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传说之
梁山伯与祝英台
关于《梁祝》传说，我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从耳闻一刻起便印象深刻。尤其是中学时代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动漫电影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总是不禁浮想起该片种种经典镜头与人物场景，特别是咳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时的梁山伯写给祝英台最后的诀别书“一夜好梦匆匆醒，心已碎、意难伸；从此不走钱塘路，怕见鸳鸯作对飞”，让我深深震撼，并强烈感受梁山伯当时那种无限怅然与无奈的悲痛心声。时至今日，每每念及此处，我也想不到任何词语或句子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与感想。
《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梁祝》，它呈现的是发生在古代的一段唯美凄婉、惊天动地的悲怆爱情故事。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一直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着，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渊源深远，被誉为中国古代民间不朽爱情的千古绝唱。尤其因其在世界上产生的广泛影响，被称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关于这个说法我是有异议的，为什么要说《梁祝》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封的私心，对于这么一个经受历史长河洗刷和考验了一千六百年的经典故事，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梁祝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
时间大约定格于东晋孝武帝时期，上虞（今浙江东部）人氏祝英台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之才学，女扮男装，到杭州负笈游学。在途中邂逅同去求学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于草桥结拜为兄弟（此乃“草桥结拜”出处）。
后梁祝二人三年间同窗共读，同吃同睡，彼此照顾，形影不离（此乃“三载同窗”出处）。
临近结业之际，祝英台父母思女心切，盼望祝英台早归，于是梁山伯从书院开始相送祝英台，途中祝英台分别以“兄弟与妻子”、“公鹅与母鹅”、“牛郎与织女”和“金童与玉女”等隐喻男女关系，借物抚意，暗示爱情，然梁山伯木讷忠厚，并不解其意；后祝英台又以家有九妹（因祝家子嗣大排行，祝英台在女中行九，小名叫九红儿），长相似自己，要介绍给梁山伯，让梁山伯于乞巧日（即七夕）去她家提亲，梁山伯愣是不能明白。从书院到祝英台家路程正好是十八里，两人依依分别（此乃“十八里相送”出处）。
梁山伯回到书院后，经师母指点，知道了祝英台是女儿身，九妹就是指她自己。便赶往祝家提亲，可是为时已迟，祝家已把祝英台许配给当地大族马太守儿子马文才。祝员外让祝英台在自家花园中和梁山伯讲清楚，使其不再纠缠。于是梁祝于园中楼台相会，吐心事诉衷肠，奈何美满姻缘成沧影（此乃“楼台相会”出处）。
回家后的梁山伯经受不住现实的打击，抑郁成疾，久病不愈便身亡。而祝英台与马文才的婚期亦至，在迎娶祝英台的路上，祝英台使花轿绕道梁山伯坟茔哭拜亡灵。当祝英台在墓前祭奠之时，风雨雷电忽然大作，梁山伯坟茔从正中一分为二，祝英台有殉身志，便跃入坟中，后梁祝化成两只蝴蝶得以团圆，从坟茔中飞出双双飞舞（此乃“梁祝化蝶”出处）。
以上便是《梁祝》传说的故事情节。一般后人提及《梁祝》传说，多是感慨出身于名门大族（因祝家也是由于北方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而南迁的士族）的祝英台反抗传统社会对女子的不平等待遇和束缚，争取到像男子一样读书受教育的机会，继而挑战近三百余年“门当户对”的观念，向往和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整个故事过程充满悲剧性。但是结尾“化蝶”则是一种新生，具有反封建礼教、积极向上的精神。生前追求不到的东西，在死后继续追求，终于得到。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驱使，以及“化蝶”结尾的美好寄托，才使得梁祝的故事历经千百年仍生动如初。
最早记载《梁祝》传说的史料是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而对此故事进行文学渲染的是晚唐(公元851年)张读，他在《宣室志》中有句“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使得《梁祝》传说可考可证。时间上确定了梁祝的故事是发生于东晋谢安掌权时期，地点确定为上虞祝英台和会稽梁山伯，然而到底故事真实发生的确切时间地点是否真如张读书中所记载，从后来的史料以及出土的古物上来求证却产生了争议。
从地域上说，我认为占据主流的有三说：
其一是浙江说，包括杭州、宁波、上虞和会稽。
一直以来，民间包括影视剧最普遍的认同是根据张读的记载，像我上面所讲的故事梗概就是采用他的说法。这种观点的普及主要得益于越剧《梁祝》的推广，还有就是文献上张读先生的功劳了。而对于宁波说，则是因为《鄞县志》和《宁波府志》都有记载：梁山伯为东晋会稽人，曾任鄞县县令，政绩卓著，被奏封为“义忠王”。而1997年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一座晋代墓葬，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认为是可信的实物资料，并验证了《鄞县志》和《宁波府志》中的史料事实。
对于浙江说，我认为就是一说，不必强分杭州、宁波、上虞和会稽，就是在梁祝故事里面加入一点梁山伯考试有成，时任宁波府鄞县县令，后去祝英台家提亲，然后就发生“楼台相会”及以后的故事就可以了。
其二是山东济宁孔孟之乡说。
这种说法是据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他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尤其认为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邹城市）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济宁市梁祝读书处邹县峄山上有梁祝石像等支持他的说法。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唯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祝英台思乡回家，梁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祝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梁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梁山伯之墓。
据樊存常先生考证，在《邹县旧志汇编》、清《峄山志》、《峄山新志》都记载了梁祝在峄山读书的事情和历史遗址。
其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之说。
此说认为梁祝同窗共读却未合葬。传说在西晋，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三年，未能看出其女儿身。梁山伯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悉，身穿孝服出嫁，经过梁山伯坟时，提出下轿拜祭，趁人不备撞死在柳树前。梁祝墓分开而建，各有坟头。现汝南有梁祝读书的“台子寺”，也叫“红罗山”，传说这里曾有“红罗书院”。红罗山上传说中梁祝担水的井还在，井旁还有一块碑，上写“梁祝井”。
在汝南县，至今留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墓，分列于马庄乡古官道两侧，出土的墓墙证明两座均为晋代墓。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没有订婚，二人不可能合葬，这种分葬墓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
晋代汝南郡的世族大姓因八王之乱等原因，知识分子、名门望族、商贾等四处逃亡，梁祝的爱情故事随着迁徙人群，传遍浙江、山东、江苏、四川、安徽等全国多个地区。
从时间上说，我认为占据主流的也是有三说：
其一是两晋说，分别是西晋和东晋。
这一说法认同率较高，最具有代表性，张读的《宣室志》所提到的晋孝武帝和谢安均是晋朝，准备地说是东晋。河南省汝南县代表说则是认为梁祝的故事发生于西晋时期。总体来说就是两晋时期。
其二是汉代说。
山东济宁代表樊存常先生认为，根据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测，此故事最早应产生于汉代。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选官制度也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他又根据济宁为中国汉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的说法，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
其三是梁祝二人分别是南北朝和明代。
这一种说法是1982年报刊山海经搜集的浙东民间百姓口头故事，是对梁祝“阴婚”的说辞。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鄞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敷衍出动人的传说。
针对以上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各个大家观点，在此我一一说下鄙人相应的意见。
首先是对于浙江说，包括杭州、宁波、上虞和会稽。
其说主要根据四点：1、张读在《宣室志》中的说法；2、越剧《梁祝》；3、《鄞县志》和《宁波府志》的记载；4、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的一座晋代墓葬。基于这四点，我个人觉得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假设梁祝的故事是发生东晋浙江某地，为什么当时乃至唐朝中期之前都没有确切的记载，就连唐初梁载言《十道四番志》里面也只是简单地说有“梁祝合冢”这么回事，就没有详说了，这只能说明梁载言当时也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而到了晚唐张读却煞有介事说的有因有果，这最有可能是张读根据传言，杜撰附庸出来的地点。其次，越剧《梁祝》这种纯粹就是文学创作出来的东西，本身就不可信。再者，对于《鄞县志》和《宁波府志》的记载，我们要先明白这两部志都是晚清后的东西，距离梁祝年代也有一千多年了，更不足说明，就像今天全国十几个地方争梁祝起源一样，显然是“名人效应”。最后对于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的一座晋代墓葬，一是里面没有直接表明梁山伯身份的物件，二是又根据当地县志里面的记载相比对，我本身就对县志内容持怀疑态度，那么这一条又如何有说服力呢？
还有就是据一些姓氏史学家考证，梁姓乃晋永嘉之乱时，南迁钱塘，“梁祝”故事的原型不可能产生于那个年代的江浙。祝姓也公认“晋以后移民，原籍河南”，“先祖世居汴梁，北宋始南于浙”。
其次，是山东济宁孔孟之乡说。
关于此说法，我不甚赞同，仅仅凭一块隔了几朝的石碑，就做认定，我觉得理由并不是很充足。因为到唐朝的时候，梁祝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这个石碑本身就不能排除唐朝的时候有人搞“政绩工程”。石碑上的内容和传说中截然不同，这说明各地的《梁祝》传说不尽相同，有可能石碑上的内容也只是当地传说中的一种而已。另外据樊存常先生对几个县志的考证，我认为也不能说明问题，别说古代，就是现在求学读书到处跑都很正常，而且山东又是孔孟之乡，读书人去参拜孔孟常有，有些读书游玩之类遗址什么的也是到处可见吧。
最后，对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之说。
对于此说，史学家没有用任何的史料支撑，整个说法都是一些理论推断和论证。根据固有的结果，再去反推倒推进行论证，自圆其说，我觉得对于那么多有学问的大家来讲，应该不是件难事吧。不过，对于汝南县之说中的梁祝没合冢的说法我甚以为是，本来两个人又没结婚又没订婚，在那个朝代里，连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合冢呢？如果真那样的话，置祝家大族脸面何在？又置当朝的礼仪何在、制度何在？
而从时间上来看的“三说”，我也有个人的鄙见。
第一、不管是东晋说还是西晋说，总的来说就是两晋说。本来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在中国有正史记载的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扮男装的故事都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比如北魏时期传说色彩极浓的巾帼英雄，从军12年归乡的花木兰；还有一个史书《南齐》中记载的发生于南齐东阳（今江苏盱眙县），女扮男装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中国正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棋手娄逞等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纷乱、战争频繁、儒学衰落、玄学盛行，社会风气也随之大为开放，中国妇女的地位较高，妇女广泛的参与社会活动。
针对这个说法，我赞同山东济宁代表樊存常先生的反对观点。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当时的选官制度为举荐和官僚家族的九品中正制，单凭门第，不论才能，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所以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朝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另外汉朝选官制度为察举制，地方推荐，外加考试，这点跟梁山伯考试做官的思路一致。然而矛盾的是汉朝儒家思想大一统，一般不会出现像祝英台这样女扮男装求学有违纲常的事情。根据前后几朝的选官制度，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改开科举，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梁祝故事出现在隋朝的可能性也极大，毕竟唐朝之前都有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梁祝出现的时间，当然我也没史料论证我的设想。
另外我有一点疑问是：《梁祝》传说据考最早始于晋代或南北朝时期，完整故事形成于唐，由艺人传唱或表演即在宋代。梁祝既然最早出现在晋代或南北朝时期，但是为什么当时的文献没有一点点关于梁祝事迹的史料呢？
第二、就是关于山东济宁代表樊存常先生的汉代说。我上面刚说过，汉朝四百年江山，统治思想界的是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两汉经学繁琐及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进行专制统治，同时也是封建阶级统治和维护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基本理论。所以这种环境下，很难去虚构祝英台求学的故事。
第三、关于说梁山伯是明代人，祝英台是南北朝人，以及梁祝结于“阴婚”等的说法完全属于某地民间胡诌。在明朝之前的唐、宋和元朝几个朝代出现的关于梁山伯的史料均可推翻此观点。
总的来说，关于《梁祝》传说引起的地域说和时间说，更甚者是十几个省市热火朝天争“梁祝”故里等，我都认为没必要。《梁祝》传说本身就是一个传说，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神话，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神表示尊敬，对人间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故事本身是一种希望的寄托，也可以说是对当时封建社会对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禁锢的一种开脱的愿景，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化文艺表现的一种沉淀。一千六百多年来，梁祝也大都是作为一个传说得以流传至今，为何今人一定纠结于此呢。我们姑且不论《梁祝》传说是不是真的存在，就算是真的存在，我个人觉得只是存在某个朝代的两个很普通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然后一些文人通过一些文艺形式进行渲染、戏剧化和神话化，然后以当时对神敬畏和希望神能改变生活状态（比如“化蝶”的愿景）的一种心理进行传播。
其实，如果一定要纠结《梁祝》传说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不靠谱的，上面我总结的一些流行的史学家的观点以及本人的鄙见，足见矛盾重重。另外试想一男一女同床共枕三年，生活学习都在一起，无论怎么隐藏怎么伪装，除去当事人天然弱智的可能性外，我真不相信两个人仅凭当时的化妆手段可以瞒天过海那么多年。如果真是的话，我倒是佩服中国那么多年前变性或整容的技术已经那么精湛了。
如同古代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一样，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先人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先人们也只是传达给时人与后人一种精神，我们有必要一直去纠结于精卫何方人士、夸父祖籍哪里之类的无聊问题吗？
末了，鄙人还是强调一下鄙人的观点：《梁祝》传说，传说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神圣的爱情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