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70年前的来信《遵义晚报.2015.9.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版》 一封特别的来信ppt

一封70年前的来信《遵义晚报.2015.9.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版》 一封特别的来信ppt
笔者按: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笔者以博文形式,在网上发表堂兄高言善1945年8月17日写给朱文达的《一封写在抗战胜利那天的书信》一文。,无独有偶,《遵义晚报》发表了与这封信有关的故事。资料来源于对朱文达之子、我的老同学朱小禾的采访,以及我曾经在网上博客、QQ等发表的有关这封信介绍的多篇博文和图片。记者是个年轻人,引用资料和说法不够准确,有些错误,但是仍然是对这个故事的补充,现在全文转发,

《遵义晚报》2015年9月3日26版整版刊载有关这封信的文章

1945年8月17日高言善致朱文达的信原件

2009年朱小禾(左)与笔者高言常正在读这封信
以下是《遵义晚报》2015年9月3日26版整版刊载有关这封信的文章 遵义人朱小禾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三页泛黄的信纸,这封信牵出一段革命情谊-------

烈士的来信写在日本投降后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年轻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高言善,给战友朱文达写信讲述了贵阳群众庆祝胜利的欢乐情景。4年后,高言善英勇牺牲。

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后,朱文达的儿子,家住遵义春天堡的67岁老人朱小禾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封早已泛黄的信……

一、来信写于1945年8月

“毛笔字,很潦草,认不出是谁写的,但能让父亲妥善留存的,一定很重要。”尽管已经过去一些时日,刚发现这封珍贵来信时的情景,朱小禾仍记得很清楚。

为了把信中内容弄清楚,朱小禾找到老同学,对解放前贵州历史有研究的高言常。没想到高言常一拿到信,竟激动地叫了起来:“这落款是我堂哥的名字,我认得。我堂哥是1949年英勇就义的贵阳烈士高言善!原来你父亲和我堂哥是好友。”

高言常口中的堂哥高言善是清乾隆年间贵阳举人高廷遥的后代。民国时期,高家同唐家和华家被称为贵阳三大家族,民间甚至有“高家的顶子(谷子),唐家的谷子(顶子),华家的银子”这样的说法。高言善在青少年时期便深受先进思想熏陶。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当局贵州保安司令部制造了贵阳“双十一”惨案,杀害了共产党员、“新青”团员、“新联”盟员和革命志士24名,其中就包括年仅21岁的高言善。

在信中,高言善这样写道:

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光荣的日子,鞭炮响彻了每一个人的耳朵,人们在跑着,互相交换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一个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在人的心里结了喜悦的花朵,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向大什(十)字涌去,聚集在那儿等号外,贵州报馆门口更是挤满了人,我们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只是尽情地在人堆里大跳大叫,还抱着美国兵的腰比气力,那家伙个子虽小,气力却大,他把我高高举起,甩了下来……

小朱,在这样的时代里,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应当站起来……

信最后的落款是“言善八月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两天后。

二、我的父亲是地下党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高言善与朱文达的关系非常密切。

“两人的友谊应该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结下的。”朱小禾说,当时贵阳圈子很小,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认识,也许正是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高言善和朱文达结下友谊,一同参与革命斗争。

朱文达在解放前是贵州地下党组织重要成员之一,他经历过的腥风血雨,儿时的朱小禾在父亲偶尔的临睡故事、老辈子们的只言片语中有些零碎的散落的记忆。

1922年生,贵州织金人,5岁随父亲投奔在贵州大学教书的大伯;1938年加入贵州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6岁时,在贵阳地下党的外组织——沙陀话剧社担任演员,以演戏来传播进步思想。1949年贵阳“三·二六”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幕后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在贵州工学院工作至退休,1992年病逝,享年69岁。这是朱文达的官方简历。

对数学很有天分,英语不错,逻辑思维很强;写了大量回忆录,总是很忙很忙;重情义,逢年过节要去山里给老战友扫墓;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用战友的小名“小禾”给儿子取名;会请铁匠给儿子打铁环玩具,会在床头讲当年为地下党送信的故事。这是朱小禾记忆中的朱文达。

只是这些记忆,随着朱小禾14岁只身来到遵义读书、工作,与父亲交流的减少,慢慢被尘封。直到父亲过世后,贵州省委党史办、织金县委党史办先后找到朱小禾,请他整理家中父亲的回忆录、档案等,用来完善解放前地下党在贵州活动的史实资料,朱小禾才在翻找、归档的过程中,重拾记忆,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三、解放前夕高言善牺牲

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并结合父亲以往的讲述,朱小禾和高言常一起还原了这封信背后的故事……

1945年初,朱文达告知朋友、同事自己病重,需要返乡养病,之后便离开了。实际上,回乡养病只是一个幌子,当时日军打进独山,朱文达受组织安排回织金秘密发展地下游击队,以做抗战准备。但并不知情的高言善误以为朱文达意志消沉。

数月后,1945年的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贵阳,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高言善在这样一个夜晚,将激动与激励之言写在纸上,寄给了朱文达,动员他返回省城参加斗争。但直到1947年,朱文达受组织安排,考入贵州大学领导学生运动,才与同在贵大外语系就读的高言善重逢。在朱文达的介绍下,高言善加入新青,两人同在一组,一起从事革命斗争。

1949年3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影响下,贵州大学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三·二六”学生运动,而朱文达是幕后领导人之一。期间,高言善积极参加运动,常奔跑于花溪、贵阳之间,传达新闻、消息,向母校带回一些进步书籍和信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高言善言辞尖锐直白,强烈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引起了注意。

1949年7月19日黎明,国民党特务在高家花园大院抓住高言善,将其关押在中统贵州调查处中山公园监房。高言善在监狱中意志坚定,任凭敌人软硬兼施、使用各种酷刑,未曾动摇革命意志。家人曾打通关系施救,但高言善性子烈,执意与同僚共存亡,拒绝出狱,于当年11月11日被国民党当局贵州保安司令部特务杀害。他的生命被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1岁。

四、朱文达逃往云南躲过通缉

“当时地下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冲击不敢联络,所以父亲并不知道高言善被抓的消息。”朱小禾说“三·二六”学生运动之后,父亲也被国民党列为通缉要犯。朱文达在大十字演讲的照片被贴在了贵阳大街小巷,当时他人在贵州大学,收到风声便逃往云南。

“逃到盘县时,碰到了国民党守关,父亲悄悄躲到了运猪车里才避免了被查。”朱小禾直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过的逃亡故事。直到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朱文达回到贵阳后才得知高言善等好友被害的噩耗。

解放后,朱文达定居贵阳,先后在贵州省委、贵阳市委、贵州工学院工作,1992年去世。

巧合的是,1964年,朱文达14岁的儿子朱小禾到遵义求学,就读于贵州有色金属(半工半读)学校,而高言善16岁的堂弟高言常也在该校读书。朱小禾说,因为都有家人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背景,两人惺惺相惜很快熟识。这段友谊一直维持到他们各自成家立业、儿孙满堂,未曾断过。

“如今,我找到了这封信,故人再次聚首,一起回味先辈们的革命友谊,也许这就是缘分吧。”朱小禾感叹道。而据高言常介绍,这封信是唯一一份现存的高言善手迹。

目前,朱小禾准备将这封来信捐赠到贵州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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