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中学语文教科书曾把别里科夫当作沙皇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和“鹰犬”，“一个保守、反动、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这是前苏联和我国五六十年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本文通过对小说文本及其写作背景的分析，认为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奴性十足的可怜可笑复可悲的庸俗文人，是沙皇专制制度造成的变态的“小人物”。只有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别里科夫这个文学形象，才能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其典型意义。
关键词：别里科夫，重新认识，奴性“小人物”形象
别里科夫是契诃夫名篇《装在套子里的人》主人公。这篇小说一直被列为高中语文教材的基本篇目，把别里科夫当作“一个保守、反动、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像鹰犬一样”。在新版的试验修订本中，课文前的提示虽改成“一个胆小、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给他摘掉了一顶“反动”的帽子，但“扼杀一切新思想的”罪名仍然不轻。“教参”引用的资料还认为“主人公别里科夫反对一切新生事物，扼杀自由与进步，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一切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他是“一个海鸟或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把这些“帽子”加在别里科夫头上，未免太委屈这位俄国老夫子了。众所周知，别里科夫终其一生仅仅是沙皇俄国内地某男子中学的一个希腊文教师。他地位不高，生活也不富裕，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战战兢兢”，“满心害怕和憎恶”；经常“没精打采”，“闷闷不乐”；惟有一次他露出过“淡淡的苦笑”，那是他向人谈起他所钟情的小姐；即使恋爱、结婚，别里科夫也是“怕”字当头，心里想的是：“我也知道人人应当结婚，……人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别里科夫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因此把自己装在一个个“套子”里。不必说白天出外，即使晚上在家里，再热再闷，也要关紧小得“活像一只箱子”的卧室的门，钻进帐子，“拉过被子蒙上脑袋”，仍然“深怕会出什么事”，以致“通宵做恶梦”。直到他一命呜呼之后，才不感到恐惧了，小说这样描写死后的别里科夫：“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了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不必出来了似的。”很显然，别里科夫在人间没有感受到任何快乐。他四十多岁了，仍孑然一身，经人怂恿、撮合，他同“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恋爱了，而且差点结了婚。这件喜事本来可能促成别里科夫的生活发生转机，但因他忧虑无穷，拖延不决，后来也果真“惹出麻烦来了”。他经受不了那些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麻烦”，由难堪而慌乱而恐怖，终于在女人的哈哈笑声中吓得一病不起，送了性命。假如不抱什么成见，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别里科夫是不幸的可怜的“小人物”。我们再分析别里科夫为人处事的两个事例：一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迟了，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地说：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二是他所爱的小姐同她弟弟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去郊游，他觉得不成体统，绝对不合时宜，“太可怕了”，吓得“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对此，他非常诚恳地奉劝柯瓦连科说：“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知，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十分十分小心才成”，穿着绣花衬衫出门，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的，“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么？”在别里科夫看来，前者到教堂去迟了是不可宽容的罪过，毕竟只是同事，他只是暗自嘀咕而已；而后者的当事人与前者亲疏有别，事情虽然不如前者严重，但他感到“有责任”以“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的身份，“进一个忠告”。别里科夫这种变态心理是白色恐怖吓出来的，是专制政治压出来的。小说有一段刻画别里科夫的心理描写值得我们注意：“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是摇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连官方批准、默许过的事情，他还担心闹出乱子，还怀疑它或许包藏着什么阴谋或杀机。这里把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把奴隶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艰难处境,刻画得入木三分！细心体会此中深意，有助于我们理解别里科夫“怕”的根源。契诃夫在1883年写过一篇《小公务员之死》，与1898年发表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时隔15年。两篇小说的题材、情节相似，主人公都是“小人物”。1898年的契诃夫目光更敏锐了，思想更成熟了，因而他是把别里科夫放到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中去塑造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针砭封建专制统治的时弊。契诃夫通过故事叙述者之口说：“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在说明别里科夫这样的人，并非个别，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故事讲完后，原文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环境描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苦、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然，这象征沙皇专制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套子”。兽医伊凡·伊凡尼奇接着有一段议论：“我们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注：一种赌博的纸牌游戏）——这一切岂不也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搬弄是非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蠢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他最后大声疾呼：“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正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可见在作者眼中，当时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各种庸俗、空虚的生活都是“套子”，“装在套子里的人”岂只别里科夫一个！这段有助于理解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在教材中实在不应该删去。不难看出，契诃夫创作《装在套子里的人》要读者深思的是：谁是“套子”的制造者？是谁把“人”装在“套子”里的？谁是别里科夫们的悲剧的导演者？请注意小说的一段描写：“全城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作，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小说结尾处伊凡·伊凡尼奇说：“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白色恐怖！历史事实正是如此。面临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垂死挣扎，实施官僚、军警的野蛮统治。特别是1881年到1892年间，俄国政治上有大的倒退。因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恐怖统治，沙皇政府把曾经许诺的改革措施一一收回，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规定》《通告》。例如当时相当于俄国宪法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条例》规定，任何地方当局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有权逮捕任何居民，不经判决将他们流放到任何地方；有权封闭学校、企业和出版单位，停止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活动；等等。正如当时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谈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云云。所以，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把这段年月称为“肆无忌惮、毫无理性的残暴至极的反动”。正是那种封建专制的白色恐怖，造成了别里科夫们及其苟且偷生、怯懦多疑、因循守旧等奴性十足的畸形心态。毋庸讳言，别里科夫灵魂深处的劣根性在于庸俗和愚昧。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品性，在他身上已所剩无几，骨子里充满了奴性，甚至丧失了判断是非善恶的起码能力。别里科夫唯上观念很重，只知道服从皇上、官府和上司，尊奉当局的法律、通告；他的唯古唯观念也很重，“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只相信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一切都要维持老样子，把新鲜事物一律视为异端，难怪他选择教古代语言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终身职业。重新分析对别里科夫这一文学形象的评价，可能还有两个“误区”需要辨明——一曰“辖制”。小说写到别里科夫“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全城都受着他的辖制呢！”你看，别里科夫不是很有威势和力量么？其实，那种社会氛围，那种政治压力的形成，决非一个小小的别里科夫所致。那种软弱自危的“怕”字总根源在于沙皇制度，作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用“曲笔”来写。再看别里科夫是怎样“辖制”的呢？小说写“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垂头丧气，和他那种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可见他只是当时“大气候”所造成的“流感患者”，而他又把病毒传染给了别人罢了，别里科夫“辖制”的具体手段不过如此而已。他的最大劣迹就是极力主张开除两个学生，从而“降服”了其他老师，他们只好让步——对这两个学生减低品行分数，禁闭起来，直到开除了事（况且这些都是其他教师付诸实施的）。笔者以为，不能把“辖制”作为“压制、统治、镇压”的同义语来理解。否则，《祝福》中的柳妈以诡秘的阴司故事“辖制”了祥林嫂，岂不也成了“凶手”了吗？其实，柳妈充其量只是一个深受封建迷信之害又害人的愚昧者。别里科夫何尝不是如此。二曰“告密”。别里科夫同柯瓦连科谈话结束时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这是别里科夫最后一次未遂“告密”的自我注脚。如果一定要把它算做“告密”，那恐怕是一种天底下最直露而愚蠢的“告密”吧。何况他刚刚遭受过促狭鬼制造的“漫画事件”的捉弄，怎能不心有余悸呢？作者对那个庸俗社会以“小人物”的痛苦作笑料的凉薄世情，决不是“轻松的戏谑”。而别里科夫采取“不能不这样做”的“自卫”手段，无非想为自己再增加一个“套子”，但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乃至断送了性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总之，别里科夫是一个奴性十足、可怜可笑复可悲的穷酸文人，是沙皇专制统治造成的一个变态的“小人物”。他的思想性格最大特征就是一个“怕”字。他惶惶不可终日，但愿“不要出什么乱子”，能保持住他那窝囊透顶的生活和职业，还有所谓的“正人君子”的好名声，安安分分做定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奴隶。而他所处的是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语），别里科夫只得陷入深深的惊恐畏惧中，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了。高尔基这样评价契诃夫：“‘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他有一种“用轻柔的手无情地揭露他们生活中的庸俗和愚蠢时所露出的酸溜溜的微笑”。仔细阅读《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会察觉契诃夫正是这样来揭露别里科夫的“庸俗和愚蠢”的，意在唤醒“还有许多”的别里科夫们从“套子”里挣脱出来，荡涤自己的一切奴性，做一个堂堂正正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本文的结论是：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受环境的复杂性影响的。别里科夫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产物，又必然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别里科夫这个文学形象，而不要采用无限上纲上线和贴标签的评论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评论方法是“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评价别里科夫的那个“定论”始见于20世纪初叶的前苏联，后来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也曾被公认不悖，显然这不能说与“极左”思潮的影响无关。当时，不是有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也曾被划入“套中人”的另类吗？今天，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通过对小说文本及其写作背景的深入分析，才能还其本来面目，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别里科夫形象的典型意义。
《套中人》赏析
一、作者生平与创作
列夫 · 托尔斯泰称之为 “散文中的普希金 ” 。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 · 亨利并称为世界三 、大短篇小说之王。
1、生活简历
1860年1月29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生于塔干罗格一个普通商人家庭。
1868-1879年，就读于塔干罗格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0年，在《蜻蜓》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顿河地主的信》。1884年，大学毕业，开始当医生。
1888年，创作中篇小说《草原》。
1890年，契诃夫去库页岛了解苦役和流放犯的生活，之后完成《库页岛》。
1892年，移居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创作中、短篇小说《决斗》、《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等。
1900年，与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同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
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嘉结婚。
1902年，由于患肺结核移居雅尔塔，在那里与高尔基有过亲密交往。 1903-1904年，创作话剧《樱桃园》。
1904年6月，由于肺结核病恶化，契诃夫前往德国巴登威勒附近的疗养院治疗，7月15日在那里去世，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二、创作特征：
早期的创作的题材、主题分两类：其一，嘲讽奴性，呼唤“人”的尊严，代表作：《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其二，描写“小人物”的苦恼，表现人道主义理想，代表作：《哀伤》、《苦恼》和《万卡》。早期艺术特点：一是讽刺手法，二是简洁的风格。
中期创作：库页岛之行改变了作家思想和创作观念，题材上有所拓展，主要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主题上有所深化，表现为社会批判的力度加深，艺术上表现为幽默因素弱化而悲剧意识加强。代表作《第六病室》（中篇）。
晚期创作：进入巅峰状态，思想、艺术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民主思想更加鲜明。最关注的是庸俗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代表作有：《套中人》、《关于爱情》和《醋栗》，这是契诃夫的短篇三部曲，表达相似的主题，即人应该从“三俄尺土地”和“套子”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更广阔更自由的生活。契诃夫尖锐地嘲讽了这种庸人的幸福感，在《醋栗》中大声呼吁：“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
最后的杰作是剧本《樱桃园》。通过象征贵族精神家园的樱桃园的易主，表现时代的嬗变：贵族阶级的没落，资产阶级的崛起，商业意识、物质主义对古老贵族生活方式的冲击。又是一曲唱给贵族的挽歌。
三、《套中人》赏析
1、主题：写人性的异化，即病态环境中的病态人格。“病态环境”指沙皇专制统治。 19世纪末的西欧已进入个性自由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俄国还处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病态人格”指别里科夫异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恐惧”。别里科夫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例，一个妄想症、迫害症患者。
“异化”是欧洲文学历史上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有仇恨对人性的异化，如美狄亚；有宗教对人性的异化，如奥尔贡；权力野心对人性的异化，如麦克白；嫉妒对人性的异化，如奥赛罗；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如葛朗台；情欲对人性的异化，如克罗德；爱情对人性的异化，如安娜；政治制度对性的异化，如别里科夫；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如葛里高尔……一部外国文学史，某种程序上，就是一部人性异化史，描写人在外在异之力量或内在欲望的驱使下失去自我，变成非人的历史。
2、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 （ 1）一个备受专制制度摧残，人格扭曲的“小人物”，丧失人的尊严和人生乐趣的可怜虫，一个异化者，实际上，别里科夫是“小人物”系列中的一个变异角色，是不同版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切尔维亚科夫和葛里高尔，换言之，《套中人》就是俄国的《变形记》。
□ （ 2）明哲保身的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和帮凶。罪证之一：辖制整个中学整整 15年！罪证之二：告密。小说通过种种言行，揭示其自私自利的危害性。
＃ （ 3）是一个侏儒道德的奴隶和精神囚徒：“整个俄国就是一个大套子”。“套子”是精神监狱和心灵牢笼的形象化。别里科夫是一个《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丧失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创造精神，人的鲜活生命力的、匍匐在侏儒道德和专制制度脚下的奴隶、囚徒。别里科夫最大的罪过是自愿放弃自由和创造的权力，并且产生一种破坏力。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生命力表现为创造力和破坏力，当一个人不愿或无力创造时，其生命力就表现为破坏力。别里科夫是浮士德的对立面，是瓦格纳的极端表现和世俗版。他也与尼采所谓“道德奴隶的揭竿而起”者相对立，比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孽更深重。当代作家王小波说：“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打造关押自已思想的牢笼。”
别里科夫就是这样一个陷入思想困境的作茧自缚者，通过这个形象，作者揭示了一种可怕的生存处境，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人除了“套子”、“坟墓”无处可逃。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的悲剧，既有其客观必然性，又有其主观性，他完全可以选择瓦莲卡兄妹的生活方式。别里科夫之死，说明人如果不努力从困境中突围，死路一条。
3、艺术特色：
（ 1）琐屑的题材，深刻的主题：小说取材于中学教师别里科夫的日常生活琐事，通过他怪异的思想言行，表现专制制度对普通人心理的奴役和摧残，说明“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从而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
（ 2）新颖的结构，简约的风格：作品采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通过两个猎人的星夜闲谈，引出别里科夫的故事，可以边讲述，
边评议，这种结构令人耳目一新。同时，避免了人物刻画、细节描写和情节的烦琐，语言也更直白、通俗、简洁。
（ 3）夸张的手法，讽刺的效果：别里科夫的“套子”性格，已经成为卑琐、怯懦性格的经典。这一性格是通过夸张手法塑造出来的：“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总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套子里的。他的脸好象也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马车，就要叫马车夫支起车蓬来。”令人憎恨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套中人》
别里科夫的形象——封闭、怀旧、胆小、多疑，唯政府之命是从。与周围一切事物敌对。是虚伪守旧的伪君子。成为一切害怕新生事物的人的代名词。
1．性格、行为
①封闭：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②怀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为什么这样害怕现实生活呢？他究竟要“逃避”什么？
③胆小多疑：他胆小，恐惧得让人发笑。“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
④极力维护现行秩序：思想上自觉向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经过镇压，不可能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
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了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了。
就这样，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2．结婚的悲喜剧
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
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学教员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迂腐、多疑、谨慎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哥哥，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
3．别里科夫的悲剧
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助纣为虐。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