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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笔者以博文形式，在网上发表堂兄高言善1945年8月17日写给朱文达的《一封写在抗战胜利那天的书信》一文。，无独有偶，《遵义晚报》发表了与这封信有关的故事。资料来源于对朱文达之子、我的老同学朱小禾的采访，以及我曾经在网上博客、QQ等发表的有关这封信介绍的多篇博文和图片。记者是个年轻人，引用资料和说法不够准确，有些错误，但是仍然是对这个故事的补充，现在全文转发，
《遵义晚报》2015年9月3日26版整版刊载有关这封信的文章
1945年8月17日高言善致朱文达的信原件
2009年朱小禾（左）与笔者高言常正在读这封信
以下是《遵义晚报》2015年9月3日26版整版刊载有关这封信的文章 遵义人朱小禾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三页泛黄的信纸，这封信牵出一段革命情谊-------
烈士的来信写在日本投降后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年轻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高言善，给战友朱文达写信讲述了贵阳群众庆祝胜利的欢乐情景。4年后，高言善英勇牺牲。
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后，朱文达的儿子，家住遵义春天堡的67岁老人朱小禾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封早已泛黄的信……
一、来信写于1945年8月
“毛笔字，很潦草，认不出是谁写的，但能让父亲妥善留存的，一定很重要。”尽管已经过去一些时日，刚发现这封珍贵来信时的情景，朱小禾仍记得很清楚。
为了把信中内容弄清楚，朱小禾找到老同学，对解放前贵州历史有研究的高言常。没想到高言常一拿到信，竟激动地叫了起来：“这落款是我堂哥的名字，我认得。我堂哥是1949年英勇就义的贵阳烈士高言善！原来你父亲和我堂哥是好友。”
高言常口中的堂哥高言善是清乾隆年间贵阳举人高廷遥的后代。民国时期，高家同唐家和华家被称为贵阳三大家族，民间甚至有“高家的顶子（谷子），唐家的谷子（顶子），华家的银子”这样的说法。高言善在青少年时期便深受先进思想熏陶。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当局贵州保安司令部制造了贵阳“双十一”惨案，杀害了共产党员、“新青”团员、“新联”盟员和革命志士24名，其中就包括年仅21岁的高言善。
在信中，高言善这样写道：
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光荣的日子，鞭炮响彻了每一个人的耳朵，人们在跑着，互相交换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一个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在人的心里结了喜悦的花朵，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向大什（十）字涌去，聚集在那儿等号外，贵州报馆门口更是挤满了人，我们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只是尽情地在人堆里大跳大叫，还抱着美国兵的腰比气力，那家伙个子虽小，气力却大，他把我高高举起，甩了下来……
小朱，在这样的时代里，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应当站起来……
信最后的落款是“言善八月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两天后。
二、我的父亲是地下党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高言善与朱文达的关系非常密切。
“两人的友谊应该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结下的。”朱小禾说，当时贵阳圈子很小，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认识，也许正是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高言善和朱文达结下友谊，一同参与革命斗争。
朱文达在解放前是贵州地下党组织重要成员之一，他经历过的腥风血雨，儿时的朱小禾在父亲偶尔的临睡故事、老辈子们的只言片语中有些零碎的散落的记忆。
1922年生，贵州织金人，5岁随父亲投奔在贵州大学教书的大伯；1938年加入贵州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6岁时，在贵阳地下党的外组织——沙陀话剧社担任演员，以演戏来传播进步思想。1949年贵阳“三·二六”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幕后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在贵州工学院工作至退休，1992年病逝，享年69岁。这是朱文达的官方简历。
对数学很有天分，英语不错，逻辑思维很强；写了大量回忆录，总是很忙很忙；重情义，逢年过节要去山里给老战友扫墓；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用战友的小名“小禾”给儿子取名；会请铁匠给儿子打铁环玩具，会在床头讲当年为地下党送信的故事。这是朱小禾记忆中的朱文达。
只是这些记忆，随着朱小禾14岁只身来到遵义读书、工作，与父亲交流的减少，慢慢被尘封。直到父亲过世后，贵州省委党史办、织金县委党史办先后找到朱小禾，请他整理家中父亲的回忆录、档案等，用来完善解放前地下党在贵州活动的史实资料，朱小禾才在翻找、归档的过程中，重拾记忆，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三、解放前夕高言善牺牲
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并结合父亲以往的讲述，朱小禾和高言常一起还原了这封信背后的故事……
1945年初，朱文达告知朋友、同事自己病重，需要返乡养病，之后便离开了。实际上，回乡养病只是一个幌子，当时日军打进独山，朱文达受组织安排回织金秘密发展地下游击队，以做抗战准备。但并不知情的高言善误以为朱文达意志消沉。
数月后，1945年的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贵阳，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高言善在这样一个夜晚，将激动与激励之言写在纸上，寄给了朱文达，动员他返回省城参加斗争。但直到1947年，朱文达受组织安排，考入贵州大学领导学生运动，才与同在贵大外语系就读的高言善重逢。在朱文达的介绍下，高言善加入新青，两人同在一组，一起从事革命斗争。
1949年3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影响下，贵州大学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三·二六”学生运动，而朱文达是幕后领导人之一。期间，高言善积极参加运动，常奔跑于花溪、贵阳之间，传达新闻、消息，向母校带回一些进步书籍和信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高言善言辞尖锐直白，强烈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引起了注意。
1949年7月19日黎明，国民党特务在高家花园大院抓住高言善，将其关押在中统贵州调查处中山公园监房。高言善在监狱中意志坚定，任凭敌人软硬兼施、使用各种酷刑，未曾动摇革命意志。家人曾打通关系施救，但高言善性子烈，执意与同僚共存亡，拒绝出狱，于当年11月11日被国民党当局贵州保安司令部特务杀害。他的生命被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1岁。
四、朱文达逃往云南躲过通缉
“当时地下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冲击不敢联络，所以父亲并不知道高言善被抓的消息。”朱小禾说“三·二六”学生运动之后，父亲也被国民党列为通缉要犯。朱文达在大十字演讲的照片被贴在了贵阳大街小巷，当时他人在贵州大学，收到风声便逃往云南。
“逃到盘县时，碰到了国民党守关，父亲悄悄躲到了运猪车里才避免了被查。”朱小禾直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过的逃亡故事。直到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朱文达回到贵阳后才得知高言善等好友被害的噩耗。
解放后，朱文达定居贵阳，先后在贵州省委、贵阳市委、贵州工学院工作，1992年去世。
巧合的是，1964年，朱文达14岁的儿子朱小禾到遵义求学，就读于贵州有色金属（半工半读）学校，而高言善16岁的堂弟高言常也在该校读书。朱小禾说，因为都有家人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背景，两人惺惺相惜很快熟识。这段友谊一直维持到他们各自成家立业、儿孙满堂，未曾断过。
“如今，我找到了这封信，故人再次聚首，一起回味先辈们的革命友谊，也许这就是缘分吧。”朱小禾感叹道。而据高言常介绍，这封信是唯一一份现存的高言善手迹。
目前，朱小禾准备将这封来信捐赠到贵州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