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谈个人修养 谈谈个人的习惯与修养

论个人修养

　　修养是指一个人的品质，道德、气质，对生命的领悟等，经过锻炼和培养达到的水平。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仅有志气，而且能拼搏，不仅热爱事业，而且热爱生活积极上进，不仅有着高尚的道德和情趣，丰富的阅历，而且有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奋斗开拓的精神。有修养的人，一定是有爱心且知识渊博的人。一定是爱学习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从而使自己的修养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的人。
　　品德包含在修养之内，身不修则德不立，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身，外正其容。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衡量真正的品德，是看他在知道没有人发觉的时候做些什么。”可见，真正的品德是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全部。
　　良好的修养乃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就享受着它的利息，播种一个思想，你会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个道德，一个最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
　　谈到个人修养，我就想起培根在《论美》这篇文章中指出，形体之美胜于容颜之美，而气质之美是最高境界的美，而人的这种气质跟一个人的修养分不开的。所以，古人特别讲究修身，觉得修身是一切成功的基点。但是，现在社会里，修养被许多人忽视。
　　我们经常可以听见这样的评价：这个人的修养真好，和他交往是一件快乐的事，或者也有人说：这个人的修养真差劲，太粗俗了。修养常常与个人的文化水平有关，有文化气息的人，在谈吐举止之间，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高雅，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古人形容一个世代文人之家为书香门第，事实上，门是绝不可能透露出书香之气的，即使在屋里堆再多的书。真正能透出书香，能够让人一眼，一交谈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书香气息的是人，只有人才能在那种举首投足之间就闪现出修养这两个字。当然，修养也包括了举止，仪态，谈吐等。但文化气息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我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不做不文雅的举动，不说不文雅的话，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让自己多看点书，从书里沾一些书香气息回来，总是与众不同的，文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你。
　　一个有修养的人，是一个你乐于交往的人，与这样的人交往，不论是谈古论今，或是只谈谈家常琐事，都会是人生快事，在这样的交往中，你会发现很充实；反之，如果和一个毫无修养的人交往，则你会感觉很空虚。我听说佛学把每一个人分为前世、今生和来世共三世经历。前世是因，今世是果，因果循环报应。那么，良好的修养也许就是在播种良好的结果吧。
　　修养要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从零做起。一件小事就可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我常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意制造噪声；有些人还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不冲大小便。我曾经有过一次在我家的楼下被从楼上倒下来的水浇了一身的经历。有的人有吸烟的习惯，但不分场合，如在公共汽车上或其他公共场所。有的人伤害了别人的利益，自己还不知道；这都是缺少修养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国人做的尤其不够。
　　外国人很注意修养，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人们发现坐在前排的美国传媒巨头ABC副总裁麦卡锡突然蹲下身子，钻到了桌子底下。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位大亨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有损形象的事情。不一会儿，他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扬扬手中的雪茄，平静地说；“对不起，我的雪茄掉到桌子底下了，母亲告诉过我，应该爱惜自己的每一分钱。”麦卡锡是亿万富翁，照理说，应该不会理睬这根掉在地上的雪茄，但他却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这是一种财富修养，这种修养正是他们创造巨大财富的源泉所在。
　　而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有些名人或大款，吃喝穿戴讲排场，一桌几千元的饭菜，没吃多少就走人了，如此铺张浪费，能说是有修养吗？很多人在一起攀比阔气，专门比谁的车豪华，谁的别墅气派，就是不比谁为社会奉献多，谁为国家贡献大。如果光有财富，没有修养，也就失去你真正的人生价值。这种精神上的匮乏与物质上的拥有形成极大的反差。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还有的人，故意装出一副有修养的面孔，但终究要经不住时代的验证而露出真象。其实，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你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人的修养永远是精神的灵魂。肉体逝去，而精神永存。不要再驻足于花园，因为没有不败的花；不要沉溺于现实的享乐，因为没有用不完的财富，不要梦想长生不死，因为没有精神的支撑，那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皮囊。
　　生命是短暂的，这是对于有形的生命而言，无论是彪炳千秋的伟人，还是遗臭万年的奸臣。但生命又是永恒的，这是基于无形的生命而言，不管他是千年前修建阿房宫的匠人，还是芸芸众生中的凡夫俗子。
　　消逝的是有形的生命，永不消逝的是历史文明残留下来的精神力量，它常常昭示着历史的力量，生命的价值。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正说明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很大程度上是受所处的环境形成的。由此可见，人的良好的道德修养也是人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因素作用以及舆论导向下逐步形成的。一个好的环境能够使人积极向上，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理念和道德修养，反之，也会让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道德沦丧。现在有些人道德修养滑坡的原因是受拜金主义和不良社会风气影响。
　　人生有限，事业无涯，中华民族历来有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积极高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得青春得以延续，宝贵的生命得到永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提高自身修养，把握人生的方向。曾有人在报上对金庸的小说进行了刻薄的嘲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金庸会大动肝火。但恰恰相反，金庸没有拍案而起，而是向媒体发了一封特别温和的公开信：“……上天待我已经太好了，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尔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也不会不开心的。”轻描淡写，泰然得很。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品性修养。这种修养是极宝贵的财富，是情志养生的至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关键就是要具备“八风吹不动”的心理素质。金庸在信中对“八风吹不动”的境界做了自己的解释：“佛家的‘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讽、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讽’，痛苦是‘苦’，快乐是‘乐’。先哲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到八风中任何一风时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朝这个境界不断地努力，就一定能健康潇洒地活着，不会随随便便地被不如意的事情气出病来，更不会被气死。
文人宋缍辑录的《硕辅宝鉴》中，就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很耐人寻味：唐高宗时，狄仁杰曾经先后是大理丞、豫州刺史、洛州司马等官。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他做了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有善政，然而也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吗？狄仁杰说：“陛下认为他说得对，臣当改正；认为臣没有那样的过错，那是臣之幸也。至于是谁说臣的坏话，臣不愿意知道。”武则天听了很高兴，称赞狄仁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长者。这种宽厚与容忍绝对不是争斗的小人所能够做到的，明知对方错了，却不争不斗反而认输，虽然自己吃点小亏，但使别人不受损。不争表面形式的输赢，而重思想境界和做人水准的高低，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潇洒。狄仁杰由于能不计小人过，不但没有丝毫损害自己的名声，反而更受到大家的称道。


 在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在工作中，有不少人往往为了非原则问题、小小皮毛问题争得不亦乐乎，谁也不甘拜下风。有时说着论着就较起真来，以至于非得决一雌雄才算罢休，甚至大打出手，或者闹个不欢而散，影响了团结，这是不可取的。


 当自己遇到与人发生矛盾冲突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因为不值得的小事去得罪别人，而应该以一种豁达的心胸、以君子般的坦然姿态原谅别人的过错。所谓君子不计小人过。


 我们所说的君子，指的是那些品行高尚的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有一颗宽容的心，有一种博大的胸怀，这种胸怀可以容纳任何小人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可以使他更顺利地走上成功之路。


 如果对事物的观察太敏锐，对人生太苛求完美，就会觉得他人全身都是缺点，不值得与之交往；另一方面，别人也会对这种过分挑剔感到难以忍受，而不愿意在他左右。所以说，君子要有宽宏的度量，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矛盾就耿耿于怀，揪住不放，也不要自命清高，要能够忍让，能够接纳世俗乃至丑恶的事物，这就是“君子不计小人过”的实质。


 如果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对别人求全责备，对有缺点和过失的同事吹毛求疵，就难免常常被一些无原则的纠纷所困扰，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与别人把关系搞僵，使得自己举目无友，常受“夹板气”。


 不苛求于人，重要的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曾说过“所恶于上，毋须使下；所恶于下，毋须以事上。”这里专门讲了上下级之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既然对上级领导的某些做法不满意，就不要以此来对待下级；既然对下级的某些做法不满意，就不要以此来对待上级。这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为人处世遵循的一条准则。


 现实中不少人常常对他人的缺点或不足“明察秋毫”，并把它作为一种谈资，什么某某性情急躁，太不稳重；某某为人圆滑，不可深交；某某骄傲自大，瞧不起人；某某不好学习，没啥发展等等，言语之中不无贬斥或挖苦，甚至有的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可是，当听到别人谈论或批评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时，总觉得别人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不正是“观人之失易、观己之失难”的表现吗？


 患有此毛病者，缺乏自知之明，总是自以为是，遇事不是反求诸己、薄责于人，而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见到别人的一点失误就大惊小怪，惟恐天下不乱，而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却心安理得，泰然处之。


 自然，这样今天道张三的短，明天论李四的错，结果搞得人际关系紧张，领导和同事都对你冷眼相看，避而远之。


 《东周列国志》里有一个“灭烛绝缨”的故事，也很值得我们借鉴。故事说的是楚庄王打了胜仗，在宫中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文武百官，直喝到日落西山，兴尚未已，庄王命掌灯继续欢饮。当大家带几分醉意的时候，庄王把他最宠爱的许姬叫出来为大家敬酒。突然，一阵风吹灭了堂烛，宫中漆黑一团。席上一人见许姬美貌异常，趁黑灯瞎火之际，暗中扯她的衣裙，拉她的手。许姬倒也厉害，她左手绝袂，右手顺势将那人的帽缨揪下来。许姬取缨在手，趋步走到庄王跟前，附耳奏道：“妾奉大王命敬百官酒，其中一人无礼，乘烛灭，强拉妾袖。妾已揽其缨在手，大王快命人点烛，看看是哪个小子干的！”庄王听罢，急命掌灯者：“切莫点烛，寡人今日要与诸卿开怀畅饮，大家统统绝缨摘帽，喝个痛快。”当莫名其妙的文武百官皆去缨之后，庄王才命令点烛掌灯，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了。


 散席之后，许姬不解地问庄王：男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况且我是大王您的人。您让我给诸臣敬酒，是对他们的恩宠。有人竟敢当着您的面调戏我，这是对您的侮辱，您不但不察不问，反而替那小子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庄王笑着说，这你妇人就不懂了。你想想，今天是我请百官来饮酒，大家从白天喝到晚上，大多带几分醉意了。酒醉出现狂态，不足为奇。我如果按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显了你的贞洁却冷了大家的场，让君臣不欢而散，那可不是我举办这个宴会的目的。许姬听了庄王的一番道理，十分佩服。从此，后人把这个宴会叫做“绝缨宴”。


 调戏君主的宠姬，无疑是对君主的羞辱。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谁要是犯了这方面的罪过，是在劫难逃的。楚庄王能够原谅属下的不轨，还想方设法替他打马虎眼，确实是有胸怀和度量的。


 楚庄王这一招，收到了绝好的效果，两年后，楚师伐郑，前部主帅襄志的悍将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当先锋，为大军开路。唐狡力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楚军进展顺利。庄王嘉奖襄志，襄志说，这都是副将唐狡的功劳。庄王令厚赏唐狡，唐狡不好意思地说：“我怎么还敢讨赏呢？‘绝缨宴’上牵美人衣裙的罪犯就是我呀！蒙大王昔日不杀之恩，今日才舍命相报。”楚庄王感叹，如果当初明烛治他的罪，今天怎么会有人效死杀敌啊！


 从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楚庄王能顺利平定内乱，夺取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与他的宽宏大量，善于笼络部属不无关系。


 当林肯参选总统时，他的强敌斯坦顿想尽办法在公众面前侮辱他，又毫不保留地攻击他的外表，故意让他窘困。尽管如此，当林肯获选为美国总统时，需找几个人当他的内阁与他一同策划国家大事，其中必须选一位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不选别人，却选了斯坦顿。


 当消息传出时，一片喧扰，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跟他讲：“你选错人了吧！你不知道他从前如何诽谤你吗？他一定会扯你的后腿，你要三思而后行啊！”林肯不为所动地回答他们：“我认识斯坦顿，我也知道他从前对我的批评，但为了国家前途，我认为他最适合这份职务。”果然，斯坦顿为国家以及林肯做了不少的事。


 过了几年，当林肯被暗杀后，许多颂赞的话语都在形容这位伟人，然而，所有颂赞的话语中，要算斯坦顿的话最有分量了。他说：“林肯是世人中最值得敬佩的一位，他的名字将留传万世。”


 一朵刺玫瑰，尖酸刻薄的人看到的只是那根刺，而善于宽容对方的人眼中的是鲜艳的花朵。如果把玫瑰换成“小人”的话，同时把这根刺换成这个人的缺点，那么，眼睛盯着花下之刺的“君子”就只需责备而看不到“小人”的优点，而看到刺上有花的“君子”，则能宽容小人的冒犯，正确认识他。


精彩摘要：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





 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能逼你完善想法和理论。





 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以下为讲座实录：





 左派“落荒而逃”是否就代表自由派的胜利？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过去几天知识分子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出了一件大家很关注的事情，一名叫周燕的女记者与北京学者吴法天闹得很不好，二人“约架”。网友很兴奋还去围观，看看知识分子打架是什么样。吴法天说没打算真打架，只是想普法，后来争执起来，据说有拳脚冲突，吴法天还是被打了，被护送离场。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有一些争论，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视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于是大家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越来越暴力。过去几年我们目睹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最让人关注的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最初方舟子怀疑韩寒作品代笔，后来怀疑其身高，最后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客。战到最后，出现两派，这两派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大哲学家G-A-科亨（编者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09，英国牛津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罗纳德-德沃金（编者注：Ronald M Dworkin，1931～，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写的。德沃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又曾经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编者注：Amartya Sen，193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1年执教牛津大学，1988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98年任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大家想一想，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科亨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与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





 我讲这些例子是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人认为他是德国希特勒哲学时期最伟大的教皇。而勒内-夏尔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这两个人看上去完全是水火不容的，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更应该干一场，但是他们成为了朋友，不是敌人成为了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彼此的友谊。昆德拉很喜欢这张照片，他觉得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尊严，他所指尊严是很古典、很绅士的传统尊严，也就是体面。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让人觉得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人更懂得互相尊重，更懂得差异。我读一些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门人、同行开学术研讨会，谈谈他的学术思想，每个人贡献一篇文章，最后编辑成书，你会发现书中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称赞老师多牛，像圣人一样。但是西方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和同行也会赞许一下老人家的成就，但话锋一转就开始批判。这是不是不尊敬？不是，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尊敬。如果后辈想要迈进，当然要跨越前辈大师。也就是说，批评是因为你重要。弟子对得起老师的方法就是做得比老师还好，找出老师的漏洞。文集最后由大师写一篇对批判回应的文章，客客气气，但也是毫不留情。学术讨论毫不留情，眼睛很毒很冷酷，指出所有问题，但是言语上斯文、有度、节制。这样的书是很体面的书，看这样的书会让你很感动。





 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场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这个群体怎么维持，怎么相互合作，这是群体问题。





 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比较有知识，而是因为服膺真理，关怀知识，关怀人类。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巧妙之处在于，大家都服从真理，但是却都不敢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一边，因为大家同时了解到真理获得的困难，所以需要谨慎。知识分子的讨论要有所保留，有节有度，政治立场的讨论也是这样。






 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政治立场在这个领域中是无足轻重的。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平台，只服从真理的原则可以推理出一些行事规范，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





 假如你是一个厨师，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有追求，应该追求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





 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行业的伦理，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





 知识分子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职业伦理很重要，但要求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做到。比如我是一个厨师，也知道职业伦理，问题是我也是人，有意志软弱的时候，也会懒惰，有这样或那样的诱惑，使得我没有执行好职业伦理。这时就面临第二种问题了，也就是个人修养问题。个人修养关系到的不是职业伦理，而是一般所讲的伦理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做不到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





 个人修养牵涉到的不再是某一行业特有现象，而是每个人的共有现象。做报纸、杂志编辑，我知道应该诚信对待读者，但又实在忍不住编造一些明星的绯闻，洒一些盐巴，或加一些调味料，让报纸更畅销。我知道这违反职业伦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另一方面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的老板会欣赏我，关系到会不会升职。这时候面临的是考验，是控制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就是自我修养。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在伦理学上有两种情况，第一，道德无力感，在马路上看到人抢劫，你会不会觉得应该帮助他，但实际上又不敢，怕出事，这就叫道德无力感。第二，道德冷漠，对抢劫视若无睹，拍一下看热闹就好，不关自己的事。





 很多古代哲学家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认为道德无力和道德冷漠是不可能出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就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道善和恶就不会做坏事。我们知行之间会断裂，为什么？因为无力，受诱惑，要不然就是冷漠。王阳明与苏格拉底基本一样，认为人知道善就不会为恶，一个人做坏事，就表现出不知道什么叫善，明知说谎不好，但还说谎，可见你还不知道不说谎的好处，如果足够深切地体悟到不说谎的好处，就不可能再说谎。





 这么听好像还很荒谬，没关系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王阳明的《传习录》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好好色，恶恶臭”，比如，眼前这盆花真好看，首先看到花好，然后有了判断好看。我不可能首先看到有花，然后同时有一个评价，认为它好，然后再产生欲望喜欢它。我再重复一遍，比如看到一位帅哥或美女，你的认识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一步，这是个女的，有眼睛，有鼻子；第二步，判断她是美女；第三步，我很喜欢美女；第四步，所以我也挺喜欢她。王阳明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心理认知过程，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叫美女，而知道她是美女的那一刹那，同时，心里对她的喜欢，想多看一眼的倾向就出来了，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这种“知”。闻到粪坑说好臭，不会说先闻到臭，然后看一看这个是粪坑，说好臭，随之而来的是情感趋向，留下来多看一眼，还是闻到的时候马上走，这时“知”和“行”是合起来的。





 “行”不是行动，而是行为和行动足以发生的倾向，看到好看的花，真喜欢想多看一眼，这已经是行了。知是什么呢？我一看到它是好花，马上喜欢，这叫做知行合一。看到美女多看一眼，闻到化粪池的臭马上走，“好好色，恶恶臭”。





 按照王阳明所讲，人类对于道德的知识，也是一种好恶而已，所有好恶首先在于你能不能体会到东西的好。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好”呢？这就是王阳明乃至中国儒家传统最强调的一个东西“功夫”，也就是儒家所讲的怎么修炼自己。





 儒家学者君子要做的修炼，有人认为是节制欲望。王阳明也讲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新的对象就叫物，我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话，这是我的行动和处境，处境中的行动就是物。格是指我在这个处境当中说这些话做这些事，背后的那颗心是什么，要把它“格”出来，时时刻刻关注内心，看是不是真心诚意。诚心正意是指恰如其分写出或说出我真想说的事情。我们写字和说话都知道怎么样读者会哈哈大笑，怎么样写一个段子能让读者高兴，如果总想这个，就做不到儒家讲的敬，不会诚。一旦考虑博取更多掌声，怎么样让大家笑，标题该怎样起点击率会高，微博上写怎样的话粉丝量会增加，一刹那就不会是真心诚意的人，心就“外”了。时时刻刻都要关注自己，逼迫自己永远真心诚意。





 真心诚意到达一定程度，就完成了自我转化，能够掌握“此心”。此心是指全世界所有人类共享的本心，可以把它理解为几乎像上帝一样，具有超越性，我们应该追求自己与此心的结合，把私我的心一层层去除。





 讲了那么半天王阳明，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与现代知识分子职业伦理有什么不同呢？古代讲究道德修养，怎么样克服道德软弱，如何增强道德，怎么样发现花真美善真好。古代真的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不能讲台上这样，晚上灯红酒绿，要求严格，包含人的自我修养。





 今天如果有一个知识分子对同行的辩论很礼貌，但是据理直言，写书教书都很认真，态度严谨，我们会说他是一位好知识分子，但不会说他是好人，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二奶，有没有偷过钱。如果偷过钱，我们或许会说此人不太好，但不会因此说他是坏知识分子。





 古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与现代不一样，不止要做到知识分子职业伦理，还得是一个好人。





 是古代那样的做法对，还是今天的做法对？我同意现代的态度，多给个人一点自己的空间，公私分开；我有所保留的地方在于，职业伦理精神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和修养，会面临困难，关键是怎么样保证不抄袭，怎么样抵挡邪念。





 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连人民都敢对抗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对抗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诱惑太多，会忍不住在微博上发言，想要更多掌声，可能说得更猛一点，希望别人说你是良心，是正义的化身，这时怎么抵挡？这就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个人修养问题是没法解决的事。





 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不仅知识分子，这也是全中国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很多人将其归咎于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你甚至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仍然会要求自我完善。改革开放前，要求党员向雷锋学习，检查自己，否决私心，其中也包含自我完善的理念。





 中国缺的不是宗教信仰，缺少的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阔的自我完善的企图、努力和愿望。今天你问任何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都不会很快很明确告诉你，娶一个好老婆，有钱，孩子上大学等等，这样的好生活与自我完善不一样，并不会让你得到传统意义上的内在满足感。





 内在满足感来自自我完善，自我完善需要修养和功夫。这种修养和功夫现在人人都需要，但是今天在中国却最少去谈，或者最顾忌，最不把它当回事，只是拿来说一说。





 知识分子在古时候被认为是发现人类自我完善之道的最重要使节，同时，大家也认为知识分子本身也应该实践自我完善之道，大家不仅要求他们文章写得好，还要看他这个人。中国古人不相信文与人是可以分离的。





 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受到西方影响，认为个人与公共是可以分开的。西方的这种观点也不是自来如此，是到现代才逐渐形成。苏格拉底那一代哲学家不是躲在书斋写理论的学者，有一些哲学家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他活着的方式，他鄙视欲望，穿得破破烂烂，他认为真理和知识不能够拿来买卖，所以从来不向其他智者和哲学家收学费。早上起来苏格拉底会到市中心的广场，谈国家大事，谈什么叫正义，美的定义是什么。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哲学实践。





 苏格拉底是喝毒酒死的，当时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流放，要么喝毒药。全雅典的代表想要处死苏格拉底，因为他妖言惑众，每天问常识性的问题，问到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他不仅挑战了人，而且挑战了整个国家的基本原理。苏格拉底对雅典造成破坏力，某种意义讲，处死他是为了让社会继续存在。苏格拉底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伟大的殉道者。不是独裁者不让苏格拉底说话，而是民主政体，是人民不让他说话，百姓讨厌他，他说出了真理，但真理太让人厌烦。他是知识分子的典范，服从真理，而不服从国家。这个国家不止暴君、独裁者，连人民都不能讨好。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对抗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大多数人民都不喜欢你的时候，你越在乎他们的掌声，最后就会越在乎他们为什么要害死你。你可以两者都不关心，因为他们不是你的主人。为了做到这个境界，要修炼。17、18世纪以前，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做自我修养的功夫。





 18世纪以后，自我修养的功夫不讲了，开始讲的是职业伦理。职业伦理规范慢慢巩固形成，反过来迫使人们习惯这套规范。





 在今天中国，有没有集体修养和目标让我们成为共同体，使得我们只是服从真理？中国古代不一定讲对真理的服从，但会讲道统，有道统在使得你独立于王权。古代知识分子不止忧其君，还在乎是不是对得起传承数千年的道统。古时候的皇帝也知道这一点，他垄断不了道统，所以古时候只有知识分子做帝王师，没有皇帝做士大夫的老师，知识分子的事与皇帝无关。古代的知识分子扛住了，他们有一个群体。





 我们今天怎么样重建这个东西？我们有共同的伦理认同，政治立场不同不要紧，有没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原理，还要扩大来看，怎么巩固知识分子的伦理，共同的规范就是需要修养。这不止是知识分子的修养，甚至是全中国的问题。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说得不好，谢谢大家我国传统文化中各个重要思想学派都十分重视修身理论研究，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孔子、孟子对修身之道都有大量的论述，《墨子》、《庄子》、《管子》等经典著作中也都列有《修身篇》。从各家经典著作中的有关理论可以看出，修身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指导约束下，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品格，亦即思想品德的自我教育、自我培养和自我提升。儒家讲修身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修身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准备，打基础，所以修身的内涵就包括了如何确立人生追求，如何处理德才关系、人己关系、义利关系、上下尊卑关系，如何对待穷达进退、荣辱贵贱，如何做学问、长才干，总之是关于如何做人处世、如何成为治国安邦之才的道理。儒家修身理论在中国传统修身理论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精华对当今的道德教育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一、儒家修身理论源远流长





 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关修身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尚书》中记载的皋陶之言“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1]《诗经》中“百尔君子，不知德行” [2]的诗句，都说明在春秋之前及春秋早期，由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社会伦理道德状况也日益复杂，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已深为社会关注，有关修身的理论研究已经发轫。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人心惟危，圣贤先哲出于对人类生存、社会治乱的忧虑，深入思考人的生存与发展、个人与社会、邦国的关系等问题，认识到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提出了各种修身理论。孔子反复对弟子阐述“修德”、“正身”、“修己”的道理，《论语》中提出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修己”即修身，“安人”、“安百姓”即有齐家治国之意。孟子明确提出修身的概念：“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3]《荀子》一书列有《修身篇》，强调修身必须以“治气养心”为主，修身可“配尧禹”，可“横行天下，虽困四夷莫不贵”。 [4]这些论述提出了修身的根本宗旨和总的原则，成为以后各个时期修身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可见，在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已包含了修身理论的核心内容。





 秦汉以后儒家修身理论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彰显。秦汉之际的《大学》提出了“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思想，既讲清了修身与齐家、治国的关系，又明确了修身的根本问题是“正心”，标志着儒家修身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汉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中列有《身之养重于义》、《仁义法》、《必仁且知》等篇，主要阐发孔子的修身理论，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义与利、“正己”与“安人”、“安天下”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其独到之处。从此，儒家修身理论开始由一家一派之理论转变为统治者向全社会推行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宋明理学兴起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成为伦理道德研究的主题之一，也成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统治者也视其为治国御民之良策。宋代儒家集大成者朱熹，对历代修身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尤其是在他与吕祖谦编订的《近思录》中，列有《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孔》、《齐家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君子处事之方》、《圣贤气象》等篇，对宋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修身理论梳理归纳，具体详尽地回答了修身原则与修身方法等问题，把修身必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归结为至高无上的“天理”，主张通过去除奢欲，苦心克治，使自己的本性符合“天理”的要求，比较完善地建构起了儒家修身理论体系，受到统治者的肯定，也受到社会和思想学术界的推崇，进一步确定了儒家修身理论的正统地位。





 明清时期儒家修身理论发生了重大转折。明代早期，朱熹的修身理论仍大行其道。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他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个人修养上更为强调“心”的作用，即通过去私欲之弊，明“心”之本性，即可臻于至善。其《传习录》中有不少论述儒家修身理论的内容，主张事君、事父、交友、治民都要“纯乎天理之心”；做人要立志、守志，“持志如心痛”，“像道家所谓‘结圣胎’一样”，他特别看重静思内省在自身修养中的作用。明清之际至清代中晚期，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儒家日益重视对儒学流弊的反省与批判，修身理论发生了积极变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魏源等人先后抨击儒家空谈性理、游谈无根、不接世事、溺于虚文的迂腐学风，力倡“崇世致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以造就补益世事、有功于社稷的人才。近代革命兴起以后，儒家修身理论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一起失去正统地位，但是它在道德教育中的有益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历史事实说明，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家修身理论形成了阔大的体系，丰茂的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





二、儒家修身理论的丰富内涵





 客观地讲，在儒家修身理论中，有许多内容具有普遍意义，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6]“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7]“我善养吾浩然之气”，[8]“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9]“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0]古今中外都认为这些思想是有益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至理名言。有些内容虽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也应历史地对待，如“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主要伦理规范，在今天，对“三纲”所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仍应深刻批判，而对“五常”，即仁、义、礼、智、信，通过赋于新的时代意义，仍可对个人道德修养有所裨益。从历史作用看，儒家修身理论长期处于传统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主导地位，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敬业乐群的美德；舍身取义、急赴国难、维护统一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爱民利民的官德政风；中国在世界上所久已享有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都与儒家修身理论的倡行密不可分。当然，对其时代的局限性及消极作用也应清醒认识，比如，过于轻视功利，不利于经济发展；过于强调虚静内省、直觉感悟，容易造成定性定量的分析思维不发达；过于强调明哲保身，慎言慎行，往往使人谨小慎微，不敢为天下先。由于儒家修身理论的内容及其历史作用的复杂性，对它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错误的，只有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结合新时代道德教育与研究的需要，对其进行客观地耙梳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其精华的因素。





 能否在当今时代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亦即能否古为今用，应该作为认识儒家修身理论的根本原则。那些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对无数志士仁人精神品格的养成，对社会进步、政治清明、富国兴邦、抵御外侮内患有积极作用的嘉言懿行，无疑应是其精华；而那些虽然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过，但通过还其本来面目或重新阐释，在新的时代仍有积极作用、仍有生命力的修身理论，也应属于其精华部分。以这个观点分析各个时期儒家修身理论可以发现，它们都多少不同地存在着精华的因素，对当代道德教育有积极意义。归纳起来，下面几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儒家修身理论中的精华。





 （一）关于修身的意义。儒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修身，认为修身是个人作为、家庭和美、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从不同角度提出修身为本的思想。《中庸》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11]《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12]强调修身为理家治国各种事务之首要任务，修身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做人之根本。在今天，我们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解与古人有根本区别，但从个人发展来说，想对国家和社会有作为、有贡献，必须以修身为根本、为起点；从国家社会发展来说，各个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是国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这个道理仍然是不错的。现在我们讲以德治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德治国必以德治官，以德治民，以德治商，以德治教，这一切都要从修身立德做起。





 （二）关于修身的目标。历代思想家、志士仁人对怎样做真正的“仁者”、“君子”、“志士”、“英雄豪杰”多有生动深刻的论述，反映出他们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实际上也是他们追求和倡导的修养目标。孔子、孟子、朱熹的有关思想至今被视为做人之镜。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 [13]“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14]可见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知”、“仁”、“勇”兼具的修身目标，这是圣人、君子型的人生追求。孟子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之大丈夫。” [15]他主张做人要胸怀坦荡，正气凛然，不畏邪恶，激浊扬清，这是一种做大丈夫的人格和气慨。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6]这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是一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志士仁人理想和情怀。这些关于精神境界和做人品格的思想是民族精神之魂，启迪了一代代圣哲先贤、志士仁人的心灵，是儒家修身理论中极其宝贵的内容。





 （三）关于修身的具体要求。





 为了实现修身目标，历代思想家提出了非常周全而具体的要求，学问道德、立身处世、言谈举止、衣食住行无不备细，它们曾被视为达到修养目标的阶梯。其中有些内容由于时过境迁，已无现实意义，而下面一些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在现时对我们修养道德、成就事业仍有积极意义。





 发愤苦学，锲而不舍。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17]荀子说“学不可以已”。 [18]学习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之始，这是古今皆同的道理。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学习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孔子提出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仍需坚持，乐以忘忧，发愤忘食地学习尤有必要。古人讲学习往往强调学习伦理道德知识，而轻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这是一大缺陷。现在我们应该对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都给予足够重视，在学习过程中将二者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全面发展。





 涵养省察，慎独自律。“吾日三省吾身”， [19]“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慎其独也”。 [20]这些话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就是，修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心血来潮做几件好事就能成功，它必须经过一番真心实意的实践和磨炼工夫，实现做人品格与精神境界的提升。这就需要经常省察反思，时时慎独自律。省察反思，是从内心深处自讼自审、弃恶从善的积极过程，哪怕有时十分痛苦、懊悔，但确实能够提高道德修养认识，强化道德修养意志。慎独自律就是要自觉约束自己，人前人后、有无监督都不为缺德不义之事。今天的社会比古代更为复杂，各种不良引诱因素也更多了，为了防微杜渐，筑牢思想防线，尤需这种自我省察、慎独自律的精神。





 躬身践履，知行统一。孔子要求君子“言忠信，行笃敬”， [21]“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22]荀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 [23]朱熹主张，“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 [24]周敦颐也说过：“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25]这说明知行关系是被历代思想家视为修身的关键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提出种种见解、学说，诸如行先于学、学止于行、知先行后、知行合一、行先知后等，这些观点从认识论角度看都不免有偏颇之处，但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重视“行”或知行相符是不错的。“行”是“知”的目的，“知”只有落实到“行”上才有实际意义；“行”也是“知”的必经途径，真“行”才能真“知”。古人斥只“知”不“行”者为“大伪”，为“陋”，今天人们对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也十分不屑，“行”为根本，以“行”立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无论古今都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一环。





 推己及人，爱人、容人、助人。孔子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子夏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6]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7]这表明儒家把“爱人”作为道德修养的最基本内容，这是一种宽广博大的爱，对整个人类，对自己的同胞、同事、亲属都要有爱心，并要以己推人，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多做利人、助人之事。现在推己及人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思想界的推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利而利人，换位思考，求双赢、多赢，对解决各种矛盾、冲突，保持互利共存、团结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修睦讲信，和平相处。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 [28]《礼记·礼运》中说：“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 [29]善于相邻相处、修好关系，善于化解矛盾、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长远需要。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不义而富、不义而强从来不能长久，“争夺相杀”终究要自食其果。现在世界越来越小，个人、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广泛、紧密和复杂，更应眼界宽广，胸襟阔大，与人为善，协和万邦，睦邻友好，和平相处。





 自立自强，自强不息。《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0]孔子要其弟子效法颜渊“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31]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特征，在中华民族战胜分裂、战胜危亡、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发挥了精神支柱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在每个人的人生征途上，都会存在巨大的困难与曲折，秉持发扬这种精神是取得成功和胜利的重要保证。





 私不害公，利不害义。《诗经》有“夙夜在公”的诗句。[32]《论语·述而》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3]《孟子·离娄章句下》中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34]桓宽《盐铁论》说：“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 [35]传统的尚公、贵义精神应当予以肯定和弘扬，因为我们处在发展商品经济时代，私而忘公、私而损公、“临财苟得”、见利忘义的现象日见严重。当然也不能偏向另一个极端，公而灭私，义而灭利，这样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是无益的。要提倡正确的公私观、义利观，合理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





 特立独行，不唯上唯尊。孔子主张，“当仁，不让于师”，（[36]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37]韩愈认为：“士之独立特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38]有人认为传统道德只强调服从、驯服，唯唯诺诺，这是不全面的。孔、孟、荀都主张为学要有独立见解，大事大非面前讲原则。平时生活中讲谦让、礼节、恭顺，亲亲忠君，而在事关道义的情况下，应敢于谏、诤、辩。在当今时代我们强调独立人格，敢想、敢说、敢做，也应注意协调上下关系、内外关系，善于合作共事。





 荣辱不惊，穷达不变。荀子说：“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 [39]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 [40]自古成大事必怀大志，执劲节，不为宠辱荣患损其身心，乱其方寸。这并非是盲目乐观，而是坚信事物前进发展的辩证规律，经得起困难、逆境、挫折的考验。在从事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不管遇到多么难以预料的困难，都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毅然挺立，奋勇前行，赢得胜利，这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所必备的修养功夫。





 与时偕行，把握机遇。《易传》说：“君子尚消息盈虚”，[41]“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42]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速则速”。[43]《张载集·正蒙》中说：“唯君子能与时消息”，[44]“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45]《白居易集》卷四十四中说：“夫时之变，事之宜，其间不容息也。先之太过，后之则不及。故时未至，圣贤不进而求，时既来，圣贤不退而让。盖得之则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则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46]修身不仅要敦品砺行，还要增长人生智慧，迂阔无智，不通世事是修身大忌。要能“与时消息”，“与时偕行”，认清时代发展主流，掌握时代发展脉搏，并据之制定自己的人生战略。还要能做到“时中”，及时调整行动策略以适应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抓住机遇，排除风险，获“不怠”而事半功倍之效。“时中”观念对于重大决策尤为重要，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时轻率冒进，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时代变化发展了，还拘泥于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同样会贻误事业。





三、儒家修身理论的当代价值





 儒家修身理论具有突出的人文精神特征，这与儒家所一贯重视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孝经·圣治》中记载：“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47]《周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48]因此，儒家修身理论的要旨是尊重人、爱人，对人要有仁、有义、有礼、有诚、有信；个人的价值要通过对家庭、社会的作为来体现，作为家庭成员要为家庭负责、尽义务，作为社会成员要在尽忠报国、利济苍生方面有所作为。为达到这些目的，要“克己”、“修己”、“约己”、“治性”、“正心”，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这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人乐群精神。处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道德教育状况日益复杂，儒家修身理论的这种人文精神特质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一）在当代道德教育中的补偏救过作用





 现在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不少人主张从孔子思想中寻找解决时弊的良方，国内高等学校近几年兴起修身热，各行各业都在强调道德修养问题，这足以表明修身理论精华在当代的作用和意义。在西方，多年来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思想盛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国内，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变化，但是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逐渐严重起来。在青年学生中受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思想影响，存在着偏重自然科学知识，而轻视人文知识的现象，一些人连最起码的个人修养方面的事都做不好，引起人们纷纷议论，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会做人，岂会做事”等等。一些人在人生目标、理想追求上也存在唯个人功利是趋的倾向。国内学者近几年呼吁：“要避免培养‘人文残疾人’”，“目前社会潜伏着某种人文危机，人文教育已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49]西方一些从事教育思想研究的学者也认为，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是人生两大支柱，缺一不可，“科学本身无法认识人、知识、道德的价值，它也无法发现生活的真理。”[50]因此，在青年学生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任务，儒家修身理论中的精华无疑是进行这种教育的好教材，应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社会上，道德失范，物欲膨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害日劣，触目惊心。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制度、靠法律，而还要靠德治才能标本兼治。儒家修身理论中整体利益观念、义利观念、戒奢戒贪、公忠爱国、自律内省的观念，对解决上述问题都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实践证明，对于这方面的一些道理，从个人修养角度讲比一般性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有了正确的人生追求，提高了做人的品格，就会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有些人在道德方面出问题，并非是对有关道理不明白，有的人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讲得更好，但他们没有在道德修养上下真工夫，没有深厚的道德情感和坚强的道德意志，经不起消极因素的腐蚀引诱。传统修身理论比较重视解决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问题，所以对解决目前社会上的道德问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二）儒家修身理论精华对当今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它是一种集权威灌输和主体认知为一体的道德教育思想。权威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主张，人们应完全服从由权威制定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具有外在灌输、外在约束的特点。认知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主张，人的道德教育要依靠主体认识、主体自觉自律。在实践中，前者易导致方法简单、生硬，不利于鼓励个性发展和独立思考；后者易导致自由放任、不守规范，不利于道德的养成。儒家修身理论既强调道德规范的无条件接受服从，也强调主体的省察认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偏执一端的问题，较为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其次，它既具思辨性、哲理性，又具直观性、形象性。我国古代思想家不乏思辩能力，他们从哲学高度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问题，眼界宽，气魄大，思想深邃，言简意赅，令人折服，而其表述却往往比较简约、直观、形象，诉诸情感，易于为人理解接受，在感情深处引起触动。古往今来，有些道德教育理论从学术上看思辨精密，见解高深，但社会影响不大，实践效果不明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修身理论对社会上下各个层次的人都有深刻的影响。这就启发我们，在道德教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理论思辨，也要重视实践思考，不仅要有理论建树，也要有实际可行性。再次，儒家修身理论中的精华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还在于它有着强有力的传播载体，譬如：思想家、教育家奔波周游，聚徒讲学；志士仁人的以身躬行，为天下倡；统治者通过考任官吏、公私学校设立有关课程等方式加以推行；多种形式的社会教化，如《三字经》、《千字文》、家训、格言、谚语、联、扁、牌坊等对人们的思想浸润。上述几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道德建设中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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