法规定设立劳工局，监督集体谈判，安排选举，并确保工人有权选择应有哪个组织代表他们与雇主谈判。
劳工组织大有进展。以职业工会为原则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组织无组织工人的工作中速度迟缓，若干大工会对此不满，纷纷退出劳联，另外成立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的组织工作出色，特别是汽车和钢铁等基本工业方面，这促使劳联与产联竞争。在一九二九年美国有组织的劳工人数为四百万人，一九三九年增至一千一百万人，一九四八年增至一千六百万人。
这种组织活动日益提高了劳工对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认识，劳工力量不仅在工业部门而且在政治上也增长了。这种力量大部份在两大政党范围内发挥，虽然民主党通常获得的工会支持较共和党为多，但却没有出现过工党。
其它新政计划
老年失业和无依无靠的威胁早为公众讨论的重要问题，因此，一九三五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项法律保证许多任务种的工人在六十五岁时能领到少许退休津贴。这一用途的保险基金来自工人和雇主的供款。能工作的人如果失业，不问年龄，各州概行发给补偿金，此款来自强迫性联邦薪给税。到一九三八年，各州均有某种形式的失业保险。
三十年代干旱时生，国会因而制订了大防洪法，规定修建一系列大型水库和发电水坝，以及数千个较小的水坝。为解决土壤侵蚀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平原因滥用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土壤侵蚀问题，政府实施了一项庞大的土壤保持计划，包括植树。其它的重要工作包括解决河流污染问题，划定鱼类、猎物、鸟类保护区；保护煤、石油、页岩、天然气、钠、氨气等地下资源；禁止把某些放牧地开作农场；大规模植树造林。
在这一切项目中，对将来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或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它成为完备的社会、经济实验场。除了田纳西河沿岸三个州的大坝外，在支流上也修建了一系列水坝。这些水坝不仅用于改善航道、防洪、和制造硝酸盐，而且也用于发电。政府架设了约八千公里长的输电线，以低价向附近居民区售电，使电力能得到普遍使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一个附属机构并资助实现农村的电气化。该局还收回了贫瘠的边际农田，协助农场主获得新农田，并进行农业实验，特别是磷肥使用，并且推动公共卫生、娱乐设施的建设。
新政工作几乎一直是在猛烈的批评声中进行的，这些批评不只来自共和党，而且也时常来自民主党内部。然而在一九三六年的大选中，罗斯福还是战胜了共和党对手（这次是堪萨斯州州长阿尔佛雷德·兰登），这是甚至比一九三二年的大选更具决定性的胜利。
从一九三二年到三八年，全国一直在辩论新政策对国家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影响。显然美国的政府概念正在改变，人们渐渐地赞成政府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有些批评新政的人认为，政府职能的无限制扩大，最终将损害人民的自由。但罗斯福总统坚持认为，凡有助于经济福利的措施，将会加强自由和民主。
罗斯福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民主已在其它几个大国中消失，其原因决非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僧嫌民主，而是由于他们的政府领导无方，造成政府混乱、软弱。面对失业与不安、子女啼饥号寒，人民束手无策，身心俱疲。他们在绝望中决定牺牲自由，以换取果腹的东西。我们美国人都了解：我们的民主体制能够保持下去并发挥作用。但是为了保持民主，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政府的实际运转是与保障人民安全的任务同样重要的……美国人民都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自己的自由，而自由的第一道防线，便是保障经济安全。”
独裁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罗斯福连任总统后不久，新的危机笼罩着他的国内计划，这就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扩张野心，当时普通美国人极少注意到这一点。早在三十年代，日本首先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满州，粉碎了中国军队的抵抗；一年后，日本建立满州傀儡国。受法西斯主义驱使的意大利则在利比亚边境进行领土扩张，并于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征服了埃塞俄比亚。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组织了国社党，并夺取了政权，他进而重占莱茵河地区，并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
当极权主义的真面目日见明显，德、意、日三国继续侵略的时候，美国人由担忧转为愤怒。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把奥地利并入德国之后，又要求得到捷克的苏台德区，欧洲大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人民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卫民主未成感到失望，宣布任何交战国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间陆续制订的各中立法律，禁止美国和任何交战国贸易，或向其发放贷款。目的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使美国卷入一场非美洲的战争。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从一开始便反对这些立法。罗斯福为加强美国海军做了许多工作，他拒不承认满州傀儡国。他和赫尔通过执行睦邻政策，在建立西半球国家间的团结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九三五年，赫尔的贸易互惠协议重被确认，同年美国又与六个拉丁美洲国家缔结条约，并向各签字国保证，不承认用武力所作的领土变更。
在希特勒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发动闪电战后，美国人态度转硬。虽然美国人起先的反应是想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事态的发展终于使他们确信，威胁欧洲安全的力量的结合也威胁着美国的安全。
法国的沦陷表明了纳粹军事机器的强大，同时也加强了美国人的上述信念。一九四O年夏，英国首遭空袭时，抱中立态度的美国人已寥寥无几。美国与加拿大成立了共同防御委员会，并联合拉丁美洲诸共和国，对民主国家在西半球的属地实行集体保护。面临日益加深的危机，国会表决同意立即使用大笔款项重整军备。一九四○年九月，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从未颁布过的第一项平时兵役法。
一九四○年的总统大选表明，美国人空前团结。罗斯福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支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对他大部份的内政方案表示同意，因而缺乏一个有吸引力的竞选题目。因此，罗斯福在十一月的大选中再度嬴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一位总统三度当选入主白宫，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美国人忧虑地注视着欧洲战局进展情况时，亚洲的紧张局势也加剧了。日本趁机改善其战略地位，竟然宣布建立“新秩序”，企图据此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实行霸权。英国无力抗拒，节节退却，它撤出上海，并暂时封锁滇缅公路。一九四O年夏，日本从脆弱的维希政府手中取得了使用法属印度支那机场的许可。当年九月，日本加入罗马－柏林轴心，针对这一行动，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
美国参战
一九四○年，日本似有南下夺取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锡矿、橡胶的趋势。一九四一年七月，维希政府同意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剩余部份后，美国随即冻结了日本人在美的资产。日本的东条英机组阁后，在同年十一月九日帕特使来栖三郎到美国，他在抵美时声称将谋求和好的谅解。同年十二月六日，罗斯福总统作出反应，亲自向日本天皇发出和平呼吁。十二月七日晨，日本狂轰滥炸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和防御设施。
当日本人偷袭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和关岛的详情从美国无线电收音机中大声播出时，美国人对罗斯福总统所称的“无理卑鄙”的袭击的态度由难以置信转为愤怒。十二月八日，国会宣布对日进入战争状态；三天后，德、意两国对美国宣战。
美国迅速准备动员其人力和整个工业生产力。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罗斯福总统宣布了惊人的本年度生产指针：飞机六万架，坦克四万五千辆，高射炮二万门，商船一千八百万吨（载重量）。全国的一切活动——农业、制造业、采矿、贸易、劳工、投资、交通，甚至教育和文化事业——都被置于某种形式的新的和扩大的管制之下。政府大量筹款；创立了庞大的新的工业部门；惊人的新技术得到发展，船只与飞机的大量生产便是一例；人口也发生了大迁徙。在一次又一次的兵役法令征召之下，美国武装部队增至一干五百一十万人，到一九四三年底，约有六千五百万男女穿上军服或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
美国参战后不久，西方盟国决定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因为敌人的核心力量在欧洲，太平洋战区被列为次要。然而，一九四二年在太平洋——海军驻扎其舰载飞机的地方，美国却获得了初期的若干重大胜利。
一九四二年五月，由于日本在珊瑚海战役中损失惨重，日本海军不得不放弃进攻澳大利亚的念头；同年六月，美国舰载飞机重创中途岛附近的日本舰队。八月，美海陆军协同作战，使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顺利登陆，并使美海军在俾斯麦海战役中取得另一个胜利。船厂加紧生产，使海军惊人地发展，这给取得更多的胜利带来希望。
同盟国击败轴心国
同时，军用品开始源源运往欧洲战区。一九四二年春夏两季，英军得到美国的援助，击破了德军图夺埃及的攻势，并将德国艾尔温·隆美尔将军逼退至的黎波里一隅，解除了对苏彝士运河的威胁。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一支美军在法属北非登陆，经苦战后，大败德、意两国军队，俘获三十四万九千人。到一九四三年仲夏，地中海南岸的法西斯军队被完全肃清。那年九月，巴多格尔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府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十月，意大利对德宣战。在意大利激战的同时，盟军对德国铁路、工厂及武器库进行毁灭性空袭，并深入大陆，袭炸德国在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石油供应站。
一九四四年，盟国在长时间讨论战略以后，决定开辟西欧战场，藉以逼使德国从苏联战场上抽回远较可能用于意大利更多的军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大量准备工作就绪后，在苏联展开反攻之际，英美的第一批进攻部队遂于六月六日由优势空军掩护，登陆诺曼底海滩。在巩固滩头阵地后，更多的登陆部队蜂涌而至，盟军的钳形攻势使德守军纷纷陷入包围圈。接着盟军开始横穿法国，进入德国，不顾德军顽抗，奋力挺进。
是年八月廿五日，巴黎重光。盟军虽然在德国大门口遭到德军猛烈反攻而受阻，但到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盟军从西面开进德境；俄国军队自东西进，德军溃退。五月八日，第三帝国的陆、海、空残余部队宣布投降。
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也大有进展。当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经由所罗门群岛、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以及布干维尔等地向北逐岛推进时，日趋强大的美国海军切断了日军的供应线。
大战结束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海军在菲律宾海大捷。以后的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表明，日本虽然大势已去，但可能会长期抵抗。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后，战事突然告终。九月二日，日本正式投降。
盟军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还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讨论了战争的政治目标。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举行了第一次这样的会议，当时美国还没有积极参战，而英、俄的军事形势似乎很险恶。
罗、邱二人在纽芬兰附近的巡洋舰上会晤，发表了有关目标的声明——大西洋宪章，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同意如下目标：不得扩张领土；在没有得到有关人民的同意时不得变更领土；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恢复被剥夺自治的人民的自治；各国进行经济合作；使各国人民免除战争、担忧和匮乏；海上航行自由；放弃把武力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英美两国会议决定：决不与轴心国及其巴尔干卫星国媾和，除非它们同意“无条件投降”。罗斯福坚持这个条件，其目的是向作战国人民保证，决不与法西斯和纳粹代表和谈；决不和上述代表作交易，从而使他们得以保存任何残余力量；在向德、意、日人民提出最终和平条件之前，他们的军事统治者必须向全世界承认自己已完全、彻底失败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英美两国在魁北克举行会议，讨论了对日作战计划及其它军事外交战略问题；两个月后，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他们重申了有关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要求根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恢复奥地利的独立；并为了和平的利益，赞成盟国在战后进行合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与蒋介石在开罗会晤，就日本的投降条件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日本放弃从过去侵略中得到的利益。十一月廿八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重申了莫斯科会议提出的条件，呼吁通过联合国机构实现永久和平。约在两年后，即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又在雅尔塔会晤，当时胜利在望，他们达成了新的协议。俄国秘密同意在德国投降后不久参加对日作战。波兰东方疆界将大致按一九一九年的寇松线划定。斯大林要求在德国征收巨额实物赔偿，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反对，他们经过若干次讨论后推迟作出决定。他们作出了盟军占领德国及审判和惩罚战犯的具体安排，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解放区人民。
此外，雅尔塔会议达成协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在影响他们安全的事情上应拥有否决权。苏联以乌克兰、白俄罗斯人口众多为理由，要求在联合国多得两票，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丘吉尔分歧很大，最后协议各大国将支持苏联的要求。
罗斯福从雅尔塔回国两个月后，在乔治亚州度假时因患脑溢血症逝世。像罗斯福那样被人民深切哀悼的人，在美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美国人民一时因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副总统哈里·杜鲁门就任总统，他开始有力地领导全国，继续为实现新政的内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努力。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投降。七月，英、美、苏三国举行波茨坦会议，拟订占领政策以及有关德国前途的方案。三国同意：应给德国留下足够的工业生产力，使它能保持宽裕的平时经济，但不使其有剩余能力重建战争机器。已知的纳粹分子将受审讯，若审讯确定它们曾参与纳粹计划提倡的残酷屠杀，他们将被处以死刑。
会议商定有必要协助对在纳粹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进行再教育，规定恢复德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总原则。与会者还讨论了对德提出的赔偿要求，规定：苏联可以在其占领区内搬走工厂设备和财产，并可以从西方国家占领区内搬走若干财产。至于苏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一百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波茨坦会议规定的战犯审判，在纽伦堡举行。英、法、苏、美各国的著名法学家审讯德国领导人，他们不仅被指控策动和进行侵略战争，还被指控违犯战争法与人道。经过十个多月的审讯，除三人外，其它人全被定罪。
第八章 现代美国
“……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上没有
任何兵工厂或兵工厂中的武器，能够
像自由男女的意志和士气
那样不可抗拒。”
——罗纳德·里根
总统就职演说，一九八一年一月廿日
四月二十五日，欧战已近尾声，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开会，草拟联合国的组织体制。他们草拟的宪章提出在这个世界组织中，一切国际间分歧可以和平讨论，各国可以为消除饥饿与疾病共同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议院曾反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而这一次，参议院则以八十九票对二票，迅速批准了联合国宪章。这个行动证实孤立主义已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打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民把大部份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当时的第一件事，是要使数百万归国军人重新转入平民生活。在两年内，美国军队人数从一千二百万减至一百五十万。一九四四年颁布的退伍军人就业法（一般人称之为“大兵权利法案”），规定由政府贷款，使退伍军人能购买房屋，经商或务农，并得到在职训练，从而帮助他们顺利地转入平民生活，该法例还资助二百多万退伍军人上大学。
美国在从战时经济过渡到平时经济中，并未发生严重的失业现象。由于战时物资缺乏、提高工资、累积储蓄的结果，造成对消费品的急迫需要，加上人口不断增加，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一九四五年到四八年间，就业人数由五千四百万增至六千一百余万，尽管战后发生通货膨胀，工资还是大有提高。
繁荣带来了新问题。房屋供不应求，汽车生产也不能满足定单上的数量。物价飞涨，使人担心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物资供应接近需求量，物价稳定下来了。
由于物价上涨，许多任务会要求增加工资。一九四六年，当它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四百五十万工人举行罢工。劳工这个显示实力的行动震惊了许多公众。因此，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第二年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这项法案遭到工会领袖的强烈反对——它规定工会和雇主均须提前六十天通知对方，方可解除合同，允许资方控告工会负责人违约，制限工会依照现行合同所享受的若干特权。此后，工人虽然继续增加工资，并且由于雇主资助退休金与健康保险，工人享有更多的保险待遇，但他们认为，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规定的各种限制意在大大削弱工会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一九四八年的大选中，杜鲁门总统与民主党保证废除这项法律。
一九四八年，杜鲁门出人意外地、决定性地击败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当选了总统，这使他更有信心地推行“公平”改革计划。虽然国会拒绝了计划中的若干部份，包括杜鲁门总统关于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部份条款的要求，但改革计划的大部份内容成为法律。国会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范围，增加受益人数一千万，规定从事州际工业的工人最低工资由每小时四十美分增至七十五美分。一九四九年，国会通过关于拆除贫民窟兴建低租金房屋的联邦计划。同时，在对付水灾、旱灾、农产品价格跌落等威胁方面，农场主得到了联邦政府更多的帮助。
原子时代
当时，对全国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原子能的发展和控制。一九四六年七月，国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五位平民组织的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在委员会的监督下，美国科学家研究出原子能在农业、工业、医药方面的许多和平用途，并向其它国家提供很多这类知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多数美国人估计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在战时的合作能继续下去，以便建立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美国积极支持在联合国内成立若干机构，并大力支助它们，这些机构致力于欧、亚、非各洲战争受害地区的经济恢复与救济工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许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机构。美国大量援助共产党国家及非共产党国家的穷苦人民。但是，由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其它地区共产党的煽动，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的决心，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同时，美国认识到原子武器扩散可能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因而谋求控制原子弹的国际协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科学家们确定德国正在试制原子弹后，美国就研制了这种可怕的武器。美国对日本使用了这种武器，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破坏。此举是为了促使日本早日投降，否则如果军队大规模进攻日本岛屿，双方伤亡可能都将在百万人以上。
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建议，禁止原子武器，对一切原子材料实行国际管制。当时，美国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它表示愿意销毁贮存的原子弹，并公布一切核子秘密。所谓巴鲁克计划，只有一个条件，即国际机构有权视察并执行禁令，任何一国不得予以否决。
上述美国建议虽然得到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十个成员国中九个成员国的支持，但为苏联所否决。苏联的反建议虽然也主张各国放弃原子武器，却未规定侦查违反禁令行动的视察制度，也未规定惩罚违者的执行制度。视察和否决权问题上的类似分歧也使日后的普遍裁军会议陷入僵局。在此期间，美苏两国都发展了更多毁灭性的武器。
苏联利用其驻东欧的军队，协助共产党少数党破坏或渗透非共产党组织，扶植亲苏政府，这使美国日益不安。大战结束后三年内，由共产党左右的政府已经控制了波兰、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
一九四七年春天，很多美国人对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的危险表示担忧。苏联支持希腊境内的共产党游击队，威胁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这大大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国会支持这项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并先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在两年内，希腊恢复了国内秩序，土耳其保持了领土完整。
战后重建
美国在世界好几个地区反对殖民主义，并表示支持自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年，杜鲁门总统宣布菲律宾完全独立。次年，国会又批准波多黎各人选举自己的总督，这是波多黎各走向一九五二年成为自治领的一步，即在波多黎各人成为美国公民的前提下与美国联合。
美国领导人鼓励英国作出决定，同意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独立，并充当调停者，促使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统治，取得独立。一九四九年，社鲁门总统提出“第四点计划”。要求美国对世界新发展地区加速技术、财政援助。根据这个计划，美国的农业、教育、公共卫生、房屋、及其它方面的专家，向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援助，并提出建议。
当许多新国家在那些地区出现时，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一九四七年六月初，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一项恢复欧洲经济的大规模计划。根据“马歇尔计划”，美国向所有愿意参加该计划的欧洲国家提供金钱、物资和机器。虽然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也被包括在该计划范围内，它们却拒绝参加。
美国这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开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包括价值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物资与劳务，使从冰岛到土耳其的十六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复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它们的工农业产量分别比战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十四。
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柏林就已出现了严重的局势。一九四八年二月，法国、英国和美国合并它们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及深入德国苏占区一百七十五公里的柏林占领区。盟国宣布实行货币改革，使它们的三个占领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使联合起来的经济和西欧的关系更趋密切，这时，苏联进行报复，先是限制，继而完全封锁柏林与西德的公路、铁路交通。
英、美采取柏林空运的方法来对付苏联的上述行动。在从一九四八年夏天开始后近一年时间内，英、美两国的飞机向西柏林市民连续空运了两百万吨粮食、燃料、药品及其它必需品。苏联于一九四九年五月解除了封锁。
柏林危机是在苏联扩大了它在东欧的势力，威胁希腊、土耳其后发生的，危机震惊整个西欧。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个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协调成员国的军事防御，以防苏联可能的侵略。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英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美国及以后参加北约的希腊、土耳其、西德一致同意，对于它们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进攻就等于是向它们全体进攻。一九五O年十二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被任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部队的最高统帅。
在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所参与的国际事务并不限于欧洲。一九四八年，美国和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成立美洲国家组织，以确保和平解决美洲国家间的纠纷，促进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进行防御。
在中东，一九四八年五月独立的以色列国的出现，立即使这个新国家与阿拉伯各邻国陷入战争状态，美国支持联合国停战小组成功地安排了停战。该小组领导人拉尔夫·本奇博士是美国一个黑奴的孙子，他因工作出色而获得一九五O年诺贝尔和平奖金。
韩战
杜鲁门总统当政末期，美国在国际方面最关心的是亚洲。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项协议的结果，美国和苏联受托管理韩国领土，以三十八度纬线划分北部的苏管区和南部的美管区。一九四八年，一个仿照苏联模式的政府在北部成立，而美国则承认由联合国监督选出其政府的大韩民国。一九四九年中期，美国撤退了大批军队。一九五O年六月廿五日，北韩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纬线攻击南韩。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国际紧急会议，谴责这项攻击行动破坏和平，要求侵犯者立即撤退，并指北韩为“侵略者”，同时又号召联合国的会员国，给予南韩以一切可能的协助。美国觉得它对被围攻的南韩有一种特殊的责任，立即派遣陆空军到那里。联合国军司令部继而成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有组织的国际部队出而对抗侵略，虽然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部队都是美军和南韩军。联合国此次所以能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苏联有一段时期抵制安理会，没有参加会议使用它的否决权。
韩战的进展，惨烈而多波折。联合国的军队在经过一阵挫败后，在杜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逐渐采取攻势，将北韩军队击退了。正当战事结束在望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投入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这种干预一时有使战事扩大至韩国境外的趋势。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冒险让战事扩大，因而决定了采取一项所谓“进行有限度的战争以追求有限度的目标”的策略。联合国军终于把北韩军驱至大约与三十八度纬线相当的一条线上。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于一九五三年夏，安排停战，承认战场上的事实。
麦卡锡年代
美国在国外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必然在国内引起后果。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好几个共产主义同情者担任政府职务的消息披露后，美国人大为惊恐。人们由此普遍担心美国的制度可能因内部颠覆而遭危险。来自威斯康星州，那时默默无闻但为人不择手段的乔·麦卡锡参议员，在此后搜查美国政府内共产党分子的运动中充当先锋，并利用这场运动对很多著名的美国人提出疯狂的、但是往往缺乏充分证据的指控，使他们的生活受干扰，甚至被破坏。类似的调查活动逐渐扩大到美国社会的其它方面，包括电影业。麦卡锡最终因做得过分而失势，但是，三年来他能够肆无忌惮地活动的事实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说明民主自由可能变得何等脆弱，即使在一个以拥有这种自由而感到非常自豪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艾森豪威尔威尔时代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美国人民选举了一位共和党总统，使民主党二十年的执政告一段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以决定性的多数票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四年后，他再度竞选获胜。在艾森豪威尔威尔任总统的八年内，虽然共和党人控制白宫，民主党却控制国会达六年之久。
在国内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遵循被称为“现代共和主义”的政策。其中一项内容是努力限制政府对各州事务和私营工商业的干预。但是，政府保留了“新政”－“公平政策”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立法，并事实上扩大了有关社会保险、资助教育、修建公共房屋、拆除贫民窟以及公共卫生等事业的联邦计划。
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就职后不久，即批准将联邦社会保险署及其它一些政府机构改组为内阁级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他还支持国会将每小时最低工资从七十五美分提高到一美元。
一九五五年，两个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从而结束了长期的竞争。新成立的劳联－产联宣称拥有会员一千五百万人。若干工会的贪污事件，使劳联－产联规定严格的道德准则。同时，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工会财务必须完全公开，尤其是退休金和福利基金，并保障工会会员的民主权利。
其它的国内问题较不容易解决。农业技术的新发展使农业生产规模超过国内需要的问题加剧了。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把保障农场主固定价格的现行政策改为灵活的价格政策，以鼓励农场主种植无过剩的农作物。此外，政府制定“土壤贮藏”计划，向实行休耕、植树造林，或采取其它保护自然资源措施的农场主支付报酬。
在艾森豪威尔威尔时代，美国黑人日益享受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权利，虽然权利是逐渐增加的。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注意到：内战后给予黑人均等机会的承诺实际上被忘得一干二净；尽管人们作出断断续续的努力，以改善美国最大少数民族的命运，北方的黑人在教育、住房、就业问题上受歧视；南方的黑人在经济上无流动性，他们在租用和拥有土地方面均受限制，他们过着种族隔离的生活，这种隔离一直延伸到铁路、电车、公园、旅馆、学校、医院，甚至坟场。
实现某种形式的平等的明显努力仅始于三十年代末期。那时有些黑人才在政府中找到职位，联邦政府才拨款为黑人建造娱乐中心、学校和医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新倾向有了动能，罗斯福总统受黑人劳工领袖菲利普·伦道夫鼓励，命令和政府订有军工合同的工厂不得歧视黑人。战后，杜鲁门总统设立了民权委员会，下令军队取消种族隔离，使日益增多的黑人在联邦政府任职。同时，两个最重要的职业棒球竞赛联合会和最重要的职业篮球竞赛联合会开始雇用黑人球员。
在五十年代，上大学、参加投票选举、拥有住屋和汽车、担任专门性或管理工作、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黑人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虽然与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相比，他们在上述单项中的人数是很少的。在这段时期中，民权方面最突出的事件是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全体大法官一致裁定，各州或地方规定的黑白分校的法律违反宪法。由于大多数的州公立学校并未实行分校，这一裁定主要适用于历来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各州。最高法院指示联邦地方法院要求地方学校当局“立即开始适当遵照办理”，并循序渐进。
在哥伦比亚特区及若干南北交界州内，黑白合校进展迅速，但这一行动却在南方各州遭到强烈反对。一九五七年，堪萨斯州小石城因黑白分校问题发生暴乱，联邦政府派军队前往，这表明政府努力执行法院有关黑白合校的命令。有些人认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居民种族繁多，两地（特别是夏威夷）在一九五九年成为州一事，进一步证明在社会、政治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
在一九五O年至六O年间，总的来说，美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美国经济增长率并不如某些人期望的那么高，此外，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失业现象不断，虽然人数不多。尽管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的经济衰退使失业人数增加，但工资继续上升，工商业蓬勃发展，全国充满乐观气氛。国民生产总值——全国一切货物和劳务的总值——从一九五O年的二千八百五十亿美元，增至一九六O年的五千零四十亿美元。
在亚洲的发展
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的第一任期开始时，呈现着光明的远景。一九五三年七月，北韩鉴于韩战的军事僵局，于是便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签订了停战协议，正式承认韩国的划分，并规定交换战俘的办法。
但是，韩战的停战并未终止亚洲的骚乱。一九五四年春天，越南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联盟，显然嬴得了它对抗法国企图维持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的八年战争。法国、苏联、英国、美国和几个亚洲国家的代表，自是年五月至七月，在日内瓦会商结束战争。与会者将所谓法属印度支那分成三个国家：柬埔寨、寮国和越南——越南暂时以北纬十七度为界分为南北两个行政区，等到一九五六年七月再举行越南统一的选举。最后，会议并宣布承认柬埔寨、寮国和越南三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由日内瓦会议所规定的这项关于越南统一的选举，结果始终没有举行过，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有人害怕民族主义者及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不赞成这种选举程序而可能采取颠覆手段来掌握大权。
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矛盾的背景下，美国于一九五四年九月，联合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钮西兰等国，组成了东南亚公约组织。东南亚公约是一项互助公约，规定经济合作、技术协助，和以集体行动对抗侵略或颤覆。另外一条附带的条款，将公约中所规定的保护及经济援助范围扩大到寮国、束埔寨和南越。
此外，美国还扩大了它对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的技术援助计划。一九五八年南韩在从美国得到十亿美元用作救济和重建工作后，生产和消费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准。至于给予菲律宾大规模援助，以协助其战后复兴及清剿游击队，也同样十分成功。自一九五O年起至六O年止，美国以机械、医药、贷款及技术人员援助的国家，总共有六十余国之多。
致力和平合作
一九五五年，美国政府把各项援助计划，包括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剩余部份，纳入常设机构——国际合作总署。两年后，美国成立开发贷款基金，帮助向发展中地区提供所需资本，以便发展运输业、电力、工业、河流流域、灌溉及其它经济发展的基础事业。到一九六O年底，该基金已向四十九个国家发放贷款一百八十三笔，近二十亿美元。此外，在一九五四年至六O年间，美国向贫困国家提供一百多亿美元的食品援助。其中的一半为赠品，以防巴基斯坦、尼泊尔、约旦、海地、加纳等国闹饥荒。另一半系供出售换取外汇，并以此低息或无息贷予受援国，供它们用于经济发展项目。
一九五五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增加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希望。但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元首却未能就实现裁军及恢复德国统一的方法达成协议。为了尽可能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性和停止武器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建议，苏联和美国交换双方军事设施的蓝图，并允许对方从空中视察自己的军事设施。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它侵犯国家主权。然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也达成了若干协议，规定苏联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表演艺术家可以访问美国，美国的这方面人士，也可去苏联访问。
国外危机
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那年年初，苏联共产党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突然谴责已死的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是个残酷的暴君；这种谴责导致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人民要求在管理自己国家内政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在波兰，曾被斯大林监禁的民族主义共产党领导人华拉迪斯洛·歌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领袖，他向人民许诺更多的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人民起义，建立了开明政府。并要求苏联撤军。苏联军队非但不撤退，反而向匈牙利人发动进攻，镇压了这次起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一起抗议苏联的行动，并且热烈欢迎成千成万的匈牙利难民来美国。
在匈牙利发生起义的同时，苏彝士运河的管制问题引起了一次严重的世界危机。苏彝士运河自一八六九年在埃及领土建成以来，一直由一个国际公司经营，该公司主要由英国人和法国人组成。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将运河收归国有后，西方国家力图和埃及达成协议，由经常使用这条运河由十八个国家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国际管制，但它们未能成功。同年十月，在边境冲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以色列指责埃及策划进攻以色列，以色列派出军队，越过西奈半岛，直通苏彝士运河。
英、法两国认为，事态的发展威胁运河的航运，遂派军队在运河区登陆。美国对其北大西洋公的组织盟国的这一行动表示反对，认为这违反自决原则。在联合国，美国代表投票赞成大会有关要求立即停火并撤退入侵部队的决议。英国、法国及以色列接受了这些要求。一九五七年三月，在联合国警察部队监督下，苏彝士运河清除了残物恢复通航。
在苏彝士运河危机发生后，苏联曾扬言要在埃及使用武力，这暴露了苏联试图在中东获得立足点的用心。美国为应付这种威胁，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与独立，采取了后来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威尔主义的政策。一九五七年一月，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求，第一、授权总统可应任何中东国家之请求，使用军事力量，遏阻侵略；第二、拨款二亿美元，用于援助希望获得美国援助的中东国家。国会同意了这两项要求。
一年半后，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至黎巴嫩。这个行动是在黎巴嫩指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埃及组成的联邦）在黎巴嫩境内煽动叛乱并武装叛乱分子后发生的。数星期后，黎巴嫩的局势好转，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约旦和伊拉克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危机，但在英国部队应约旦要求开入约旦后，局势迅即平静。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向西方国家发出一项最后通碟，限定西方国家在六个月内同意撤出柏林，使柏林成为一个不设防的自由市。赫鲁晓夫声称：六个月届满后，苏联将把西柏林的对外交通线的全部控制权交给东德，以后西方国家前往西柏林，必须得到东德政府的许可。美国、英国和法国，对于这个通牒的答复是坚定地表明他们继续留驻西柏林的决定，并决心维护它们自由往来该城的合法权利。
苏联却于一九五九年撤回了其所定的限期，而与西方国家举行了一个四强外长会议。虽然这个历时三个月的会议，没有达成任何重要协议，却敞开了往后谈判之门，并促成赫鲁晓夫总理于一九五九年九月访问美国。访问结束时，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发表联合声明，说明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普遍裁军问题，而柏林问题以及“所有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应凭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得使用武力。”
同时，政治戏剧在古巴岛上开场，这个岛距美国东南岸一百五十公里。一九五九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经过多年斗争，推翻了古巴独裁者富尔根西奥·巴蒂斯塔的政府。美国政府和公众因了解巴蒂斯塔的高压统治，总的来说，欢迎卡斯特罗执政，虽然美国曾给巴蒂斯塔政府军事援助。
可是，当卡斯特罗不举行自由选举，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把许多政敌判处死刑的时候，美国人对他的同情心消失了。古巴的监狱再度塞满了在政治上批评他的人，包括他的许多旧日的同志，反共的劳工领袖，及其它一贯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人士。外国人的财产被没收了，而且很多人没有得到赔偿。
卡斯特罗日渐诋毁美国，并谋求共产党集团国家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起初采取忍耐政策，但在一九六O年夏，美国的政策变得强硬了。美国政府暂停购买古巴食糖，并敦促美洲国家组织的二十一个国家谴责古巴的行动。该组织虽未直接指责卡斯特罗政府，但谴责了苏联对西半球的干涉，因为它支持卡斯特罗。
一九六O年下半年的另一次国际会议似乎集中体现了世界形势的两面性：希望与不安。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接纳了十七个新成员国，除一国外，全是非洲国家。这反映了前殖民地人民在战后迅速获得完全独立，建立国家。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对各国代表的演说中，要求其它国家和美国一起向发展中地区，特别是新兴的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还保证，美国将继续谋求建立在切实有效的视察和控制基础上的世界性裁军。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前，人类征服太空的事实使全世界对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更加担心，如果局势较平静，那么人类征服太空的消息本来只会使人感到钦佩和骄傲。苏联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表明两国已拥有强大的火箭，足以将原子弹和氢弹投送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敌国腹地。
五十年代后期，科技已使千百万人在几分钟内丧生的按钮战成为可能，世界上大部份人显然认识到，需要有一个万无一失的武器视察制度，以防由于意外或别的原因爆发这种战争。但是，赫鲁晓夫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苏联不能同意在裁军协议初期接受视察和控制。民主国家认为，没有视察的裁军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像苏联这样的“关闭性”社会能够违反自己作出的裁军诺言而又不被人发觉，但较“开放”的社会如违反诺言，则有很大可能被发觉和宣扬出来。
甘乃迪和新边疆政策
在这紧张的局势中，美国人民于一九六O年十一月选举了参议员约翰·甘乃迪为新总统。甘乃迪以微弱多数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在任副总统理查德德·尼克逊。这两位年轻的总统候选人一同出现在电视上，进行了一连串的辩论，使他们的竞选大受注目。尼克逊强调他八年来在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中所得的经验，并且提醒选民，是在共和党领导下取得“和平与繁荣”的。甘乃迪则主张要有一位高瞻远瞩的新领袖，更有效地使用国家的人力和经济资源。
甘乃迪是当选的最年轻的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为他那生气勃勃、富有献身精神的政府定调。他说：“火炬已经传给了年轻一代的美国人。”的确，他的内阁和白宫顾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群高级官员，他们虚心接受新思想，愿意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甘乃迪总统就任时，美国大体上是繁荣的，产业工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高达九十五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但失业数字也很大，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及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区，那些地区受到新产品竞争和美国生活方式改变的严重影响。
新政府谋求通过立法补救这些情况。“区域发展法”使联邦政府有权帮助贫苦地区建立新工业和所需的公共设施。另一项法律则规定对于因缺少必要技能而居于低薪或失业的工人给予有薪训练。此外，各州政府也获得紧急权力，使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在原定的二十六个星期基础上再延长十三个星期。
甘乃迪总统以前两任为榜样，请求国会放宽某些社会保险立法。结果社会保险法规定工人可以在六十二岁退休，而不必等到六十五岁。最低工资也增至每小时一美元二十五美分。联邦政府的房屋计划也逐步加强，协助老人及收入低或收入中等的家庭，获得价格相宜的住宅。
美国黑人的进展
在六十年代，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取得了进展。一九五四年至六O年间，南部六千六百七十六个学区中就有七百六十五个学区容许黑人进入，原来它们只收白人。一九六一年至六四年间，又有三百六十五个学区收黑人学生，在过去七年中，收黑人的学区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九六O年二月，黑人和白人大学生开始举行和平的“静坐”示威，这加速消除了五百多个南方市镇的午餐馆和饭店的种族隔离现象。
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争取公民权利到南方乘坐实行种族隔离的交通车辆”的示威运动，这是有秩序地、非暴力地抗议公共汽车和车站实行种族隔离的运动。同年十一月，州际商务委员会公布禁止往来各州间的任何交通工具实行种族隔离。次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支持这项禁令，并声明：“我们已毫无异议地决定任何一州均不得在州际及本州岛的交通设备中实行种族隔离。”
后来被称为“民权革命”的运动在一九六三年达到戏剧性高潮。在最南方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城发生黑人群众示威后，甘乃迪总统发表了电视演说，他告诉全国人民，大家对美国黑人取得完全平等的权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随后，他向国会提出了本世纪中一项涉及面最广的法案，该法案要求取消投票、教育、就业和公共设施各方面的种族歧视。当年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万以上的黑人和白人在南方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一直游行到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这使全国更加注意有关平等权利的要求。一九六四年，金博士因十年来领导基督徙进行非暴力的抗议种族歧视的活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甘乃迪政府进一步促进种族平等，任命了许多优秀的黑人担任政府高级职务。较引人注目的任命有：罗伯特·韦弗任联邦房屋及住宅资助署署长；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任法律顾问瑟古德·马歇尔任联邦法官。另有数十位黑人奉派出任总统顾间、驻外大使等职务。一九六四年，在大学攻读的黑人已超过二十四万人，人们有理由相信，黑人在政府中获得更佳职务、发挥更大影响的趋势必将加速发展。
美国边界南方
甘乃迪总统就职前不到三星期，美国断绝了和古巴的外交关系。这是针对卡斯特罗政府不断恶意中伤美国，骚扰美国大使馆人员，把古巴当作煽动拉丁美洲游击队活动的基地而采取的行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群古巴流亡人士，打回自己的祖国，他们想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但未能如愿。虽然美国兵没有参加这场进攻，但美国政府曾为这批流亡人士提供训练和援助。虽然进攻是在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的后期计划的，但由于甘乃迪总统批准了这项行动，他承担了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
一九六二年十月，当卡斯特罗政府允许苏联在古巴领土内秘密设置进攻性导弹基地的消息传来，举世震惊。这些完全由苏联技术人员操纵的基地能把核导弹打到南北美洲的大多数主要城市。美国政府要求立即撤除这些基地，并宣布对所有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严格检查。美洲国家组织以二十票对零票通过建议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经过两星期紧张的对峙，苏联政府同意拆除其基地，把导弹运回国内。
一九六一年三月，甘乃迪总统正式建议成立“进步联盟”，在“进步联盟”之下，美国将和其它国家、各种国际机构及私人单位一起提供二百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为期十年，以促进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其生活水平。
当年八月，十九个拉丁美洲国家批准了联盟宪章，并保证各自实行土地及税务改革，裨益人民。联盟的基金用于修筑公路、住宅及学校，改进卫生和供水系统，向小农发放贷款和训练教师。一九六一年底，甘乃迪总统访问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看到计划的执行情况，两国已着手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小农。
非洲出现新国家
与南美洲隔大西洋相望的非洲各国人民纷纷加入国际大家庭。自苏丹、摩洛哥、突尼斯于一九五六年，加纳于一九五七年取得独立后，到一九六三年底，已有三十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美国领导人对这些新兴国家表示欢迎，这些国家由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一事似乎使美国想起它自己的过去。甘乃迪总统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预言非洲新兴国家在世界论坛上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史蒂文森首先采取的一项行动便是投票表示，美国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调查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的种族纷扰的建议。美国在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中，都曾敦促葡萄牙允许其非洲属地实行民族自决。此外，史蒂文森大使也呼顾结束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支持联合国一项有关要求各成员国不向该国出售或运送武器的决议。
刚果共和国于一九六O年摆脱比利时获得独立，此后发生的内乱，使联合国面临新非洲极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在约瑟夫·卡萨武布总统的请求下，一支联合国部队开抵刚果，先是恢复当地的秩序，保护生命安全，随后在一九六一年协助该国使矿产富饶的加丹加省回归祖国。
虽然有些美国人批评联合国在加丹加的军事行动是对刚果事务的无理干涉，美国对联合国统一刚果的目的仍予以支持，认为这是解决该国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为此，美国对联合国所从事的努力捐献了价值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款额、粮食和劳务。到一九六三年，一个统一的刚果共和国出现了。
美国政府向许多非洲新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赠款和大批食物，截至一九六四年，总数在十五亿美元以上。贷款主要用于发展电力、卫生、交通及环境卫生设施；赠款则集中于教育及农业方面。在阿尔及利亚、达荷美、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和突尼斯，美国食品作为“工作换食品”计划中的部份工资，以消除失业问题，同时提供各项必需的公共设施。数百名美国医生、护士、教师和技术人员长途跋涉去非洲服务。
国际紧张局势延续
在东南亚，国内游击队加强进攻，威胁着寮国和南越的现政府。一九六一年五月，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四个国家在日内瓦开会，谋求解决寮国国内冲突的办法。经过了十三个月的谈判，期间寮国已实行停火·各国同意促请领导寮国敌对派别的亲王共同努力，把寮国建成一个中立、统一和独立的国家。
但是，南越的战争仍在继续，南方当地人和渗入的北越人用绑架、谋杀及其它恐怖手段对付忠于南越政府的人民。甘乃迪总统在西贡政府的请求下，派遣美国军事人员协助训练南越部队。同时，美国鼓励南越领导人实施社会、政治和教育改革，取得民众更广泛的支持，以便抵抗支持民族主义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的越南人。
同时，一九六一年六月，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西柏林地位问题上制造新的危机，再度威胁要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他声称，该和约将终止目前保障美、英、法三国进入西柏林权利的四国协议。三国的答复是，任何片面的条约均不能废除它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与责任，包括不受阻拦进入该市的权利。
这一次危机促使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逃往西柏林。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就有三万人左右。同年八月十三日，苏联突然在柏林东西部交界线外筑起一堵墙，将东德居民封锁在内。面对西方三国维护其进入西柏林权利的决心，苏联政府在年底期限过后，并未试图和东德签订和约。
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一九六一年三月，甘乃迪总统提出“和平队”计划——一项具有革命精神的援外计划。该计划征募志愿人员去世界各地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特别是美国青年受了这项计划的吸引，纷纷参加，他们运用自己的才干，从事护士、测量员、教师、机械工、卫生和环境卫生专家、农业指导等工作。和平队除了帮助别国的基层发展外，并努力促进国际间谅解亲善与和平。
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是在甘乃迪时代签署的。一九六一年八月，就是柏林围堵筑起的那一个月，苏联宣布它将恢复在大气层的核武器试验，这使苏联、英国、美国在三年前作出的自动暂停大气层试验的决定失效。同年九月一日，苏联开始在大气层进行一连串的核试爆。这种试验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使人们普遍担心这种尘埃将在遗传方面对未来人类产生危害。
虽然自动暂停大气层核试验的决定不再有效，甘乃迪总统继续敦促苏联签订一项规定国际视察的协议，以期确保禁止未来的一切试验。然而这一项建议遭到拒绝，美国只得宣布：它除了恢复大气层试验，以维持有效的威慑能力外，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同时，美国政府继续为结束武器竞赛而努力，设立了专责的武器管制及裁军署，并不断为达成禁试条约而奔走。
这些努力终于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产生了效果，苏联、英国、美国草签了一项条约，禁止在外太空中进行核试爆。到了一九六三年底，参加这项条约的共计一百O七国。地下核试爆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因为苏联仍然拒绝接受能够准确侦测此类试验的实地视察制度。
有些观察家认为，苏联政府愿意接受虽仅为部份禁试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曾经使全世界濒临核战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了进一步防止因意外事件或误会而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在华盛顿的白宫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了一条电传打字机直线联系——通称“热线”。
这种防止意外战争和大气层污染的保护措施反映了对苏美关系的新态度。甘乃迪总统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建议使冷战解冻。
他说：“我们的行动方式，必须使共产党认识到，同意建立真正的和平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重要的是，核大国在维护自己的重大利益时，必须避免那些使对手只能在屈辱的退却和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的对抗局面……。为达到这些目的，美国的武器不用于挑衅，受到慎密的管制，旨在起威摄作用，可供选择性使用。我们的武装部队致力于和平，有自制能力……。世人都知道，美国绝不会发动战争。”甘乃迪总统最后的结论是，美国正在努力制定“和平的战略，而不是毁灭性的战略。”
约翰逊当政时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甘乃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遭刺客暗杀，从而不幸使他在国外寻求和平、在国内寻求进步中发挥的有力作用突然告终。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全世界对甘乃迪逝世的哀悼声中接替总统职务，甘乃迪当年曾亲自挑选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
新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篇演说中，敦促国会从速通过甘乃迪总统协助拟订的两大内政计划。第一项是最初由众议院通过的民权法案，它为消除种族歧视提供了迄今最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保障。另一项是减税法案，规定大量削减私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该法案于一九六四年初成为法律，其目的在于通过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钱可花，使工商业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和发展，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
约翰逊总统又宣布大量削减军费，节省政府开支，从而使其减税法案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他要把节省下来的数目相当大的资金用来努力解决贫困问题。约翰逊总统说，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低于三千美元，即大大低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约翰逊主张政府中有关部门互相配合，努力加强教育，职业训练，建立新工业，改进福利措施，从而使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在外交方面，约翰逊总统在任职之初，曾于国会致词说：“美国将信守它从南越到西柏林的义务。我们将不断地寻求和平；千方百计地和那些甚至与我们有分歧的国家达成协议；对于那些参加我们的共同大业的人，我们将慷慨而忠实地对待他们。”
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的总统选举中，约翰逊得票数空前之多，他以超过对手一千五百余万的票数当选总统。次年三月，他谈到他个人的目标：
“我不要做建立帝国，好大喜功，扩张领土的总统。我要做教育儿童了解奇异世界的总统。我要做一个帮助饥民，使他们成为纳税人而不是食税人的总统，我要做一个帮助贫民找到出路，并保护每个公民在任何选举中的投票权的总统。我要做一个帮助人类消除彼此仇恨，促进各种族、宗教和党派互爱的总统。我要做一个帮助结束世界上弟兄间互相残杀的总统。”
然而，约翰逊政府越来越关心军事行动。驻南越的美国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九六五年四月，约翰逊政府派两万多军队去多米尼加恢复秩序，当时多米尼加的敌对派别正处于内战初期。由于美国要求，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了美洲和平部队，联同美军，将单方面干涉变为多边行动。紧张局势平息后，多米尼加在一九六六年举行选举，外国军队随后撤出。
越南方面的战事就不同了。在他的任期届满之前，约翰逊总统派去参加东南亚战争的人数达五十多万。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约翰逊由于战争问题在党内遭到反对，决定不再参加总统角逐之后，美国和北越才同意在巴黎举行初步的和平谈判。
战争费用，加上国内计划的庞大开支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加，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以来对美国经济的最剧烈的通货膨胀压力。一九六八年，美元购买力比一九六四年低百分之十，年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二点五。失业人数虽继续下降，但领取福利资助金的人数（特别是在许多大城市中）则不断增加。
在约翰逊当政期间，虽然大家对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和由此造成的黄金储备量减少的现象极为关切，全国大部份地区是繁荣的，逆差部分是由于美国人在国外的投资和支出不断增加，购买更多进口货及国内人民收入提高所造成的。但是，从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上述经济问题起了抵消作用。
在这些年间制订的社会立法也很多。经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比美国历史上任何相应的时期都多。国会再次增加社会保险福利金。一九六五年，美国在社会立法方面奠下了一个里程碑，约翰逊总统签署批准了保健法案——一项非牟利的老人健康保险制度。针对公民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国会又制订了法律，以确保黑人的选举权，过去有些南方州要求黑人在投票前先参加歧视性的文化测验。国会和各州还批准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禁止各州·在大选时向黑人征收人头税。
一九六五年，即上述选举法措施公布后一年，使美国无数城市在以后数年内受到创伤的一连串骚动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华特兹地区爆发，这是一个黑人居住区。六天内，死了三十五人，数百座建筑物被毁。黑人们多年以来饱受社会的漠视和歧视，他们认为进展既慢又不平衡，再加上有时受到好战的黑人的煽动，便价怒地在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纽华克等几十个城市诉诸暴力。马丁·路德·金博士遭人暗杀后，人们情绪激动，竟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首都华盛顿一闹市区焚烧抢掠。金博士是全国最杰出的黑人领袖，他站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一家汽车旅馆的阳台上时，被一个狙击手开枪杀死。
金博士被刺死亡后两个月，已故总统甘乃迪的弟弟，参议员罗伯特·甘乃迪，在洛杉矶一家旅馆中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被刺杀。同年夏天，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发生了反战的活跃分子和芝加哥警察之间的流血冲突。
这些骚动和暴力现象表明，美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群体社会和庞大政府不关心人民需要，越南战争，以及因性别、种族背景、民族或者生活习惯而继续存在的歧视感到不满。因此在六十年代，人们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标准，甚至人们的衣着和行为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科技上的大变革也很明显。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阿波罗八号宇宙飞船装载着三名航天员弗兰克·鲍尔曼、詹姆斯·洛弗尔、威廉·安德斯飞往月球轨道。他们首次脱离地球吸引力作冒险，旅程之远（三十六万八千多公里）、速度之快（每小时近四万公里）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在圣诞节环绕月球飞行后，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地球，准确地降落在太平洋打捞地区内。与此同时，北韩释放了美国普韦布洛号船只的水手——该船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在北韩沿海被北韩俘获——这两件事使约翰逊在任的最后几个星期生色不少。
尼克逊和福特两位总统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理查德德·尼克逊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七届总统。他和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政府副总统休伯特·韩福瑞三人竞选，尼克逊仅以微弱多数击败韩福瑞。
尼克逊对白宫并不陌生，在艾森豪威尔威尔当政期间，他曾任两届副总统。一九六O年，他和甘乃迪竞选总统，他在六千九百万张选票中，仅以十一万八千票败于甘乃迪。两年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州长，又告失败，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尼克逊的政治生涯已经完结。他去纽约市当律师，在没有政治根基的情况下，他重振旗鼓，在政治上实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东山再起。
尼克逊任总统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并且对美国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改变。一九六九年七月，他发表了政策纲领，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他对“尼克逊主义”解释如下：
“它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仍将参与盟国及友邦的防卫和发展工作。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如果我们的援助能在某地显着生效，并且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话，我们将会提供援助。”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尼克逊曾答应过要结束越南战争。因此他在上任后，开始逐步缓慢地撤出美军，但同时仍然继续强大的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虽然大部份美国人似乎都支持尼克逊总统这项逐步撤军的政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主张马上结束这场战争。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通过“和平”示威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示威的规模往往是很大的。和平协议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一月达成，两个月后，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但是越南人之间的战事仍然在继续。美国参战使五万七千多名美国士兵丧生，三十多万人受伤，耗费达一千三百五十多亿美元。
尼克逊在第一任总统期内，尽力改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他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美国政策，批准和中国进行贸易、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系，他一九七二年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访问使这些联系更引人注目。尼克逊的莫斯科之行也大大促进了美苏贸易，缓和了两国紧张的政治关系。一九七二年，尼克逊的政策促使美苏两国就限制反弹道导弹基地和进攻性战略导弹数量达成协议。
尼克逊的内政政绩瑕瑜互见。他根据社会保险法增加了福利金，继续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联邦房屋补贴，增加联邦对教育的支持。他革新求变，扭转了中央集权的趋势，经由税收分配计划将联邦政府的部份税收分给州和地方政府。另一方面，他否决了有关消除污染的河道、建设公众工程、为需要工作的妇女的子女设立托儿所的法案。他也不太重视联邦政府为黑人进行的各种活动。
继续用赤字开支支付越战费用和各项联邦计划的做法，侵蚀了美元在世界上的稳固地位。这种情况连同世界上其它事态发展，使一九四四年后以美国为金融领袖的国际汇兑制度崩溃了。为了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尼克逊总统试行工资和物价管制，但是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
尼克逊当第一任总统的盛事，也许是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登上月球，另一位航天员迈克尔·柯林斯则驾驶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的环绕月球飞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登陆小艇登上月球后，在月球上逗留数小时，采集岩石和其它标本，以备携回地球作研究。他们还在月球上插上一面美国国旗，放上一块刻有“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薄金属板。
尼克逊在外交政策上的显着成就盖过了他在内政上的参差表现，他在一九七二年的大选中深得人心，可望击败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高文参议员。选举那天，正值十八岁的公民首次可以参加投票，尼克逊取得四十九个州的支持，羸得总票数的百分之六十点六，这是美国历史上几次百分比最高的得票数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民又像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O年那样，选出了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在一九七二年的总统竞选中，发生了一件不引人注目的事件——尼克逊总统竞选委员会策划盗窃位于华盛顿商业区的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这件事结果发展成国内大危机。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间，报刊、政客、尼克逊前助理对尼克逊行政当局非法行动的指责与日俱增。接着，国会、联邦大陪审团和联邦特派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及此后的审讯表明，尼克逊当局的上层人物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企图破坏一九七二年民主党的竞选运动。指控包括争取非法捐款、扣压罪证、侵犯个人自由、非法利用联邦机构，以及向大陪审团、联邦调查局和国会委员会提供伪证。
起初只有间接证据牵连到尼克逊，但在最高法院命令他将总统办公室的谈话录音带交出后，事实证明总统早已知道不向有关司法当局提供有关水门盗窃案的情况的企图，虽然他过去曾加以否认。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面临弹劾和国会可能赶他下台的局面，尼克逊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尼克逊总统在副总统斯波罗·阿格纽辞职后仅十个月辞职。在一项对尼克逊及其助手的指控无关的调查中，联邦检察官证实阿格钮担任公职时曾收受贿赂。阿格纽决定辞职，他对较轻的假报所得税的指控不加抗辩，不和政府在贿赂案上对簿公庭。
根据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的规定，尼克逊总统提名来自密芝根州大拉皮兹市的杰拉尔德·福特继任副总统。众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福特是位老资格议员，在众议院任职达二十五年之久，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同僚中甚孚众望。在国会参众两院举行详尽的听证会后，绝大多数议员同意福特出任副总统。
福特继任总统
理查德德·尼克逊辞职后，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他保证做“全民的总统”。福特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继任副总统，洛克菲勒本人曾两次竞选总统候选人，是著名的前纽约州州长：参众两院以压倒票数同意洛克菲勒的任命。
在世界事务方面，新总统保证继续前任受到普遍赞同的政策。福特重申美国对传统盟国的承诺，宣布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计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飞往海参威同苏联领导人布里兹尼夫会谈。两人就限制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数量达成了初步协议。两国从一九七二年就开始谈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福特、布里兹尼夫以及三十三个东西欧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签字国都保证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并在人权的范围内，为了本国及其它国家的公民而进行合作。
福特总统在履行美国在世界上的义务，努力恢复人民对政府信心的同时，又把解决美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视为当务之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福特总统在他发表的第一篇国情谘文中，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人民：“国家处境不佳，”并为美国指出了新的方向。福特要求国会与他共同制订一项范围广泛的经济计划，该计划将能增加经济活动，减少失业人数，使政府对付通货膨胀的各种努力得以继续，并有助于减少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
福特上任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衰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上升到令人不能接受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福特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事务上，是可以理解的。他同他所说的“挥霍无度的民主党人国会”展开了持续的斗争，提出了削减政府开支的强有力的理由。
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美国举行下一届总统大选的时候，福特总统可以指出的是，美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比起他刚上任时已好了不少。但是，这方面的成绩并不足以使大多数选民满意。这些选民也许是因为对福特赦免前总统尼克逊的决定余怒未消的关系，投票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虽然杰拉尔德·福特在这次选举中仅以百分之二的票数落选了，但是似乎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人们将会记得，当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加深了人民对美国制度和政府的藐视和冷淡的时候，正是福特总统恢复了许多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制度与政府的信赖和信心。
吉米·卡特出任总统
吉米·卡特是美国政坛上的一个新面孔。经过两年的竞选活动，他从一个不大有名气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总统。吉米·卡持在这两年内的竞选活动中，表现非常落力，而且处处留意到细微的地方，引起了不少选民对他的注意。卡特要争取的，似乎是那些美国政治主流以外的人，在无数的讲话和集会中，一再要求他们选出一个“冷门的人”到华盛顿去。
卡特的宗教信仰也引起了不少美国人的共鸣。其它的美国领导人也有他们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像卡特那样成功地把这些信仰溶入一套政治纲领中。这种道德性的作风令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虽然也有人会对一个声言“永不说谎”的政治家投以怀疑的眼光。
卡特总统上任的第一年，开始真正接触到美国政治的实际简况。在成绩好的一面说来，国会略作更改之后，通过了政府的一项关于修改社会保险制度的法案，提高工资的基础以及抽税率，以此来获得继续推行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款项。在另一方面，他向国会呈交了一份详细的能源计划，希望国会能够迅速通过，却想不到这项方案在国会引起了漫长的争论。但在他第二年任期结束以前，他通过取消管制天然气法例，那是他原来的一套能源政策的一部份；以及实施重组联邦行政机构的政策，这些也可以算是他的重要政绩。
美国经济虽然继续有所改善，但增长率似乎冲不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这一关，而失业率依然令人困扰不安。通货膨胀变本加厉，这是十年来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卡特发动全面性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把重点放在政府、商界和劳工之间的通力合作，抑制物价和工资上升。另一行动是增强美元，卡特政府与另外三个国家合作，斥资三百亿美元，设立一个起调整作用的市场干预机构。他极力主张扩展美国出口贸易，呼吁国会通过“多边贸易协议”。
在外交政策方面，卡特提出了他的一套“人权”主义，表示美国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会以有关国家对待人权的态度为考虑因素，卡特此举震惊了很多外交官员。有些政府指责卡特这项政策是对其它国家内政的干涉，不过，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对这项政策都有良好的反应。
“巴拿马运河条约”获批准签订，可以说是他取得的胜利之一。该条的保证运河在公元二OOO年以后的中立地位。那条横过巴拿马地峡的十哩宽的狭长地带，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一向都是由美国管辖。有些美国人指责政府有意把那宝贵的资源“送掉”。政府的立场则认为，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的资源，巴拿马在管理这条运河的时候，会保障美国的利益。经过白宫一番不懈的努力，卡特总统赢得了参院必要的批准，签订了那个具有历史性的条约。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是中美关系的新纪元。从一九七二年理查德德·尼克逊访问北京，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后，几乎过了七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达成全面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当局断绝正式关系。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使卡特努力不懈、协助中东建立永久和平的努力，得到成果。和约结束中东循环不息的战争，并使两国致力商讨有关巴勒斯坦人的国土这个头痛的问题。
中东的突破，是卡特外交政策最大的成就。他以罕有的外交手法，亲自出马，为中东和谈穿针引线。首先让埃及的安沃尔·沙特和以色列的门纳占姆·贝金在总统的山中别墅大卫营会谈；继而亲自访问这两个国家，挽回濒临破裂的和平协议。
一九八O年，卡特总统当政最后一年，在外交政策方面遭受严重的挫折。他的谈判代表花了七年功夫同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终于由他同苏联主席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根据美国宪法，这个条约须由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批准。许多参议员对这个条约持保留的态度，怀疑这个条约能否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当一九八O年初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卡特总统要求参议院不要再考虑这个条约了。
伊朗的好战分子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德黑兰占据美国大使馆，并且扣留了大约六十名美国人作人质。卡特总统无法劝服伊朗释放人质，便下令进行一次军事拯救行动，但由于拯救队的飞机在伊朗的沙漠相撞，导致八名美军殉职，拯救行动失败了。人质被拘经年而卡特无法令到他们获释一事，被政治学者认为是他在一九八O年总统选举中失败的一项因素。
卡特总统也同国内的严重困难斗争，主要是经济和能源问题。石油和粮食价格日趋高涨，经济发展放缓，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一九七九年时已达到百分之十四，而一九八O年更高达百分之二十，使所有美国人都深受困扰。这是近几十年来最恶劣的通货膨胀率。同他面对的国内难题连在一起的还有高的失业率：一九七九年一般劳工的失业率约在百分之五点六至百分之六之间上下，但有些城市的失业率则更高。例如在底特律市，由于汽车销售不振，致使汽车业要大量裁员，而使该市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八。
在一九八O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选民拒绝了卡特的寻求连任，许多人对他处理国内外问题的表现表示失望。在一九八O年十一月四日的大选日，他们选出了一位新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两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他羸得了四十四个州和百分之五十一的普选票数。他囊括了四百八十九张选举团票而卡特仅得四十九票。紧随着里根的选举获胜，共和党还在国会众议院多获了三十席，并且在二十六年来首次在参议院取得多数席位。
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
里根在竞选总统时一直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等美国传统的价值准则。在强调这些要旨的同时，他力图把一种新的乐观精神灌注给这个国家；他在就职演说中声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难以把自己局限在小小梦想之中。”
在里根就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中便发生了几宗戏剧性的大事，它们似乎证实了这种新精神。就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宣誓就职之后几分钟，经过原先卡特政府的艰苦谈判，被扣留在伊朗的五十二名剩下来的美国人质终于获释，换来了全国一片腾欢。三月，里根遇刺获救；再过一个月，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艘绕轨道飞行可重返地面的太空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开创了太空活动的新时代。
里根总统不倦不怠的乐观态度，以及他的鼓舞美国人民争取成就和实现抱负的能力，一直是他两届任期以来支持自己前进的要素。作为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和对共和党忠贞不渝的人，里根总统不可能不受到批评、受到党派攻击，或者面临经常变幻莫侧的公众爱恶情绪。尽管如此，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他仍是一个可靠而坚定的人物。虽然里根是于动乱的六十年代崛起政坛的，但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所熟悉的好莱坞演员，演出过许多电影，其后还在电视演出。对许多人来说，他体现着人们所缅怀的五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那是另一位政治人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威尔当政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和蔼可亲的形象也使他受到广泛的爱戴。
一九八一年里根新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在经济方面：增长停滞，通货高度膨胀，利率急剧上升。里根政府采用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计画来应付这个局面，主要是大幅度减税、限制国内的政府开支，以及撤销对私营部门的政府管制。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又力求大量增加国防开支以使国家的军力现代化。纵使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占微小的多数而众议院又在民主党的控制之下，但列根总统还是成功地使他的财政经济计划的主要部分制订成法案。
其它的经济因素也都发挥了作用。美国捱过了一九八二年的经济衰退，加上八十年代上半期油价的日趋下跌，遂使通货膨胀率大大降低。到了一九八六年，年通胀率只略多于一个百分点，这是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部分由于能源价格的上升而使一九八七年的通货膨胀又略见增长。
一九八三年，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美国从而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衡量所有货物生产和劳务价值的指针）自一九八O年的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亿美元，增至一九八五年的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亿美元；而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美国的经济体系亦创造了一千三百多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又有千千万万新的工人加入劳动力行列；因此，一九八二年经济衰退时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九点七，而到了一九八六年失业率仍然高踞于百分之七左右，至一九八七年中则下跌至大约百分之六点五。
正如艾森豪威尔威尔那样，里根在其第一届任期结尾阶段主政了一段颇为和平与繁荣的时期，随而里根总统与乔治·布什副总统在一九八四年竞选连任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获选，在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九个州击败了民主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和杰拉尔丁·费拉罗。
然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走势也绝非一成不变地积极向好的。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尽管经济还是强劲增长，但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债务甚重的国家。农民尤其深受农产品价格下跌和丧失出口市场的沉重打击，以致难以偿付抵押和高利息贷款，而这却是原先于七十年代农产品及土地价格较高时他们所承担下来的。结果，中西部好几个以农业为主的州的农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这次农业危机表明了另一个跟转变中的美国经济有关的事实，那就是：和大多数其它国家一样，美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经济连结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国际贸易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美国就在这个领域存在着惊人而日益增长的赤字。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进口高于出口的不平衡现象标志着由美国倡导的战后开放贸易制度的成功，这种制度已逐步降低了关税和其它种种贸易壁垒。而长期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占居优越地位的美国工业，此时也突然发现它在基本产品诸如谷物和钢铁、以及在高级科技领域诸如电子和电子计算器等方面已处于一种不寻常的争夺市场的局面，无论在国内国外均是如此。强势的美元（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下跌）也造成美国出口货在国外价格高昂，而进口货在国内则相当价廉。
美国对于贸易问题的对策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受到工会强列支持的许多民主党人纷纷要求立法，订定限额制度和较高的关税，以保障由于外国竞争而要丧失的国内制造业职位。但里根政府却坚拒这种大规模的保护主义对策，而主张采取非正式的限额制度和限制措施，旨在帮助那些由于进口货大量涌入而受到损害的工业。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领导人也都要求人们重新努力俾使美国工业提高效率和更具竞争力。
同样令人困扰的是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一九八六年估计超过二千二百亿美元。如此庞大的预算赤字使里根总统第二届任期中有关国内政治的争论有所改变：极少政界领袖人物，甚至自由派中人，会倡议重大的新的国内开支方案。反而，国会于一九八五年还制订了法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指令要逐步削减联邦预算赤字；一年之后，国会又通过了一项范围广泛的税制改革方案，以期使税制更简单和更公平。
在对外政策方面，里根总统则谋求美国发挥更为坚强的作用，而中美洲正好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试验。里根政府所面临的是：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叛乱使该国政府有被推翻的危险；至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里根政府认为，在一九七九年桑地诺阵线推翻了右翼的索摩查独裁统治之后，便企图建立一个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独裁统治来取代。在萨尔瓦多，里根政府采取了一套经济援助和军事训练的计划，以协助该国政府击退游击队的进犯。同时美国还支持萨尔瓦多的民主势力，以图减少右翼敢死队的屠杀和其它侵犯人权的活动，并积极鼓励在现任总统纳波莱昂·杜阿尔特领导之下过渡到民选的民主政府。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则不甚成功而且引起的争论较大。尼加拉瓜拒绝美国要求其割断与古巴和苏联的军事联系，也拒绝开放其政制以施行民主改革。而由其它拉丁美洲国家主持的地区性和平努力（“监察步骤”）则以陷入僵局而告终，因此里根政府便把重点转移到支持反桑地诺政权的对抗势力即反对派方面。对这项政策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政治辩论之后，美国国会于一九八四年十月终止了对尼加拉瓜国内反对派的一切军事援助，但仍然继续给予人道上的帮助。在里根政府强烈的压力之下，美国国会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秋改变了它的立场，批准给予尼加拉瓜国内反派以一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然而，由于尼加拉瓜国内反对派的战绩乏善可陈，由于它被指控侵犯人权，以及由于美国秘密售卖武器给伊朗并将售款转给尼加拉瓜国内反对派的事情被揭露，因此美国将来是否仍能对尼加拉瓜反桑地诺政权游击队进行军事援助，尚属疑问。
在其它地方，美国则目睹和鼓励一些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事例——最令人瞩目的事态发生在菲律宾，一九八六年二月，科拉桑·阿奎诺的“人民力量”成功地推翻了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在海地，也于同月爆发了一场起义而结束了杜瓦利埃的统治。在里根总统当政的那几年中，拉丁美洲也经历了一场真实的民主革命，从瓜地马拉到阿根廷都出现了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政府执政的局面。与此相反，南非面对里根政府通过“建设性的参预”这项颇有争议性的政策来促使其结束种族隔离时，仍然拒不妥协。一九八六年，由于南非的局面毫无进展，美国国会便推翻了里根总统的否决而对南非实施了一套经济制裁措施。许多美国公司也宣布，它们要撤销在南非所拥有的公司股份。
里根政府尽管可以直言不讳地发表反共言论，但在直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方面却受到种种阻碍和限制。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国接受了邻近一些国家的紧急请求，派兵在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岛登陆。随着这次军事行动而来的是，格林纳达的左派总理莫里斯·毕索普被他自己的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员刺杀。经过短时间的战斗，美国军队虏获了数百名古巴的军事和工程人员以及大批苏联供应的武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最后一批美国战斗部队撤离格林纳达。翌年，格林纳达举行民主选举。而在黎巴嫩，美国原想支持建立一个温和的亲西方政府，结果给恐怖分子一次炸弹袭击，炸死了二百四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使美国的军事努力落得以悲剧收场。一九八六年四月，美国为了报复利比亚策划的恐怖分子对美国驻欧洲军事人员的袭击，派出海军和空军袭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两地的目标。
里根主政这些年来，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始终在政治对抗和争取达成广泛限制军备协议的努力之间摇摆不定。有两件事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波兰对团结工会运动的镇压，另一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苏联喷射战斗机击落南韩航空公司一架偏离航线的"007"号民航班机。美国还谴责苏联继续占领阿富汗并向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提供援助。
然而，核武器问题依然是美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尽管大西洋两岸反核运动的抗议呼声四起，美国照样贯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七九年的一项决议，于一九八三年末开始在西欧部署潘兴II型单弹头导弹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以抗衡能从苏联境内攻击西欧的苏联SS一20型三弹头导弹。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里根在他任内辩论得最激烈的一项决策中宣布了“战略防卫计划”的研究方案，要发展能防御弹道导弹的先进技术，如激光器和高能发射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里根和苏联新任领导人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高峰会议。双方原则上同意致力削减百分之五十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并达成一项有关中程核武器的临时协议，但在“战略防卫计划”的问题上却找不到共同的立场。一年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又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开了一次匆匆忙忙安排的高峰会议。但是，一些有关军备的范围广泛而属试采性的协议又因“战略防卫计划”的问题而了无结局。引起争论的有关问题是，一九七二年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有关弹道导弹截击导弹的条约”是否允许研制和试验先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尽管美国和苏联在“战略防卫计划”的问题上陷于僵局，双方还是在一九八七年进一步就武器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并在协议消除欧洲较短程（五百至九百公里）和较长程（一千八百至五千五百公里）的中程导弹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美国的太空航天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二十四次飞行之后，这项太空计划竟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那一天，“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升空七十三秒钟后发生爆炸，使六位宇航员和一位学校教师（她原应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普通公民）罹难。载人宇宙飞行计划于是中止进行，同时组织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出事的原因（经查明是航天飞机的固体燃料火箭推进器的焊缝出了纰漏），接着又着手进行惮精竭虑的全面审查和重新设计，以便按预定计划在一九八八年再度飞行。
“挑战者”号的悲剧提醒人们，当另一个技术革命，即电子计算器革命，正在迅速改变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181方式的时代，技术还存在各种局限性。据估计，截至八十年代中期，美国人拥有三千多万台电子计算器。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第二项科学上的突破可能出现在超导性领域，即研制能使电力的传输和应用革命化的新化合物。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人在美国参议院重新取得多数席位，占了控制权，使里根政府吃了一次政治败仗。但是，里根政府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却是这样一件被揭露出来的事情：美国秘密售卖军火给伊朗，企图以此换取被激进组织在黎巴嫩胁持的美国人质的自由，而该等组织是受霍梅尼政府操纵的。调查还揭露，当国会禁止政府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期间，这笔军火售款竟转给了他们。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随后就售卖军火给伊朗和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案举行听证会，提出了关于可能违法的问题，并进行了如何界定美国在中东和中美洲的外交政策利益这一涵义广泛的质询。这一政策性辩论的性质本已干系重大，谁知竟然祸不单行：一九八七年五月，美国海军的护航舰“斯塔克”号在波斯湾巡逻时被一架伊拉克喷射机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击中（显属误射），导致三十七名海军官兵丧生。
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售卖军火给伊朗和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案的听证会，像十四年前参议院举行的“水门事件”著名听证会一样，提出了有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政府的行政与立法两部门间有效制衡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这是美国立国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而当前，在一九八七年，这个国家正庆祝其宪法签署二百周年。
附注
(1)西班牙殖民地英国沿大西洋海岸开拓殖民地，不过是欧洲自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探险和扩张的巨大进程的一个片断。一四九二年，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并代表西班牙宣称对这些地方拥有主权。随后西班牙人又探查和开拓了加勒比群岛、墨西哥（始于一五一九年）、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一五三四年被征服）、阿根廷和智利诸地，并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他们把势力从墨西哥向北扩展到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美国现在的西南数州。一五八四年，他们在佛罗里达建立了该地的第一个城镇。
一五OO年，葡萄牙人在类似的探险过程中发现了巴西。一五三七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城市。
一五二四年之后，法国探险者测绘了加拿大的大西洋沿岸地图，并沿圣劳伦斯河而上，深入到了大陆腹地。一六O三年之后，法国开始在加拿大设立行政机构。
德国曾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定居点，但于一五四六年放弃。荷兰于一六一四年在哈得逊河口建立了一个殖民区。
英国的航海家们早在一四九八年就探查过大西洋海岸线，但一五八五年和一五八九年，他们两次试图在北卡罗来纳建立殖民地，都未能成功，直到一六O七年，英国人才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殖民区。
(2)特许公司这些早期的公司被称为合股公司，因为个人投资者根据他们投资的比例拥有所有权（和公司利润）的“份额”。合股公司是欧洲贸易和经营管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公司把很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就能比单个企业主甚或一个大商业家族开办更大的企业。这些公司之被称为“特许公司”，还因为这些最早的公司是由国王、或后来由国会授予特许状而合法组成的。特许状使这些公司得以建立，并受权从事某种行业。
但这些早期的致力于支持殖民事业的公司，在营利方面却无一不一败涂地。
(3)新教化欧洲自罗马帝国后期以来，几乎完全信奉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巨大的政治力量。从法兰克皇帝查理曼起（尽管他的王国位于现代的法国，他却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惯例已经发展成君主的统治权须经教会代表上帝授予。但是从一五一七年起，教会的权威受到一批被称为“抗议者”的宗教思想家的挑战，他们起初是抗议教会的种种恶习。教会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种抗议，结果使教皇的权威遭到更激烈的否定，并引出一种新的神学理论，反对教会专断独一地控制基督教教义。这批改革者，如茨温利、路德、加尔文，不久便得到一些希望向教会的政治权力挑战的君主和王公的支持。由于各国及其君主为复杂的宗教问题发生分歧和斗争，此一“宗教改革”便导致数世纪之久的激烈冲突。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和法国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法国当时有相当多的少数派新教徒，即所谓“胡格诺派”）。马丁·路德所传的教义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新式国家教会中得到体现，而约翰·加尔文的教义则使瑞士、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以及苏格兰的改革教会生机勃勃。
尽管宗教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英格兰仍然相对地不介入政治争端，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期一五O九年至一五四七年）要求与其妻子——一位西班牙公主——离婚，因为她未能生下一个男嗣。由于罗马教皇拒绝了这个要求，亨利八世便自立为英国教会的首领，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教会；他并镇压所有反对他离婚、再娶及其脱离行动的牧师和臣民，以制止人们继续反对他。
一旦教会的统一受到冲击，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就不存在了。这样，英国的新教会也经历了其它所有新教国家里发生过的对教义质疑和辩论的类似过程。尽管亨利八世及其继承者们已经把英国教会从天主教会中分裂出来，他们实际上对于改革的态度却是保守的；他们赞同那些令人想起天主教惯例的教义和礼拜仪式。直至今日，一般人还都认为，在所有新教教会中，英国的教会与天主教的教义最为接近。但是即使如此，英国一旦开始对教义的质疑过程，其“盎格鲁－天主教”观点也就受到了日益强烈的攻击。最强硬的质疑来自一伙称为清教徙的人们，他们都受到严峻的新教徒约翰·加尔文最初在瑞士宣讲的教义的强烈影响，这些教义是由约翰·加尔文的弟子约翰·诺克斯传到不列颠群岛的。清教徒们主张英国教会必需变得更为“纯粹”——在信仰和礼拜仪式方面更为简化。
这些清教徙中间，有些人在教会内部供职，他们希望通过劝导说服或通过获得职位来从内部实现所期求的改革。另一些人则是分离主义者，他们丧失了在教会内实现这种改革的信心，而希望成立一个新的教会。
由于容许宗教自由的现代观念当时实际上还不为人所知，这些宗教论战便越发变得咄咄逼人，使人走投无路。人们普通认为，教会人士应当辨别出邪教，而统治者则应当予以查禁。因此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谁要公开承认自己是新教徙，就会有人身危险；反过来，在新教掌权的国家里，忠诚的天主教徙又受到迫害。当一个新教派在某一地区开始巩固确立之时，统治者又可能对那些随后据教义的某一点而对新的正统观念提出怀疑的其它新教徒加以镇压。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宗教迫害才缓和下来；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才允许不信奉国教者有充分的公民权。宗教争端的酷烈促使人们移居美洲殖民地，并为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念奠定了基础，这个观念在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并于一七八六年颁布的弗吉尼亚“信教自由法”中有力地表现出来。
(4)教友派教徒一批激进的清教徒——正式名称为“朋友会”——他们公开主张礼拜仪式力求简化、言谈浅白、服装朴实，并且反对暴力。他们不信奉国教，处事方式独特，如拒绝服兵役和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致使他们在英国遭到迫害。
(5)骑士党人宗教并不是十七世纪英国唯一的冲突焦点。斯图亚特王朝连续四个国王从一六O五年到一六八八年在英国的专制统治，引起了关于政体性质的反复争论和一场内战。
英国的政治制度在中世纪兴起时，是围绕统治权归于君王这个观念形成的。法律则起源于国王的权力和权威，并且要得到教会的批准。英国人仅仅享有这种自由和国王依王室特权所赐予的权利。
中世纪的政治，实际上比“一切统治权力和一切特权归于国王”这种简单观念所容许的要复杂得多。国王们经常把特权授予重要的群体，如贵族、骑士、城市、行会和国民，因而使自己对权力的绝对行使程度有所削减。例如，在一二一五年签署的大宪章里，英王约翰批准了下述措施：即未经贵族们或法律的裁决，在他的国土内不得剥削任何贵族和自由民的生命和财产；未经贵族会议的同意，不得征税金。（这些条款预示了现代的正当法律程序及代议制政府的各项权利。）嗣后的国王历年来还特别授予议会其它种种权力；一二六五年以后，议会更以两院形式分别代表了贵族和“平民”。又如，一二九七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又确认议会有权批准征赋税和关税，并有权提出请愿书，这种请愿书经国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无视上述特权的授予具有永久性，宣称他们是凭神授权力进行统治的，并声称国王的一切赐予可以收回。他们认为国王授于的是恩典，而不是“权利”。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由于议会宣称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这场争论随后激化成为一场内战（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八年）。最后，国王及其支持者骑士党人终被支持议会的力量——因为他们蓄短发而称为圆颅党人——所击败。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九年被处决，清教徙支配的议会专政一直持续到一六六O年查理的儿子复位。查理二世重新挑起有关王室特权的冲突，他的儿子詹姆斯二世扬言要恢复天主教为国教，结果在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中被废黜。议会强令他的继承人威廉和玛丽先签署一项“权利法案”才能即位。该法案牢固地建立了议会的最高权力，宣称任何法律都不能因国王的干预而失效；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或保留军队；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国民。
英国的政治冲突正发生在美洲新殖民地的开拓时期，因而不可避免地为美国初期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舞台。一方面，两派都有许多人来到新殖民地，以躲避政治争端和继之而来的迫害。美国人最早认识到：在一个新的时代，一旦人们的宗教信仰业已分成多种，政府就不再有可能把任何一种宗教强制性地树立为国教并加以支持。于是他们也成了英国人“权利”的机警的捍卫者。随后英国王室一再试图削减移民在美洲的特权，遂引起了美国革命。
(6)判处“流放”英国这时期的法制即使对于轻罪也规定了极严厉的惩罚。因此判处“流放”到殖民地，代替死刑或长期囚禁，便被视为一种仁慈的表示。
(7)神权政治英国的清教徒总是企图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加诸英国所有的人（这是英国内战和随后的议会制政体中一个重大的争议之点），同样的情况又重现于美洲的马萨诸塞。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定居后，当地政府一度为清教徒教士所控制，他们试图使所有人都依附他们的教义。只有加入教会的人才有选举权，而且马萨诸塞大议会（立法机构）也通过了严格的法律，强令遵从清教徙的信条和行为。然而，到十八世纪初，“神权政治”被有效地摧垮了。
(8)苏格兰一爱尔兰人苏格兰－爱尔兰人是苏格兰新教徙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十七世纪初叶定居在北爱尔兰，后来移居到了新大陆。
(9)天赋权利殖民者及其后的开国元勋们都渴望，在英王治下“的美洲人民能够行使和享有同英国人习惯上赋有的同等自由和权利。殖民地的思想家们在十八世纪已开始把天赋权利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念，跟他们与母国关系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有关天赋权利的观念是于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在欧洲发展起来的。
启蒙运动的种种科学上的发现，特别是牛顿的物理学说所揭示的理论，即天体是按照一直不变的物理法则而运行的说法，给了当代道德哲学家们这样的观念，认为人类社会也可能被种种不变的自然法则所支配。这种道德世界观意味着人们拥有“天赋权利”——人类与生俱来的某些自由权——并非由于任何国王的赐予，而是人们本来就拥有这些权利，这是自然法则。
这些观念在欧洲兴起时，其中的主要思想家有托马斯·霍布斯（一五八八至一六七九年）、约翰·洛克（一六三二至一七O四年）和雅各布·卢梭（一七一二至一七七八年）。在这三人当中，洛克对法则观念和天赋权利的学说，给美国人的影响最大。
洛克指出：所有人类社会都禁止谋杀。这种道德观念的普遍性就为反对谋杀的自然法则的存在提供了合理证据。基督教义所启示的道理就肯定此点。洛克认为：如果上帝者或自然规律叫人不要谋杀，那么，每个人都有一种责任——它是自然法则所硬性规定的——不要杀人。反过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权不被人所杀。因此洛克断定，生命是人类的一项天赋权利。人的基本天赋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财产对于生命是必要的。因为人既然有权活着，则他应有权拥有和利用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种种事物，并有权在认为适合的情况下使用自身劳动成果。
根据洛克的理论：按照自然法则，人本来就生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不过，人们为了享受同他人一起生活的好处，故而同意去组成社会、限制某些自由并接受管理。之后，又由人们和统治者之间基于同意的一种社会契约上面建立起政府。人们同意服从当局；政府则允诺代表组成社会助个人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公正地实施统治。任何政府违犯社会契约并剥夺任何人的天赋权利，均不得不丧失其本身的合法性。如果一个政府变得专权和侵犯天赋权利，人民就无须对它效忠并有权去更换它。
洛克认为：一个基于同意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其组织结构一定要容许公众表达同意或愿意。换言之，一个合法的国家必须具备代议制机构。他在孟德斯鸠（一六八九至一七五五年）思想出现之前就主张权力应按职能而分立，以防止野心勃勃和缺乏道德的领导人滥用它。
(10)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把人当作私有物占有、并控制他们的行动——是一种在历史上许多阶段和不少文明中都出现过的古已有之的灾祸。它玷污过古希腊罗马、伊朗、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一五OO年，即近代初期，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实施几乎遍及全世界。在欧亚文明古国、士耳其的奥托曼帝国、伊朗的萨非王朝、印度约莫卧儿帝国、中国的明代、以及日本，都有过奴隶阶层。阿拉伯商人从非洲国家买了奴隶，运过撒哈拉大沙漠或到印度洋另一端。当伯纳尔·迪亚士和首批西班牙侵略者到达墨西哥城时，他已注意到阿兹特克人的奴隶市场跟葡萄牙一样遍布各地；大多数印第安民族由于交战获胜而都拥有奴隶。
然而，奴隶制度在欧洲已经逐渐消亡下去，直到葡萄牙人首次航海到接近撒哈拉的非洲地区，它才得到新的刺激。葡萄牙人在与北非回教民族进行了长期残酷战争之后才知道奴隶制度——在这些战争中战俘一般都变成奴隶。仅在发现美洲前几十年，葡萄牙的劳力短缺便已促成欧洲和非洲之间的首次买卖黑奴。
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拓新大陆，那里需要大量劳动力，特别是把产糖、随后又把棉花作为营利作物之后更是如此。印第安人还没有完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美洲居住得很稀散；战争和瘟疫又减少了他们的人口。于是，有人采用了向美洲输入黑奴充当劳力的权宜之计，而贩卖人口的邪恶贸易便从此开始。把奴隶用于种植园的经济动机和赢利，显然压倒了道德上的谴责。欧洲的非基督教徒（甚至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教徙）根本没有公民权，而且经常遭受残酷迫害。几世纪来与摩尔人、土耳其人以及蒙古人的残酷战乱，又反复给人们灌输了对非基督教民族的敌意。黑人奴隶不信奉基督教，因而很容易遭受歧视和被剥夺人权。
第一批奴隶甚么时候来到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历史学家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制度在弗吉尼亚已经风行。整个十九世纪输入美洲的黑人，大部份运到了西印度群岛。仅约百分之五来到大西洋海岸的英国殖民地。这百分之五中，大部份到了南方殖民地——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这些地方的条件适于需用奴隶劳动的作物生长。北方殖民地大部份由独立的农民居住，他们不需要也不希望得到奴隶。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毫无法律根据的奴隶制度，得以在殖民地大规模发展。抵达弗吉尼亚的第一批黑人是作为契约慵工对待的。但是，到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却被纳入了一种法律体制，所有黑人都被视作私有财产。
欧洲人到接近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地区时，他们碰到了一个与他们自己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交通困难，阻碍了非洲人充分参加在欧亚大陆上发生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历程。譬如，整个非洲大陆铁路文明的发展过程尚未完成。非洲的政治发展也可以说同样如此。一些和欧洲国家相抗衡的大国和帝国——如加纳、马里、松加依、刚果和津巴布韦——已经形成，可是这些国家大都位于内陆。欧洲航海家遇到的只是沿海一带较小的部落政体，那些地方当时还没有现代人所谓的文化，欧洲人所遇到的是他们视为“野蛮”和“不开化”的风俗和标准。这就使奴隶制度受到鼓励，并使以后的严格控制体系流行开来，特别是在那些欧洲人担心奴隶发生骚乱的地方，诸如西印度群岛为然。
这种制度一经建立起来，以后几代人所见到的就只是始终身受束缚的黑人。由于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显得十分r愚蠢”。他们被有效地制服了，反抗或反对这个制度似乎毫无用处，因此他们又显得十分“驯顺”。欧洲人可能认为，奴隶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他们是奴隶，而是因为他们肤色黑。把黑人错误地列为先天低劣的种族，又有力地为一个世袭的种族奴役制度作了辩护，并使之延续下去。
因此，北美洲殖民时期早就预示了此后人类反抗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中的种种事件。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把奴隶制度从旧世界转移到了新世界。人类为本身不纯正的利害得失作辩护的倾向，使一些人在这个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后就进行捍卫。伴随任何社会结构而来的相当大的社会惯性，使这一制度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但同是这个支持奴隶制度的殖民社会，也孕育了最终将废除奴隶制度的思想。教友派教徒也很早就宣布他们反对这个制度。美国开国元勋们主张一种瓦解任何维护奴隶制度理由的道德哲学，华盛顿和杰斐逊两人都作了允诺，让他们本身拥有的奴隶得到自由。
(11)民团殖民们修改了英国民团制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所有健全的成年男子都是地方民团的成员。这些公民每年集合几次进行周末军事训练。只要地方长官或议会发出号召，民团单位就会组织起来，保护定居地免遭印第安人或欧洲其它列强的攻击。
(12)“五月花公约”当“五月花”号到达马萨诸塞时，移民的领袖们才知道他们离弗吉尼亚殖民区的目的地还有数百英里之遥，超出了英国国王的管辖范围。马萨诸塞是英王命令达不到、没有执法官执行法令的地方。因此，他们决定起草一个书面协议来进行自治。一六二O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十一名幸存的男乘客“在上帝面前庄严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并且……要随时制订、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为最为适合于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该公约是北美第一个民主协议；它证实了初立基业的移民们所谓政府来源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信念。
(13)重商主义观点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在他的基本著作“原富”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才废弃以重商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14)印第安人问题欧洲人最初到达新大陆时，南北美洲大陆上大约有九百万印第安人居住。据现代的人口学家估计，在中美洲和秘鲁这两个主要文化区域曾有近六百万印第安人居住过；这种人口稠密现象是以农业的利用、金属文化的萌芽和帝制国家的发展为基础的。可是，格朗德河以北的北美洲丰富资源却仅仅供养一百五十万印第安人，他们大部份仍然处在狩猎和采集经济时期，以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式群居在一起。农业仅在少数地区得到利用。
西班牙人到达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以后，印第安文化开始受到侵蚀。一方面，感染了从欧洲传来的新疾病——由于印第安人与世隔绝而毫无免疫力——使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另一方面，当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时，欧洲人的优越技术使印第安人处于严重的劣势。西班牙冒险家们渴求财富和土地；西班牙人曾与回教民族的长期争斗也许坚定了他们不容许非基督教徒的态度；而且当西班牙人碰到阿兹特克人那种诸如杀人献祭的习俗时，他们无法欣赏印第安文明的整体与成就。
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部落和英国移民之间最初的接触是很和平的，但是由于两种文化按照根本不同的社会原则建立起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终仍不免导致冲突。印第安部落是共同占有土地；土地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部落这个整体，由部落整体贮藏这片土地出产的粮食作物和猎物。英国移民则要求合法占用土地来建立农场。他们和印第安人酋长进行谈判，签定“契约”，然后得以对土地实行控制。农场的扩展使沿岸国土的天然住地变得不利于印第安人，给狩猎造成更大困难，使他们不能像以往那样使用部落的土地。一个部落对此并不能迁离这片地方完事，因为他们只能迁到邻近部落或部落联盟所使用的土地上。
某些印第安人的习俗以及部落间相互残杀的方式，使欧洲人心惊肉跳。由于缺乏现代式的对文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文化是野蛮的。
印第安部落从最初接触欧洲开拓者起，经常在自己相互间的战争中谋取欧洲朋友的帮助，例如，加拿大的法国人早期就卷入了休伦人和伊洛魁人之间的战争。一旦与印第安部落建立了这样的关系，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也就在本身之间在新大陆的冲突中，利用印第安人为他们出力。一七六三年以前，英法之间竞争的显着特征常常是，双方都纠集自己的印第安同盟者向对方的开拓者村落进行袭击。
把印第安人拉入欧洲人的战争中来，最终必然造成印第安人和移民之间的某种敌对形式，这种敌对只能逐渐使得印第安社会无法保存下去，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处于劣势。
即使如此，印第安部落（尤其是伊洛魁部落联盟）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以致一直到美国革命之后，移民们才能安全地深入到海岸平原以外的地区去定居。
(15)红衫军英国正规军，因穿猩红色军服而得名。
(16)贸易逆差地区在殖民地时期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发展下，美国的进口额超过了对英国的出口额。因为账目必须用硬币结算，殖民地就长期短缺硬通货。货币供应的收缩引起了通货紧缩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
(17)军队驻扎问题殖民地强烈反对英国正规部队驻扎在当地，这不仅涉及经费考虑和政治原则问题，同时也出自对英国士兵的极端厌恶和反感。在当时惨无人道的军事制度下，英国军队“招募”的都是社会渣滓或被社会唾弃的人们。这种士兵只能靠九尾鞭来维持军纪，也仅仅由于惧怕军官和军士，才勉强保持队形。在这种部队里当兵，许多人很快就堕落成为酒鬼。英国士兵威信扫地和英国军队管理不善的现象，直到十九世纪末也未能真正得到纠正。这充分说明为什么美国革命期间英国士兵开小差现象会如此普遍，同时也说明为甚么美国人要信赖当地公民组成的军队。
(18)“实质上的代表权”尽管议会理论上代表全体英国人，实际上并不如此。议会议员选区的界线从来跟不上人口结构的变化。有些新城市根本没有一个议员，而一些仅有几十个居民的“破落选邑”却拥有自己的代表。谋求私利的议员们阻挠重新划分选区，因为那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治力量的变动，有利于那些繁荣的新城市。为了证明维持现状是正确的，他们发明了“实质上的代表权”的理论，辩称即使个别地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却充分代表了全国主要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
(19)立即应召的民兵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局势日趋紧张，马萨诸塞和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已经从本地民团中选出最合适的成员，组成“立即应召民兵”特别连队，准备一旦接到通知就立即集合起来。正是这些精选的马萨诸塞民团的一个地方连队在列克星敦的草坪上和英国人交了锋。
(20)黑森雇佣兵美国革命期间，英国动用的军队有四类：英国正规部队；部份印第安人作为辅助力量；殖民中的效忠派所组成的地方部队；来自黑森－卡塞尔和德国其它五个邦的雇佣兵。黑森的王子把他征来的士兵租借给英国人，从中得到每个兵每天租金一先令的报酬。由此而送到北美的黑森雇慵兵共约三万人，其中一万人后来留在美国定居。
(21)邦联条例邦联条例是筹建十三个新州统一政府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是一七七七年由第二届大陆议会提出的，但由于一些州不愿把自己的统治权交给一个全国政府，这个条例直到一七八一年才最后为十三州全体批准并生效。
该条例规定设立一个国会，每个州都可派若干代表参加。每州不论人口多少，都在国会中有一票表决权。所有重大事项要有九票才能通过；而对条例的修正则需要十三州一致同意。该条例授权全国政府处理某些外交事务、宣战、管制货币铸造、确定度量衡标准、举债借款、建立邮政系统、筑路、以及征募陆军和海军，但上述权力不是专有的；每个州都可以做这些事情。然而，该条例却没有授权国会征税和筹款；国会只能向各州募集款项。国会也无权管制外贸、建立全国法庭、或强制实施自己的命令。
各州都表现得很悭吝，它们往往设立关税壁垒来相互扼制；而且很少能有九个州意见一致以通过重要立法。正是由于邦联条例的种种缺陷，才最终导致了制宪会议的召开。
(22)国债美国独立革命行将结束时，全国政府已有一千一百万美元的外债和四千二百万美元的内债。各州举债总数也超过一千八百万美元。
(23)武装民船指战时由私人配备的武装船只，持有政府颁发的捕押特许证，有权攻夺劫掠敌方商船。一八五九年的国际公约宣布这种私掠为非法。
(24)“星条旗”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为纪念保卫麦克亨利要塞而作的诗篇，按照英国古老曲调r献给天堂里的亚奈克里翁”传唱，一九三一年定为美国国歌。
(25)神圣同盟一八一五年，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三国君主——奥地利皇帝法兰西斯一世、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三世——打败拿破仑后缔结的同盟，目的是维护君主政体，反对法国革命在欧洲所传播的革命理想。
(26)加利福尼亚金矿一八四八年，在旧金山附近发现了黄金，这个消息一传开，成千上万的人被财富所吸引，蜂涌而至。仅只一八四八年一年之中，“淘金热潮”就促使八万人涌入加利福尼亚。附带说一下，淘金热潮以及随着加利福尼亚被开发而来的经济良机，吸引了首批中国移民来到美国。自此之后，又有更多中国人来到美国，投入横贯大陆、通往东岸的铁路的修筑。
(27)得克萨斯的并入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很多美国人迁入得克萨斯定居下来。这些定居者对墨西哥政府的管辖桀惊不驯，不愿服从它的宗教、教育和司法等方面的政策。一八三六年，得克萨斯人宣布脱离墨西哥而独立。他们在一次短期战争后确保了独立地位，得克萨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维持了整整十年。
一八四五年，德克萨期共和国请求加入美利坚合来国，经国会接受后，它就成为美国第二十八州。
(28)墨西哥战争得克萨斯和墨西哥都把努埃塞斯河与格朗德河之间的土地宣布为己有，在得克萨斯加入联邦之后，美国继续坚持得克萨斯所要求的权利。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坚持宣称对那片土地具有主权，并要求墨西哥把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卖给美国。这个要求被墨西哥的一个新政府拒绝了，当美国部队挺进到格朗德河畔时，战争打响了。
美国对墨西哥、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征都取得了胜利。在瓜达卢佩一伊达尔戈条约中，格朗德河被定为两国的边界，墨西哥割让了构成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内华达、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一部份这么一大片土地，抵付了对美国的赔款，还换得一千五百万美元。
这场战争遭到了相当广泛的反对，特别是在新英格兰，以及在那些认为南部增加新领土会有助于延长奴隶制的人们之中。亨利·戴维·梭罗曾就战争期间公民抗命问题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后来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29)约翰·布朗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一八OO至一八五九年），曾以暴力手段阻止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地区成为奴隶制的州而早已恶名昭著，他构想出一个侵入南方解放奴隶的计划，并要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组织政府。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哈波斯渡口的联邦军械库正好是一个首当其冲的目标；布朗打算攫取那里的武器来发动他的起义，然后进入西弗吉尼亚去纠集追随者。不过，布朗的队伍为数只有十七人；他们很快地便被俘获。这次起事虽然完全失败，而布朗也因搞暴乱而被判处死刑，但他的激烈言词和鲁莽的造反行动，却掀起了全国对奴隶制度问题的讨论和大大加剧了地区性的紧张局面。
(30)萨姆特要塞当时在联邦小批驻军控制下的萨姆特堡是一个沿海防御要塞，筑于南卡罗来纳首府港口内的一个小岛上。当驻军指挥官拒绝服从南卡罗来纳当局提出把要塞移交该州的命令时——该命令是以实行与联邦分离的公告令为依据的——南卡罗来纳的州民团便向要塞开火。
(31)参战各方的有利条件北方的有利条件，正如内文中所列，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但是，如果战争长期打下去这些潜在的条件就对北方有利了。南方在军事上的有利条件是：内陆交通线：由于只需防御而无须进攻所必定产生的天然优势：大量正规军中极有才干的军官都很忠诚；具有很强的军事传统；以及有希望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外援，因为这两国的工业似乎有赖于从美国南方获取棉花。
(32)四大铁路干线为了促进横贯大陆铁路的修筑，国会把面积广阔的土地卖给或干脆送给铁路公司；将土地卖掉后，便可以有收入来修筑铁路。对于将从铁路获得便利的土地，农民愿意出高价，因为这样能够把他们的谷物送到市场去。但是，有些铁路对于在它们独家经营的线路上运输的谷物订定了过高的运费；这种弊端是促进改革运动的最初原因之一。
(33)麦金莱总统的外交政策回顾起来，麦金莱政府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实创下了一个转折点，从此把美国建立成一个世界强国。占有新的土地势必带来新的责任和新的牵连；这也是一九OO年大选中重大的外交政策争论点。麦金莱之决定取得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体现了美国在大陆本土之外扩展的一种形式。这种扩展精神之另一表现是一八九八年之拼入夏威夷，和一九O四年到一九一四年之开凿巴拿马运河。
(34)改革者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在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所有改革运动中，重大的政治争端是：开国元勋们为一个农业社会制订的宪法，旨在切实限制全国政府的权限，以维护各州和人民的权利。但改革家们却要求扩大，而不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尽管汉密两顿派的见解——即认为宪法一般包含许多并未明文规定的权限——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每项扩大联邦政府权力范围的具体措施，如授权政府管制铁路收费等等，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
由于人们业已广泛接受自由竞争的经济原则，争辩也就更趋激化。亚当·斯密（在一七七六年所写的“原富”一书中）结论性地断言：对一国的经济进行重商主义的控制，会破坏原先所要达到的目的；把市场力量相互间的自由作用束缚于一种经济之下，实际上必然阻碍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十九世纪的许多经济思想家都认为，如果自由经济势力能给大公司和大企业创造有利条件，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加以约束。
宪法原先不愿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且担心联邦政府的政策干预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这种状况终由于人们接受了某些基本观念而有所缓和。首先，大得过分的企业本身就会使经济发展趋于不正常。如果它们接近于拥有垄断力量，它们本身就会为了一己的私欲（而不是为了整体的福利）而限制市场力量起作用。其次，开国元勋们的安排是基于担心权力集中可能被滥用这一点上；他们有生之年非常害怕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手里。他们没有预见到大企业的兴起，因而对经济力量的集中并未设法加以控制。因此十九世纪的改革家们认为，政府对企业界的控制只是抵消了私人对权力的滥用。这样，扩大宪法所含权力的范围，便只是对工业社会种种问题的一个审慎反应。当然，这一切是开国元勋们当初所未曾预料到的。
后来，罗斯福总统成功地说服国会，依据宪法中“州际商业”条款，获得授权实行许多新的联邦政策来抑制种种弊端，而宪法前言中的“人民一般的福利”条款，同样使联邦有实行新的创议之权。
(35)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五年）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八五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堂弟。
(36)原子弹的发展罗斯福总统得到纳粹德国已经着手进行一项核武器发展方案的情报之后，制造原子弹的计划就提了出来。
科学家们一旦研制出原子弹之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也不是轻率作出的。盟军参谋部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对这项科学突破的高度机密一无所知，仍然计画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进攻日本本土和一九四六年三月实行第二次大规模登陆。由于武士道精神和日本民族所受的军国主义训练的作用，日本在太平洋岛屿的抵抗十分猛烈，以致盟军决策人估计届时盟军伤亡会超过一百万人，而日军伤亡将达二百万人。杜鲁门总统希望原子弹——通过一次巨大破坏力的显示——能震慑日军大本营，使之兴起接受投降的意念，而挽回双方无数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