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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酒纸上醉——汾酒文化漫谈
23、李百药与《北齐书》
“汾清”一名出自《北齐书》，《北齐书》的修撰者为李百药。
李百药生来体弱多病，是个药罐子，否则，他的祖母赵氏也不会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人生百味，“百药”之名可谓百味中的百味了，何况又生逢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乱世，其中甘苦非太平世道人可窥测的。在古时，药与酒的关系一向密切，或酒中泡药，或以酒作药引，药与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草木之精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药与酒几乎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了，吃药与喝酒被士人引为时尚，药与酒须臾不可分离，李百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尾巴上，对药与酒的体味应是更深的。更何况，李百药生来是个病秧子，除了吃药、喝酒和舞文弄墨，以其身体状况，做农人显然有些吃力，参加农民起义倒是勉强够格的；舞枪弄棒显然也不适合他，不过在军中出谋划策还是能够体现士人价值的。
李百药出生于公元565年，那一年，北齐的第四任皇帝高湛脱掉龙袍不干，一心一意花天酒地，去做他的太上皇了，看来李百药与高湛还是有缘分的。公元577年，北齐亡国，那时李百药12岁，已是记事的年龄，北齐的故事应当耳濡目染不少。何况，李百药幼时聪慧好学，七岁便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家作客，谈到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李百药则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听后大为惊叹。可见这个病孩子是个神童，对咬文嚼字有天赋，对北齐事也应记忆深刻。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在北齐时已官至中书侍郎，曾参与国史修撰，编成《齐史》27卷，如果李百药随父亲朝中走动过的话，定会看见北齐达官贵人是如何争喝“汾清”的。北齐灭亡后，李德林作为社会名流被邀入隋做了内史令，封安平公，并奉诏续修《齐史》，增至38卷，遗憾全书未成而卒，名成而功未就。李百药在隋朝初期，仕途还是通达的，20岁出头便被授东宫通事舍人，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陪太子读书。李百药年少成名，树大招风，羡慕嫉妒恨纷至沓来，李百药恐遭祸端，便称病辞官。公元599年，李德林去世，李百药袭爵安平公，又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隋炀帝杨广即位。杨广当年曾延揽过李百药，李百药不愿参与党政，便婉拒了杨广的盛情，开罪了杨广。杨广新皇登基，旧账清算，李百药自然没有好果子吃。李百药先是被贬出京城，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罢州置郡，李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罢去，只得回归乡里。公元609年，李百药又出任鲁郡（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公元613年，戍守会稽（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战争爆发，李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死于江都兵变，天下大乱。李百药未到建安就职，顺路参加了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最后归大唐，官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等，总算熬出头。
李百药归唐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李百药投杜伏威后，审时度势，认定天下必归李家，便劝杜伏威投靠李渊。杜伏威先是同意了，投奔长安的途中又后悔了。杜伏威自个出尔反尔，却迁怒于李百药，便命人灌石灰酒给李百药喝。可怜李百药喝了石灰酒之后，出现严重腹泻，几乎把小命丢掉。但腹泻过后，李百药竟因祸得福，从前的老毛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更奇迹的是，药罐子李百药最后竟然活了83岁，真可谓越病越长寿。李百药否极泰来，不过，李百药喝石灰酒的故事不见正史记载，石灰酒治百病的事也无科学根据，各位姑妄听之便是了。石灰酒的事暂且存疑，但李百药好酒，且与酒的缘分不浅，我以为还是可信的。
李百药弃暗投明，不仅未得到李渊重用，反受杜伏威出尔反尔连累，被李渊疑为反唐人士，差点砍头。后经人求情，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李百药被流放。幸亏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李百药的坎坷生涯才告结束，就像他喝了石灰酒治好了自己的“百病”一样。李世民很看重李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即召李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撰《齐书》。李百药据父《齐史》旧稿，兼采他书，经10年，成50卷，宋人为区别萧子显的《南齐书》，又将《齐书》改名为《北齐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李世民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400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李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李百药一生多次被贬官，多次遭人谗害，多次险些丧生，直到贞观盛世才“百药”尝遍，劫波渡尽，看来人的命再强也是强不过世道的。
李百药生于乱世，做一个士人其实最是无奈的，但其士人的操守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动摇。李百药年轻时候曾陪太子读书，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又做了太子的师傅，且受到李世民诗文褒奖，看来李百药的文品和人品的确是靠得住的。李百药接过父亲的衣钵，续写《齐史》，也算一件光宗耀祖的事。父亲曾在北齐宫中行走，撰写《齐史》时首次在正史中借高湛之名提到“汾清”，实属罕见，李百药子承父业，完成父亲未竟之志，虽“汾清”的出现有些偶然，但至少说明“汾清”在当时的上流社会该多么普及。父子两代人完成同一个故事，或亲历，或耳闻，著史者与被写的时代既有近观，也有远闻，经过两代人甑别，这样的历史应是靠谱的。更何况，李德林续写《齐书》时，北齐已亡，李百药接力再续时，已是唐代，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加之李百药父子书香传家，为人备受世人尊崇，更为这段不经意的文字作了可靠的注脚。退一步讲，即使历史常常是被人误读的，即使同代人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但这也仅是就人事或与人事有关的事件而言的，“汾清”作为客观的物，本身并无多少感情色彩，并不会掺杂人为因素在内，“汾清”因此存史，无疑是确凿的。再者，李百药撰《北齐书》时，曾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除了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外，还有王劭修撰的编年体《齐志》20卷、纪传体《齐书》100卷，崔子发修撰的《齐纪》30卷，杜台卿修撰的《齐纪》以及姚最修撰的《北齐纪》20卷等，史料可谓详实，《北齐书》中的每个字都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
李百药修撰的《北齐书》共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80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追问北齐灭亡的罪魁，李百药把其中原因之一归罪于酒，称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
李百药虽将北齐之亡怪罪于酒，其实，他自己一生也是好酒的，且喜豪饮。史家称李百药的诗文“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其中不少篇章流露出对酒的偏爱，即便告老还乡之后，李百药仍然饮酒，吟诗，作赋，“以尽平生之志”。《送别》便是一例：
眷言一杯酒，凄怆起离忧。
夜花飘露气，暗水急还流。
雁行遥上月，虫声迥映秋。
明日河梁上，谁与论仙舟。
（《山西经济日报》2014年3月16日专栏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