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终于说到孔子了，尽管以一千多字说孔子，似乎不敬。
孔子最杰出的地方，不在其头脑，而在其人格，不在其思想，而在其工作，不在其生，而在其死。
我脑子笨，当年初读《论语》，最常发生的一个想法，是“原来在这里”。——那么多名言，或成语，敢情都来自这本一万多字的小书。间断读了几遍，又想：“我到底在看什么？”后来又读几遍，才勉强看出点结构。
再看看孔子一生的事迹，难免惊讶于人的一辈子，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五经与孔子的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孔子曾整理旧籍，把学术从官中引入民间，使为天下公器，应无疑问。他不仅建立了一个学派，还几乎一手建立了一个阶层，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实际的管理者，无论是在行政还是在精神上。自然，我们不能说如无孔子便如何如何，但以一人之力，改造国家至如此程度，把个人的精神，施加到民族的精神之中，实在是空前绝后。
从反面说，孔子的影响有多大，其它思想的影响便有多小。孔子被放置的地位有多高，众人匍匐的姿势就有多低。当然，后来发生的事，与孔子是没有关系的。孔子既不曾用强力推广自己的学说，也不曾有如此主张，在他的时代，以及身后两三百年内，不同的学说，尚能充分竞争。儒学的胜利，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实现的，胜利的关键，在于人多。
其他学派，或者开创人缺少孔子那样的魅力，或者教义本身便使其无法招聚徒众，或太艰深而不利于中智之人修习，或离政治太远而吸引不到君主的注意，总之，一个个都败下来了。到了西汉中期，孔学后人遍天下，而至少有十种以上学派，只剩下个名号，连主张都不能确晓了，而名目也没能留下的，应该还有一批。
今人最感可惜的，是名辩之学的失传，因为这种学问，最有可能弥补孔学的缺陷。孔子学说，二言以蔽之，在个人为仁，在社会为礼，至于其它，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对灵魂与物理这两个方面上的问题或是不太关心，或是思未有成而不愿示诸弟子。他是那个时代最渊博的人，不过他又不主张渊博，甚至不满意自己的杂学太多。在他自己，只是兴趣的专注在此不在彼，在他身后，竟成全社会的缺陷，至有《礼记·王制》里的主张，“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当然，这些不能由他来负责。
《王制》里列的“四诛”，一条是奇技奇器，如鲁班之类，一条是左道旁学，如杨、墨、申、韩之类，一条和卜筮有关，还有一条是“言伪而辩，学非而博”等等，这里的“伪”或“非”，自然是以正统儒学为尺度了。《王制》描述的是儒家的理想国，而中国后来被改造得离它也不算很远。
孔子虽有所偏，毕竟是谦逊的。另一个谦逊的人是颜渊，他和孔子的交流，或有其它弟子所不曾与闻的。王阳明曾说“颜子没而圣学亡”。颜渊在《论语》中只是提问，很少发表意见，他的学术，已不可知，王阳明祭出颜渊，只是想和正统来抬杠。有一点王阳明可能是正确的，孔子的弟子，局面较孔子小得太多。特别是曾子一脉，继承了孔子的学术，而没有继承他的动机，他们在孔子这里饮水，而没有到孔子饮水的地方去饮水。
《新青年》时代，易白沙写过一篇《孔子平议》，在今天看来，有些激烈，对孔子的一些批评，也嫌挑剔。但他开头便说：“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自身，孔子未尝开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要之责？”孔子提倡的人格，是有道德自主权的，但后人把孔子置为至圣先师，与孔子的本意，相去已远了。
半开玩笑地，我以为孔子有三个遗憾，一是见南子而不谈恋爱，二是收曾子为徒，三是无友如己者。这些都和他的弟子有关，如果不是被一大群弟子监视着，谈谈恋爱，也未可知。孔子见老子，只是传说，无据可凭，而他的研究生（颜渊到底思想深度如何，不可知），便辟者多，多闻者寡。由此看来，招生工作，自古就是很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