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几日，一直在读 李辅先生的自传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思绪良多，久久不能平静。
我知道。李辅“文革”初期，曾是山西省委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头，此段经历成为镌烙在他身上的“红字”，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用他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我始终是我，没有变，更没有蜕变。人未变，但帽子却常变：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坏头头’、‘黑爪牙’、接班人、优秀青年干部、‘反大寨’、‘四人帮的代理人’、‘三种人’，什么帽子都戴过。我一会儿红，一会儿黑。有的省委书记说我红，换个省委书记又说我黑……”这一经历使李辅具有了“造反派”和“清官”双重身份。
1970年7月，李辅从中央为解决山西派性问题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来，到阳曲县辛庄插队锻炼，被选为辛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据曾与李辅一起工作的任琦同志回忆：“早在1971年，他就为在‘四清’运动中打成‘走资派’的大队干部平反。李辅任书记一年时间，全村粮食总产量由92万斤增加到150万斤，解决了农民长期饿肚子问题。”1973年12月，以副厅级干部挂职中共襄汾县委书记，任琦同志回忆：“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全力领导发展生产，任职三年，使襄汾小麦总产增加1亿斤，粮棉贡献在全省名列前茅，被广大干部群众公认为襄汾历史上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出于当年山西的“政治背景”，李辅被打成了“反大寨的四人帮分子”，被关押批斗了16个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年的省委为他平反，恢复名誉。随后出任中共平遥书记。据当年在县委办公室当主任的王镛回忆：“从我记忆，这两年平遥工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改革深化，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年，是平遥这个‘大、难、穷’的地方变化大的两年。”仅仅两年时间，平遥县的小麦总产由1800多万斤翻了四倍，增产到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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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棉花总产由100多万斤，翻了九倍，增加到900多万斤，平遥由财政赤字县变为全省财政先进县。任琦回忆说：“至今平遥人依然这样评说李辅：他是我们共产党最好的党员，是平遥历史上最好的县委书记。”李辅当年的“政绩”名震遐迩。当年柯云路的《新星》就是把李辅作为了原型。书中许多情节都是来源于李辅的实践。当年的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如此把《新星》中的主角李向南与李辅挂钩：电视剧一开始就写了应县木塔，应县是什么地方？李辅的家乡嘛！故事发生在古陵县，平遥曾叫古陶，襄汾是汾城和襄陵合并在一起的，古陵就是李辅当过县委书记的两个县的合称。李向南三十四岁，李辅从省委调研室下到晋南当县委书记也是三十四岁。李向南的爱人是教师，李辅的老婆也是教师，连老婆的情况也一样……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孰轻孰重，谁是谁非？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器重李辅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1981年在平遥领导班子的汇报会上说“李辅是个好同志，今年五月间，我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曾把李辅的情况作了专题汇报。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和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说，像这样的同志要作为优秀中青年干部来培养。”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干部，却是三起四落，正当最年富力强的四十五岁，既有工作能力又有工作经验，却被闲置起来，成为榆次的一个小图书馆的普通工作人员。当我再看到李辅时，当年这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已然是“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李辅的人生悲剧，是个人的悲剧，更应该说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的悲剧。
吴象在此书的《序言》中说：
“李辅虽无愧于心，但对国家来说，却埋没了一个能够为民造福的人才。对他了解的人，无不惋惜。……我们国家，到现在也没建立一个举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干部制度，反而到处贪腐成风。当山西省委一次再次地坚决要把李辅清除出党时，襄汾、平遥的老百姓，却一直把他当清官来怀念，这才是我们党最要深思的啊！”
丁东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在全球范围内，把公共权力关进笼子，由广大公民实施监督，用宪法的方式保障官权民授，官仆民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行之有效的现实。在那些国家，官员面对公众，不能不谦卑，不敢不廉政。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而是因为受到了制度的严格约束。中国人关于清官和廉政的梦想，在彼国彼地早已成为常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格局中，公民有志于从政做官，是正当的职业选择。有没有机会做官，取决于你的政治才能，取决于你能否被广大选民认可。中国要想告别贪腐横行、两极分化、民怨蜂起，道德沦丧的困境，除了接受普世价值，融入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走向民主宪政，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李辅先生的《所思所忆七十年》，为我们带着了绵长的回忆与深深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