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见棺材泪不流：《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
书名：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原著：（美）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JR.
原版日期：2010.2
翻译：乔江涛等译
出版日期：2010年4月1版4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书号：ISBN978-7-5086-1961-3/F.1921
定价：49
购买地点：360buy.com
购买时间：2011年7月1日
购价：31.8
阅读时间：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7月11日
读书笔记：
一直以为，长时间的系统性问题，所多人（包括值得尊重的前辈们）都有责任的。就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房贷、次贷只是导火索；祸根早已种下。网泡、911后低利率、住房政策、监管松懈、甚至1999恢复混业经营，都是“现象级”原因。根本，感觉还是美国从政府到民间长期负债（赤字）经济模式的活法儿。家大业大，花钱地方太多，积蓄花没了，就去借，借不到就“金融创新”（信用透支）后再借…恶性循环，最后所有人都陷在其中（很安乐、很上瘾），麻木了。
这个问题（美债危机），甭说宋鸿兵，查尔斯·R·莫里斯…远在1985美国从最大债权国变最大债务国时，麻省勒斯特·斯罗、国内何新等，早“预言”过了（《东方的复兴》，1990-1991）。“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只要是狼，早晚得来。
世上聪明人多了，美国更是无数（太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这些人才都没看出问题（暂不论其特有的华盛顿-华尔街-学院学术腐败，美国记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 2010》）？我不信。感觉还是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时机把握。一句话，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认识问题一码事，解决是另一码事。如此，危机也是好事，要不咋让平时说三道四的主儿闭嘴呢？
如“两房”问题，布什政府早看丫不顺眼（靠国会议员打着国家利益旗号暗中相互勾结支撑、长期存在、管不了、惹不起、吃着政府支持却不听招呼的“准国企”），保尔森2006年6月就想解决（P50杠杆太大、监管又太松——不是太松，是没有外加放纵——的大型金融机构），但国会掣肘、没法儿下笊篱（“两房在国会山拥有强大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有雇佣而且养肥华盛顿那帮新老政客的悠久历史”），直到2008危机爆发。
对待这么麻烦的突发事件，指责、分清责任着什么急？得先解决眼前问题。保尔森这本书，简直就是份工作日志，实用性很强（当然，别再用到了）。主要招数，如反复增加流动性、信心喊话、肢解问题、空间换时间、经济问题政治解决…不过说实在的，感觉也就这些招儿了。但我看，不彻底改变美国赤字、债务经济体系和加强政府权限，这些招儿早晚失效——得，又绕回能不能下决心、有勇气解决问题的老话儿上来了。
书中细节，验证不少之前判断。如中美史无前例的互信、沟通。如：
——2006保尔森还在对是否出任财长一事犹豫，周小川居然得知消息，跑去劝其出任（保尔森在高盛时与中方建立了长期互信和私谊）——这真是“关系”啊“关系”。
——中美战略对话。两个非结盟国家，每年这么多部长集体碰面…还是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2008北京奥运，保尔森全家来休假，即使爬长城脑袋碰出血、听说俄国忽悠中国抛美债，也没提前回国（P140）——估计也就老美能如此放得下。
——2008中国没听俄国忽悠、抛售两房债券（世上可能只有俄国人才会、才敢、才愿冒这种会让大家一块儿死的险；说真的，我一直就认为，如美苏大战，苏联真敢先扔原子弹，不管啥世界末不末日的）；而选择判断美政府肯定会出手救助。善？傻？赌对了？走运？我看都不是，中美可能另有高层沟通秘道——且连保尔森都不知道或这家伙没说（P141中国人已经拒绝了这一居心叵测的计划，但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我一直到回到美国后才将这一消息通知总统（担心电话被窃听）。）
说到这，还得说，这事儿老美挺局气。严格意义上美政府不用担保两房债，至少可利用法律上的免责底牌，迫债权人让步，但它没这么做——也不敢。对比1999王岐山同学在香港广信债务重组时的“赖皮”，老美这回“厚道”多了。当然，形势比人强，它也真没辙了。
——两房问题解决后，保尔森分别给周小川和王岐山两位中国官员打电话（P16），而另外的大户，俄国和日本…趁人之危和“抄底”，遭狠。美国人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心眼也蛮小的，记仇。
——两房问题解决后，王岐山提醒保尔森（P16）“我知道你认为这可能会解决问题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一切也许还没有结束”；对此保尔森还认为不过是“话虽如此”，结果第二天，雷曼就开始崩溃了。
——据说，保尔森青年时代就有投身于公职的理想。胡祖六曾送过他一幅描绘中国岳阳楼的国画，上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保尔森知其题意后，把原本在财长办公室的一幅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名画取下，送回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而把这幅中国国画挂在他的办公室中央。
…
当然，中国也回报了，汇率、续购美债…说“中美共治”，过了，但中美多沟通，总是好的。
另外，书中对美国政府的角色说明。美政府对国内事务影响，没中国这么“强”，它就是个临时机构，更关心维护民主和法律秩序，而非主动去解决问题（美国人更愿通过国会、社会、市场、媒体、法律等解决问题；不愿政府有权力），利弊，仁者见仁吧。反正危机期间和之后，保尔森一直抱怨政府权限不够（危机最严重时，国会山两党依旧吵得不可开交，恨得保尔不得不开玩笑似的向议长下跪，敦促提高效率）。1992保尔森见江泽民，江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保尔森惊了，“我不知道美国的政治领袖能不能像这位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一张资产负债表作出如此简明清晰的总结。”——靠，美国政客什么素质啊？尤其国会，他们很多人才是豢养“两房”问题越来越大的罪魁。这些人掌权，不出事，难！可怜的小布，替罪羊了（保尔森认为乔治·布什P36是一个迷人、直率而且做事非常投入的人、P42总统的行事风格展露无遗。他让现场保持着一种不拘礼节、轻快活泼但又有条不紊的氛围，按部就班地推进议程，无关的闲谈少之又少。有些人声称乔治·W·布什作为总统太缺乏好奇心，而且不爱接纳不同意见。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评价真是谬之远矣。他鼓励争论，把握问题的速度相当快。他爱提问，在听到清晰的解释之前绝不罢休。）。
又比如美国财政部，保尔森2006年上任时，缺人严重（监管范围自然不够）、用70年代的电脑、连对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及美元崩溃进行模拟测试都不敢——担心消息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这样的部门，要不是保尔森等人领导，危机期间还不知道咋样呢。
放眼放去，眼下地球村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看谁负债发展而又不倒下的过程，除非能说服人民降低物欲。要不然，就得北京话——“玩儿呗”——尤其是不玩自己的命、而是让反正见不着面儿的子子孙孙埋单时。
书摘：
保尔森成长、性格、历程与经验：
背景 | P22 父亲喜欢说，真正的快乐不会来自别人给你的东西或是易于得到的东西，而是来自努力工作的过程和做成事情的结果。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如果你清理草坪清理得不好，就必须重新来过。 其家庭长期支持共和党、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哈佛商学院毕业、妻子支持民主党（希拉里同学）。 |
1971 | 国防部，研究部门（跟踪承包商承揽项目进展） |
1972 | 国内事务委员会，为尼克松政府服务 P25永远不要仅因老板命令就去做一件他们明知道是错误的事情。 |
1974 | 高盛投资银行服务部门（研究金融领域，负责客户关系管理） P27 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同样重要。 P28 过去，只要做一个聪明和勤奋的人就够了…现在，我还不得不说服其他人让人信任我 P28-29 有关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故事 |
1992 | 见江泽民时，江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时： P29“我不知道美国的政治领袖能不能像这位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一张资产负债表作出如此简明清晰的总结。” |
1994 | 高盛一度业务不佳，使其对“流动性”认识深刻。 |
1998 | 俄罗斯债务危机致高盛推迟IPO。此次危机导致金融系统濒临崩溃（“市场开始失灵，曾经极具流动性的证券突然之间变得无人问津”），最终，“在美联储的敦促下，整个投资银行行业联合起来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 |
1999 | 保尔森出任高盛CEO，IPO。 P31 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努力维持“团结、坦率的企业文化”。保尔森后期奖金，完全以股票形式发放而且能不卖就不卖——将利益与股东统一在一起。 |
2002 | 被别人看成一个改革者，至少也是一个有德之人。 P32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美国企业遭受公众这样严格的审查，而且冒昧地说一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有应得。”…“你们必须记住：没有一个人喜欢投资银行家。当你买了一栋15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
2006 | P34…（4.20）我飞往华盛顿参加了为胡锦涛主席举行的欢迎午宴。午宴之前，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要求私下与我谈谈，于是我们找到了一间没人监听也没有记录人员的屋子。 “我认为你应该出任财政部长。”他说。 “我不会这么做，”我简单地说，并没有谈起细节。我对他的消息之灵通甚感惊讶。 “我想你会遗憾的，”周小川回答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
7.10正式就任美国财长 P36 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 | |
2007 | P49没人会说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总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别人，告诉他们我认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 |
2008 | P3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我喜欢与人坦诚相见。但我知道，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我们必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不能给它们喘息的空间。 |
入主财政部-危机正式到来前
2006 | |
时局 | P41 经济前景非常乐观…（但）在宏观层面，美国正在应对两场战争，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飓风所造成的损失正在节节攀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这种尴尬的局面究其根本是全球金融系统不平衡的结果…为了支持史无前例的消费支出并弥补低储蓄率，美国向海外过度举债，而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产油国）则向美国输出资本，不经意间助长了我们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短期来看，它们送回来的美元养肥了华尔街，扩大了税收，但长期内，这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并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危害…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连续多年不出现严重的市场动荡是很少见的，而信贷泛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太长时间，人们并没有对一场系统性的动荡作好准备。 |
作为 | 8.18（戴维营会议）P42-44我发言的主题是危机的防范。我解释说，从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到油价震荡，再到大银行的倒闭或美元的剧烈贬值，我们需要作好应对一切危机的准备…我总结说，“…我们的金融系统渗透进了一种巨大的杠杆水平——和巨大的风险。”…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尴尬——毕竟，我们就是始作俑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总统对于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的那种为人诟病的傲慢自大和招摇做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但很明显的是，这届政府从未关注过这些领域的问题…我的警惕性是正确的，但我也误读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大灾难的原因和规模。特别是，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房市或房贷中存在的问题。 |
P45我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我试图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和风格，不同于大多数政府组织的那种中规中矩的感觉。我坚持让别人称呼我汉克，而不是传统上的“部长先生”。我回电话的速度很快，特别注意走出办公室与人直面交流…我相信，面对面的沟通能帮助我们避免错误，提高士气…我决心要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有所作为。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人们对财政部的信任，这需要与布什总统建立紧密的关系，并让所有人明白我就是他的头号经济顾问。也要让总统明白，尽管我在私下里一定会直抒己见，但在公开场合，我会一直与他站在一起。 | |
P47 我让蒂姆·盖特纳加入了我们的核心团队…还邀请约翰·杜根参加会议，因为货币监理署作为最大型银行的监管单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
P47（财政部监管范围、权限不够）…计划对一家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以及美元的崩溃进行模拟，但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消息会泄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 | |
P48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 |
国会 | P49-50 没人会说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总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别人，告诉他们我认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我会聆听任何人的好点子，然后采纳最好的方案。虽然这种风格对我管理企业行之有效，但我发现，在华盛顿做一个决策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特别是在国会山…当你与国会打交道，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还是小，都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一说。坦率地说，除非出现危机，否则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难的变革，而这让阻止一场危机变得异常艰难。与立法者们有效地合作是身为财政部长的一大要务，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差事会让人头疼，我还是低估了它让人头疼的程度。 |
危机期间
2007 | |
长期 隐忧 | P59…爆发于2007年8月的这场危机实际上蓄势已久。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分析师们所说的“不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制造了大规模、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简言之，我们是在以一种入不敷出的方式生活着——靠的是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美国经济的危险被一种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了，这种繁荣部分上是由低利率创造的，而正是这种低利率帮助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房市泡沫的源头是次级信贷的膨胀，信用等级较差（或者说“次级”）的借款人获得了更多的贷款，将房屋拥有率推高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水平…长期以来，鼓励高房屋拥有率一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根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是如此。人们普遍相信，拥有房屋有助于人们创造财富，能够稳定社区，创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 |
（无论是保尔森还是伯南克，都低估了次贷问题）P61今天来看，我可以扇自己一个耳光。我们真是大错特错…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那些住房抵押贷款的恶劣质量，而且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次级房贷领域。2005-2007年间的次级浮动利率住宅抵押贷款（ARMs）的违约率远高于以往任何时候。ARMs的规模占次贷总量的一半，占全部住宅抵押贷款的65%，但它们在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案例中占据50%。更糟糕的是，问题爆发的速度也比过去快得多。有些时候，借款人连第一期还款都还不上…有一件事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后来却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教训：那就是住宅抵押贷款的产生和销售方式的变化在当今的新型金融系统中已经令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受到的潜在威胁急剧放大。它将这些企业、整个金融系统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置于了可怕的危险境地。 这些变化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的。传统上，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和商业银行是住宅抵押贷款的放贷人，它们将每一笔贷款都保留在账上，直到它们被偿清或到期。它们会严密监控这些资产的信用风险，它们赚取的是这些贷款的利息收入和资金（一般都是短期性资金）成本之间的息差。 但这种“发起并持有”的模式随着证券化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证券化是由美国政府国家抵押贷款协会（US 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Association）于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一种金融技术，允许贷款人将一笔笔个别贷款打包组合为一整个贷款篮子，形成一种证券，然后对外出售这种证券的权益。一种新的“发起并分销”模式使银行和专业化贷款机构得以将房贷证券出售给各种各样不同的买家，可能是其他银行，也可能是像养老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 证券化在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扩展到了像信用卡应收款和车贷这样的其他资产类型。到2006年末，住宅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总余额已经从2002年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了66万亿美元。 理论上说，这完全是件好事。银行可以通过打包出售贷款资产而赚取费用，如果它们仍想保留房贷资产，它们可以自行持有房贷，或通过购买其他人发行的MBS来实现房贷资产的地域分散化。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可以购买那些现金流和风险特征符合它们的特定要求的证券化产品。这些从美国银行流向世界各地投资者的证券化产品扮演了一个缓冲器的角色，因为它们将风险分散到了银行系统之外。但这种模式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这些结构性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就连老练的投资者们都难以理解，市场变得晦暗不清了。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obligations），或者说CDOs，将住宅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工具分割为越来越稀奇古怪的不同成分，或曰“层级”（tranches），不同层级的偿付方式和风险特征各不相同。没过多久，金融工程师们又创造出了CDOs的CDOs——又称CDOs平方（CDOssquared）。 投资者们没有能力像传统贷款机构那样对这些证券背后的那些贷款的信用质量作出评估，只好依赖于评级机构来对这些结构性的产品作出评级——而这些评级机构只会作整体的统计学分析，而不是详细地研究每一个借款人。由于投资者们一般来说喜欢评级较高的证券，CDOs的设计者们有时候会求助于那些所谓的债券保险公司（monoline insurancecompanies），由它们为这些CDOs产品的信用度作出有偿担保，而这些产品有很多正是由次级贷款组合而成的。为了寻求保障，精明的投资者们往往还会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财大气粗的金融企业那里为他们所持有的CDOs和其他抵押贷款支持类产品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随着金融企业争先恐后地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喂养它们的赚钱机器，贷款的标准大大降低了。拼命放贷的冲动，再加上借贷双方之间那种传统审慎关系的断绝，成了致命的陷阱。从选择性浮动利率抵押贷款（option adjustable-ratemortgages）到“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贷款（即所谓“忍者”贷款），问题重重的新贷款产品层出不穷。在2006年末，所有新增住宅抵押贷款中有20%属于次级；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0%。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系统杠杆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许多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而规避法定资本限制的行为又是火上浇油。过分使用杠杆几乎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 这种杠杆并非仅限于与住宅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全面的金融泡沫之中。银行和投行正在为规模空前的杠杆收购交易提供资金，贷款条件也越来越宽松。“低门槛”（covenant-lite）贷款也出现了，银行放松了条款限制，就为了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这一类借款人拥有更大的还款灵活性。 | |
美国内外，坏消息接踵而至。惊慌失措的投资者们开始躲避特定种类的房贷类证券，导致流动性干涸，给各类投资工具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已经变得臭名昭著的所谓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vehicle），或曰SIVs。为了便于开展房贷或其他业务，同时将资本金要求最小化，有许多银行设立了SIVs，因为SIVs的资产可以不必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机构在短期资金市场大举借债，用以购买CDOs之类的一般来说期限更长、评级较高的结构性债务类证券。在融资过程中，这些SIVs通常会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出售给银行系统之外的投资者。这种票据由SIVs所持有的资产作为担保，尽管SIVs常常被设计为独立实体，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列，但为了让这些所谓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的买家们放心，某些SIVs仍然与银行保持着潜在的信用支持关系。 用短期借款来投资于像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的做法向来就是灾难的导火索，正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一样。但到2007年的时候，数十家SIVs所持有的资产已达4000亿美元左右，都是用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于无形的短期资金购买的。而且，这些资金也确实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投资者们拒绝再延展贷款，即使这些贷款看似有足额的资产担保。像花旗这样的躲在SIVs背后的银行现在遭了殃，恰恰就在它们疲于应对流动性枯竭的危局之时，它们又遭受了资本耗竭的沉重压力。 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并非只有SIVs。其他一些投资于债券产品的机构也依赖于这个市场——比如许多缺乏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零售存款来源的专业性房贷机构。它们都是一种所谓影子银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成长相当快，而且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到2007年，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余额已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 这些票据发行人在养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之中找到了许多心甘情愿的买家，因为这些机构都急于赚取比美国国债这一类最安全的产品稍稍高一点的收益率。但是，当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垮台，而且房贷类证券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ABCP背后的支持资产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安全。投资者们停止了购买，这对那些拥有长期低流动性证券的投资基金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 | |
P84-85在市场压力之下，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加脆弱。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但1929年的大崩盘改变了这一点。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通过控制投机行为和利益冲突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禁止储蓄机构从事当时被视做高风险业务的证券承销业务。此后的许多年中，更为保守的商业银行做的是储蓄和贷款业务，而更具冒险性的投资银行以证券的承销、销售和交易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直到国会于1999年重新允许两者自由涉猎对方的业务。一股并购浪潮由此掀起，在2008年抢尽镜头的这些巨型的金融服务企业随之诞生。 但监管并没有跟上时事变化的步伐。监管主体太过分散，而且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权力。这正是财政部力求设计一个新的监管结构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的安全保障要强于投资银行：当碰到了麻烦，商业银行可以求助于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即使这不成功，政府也可能介入，接管银行，把它置于破产管理之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掌握银行资产的控制权，承担银行的债务，循序渐进地停业清算或将银行卖掉，保护整个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尽管杠杆水平极高的投资银行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而且遵循着比商业银行更为严格的会计标准，但政府在一家投资银行要倒闭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倒闭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美联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投资银行借以融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不是个贷款机构，无法激发市场的信心。在大型、全球型、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某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就可能引发一场惊天浩劫。 | |
P87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离不开借贷——离不开它们的债权人的责任。如果债权人开始担心一家银行的偿债能力，它们会拒绝贷款，或索求更多的担保品。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这样做，金融市场将会瘫痪，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将没有任何信贷可用。经济活动将会紧缩，甚至崩溃。 近年来，银行的借款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资本充足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杠杆水平水涨船高的这些借贷行为有很多是通过回购协议完成的。在回购市场中，银行可以向交易伙伴出售证券以换取现金，并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同样的价格将证券买回，并支付这段时间的利息。 许多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联邦政府承保的零售存款，可以部分上解决它们的融资需求，但投资银行却更加依赖于回购这一类的融资手段。经纪商们也会使用回购协议来融资建立国债、联邦政府机构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各类产品的仓位。金融机构既可以相互之间直接安排回购协议，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媒介，这些媒介扮演的是管理人和借出证券托管人的角色。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这两家银行是这种三方回购业务的龙头。 这个市场已经变得无比庞大——单是三方回购市场在巅峰时期就达到了近275万亿美元的规模。大多数资金都是隔夜拆借的。这意味着那些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比复杂而且往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但依靠的却是有可能在一瞬间撤走的资金。 在2007年之前的好时光中，这在大多数银行家的眼中似乎都不是个问题。回购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市场。从技术上说无非就是证券的买卖交易，与抵押贷款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回购市场一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领域，直到形势恶化，市场参与者对担保品或是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了信心——或是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不管有没有担保，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有可能在第二天就消失的公司做交易。但拒绝与一家公司做生意本身就能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贝尔斯登的失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它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贝尔斯登还有成百上千的交易伙伴——也就是借给它钱或是与它交易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是其他证券的那些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银行、经纪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还是州、城市和大企业的养老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无数交易伙伴。如果贝尔斯登有麻烦，所有这些交易伙伴都将争先恐后地回收它们的贷款或是担保品。为了满足支付要求，首先是贝尔斯登，接下来是其他公司，统统都会被迫在任何可能抛售的市场上抛售任何可能抛售的东西——这会压低资产价格，导致更多损失，引发更多的对补充保证金或担保品的要求。 已经开始从贝尔斯登回撤资金的那些公司只不过是想率先脱身。这也正是最近的那些银行挤兑事件的起因。 投资银行明白，一旦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任何疑问，债主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如此重要的原因。在高盛公司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流动性状况非常关心。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流动性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头现金加上可以迅速变卖的无负担资产”。我们关心的是，在最不利的状况下，有多少钱有可能在一天内消失；如果每一个有权回收资金的人都这么做，我们会短缺多少资金，我们如何才能应对我们的债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纽约银行留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我们永远也不会投出或借出的债券。在我担任高盛CEO的那个时候，单是这样的现金储备就积累了600亿美元。有了这样的缓冲余地，我才能安然入睡。 | |
P113贝尔斯登在3月份的覆灭凸显了美国金融系统监管架构中的许多缺陷。多年以来,银行、投资银行、储蓄机构和保险公司等诸多种类的活跃于市场中的金融机构都开始彼此渗透,涉足对方的领域。它们所设计和出售的产品变得无以复加地复杂,而且大型金融机构之间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被复杂的信用安排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而围绕传统产业界限而设计的监管架构并没有跟上市场演变的节奏。结果,美国拥有的仅仅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联邦和州的监管者拼凑而成的足足落后75年的监管系统。这个系统对大萧条时期的世界来说或许是有效的,但它也带来了监管者之间的负面竞争、某些地区的重复浪费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监管真空。 | |
预感 | 2007年6月26日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有诸多华尔街大银行首脑参加的晚宴。所有人都对市场中的过度冒险行为表示担忧，也都惊诧于证券承销标准的降低。银行家们对他们在竞争压力下被迫推出的低门槛贷款和过桥贷款牢骚满腹…花旗集团CEO查克·普林斯（ChuckPrince）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监管者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来阻止某些过分冒险的行为。实际上他问的是：“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来约束我们不要冒这些风险吗？”那之后不久，普林斯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音乐还没停，你就要站起来继续跳舞。” |
前奏2007 | 到2006年第四季度，房市开始回落。美国次级房贷的违约率直线上升，引发了一波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大潮，也令次贷放贷人损失惨重。2007年2月7日，世界第三大银行，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集团宣布为其持有的美国次贷产品计提106亿美元的坏账准备…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贷放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倒闭…两星期之后，美国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承认，它的2170亿美元的贷款资产中有95%是次级贷款，2007年一季度的利润同比下降21%。 |
7月末 | …在好时光中，杠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形势变坏的时候，杠杆也很容易将损失放大。随着房价的下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成了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因为它们对房贷类证券的杠杆投资损失惨重。到7月末，两只基金均已覆灭。 |
7月末 | 德国的一家专注于向中型工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德国工业银行（IKB DeutscheIndustriebank）所设立的一个SIV无力再延展它的商业票据时，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德国政府出手干预，组织了一次由银行牵头的达35亿欧元（48亿美元）的救援行动。当我们发现以LIBOR为基础的融资市场日渐收紧，我们开始怀疑欧洲银行的境况是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良好。 |
8.6 | 随着一家中型房贷机构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 InvestmentCorporation）因无力卖掉它的商业票据而申请破产，世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当房贷类票据急剧贬值（ABX指数中的这个3A级部分在7月末已经贬值到了面值的45%），当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再也找不到买家，证券化业务慢慢萎缩，就在同一时间，银行也开始彼此惜贷，推高了LIBOR贷款利率。 部分问题出在这些影子银行市场的特征上：无论是SIV、CDO还是CDO平方，透明度的缺乏使投资者们很难判断这些产品的价值。SIV所持有的4000亿美元的资产或许只有1/3与房贷有关，但投资者们根本没法知道他们所投资的那个SIV到底拥有些什么样的资产。 正如鲍勃·斯蒂尔的那句精辟的评价，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同理，投资者们会躲避一切他们认为已经中了房贷票据之毒的东西。从实务角度上说，这意味着就连那些非常可靠的借款人（比如匹兹堡儿童医院或是新泽西收费公路管理局）也会发现它们往常的融资渠道已经断绝。 |
8.9 来临 | P57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于2007年8月9日骤然降临。它源自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 |
应对： 增加流动性 | （欧洲先出事了）巴黎银行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为此，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它将以4%的官方利率向欧洲的银行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几个小时内，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令人震惊的948亿欧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之后的贷款还要多…当天上午，美联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各家银行提供了240亿美元的贷款；星期五，美联储再度追加注资380亿美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借出了又一个610亿欧元，也就是834亿美元。 |
8.15 坏事一波接一波 | 不管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做何努力，市场一直在无情地愈收愈紧。8月15日，美国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国民金融公司（Country wide FinancialCorporation）也陷入了麻烦（美国银行将于2008年1月同意买下国民金融公司。） |
8.17应对：再增流动性 | 面对市场的困境，美联储将贴现率…降至5.75%...还宣布将银行借款期限的上限调整为30天，而不是通常的1天，直到美联储认为市场流动性已经改善。 |
8.21 恐慌 | 投资者们对那些令他们紧张的产品避之唯恐不及…并开始购入中长期美国国债——地球上最安全的产品。这种典型的“逃向安全资产”（flight-to-quality）的现象几乎导致8月21日的4星期短期国债产品遭遇流拍，因为对政府债券的庞大需求令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变得太过令人迷惑，乃至于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损失而停止了竞价，真可谓是一种讽刺。由于这次拍卖的竞标者太少，收益率暴涨，尽管实际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不得不向全球投资者们保证，问题的起因是需求量过大，而不是需求不足。最终，财政部以4.75%的贴现率卖掉了320亿美元的4星期国债，足足比前一日的收盘收益率高了接近2个百分点。 |
9月末 | 9月中旬，英国房贷机构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向英格兰银行寻求紧急救援，激发了挤兑风潮。…“评级机构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很难说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他们。”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萨科齐的正确之处：他意识到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知道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安抚大众。而且，评级机构确实需要改革。 |
10.10 挽救 房奴 | …服务商们无法应付大批借款人重组贷款的要求。另外，证券化机制也阻碍了房贷的及时重组：因为房主们不再是与一个单一的贷款人打交道。他们的借款已经被切成一个个碎片，分别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令重组程序难上加难。 10月10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财政部公布了尼尔的工作成果：希望联盟（HOPE NowAlliance）宣告成立，旨在向困境中的借款人伸出援助之手，鼓励他们与顾问和贷款服务商们合作解决问题。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从未有人尝试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计划并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资助。 当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菲尔·斯瓦戈详细审查了贷款的情况，他发现贷款本身往往并不是丧失房屋赎回权的唯一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有太多的借款人并不是拿到了错误的房贷，而是住进了错误的房子。” |
10-11月 危机深化 | 美林是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大银行。10月24日，美林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季度亏损——23亿美元…接下来是花旗银行。11月4日，花旗宣布继上个月的59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之后，本月可能再度面临11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11月5日，惠誉评级（FitchRatings）宣布公司正在审查3A级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心由这些公司承保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证券（有许多以住宅抵押贷款为支持）会遭遇一波降级风潮。 |
自救 | 许多银行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10月份，贝尔斯登与中国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达成了协议，约定两家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10亿美元。这将令中信证券掌握贝尔斯登6%的权益，并赋予它继续增持39%的期权。12月份，摩根士丹利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9.9%的权益，美林则宣布向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股权，外加追加购买6亿美元股票的期权。 |
11.17-18国际合作 | 南非开普敦，G20峰会。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
人民币 汇率 | 周小川现在告诉我，鉴于美国市场的混乱，中国不打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开放资本市场。但周告诉我，他坚信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将有所进展。 人们普遍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归因于它的货币政策，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缺乏储蓄，正是这一点最终转化为我们庞大的进口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同步，其他一些贸易伙伴，特别是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也开始抱怨日益膨胀的贸易失衡。我再一次提出了我经常提出的观点：一种反映市场现实的货币是中国延续经济改革和进步的关键。这将缓解中国日渐增大的通胀压力，刺激国内市场的发展并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性。 她（吴仪）对这一问题没再多说什么，但我已经知道，我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到华盛顿。我们在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以及打击非法采伐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我目睹人民币一路从2007年12月的1美元兑7.43元升值到了2008年7月中旬的6.81元。中国的突然转变不仅对中国有益，也有助于遏制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
12.6 | 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将在2008和2009年重设利率的次级贷款之中有多达2/3可以通过再融资或重组的方式快捷地转化为借款人负担得起的新贷款…布什总统也公布了一个计划，宣布将那些有条件留住房子的房主的贷款利率冻结5年。 |
11.15 | 面对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美联储在11月15日向银行系统注入了4725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这是美联储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笔类似注资。 |
12.11 | 12月11日，美联储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分别降至4.75%和4.25%。12日，美联储宣布已经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了2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swaplines），目的是提高海外信贷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
这些对金融系统有帮助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整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当白宫在感恩节之后第一次开始考虑税收刺激计划，我是反对这一想法的。对我来说，这样的刺激计划就如同往天空中撒钱，是一种漫无目的而又目光短浅的做法。但到2007年1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经济很明显已经走投无路了。 | |
2008 | |
1.18 | 布什总统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1%，或者说1500亿美元左右，目的是用一次性的退税和旨在鼓励企业购买设备的减税政策来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 |
1月末 | 美联储开始大举降息。到2008年1月末，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中旬时的5.25%砍到了3%。 |
2.17 |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宣布英国政府将把北岩银行国有化。信贷危机已经将这个大型房贷机构推向了破产边缘。 |
3.13 | 一旦流动性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就会瞬间蒸发。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
P88已经开始从贝尔斯登回撤资金的那些公司只不过是想率先脱身。这也正是最近的那些银行挤兑事件的起因。 投资银行明白，一旦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任何疑问，债主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如此重要的原因。在高盛公司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流动性状况非常关心。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流动性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头现金加上可以迅速变卖的无负担资产”。我们关心的是，在最不利的状况下，有多少钱有可能在一天内消失；如果每一个有权回收资金的人都这么做，我们会短缺多少资金，我们如何才能应对我们的债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纽约银行留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我们永远也不会投出或借出的债券。在我担任高盛CEO的那个时候，单是这样的现金储备就积累了600亿美元。有了这样的缓冲余地，我才能安然入睡。 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了2亿美元左右。它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撤资要求。 | |
3.14 | 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贝尔斯登一旦覆灭会怎么样。回想1990年的时候，垃圾债券巨头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Lambert）的覆灭并没有拖垮市场，但那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脆弱，那时候的金融机构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候的交易伙伴也更容易辨识。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市场会去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然后是再下一个，而整个系统都将蒙上巨大的风险。 |
3.16 误判 | “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很有实力，”我强调说，“我们的市场富有生命力，非常灵活。我很有信心我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 |
P105-106股票置换的关键在于价格…但本·伯南克说：“何必这么在意，汉克？8美元和10美元又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的是确定性。” 我意识到他是对的。对一家被政府救了一条命的公司来说，让股东们获得太高的报酬确实会开创一个不恰当的先例，但我知道，完成这笔交易是至关重要的。贝尔斯登的状况在过去的一周里不断恶化，已经构成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威胁。 关于贝尔斯登的这个惊魂周末，我已经读遍了所有当时的报纸报道和近期出版的相关书籍。但其中没有一个真正把握住了我们与时间赛跑的那种紧迫性，也没有一个真正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事实：能有摩根大通这样一个买家，而且能让它同意在交易结束之前通过担保贝尔斯登的交易负债来保护公司的经济价值，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卖掉贝尔斯登，因为政府无权直接向一家投资银行注资来确保它的偿付能力。由于我们只有一个买家，而且尽职调查的时间寥寥无几，我们没有什么谈判优势。在整个过程中，市场始终在试探我们的底牌。客户和交易伙伴准备逃离；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贝尔斯登将要土崩瓦解。而且，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杰米·戴蒙捡了个大便宜，但贝尔斯登的交易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了变数。 | |
8.7-8.15 | P141保尔森全家北京奥运。期间听说俄国忽悠中国抛美债。 “中国人已经拒绝了这一居心叵测的计划，但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我一直到回到美国后才将这一消息通知总统（担心电话被窃听）。” |
8.11 | 标普降级两房 |
9.4 | P6 相对根深蒂固的“两房”，美国（每一届）政府，反而显得更像个临时机构；它对这些“势力”（靠国会议员打着国家利益旗号暗中相互勾结支撑、长期存在、管不了惹不起、吃着政府支持却不听招呼的“准国企”）深恶痛绝，早憋着劲除之而后快了。 |
9.6 | P148 接管两房 |
9.8 | P154 韩国购买雷曼失败、连GE都卖不出票据了 |
9.12 | P167 AIG又出问题了 |
9.14 | P187 “英国人耍了我们”（根本就没真想救助雷曼） |
P189我请她为我祈祷，也为美国祈祷，帮助我克服这股突然来袭的恐惧。她立刻引用了《提摩太书》第2章第1∶7小节的话——“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恐惧的精神，而是力量、爱和健康思想的精神。” | |
P191 美国银行拟以5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林 | |
9.16 | P202 AIG的无能石破天惊。 |
跟雷曼兄弟不同,美联储觉得它可以贷款帮助AIG，因为我们在处理流动资产而不是资本问题。 | |
P208 （货币市场基金）恐慌开始大范围扩散。戴夫?麦考密克和肯?威尔逊告诉我,他们从内部人士那里听到,几家中国的银行在大幅收回在货币市场基金上的投资。他们还听说,中国方面在收回有担保的隔夜拆借,缩短持有房利美和房地美期限,这些似乎表明,他们已经慌不择路,在杀鸡取卵。我让戴夫追查这投资的流言,尽快向我报告。 | |
P213 希望为摩根史丹利找到买家。“中国人希望从你这里听到安慰和鼓励” | |
9.17 | P214 卖空交易的争执是又一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在被迫信奉违逆一生的信仰。卖空交易是价格发现和透明的一个关键要素。…过去我一直把禁止卖空交易比作焚书坑儒，现在我认识到，卖空交易是个大问题。我得出结论，即便当机立断的禁止会引发各种预料之外的后果，也不会比眼下的局面更糟糕。 |
9.19 | P230 提7000亿救助方案 |
9.20 | P235王岐山对约翰?麦克和他领导的摩根士丹利评价颇高。他知道,中投公司正在考虑增加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我说,我们求之不得。他对此反应冷淡,并说担心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我知道中投公司目前持有的摩根士丹利股票损失惨重，这成了中国内部巨大分歧的焦点问题。我告诉他,美国政府认为摩根士丹利事关金融系统的安危。可是他语气平淡,毫无热情,我只好丢开这个话题――中国已经购买和持有了大量美国国债和两房机构债(GsE),给予了美国有力的支持。如果摩根士丹利的交易有可能达成,他会发出信号的。 后来我给白宫的史蒂夫?哈德利打电话,告诉他我认为中国不会继续投资摩根士丹利,没必要让布什总统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了。我第二天找到约翰,告诉他中国方面对增持目标上的股份似乎没兴趣,他并不感到意外。 |
9.21 | P238 美联储宣布批准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变成银行控股公司的申请。我所了解的华尔街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
9.25 | P257 国会救援计划…我作了一个轻率的尝试，我走到佩洛西身边屈起双膝，向这位众议院议长的圣坛跪拜…我们都需要团结 |
9.29 | 不见棺材不落泪两党妥协7000亿救助计划（3500+3500） |
10.8 | P293欧洲的经济对银行系统有不成比例的严重依赖：欧洲银行的资产规模是欧元区GDP的3倍还多，而美国银行的资产只是与美国的GDP大致相当。 |
10.16 | P321 AIG高管在接受救助后豪华度假，媒体披露，舆论哗然。 |
10.25 | P327…大约40%的消费贷款被打包并且作为证券出售，但是现在这个市场近乎瘫痪，这令美国家庭使用信用卡购买汽车、支付学费，甚至购买一台电视机都变得极为困难。 |
11.21 | “我们可以整天抨击花旗，”我跟我的团队说，“可是你们知道吗？如果它倒闭了，那是我们的错。我们必须帮助它，如果我们不管，埋单的将是美国人民。” |
12.2 | P363 12月2号下午，我出发前往北京，最后一次以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胡锦涛主席强调了战略经济对话在加强中美关系上作出的重要贡献，他盛情邀请我在卸任后不久再来中国。按照惯例，胡主席和我随后又进行了私人会谈，我在会谈中向他保证，我们两国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好，并建议他不要在货币和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的利益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而回归保护主义则会遭受最惨重的损失。”我说。 “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进度没有你期望的那么快。”胡锦涛主席说，“不过我们不会犹豫不前，我们会继续加大改革和开放的力度。” |
2009 | |
1.12 不然怎样 | 布什总统正式向国会要求提供第二个3500亿美元的资金。1月15日，参议员投票把这笔资金给予当选总统。 |
1.16 | 1月16日，星期五，是我在财政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经验教训：
我在2006年7月就任财政部长时，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大金融机构倒闭，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新鲜了。我曾亲眼见证过剧烈的市场动荡，也见证了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德崇证券、所罗门兄弟公司以及其他银行崩溃或近于崩溃。除了储蓄和贷款机构崩溃之外，这些瓦解一般都集中在单个金融机构，比如1998年陷入危机的著名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始于2007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对经济和美国人民构成的风险也更严峻。从2008年3月到9月，有8家美国大银行倒闭——贝尔斯登、印地麦克银行、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AIG、华盛顿互助银行和美联银行，其中6家都是在9月份一个月内倒闭的。其损失和破坏不仅限于美国。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分布在10个国家的20多家欧洲银行都是在救援之下才免于倒闭。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可怕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危害。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糕。但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还会有更多金融机构遭遇覆灭的命运，经济损失也会严重很多，经济衰退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到2009年初，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行动和举措已经防止了彻底崩溃。与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行动一起，我们在财政部规划和执行的项目——连同奥巴马政府推进的那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行动的延续和逻辑上的扩展——已经稳定了金融体系，重新启动了信贷市场，并对于限制房市崩盘也起到了一定扼制作用。早在2009年1月我卸任前，主要的银行机构就正在复原之中，并且有很多很快就能重新进入股票和债券市场。
在这些行动举措中，一个创新性担保行动挽救了货币市场基金彻底崩溃。财政部和美联储合作构思和设计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成功地为信用卡和汽车应收账款等领域的消费信贷重建了证券化市场，我们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状态的决定保证了新购房者和为抵押贷款再次筹资的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贷款。迄今为止这是我们为应对房价下跌采取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措施，而房市是我们经济复苏的关键部门。
我们还通过动员和协调私营组织参与共同的贷款改造计划，有力地缓解了抵押房产遭遇止赎。我们鼓励彼此激烈竞争的对手互相合作，并与金融顾问密切配合，让处于困境的业主打电话联系他们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总的来说，我们加快了贷款改造的步伐，使成千上万的家庭避免陷入失去房子的困境（我们所支持的以888-995-HOPE免费电话闻名的咨询小组，已经被奥巴马政府纳入其计划之中）。
当然，我们通过资本收购计划在金融机构中持有优先股股权的决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债务担保——成功地稳定了震荡不安的银行业。总共有近700家大大小小的健康银行从该项目中获益，该项目为这些机构总共投资达2150亿美元。我相信纳税人将因这些银行投资而获利。我们本来预计会有大约3000家银行加入这个计划，壮大其借款能力。遗憾的是，因反对金融机构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而爆发的政治风波导致很多银行撤回了申请，还使另外一些银行根本就没提交申请。
我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前往华盛顿任职的，我的信仰从未改变。我们实行的干预措施若非局势所迫，我是坚决不会执行的，因为这与我的信条格格不入。但我决不会因为这些措施而道歉。作为第一批应对一场有可能覆灭现代金融体系的史无前例的危机的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使用手头的那些往往缺乏力度的工具——或者用我经常对财政部的人说的那句话来说，一个缺乏力量和权威的过时监管体系的那些老掉牙的工具。
我们的行动旨在暂时缓解危机。如果我们不尽快让政府脱身，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没错，从危机中复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政府适时退出这些计划也同样重要。这是我们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一直寻求在追求利益的市场力量和出于共同利益对这些力量进行驾驭和规范的必要法律法规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近年来，我们的监管跟不上快速的市场创新——从日益复杂难懂的产品大量涌现到金融全球化加速，而快速发展的市场中埋伏着灾难性后果。
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我遗憾地认识到只有经历一场危机，人们才会去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很多人几年前就曾警告房利美和房地美即将面临灾难，但是只有当这些机构面临彻底崩溃时，立法者才制定改革方案。只有当雷曼兄弟倒闭后，我们才获得国会准许往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即使那样，即使市场状况已经非常恶劣，美国众议院进行第一次表决时仍然否决了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而且更惊人的是，时至今日当我写这本书时，距离雷曼兄弟倒闭已经一年多了，美国政府或监管者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拯救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免于破产。
我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更加恼人的政治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来改善政府的集体决策程序。不这么做，风险实在太高了。事实上我们是幸运的，2008年美国国会在金融体系崩溃前采取了行动。这需要国会领袖们发挥他们在参众两院的强大领导力，因为每一个投票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或授予我们“两房”危机应急权力的人都知道，他们投出的这一票是不受欢迎的。
自从离开财政部后，我经常遇到那些想知道我的经历的人。他们最常问我的两个基本问题是：经历危机是什么感觉？从中获得哪些教训能帮助我们今后避免类似的灾难发生？
我希望这本书前面的内容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很复杂，不过由于我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把众多的教训概括为以下4点：
1 导致大规模跨国资本流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调是我们金融体系过度扩张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些结构失衡是危机的根源。简单地说，在美国，我们的花费远远大于积蓄。这迫使我们从石油出口国或中国、日本等高储蓄、低消费的亚洲国家借入大量资金。如今，危机虽然缓和了，但是这些失衡状况仍然继续，必须解决。
2 我们的监管制度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我们的监管制度充斥着重复、重大漏洞和监管机构之间的无益竞争。制度与金融革新不同步，必须进行修改更新，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和权力来回应不断演变的全球资本市场。
3 金融系统包括太多的杠杆，这体现在资本和流动资金等缓冲措施不足上。大部分杠杆被嵌入在非常不透明并且高度复杂的金融产品中。现在人们一般都能理解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银行和投资银行没有足够的资本。大家不太能理解的是在维持银行安全稳定中，流动资产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信贷危机的扩展源于资金周转不开，最明显的情况是依赖于不稳定的短期资金。高度依赖短期借款的金融机构需要手边准备大量现金以备不测。但是很多都没有。我坚信，流动资金不足比资本不足更可怕。
4 居于业界前列的那些金融机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对自身构成了巨大风险。如今，美国前10大金融机构拥有全美近60%的金融资产，而在1990年这一比率仅为10%。这种高度集中，加之更为密切的相互关联，意味着其中任何一家大机构的倒闭，都有可能导致很大一部分体系瘫痪，伴随而来的多米诺数应，使其余的也跟着倒下。“大到不能死”这个概念已经从学术文献转移到了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调整美国的政策以减轻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这一状况近几年来一直遭到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谴责。作为我们当前经济问题的后果之一，如果公民开始多存钱，少消费，我们应该加以欢迎并鼓励。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在税法中消除对储蓄的偏见——实际上朝着一个主要基于消费而非收入的税法迈进。目前的体制对储蓄利息收益息征税的，促使人们更愿意消费而非储蓄。转向消费税将消除对储蓄的偏见，有助于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降低我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我们的政府需要应对的头号经济挑战就是减少财政赤字。我们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正面临这种情况：赤字会上升到我们无法承受的水平，即使对中产阶级大幅加税，可能都无法募集到必要的税收。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对我们主要的福利项目进行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医疗补助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任何这种改革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进行，即承认并解决美国审计总署预计的未来75年内43万亿美元的赤字。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只可能越来越难解决。我们等的时间越长，下一代人的负担就越重。
在有效监管和市场规律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最近的危机显示我们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现行系统的规范管理能力。只进行监管制度改革不足以防止已经出现的所有问题。不过，一个更好的框架应该具备的特点是：重复性功能较少，并且限制金融公司选择他们自己（一般不太严格）的监管机构——这种做法通常叫做“监管仲裁”——的能力，这种监管体制运行起来会更有效。缺少一个监管机构来识别和处理系统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们需要一个能随着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市场持续演进而不断调整适应的制度。在这场危机迫使我们从长期政策的顾问转变为前线的救火队员之前，财政部对金融服务管理规章的确切目标进行了一次透彻的分析，这项工作使我们提出了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全面建议。这些建议在2008年3月提出时饱受争议，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有预见性。
在所有的建议当中，我们提议建立一套制度，其中政府有责任识别和监督系统风险。我们建议加强和巩固安全和健全的监督管理以消除重复、适得其反的监管仲裁。在承认金融产品激增以及它们带来的恶果的前提下，我们还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有独特职能的商业行为监督机构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
要求银行拥有较高水平的优质资本，这是一个世人皆知却急需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的共识。这对于一些高杠杆的欧洲银行来说更难办到，但是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非常重要，而且拥有较多的资本能保证一家银行在经济低迷、最需要贷款时贷出更多。监管机构还必须要求更多的流动资金作为缓冲，而这一条也必须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协调一致。对于流动资金，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模式。银行管理层和监管机构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潜在的流动性需求，在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每家银行的需求都不相同。
全球的经济总量为60万亿美元，美国为14万亿美元，我们将有很多巨型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客户需求的驱使下，这些机构的规模将不断扩大，结构会日益复杂，这不可避免。美国现在还有8000家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和很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压力也会促使这个行业不断整合。正如很多人在沃尔玛购物的同时也为当地的零售商不胜惋惜一样，他们同样也会慢慢走进较大的商业银行，比起小银行，那里提供种类更多、收费更低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这些正在兴起的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机构结构复杂，难于管理和监管，对整个经济体系构成真正的风险，而这些风险不容忽视。
毫无疑问，更加严格、更令人信赖的监管制度就要出台。我希望并盼望大机构的监管部门能考虑到以下因素：规模、收购引起的风险，新业务引起的风险（因为新业务会使机构处境更危险，并使本来就十分艰巨的高效管理更加复杂）。
然而，单靠监管不能解决不稳定性，我们难免会面临另一家大型复杂机构的倒闭。难点在于加强市场纪律以迫使金融机构在问题变得不可救药之前加以解决，并建立一个有序的关闭机制，保证整个金融系统能在不威胁到全局稳定的前提下承受住一家大机构的倒闭。正像我反复强调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权力来应付和援助面临倒闭的非银行机构。目前的破产程序对于规模庞大的复杂机构显然是不够的，雷曼兄弟的倒闭就表明了这一点。
一想到将来的政府不得不对付另一场危机，必须要克服我们面临的种种制约困扰才能举步维艰地度过时艰，我就禁不住打寒颤。出于这个原因，我赞成给予相关部门以巨大的权力处理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倒闭问题，包括注入资本和提供紧急贷款的权力。有些评论家可能质疑这么大的权力只会增加道德风险，但我相信出台程序性预防机制，可以有助于抑制道德风险，并缓解市场扭曲。
政府必须拥有停业清算权力，让债权人、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自身来承担实际成本，这样可以让市场纪律在对大型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继续发挥巨大的建设性力量。不管如何设计和建构缓解危机的权力部门，它将能影响市场行为和信贷决策。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政府应该就如何使用这项权力提供明确的指导。应该为这一权力的使用设定相当高的门槛，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对商业银行进行清算（它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是“清盘”）之前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成功地管理规模庞大、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还需要具备强大、独立的风险和控制功能以及不会引起过度风险的薪酬政策。风险管理、法规、控制和审计功能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一个组织中，必须把负责这些工作的人员和创收性业务人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些与风险相关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必须在任何争端中都能掷地有声。只有当一家机构具备尊重这些重要工作的文化，并且通过提供好的事业发展前景和薪酬来吸引和留住杰出人才，才能显示出对这种工作的尊重，这一点才有可能实现。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监管部门应该与金融行业共同制定薪酬标准，但这种合作可以而且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具体的薪酬水平并不是由监管部门决定的。薪酬应该与股东利益挂钩，当一个员工的整体薪酬上涨，那么其中延迟性股权激励（也就是保留在以后再发放的股权）的比例应该随之上升，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加以薪酬返还的惩罚。
应该尽可能地防止高管们抛售他们所得到的股票；当他们退休或离职，他们的延迟性股权激励应该按照一种事先制定的规则逐步兑现，而不是加快或提前退股。现在那些还在运行的金融机构必须认识到危机对公众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而引起的愤慨，这一点极为重要。这些高管有义务对自己的工资待遇进行实质性限制，在加强这种企业文化中起榜样带头作用。
对住房政策的未来作出抉择将是最令人头疼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也要求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未来作出决定。在美国过去的房市泡沫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的这两大机构不可能永远处于政府接管状态下。它们仍然是美国低成本住房抵押贷款的最主要来源。不过随着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复苏，美联储对政府资助企业的支持会结束，私人资本会重返市场。到那时不应该允许房利美和房地美故态复萌，排斥私人竞争，在股东从成果中获益的同时却让纳税人承担失败的损失。
至少，我们应该对政府资助企业进行重组，以消除它们造成的系统风险。对付这一点的一条捷径就是通过削减它们的投资组合以及巨大的债务负担来缩小它们的规模。我还认为应该大量削减它们的业务来减少住房补贴，因为这也是危机的一个诱因。要为强健的私营部门二级按揭市场留有发展空间，这一点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同样能为纳税人和业主提供优质的服务。
事实上，我们不能容许这些庞大的实体一下子消失。主要考虑到政府资助企业作为抵押贷款担保人的作用，国会可以用一两个私营部门实体来取代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些实体将通过联邦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的信用担保购买抵押贷款并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些实体是私有的，但是其建立是出于公共事业的目的，并接受一个委员会管理，由这个委员会制定一个目标收益率。这种方法能应对目前政府资助企业结构中未解决的私人所有制和公共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
这种情况下的压力来自抵押贷款发放者，他们寻求新的途径把风险贷款投入到集资中以获得政府支持的担保。在这个模式中，安全又完备的管理将必不可少，而监管也同样不可或缺，以确保符合条件的贷款质量不会下降。
这个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争议是，能否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中的私营部门留有余地。受政府支持担保的贷款规模以及收取的担保费将决定私营部门作用的大小。这应该进行一番讨论并促使政策制定者确定政府在住房刺激和补贴中发挥适当的作用。
我们需要处理的工作还很多。我们不仅需要改进我们严重不足的监管架构，以便能更好地处理盘根错节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问题，还必须加强对复杂的金融产品的监督，改革信用评级机构，维持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改变货币市场基金的构成和出售模式，重振证券化进程。这些行动的基础是要求更高的透明度。不管是在金融产品、组织结构还是商业模式中，复杂都是透明的敌人。我们需要能够带来更加简约、标准化和一致性的监管制度和资本要求。
与流行的信念相反，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和其他衍生品在促使资本市场更加高效方面发挥了有效机能，并非危机的成因。但这些金融工具确实让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渗透进了潜藏的杠杆，增加了交易对手净值调查的难道，也使有效的监管变得更为困难。因此而造成的不透明性即使在正常市场条件下都不能被接受，致使危机愈加严重和扩大。这个体系必须改革，以使这些创新性的工具发挥风险减冲的重要功能，而不是成为风险的散播者。
标准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构成了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绝大多数，应该在交易所进行公开交易。非标准的合约应该被集中清理，要服从更多的监督部门审查和更高的资本费用要求。这个方案的关键是监管机构鼓励标准化，要求透明度以及用资本费用的方式对过度复杂的情况予以处罚。量身订制的衍生工具合约将仍然存在，只是同时要进行适当的监管并增加收费。
危机中暴露出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低质量的债券评级。这三大机构分别是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它们都曾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授予过统计评级机构（NRSRO）的特殊地位。
2006年7月我到华盛顿就职时，全世界只有9家私人公司通过AAA级评级。伯克希尔·哈撒韦和AIG是通过这个评级的仅有的两家金融机构。通用电气公司也享有很高的信用评级，它虽然是一家大型工业公司，但实质上是带有一个大型嵌入式金融机构的公司。现在只有5家AAA级的公司了，而AIG、伯克希尔·哈撒韦和通用电气公司都降级了（丰田也是）。然而近在2008年1月，仍有64000种结构性金融工具被评为AAA级，另有很多被评为投资级。随着信贷危机的加剧，仅2008年，就有221 000个资产支持证券被降级。
评级机构正在提高它们的透明度、精确度以及对结构性产品评级的独立性。不过在将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需要自己多掌握信息，监管机构不应该再盲目地将高信用等级作为低资本要求的标准。
为了降低投资者和监管者由于过度信赖少数专门研究者而引起的松懈，我希望看到人们进一步讨论如何加强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此外，应该修正银行和证券法规，以便消除任何监管人员或投资者依赖信用评级作为参考标准来评估风险和资本成本。
有些人还曾指责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使用引起或加速了危机的到来。与之相反，我坚信，如果我们没有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或者有时称为按市值计价会计方法，我们体系内存在的问题会更严重，危机可能会更严峻，管理人员、投资者以及监管者对于一个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埋藏的风险所知会更少。
我们需要维持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简化目前的实施细则，确保在全球和同类机构中的一致应用。必须让美国和国际会计标准制定机构继续执行这一重要任务，而戒除迫于压力所做的短期、零碎的，掩盖金融机构的真实报告的变动。
拥有一个能够让任何市场行情不活跃的减值证券可以估价的会计制度至关重要。这些难于估值的资产需要得到鉴定，而对估值方法要公开进行明确的说明。
美国有1100多家货币市场共同基金，3.8万亿美元的资产和大约3000多万个人客户。这是一个集中却又分散的行业，排名前40家的基金管理着30%的资产。这些基金大部分投资于具有最高信用评级的商业票据、政府债券或准政府债券。危机爆发前，投资者们曾相信他们一直有流动资金，能够全额拿回本金，因为基金的固定资产净值不会低于1美元。
雷曼倒闭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面临巨大压力。有些濒于“跌破资产净值”。这大大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赎回要求猛增。接着，货币基金撤回它们投在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里的资金，而这些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资金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当时，这种情况的发展令人猝不及防。
我们插手担保货币市场基金以防止危机继续恶化，但是行业运作模式中的根本性问题仍旧存在。这些基金很多对投资者收费很低，通常只有5个基点——或0.05%，但提供的收益率却高于万无一失的银行存款或国库债券。如果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得不现实，那么它几乎总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现实是货币基金行业温和或隐含的及时流动资金保证和额外收益、全部返还本金以及低手续费。就算不是大多数，许多基金在信贷危机中根本没有经济实力保持其流动性或为投资者100%保全资本。
这种不必担心损失，却期望时刻都获得流动资金的问题应该加以解决。货币基金是投资产品，不是担保账户。几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试图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探讨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应该放弃固定资产净值，采用浮动净值，因为前者使货币市场基金很像保险的银行账户。这样的基金仍然是一种很好的产品，有丰厚的回报和流动性，波动性小，本金风险低。不过，当客户们看到本金的些微变动时，他们会切实地体会到这不是在银行存钱。
信贷危机也暴露了抵押贷款承保标准的问题，这在贷款——分销和证券化的链条中尤为明显。为了加强放贷行为，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应该要求这些证券的主办机构长期保持在抵押贷款中的直接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才会同坐上一条船，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未来信贷损失的影响。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二十国集团刚刚在匹兹堡开完又一次峰会，并且成功地把重心从危机处置转到了宏观经济协调。以我们在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建立的原则和行动计划以及2009年4月伦敦会议的结果为基础，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在当今将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解决全球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主要论坛。
虽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论坛的突出贡献给了新兴市场国家以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中美关系的交往程度很明显是发挥二十国集团发挥作用和全球合作的关键。当然，仅靠中美两国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但是与中国达成协议，能更容易地在所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十国集团在分派和审查国际金融机构工作中的作用会在它持久的贡献中体现出来。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建立和职能扩大已经是二十国集团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该委员会由各国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证券监督机构组成。金融稳定委员会将在建立资本、流动资金和金融产品的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这些规则也亟待在各国法律中得到执行。至于薪酬等政治敏感问题，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提出了细致入微的建设性发展建议。与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其他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一起，金融稳定委员会必须发挥关键作用，确保二十国集团的改革进程能够通过协调配合的方式得到落实，促使全球经济更加融合，而不是走向分裂。这些都不能撼动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只是对我们相互依存这一重要现实的一种认可。
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真正的风险依然存在，比如那些贸易壁垒和金融保护主义。每次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都会谴责保护主义，但是他们的做法与国内不断升温的政治压力相悖，这种政治背景导致各种措施与他们的一再承诺不一致。美国自己对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仍然是个问题。在我完成这本书时，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悬而未决，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其实都同意我们的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不足，金融监管机制将成为披着羊皮的狼——这是非常现实的危机。因为作为保护主义措施之一，有些国家不仅想在金融服务业，而且想在其他所有经济部门限制或消除竞争，它们会选择提高关税。虽然这不是一个新招数，但放在今天，风险更大了，因为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比过去脆弱了很多，想想经济危机居然能促使国家纷纷出台短期措施来保护就业。大萧条的一个教训就是，工业国家采取保守主义措施，试图使国家免受影响并以此来保护本国的就业和产业，结果是弄巧成拙，导致那场可怕的衰退的持续时间更长、破坏程度更大。
欧盟已经出台规定，要求某些证券只有经过设在欧盟的机构颁发信用评级后才能计入监管资本。欧盟对于基金投资的建议也类似，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欧盟设有办事处或按照“同等”的监管条例运营，否则不允许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正在要求信用违约掉期通过位于其成员国的结算各方来清算。其结果是，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表示他们正考虑采取类似的地域限制。
潜在的分立不仅限于欧洲。美国已经禁止银行通过提供H-1B签证H-1B签证是美国移民局签发给具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的一种短期非移民签证。——编者注雇用高技能的外国公民而获得某些联邦基金，即使这些人会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2009年2月美国出台的刺激法案包含一项“购买美国货”条款，导致其他法案里也出现了类似的保护主义言辞。联邦和各州官员正想办法插手保护主义限制，即使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些保护主义限制。
打击保护主义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美国强有力的领导，不管这种保护主义是通过关税还是规定限制。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促使以前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迅速落实，努力促使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建立新的贸易协定和投资条约。我们还必须证明我们重建经济的承诺，完善监管体制，尽快让政府摆脱与私人公司的关系。必须让世界知道我们会认真地减少赤字并清理麻烦问题。
我们会对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我对此很有信心。最终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决策者会就危机的原因达成广泛共识。我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也同样抱乐观态度。我不是有意忽略我们的问题，但是其他任何大国都有更重要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最大、最多元和最有弹性的经济体，我们有能力应对挑战。虽然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史中是困难的一章，但它只是一个章节，如果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作出必要的修正，后面将会有无数篇章来记录我们的经济成果和繁荣。
如果我们还有紧迫感，如果国内外都进行必要的改革，市场会调整并继续过去25年的积极态势。让我们不要忘记，正是这些市场帮助我们推翻了冷战铁幕，使亿万人摆脱贫困，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繁荣。高效、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能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目录：
作者序
主要人物一览表
第一章接管“两房”
第二章高盛岁月
第三章入主财政部
第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五章贝尔斯登的困境
第六章峭壁边缘的金融世界
第七章国会山
第九章雷曼的末路
第十章下一家会是谁？
第十一章最后一道防线
第十二章玩金融还是玩政治
第十三章打破僵局
第十四章金融大鳄们
第十五章美国大选与救市
第十六章拯救花旗
致谢
后记
2011年7月11日
http://blog.sina.com.cn/sjtreading
一和风雨拾读
Sujiangto
