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发布时间：2024年11月06日 17:43:52分享人:謸眎颩凨来源:互联网15
陈寅恪的晚年确实太凄苦了些。他曾用“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来形容自己晚年的处境。说这句话的时候，陈寅恪七十三岁，距他离开这个世界尚剩下6年零7个月的时间。如果身体的残疾和病痛的折磨已经使年迈的陈寅恪雪上加霜，那么精神的摧残和生理机能的非人折磨对于一个衰残的老人来说就显得更加不堪忍受。文革中陈寅恪所在的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上曾有如下的文字，这里不妨抄来作为陈寅恪晚年悲惨处境的一个注脚：“历史系陈寅恪，一级教授，反动史学祖师爷之一，以研究唐代史出名，今年七十九岁。本人是前清的探花，曾到日、美、德、英四国留学，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了出来，他一直态度恶劣，广大革命群众确实对他愤恨之极，鉴于他已七十九岁，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面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至于他对自己倾注了毕生精力而写就的呕心沥血之作发出的喟然长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则是来自他灵魂深处绝望的悲鸣。七十五岁时，他曾写下“早悟今生有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这样悲愤激昂的诗句。当历史撕下了蒙垢的一页，陈寅恪为中国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终于日益彰显。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陈寅恪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经过时间的淘沥，终于散发出夺目的光彩。陆游曾有一首“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老作场。身后是否谁管得，满村都说蔡中郎”的七绝诗，陈寅恪生前多有感慨，在其著作《论再生缘》的结尾，曾悲伤地写道“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因此当章士钊1956年南游广州，专程拜访陈寅恪后，在得到相赠的数种近著后，觉陈氏《论再生缘》“尤特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章士钊目光如炬，一句“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将陈寅恪学人风骨和悲剧性格揭示了出来，也昭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道德操守和生存智慧。最值得一说的当数1953年陈寅恪对邀其担任即将成立的历史研究所所长一职的态度。当陈寅恪面对来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邀其北返任职的信函时，陈寅恪却开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和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史学界正“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历史”（郭沫若语）的大背景下，无疑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况且，“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本来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但陈寅恪却断然拒绝。他这样为自己辨解：“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推测，陈寅恪之所以提出这令人难堪的话题，除了当时学习马列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许多知名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他们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的现实外，另外两个因素也成了陈寅恪壮怀激烈的诱因：一是缘于过去的学生，时为北大历史学副教授的汪篯怀揣着那两封邀其北上的信函，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当年的恩师谈话，引起了陈寅恪的勃然大怒：“你不是我的学生！”另一个原因是缘于陈寅恪对当时被尊为“新史学”权威郭沫若的反感。这从八年后郭沫若南下拜访陈寅恪所吟诵的一副对子便可略知端倪：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郭沫若巧妙地将陈寅恪和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都镶嵌在对子中，并将自己耳聋和陈寅恪晚年目盲的事实天衣无缝地融进对联，用马牛风三字巧妙地向陈寅恪“求得谅解”，据说，陈寅恪听了对子后没有什么评价。“懒与时贤论短长”的高傲跃然纸上。能够佐证陈寅恪这种性格的，还可以从另一位红得发紫的人物——康生1962年的来访进一步证实。当康生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悄然踏进中山大学校园，兴冲冲地向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被陈宅告知，陈寅恪病了，正卧床休息。学校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这位权倾朝野的“理论权威”恼羞成怒，陈寅恪也为此付出了抱恨终身的代价。当然，这样的结果，也早在陈寅恪的预料之中，他曾在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指出：“值此道德标准的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生命气质偏于忧郁、感伤与多愁的陈寅恪，当属前者。“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弥漫在陈寅恪心灵深处的是如此抑郁的情绪，为陈寅恪的一生定下了阴郁痛苦的基调。不过，陈寅恪在其生命灰暗的底色上也曾出现过欢欣的亮色。清代才女陈端生所写的弹词《再生缘》，令陈寅恪“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陈端生所塑造的孟丽君这一人物形象，陈寅恪认为“即其本身之写照”，于是在“闲同才女量身世”的过程中，陈寅恪把生命的激情，感怀身世的浩叹，全都倾泻在陈端生身上，于是一篇意虽为考据，但实则为借古抒情的文学评论诞生了。陈寅恪的生命得到了一次不羁的勃发，陈寅恪的情感也得到了一次恣意的宣泄。《论再生缘》作于1953年，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历史人物柳如是便紧随着陈端生步入了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柳如是，“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陈寅恪称赞她：淹通典籍，满纸奇文，格调高绝，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罕有其比。其平日所为，工吟善谑，往来飘忽。“雨雨风风能痛哭”，超世俗，轻生死。南都倾覆，三年间，柳如是“不言不笑”，不忘故国旧都，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然如此深明大意之才女，却“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从1954年到1964年，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废墟和残垣断壁间艰难的发掘和寻觅，写成了八十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如果说陈端生和柳如是是陈寅恪在他所建构的历史人生世界里获得的快乐和欢愉，那么几个曾走进陈寅恪现实人生世界里的女性在其晚年悲苦的人生旅途中带给他的欢欣和慰藉更令他难以忘怀。第一个女性当为时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冼玉清。这位“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立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的才女，与陈寅恪意气相投，“使陈寅恪在晚年固守文化道德，学人气节标准的凄苦旅途上，不是一个独行者。”陈寅恪曾在《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的诗里，这样称赞道：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于俗雷同。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如果冼玉清带给陈寅恪的是互为气类的心灵共鸣和精神上的温暖，那么黄萱的到来对陈寅恪事业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的黄萱，不仅令陈寅恪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花甲之年觅到了罕有的合作者，而且合作的过程也令孤寂的老人充满了愉快。在漫长的十三年中，陈寅恪完成了将近一百万字的著述，都是陈寅恪口述，黄萱笔记，如遇不太容易辨别的口音，则由陈寅恪不辞劳累在黑版上先将语句写出，再由黄萱抄下。精神的愉快使陈寅恪文思泉涌，因为有了黄萱，枯燥而乏味的学术文章却散发出绚丽的色彩和迷人的芬芳。1959年的一个醉人的春日，令陈寅恪枯寂的心灵如沐春风。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六位艺员一齐上门看望陈寅恪。除了团长傅祥麟外，其余五位皆是女性。年轻的名伶各自演唱了自己最拿手的好戏，使陈寅恪享受到了巨大的欢乐。陈寅恪十分珍视这难得的时刻，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令陈寅恪最不能忘怀的当数他们中间的新谷莺，有《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听新谷莺演秦香莲京剧》、《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莺谷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等不下十首吟咏新谷莺的诗篇为证。十年间，新谷莺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倾诉对象”，这除了他相濡以沫的爱妻唐筼外，新谷莺是唯一一人。京剧的魅力加上新谷莺那千娇百媚的演唱，令陈寅恪激赏不已。这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沉浸既久的饱学之士，当骤遇“黄莺曲里春声好”的新莺谷那演唱时散发出来的万种风情时，便有了“三月莺花酒尽欢”那在陈寅恪生命里难得的欢欣。说来惭愧，我没有读过陈寅恪的原著，与陈寅恪的第一次邂逅是在十多年前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当我惊喜地看到厚厚三册《柳如是别传》时，曾兴致勃勃地打开，然后又失望地放下。在当时的印象里，陈寅恪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学者，他那艰深难读的文字，曾令我望而怯步。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对陈寅恪的仰慕之情与日俱增，于是，在一个春雨绵绵的季节，我打开了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一个不随时俗，特立独行学者，一个柔肠百转，饱经忧患，忍辱偷生的老人，一个“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一个真实的陈寅恪在这时走进了我的心灵，令我浮躁的生活多了一分安祥，多了一些品咂，也令我的生命多了一些厚重，多了一份守望……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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